美国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Squire Patton Boggs LLP）国际贸易联席主席弗兰克·塞莫利兹（Frank Samolis）对《财经》记者提到，中国公司“读懂华盛顿”非常重要。 他说，这届政府是前所未有的，川普总统与国会共和党议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前所未有的——总统主导共和党，完全削弱了共和党国会领导人的地位。他们不同意川普的所作所为，却也无法挑战总统。一些受尊敬的共和党领导人在经济和贸易政策上，倾向于完全听命于川普。 事件爆发后，有声音认为，美国商务部再次处罚中兴违反了“一事不二罚”的原则。但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兴违反和解协议和违禁与伊朗交易是同一件事引发的两个关联行为，美国商务部对违反和解协议的行为作出的处罚是成立的。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兴发出贸易“拒绝令”在法理上是成立的，唯一的转圜空间是美国政府能否“放中兴一马”。 也正因为如此，中兴的命运，最终悬于中美斡旋结果。如果如川普所言，中国与美国很有希望达成贸易协议，那么中兴也会迎来命运转折。倘若华盛顿上下最终没有动力改变裁决，中兴将面临“被死亡”终局。 市场给出的选项包括：华为同城并购，进而借中兴之壳上市；联想或TCL收购，做大手机业务，注销中兴品牌，保存团队和资产。紫光等国家队也频频出现在讨论名单之中。但有中兴高管向《财经》记者表示，这些讨论目前为时尚早。 不仅中兴，多家中国公司的命运也受本轮中美谈判的影响。 4月25日深夜，《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中国最大电信设备公司华为是否违反对伊朗的出口禁令，这让本已受限的华为在美国开展业务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司法部、商务部和财政部拒绝就此事向《华尔街日报》置评。 一位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华为和中兴的情况完全不同。华为在全球拥有超过28%的电信设备市场份额，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15％至20％。美国的欧洲盟友国高度依赖华为，如果制裁华为，将对欧盟产生致命打击；中兴只有全球13%市场份额，且绝大部分市场在中国。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对《财经》记者说，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外国企业直到被证明清白前都认定有罪，这会对中美两国市场造成毁灭性的伤害。由于美国没有电信设备制造商，这可能不是保护主义的例子，更像是对成功的亚洲公司的深度怀疑。 他认为，尽管华为是欧洲一些主要公司（诺基亚和爱立信）的强力竞争者，但欧洲各国政府已经远离保护主义。相反，华为一直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但是，在欧洲客户面前，华为在阐释其公司所有权以及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方面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2017年，华为营收6036亿元，按业务线看，运营商业务收入达2978亿元，占比49.3%，是该公司最大的业务；按地域看，华为欧洲、中东、非洲收入1638亿元，占总营收的27.1%，接近华为在中国的营收（占比29.0%）。 “华盛顿最忌惮的是华为，而不是中兴，”上述接近国家相关部委的核心人士说，“但川普制裁华为，势必挑动欧洲盟友国敏感的同盟底线，即便是川普，也不敢轻易作出这个决定。” 他认为，调查华为，更像是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增加筹码。 （本刊记者蔡婷贻、实习生孔闻峥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将刊发于2018年4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