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催眠的余英时
冼岩
DWNEWS.COM-- 2007年7月26日1:48:28
如果要在当代华人学者中评选被西方、尤其是美国洗脑的代表人物，余英时先生或可毫无悬念地当选。
余先生在他以《到历史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根源》为标题的所谓“纵论中国近代史”谈话中，一再强调：1840年以后外国人进来，只是要跟中国做生意，打开中国市场；就象中国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亚乃至罗马的市场一样。不能说这是侵略，也不能说是欺负中国。主要要看你会不会“应付”。中国的应付是失败的，人家日本就应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
很难想象这是从一个中国人口中说出的话语，其逻辑完全是为强奸犯辩护的逻辑：不能说强奸是罪恶，人家并没有要你命，也没有抢你东西，只是彼此“交流”一下而已，何况强奸犯还是一个有钱的主？主要看你怎么应付，应付不好，强行反抗可能送命，至少也要受伤；应付得好，服侍有钱有势的爷们高兴了，说不定还能成为一段佳话，甚至混个二奶什么的当当。
这话，如果从强奸犯的辩护律师口中说出来，人们不会感到惊奇，但现在却是被强奸者的儿孙在振振有词地为当年的强奸辩护——或许，这种比喻恰恰命中了问题的实质：余英时之类的西化精英，实际上是由强奸犯与被强奸者杂交而成的后代，肉体上继承了后者，精神上继承了前者。
据说余英时先生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难道不是“自由选择不容外力干预”吗？怎么同样的行为一放到民族层面，就具有了与个人层面截然不同的道德逻辑？尤其荒谬的是，这些自由主义者一到西藏问题上，又马上变成了“特殊习俗、文明不容外力改变“的反干涉主义者。看来，自由价值也并非普适；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原则之上，还另有更高的原则，那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利益和价值视角。
当被问及当时中国被迫签订的贸易协定是否公平时，余英时先生称“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然后莫名其妙地扯到什么当时“中国没有参加国际社会活动，根本不知道有国际公法”——难道因为乡下姑娘不懂法，有钱大老爷的强奸就无所谓是非对错了吗？余英时将西方列强在炮舰支持下的强制性“市场占有”，将近代中国人被强加的屈辱命运，轻描淡写地叙述为“以条约系统代替从前的朝贡系统”——似乎都只是在做生意，无非方式不同而已。
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逻辑。资本在物质扩张的同时，精神也在扩张，所以被纳入这种物质和精神秩序的地域和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后发展地区之“精英”被这种逻辑催眠洗脑。确实，当年的西方列强大都对中国并没有领土企图，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不平等的贸易和经济秩序，使中国的资源财富和劳动成果极廉价地转化为他们的国力或利润。这种对经济资源的不公平掠夺，以及必然随之发生的对中华民族尊严和文化的践踏，比之占领国土的“侵略”，只有伤害程度的区别，没有本质的不同。按照余先生“主要要看你怎么应付”的逻辑，似乎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也“应付”错了，因此才死伤这么多人；如果一开始就积极融入“大东亚共荣圈”，不就什么牺牲都没有了吗？不就是让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住一下并且对他们多尊重一点，接受他们的精神催眠和行动指导吗？说不定，这样中国自己也会慢慢站立起来，不但不会被牺牲掉，而且还可能变成列强之一呢。
可见，强奸逻辑的另一面，就是汉奸逻辑。不能肯定余先生是否已经“服膺”了汉奸逻辑，笔者情愿相信他只是被催眠而不自觉。很难想象，象余先生这样以独立自由相标榜的知识分子，也会被洗脑到这种程度，由此不能不令人赞叹西方意识形态之威力强大。据说，除余先生外，美国加州有位学者，Wellesley女子学院有位教授叫Paul Cohen的，都“比较客观”，他们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人民的心理和民间文化，“没有特别强调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方面”；而在始则被日本统治，继则依附于美国的台湾，其史学界根本不存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课题，这当然就更加“客观”了。胡平先生曾撰文分析“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找到的原因有6条之多。其实只要把这些原因中的标签掉个头，就都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到胡平先生本人以及余英时先生身上。
精神催眠并不复杂，只要有办法让人愿意相信或者不得不相信，人们就会自己找到说服自己相信的理由。余英时、胡平们是因为“愿意相信”而被催眠的，无论是从观念情感还是利益立场出发，他们都愿意相信蕴涵了西方利益的观察角度和叙事方式。反右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却是因为不得不而选择相信：在那种其它声音都被淹没的众口一词中，只有向着惟一的有声之处靠拢，精神才能回复安宁；也只有在这种精神平静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新的心理平衡——这就是精神奴役的奥秘。
冼岩
DWNEWS.COM-- 2007年7月26日1:48:28
如果要在当代华人学者中评选被西方、尤其是美国洗脑的代表人物，余英时先生或可毫无悬念地当选。
余先生在他以《到历史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根源》为标题的所谓“纵论中国近代史”谈话中，一再强调：1840年以后外国人进来，只是要跟中国做生意，打开中国市场；就象中国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亚乃至罗马的市场一样。不能说这是侵略，也不能说是欺负中国。主要要看你会不会“应付”。中国的应付是失败的，人家日本就应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
很难想象这是从一个中国人口中说出的话语，其逻辑完全是为强奸犯辩护的逻辑：不能说强奸是罪恶，人家并没有要你命，也没有抢你东西，只是彼此“交流”一下而已，何况强奸犯还是一个有钱的主？主要看你怎么应付，应付不好，强行反抗可能送命，至少也要受伤；应付得好，服侍有钱有势的爷们高兴了，说不定还能成为一段佳话，甚至混个二奶什么的当当。
这话，如果从强奸犯的辩护律师口中说出来，人们不会感到惊奇，但现在却是被强奸者的儿孙在振振有词地为当年的强奸辩护——或许，这种比喻恰恰命中了问题的实质：余英时之类的西化精英，实际上是由强奸犯与被强奸者杂交而成的后代，肉体上继承了后者，精神上继承了前者。
据说余英时先生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难道不是“自由选择不容外力干预”吗？怎么同样的行为一放到民族层面，就具有了与个人层面截然不同的道德逻辑？尤其荒谬的是，这些自由主义者一到西藏问题上，又马上变成了“特殊习俗、文明不容外力改变“的反干涉主义者。看来，自由价值也并非普适；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原则之上，还另有更高的原则，那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利益和价值视角。
当被问及当时中国被迫签订的贸易协定是否公平时，余英时先生称“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然后莫名其妙地扯到什么当时“中国没有参加国际社会活动，根本不知道有国际公法”——难道因为乡下姑娘不懂法，有钱大老爷的强奸就无所谓是非对错了吗？余英时将西方列强在炮舰支持下的强制性“市场占有”，将近代中国人被强加的屈辱命运，轻描淡写地叙述为“以条约系统代替从前的朝贡系统”——似乎都只是在做生意，无非方式不同而已。
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逻辑。资本在物质扩张的同时，精神也在扩张，所以被纳入这种物质和精神秩序的地域和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后发展地区之“精英”被这种逻辑催眠洗脑。确实，当年的西方列强大都对中国并没有领土企图，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不平等的贸易和经济秩序，使中国的资源财富和劳动成果极廉价地转化为他们的国力或利润。这种对经济资源的不公平掠夺，以及必然随之发生的对中华民族尊严和文化的践踏，比之占领国土的“侵略”，只有伤害程度的区别，没有本质的不同。按照余先生“主要要看你怎么应付”的逻辑，似乎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也“应付”错了，因此才死伤这么多人；如果一开始就积极融入“大东亚共荣圈”，不就什么牺牲都没有了吗？不就是让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住一下并且对他们多尊重一点，接受他们的精神催眠和行动指导吗？说不定，这样中国自己也会慢慢站立起来，不但不会被牺牲掉，而且还可能变成列强之一呢。
可见，强奸逻辑的另一面，就是汉奸逻辑。不能肯定余先生是否已经“服膺”了汉奸逻辑，笔者情愿相信他只是被催眠而不自觉。很难想象，象余先生这样以独立自由相标榜的知识分子，也会被洗脑到这种程度，由此不能不令人赞叹西方意识形态之威力强大。据说，除余先生外，美国加州有位学者，Wellesley女子学院有位教授叫Paul Cohen的，都“比较客观”，他们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人民的心理和民间文化，“没有特别强调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方面”；而在始则被日本统治，继则依附于美国的台湾，其史学界根本不存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课题，这当然就更加“客观”了。胡平先生曾撰文分析“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找到的原因有6条之多。其实只要把这些原因中的标签掉个头，就都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到胡平先生本人以及余英时先生身上。
精神催眠并不复杂，只要有办法让人愿意相信或者不得不相信，人们就会自己找到说服自己相信的理由。余英时、胡平们是因为“愿意相信”而被催眠的，无论是从观念情感还是利益立场出发，他们都愿意相信蕴涵了西方利益的观察角度和叙事方式。反右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却是因为不得不而选择相信：在那种其它声音都被淹没的众口一词中，只有向着惟一的有声之处靠拢，精神才能回复安宁；也只有在这种精神平静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新的心理平衡——这就是精神奴役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