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的大师风范
刘心武
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立图书馆的重要奖项都给了华裔人士。国会图书馆所设的克卢格奖，被认为是具有诺贝尔奖性质的人文科学大奖，其奖金数量也大体等同于诺奖，2006年由余英时先生和另一美国学者分享这一殊荣。余先生称得上是在世的国学大师中的顶尖级人物，他的主要学术著作都以中文写作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三年前开始出版他的10卷本文集，恰在他获得克卢格奖时出齐。
西方学术界，过去几乎是不承认以中文写出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即使所研究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也总得以西方主要文字直接写出，或至少译为西方文字，才能进入他们的视野。诺贝尔文学奖更规定包括中文在内的以非西方主要文字写出的作品，必须先有翻译为瑞典文和西方主要文字的高质量译本，才能具有参评的前提。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情况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今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立图书馆的颁奖，就都表达出了对中文写作的应有尊重。对中文著作的翻译当然是必要的，但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逐步学会直接阅读、欣赏中文著作。
余英时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我对他仰慕很久，但并无一面之缘。他的学术主攻方向虽然是历史学、文化学，但也一度深入红学领域，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论述影响尤大。2006年春天我应华美协进社邀请，在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活动结束回国前，纽约老友梅振才先生建议我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二册寄给余先生，我说自己一是学术外行，二是这样的写法未免过于通俗，实在难为情，再说只知余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并无他的具体地址。振才兄就说，地址他好打听，我把书留下，他会帮我寄去。偏那时我手头只剩两本自用的书了，更加犹豫起来。振才兄说就寄这两本去吧。那是我临上机场归国之前，也没找到像样的信纸，就拆开一个信封，写了几句话，大意是不敢奢望他能翻阅指教，只是藉此表达我对他的仰慕，夹到书里，交振才兄付寄。
我五月下旬回国，七月中旬忽然收到余先生亲笔来信。他竟然百忙中翻看了我这样一个外行人写的两本书，这让我大喜过望。这边有的专家批判我，其实并没有去读我的书，只是远远一望，就觉得我大逆不道，必欲排除而后快。余先生耐下心读了我的书，他的肯定语是“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这不是随便夸奖的客气话，据了解余先生的人士告诉我，他是从不随意拿便宜话客气话敷衍人的，这说明他看出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本细读”，并且使用了通俗化的类似推理小说的文本策略。这边有人给我贴标签，说我是“新索隐派”，标签无妨贴，但恳请通读了我的书后再斟酌一个恰切的。余先生对我的论述一语道破：“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读过余先生的红学著作就能知道，他与周先生的观点不仅不同，相碰撞处还颇多，我“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哪能瞒过他的眼睛，而我使用的“原型研究”方法，“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常常占了上风，也是事实，他绝不随便肯定我和否定我，给我准确定位后，他说我“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其实这是一种中性的判断语气——承认有独创性，但也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检验——表达出一个学术大师对一个外行爱好者的尝试性研究的尊重、理解与宽容。他未必赞同，却鼓励我“开辟新园地”，这是多么博大的学术襟怀！
对于我冒昧以自用书寄他，他表示“先生自用本，改正误字，更为可贵，英时自当珍藏之”。又说：“英时早年亦酷好《红楼梦》，尝妄有论述，其实不值识者一笑。中岁以后，忙于本业，早成‘红学’之落伍逃兵矣。”这是真谦虚而非虚比浮词。尽管他论红的“两个世界”说曾达到红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度，但他绝不老本自傲，敢于承认停顿即落伍，对像我这样的外行新论出现，由衷地高兴，慰勉有加，寄予厚望。当然，我想不仅是我，天下的红迷朋友，都期盼余先生晚年能偶尔归队操练，将其最成熟的学术思维，也分流到红学中，焕发出奇光异彩。
余先生2006年6月29日给我的这封信，值得公开，他的大师风范，值得大家分享。学术大师不仅以文字写作，更以行为写作，襟怀人格，是一切文字的底蕴，静夜重读余先生来信，只觉字里行间的精神滋养，浸润进了我的魂魄。
刘心武
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立图书馆的重要奖项都给了华裔人士。国会图书馆所设的克卢格奖，被认为是具有诺贝尔奖性质的人文科学大奖，其奖金数量也大体等同于诺奖，2006年由余英时先生和另一美国学者分享这一殊荣。余先生称得上是在世的国学大师中的顶尖级人物，他的主要学术著作都以中文写作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三年前开始出版他的10卷本文集，恰在他获得克卢格奖时出齐。
西方学术界，过去几乎是不承认以中文写出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即使所研究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也总得以西方主要文字直接写出，或至少译为西方文字，才能进入他们的视野。诺贝尔文学奖更规定包括中文在内的以非西方主要文字写出的作品，必须先有翻译为瑞典文和西方主要文字的高质量译本，才能具有参评的前提。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情况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今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立图书馆的颁奖，就都表达出了对中文写作的应有尊重。对中文著作的翻译当然是必要的，但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逐步学会直接阅读、欣赏中文著作。
余英时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我对他仰慕很久，但并无一面之缘。他的学术主攻方向虽然是历史学、文化学，但也一度深入红学领域，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论述影响尤大。2006年春天我应华美协进社邀请，在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活动结束回国前，纽约老友梅振才先生建议我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二册寄给余先生，我说自己一是学术外行，二是这样的写法未免过于通俗，实在难为情，再说只知余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并无他的具体地址。振才兄就说，地址他好打听，我把书留下，他会帮我寄去。偏那时我手头只剩两本自用的书了，更加犹豫起来。振才兄说就寄这两本去吧。那是我临上机场归国之前，也没找到像样的信纸，就拆开一个信封，写了几句话，大意是不敢奢望他能翻阅指教，只是藉此表达我对他的仰慕，夹到书里，交振才兄付寄。
我五月下旬回国，七月中旬忽然收到余先生亲笔来信。他竟然百忙中翻看了我这样一个外行人写的两本书，这让我大喜过望。这边有的专家批判我，其实并没有去读我的书，只是远远一望，就觉得我大逆不道，必欲排除而后快。余先生耐下心读了我的书，他的肯定语是“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这不是随便夸奖的客气话，据了解余先生的人士告诉我，他是从不随意拿便宜话客气话敷衍人的，这说明他看出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本细读”，并且使用了通俗化的类似推理小说的文本策略。这边有人给我贴标签，说我是“新索隐派”，标签无妨贴，但恳请通读了我的书后再斟酌一个恰切的。余先生对我的论述一语道破：“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读过余先生的红学著作就能知道，他与周先生的观点不仅不同，相碰撞处还颇多，我“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哪能瞒过他的眼睛，而我使用的“原型研究”方法，“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常常占了上风，也是事实，他绝不随便肯定我和否定我，给我准确定位后，他说我“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其实这是一种中性的判断语气——承认有独创性，但也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检验——表达出一个学术大师对一个外行爱好者的尝试性研究的尊重、理解与宽容。他未必赞同，却鼓励我“开辟新园地”，这是多么博大的学术襟怀！
对于我冒昧以自用书寄他，他表示“先生自用本，改正误字，更为可贵，英时自当珍藏之”。又说：“英时早年亦酷好《红楼梦》，尝妄有论述，其实不值识者一笑。中岁以后，忙于本业，早成‘红学’之落伍逃兵矣。”这是真谦虚而非虚比浮词。尽管他论红的“两个世界”说曾达到红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度，但他绝不老本自傲，敢于承认停顿即落伍，对像我这样的外行新论出现，由衷地高兴，慰勉有加，寄予厚望。当然，我想不仅是我，天下的红迷朋友，都期盼余先生晚年能偶尔归队操练，将其最成熟的学术思维，也分流到红学中，焕发出奇光异彩。
余先生2006年6月29日给我的这封信，值得公开，他的大师风范，值得大家分享。学术大师不仅以文字写作，更以行为写作，襟怀人格，是一切文字的底蕴，静夜重读余先生来信，只觉字里行间的精神滋养，浸润进了我的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