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往往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明代进士出身的官员袁黄根据水利知识和为官的经验，得到所谓水灾，大多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认识。

袁黄家世源于浙江嘉善官宦人家，因政乱避祸入赘江苏吴江医学世家，是明朝著名的农学家、水利工程学家、历法学家、军事家等，著有《皇都水利》、《劝农书》、《历法新书》等二十多部专著，在多领域、多方面做出了贡献。

袁黄自幼涉学广泛，喜好方术，对水利犹感兴趣，后中得秀才，捐了贡生，协助地方官为政，主张兴修水利，既造福于民，又保障朝廷税收，还稳定了社会，可谓一举多得。在协助政事中，发现水利工程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烂尾了之等情况严重，虽朝廷有水利投入，却成官僚贪污机会，水患仍旧不断，这也就是水灾往往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原因。

中国之大，旱涝常有，实属正常，而一有灾害，就用特大、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来搪塞，就有推脱责任之嫌。水利工程做得好，水灾造成的灾害也就会相应的小，反之灾害也会相应的大，所以强调“是不是特大、多少年一遇”除了逃避责任外，意义并不大。

国难兴邦，有两层含义：一是先进战胜腐朽的改朝换代，二是增加了凝聚力更好的建设。如果国难不能推动进步，那么只能反复发生国难，人心也就冷了、散了，何来“兴邦”之说呢？

袁黄在江浙吴江嘉善一带搞的水利工程造福了百姓免受水患、发展了农业经济，在北方天津为官时搞的水利工程造福了天津的百姓免受水患、发展了农业经济，更是结合地形的水利工程让南方的水稻在北方种植成功，因地制宜，变荒滩为良田，历史功勋卓著。

突发的来一次自然灾害是天灾，天灾之后人们就会总结经验教训因势利导的适应改造，反复发生的天灾，其中必然存在人祸，因为人是一种智能动物，灾后无以教训、无以改善，岂不是对人类智商的侮辱？袁黄对明朝许多地方上的水灾原因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