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瞧，慈禧太后 这个人！

*.慈禧太后出生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

*.宫女谈往录 - 慈禧娘家

*.从康乾盛世到咸丰时期烽烟四起

*.辛酉政变--为同治中兴奠基的一次夺权斗争

*.同光中兴--慈禧太后统治大清王朝复兴阶段

*.马克思评太平军：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曾国藩--历经数载剿灭太平天国成就了他和湘军

*.左宗棠收复新疆内幕：慈禧是真正决策者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

*.洋务运动--慈禧太后统治的同光中兴阶段在全国各地掀起和领导的改良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慈禧西行

*.揭秘一百多年前慈禧向十一国宣战诏书到“变法自强”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戊戌变法：慈禧太后也是维新派

*.晚清慈禧的改革和李鸿章的最后一首诗

*.李鸿章---艰难时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慈禧改革与清末新政

*.张之洞， 新政的设计师

*.袁世凯与清末新政

*.迟到的新政--晚清的最后十年

*.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大大促进中国现代化

*.慈禧太后新政评议

*.慈禧主持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

*.清末君主立宪的方方面面

*.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中日盟约》包括什么卖国内容?

*.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酝酿和爆发

*.瞧，慈禧太后 这个人！

慈禧太后 之父叶赫那拉·惠征（1805—1853），满洲镶黄旗（原是镶蓝旗，后被慈禧升至上三旗）人。叶赫那拉氏，出身监生。曾长期担任笔贴式之职，后历任文选司主事、验封司员外郎、保源局监督、山西归绥道、安徽宁池广太道等职。咸丰三年（1853）被革职后不久病死于江苏镇江府。同治元年（1862）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谥“端恪”。

《清宫档案》是这样记载的：慈禧，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死于1908年，满洲镶黄旗人，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征之女。咸丰元年大选秀女，叶赫那拉氏中选，二年五月九日入宫，时年十八岁，封为兰贵人。四年十一月封那拉氏为懿嫔。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未时，叶赫那拉氏生穆宗同治于储秀宫。第二天便晋封为懿妃。七年正月封为懿贵妃。咸丰帝驾崩，懿贵妃二十七岁，同治帝尊她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公元1908年10月22日，慈禧太后因疾病去世，卒年74岁。1909年11月15日，葬入清东陵的普陀峪定东陵内。这便是几乎慈禧所有的档案资料。很多人也试图从《清史稿》中寻找到一些关于慈禧的记载。但是《清史稿》非常惜墨，人们并不能从中得到更多关于她的消息。 

家谱上写：慈禧出生在1835年，阴历十月初十，阳历是11月29日，卯时出生在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慈禧的小名叫杏儿。学名叫杏贞，贞洁的贞。慈禧入宫以后，咸丰皇帝封她为兰贵人，因为咸丰最喜欢的花就是玉兰花，而且宫里头也认为只有玉兰花是最高贵的，非常纯洁，就给她了这么一个封号。很多宫女到了宫里以后，都会取一个新的名字。慈禧一进宫就是贵人，跟一般的宫女不一样。一般宫女都是汉族人，而秀女一般则是满族的官宦子弟了。 

那么慈禧为什么叫做“杏儿”呢？她出生的时候，她的爷爷叶赫那拉·景瑞正是在家里掌门，他当时在河南任职司郎中，55岁。正好回京休假。据说当时家里种了几颗白杏树。在满族人看来，红杏没有白杏好，所以家里就种了这么几棵。这样，爷爷就给她取名叫杏儿。从此小名就叫杏儿，大名叫做杏贞。取贞洁之意。当时因为是官宦家庭，她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又由于当时家里条件也比较好，又是长孙女，所以当时慈禧出生的时候，家里就请了不少的佣人。家谱上写得很清楚：当时雇佣男差八人，女差八人。男差当时主要是负责管事、随事、私房、厨房、房院等。妇差八人，当时号称“嬷嬷”、“妈妈”。她们的主要职责是烧水、生火、洗衣做饭、看孩子。慈禧出生以后，因为她母亲没有奶水，所以当时还请了两个嬷嬷做乳母。这两个嬷嬷一个姓关，一个姓唐。 

据说关嬷嬷与荣禄家有点关系，关嬷嬷也曾经是荣禄的奶妈。后来唐嬷嬷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走了，而慈禧也就一直是关嬷嬷带大的。在她4岁的时候，慈禧的父亲先后给她请了三四个家馆，也就是家庭教师。家馆不同于私塾，慈禧小时候学习满文也学习汉文，对文史、诗经、绘画等都非常喜欢。她从4岁到14岁在家馆学了10年。在6岁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流利地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包括唐诗宋词，都能用满汉双文背诵。她还对书画非常喜爱，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书法，并画了很多绘画作品，被同族人认为是非常有才的聪明女孩。 

少女时代的慈禧曾经随父亲在绥远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居住。当时慈禧对文学、书画和历史非常有兴趣，她读书、学画、下棋、弹琴，而且骑马射箭，非常聪明能干。对于少女慈禧的长相，在很多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但是有野史描绘她：‘每一出游，旁观者皆喃喃做欢喜赞，谓天仙化身不过是也’。不过这些都是野史，没有办法作为证据。但是根据后来见过她的人都说慈禧当时绝对是非常漂亮的。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也就是1847年慈禧12周岁。5月的一天：慈禧的祖父叶赫那拉·景瑞被判入狱。家里的掌门人入狱，无疑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一场灾难。当时整个家族都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并且由于祖父入狱，家里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慈禧的父亲每天愁眉不展，想不出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聪明的慈禧觉察出家里发生了变故。但由于她年龄小，又是一个女孩子，父亲并不愿意让她知道这些。但是慈禧恰恰是一个非常明白事理的孩子，知道父亲这样发愁下去对祖父也没有什么帮助，同时整个家族也都闹得人心惶惶，于是她决定替家人分忧，通过多方面打听，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慈禧的祖父是受曾祖父吉郎阿的牵连而入狱。吉郎阿健在之时，是嘉庆年间国家银行的负责人（司任户部银库员外郎），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时候，吉郎阿去世。但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五月，京城揭露了一宗户部银库大量亏空的巨案，这个案件直接牵连到了吉郎阿。 

专门查过关于这件事情的原委。后来在一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吏部上报的单子中，发现了景瑞的名字。通过这张单子，他也找了一些其他的资料线索，最后弄明白事情是这样的：在吉郎阿去世28年后，道光二十二年的五月，万泰银号的老板张亨智为他的儿子张利鸿买了一个知州的官，已经办成了，但是钱还没有上交。除了这些，张亨智还想为大儿子捐一个员外郎，所以想先挂个号。正要去交钱的时候，赶上一个平时比较好的朋友周二也要代朋友去交纳款项，于是张亨智请他顺便一起交纳，并告诉了当时在银库当差的弟弟帮忙照料一下，早点入库。当时周二带了11474两银子，总共装了11个袋子，负责送到银库。当时恰逢张亨智的弟弟值班。由于非常忙，所以张亨智的弟弟就错把第二秤报成了第三秤，结果管库的人也没有追究，大家也心照不宣，而张亨智的弟弟在报第七秤的时候就故意报了第十秤，这样就剩下了四袋银子。这件事情，御史和库管都没有发现，所以这些人就准备把这些银子分了，但是由于分赃不均，事情就泄露了出去。后来听到风声的人就来敲诈，没有成功，就向南城吏部衙门告发此事，最后闹到刑部。刑部只好把这件事情上报道光。道光皇帝听到这件事情非常生气，于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八日下旨，命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刑审讯。 

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后，道光还是不放心，又派一帮司员去查库，结果库银亏空竟达925.2万两，于是道光下令严查，命令自嘉庆五年（1800年）以后，历任库管及相关人员都不放过，不管故去的还是活着的，一律要赔款。按照规定，吉郎阿应该赔银43200两，因为已经故去，所以赔款减半为21600两。而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已经故去的人所赔银两，应该由其子孙代赔。所以这笔赔款就落在了慈禧的祖父景瑞头上。这对这个家来说真是飞来横祸，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不安。但是，更大的灾难还等在后面。由于不能按照期限赔款，景瑞被参了一本，打入监狱。 

当时，慈禧的父亲惠征非常惊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已经探明事情原委的慈禧就给父亲出主意，尽力筹措银两，并向亲友告贷，变卖家产，想方设法要把人给赎回来。惠征当时是个道台，有很多的朋友，而惠征的岳父惠显是个二品官员，于是慈禧就找了家里很多的亲属，上下打点，最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凑集了九千多两银子，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上交了两千八百多两，这样，勉强凑到了总数的60%，剩下的40%用田产和扣发薪俸来赔。这样，景瑞才被放了出来。 

无疑，因为当年慈禧的这一举动，让家里人倍感欣慰，所以她的故事在我们家一直流传到今天。经过这件事情，惠征对家人这么说到：这个女儿，可以当儿子使。后来亲属之间就传开了：惠征的女儿非常能干。 

自从帮助父亲挽救了祖父，慈禧在家里更是受到了另眼看待。但是年轻的她不仅仅在这些方面能赢得人们的赏识。

当年慈禧家有很多女差都会做衣服，因为一个大的家族平常人们的穿衣都要靠这些女差缝制，所以家里专门有这样一个房间是做衣服用的。慈禧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跟这些女差学习做衣服、刺绣等。每次做衣服的时候，慈禧都跟着在旁边帮忙，并学着自己亲手做一些活计。一次，惠征从外面回来，慈禧到客厅去迎接，惠征发现她的手上有一片红红的，觉得非常奇怪，于是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慈禧就从自己屋子里拿出绣的手帕来让惠征看。惠征还是没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慈禧就用手示范给惠征看。惠征笑了，原来是绣花的时候，被针扎的。不过看到慈禧的小手，惠征还是有些心疼，告诉她不要学这些了，但是她却有自己的想法，从此她就开始偷着学。

清代的贵族家对女孩子的教育虽然不像汉族家庭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女孩子照样还是要学习琴棋书画的。慈禧小时候就有这么一件事情：当时她非常聪明，读书非常用功，但毛笔字写得一般，长进不大。虽然家馆都是一笔一画地教她，但她就是写不好。横不平，竖也不直，一直歪歪扭扭。汉字还好办，看着是那么个意思，满文就不行了，如果不能做到横平竖直，就不是字的形状。惠征经常检查她的书法，却发现她的字根本就没有任何起色，所以每次都因为这个教训她。直到有一天父亲动怒了，拿起一把戒尺，拉过慈禧的小手，就使劲地打。慈禧的小手都被打肿了，几天不能握笔，连吃饭都困难。慈禧非常伤心，因为父亲从来没有打过她。从此以后，慈禧就下决心一定要学好书法，所以很多慈禧晚年的书画都是非常有水准的。

一直都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桂祥小的时候，慈禧刚入宫不久，因为她比桂祥大14岁，所以对家里这个小弟弟非常关心。慈禧非常清楚这个弟弟从小就仗着家里的关系，是一个好享受的人物，所以一直认为桂祥没有太大的作为。慈禧多次批评桂祥，同时也勉励过他。在慈禧的心目中，桂祥应该挑起叶赫那拉的门面来，因为大弟弟照祥已经去世了。慈禧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弟妹们只是一味地享受，她希望看到他们自己努力奋斗，通过自己的本事自立，不能单纯靠着祖宗和家族生活。 

有一次，家里举办一个很大的庆典活动，慈禧从宫里回家看望父母，同时也看到了弟弟桂祥，于是想看看弟弟写的东西怎么样。可一看不要紧，慈禧马上就非常不高兴，认为桂祥根本不用心读书，字也写得非常不好。于是教导桂祥说：作为满族的贵族，不练字哪成啊。书法代表一个人的形象，出门看字，这是起码的一个形象的基础。不好好练好好学是不成的啊。可是桂祥不服气，因为当时他认为自己的字还不错，于是就给慈禧写了一幅“寿”字，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慈禧一看就急了，当时眼睛都瞪起来了，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有你这么做人的没有！你不但字写得不好，你还缺德啊！桂祥就特别纳闷，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于是慈禧就给桂祥讲了一个故事。 

古代有一个大财主过寿，由于他平时骄横跋扈惯了，大家对他是敢怒不敢言。可是他过寿，大家又不能不去，于是就都非常郁闷。在大寿的当天，财主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就请了一个秀才来参加。秀才寻思送什么礼呢？财主家非常有钱，也不缺什么东西，于是秀才灵机一动，就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送给财主。财主很高兴，请秀才在家里吃饭。但是秀才说自己特别忙，没吃饭就走了。财主在过寿的日子收到这样一个礼物，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于是他就把这个字挂在正堂上。可是一挂上去，财主的朋友就看出了问题：“寿”字缺了一点。但是秀才又不可能写错这么一个字，只能是另外含有一层意思。于是猜准了秀才用意的人们纷纷向财主说：“这是无点寿啊。这是骂您呢。你看这个寿字缺了一点。这是说您一点寿都没有啊，直接就死了啊。”财主一听非常生气，想找秀才算账，可是秀才早就跑得没影了。说到这里慈禧指着桂祥的“寿”字问桂祥：你的那一点去哪里了？这不是骂人吗？中国书法的规矩不但不能错，每个字都有一个解释，你不但字写得不好，而且你还破坏了字的艺术。如果你给别人写这个字，别人早就不干了。这不是骂人吗？桂祥一看，“寿”字的确是缺了一点，马上傻眼了。从此，桂祥也接受这个教训，开始认真学习书法。       

慈禧对隆裕说，她刚刚进宫那会儿，因为长得漂亮，而且得到咸丰的宠爱，咸丰对其他嫔妃看都不看一眼，所以很多人都嫉妒她，常常在背后说她的闲话，甚至用一些手段陷害她。但谁也没想到，除了美貌，慈禧更是个聪明的人。当年皇宫里的尔虞我诈非常厉害，在那种环境里生存是没有退路的，只有选择接受挑战，也只能选择挑战。很幸运，她给咸丰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她在咸丰心目中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当然，她也有倒霉的日子。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时候，咸丰忽然病倒了，加上洋兵又逼近了北京城，于是他就带着慈安和慈禧逃到了热河。那会儿慈禧还年轻，跟着一个病危的丈夫，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当时的形势非常紧急。 

就在咸丰弥留之际，慈禧领着太子（后来的同治皇帝）来到咸丰的病榻边，问他后嗣将如何决定。当时咸丰没有回答，可是事情紧迫，慈禧急中生智，对他说“你儿子在这里”。听到这话，咸丰马上睁开眼睛，说“自然是他继承大统”。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慈禧这才放了心。这句话几乎是咸丰最后的遗言，不久他就死去了。 

虽说咸丰过世多年，但每当慈禧想起他弥留时的情形，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原本她想毕竟还有同治可以依靠，以后的日子总该会好起来，然而不幸的是同治不到20岁就死了。从此以后，慈禧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自从同治死后，她受到人们关注的那一刻起，所有的幸福都结束了。 

当光绪皇帝被带到慈禧面前的时候，他还是个3岁的孩子，体弱多病，还不会走路。他父亲是醇亲王，他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所以慈禧对他可谓视如己出，对他倾注了全部的心力。然而即便如此，仍是没有一件事是她所希望的样子，事事叫她失望。她自己并不快乐。隆裕说慈禧的苦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如果不是这样，她才不会在晚辈面前落泪呢。 

其实慈禧的难处还远远不止这些，比这更糟的事她都经历过。她总算还是个达观的人，一些小事也就不去计较。当然国家大事也并非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一般都是由大臣们互相商量好了，再上折子给她。只要事情都还说得过去，慈禧是从不拒绝他们的。 

名义上是当了皇太后，实际上是二十六七岁就开始守寡，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是孤孤单单的，守在身边的是一群不懂事的丫头，伺候自己的是一群又奸又滑的太监。那群太监，吃饱了饭没事干，整天在憋坏主意，揣摸上头的心理，拍你、捧你，最后的结果，谁也不是真心。虽然她明明知道是这样，可是又非用他们不可，这不是受罪是什么？ 

所以，慈禧在宫里能够消磨时间的正经事，就是看奏折。一到孤独寂寞最难熬的时候，就用看奏折来消磨时间。她看奏折没有固定的时间，通常都是在皇上以及贵妃们觐见以后，她就说皇帝歇着去吧，皇后也歇着去吧，对皇妃则说你们请跪安吧。当管事儿的宫女赶紧把“叫起”带回来的奏折黄匣子捧进净室里，出来时用眼一扫，所有的宫女就都退避出去了，她开始看奏折。这时，宫里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都格外小心当差。一般李莲英和崔玉贵在这个时候，也低眉顺眼地在寝宫门里一边一个站着，听候随时召唤。 

虽然贵为太后，虽然有那么多不如意，但是年轻的慈禧还是有着年轻女人的天性。

慈禧非常爱美，并且特别善于养生，这恐怕是她守寡以来除了政治之外，最热衷的一件事情了。在美国画家卡尔小姐面前，虽然已经过了最美丽的年代，但是慈禧的魅力依然。为什么七十岁的慈禧看上去只有实际年龄的一半？ 

慈禧已经是太后了。但是慈禧为什么显得那么年轻，身体又那么好，是因为慈禧不仅喜欢吃很多东西，而且非常懂得营养。如果仅仅是喜欢吃一些东西，那么多的高级食品也早就把她的胃撑坏了。最可贵的是她非常懂得节制，非常懂得养生，与珍肴美味相比，她更注重奇药异术，什么气功、针灸、按摩、引导、服食、珍摄等等出自民间的术法。另外在慈禧晚年的时候，每天服用一钱人参，由宫女按天包好，早上给她。她的用法非常奇特，既不吃掉，也不咽下，就那样成天到晚噙在嘴里，直到噙化为止。因此她有时候说话别人不大能听清楚，其实是因为嘴里噙着人参。这是每天都要服的。 

慈禧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把珍珠研成粉末，调成粥状，吃下去，然后用一杯温水倒进嘴里和珠粉一起咽下。关于容颜的保养，慈禧还有一套方法，就是每天睡觉之前洗完脸，让宫女端上一碗搅拌均匀的鸡蛋清，她用手掌蘸着蛋清，轻轻地抹在脸上，脸上的皮肤立刻紧绷，一夜就让它这么绷着。第二天清晨起来，一名宫女先端来一盆清水，让她蘸水将已经结成一层薄皮的蛋清轻轻洗去。另外一名宫女则捧上一盒脂油，这盒脂油里掺有胭脂和香水，色美气香，滑柔无比，她用长长的指甲把脂油挑一点在手心里，双掌旋转摩擦一会儿，轻轻搽在脸上，立刻青春焕发，光彩照人。 

除此之外，慈禧对自己的指甲也非常在意。提起慈禧的指甲，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戴着长长的甲套，其实这些是有用途的。从现在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到，当年慈禧特别爱留指甲，尤其是一双手的两个无名指和小手指，最长可达七八寸，当然其他如拇指、食指、中指也爱留指甲，为了修饰保护好这一双手的指甲，慈禧每天要用温水浸泡和用剪子修理，并特制了各色的指甲套戴在手指上，切切实实地保护好，以免受到外来的损伤。给慈禧特别加工定制的指甲套有镂空嵌丝珐琅的，也有纯金的，非常名贵。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慈禧在批阅奏折的时候，经常用指甲在那些奏折上面划，许多人的生死命运，以及很多的国家大事，就这样从慈禧的指甲下轻轻划过。慈禧的指甲就是历史的画笔。从历史照片中，对慈禧的生活也可以窥见一斑。 

慈禧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历史上能有慈禧一席之地，跟她嫁给一个平庸无能的丈夫不无关系。如果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来看，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给女人参政的机会。 

在那个年代，只有拥有超人的胆识和过人的气量才能真正让这个世界太平下来。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当时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说身为女人，在男权社会里，能够站出来，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慈禧的这位丈夫：咸丰皇帝，清文宗（1831～1861），爱新觉罗·奕，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1850～1861年在位。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位期间，签订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1861年病死热河。这位清朝的第九代皇帝，自幼体弱多病，面如黄土，素有咯血的痼疾。幸得御医指点迷津，说鹿血可治此病。于是在宫中养鹿一百多头，随用随取，极为便利。鹿血也因此成了他苟延残喘、须臾不能离开的救命良药。可见，咸丰除了是一个病秧子之外，懦弱无能是他一生的写照。 

咸丰身材不高，比较瘦。继位之前，他还算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但是当了皇帝之后，他恶习就显露出来了。他一生做错了太多的事情。1861年的时候，英法联军通过通州，已经攻到了北京，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咸丰却表现得又怕又惊，毫无办法。最后只好带着慈安、慈禧以及肃顺等一班人马，连夜逃离京城，赶到承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热河避祸。虽然害怕成这样，但国难当头之时，咸丰依旧终日纵情于声色之中，以致于咳血突发。没想到，这次咳血之后不久，咸丰就死了。死就死了，还给历史留下一个笑话，“‘龙’非得到热河‘洗澡’，最后终于烫死了。” 

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一个这么窝囊的皇帝。他20岁登基，在位只有短短的11年。虽然他是清朝秘密立储继承皇位的最后一位皇帝，但他给整个国家并没有带来什么平安，招来了八国联军不说，就连祖宗留下的一点基业也几乎丧失殆尽。他20岁继位，年龄不算小了，但是除了声色犬马外和丧权辱国的条约外，他的政绩几乎为零。当初顺治6岁登基，14岁亲政，亲政之后就处理了睿亲王多尔衮；康熙8岁继位，14岁亲政，不久，即智擒鳌拜。康熙18岁的时候，下了一个诏令，号召满洲王公贵族要学习骑射，学习文化；康熙20岁时候，亲自主持平定三藩之乱，战争结束时他才28岁，接着统一台湾，反击沙俄侵略，两次取得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并且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与老祖宗相比，咸丰简直就算一个“败家子”。 

提起这位“平庸”的皇帝，就不能不说到当年的立储问题。因为道光皇帝秘密立储的时候，也算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道光皇帝生有9个儿子，大阿哥奕纬，二阿哥奕纲，三阿哥奕继，四阿哥奕（也就是咸丰），五阿哥叫奕，六阿哥叫奕，七阿哥叫奕，八阿哥叫奕，九阿哥叫奕。当年道光为了从这9个儿子中选择一个能够继承皇位的人也是费了很多周折。那一年，他65岁，身体每况愈下，就开始考虑秘密立储的问题。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当皇太子的人实际上只有两个，就是四阿哥奕和六阿哥奕。因为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都死了，而五阿哥奕已经过继给醇亲王绵恺，其他的阿哥年龄还小，七阿哥奕7岁，八阿哥奕3岁，九阿哥奕2岁。而四阿哥奕这一年是16岁，六阿哥奕比他小1岁，当时15岁。 

最后经过一系列的考量，道光还是选择了咸丰作为继承人。有人这么说：咸丰做皇帝，错不在他自己，而是在道光。因为道光在选皇太子的时候，没有考虑德才兼备，只考虑到了德而没考虑了才。但实际上咸丰后来在德的方面做得也是不够的。其实咸丰这个人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是一位很不称职的皇帝。

说咸丰不称职，是因为作为大清江山的统治者，并没有好好守住江山。但是历数历代王朝，并没有哪一个皇帝让国家陷于如此的内忧外患的境地。咸丰是第一个。他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其中最让他头疼的就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和1856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这次战争，地域之广，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耗银之多，影响之深，自清朝建立以来是没有的。除此之外，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也让人们看到了咸丰的无能。咸丰七年（1857年），英国军队攻占了广州；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到了天津大沽口，攻陷了大沽，逼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到咸丰九年（1859年），英法联军又打到天津，但是清朝军队取得了小胜，咸丰很高兴，当即撕毁《天津条约》。为此，英法联军又重整旗鼓，来到天津，在北塘登陆，攻占天津，这时候清朝才派大臣去谈判。而当时清朝的这位统治者对是战是和犹豫不决，最后只得答应侵略者赔款，但是连年的战争，哪儿来的钱可以赔偿呢？当然最后还是老百姓倒霉。可以说这两场战争使清朝元气大伤。         

而这并不算完。咸丰十年（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开始从天津沿着运河往北京打，打到通州的时候，咸丰派大臣去谈判，谈判破裂。于是载垣、穆荫等几个大臣捉了英国大使巴夏礼，回到北京，这样事态一下子就扩大了。但咸丰显然没有了主张，于是任由英法联军打到八里桥，继而打到北京城外，这个时候咸丰害怕了。他暗示大臣给他上奏章，让他去木兰打猎去。借着这道奏章，咸丰皇帝逃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留下恭亲王奕在北京主持。这件事情对中国历史、对清朝历史影响太深远了。最后在咸丰的授意下处理的结果，第一是割地；第二是赔款，赔英法等军费及其他白银一千六百万两。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圆明园被毁。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就这样被付之一炬。特别是园里面收藏的中华五千年的文物宝藏或被焚毁，或被抢掠，损失惨重。而更可恨的是，这个时候咸丰还没有下诏号召军民进行抵抗，而是逃到承德花天酒地、贪食鸦片。虽然在我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记载禁烟的历史，虽然有几位老祖宗提倡禁烟，可是咸丰却不理祖训，不但不禁烟还抽大烟，祖宗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 

就这样，一位在位只有11年的皇帝，却改变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是需要勇气的。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殊为不易。但是对于当初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没有什么人知道。那是咸丰十一年的七月，先帝病情日渐加重，而惟一可以继承皇位的人只有 6岁。当然，谁都知道6岁的人是没有办法掌权理政的。因此，用什么人、以什么方式辅佐年幼的皇帝，一时之间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先帝再三权衡，终于在临终的前一天，宣布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辅佐载淳执政。新皇帝尚未登极，肃顺等八大臣就开始执掌大权，包揽一切政务。 

在隆裕的说法中，最后肃顺等人的失败，最终还是败在了太霸道上面。据说当年咸丰死后，恭亲王奕在北京要求到承德奔丧，八大臣根本就不同意，对他说：“北京事情很重要，你不要来了。”奕就又申请说：“我的亲哥哥故去了，我要去奔丧。”几次申请，八大臣还是不同意。关于这段，后来在溥仪的叙述中找到了答案：最后奕是化装成了喇嘛，才到了承德。那天是八月初一，奕赶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在咸丰灵前痛哭哀悼，祭奠之后，就要求见两宫太后，八大臣不同意，说叔嫂见面有所不便。奕提出来，请八大臣一块见，两宫太后也急于见到奕，就对八大臣说你们认为不便，那你们一块陪着见。话说到这个地步，八大臣最后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要同意他们见面。 

这件事情让奕十分愤怒，这八个大臣平时飞扬跋扈就算了，自己能忍就忍了，但亲哥哥死了都不让悼念，这么做太过分了。这也证明了八大臣的野心已非常膨胀。于是奕与两位太后见面后，就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她们，两宫太后和奕秘密谈了两个多小时，就在这两个小时之间，宫廷政变的决心、计划、步骤都已做好了一切的安排。这时候奕30岁，慈禧只有27岁，慈安25岁。 

秘谈后，计划虽然定下来了，但奕并没有走，而是在承德又停留了6天。这6天对于奕来说造就了他一生在政治上的成就。他很成熟，也很有心计，对顾命八大臣，表面上是毕恭毕敬，表现得非常谦和，心情也很悲痛，仿佛一副要跟他们一起度过大丧时期国家难关的样子，这就麻痹了八大臣。6天之后，就在八大臣的“安心”之时，奕带着全盘的惊人计划赶回北京。 

后来历史上的说法是：对于八大臣的所作所为，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肃顺等人辅政极不满意。于是，她利用官僚亲贵们对肃顺等人的夙怨，内联慈安皇太后，外联恭亲王奕，积极采取反肃顺行动。于是，两股反肃顺的势力联合在一起，展开了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一场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宫廷政变，在咸丰断气之日，就开始了。 

隆裕说：“这个时候的老太后，虽然沉浸在悲痛中，但是由于八大臣的骄横跋扈，她明白必须铲除八大臣，如若不然，政权很可能就落在其他人的手里。顾命八大臣自以为已经掌握实权，忙于料理先帝爷的丧事，这样就为老太后和奕发动宫廷政变，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准备。一方面，奕回北京逐步控制了京城的军权；另一方面，老太后在热河与八大臣周旋，并借机带着载淳提前赶回京城。” 八大臣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刀光剑影、将致他们于死地的政变开始了。 

历史上管这次政变叫做“辛酉政变”。而正是这次政变的成功，使慈禧的“垂帘听政”变成了现实，随后，她又削弱了在政治上越来越强势的恭亲王奕的权势，开始了皇太后临朝执政、独掌大权的时期。 

关于这一段历史，溥杰曾经跟说过这样的话：当年在热河的当权实力派中，虽然以载垣、端华为首，但肃顺是这两个人的灵魂。这件事在当时来看，肃顺等人所竭力反对的，只是太后的“垂帘”，并非有什么“图谋不轨”的阴谋。不过，肃顺的骄横，也使他咎由自取。例如，除了皇叔觐见不允许外，当年手握重兵的蒙古王僧格林沁到热河朝见时，肃顺等一拨儿人也不让他去见两宫太后。僧格林沁因为写不好汉文，只得用满文字母拼成汉语，写成奏折递了上去。特别是肃顺一派和恭亲王的矛盾在后来是越来越尖锐，最后达到了爆发的程度。据说连当时正在病中奄奄一息的咸丰皇帝都看到了这一点。 

按溥杰的描述，咸丰死后，载垣、端华以及肃顺的权势日益扩张起来。同时，奕对于他们的嫉恨也越来越厉害。这个时候，奕想的是：太后“垂帘”的时候，孤儿寡母更容易对付，于是便和太后定下了杀死肃顺一伙的密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奕在北京布置，而奕留在热河，让他和肃顺护送咸丰的灵柩，这样，肃顺就不会怀疑。后来在半路上，把肃顺一伙给抓了。回到京城后，命令载垣、端华自尽，后来在菜市口将肃顺杀了。这样就彻底消灭了热河的这些实权派。总之，太后“垂帘听政”的成功，可以说是恭亲王奕和肃顺等一伙争权夺利的结果。至于实现了“垂帘听政”以后，奕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想法，终身受制于慈禧，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后来有一个说法：当年要求慈禧、慈安“垂帘听政”之事，有人认为系慈禧所策动，也有人认为是董元醇与胜保的奏折起了作用。因为这些奏折都在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的同时，还强烈要求“并简近支亲王辅政”，表明这是奕党羽借“垂帘听政”的名义结党纳朋，共同对抗肃顺等人之大权在握者。其实，在当时希望用“垂帘听政”为武器，借以打击八大臣者还有各种色彩的人，成分复杂。有的人不一定就是“后党”或者是“亲党”。同时，肃顺党人也有企图联合奕一派共同反对“垂帘听政”者。因此，朝廷两派对“ 垂帘听政”持有不同的政见，这也是当时“垂帘听政”的一个前兆。 

当时反抗以肃顺为核心的八大臣，坚决要求实行皇太后“垂帘听政”的阵容在两派的斗争中日益强大，成为当时朝廷里非常强劲的一股势力，其中的关键人物也非常多。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慈禧、慈安，而要求最强烈的人当然也包括奕和奕（光绪皇帝的父亲）。除此之外，拥护“垂帘听政”的一些当朝重要人物还包括胜保和曹毓瑛，以及当时的户部侍郎、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主管、内阁侍读、工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和大理寺少卿等人。这部分人一步步联合，并逐渐取得了政权。当然，这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是因为朝廷内部人心不古，所以把政权把持在自己手里，是慈禧行动的首要环节。当然这些说法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切实的证据。一些皇家后裔发现，关于垂帘听政前后的一些事情还是比较正确的。 

在给载淳举行了登基典礼后，两宫皇太后就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上谕，令大臣汇编以往各代皇太后临朝预政事迹，赐名为《治平宝鉴》，作为“垂帘听政”的历史依据。随后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的那天，两宫太后携载淳在养心殿东暖阁正式“垂帘听政”，在皇帝宝座之后设立两太后的宝座，中间用八扇黄屏风隔开。为使这种举措更有合法性，恭亲王等人还制定了《垂帘章程》。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载淳已成年，两宫皇太后也撤帘归政。 

但是非常不幸，同治皇帝由于自己的不争气，最后在亲政不到两年的时候就病死了。因为没有子嗣，所以慈禧决定立同治年幼的叔伯兄弟载湉继位，使得两宫皇太后又一次“垂帘”。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的时候，慈安太后暴死，就只剩下慈禧一人垂帘听政。 

1898年，光绪皇帝实行“戊戌变法”。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准备废掉光绪，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其他的维新措施全部被废除，同时捕杀维新派谭嗣同等6人。这个时候，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但由于一些地方督抚和外国使臣的反对，才最后保留了光绪的皇帝称号。 

对“垂帘听政”这个历史事件后人传说比较多，多是从反面去论述，但是从家族的观点来看，也许这是一件不得已而又必须为之的事情。 

慈禧曾经统治中国47年。咸丰皇帝身为一个男人都没有让江山稳定下来，而一个女人靠着什么能够让江山稳定下来呢？况且当时八旗的子弟是这样一种情况：提笼架鸟，吸食鸦片，无所事事，到处招惹是非......那满清的江山又怎么能够稳固？从大清皇族的所作所为来看，谁都清楚满清的气数已尽，历数皇室贵族，换了谁也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186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英法联军从天津外面的大沽口登陆，然后打到通州，进入北京，把圆明园都给烧掉了。慈禧是反对清朝跟英法侵略者和谈的。据说当时朝廷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跟英国和法国谈判讲和；而另外一派，主张要跟英法侵略者继续战斗下去。 

慈禧反对跟英国和法国谈判，她认为讲和是耻辱。另外，由于英法联军打到了通州，而懦弱无能的咸丰皇帝觉得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就选择了逃跑。在咸丰要逃的时候，慈禧站出来，劝阻皇帝不要离开北京，如果皇帝留在北京，这个形势就可以镇得住。说如果皇帝您跑了，那么这个形势就乱了，北京就有可能受到洋人的践踏。    

当年慈禧曾经支持了中国的洋务运动，特别是支持成立天文算学（算学就是数学）馆。她的这一做法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在这个情况下，她站出来用口头、用书面的形式，用皇帝的名义发了十道谕旨。谕旨上说：天文和算学是读书人、儒者所当知，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种技巧，而且这件事情不能再犹豫了，投考人员要认真考试，要送到馆里来学习。正是由于有了慈禧的支持，天文算学馆才算正式开馆了。 

洋务运动目的是发展军火工业，建立兵工厂，建立轮船制造厂，当然有军事现代化的目的。但是，军事的现代化，会推动中国的工业及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在军事工业发展的同时，民用工业发展起来了，新式学堂建立了，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了自己的留学生，因此洋务运动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推进作用的。 

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政治需要，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运动怎能在强大的守旧势力的阻挠下延续三十多年？ 

当年洋务派每办一事，一定会招致顽固派和清朝流党的攻击，朝廷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对此，慈禧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其实当年加设天文算学馆的议案一出，马上就有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看到慈禧在这件事情上头动了真的，于是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这些都是想当然的事情，所以“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觉得自己的想法被慈禧遏制，最后请求开缺休养。 

但是正当慈禧想要大张旗鼓地推行改革时，义和团运动开始爆发。一帮顽固派极度谄媚，极力怂恿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酿成“庚子国难”。这个时候，局面无法收拾了，她只好携光绪仓皇出逃，一路上困顿风尘，颜面丢尽。痛定思痛，慈禧一面惩治坏事的顽固派官僚，一面急切地表达自己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改革的决心。 

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她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上谕发布后，社会各界反应强烈，其中尤其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上奏的三道奏折最为完备。慈禧看完以后，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同年四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奕、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把“保守”、“守旧”加在慈禧的身上的说法不尽全面。再拿“戊戌变法”的这件事来说吧，她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光绪皇帝在变法开始的时候，曾经颁布一个诏书——“明定国是”诏。光绪皇帝想通过这个“明定国是”诏，把变法、改革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策。光绪皇帝颁布这份诏书的时候，是请示过慈禧的，而且慈禧不仅表示同意，表现还相当激进，说此核心应是“今宜专讲西学”，这对于改革来说很进步、很彻底，进步到光绪皇帝的老师，变法的一个主要的支持者，都觉得受不了。 

光绪皇帝自己是不会亲自去起草文件的，所以光绪皇帝把起草这个变法文件的任务，交给了他的老师翁，把慈禧的思想“今宜专讲西学”告诉了翁，翁说慈禧走得太远了，所以后来翁就在诏书里就私自改了一下，叫“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基，同时又需要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这个意思就是，翁在慈禧的意见上，做了一点儿折衷，做了一点调和。他说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古代圣人的学问作为国家的基础，同时把西方学问里边对我们有用的那部分东西学过来。例如当时维新派主张要废八股文，顽固派就坚决表示八股文不能废，双方在皇帝面前争论得很厉害。后来请示慈禧，她的意见是：八股文应该废！所以“维新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黜八股文。 

虽然光绪和慈禧一致同意“戊戌变法”，但是光绪在“戊戌变法”这件事情上的处理并不是很妥当。当年隆裕说过这样的话：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几个见变法已经下诏，就认为可以完全改变现状。但是他们认为皇帝控制在太后的手下，虽然太后同意变法，但是不可能完全由着他们的意思来。所以他们在密谋让太后下台的过程中，被袁世凯知到了，袁世凯到太后那里告了光绪的状。她听了非常生气，开始不信任光绪皇帝，想把他废掉。但是由于受到各国驻华使节的反对，英国和日本出面保护了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因此太后也非常不满洋人。后来她联合义和团，下令向八个国家宣战，首先就是进攻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 

作为封建统治者，慈禧想为清王朝建立万年基业，建立永久的统治。为形势所迫，后来她进行了某些自我改革，但是她的改革不到位，她的目的仍然在于集权于满洲贵族，最终镇压了胁迫她的变法运动。 

对于慈禧执政的一些背景分析。 

第一点，咸丰皇帝撒手而去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中国的稍显富庶的东南地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英法联军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国内的民族矛盾激化，满汉之间、满回、满苗之间的关系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可以说，当时的大清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举措稍有不当，国家随时可能会分裂，然后像印度一样全面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第二点，当时满族的八旗军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蒙古的军队在与捻军的军事行动中也元气大伤。和军事力量比较，满族和蒙古的人才实力更是不能恭维。在财力上也严重不足。明朝崇祯到死时，皇家还有三千七百万锭白银和一百五十万锭黄金，而慈禧当时的军费都需要地方财政支出。曾国藩的大军围住南京时，因为没有饷银，就发生了几次哗变。如果慈禧完全依靠满族，一定会失败，但如果她过分照顾汉族利益而忽略满蒙的利益，政治风险会更大，这完全是一个两难选择，其中的回旋空间不大，加之她以女性执政，本来就有不少反对势力，稍不小心就可能身败名裂、身首异处。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慈禧执政之初，与汉族势力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和妥协，某些领域从满族控制很严的状态下有很大的放松，比如军队和地方督抚，汉人不仅掌握了庞大的军队，任督抚的也越来越多，汉族势力得到较大发展，这有效地消除了满汉之间的离心力，缓和了中华民族内部各种危机，重新树立了中央政权的威信，维护了中国的大统一。她同时放手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兴办洋务实业，使衰退的国力重新得到恢复，并初步具备了一定的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军事实力。 

说起慈禧的执政，也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她和孝庄做比较。有人说她们都是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她们的权术水平都是第一流的。慈禧之所以专权五十年，而孝庄功成退于幕后，有人认为绝不是因为她们的道德不同，而是因为她们所处的客观背景不同。 

在慈禧时代，她很快就彻底铲除了辅政大臣的势力。到她想专权的时候，谁又敢反对．谁又能反对呢？等到她的权力高度牢固的时候，皇帝又靠什么发展自己的权力呢？而在孝庄时代，孝庄根本就没有专权的机会，如果她想专权必然会受到辅政大臣的强烈反对。辅政大臣们有这个力量。等辅政大臣被铲除后，皇帝已亲政了。相反，为了避免皇族势力被辅政大臣们吞蚀掉，整个皇族就只有不断地巩固皇帝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皇帝的权力自然很快地成长了起来，等到辅政大臣的势力被铲除后，皇帝的权力早已巩固了。 

换句话说，如果把孝庄放在慈禧的背景下，她也不会把权力交还给皇帝的。把慈禧放在孝庄的背景下，她也不会落得最后这样一个结果。 

在外人的眼中，慈禧贵为皇太后，肯定有吃不完、穿不完的幸福。但是在家族人的眼里，她是一个不幸的人。首先是嫁了一个平庸的丈夫，其次又生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对于一个要强的女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中国人对不幸的说法很多，其中最不幸的就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而这些都是说一个男人的不幸，而作为一个女人，这一切最不幸的事情都被慈禧赶上了。 

慈禧的儿子，也就是同治皇帝，名叫载淳，6岁登极，在位13年，19岁的时候病死。关于同治，6岁就开始登极，并且还要念书，所以老师当然就管教很严。

在同治老师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同治困的时候，就打盹，有了精神的时候，就胡闹，就是不好好念书。老师也着急，但是却没有办法，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亲政的时候，已经17岁了，可看奏章还很困难，更批阅不了奏章。 

但是同治并不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同治6岁就已经登基，由于母后的垂帘听政，他到了18岁才开始亲政。他也想像祖辈一样有所建树，但是更想讨得母后的欢心。于是，他不顾国力窘困的现实，决然下令，重修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没想到，这一举动在朝廷上下，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按照清朝的惯例，同治14岁时就应该亲政，因为顺治是14岁亲政，康熙也是14岁亲政。但是慈禧就是不放心，要垂帘听政，所以把同治的大婚和亲政的时间都推后了。等同治18岁的时候是不能再推了，于是同治亲政，太后退帘。而这一年慈禧才39岁，还很年轻。 

对于这件事情，慈禧的打算非常明显，退帘之后，两宫太后还住圆明园，但是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被英法联军给烧毁了，同治为了孝敬母后，同时又为了自己想做一点事情。所以在亲政之后，决定要重修圆明园。圆明园的恢复，要数以千万计的银子才可以，可这个时候朝廷并没有什么钱。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捻军的事情也刚刚平定，又办洋务，建工厂，开矿山，买军舰，制枪炮，都需要钱，最可恶的是还要给西方殖民者赔款，所以朝臣里就针对这件事情有了议论。 

但是同治执意要重修圆明园。他发了一个上谕，说要重新修建，让京城内外大小官员“量力助修”，捐钱只是说得好听，“量力助修”，最后也是不捐不行。奕呢，本来就不大赞成。皇帝说了，两宫太后也暗示要修，所以奕就先捐了银子，两万两，奕又指示户部拨库银两万两。各地的大小官员也捐吧，捐了三十万两银子，这点银子对修圆明园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这样就有一个官员和一个御史上了奏章，说经济比较拮据，建议暂缓修园。同治一听就火了，罢了他们的官。从此以后，任何人都不敢再出面阻挠了。但是没钱，圆明园怎么能修建起来呢？当然他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实现，这让他非常郁闷。而更让他郁闷的是自己的婚姻。 

当年所有的秀女都到宫里来了，但是究竟选谁，慈安和慈禧意见特别不一致。慈禧看好一个，凤秀的女儿。而慈安看好另外一个，叫阿鲁特氏。两人交换了意见以后，意见不一致，慈安觉得这个女孩子好，慈禧觉得那个女孩子好，但总不能娶两个皇后，就让同治自己选择。同治就挑了阿鲁特氏，就是慈安选的那个。于是慈禧也非常不高兴：我给你选的皇后你不同意，那个东太后不是你亲妈呀，她选的你却同意了。后来慈禧没办法，拗不过同治，又碍于慈安的面子，最后只好选阿鲁特氏做皇后，凤秀的女儿做慧妃。 

毫无疑问，13年的皇帝，19年的人生，同治帝是有幸的：因为没有兄弟和他竞争，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同时同治又是不幸的：和母后的关系不好，婚姻又不如意，刚刚19岁就一命黄泉了。 

说起同治的死，很多人都认为是个悬疑。他到底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呢？同治之死与他的婚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有人说同治家庭不幸，所以就得病了。一种说法是天花。当然这是正史记载。清宫太医的《医案》说是天花，宫里就挂红帘避邪，官员也穿花的衣服，天花嘛，穿花的衣服。当时的讲究叫“前三后四”，就是穿七天花衣服，据说这个天花高潮的时候是七天，但同治规定是12天，就是穿花衣服12天，从大光明殿请痘神娘娘进了皇宫，供奉起来求神保佑。两宫太后也是祈求祖先来保佑同治，但是没救过来，这是第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是在《翁同日记》却有这样的记载，因为他去看同治时发现同治身上有痘。 

除此之外，同治的死还有第二种说法，就是死于梅毒。当时有人描述说因为同治微服出宫，到了前门外八大胡同，也有人说到崇文门里，因为八大胡同太扎眼了。当时在崇文门有几家私院，太监引着他去，这样就染上脏病了。《翁同日记》里写到，他看到同治病重的时候，长了脓包，挤脓挤了一盅，还有一次挤了半碗，大一点疮口烂得像小碗那么大。所以有人就认为，同治是死于梅毒。因为官方不能这么记载，有人就说这个《医案》改了，是按照慈禧的口吻，按天花来记载，下药是也这么记载的。 

但是同治的死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的疑案。同治死之前，两宫太后召见了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等人。宣布立醇亲王奕的儿子载湉，也就是光绪继承咸丰的皇位，因为光绪和同治是平辈，都是“载”字辈，所以他继承的是咸丰。于是光绪继位，做了清朝的第十一任皇帝。 

这之后十几年的时间，政权一直是非常平稳的。而到光绪16岁的时候，慈禧不能再垂帘听政了，但她又不愿交出大权。于是她暗地里指使亲信大臣上书，请求她“训政”，就是一切大事都由她训教。到光绪19岁时，慈禧最后不得不撤帘，结束了“训政”。 

后来到了1898年的9月21日，光绪变法失败，慈禧从颐和园来到皇宫，当着光绪的面，高声对大臣们说：“皇上得了病，今后不再理事。我虽然老了，但没办法，只好临朝听政了。”随后把光绪幽禁起来，她又重新把握了政权。 

1908年，光绪皇帝病危，由于他没有儿子，所以慈禧又把光绪弟弟载沣的儿子，当时只有3岁的溥仪立为皇帝。但这时的慈禧，也重病在身，快要死了。 

同年10月22日，光绪皇帝病逝后的第二天，74岁的慈禧也死去了。 

在各种著作中，慈禧是一个不近人情、蛮横霸道的人，甚至会有许多对人残忍的故事。但是，长年在慈禧身边的人却不这样看。在她们的描述中，慈禧不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老太太，而且对身边的人非常照顾。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

在慈禧身边曾经伺候慈禧多年的宫女眼里，慈禧并不是一个可恶的老太后，而是一个可亲的老太太。在《宫女往谈录》里有这样一段话：老太后是最圣明不过的人，对自己最亲信的贴身丫头是另眼相看的。不管在外面有多不顺心的事，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是外面的人所想不到的慈爱。譬如，她对我讲：“荣儿，你过来，你那辫梢梳得多么憨啊，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多好看。”等等，轻易不露出疾言厉色的面孔来。 

光绪，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九代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字叫做载湉（1827~1908年），是道光皇帝第七个儿子醇亲王奕的二儿子，光绪与慈禧虽然以“母子”相称，实际上他并不是慈禧亲生。光绪的母亲是慈禧的胞妹，所以光绪皇帝既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又是他的表弟。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同治皇帝载淳病逝。于是，年仅三岁的载湉从太平湖醇王府被接进紫禁城的御苑，正式宣布继承皇帝，改元光绪。从此载湉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有人说慈禧为把光绪小皇帝塑造成为她的政治傀儡，载湉入宫才十多天，便以东西两宫太后的名义发布懿旨，规定光绪今后的“所有左右内侍均应是老成质朴之人”。这些“老成质朴”之人，无非都是一些顺从地按照慈禧旨意行事的太监宫女，天天在光绪耳边灌输慈禧是他的母亲，潜移默化地在光绪幼小的心灵中建立起“母子君臣”的关系，而绝对地加以控制。而光绪五岁时（1876年5月14日）又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降旨：“著钦天监选择吉期，在毓庆宫入学读书”。这些传说的真实性有多少，暂时不去怀疑，但是很显然，一个3岁的孩子办事，终究是不会让人放心的。同时慈禧并不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所以选择谁当皇帝也并不是慈禧一个人能够说了就算的。

有人认为慈禧为了控制光绪，为使光绪皇帝“黜邪崇正”、“防微杜渐”，所以除去各种人员配备、课程设置等方面作了周密安排外，并立下条条规则禁令，更挑选了具有高深封建文化修养的地主阶级的理论家翁同、夏同善为老师，而且还依照皇族惯例配备了满、蒙文武师傅，教授满、蒙语言文字和骑射技勇。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要读书，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学习什么课程，也都是按照当时整个社会的环境而定的。就像现代人小时候上学一样，学习什么你是没有办法做主的，况且作为一个小孩子，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学些什么，什么不应该学，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把这些都怪在她的头上，就有点强词夺理了。 

很多人说从光绪登基的那一天起，他就被慈禧牢牢地抓在了手里。虽然光绪当了皇帝，是一国之君，但是自从他入宫以后，陪伴他的只有孤独，他是在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词训斥中长大的。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但是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来。所以后人说的这些也只是揣测，没有事实依据。 

光绪的婚姻的确是一个悲剧。这不仅仅指光绪本人，对他的皇后隆裕来说也是完全一样。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正月二十日这一天，19岁的他举行大婚典礼。皇后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姐叶赫那拉氏静芬。但是在后人的传说中，慈禧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为的是在把朝政交给光绪后，还能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起码可以监视和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

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光绪还有两位妃子即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但相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而且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珍妃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显得较为轻松的时光。而光绪临朝亲政后，53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一如既往地把握着国家政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

但是有一件事情则是事实。由于光绪亲政这样一件事情，让那些守旧的权贵重臣害怕光绪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竭力挑拨慈禧和光绪的“母子”关系。也有后人认为：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后，慈禧认为光绪就是一个什么也做不了的皇帝，对光绪的信任降到非常低的程度，因为她非常憎恨没有能力的人。所以，戊戌变法的最后结果是：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本人也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活到此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10年基本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 

此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抵抗没有奏效的情况下，65岁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惶出逃。从光绪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逐步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至于是否说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得病的重要原因，这些只限于野史。         

谁都知道隆裕是慈禧指婚嫁给光绪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也许只有隆裕一个人知道。隆裕是慈禧弟弟桂祥的二女儿。具体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当年慈禧把隆裕嫁给光绪皇帝，主要是效仿前朝的孝庄皇后。当年孝庄皇后生了顺治皇帝，于是她把她娘家哥哥的女儿指婚给了顺治。这样，皇后既是自己的侄女，同时也是自己的儿媳妇，因为在孝庄皇后的眼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稳定大清江山做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慈禧也就效仿当年的孝庄，把自己弟弟的女儿嫁给光绪。 

在清朝，帝后婚姻中一直保留了一些落后的婚俗，诸如姑表亲婚、婚姻不拘行辈等。属于姑表亲婚的，多是皇太后侄女嫁给太后所生皇帝，即皇帝与自己的表姐妹成婚，如世祖的废后博尔济吉特氏为孝庄文皇后侄女，圣祖孝懿皇后佟佳氏为孝康章皇后侄女，德宗孝定皇后叶赫那拉氏是德宗姨母，慈禧及其本生母醇贤亲王嫡福晋的侄女，也属于此例。

查看清朝皇室所有的婚姻，从这些里面能够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在清朝的时候，婚姻不论行辈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父子分娶同辈人为妻妾，如太祖（努尔哈赤）在称汗前即与十二子阿济格分别娶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为妻，再如太宗（皇太极）分别纳娶了已故林丹汗的几位福晋，将自己的嫡出次女下嫁林丹汗之子额哲，数年后又把抚养于宫中的林丹汗窦土门福晋（太宗皇太极纳为淑妃）所生之女嫁给了十四弟多尔衮。太宗朝这一系列复杂婚姻关系不仅有父子分娶同辈人，而且还出现了兄弟分娶母女之例。不过，这类婚姻不论行辈的情况入关后比较少见。第二种婚姻不论辈分是指姑姑、侄女同嫁一个皇帝，如太宗皇太极的孝端皇后、宸妃、庄妃（即孝庄皇后）便是姑侄三人，姑为后，二侄女为妃；世祖（福临）废后、悼妃二人和孝惠皇后也是姑侄，三人同嫁一夫，不过悼妃应是孝惠皇后的从姑；穆宗（载淳）珣妃与皇后也是姑侄，姑为妃，侄女为皇后。再有一种情况便是皇帝娶亲族中前辈或晚辈为妻，娶前辈为妻者，如太宗继妃乌拉纳拉氏，是海西女真贝勒博克泽之女，为太祖大妃阿巴亥之从姑；娶亲族中晚辈为妻者，如世祖娶表兄弟之女孝惠章皇后为妻（从孝庄皇后方面来说，孝惠皇后应是她的侄孙女），再如宣统帝退位后所娶之“皇后”婉容，本为皇室贝勒毓朗之外孙女，毓朗之父溥煦与溥仪是刚出五服的同宗兄弟（溥煦为清高宗长子定安亲王璜之玄孙）。 

按照当时的情况，亲上加亲是非常正常的。而光绪是慈禧的妹妹所生，隆裕是她的弟弟所生，妹妹的儿子娶了弟弟的女儿，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段婚姻。但是谁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隆裕比光绪大三岁，是光绪的表姐。说起光绪和隆裕的童年，家里的大人们都知道。这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玩，隆裕作为姐姐，对光绪特别照顾，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当年光绪刚刚进宫的时候，每次隆裕到宫里去也都看他。光绪也对这个表姐有着说不完的话，俩人经常一聊就是好长时间，气氛也非常融洽。可是这两个人谁都没想到最后慈禧将隆裕指给光绪。在光绪看来，隆裕本来是自己的表姐，忽然间就变成自己的皇后，非常接受不了：作为姐姐，隆裕长什么样光绪都不会嫌弃，可是作为自己的皇后，谁都想找一个漂亮点的。可是既然老太后都说了这件事情，想改变过来是非常困难的。况且隆裕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妇女，逆来顺受，婚姻也是随长辈安排，这样事情就非常难办，没有人可以为光绪分担。 

说起光绪的婚姻，真的是有一点离奇。在慈禧为光绪指婚的同时，珍妃、瑾妃家里也花了很多钱贿赂李莲英，为的就是能够让珍妃当上皇后。从当时珍妃的情况来看，珍妃确实有作皇后的本钱：年轻漂亮、聪明能干、能歌善舞。可是当时老佛爷的意思，李莲英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就在背后嘀咕，想让珍妃当皇后，但是慈禧却不那么想，她心里早就定下了隆裕，这是任何人扭转不了的。于是他只能在珍妃选妃的过程中做些手脚。除此之外，李莲英也极力想把瑾妃也弄进宫来做光绪的妃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李莲英收了珍妃家太多的钱，不这样做，没有办法对珍妃家里交代：本来是应该选皇后的，最后只弄了一个妃子，珍妃家里当然不愿意，所以李莲英就用两个妃子换了一个皇后。因为对于慈禧来说，只要皇后定下来，选谁当妃子都没有关系。所以，李莲英只有在光绪选妃的时候做些手脚。

当时选妃的时候，几乎让李莲英把全国人民都给糊弄了。当时皇帝选拔妃子，要在全国层层把关，但能够带到光绪面前的却只有60多位。并且从这60多位里，要选一后两妃。选妃当天，光绪在这60多人里面一眼就看到珍妃，因为这个姑娘简直太出色了。于是光绪傻呆呆地拿着一个玉如意，犹豫不决。因为这个玉如意递到谁手里，谁就是皇后了。而实际上，慈禧早就提前把意图给光绪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慈禧是自己的“亲爸爸”（满语“母亲”），自己没办法，必须听她的。所以当他走到珍妃面前的时候，光绪突然间变得非常伤心，他觉得作为一个皇帝，连自己的婚姻都不能左右，因此感到很伤感。就在这个时候，熟知慈禧意图的李莲英连忙走了过去，猛地搀扶了光绪一下。光绪一下子就回过神来，只好由着李莲英一直搀到隆裕面前，无奈之际，只好将玉如意交到了隆裕手里。这样，隆裕就成了光绪的皇后。 

皇后选定了，剩下就是要选出两个妃子。李莲英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为了还珍妃父亲的这个人情，李莲英在慈禧面前大力鼓动，于是慈禧同意将珍妃和瑾妃一起带到了宫里。 

关于这件事情，在《旧宫太监唐冠卿所言》里有这样一个版本：光绪十三年冬，慈禧为德宗（即光绪。编者注）选后，在保和殿被召见备选的各大臣少女进内依次排立，应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督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即隆裕），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即珍妃姐妹）。当时太后上座，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太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据宫内太监云，当时称谓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持令其自选，德宗乃持玉如意趋德馨二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将玉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在意德氏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于末列二女，此珍妃姐妹之所以获选也，此后德宗偏宠珍妃，与隆裕感情日恶，其端实肇于此。 

虽然两种说法有少许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有一个结果却很明确：因为选妃，光绪心里非常憋闷，大婚以后好长时间心里不痛快，不跟皇后同床。据后来隆裕说，当时在洞房里，心情坏到极点的光绪一下扑在表姐隆裕的怀里，号啕大哭，并对隆裕说：“姐姐，我永远敬重你，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啊。” 

虽然光绪还是把隆裕当作自己的表姐，但是隆裕跟光绪的想法却完全不一样。因为隆裕觉得，虽然我是你的姐姐，但是命中注定我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丈夫，这是谁也违抗不了的现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隆裕从小受到家族的教育，是一个非常知书达理的人。这种情况下她也只有认命了。 

可是这件事情给光绪和慈禧造成了很大的隔阂，并且由于政治上的倾向不同，这种隔阂日益加深。到后来，因为慈禧的关系，光绪就变得非常不喜欢这位表姐了。 

这样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光绪一直心灰意冷，对皇后和两位妃子都非常冷淡。但是在后来的接触中，突然发现珍妃不是一般的人，非常聪明，并且有政治远见，非常符合他的一些想法，所以光绪就非常喜欢珍妃。因为刚开始光绪对珍妃的喜欢只是看到珍妃长得非常漂亮，加上隆裕做了皇后，心里不痛快，也就一直没有接近珍妃。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珍妃远不是漂亮能形容的。有一次，光绪和珍妃在花园里散步，珍妃的一番话让光绪觉得自己重新找到了希望。他觉得珍妃很有头脑，从小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也是一个政治才干非常突出的女人，并且非常会来事，所以对珍妃的爱就加了几分。 

在这个过程中，慈禧也看到光绪并不喜欢隆裕，但是慈禧心里明白，不管你光绪喜欢不喜欢，事实都已经定了，并且她相信早晚光绪和隆裕的感情会培养起来，所以她也不在意。但后来，慈禧在接触中也发现珍妃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漂亮的人，一时之间，好像找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因此，慈禧也非常喜欢珍妃，并愿意接近珍妃。宫里因为慈禧和光绪的意见在这个方面达到了统一，也一时之间表现得非常和睦。除去慈禧对珍妃的喜爱外，慈禧也想利用珍妃的能力和光绪对珍妃的喜爱，去为光绪做工作，达到“母子”政治上的一致。因此，慈禧召见珍妃，让珍妃辅助皇后和皇帝。但是慈禧没想到，珍妃在接受了她的旨意后，和光绪聊天的时候竟然撞出了火花。珍妃看到了大清的落后，她觉得光绪作为一个皇帝，应该重振大清江山。因为当时珍妃的父亲跟很多外国使节的关系非常好，她从小就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思想。所以就给光绪灌输了很多西方思想。这一次谈话，不但使光绪了解了很多宫外的事情，振奋了不少精神，同时，他和慈禧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虽然光绪万分珍惜珍妃，但这个时候慈禧已经非常生气了。本来她想让珍妃去做光绪的工作，让皇上和皇后的关系有所转机，但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偏偏隆裕皇后是一个旧时代的女人，学的是贤淑之道，欠缺的是政治远见，比起珍妃来就差得更多了。这样一来，慈禧不但没促成光绪和隆裕，反而更让光绪冷落了隆裕。于是后来就有了珍妃是个小妖精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珍妃曾经怀过孩子。但是就在珍妃怀孕大约三个月的时候，他们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不好，还产生了比较大的冲突，珍妃顶撞了慈禧，于是慈禧就派人打了珍妃，光绪一看情况不好，马上给慈禧跪下，并且告诉慈禧，珍妃已经怀孕了。这消息当然不是慈禧期望的，因为当年把隆裕嫁给光绪的时候，对隆裕的期望值是非常大的，据说还在懿旨中讲明：“他们的儿子就是将来皇位的继承人。”希望达到她“把大清皇帝的血统与自己家族叶赫那拉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目的。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珍妃由于怀孕被打，最后又惊又吓就流产了。后来又因为一些事情，把珍妃打入了冷宫，一直到慈禧出逃的时候，珍妃死亡。 

珍妃的死也被很多人传言说是慈禧西行之前把她杀了。就连慈安太后的死也推到了慈禧的头上，其实不是这样的。珍妃不是慈禧杀的，那些传言都是错误的。其实事情远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因为慈禧和珍妃都死了，所以人们就随意把一些屎盆子尿盆子都扣到了慈禧的脑袋上。而慈禧喜欢珍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为珍妃非常有才干，又非常地聪明漂亮。在慈禧看来，珍妃就是一个年轻的慈禧，这些都让慈禧对珍妃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 

其实只是一件事情，让两个人闹得比较僵，就是，慈禧说珍妃不守妇道。因为珍妃当时通过关系从外国人的手里买了相机，在宫里随便照相，并且穿的衣服在当时来说是失了体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慈禧还没有认识到照相机的作用，认为是妖术、邪术。所以就很反对这些东西在皇族中使用，但即使是这样，在当时的一些大臣家里还是藏有相机。再一个让慈禧比较反感的事情就是珍妃喜欢穿着男服在宫里走动，这让慈禧非常不能理解，认为给皇家丢了脸面。其实珍妃是一个很开朗大方的女人，有点大大咧咧的。但是当时的宫廷是非常严谨的，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也由于这样，慈禧与珍妃还是产生了隔阂。但是隔阂归隔阂，慈禧要杀珍妃的心却没有。  在《白姓宫女所言》里是这么说的：珍妃貌美而贤，初入宫时，极为慈禧所钟爱，知其性喜尽画乃命内廷供奉缪嘉蕙女士教之，平时居景仁宫，与德宗则同居养心殿，德宗嬖之，当与共膳，妃喜作男子装，并与德宗时互易装束，以为游戏……慈禧则以为宫姘所不应为，于是妃渐失慈禧欢，但尚未有若何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来自《刘姓宫女所言》：珍妃十三岁入宫，十五岁行大婚礼，时光绪十四年正月也。珍瑾二妃异母所生，相差只一岁。宫中之像乃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之间所照，所著之衣服，长袍为洋粉色，背心为月白色镶宽边，乃光绪二十一年最时髦之装束，仅于宫中另做者。珍妃每早于慈禧前请安毕即回景仁宫，任意装束，并时摄取各种姿势，此像则于南海所照，后为慈禧所见不悦，光绪二十年时有耿九者，贿结慈禧之小太监王长泰（即王有儿）、聂德平（即聂十八），谋取粤海关道事，王聂二监平日均为妃所喜，时赐食物，此时王聂受耿九之托，因请于妃，密陈德宗准其事，同时复有宝善者，乃慈禧侄之岳父驻兵于凤凰城，因兵败失守，替金运动免罪，亦经王聂二监请于妃。其进呈慈禧背心及大衣衣料二件，此二事均以不密外泄，闻于慈禧，大怒，并将珍瑾三妃均板责之，将王聂二监充军于黑龙江，遇赦不赦。王聂本精于皮黄剧，王聂口逗不前行，並于当地搭棚演戏，解卒不得已内闻，慈禧乃命就乎正法，时妃二十一岁也，时妃被责后仍居景仁宫，因喜摄影术，复暗使戴姓太监于东华门地方开设照相馆，复为隆裕后密白于慈禧，乃将戴姓太监杖毙于庭，至珍妃二十三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之变，慈禧乃幽妃于建福宫，继徒北五所，令二宫女侍，门自外锁，饮食自槛下送进，珍妃被困后，原住之景仁宫即被封，其守宫太监全体被逐。

后来又有很多传言说是因为隆裕小心眼，嫉妒成性，因此在慈禧面前告珍妃的黑状，所以慈禧派人把珍妃给推进了井中。这也不是事实，隆裕非常郁闷，觉得平白被人冤枉，很生气。 

隆裕说：“很多人都说是我嫉妒告她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她推到井里去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与八国联军战败后，洋人军队打到了北京。于是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当然西行带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人多了就会成为负担。但是因为当时光绪是皇帝，而我是皇后，同时又是老太后的亲侄女，要带也只能带我和皇上走。而其他的一些亲属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们也不例外。可是当时的珍妃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并当场顶撞了老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珍妃一直对老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你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您带她走。所以我也请求你带我走。’这就让老太后非常难堪，带走一个珍妃，就必须带走瑾妃，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所以要开这个口子很难，加上洋人已经打到北京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于是老太后当时非常不高兴，认为珍妃根本不识大体。” 

 “从另外一层上讲，本来老太后就对珍妃平日的作为有点不高兴，再加上这些紧急时刻的顶撞，老太后气得脸色发白，直打哆嗦。在皇宫里，大清朝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人这么敢于顶撞太后，即便是皇上都从来没有过，何况一个珍妃。老太后也是一个非常要脸面的人，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珍妃一直跟着老太后说自己的理由，于是就来到了距离珍妃住所不远处。珍妃这时候还不死心，对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就要跟皇上在一起，不在一起，宁愿死。活着是皇家人，死了是皇家鬼。’老太后一听，就更加生气，本来火烧眉毛的事情，哪还有时间吵架啊，于是就对珍妃说：‘你愿意死就死去吧。’当时说话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眼井，于是珍妃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于是直接就奔井口去了。老太后一看情况不对，这孩子跟我顶撞两句，怎么还真的去死啊。于是对崔玉贵说：‘赶紧去拉住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当崔玉贵跑过去的时候，珍妃已经跳下去了。可老太后一看没办法了，内忧外患啊，于是没来得及管她，就走了。” 

 “这就是出逃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一年以后，老太后和我们重新回到宫里，想起珍妃来，还是觉得非常惋惜。这一点我们都能看得出来。而且人人都传言珍妃就是老太后派人害死的，老太后也觉得自己很冤枉。虽然大伙没当自己的面说，但是这事情落在自己头上了，总得有个结果，有个说法，皇家不是随便能损失一个妃子的。于是老太后思来想去，就把罪责推到崔玉贵头上了。当时老太后说：‘崔玉贵，让你拉住珍妃你没拉住，等于是你把珍妃害死的。没拉住就等于是你害死的。’当时老太后就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台阶。” 

 “老太后因为要找一个台阶，所以就扬言要杀崔玉贵，当然也是为了让大伙能平息一下怨气。但崔玉贵是父亲桂祥的干儿子啊。跟我们家关系又非常好，每年父亲过生日都要送好多东西过去看。这一听要杀自己，马上就跑到父亲那里，跟父亲说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父亲就找到老太后通融了一下。但是死罪没有了，责罚当然还是需要的，于是就把崔玉贵撵出宫了。崔玉贵出宫，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就在咱们家住着。这件事情我不说你也看到了。但是太监出宫哪那么容易啊，崔玉贵一直想着再回到宫里，也通过人找我说过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是不能做主的。作为太监在外边，脸面上没地方搁，而这两年基本上就是在咱们家，帮帮忙，打打杂。等过了这两年，父亲又找到老太后让崔玉贵回宫里，这样崔玉贵就又回来了。” 

一位质疑珍妃后辈人写的《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文章的人的话：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珍妃聪明伶俐，宫廷礼仪一学就会，因此替皇后主持继嗣典礼。其实和该文作者所要说的，慈禧讨厌珍妃是相违背的。试想，在慈禧操纵政府的当时，她不点头，珍妃如何能主持这样一个大典？更何况，对手还是慈禧的亲侄女，一个慈禧想用来拴住光绪的人。所以，只可能是，慈禧开始十分喜欢珍妃，是后来，珍妃的所作所为让慈禧生了厌恶。比如照相，慈禧自己是十分喜欢照相的，但是珍妃偏偏挑在甲午失利，慈禧厌恶洋人的时候来照相，被杖责，只能怪她不识时务了。而至于珍妃如何协助光绪变法，变法的问题究竟谁是谁非，太复杂，这里就不讨论了……无论如何，在演绎历史时，隆裕和珍妃的待遇完全不公道。究其原因，其实浅薄。隆裕就是一个悲剧的牺牲品。有谁知道，她在慈禧和光绪的夹缝中那凄凉的后宫生活。有谁知道，袁世凯逼宫的经历。 

另外，在《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中说道，光绪十四年（1888年）农历十月初五，当时我二位姑母还没有成年，就接到朝廷懿旨册封为光绪皇帝的瑾嫔、珍嫔。这件事对我家和对祖母来说，不是喜事临门，而是祸从天降。祖母深知女儿的性格，对慈禧的狠毒也早有耳闻。宫廷里家法森严，女儿去做小老婆，免不了挨打受气，说不定还会招来灭顶之灾；从今后要想见到女儿，那比登天还难。从接旨那天起到二位姑母上轿前，祖母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家里从上到下个个心神不安。二妃上轿那天，祖母正坐在正屋桌旁吸水烟，当两个女儿跪在母亲面前告别说“额娘，我们走了”时，她强抑泪水，伸手打了俩女儿一人一个嘴巴，说道：“只当我没生你们这两个女儿!”转身进了里间屋。老李妈说，老太太进了里间屋一天没出来，也没有吃东西。我母亲后来对我讲，二妃进宫后，家里像办丧事一样，个个心情沉重。这种气氛持续了好长时间，直到后来珍、瑾二妃被封为贵妃，珍妃深受光绪皇帝宠爱，家里才算松了口气。 

  其实事情远不是这样，首先，当年珍妃、瑾妃进宫是她们的父亲花了很多钱的；其次珍妃和瑾妃并不是一母所生（这在前面有所叙述），怎么会说出“只当我没生你们这两个女儿”这样的话来？ 

再有这篇文章中所说跟事实还是出入很大。比如文中提到：珍妃因受光绪皇帝的宠爱，而引起了隆裕皇后（慈禧的内侄女）的忌恨，加之珍妃性格倔强，不会奉承慈禧，隆裕经常在慈禧耳边吹风，慈禧就千方百计地找她麻烦，为内侄女出气。……据她说珍妃长得很漂亮，并擅长书画、下棋，双手能写梅花篆字。……珍妃聪明伶俐，常代替皇后参加宫里的一些大典。宫里的典礼礼节很多，如要求皇后要穿着花盆底鞋，头上戴着头饰，走丁字步，一步一安，还要磕达儿头；在请安或磕头时，头饰和耳坠不能不摆，也不能乱摆。头叩的不能太偏，又不能不偏，这个尺度隆裕皇后总掌握不好，可是珍妃一学就会，只好由珍妃代替。这些就更引起了隆裕的忌恨……隆裕为了报复，就和李莲英及珍妃宫内的太监勾结起来，把一只男人靴子放在珍妃的宫里，妄图污蔑她有奸情……后来又因珍妃有一件衣服的料子和经常进宫演戏的一个戏子的衣料一样（据说戏子的衣料是光绪送的），隆裕抓着这件事又大作文章，致使珍妃遭受廷杖（扒开衣服，用涂有黄油漆的竹竿打）……珍妃喜欢照像，尤其喜欢女扮男装照像，有时还穿着光绪皇帝的衣服照像，这又遭到慈禧的反对。慈禧命人到珍妃宫中搜出照像机和穿男装的像片，大怒，为此珍妃又受了“掌嘴”之罚。 

可是后来文中又提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先后去世，宣统皇帝（溥仪）继位，隆裕皇太后听政。又将珍妃的灵柩从田村移往崇陵皇家坟地。我祖母和父亲参加了葬礼。祖母在坟前沉痛地悼念了自己的爱女。 

试想，一个嫉妒成性，非常恨珍妃的人，在珍妃下葬以后，不去掘她的坟已经算是仁慈了，怎么还在她听政的年代，把一个生前非常痛恨的人迁到皇陵呢？这一点也说明了文章对隆裕和珍妃的描述很多都是不真实的。 

别人都轰轰烈烈，别人都永垂千古，但是隆裕却不能。因为签订大清退位诏书的人就是隆裕。后来也有人把隆裕说成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人，说她陷害珍妃，说她心胸狭窄，这是非常不对的，也委屈了隆裕。不过说起隆裕来，很多后人都觉得这段历史对于隆裕是不公平的。因为在慈禧和光绪之间，隆裕成了一个牺牲品

对隆裕，在《清史稿·后妃传》里，只有这样寥寥数语的记载：“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很显然，在这部历史的记载里只说了她几件事，是慈禧的侄女，光绪的皇后，溥仪的皇额娘，下了宣统退位诏书。而这其中，几乎没有一件事是涉及她这个人本身的，全是作为其他人的附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相比之下，珍妃就比她“幸运”得多了。历史里这样写：“恪顺皇贵妃，他他拉氏，端康皇贵妃女弟。同选，为珍嫔。进珍妃。以忤太后，谕责其习尚奢华，屡有乞请，降贵人。逾年，仍封珍妃。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沈于井。二十七年，上还京师。追进皇贵妃。葬西直门外，移崇陵。追进尊封。”在历史上，对珍妃的叙述已经表现得很清楚，起码说了她和慈禧之间的矛盾，以及她死的事，加上光绪对她的思念。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作为那个朝代的皇后，隆裕的苦衷是别人根本体会不到的。 

当然除了正史，更有野史描述珍妃这个美丽的妃子。人们在各种小说、戏剧里，不断地悲叹珍妃和光绪的爱情悲剧，说珍妃如何美丽聪明，勇敢坚强，而光绪是如何英明睿智，大志不遂。在他们的故事里，慈禧永远是棒打鸳鸯和扼杀改革的魔鬼，而隆裕作为皇后，作为慈禧的侄女，则是善妒，爱打小报告，爱陷害珍妃……她是一个彻头彻尾令人痛恨的奸险角色。正因为有了珍妃，所以毁了隆裕，在整个历史当中，隆裕只是一个陪衬，人们可以说珍妃的悲剧，但是隆裕的悲剧谁关心过呢？在历史沉淀这么多年以后，还是有人不了解真相，所以我爷爷对这件事情也感到非常气愤。 

  事实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隆裕虽然长相不如珍妃，但是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她在家时就对弟妹们很好，她很和善，样子有点忧郁，一点傲慢的意思都没有。后来进了宫，她就更加忧郁了。但是她还是对人很和善，别人觐见时向她问候或者致意，她总是以礼相待，从不多说一句话。慈禧和光绪接见其他人时，隆裕也总是陪伴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他们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慈禧和光绪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这个时候有人会给她让出位置来，但她还是不愿意在更多人面前说话。她总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每到夏天，隆裕总是孤独地在侍女的陪伴下漫无目的地散步，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她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到了冬天，她也是在身边宫女的陪伴下写写书法，或者做点其他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在死后人们还对她妄加指责，把慈禧与珍妃的矛盾说成是她挑拨的，这是不对的。 

在慈禧和娘家人的关系问题上，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一个不孝顺的女儿，不帮助家人，有的时候甚至还打压娘家人。也有人认为慈禧对娘家不好，认为她故意打击娘家人，不提拔娘家人。但是据我家人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和我自己的感觉，肯定不是这样的。首先，慈禧在当政的时候特别讲皇家的伦理传统，八旗祖制是尊卑有序，慈禧在任用官员的时候着重任用爱新觉罗家族，并根据大清制度起用一些汉人的能人。在任用国家人才上，为了避嫌，对家人采用安抚的形式，给予名誉上的职位，并没有让他们做重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关于慈禧孝道的问题，在对待自己父母的事上，家族人都知道，都这么说：慈禧终生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孝敬父母，是个有名的大孝女。根据家里人的说法：慈禧进宫以后，谁家有了困难，她都会给一些粮食和金钱，但不会给太多，她鼓励家人自己去奋斗，去争取，自食其力。如果有困难可以去帮助你，但不会去养你一辈子。当年慈禧的大弟弟照祥，就曾经牢骚满腹地向她要官做，慈禧说授之与鱼，不如授之与渔，并希望他们不要依仗于她，整日不务正业，无所事事，混日子，提笼架鸟。所以，慈禧的家人没有什么做大官的，只是授予了一些封号。 

光绪二年（1876年）的时候，慈禧母亲过七十大寿，按照常理，慈禧应该是必到的。但那年正赶上朝中有国外的使节到宫里谈一些国际上的事务，实在是离不开。于是慈禧就筹备了一些过寿的礼品，并亲自写了一个大“寿”字，还在“寿”字的下方，用满汉双文写了四句诗，诗的内容是这样的：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融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派人送到了家里。 

慈禧在教育兄弟姐妹方面也有自己的想法，以自立自强为主。她自己在宫里那么多年，深知当官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为了保护家里人，慈禧就没有给家里人更多的官职做。即使是封的官职也是无关紧要的职位，拿俸禄但并不掌握实权，像桂祥也曾经当过镶黄旗的副督统。应该说这个官职并不大，因为慈禧知道一旦政权出现问题，很有可能会连累到家族。慈禧不用娘家人，既是尊重大清的血统，同时也让别人看一看，自己并没有为家里人谋什么福利。本身作为一个女人，坐镇朝廷来指挥那么多个男人，大家虽然表面上并不敢说什么，但是心里面肯定会有很多人并不服气。让大家心服口服，这就是回避别人的口舌，也保护了家里人。 

慈禧也并不是不管娘家人。慈禧对待家族非常慎重。为了顾及影响，又怕家里人仗着自己的关系，养成一种养尊处优的毛病，或者成为当时八旗那些提笼架鸟、不务正业的人，所以很少赏自己家银子。但是更多地时候还是赏一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是非常值钱的。因为桂祥的职位不高，所以薪水是很有限的。不过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到家里给桂祥送礼的人非常多，为了撑门面，所以耗费非常大。所以慈禧经常赏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往往只是在桂公府里象征性地做了个交接就被桂祥派人送进典当行去，这样也变相地救济了娘家。慈禧曾经送过一整套的祭祀用的家具，当时是南方人做的，纯木质上漆的家具，木盆、木碗、木勺等。 

慈禧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她日常派太监公务的时候，是没有赏银的，因为太监拿了俸禄。但是一旦派太监给娘家送东西，慈禧认为这是私人的事情，总是会赏赐太监一些东西或者是银两。曾经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太监往来比较多以后，他们就有点肆无忌惮了。因为从宫里送东西过来的时候，太后总是会赏赐他们一些东西，一般在家里送完东西、施过礼以后，太监就应该走了。但是太监并不给慈禧长面子，来的时间长了，他们就赖着不走，非要在家里喝茶，左一杯，右一杯，聊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目的就是为了再得到一份赏赐。所以通常这个时候，祖爷爷会再赏他们几两银子，他们这才会起身谢桂公爷，然后告辞。 

老太后挨算计也没办法。一般来说赏给桂公爷点东西，派两个太监足够了，可老太监非要带两个或四个小太监，美其名曰：拜见桂公爷和桂公夫人，说让年轻人见见世面，学学规矩。明知道桂公爷要多掏腰包，也只好认了，因为这是给桂公爷脸上搽粉呀！老太后对这种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桂公爷曾经这么说过，我们旗人虽然礼数多，可也有好的地方。例如娘家对出了阁的姑奶奶，那种礼数就应该保存下来。娘家年节送礼的日子不是正月，而是在年前。娘家当父母的，当哥哥嫂子的，当兄弟媳妇的，都要给姑奶奶送份厚礼。并不见得是什么奇珍异宝，却多半是人所不能送的东西，譬如嫂子给做的贴肉紧身衣服，肚兜等。到太后晚年，娘家送份睡袜、逍遥履等，弟媳妇给做的裤衩等东西，这正说明姑娘在家时与嫂子和弟媳等两小无猜，融融乐乐，表示一番家庭和睦的气氛。父母、兄弟们就想姑奶奶在家的时候爱吃些什么东西。俗话说，好吃不如爱吃，婆家多有钱，也是娘家的东西好。拣姑奶奶爱吃的东西做上几样，表示父母兄弟对骨肉的恋恋之情。平常日子，一般不许由外向宫里送吃的，只有年节才可以，也是经过检查了的。当年，我们家给老太后送的东西，什么都有，只要是慈禧在家当姑娘时喜欢的，我们家都送。一般是大青豆或者鲜豌豆、黑菜炒的野鸡爪子，有冻肉、白芸豆、葡萄干、莲子蒸的大黄米年糕坨。那白芸豆都是上好的，有手指肚大，是老太后做姑娘时最爱吃的。姑奶奶想娘家，娘家惦记姑奶奶，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于慈禧和光绪的死，一些历史学家研究了很多年，但是所有的说法都还没有成为定论。所以历史上也把光绪的死定为一个疑案。 

那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的傍晚，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冰凉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离开了人间。 

世上的事情竟是如此凑巧，就在光绪病危之际，慈禧也已病入膏肓。但是由于她秉性刚顽，神志却非常的清醒。她感到了光绪帝的病情已显露出危机的迹象时，就已经考虑为光绪帝立嗣之事，她接纳了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的意见，立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嗣，任命载沣为摄政王。于十月二十日（11月13日）连发三道上谕：“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谕军机大臣等，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著在诸王之前”。而根据史料的记载，光绪在这一天已经神志昏迷了，而慈禧还是能神志非常清醒，完全没有死亡的迹象，所以说慈禧害死光绪的事情完全是一些人杜撰出来的。但是也就在这一天，慈禧开始发病。 

第二天，光绪死去。“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而这个时候，慈禧又连发三道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傅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溥仪承继毅皇帝为嗣，並兼承大行皇帝祧”、“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慈禧在两天内选择了溥仪作为下一任皇帝的接班人。大家都认为慈禧就是一个操劳的命，所以在临死之前还是为后来的清王朝做了选择。 

就这样，光绪与慈禧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相继死去，而生前“母子”二人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对立和微妙，不仅是清代历史上所未有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所以当消息传出的时候，中外震惊。随后各种评论和猜测也随之而来，许多人都怀疑光绪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杀害。尤其光绪比慈禧年轻却死在慈禧前，“猝死”的起因更引发出种种传闻。由于很多人都说由于慈禧和光绪在政治上的看法不一样，慈禧反对变法，因此，在变法开始的时候，由于袁世凯的出卖，让慈禧抓住了口实，所以慈禧有了杀害光绪的想法。 

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了74岁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是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光绪的病已经有了8年的时间，死只是时间的问题。况且每次御医给光绪看病的医案都会呈给慈禧。光绪病情的发展状况慈禧是最清楚的了。光绪死在慈禧前面是肯定的了。而慈禧直到在死前的两天才被确诊。所以即便是慈禧想杀害光绪，也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除非慈禧是个神仙，知道自己的死期。光绪根本不是慈禧害死的，这些都是后人的谣传。很多人不但说光绪是慈禧害死的，说同治也是慈禧害死的，这样的说法欠证据。中国人几百年来的说法就是：虎毒不食子。慈禧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这点意识还是有的，不可能害死自己的儿子。 

那么，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光绪37岁时写的《病原》中说：遗精已经将近二十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必定头疼，耳鸣现象也近十年。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他的病不断恶化，未见好转。关于光绪的死，历史上也是有记载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九日，御医曹元恒在《脉案》中写到：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这也就是说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严重局面。而在五月初十，御医陈秉钧写的《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 

而拖到九月，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这一年的十月中旬，光绪的病情已经进入危急阶段，他出现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症状。十月十七日，周景涛、吕用宾等几名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已处于病危状态。并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十月十九日，光绪已出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便不通，清气不生，浊气下降，全身疲倦乏力的症状。到二十日，光绪已经是眼皮微睁，流着口水的嘴角只能轻轻颤抖。当天夜里，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昏迷。到了二十一日的中午，光绪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嘴倒气。拖到傍晚，便与世长辞了。 

从这些历史资料的记载来看，光绪去世前八年的档案都记录在案，可以认为，光绪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他的临终，他的病状演变是属于一步步加剧地恶化，并没有特别的症状出现，既没有中毒或其他伤害性的迹象，也没有突然暴死的迹象，应该是属于正常病死。所以也应排除了被慈禧投毒害死的说法。 

关于慈禧和光绪的死，很多的资料各不相同。在英国人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中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生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毒死。 

但是曾经是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一本民国时期的杂志《逸经》第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光绪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但却可以肯定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光绪的死一直被说得沸沸扬扬，可是慈禧的死却一直没有人评说。关于慈禧死的事情，只是说因为得了痢疾，最后没治好死了。在一篇关于慈禧的死的文章，其中对慈禧的死有一定的说明：慈禧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未刻（下午1点到3点之间）死于中海仪鸾殿，其时年已经七十四岁。后来在查阅了众多清宫脉案后，看到这么一段：慈禧是死于老和病。她先患腹泻，这和许多演义小说及传记里面的记载一样，以后得并发症，兼及肝肺等脏腑，以至胃纳减弱，病情加重。再加上她带病坚持理政，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最后心力交瘁，衰竭而死。 

有人说慈禧的病，基本上是属于慢性疾病，得病的初期没有什么征兆，甚至在临死前的日子里，也没有出现必死的现象。这在《内起居注》中就有记载。这一时期，她充其量除了慢性腹泻外，只是有些咳嗽、肋疼、口渴、舌干及肢体软倦等毛病而已，所以慈禧照常处理政务，每日发出的上谕及批出的奏折，数量仍然非常多。以十月十五日以后为例：十五日批出庞鸿书、王士珍等人折片十四件；十六日批出陈夔龙等人折片十件；十七日批出杨士骧等人折片二十五件；十八日批出端方等人折片十五件，发谕旨两道；十九日批出锡良等人折片十九件，发懿旨五道；二十日批出外务部折片四件，发谕旨两道。只是到了十九日这天，她的饮食开始变得不正常。到了二十一日这天，已经不再想吃东西。到二十二日，终于病情恶化。 

当然，这和光绪的情况完全不同。早在光绪三十四年的三月，光绪的病就已经开始恶化，并且当时的太医们已经束手无策，到了这一年的七月份，为光绪皇帝治病已经是“徒劳无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光绪本人也非常焦躁不安。在光绪死前的五天时间内，太医就已经判断：死数已定。 

因此，如果说慈禧有怕自己会死在光绪之前的担心，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如果说慈禧对这些情况不知道，所以对光绪下了毒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慈禧的故事 

一、洗脚水的故事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拼死抵抗而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八国联军已经打过通州，马上就会到达北京城。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决定带着光绪出逃。当时气候已经接近秋天，但是白天的时候还是非常热。由于仓促出逃没有特别准 备，正赶上遇到大雨，又没办法躲避。一路上热了又冷，加上没什么可吃的东西，那种逃难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那时候没有汽车，只有马车和轿子，加上道路本身就凹凸不平，颠簸得非常厉害。就这样，一路走到了河北的怀来。当时所有人就住到村口的一个破庙里。 

晚上的时候，慈禧就有一些发烧，而御医也没带什么药。当时那种情况非常艰难，没人想到会出什么事情。但是没办法，慈禧烧得挺厉害。当时他们请了一个当地老农帮忙烧水做饭，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站起来说：“我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发烧。”于是大家就问到底是什么秘方。老农告诉众人说：“弄碗犀角水喝完就好。”这一句话不要紧，慈禧非常生气，底下官员也议论纷纷。有的说拉下去打二十大板；有的说干脆杀头。正在大家讨论怎么处置老农的时候，慈禧说话了：“把他叫来，我要问问，等弄明白了再说。”于是人们就把老农带了上来。慈禧问他：“说说为什么有病了要喝洗脚水？你们家就是这么治病的吗？” 

于是这位老农告诉慈禧：“太后，其实这种秘方中国很多年前就用了，非常管用。中国有一种动物，它是一种牛，这种牛只长一个犄角。但是它长的角却非常管用，如果用这种牛角熬好水，然后喝下去，病就能好。听说这种角还是大补呢。所以我们家谁要生病了，就用那种牛角煮水，喝了就好。现在我家里就有一个犀角，如果您相信我，我就拿来给您煮水喝。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打我，要杀我呢？” 

听到这里，慈禧笑了，原来是一场误会。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慈禧也明白了一些道理：自己的大臣有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把事情弄明白了再做判断，很多都是凭借主观臆断就把事情做了。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情况，必须要让大臣们明白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武断。于是慈禧对大臣们说：“今后无论什么事情，你们弄明白了再做结论。像今天这种事情，这不是冤枉人吗？” 

于是当晚，做饭的老农就到自己家把犀角拿来，慈禧喝了“洗脚水”也很快就痊愈了。并且封了老农一个七品官。 

二、玉米的故事 

当年慈禧出逃的时候正是秋天，当逃到河北省怀来县的时候，天正下大雨。路也非常不好走，慈禧坐在马车里，经常被颠簸得磕到头，那种滋味难受极了。但当时赶车的人又是自己的弟弟，没办法发火，况且当时正在逃难的过程中，谁也免不了出点错。一路上，雨越下越大，开始起风了，道路更加难走，加上没吃什么东西大家都是饥寒交迫。走到一个村子旁边的时候，旁边的庄稼就快成熟了。于是当地老百姓把一种叫做“棒子”的东西煮熟，并且做了一些窝头送给慈禧。慈禧吃得非常香，就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做的。当地人管这种东西就 叫“棒子”，于是告诉慈禧这是“棒子”做的，窝头是“棒子”磨成面做的。慈禧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能叫这么一个难听的名字呢？当时慈禧把煮熟的“棒子”拿在手里，觉得“棒子”的粒儿真好看，一个个白的跟白玉一样，说就叫“玉米”吧。后来当地人才管“棒子”叫“玉米”。当然这就是一个传说，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三、扑克的故事 

中国人都爱玩麻将，清朝的时候也是这样。当年我爷爷也是一个非常受宠的孩子，隆裕非常喜欢他，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也都会赏给他。有一次，桂公爷到宫里去见隆裕，当时宫里正流行一种扑克，据说是从西洋传来的。因为那时候大清朝只有人玩麻将，玩扑克的人很少。后来一些使节夫人看到慈禧经常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玩扑克。那种纸质的扑克由于昆明湖上经常有风，会被刮到水里去，就按照中国麻将的样子造了一幅扑克送给慈禧。后来慈禧看到隆裕非常喜欢这副扑克，所以又将这副扑克赏给了隆裕。 

桂公爷到宫里去的时候，正赶上隆裕和人正在玩扑克，他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看大家是怎么玩的。隆裕看到桂公爷也喜欢这新鲜玩意儿，非常高兴，让桂公爷在旁边学，最后临走的时候，隆裕将这副扑克给了桂公爷，并告诉桂公爷：“这是老太后非常喜欢玩的东西，看到我喜欢就赐给我。现在你喜欢，我也把它送给你吧。” 

桂公爷非常兴奋，就带着这副扑克回家了。可回到家以后，家里却没有什么人会玩，所以桂公爷最后也没有玩成，只好珍藏起来。 

四、颐和园工人的故事 

很多人都说慈禧飞扬跋扈，不可理喻，但在颐和园工作同事却一直不这么看，并且对慈禧一直都很尊敬。     这是流传在另一个家族里的故事。当时正是夏天，颐和园风景非常怡人。难得没下雨，又是一个清爽天，于是慈禧就乘坐轿子出去游玩，从颐和园的东堤往北走，边走边欣赏园内景色，并且时常讲一些小笑话。随行一帮人看到老太后心情好，也都挺高兴的。按照清朝宫 廷的规矩：太后出游，路上是不能有人旁观的。但就在这个当口，前面路上有一个园林工人正在修剪花草，他根本没注意到慈禧一行人已经走过来，想回避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当时就有点害怕。据说当时慈禧太后的轿子过来后，有人远远地看到了这个园林工人，于是就大喊一声“回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园林工人没办法，只好顺着墙跪下了。他从来没看到过慈禧太后什么样子，按理已经喊了“回避”，他就应该低下头，但是他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于是在慈禧的轿子刚刚过去的时候，就偷偷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一个穿戴比较华贵的女人坐在轿子里，和身边的人有说有笑。这个时候，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违背了规矩，心里就更害怕了。但他也没想到，这个时候他就听到慈禧喊了一声：赏。接着就有随从过来给了他5两官银。他捧着这5两银子，非常高兴：老佛爷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赏他银子，所以非常感激老太后。当时这个园林工人非常年轻，得到银子后，回到家就一直舍不得用，因为那是当朝太后赏给他的。所以，后来这银子就一直保存着。而这个园林工人就是在颐和园一个绿化工人的爷爷。 

五、慈禧与画像 

说起宫廷画像，要追溯到很多年以前了。因为中国画的历史很悠久，所以肖像画也在很早之前就有了。其实只要是去过故宫博物院的人都知道，那里藏有不少帝王后妃的肖像画。一些历史资料也显示，清代从康熙开始，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就有一些画师，曾经长期供奉于清廷的如意馆，例如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他们带来的是西洋画（即油画的技法），但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他们都改用了中国的绘画工具和绘画材料作画。这些人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不少是肖像画，至今仍藏在故宫博物院，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桂公爷说：“满清入主中原，定都北京以后，紫禁城里差不多曾经居住过10个皇帝。在康熙、雍正、乾隆年代，在内廷的外国画师较多。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都较高，不少人被破例赏予职衔顶戴，饮食起居尽量照顾他们原有的生活习俗，给予妥善安排，十分优厚。但在道光、咸丰年间，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供奉于内廷的西洋画师逐渐减少了。而留下西洋画像的，也只有慈禧太后一人。” 

一些历史资料显示，卡尔精心绘制的慈禧第一张油画像，是准备送往美国圣路易赛会的陈列品，因此慈禧特别重视，亲自择定完工的日子。在这张画像完成之前的好几天，她不时来到卡尔画室，观其设色点睛，兴奋异常。慈禧还特邀外国在北京的驻使及参赞夫人，于1904年4月19日（即慈禧亲自择定的画像完工日）至西苑三海参观画像。这批洋夫人，为了讨好太后，无不称赞画像之神似，设色之美丽，笔画之细，慈禧听后更是乐不可支。根据史料记载：卡尔在颐和园及西苑三海一共为慈禧画了4幅像（其中一幅是作为模范用的小幅画像），居住时间共达八九个月之久，大大超过了原先的计划。这说明卡尔深得慈禧的欢心。慈禧经常赐给她珍馐美味和贵重物品，宫中都呼卡尔为柯姑娘。慈禧兴之所至还经常带卡尔去游园赏景。 

送往美国圣路易赛会陈列的慈禧画像，由清廷派皇族代表溥伦专程护送。在该画像送走之后，于4月下旬，卡尔随慈禧驾还颐和园居住。卡尔有这样的记述：“予于斯时，颇能多事工作，当时先所着手者，即为往‘赛’之太后画像之模范一小幅，太后欲自留此，以志纪念者也。继则将先所画就之太后写真二幅，细为修饰，故亦颇占时光。”1904年5月中，待其余3幅油画像全部告成之日，慈禧又遍请驻京外国使节夫人，在颐和园举行游园赏画会，自我陶醉一番。 

六、慈禧与汽车的故事 

在江西有一场展览，其中一辆车特别受人欢迎，很多人都围着观看。据说这就是慈禧生前所坐过的汽车。有人说一辆老式汽车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越老越能使人勾起想像，越老越具有非凡的价值，越老越难于觅到她神秘而古典的身影。这话很有道理。 

这辆清末的“老佛爷”的专车，被人称为“老佛爷”车。没有任何疑问，这辆车在世界 上都属于较早的车型，车的外型很类似马车。因为这辆车，慈禧成了皇城第一位有车族。这就又牵扯到袁世凯这个恶人了。 

当年，袁世凯特别会逢迎拍马。为了取得慈禧的信任，他不惜花费重金。1902年，袁世凯从香港辗转买了一辆德国产的白色敞篷汽车，这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汽车买来以后，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到了宫里，把这个新鲜玩意献给慈禧。慈禧还是非常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所以欣然收下。 

桂公爷回忆说：“为了让大家都看看自己的新汽车，慈禧当时请了很多人来看这件新鲜玩意。”根据隆裕说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的司机名叫孙富龄，北京大兴县哈德门人。当时他在北京为皇家贵族赶马拉车，由于年轻机灵，随机应变，于是得到了老太后的赏识。由于那时全国还没有会开汽车的人，慈禧下令招纳，共有11人应试，孙富龄捷足先登，很快学会了开车。自此，一有时间，慈禧便在皇宫中坐着汽车兜风为乐。几天下来，李莲英告诉慈禧：开车的是个奴才，整天坐在太后前面，有失体统，于是他便命令司机：跪着开车。但是跪着开车没办法踩刹车，很容易出危险，又不能告诉慈禧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司机非常为难。 

一天，慈禧坐汽车的时候，发现汽车开得很慢，就认为孙富龄不好好开车，所以就追问为什么开这么慢，孙富龄不敢说是因为李莲英吩咐自己跪着开车，没办法踩刹车，为了安全才开这么慢，所以他只得告诉慈禧：这车有点坏了，所以不能开快。慈禧一听非常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最后也渐渐失去了坐汽车的兴致。后来，这辆汽车就闲置在颐和园内。孙富龄害怕日后露馅，因为欺骗太后可是死罪，于是携家带口连夜逃出北京避祸。 

七、慈禧和李莲英的求证 

在很多传说和野史里面，慈禧都被描绘成一个贪婪、自私而淫荡的女人。之前帮助慈禧画像的那个美国的卡尔小姐，在宫里不但没有好好安分守己，更是胡说八道一大堆。她说慈禧是一个和李莲英一个浴盆洗澡的怪物，而且光绪皇帝也明摆着要和这个外国女人有一腿，因为他总是试图去亲吻这个外国来的洋女人。这样的书籍到了社会上，当然会让那对以前根本不了解的人产生误解。对此，桂公爷非常愤怒，说这个美国女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但是慈禧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后来看到过慈禧身边侍女说的一些话，也求证了家里的长辈，这才清楚：虽然说旗人的女子是天足，但是也和汉人一样，对于脚也要隐蔽的。洗脚、换袜子都不能让外人看见。当媳妇的都是关上屋门，睡觉前洗脚，儿子年岁大了，妈妈洗脚，也不能让儿子看见，更不用说光着脚走出闺门了。桂公爷也曾经听隆裕说过这样的话：很多人都胡说八道，说老太后和李莲英怎么怎么，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老太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尊严，对于一些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向来不许太监沾手。有人瞎编，说老太后腿疼，把脚放在椅子上，伸着腿让李莲英给按摩，这纯粹是胡说。再说，宫里戒备森严，老太后身边随时有宫女陪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老太后也早就羞臊死了。老太后从年轻开始守寡，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事，何况年老了呢？ 

一位在慈禧身边伺候过的宫女也就慈禧洗澡的问题回答过一些人。她说：伺候老太后洗澡和洗脚，专有四个贴身的丫头。洗脚两个，洗澡是四个。平常她们也干点零活，但专职是沐浴。这些丫头也是经过训练的。怎样用毛巾热敷膝盖啊，怎样搓脚心的涌泉穴啊，有一套专门的技术。洗脚时，老太后往椅子上一歪，嘴里不停地与底下人说闲话，享受着洗脚人的搓揉，这是她老人家最松散舒适的时候，宫女常常在这个时间里得到意想不到的赏赐。脚洗完后，如果需要剪脚指甲，两个洗脚的宫女中一个点起手提式羊角灯来，单腿跪下，手持着灯，另一个也单腿跪下，把老太后的脚抱在怀里细心地剪。这之前还要有个“请剪子”的过程。在老太后的屋子里有严格的规定，不许摸刀子、剪子。如果需要用，必须要事先请示。伺候洗脚的宫女向内寝的人轻轻说句“请剪子”。侍寝的转禀老太后，老太后说：用吧，还在原地方。这时侍寝的才敢拿出剪子来交给洗脚的宫女。完毕后，洗脚的宫女请跪安退出，这才完事。差不多天天如此。那么既然有这么多宫女伺候慈禧洗澡，慈禧又怎么能开放到和一个太监一起洗澡呢？况且作为太监来说，因为自身的问题，他又怎么能把自己的缺陷暴露在外人眼里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个宫女说起慈禧洗澡的事情来，也说这和时令有密切关系。如果天热，洗得勤点，夏天差不多要天天洗，冬天隔两三天洗一回，都是在晚上，宫里白天没有洗澡的。洗澡的时间，一般在传晚膳后一个多小时，在宫门上锁以前。因为需要太监抬澡盆、担水，连洗澡用的毛巾、香皂、爽身香水都由太监捧两个托盘进来。太监把东西放下就走开，不许在寝宫逗留。司沐的四个宫女全部一样的穿着，一样的打扮，连辫根、辫穗全一样。由掌事儿领着向上请跪安，这叫“告进”。算是当差开始。在老太后屋里当差，不管干多脏的活，头上脚下都要打扮得很利落，所以这四个宫女，也是新鞋新袜。太监把澡盆等送到廊子底下，托盘由宫女接过来，屋里铺好油布，抬进澡盆注入温水，然后请老太后宽衣。这个时候，除非伺候慈禧洗澡的人，别的人是根本没办法进入的。这就又说明一个问题，即便是慈禧身边最亲的人，要看到慈禧洗澡，也是万万不能的，更别说一个太监了。所以由此推断，来自美国的画家卡尔小姐确实是一个大话精，是一个编造故事的高手。 

后来看到在慈禧身边曾经伺候过慈禧的宫女荣儿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证明慈禧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民国以来，有好多的人问我，说李莲英值夜，听到老太后在屋里咳嗽，他怕惊动老太后，就跪着爬进了寝宫，给老太后倒碗水喝，使得老太后很感动。那么说老太后不就成了孤寡户了吗？没人答理没人瞧，夜里咳嗽，连碗水全喝不上，那还称什么皇家太后呢？这些胡讲乱吣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还有人问我，说慈禧太后爱听杨小楼的戏，主要是喜欢杨小楼的武功，让太监把他装进食盒里，抬到寝宫里去。这更是没影的事。老太后、皇后好比两只凤凰，我们宫女好比一群麻雀，整天围着凤凰转，最少也有十几只麻雀在后边跟着。这是制度、是规矩，抬进一个大活人来，往哪里放啊！这都是哪儿的事！我还不知道对我们宫女会瞎编些什么呢？所以我除去对诚心诚意想知道点宫廷故事的人以外，我闭口不讲宫里的事。” 

八、慈禧生子的故事 

其实对于慈禧，家族以前是不怎么提关于她的事情的。即便是桂公爷的那位表哥同治皇帝，家族也都是不怎么提的。但是后来随着很多事情成为历史，桂公爷才有时候说起一些他见到过的事情，而慈禧怀孕，桂公爷也是通过他的奶奶知道的。 

桂公爷说：“慈禧初入宫时，身份不过是皇帝侍妾里等级较低的贵人，即便被咸丰帝宠幸封为嫔后，距离等级最高的皇后还差着好几级，但是她的亲生儿子同治帝的出世给她带来了 发迹的转机。据说咸丰五年（1856年）的端阳节刚过，正在垂钓的兰贵人忽然心里一热，胃就翻腾起来了，顿时呕吐不止。守在一旁的宫女赶忙递上香茶和丝帕。正往湖中撒鱼食的总管太监安德海也赶忙跑了过来，笑嘻嘻地问道：‘贵人这些日子怎么了，懒洋洋的，吃什么吐什么，而且时常的口吐兰气，怕是遇喜了吧。奴才应早早启奏万岁，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呀！’而此时的兰贵人则稳稳地放下鱼竿，用香丝帕优雅地擦了擦嘴，道：‘鬼奴才，你比我还明白，难道万岁爷不知道吗？’安德海毕恭毕敬地回话：‘您的奏折又没有交给奴才我，要是交给我，奴才乐不得的往上递呢！’‘哼，我看这份折子是压在皇后那里不发吧，好，你这就去禀告皇上，就说我遇喜已经两个月了。’‘喳！’安德海和宫女们扶着兰贵人上了软轿，缓缓地去了。”桂公爷说：“就是这么一段谈话，成就了慈禧以后的宫里生涯。” 

据说第二天咸丰就传下谕旨：“升兰贵人为懿嫔，令其母带两名妇人进宫，由苍震门进，至储秀宫住宿，以便随时照看。”转眼到了腊月，懿嫔已怀孕六个月，行动不便，饮食起居都需要分外照应，咸丰已传旨由内务府照应。正月二十八日，内务府送来精奇和妈妈（精奇，满语是从小看护孩子的地位最高的仆役；妈妈是孩子从小的乳母，也是工资地位较高的仆役）共10名，照祥也派首领太监王成选送来灯火，以及妈妈20名供懿嫔差遣。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宫里又精选六名妈妈到储秀宫昼夜伺候，同时精选两名姥姥（收生婆），在上夜守喜，太医院另派两名御医在御药房下所轮留值班。第二天又传旨太医院，守喜御医加派四名，分两班，每班三名，昼夜轮值。内务府各司也忙得不亦乐乎，做春绸小袄27件，自纺丝小衫4件，一幅红春绸，控单一块，红兜肚4个，潞绸被18床，布褥10床……一切接生用具，各色人物，全都准备妥当。咸丰六年（1857年），自正月二十四日起，御医每天诊脉，并及时奏报。经过一番折腾，懿嫔于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坐卧不安，未时生了个男孩子，这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 

懿嫔生了龙子，咸丰大喜，立即传旨，照妃例赏赐白金300两，绸缎70匹，宣布：“懿嫔着封为懿妃。”没多久又升为懿贵妃。 

爷爷说：“由于为皇上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慈禧的地位在宫里也越来越高，所谓母凭子贵，在这里非常适用。” 

九、慈禧陵墓被盗（1）

很多人都知道，慈禧死后，葬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但是这么一块皇家的风水宝地，谁也不能想像，当子孙们眼巴巴地守着祖坟准备过日子时，竟然遭到了祖坟被挖掘的事件。这对于慈禧的子孙们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 

桂公爷去世之前一直都记得慈禧墓被盗的事情，当时社会上反应非常强烈。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文章是这样记述的：这件盗陵案的主谋是冯玉祥的旧部孙殿英。当年，孙殿英授意他 手下两个师长谭温江、柴云升查勘策划，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十七日上午由工兵营带头动手爆破的。事后清室后裔虽然一再请求缉凶，可是消息有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踪迹可寻。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这件事情在当时的警察和宪兵队的跟踪和加紧追查之下，虽然主犯逃跑了，但是也终于抓获了两名人犯：一个姓纪，一个姓王，两人都是谭温江的部下亲信，而且都参加了盗窃陵墓工作，属于主要人员。而这个案件也交给了当时的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审讯。 

后来在查阅资料时，也看到了当时的法官戴少仑的回忆。回忆里说：“孙殿英认为康熙、乾隆和慈禧陵墓的殉葬宝物一定非常多，而且又都葬在东陵，是自己的领地，所以决定先从东陵下手。可是进入地宫的墓道石门，非常严紧，一时之间也想不到什么法子能够打开，而且石门杼轴是嵌在石壁里面的，一切盗墓工具都毫无所用，所以最后只好用爆破手段炸药来轰炸了。一霎时石块乱飞，烟雾升腾，用了一两百斤炸药，也不过只炸开一个仅可通人的洞穴。当时大家只好摸索着，蛇行前进。从这个洞穴过去，迎面是一条三十多级汉白玉台阶的墓道，里面的气氛非常凄凉、森然可怖。所以后来人们就用电筒照射。但是前方又是一座铁门，用炸药再次炸开铁门，一阵惨惨阴风就从门里吹了出来。走了不多远就是一个宽敞的所在，一字排列着八口棺木，里面不少珠宝首饰，可是都不是什么稀世之珍，衣着方面固然也都锦衣璀璨，至于气势排场不像有慈禧太后的遗体在内。于是大家在这个地方东打打，西敲敲，终于发现正中的玉石屏风响声与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人们非常高兴，因为石屏后面果然有一座暗门，通过暗门是一座寝宫。殿内非常宽敞辉煌，正中停放一具巨型葫芦头（满式棺木前方都有一木制葫芦头）朱红亮漆金棺，比一般棺材要高大两倍有余。大家一看这种殿堂严丽的势派，一致认定是慈禧的棺材。 

而后来看到当时孙殿英旧部的供词里是这样描述的：“梓盖一掀，顿觉异香馥郁，飞光闪烁，只见一老妇在棺中仰卧，渊雅温润，体态安详，仿佛酣睡一般。身上盖着星编珠聚八仙过海锦衾，稍一撬弄，衾套就粉碎成灰。整个尸体埋在玉果璇珠琳琅莹之中，霞光流碧，冷焰袭人。慈禧口中含有鸽蛋大小椭圆形夜明珠一颗，金芒四射，宝光辉煌。匪众有识货的伸手就拿，谁知腮颊看虽完整，实际早已腐朽，稍一着力，立刻滑落嗓子里头，在你抢我夺一阵撕掳之下，慈禧终于颈项挨了一刀，那颗稀世瑰宝的夜明珠，也不知哪位快手将军揣进私囊了。这次盗陵所得殉葬珠宝，除了珠翠钻石珍玩外，最名贵的是一座白玉雕琢的九级玲珑宝塔，另外一件就是名闻中外那只黑子红瓤绿皮的翡翠西瓜，望之鲜美，色可逼真。大家洗劫搜索，为了囊括垫棺材底的珍宝，甚至不惜把慈禧遗体抬出棺外，放在梓盖上面（后来有见过的人说慈禧的脸上和全身都发酵了，长着一寸多长的白毛。当时的地宫里面阴湿郁闷，又是夏天，尸体就这样晾了将近五十天，有这种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后来，大家带进地宫的容器实在装不下了，才陆续退出。” 由此可见，这些人是多么可恶。谁家的老祖宗遭受这样的罪，子孙们都是非常难过的，因此对于这些话，记得非常清楚。 

慈禧去世一年以后的1909年11月15日，葬入河北省遵化县的东陵。而仅仅过了不到20年，她的墓地就被当时以孙殿英为首的强盗洗劫。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桂公爷也曾经偷着去那里看过一回，但是没有能够进去，只好悻悻地回来了。据说当时政府下令捉拿盗墓贼的时候，形势非常紧张。后来，桂公爷爷爷到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能再次成行。 

到了1979年2月，清东陵管理所正式对外开放。很多人都非常好奇，于是纷纷过去观看。人们非常吃惊地看到两道石门敞开着，从石棺床上见到一具完整的内棺棺木，而破碎的外椁被扔在墓室的西北角，整个墓室一片狼籍，与人们想像当中的豪华奢侈完全不沾边。 

1980年的时候，当时整个墓室已经整理得比较整洁，据说这是1928年慈禧墓被盗后，溥仪派载泽等人匆忙清理重殓的。而到了1984年元月，内棺才再次被专家打开，确认棺内上身包裹黄绸、下体裤子上绣满“寿”字、右脚穿白绫袜、左脚赤裸的完整尸骨，就是慈禧。

九、慈禧陵墓被盗（2）

看到内棺已经被放进整修后的外椁。楠木棺椁的华丽程度可以看出来了，但棺内含恨吞辱的慈禧却永远无法“安卧”。有人说正是她的陵墓如此骄奢，从而引来了整个清东陵（除顺治孝陵）屡屡被掘的“大难”。 

关于慈禧的陵墓豪华到什么程度，一些史料也有记载：据说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初九清明节的这天，18岁的同治前往定陵，为咸丰皇帝行了敷士礼和大飨礼后，来到附近的 平顶山和菩陀山看风水。十五日，将平顶山改名“普祥峪”，定为慈安的墓葬所在地；菩陀山改名为“普陀峪”，定为慈禧的墓葬所在地。两个陵都于当年的八月同时动工，于光绪五年（1880年）六月同时完工，耗时6年。史料记载：耗银共达500多万两。 

据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东陵守护大臣为了讨好慈禧，上奏朝廷说慈禧陵因连年雨水，多有糟朽，急需修整。慈禧命亲信庆亲王和兵部尚书荣禄为承办大臣。结果，陵内建筑无一不修，大殿和东西配殿都从原来的揭瓦维修改为拆后重建。 

而这次大修则工程浩大，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时候，已经拨款150万两，以后的款项更是一个谜。中间，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修建工程一度停顿。等到慈禧从西安回京后，她也来到工地亲自检查。1908年10月18日，工程在历时13年重修后终于完工（巧的是4天后慈禧去世）。 

整个慈禧陵墓花了这么多钱，究竟豪华到什么程度，后人是没有办法想像的。而慈禧随葬的珍宝究竟有多少？根据后来李莲英的回忆：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头部上首为翠荷叶，脚下置粉红碧玺莲花。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大如鸡卵，价值1千万两白银。身旁放金、宝石、玉、翠雕佛爷27尊。脚下两边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二百多枚。身左放玉石莲花，身右放玉雕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18罗汉，共计七百多件。葬殓完毕，又倒入四升珍珠，宝石2200块填棺。整棺的奇珍异宝，聚起的自然是巨祸。她闭上眼仅20年，一位巧取豪夺横抢暴掘的大盗，将黑手伸向了她，并将她毁棺抛尸。 

十、李莲英的故事（1） 

说起慈禧，很多人都会想到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李莲英。这个清朝时期非常著名的太监原来是河间府的一个皮匠，生性好赌，在赌场把自己一点辛辛苦苦的积蓄输得一干二净，急怒之下，就引刀自宫了。这是一些史料里面记载的。而真正的李莲英什么样？我爷爷也曾经对我说过。 

桂公爷说，当时河间府净身的人到宫里当差的很多，于是就有好心人给了他良方秘药止 痛止血生肌，终于把他救活。等到身子复元以后，李莲英剩下的路也只有一条了：当太监。于是经人引领就直接投奔首领太监郭吉祥了。经过验明证身以后，就派在御花园钦安殿照应香火。钦安殿供的是真武大帝，每逢初一和十五慈禧都来拈香祈福。但是很奇怪，自从李莲英派在钦安殿当差以来，佛前锦伞、绛节、宝盖、珠幢，以及一些祭神用的器具，总是收拾得纤尘不染、光致整洁。慈禧非常喜欢他的勤快心细，不久就调到内宫伺候御前起居了。就这样，李莲英几乎是一夜升天，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待遇。 

在李莲英来宫内之前，慈禧每天早上的洗漱，都是专管梳头的太监沈二顺服侍的。这个沈二顺在宫里时常装傻充愣，所以慈禧给他起个诨名叫他“傻老”。但是因为他伺候得还好，所以慈禧对他也非常好。可是没过多久，沈二顺忽然腿上闹流火，不能上殿当差，换了几个梳头太监，不是把发根松紧扎得不合适，就是独有一撮发根滋在外头。慈禧非常不满意。 

于是有人怂恿李莲英试一试。李莲英可是有心人，知道慈禧的头发非常硬，很难顺溜，于是事先准备好一小盒发胶，用小刷子三抿两抿就把慈禧后颈上那撮特别硬的头发拢得伏伏贴贴。这一下就让慈禧对他特别放心，不久升为首领，担任慈禧的梳头太监了。 

李莲英虽然日渐走红，成为慈禧跟前言听计从的大红人，可是他遇事依然谨小慎微，对于一般妃嫔宫娥、女官命妇，有了过错，惹慈禧不高兴，他总是尽量替人美言遮盖，曲意回护，所以在慈禧左右人人对他都有好感。 

但是后来事情就不一样了。随着慈禧对李莲英越来越宠信，李莲英也就越来越嚣张。光绪十六年（1890年）光绪正好21岁举行大婚，表面上是慈禧撤帘归政，其实一切军国大计，光绪依旧是按照慈禧的命令执行。大权还暗中掌握在慈禧手里。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慈禧赶上六十大寿。于是光绪率领文武官员，约定了一个时间演习庆祝仪式。但是原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文武百官也花衣顶戴地在仁寿宫聚齐了，只等着李莲英。可是左等右等直到午后，李莲英才姗姗而来，王公大臣一个个饥肠辘辘，足足等了三个时辰。这时李莲英不但没有任何一点羞愧，而且一点道歉的意思都没有。这时光绪脸上就挂不住了，因为文武百官都非常气愤。于是传旨把李莲英打了四十大板，李莲英就怀恨在心。 

但是后来有这么一件事情，桂公爷得比较清楚：庚子之乱，慈禧和光绪逃难到西安，途经保定。祸乱当前，也增加了李莲英不少警惕。保定的地方官员仓皇接驾，除了给慈禧准备了寝所外，其余的仅给李莲英收拾了一个下处，有被有褥，而对光绪却没有认真收拾准备。当天夜里非常冷，光绪就蜷卧在一铺冰凉的土炕上，久久不能入睡。这个时候，恰巧李莲英起身小解，见到光绪这种狼狈情形，于是心思一转，立刻进屋跪在光绪面前说：让皇上这样吃苦，都是奴才疏忽，伺候不周，只是现在夜已经深了，没有办法筹办，所以请皇上迁就委屈，暂用奴才的铺盖吧！结果他把床铺让给光绪，自己真在墙角蹲到天亮。事后光绪时常提起这件事情，认为李莲英确实是非常忠心！ 

有人说李莲英躯干修伟，是因为操刀自宫非常彻底。但是李莲英这一举动，虽然有好药挽回了一条命，可是却落下脸色苍白的毛病。刚过中年就已经皱纹满脸形同老妪，尤其喉音尖锐异常刺耳。有些对内廷情形不了解的人愣说李莲英与慈禧有私，说李莲英的住所靠近慈禧寝宫。而清宫规矩是：皇子过了12岁就要分宫而居，而各宫宫门之内都归嬷嬷宫娥上夜，内监人等只能在宫外听候差遣，很难越雷池一步。李莲英的住所在北四所，距离慈禧寝宫，步行至少需要二十分钟才能走到。那种匪夷所思的传闻，实在是不能相信。 

  还有一个故事，是桂公爷在过年吃饺子的时候说的：当时宫里的习俗是新年的正月初二祭财神（江南一带是正月初五祭财神），祭财神要吃煮饽饽（即水饺，满洲人叫饽饽），饽饽里要包一种特制实心的小金元宝，比花生米还要小。本来应当包一只财神饺子大家来吃碰碰财气，可是大家怕老佛爷吃不着不高兴，所以一包就是四只，每年这四只财神饺子，都是老佛爷一个人吃出来。有一年吃财神饺子，是隆裕主持，老佛爷吃来吃去，只吃出三只财神饺子，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无巧不巧那只财神饺子偏让隆裕自己吃了出来。大家也正急得手足无措，还是李莲英灵机一动，立刻走到皇后跟前偷偷把小元宝拿过来，乘人不备塞在新煮好的饺子里，请老佛爷再吃几只新煮的饽饽。哪知，慈禧一吃这几个饺子，马上就吃出了最后这个金元宝，自然僵局就解开了。事后，隆裕也感念李莲英解围有功，给了不少赏赐。后来隆裕成为太后的时候，虽然有人在隆裕面前说了很多李莲英的坏话，说光绪猝死的凶手就是李莲英。这样虽然弄得他整天提心吊胆，忐忑不安，可是他终于得保首领终老田园。 

十、李莲英的故事

据说当年慈禧办完丧事，李莲英认为靠山已倒，所以就急风转舵告退离宫。他在当时的东皇城根附近购买了一所宅院，虽然没有小德张在永康胡同的私宅那么豪华，但是也是穿廊圆拱，雕梁粉壁。到了晚年，李莲英过继了两个侄子作为嗣子。而东华门著名的叫做东兴楼的饭馆，他也占了三分之二的股权。 

  据说后来宣统大婚，也就是在出宫之前，为了缩减开支，撤掉了御膳房，改由东兴楼包 饭。而李莲英为了感念故主的情意，包办的伙食仅算成本，并且有时还到东兴楼查看有没有偷工减料的行为发生。李莲英的晚年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春天，李莲英忽然得了急性肺炎，最后也就死在这个病上，后来，他的家人将他葬在海淀恩济庄。李莲英死后，两个败家的过继儿子，一个赛一个的狂嫖滥赌，将他一生聚敛而来的财产变卖得一干二净。最后，这两位在抗战期间贫病交迫，先后死在街头。一代当权太监的“声威”，也就从此烟消雾散了。 

十一、关于慈禧名和号的来历

二十天后，同治病死，所以这个仪式没有进行下去。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因为新的皇帝即位，所以两个太后继续垂帘听政，连同上次给两太后各上的徽号，一共四字。慈禧的号上又加了“昭豫庄诚”。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因为光绪帝大婚并归政，徽号上又加了“寿恭”二字。 

到了这一年的三月，光绪亲政，又加上“钦献”二字。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因 为慈禧的六十大寿到了，所以又加上了“崇熙”二字。而光绪在其年号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的时候病死，溥仪继位，慈禧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而谁也没想到的是，溥仪继位的第一天，慈禧就死了，所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尊谥，决定原徽号的十六字不动。 

而按照大清的惯例，前面加上“孝钦”、后面加上“配天兴圣显皇后”为谥号。所以这个时候慈禧的全称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到慈禧去世的时候，清朝的各代皇后（太后谥号也叫做皇后）的谥号全称大都为十九字，有的还要少几个，如慈安太后只有十七字，惟独慈禧太后有二十五字。慈禧生前权力大过清朝的任何太后，而死后的谥号也以二十五个字独居首位。 

十二、咸丰“自杀”之谜 

人们都说咸丰是死于咳血，这似乎成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桂公爷听过他父亲关于这件事情的描述，所以他知道得很清楚。 

桂公爷说：“当年咸丰带着慈安和慈禧以及同治逃到热河的时候，他又惊又怕。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当朝的皇上，这种情绪是不能被外人知道的。因此，咸丰非常郁闷。在后人眼里，咸丰是一个即便火烧了眉毛，也是醉生梦死的人，但是谁也不知道，咸丰在那个 时候心理基本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据说当年咸丰出逃的时候，已经开始病了，加上一路上颠簸劳累，所以很快就犯病了。因为当时出逃的时候有太医跟着，所以也靠一些药维持着。后来到了承德，他心里还是放不下北京的情况，他非常紧张。因为一旦紫禁城被洋人攻进去了，他这个皇上就不是皇上了。而当时朝廷里也没什么可以依仗的大臣能为他解决这件事情。于是，他只好醉生梦死，整天花天酒地，以此来“调整”近乎崩溃的心态。但即便是这样，他的紧张情绪还是没有多少改变。他经常睡不着觉，而且一闭眼睛就做噩梦。 

他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但是懦弱无能的他并没有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只是想着赶紧逃离这个让他烦恼的世界。因此，他并没有按照太医给他的方子吃药，而是寻求其他的一些解决方式。他说吃哪种药，太医就必须为他配什么药。可是咸丰根本不懂得什么药性，因此他马上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这个时候他突然明白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于是他马上召集身边的人，想立遗嘱。但是慌乱之间，一时想不出什么遗嘱来。而这个时候，正好慈禧带着同治进来，慈禧问他继嗣的情况。他一时也反应不过来，就指着身边的同治说：“当然是他来继承。”说完后，咸丰好像突然清醒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能做什么啊？而这个时候慈安和慈禧都非常年轻，于是他就对跟随他一起逃到承德的八大臣说，以后请他们作为辅政大臣，辅助同治渡过难关。 

说完这些话，咸丰显然不行了。等这些人退下之后，咸丰马上让太医给自己煎药。其实，咸丰的这个命令很奇怪，因为他平日最不愿意吃药，他的药主要以鹿血为主。这一次离开北京难觅鹿血，他有很长时间没吃药了。而此时他竟然让太医一下煎了三碗，等太医退下后，还一口气全部喝光，实在是蹊跷。果然，咸丰吃完这三碗药就死了，大臣和太医赶到时他早就没了气息。桂公爷一直认为，通过这些情况来看，咸丰是自杀的。后来，启功先生的回忆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十三、咸丰的遗嘱——慈禧辅助儿子登基 

关于咸丰遗嘱这件事情，后人有很多传说。人们传说：当年咸丰给了慈安一份诏书，让她在慈禧胆大妄为的时候，拿出这个诏书来降服慈禧。这件事被慈禧知道后，就假意和慈安搞好关系，慈安深受感动最后把诏书烧了。实际上这完全是后人编造的。 

桂公爷说，慈禧与慈安年轻时候非常好，没有任何矛盾。慈安这人心胸很宽阔，也很贤惠，不像慈禧有点男人的个性。慈安的死主要是因为她自身多年患心脏 病，那时叫心疼病。听说她娘家闹了点矛盾，所以慈安非常生气，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也就是现在说的“猝死”。 

还有人说咸丰当时只是想到了八大臣，想用八大臣的力量来牵制慈禧。桂公爷说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 

  根据桂公爷后来的说法，当时咸丰是给慈禧权力让她辅佐儿子登基。据说当年咸丰安排完遗嘱后，马上又召见了慈禧，因为他已经看出八大臣会对将来的政权不利。而慈安的侄子也时刻觊觎着皇位。所以在实施了一个障眼法之后，咸丰对慈禧说：“你带他回北京，要快。回北京就马上让他登基。”慈禧当时听了非常悲痛。但是没有任何办法，时值危机时刻，只有按照咸丰的意思办了。慈禧立即找到慈安跟她商量怎么办。但偏偏慈安是一个根本没有主见的人。没有办法，皇上当时还没有死，回北京也要有个时限。可巧这个时候，咸丰自杀了。 

于是八大臣马上将所有的事情都控制起来。这样一来，慈禧非常着急。因为事情已经到了非办不可的地步了。正好这个时候，六阿哥奕要求到承德来为自己的哥哥吊丧。于是慈禧就打定主意，等奕来了再说。可是偏偏八大臣不让奕来，这可急坏了慈禧，似乎也只有听天由命了。但是慈禧没想到，八大臣也没有想到：奕假扮喇嘛到了承德。这样八大臣再也没有理由了。于是，慈禧和慈安商量，一定要见到奕。 

而奕也迫切要求见到两位太后，这样，在双方相见的时候，叔嫂三人就商定了里应外合除掉八大臣，辅助同治登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计划。 

十四、慈禧大哭仁寿殿 

桂公爷说光绪这个人有点一根筋。这个人十分单纯，在学习方面很用功，但是却十分固执，对国事、家事、天下事都不精通，很不灵活，而且心胸也非常狭窄。其实光绪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变法，什么叫改革。 

康有为等人知道，要想通过“变法”实现强国的愿望，单纯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得到皇上的批准。他们通过种种关系，向光绪多次陈述了西方国家改革的一些新 政，光绪听了以后很高兴，觉得很有道理。中国也确实需要改革。“戊戌变法”开始后，慈禧与光绪的个人矛盾日渐激化，最后当慈禧听到袁世凯的告密之后，非常震惊，同时也非常伤心。认为自己养虎为患，从小把光绪养大了，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对待自己。这样就把个人矛盾演变成了政治矛盾，慈禧一生气，就把光绪囚禁起来，谭嗣同等人在菜市口被砍了脑袋。变法就这样失败了。其实慈禧最憎恨的就是光绪不争气，可是屡次给他机会，他都屡次做不到。 

当时慈禧心情非常不好受，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有一次在仁寿殿，当着百官的面就哭了起来。边哭边骂：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之涕下。 

慈禧说没想到啊，你除了没吃过我的奶，我对你比亲儿子还亲，这些大伙都看着呢。俗话说燕雀反哺，今天我把你这个小雀雏哺大了，可你反过来要啄我的眼啊，她大哭不止。桂公爷说，当时她的哭声真是震惊朝野，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就这样，这个“大哭仁寿殿”的故事流传下来，一直是教育子孙的话题。 

十五、外戚丧礼——隆裕皇后的生母去世（1） 

那是1904年的春天，也就是光绪三十年的时候，因为隆裕皇后的生母，是光绪皇帝的岳母，所以人们都称祖奶奶为皇姥姥。据说当年祖奶奶在寿终正寝之后，她的丧礼以及一些殡仪方面场面非常大。

根据桂公爷的回忆，祖奶奶在死之前，寿衣、寿材早就准备好了。当她病危的时候，桂公爷的祖爷爷又让当时的一个管事，当时好像是一个叫做马鸣轩的人，让他准备好各种事项，让他接洽好杠房、饭庄、冥衣铺以及一些丧仪场面上的东西。比如喇嘛念经啊、车马什么的。这个时候全府上上下下都显得死气沉沉，没有什么动静，大家都很紧张，恐怕出点什么差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消息就在院子里传开了：祖奶奶咽气了。整个院子的人在沉寂很长时间后都松了一口气。于是，院子里开始忙碌起来了。丫鬟、仆妇以及家丁全部都忙活起来，当然整个院子都戴孝，人们整齐划一地安排着各种事宜。 

就在祖奶奶去世之后的不长时间内，家里的丫鬟和先前曾经伺候过她的人，就给她洗脸、洗手、擦拭身体，并且专门有人给化妆整容，并且穿上了寿衣。然后从寝室抬到了灵床上。接着又在两脚上拴红绳，按照满族的生老病死等习惯对祖奶奶进行打扮，甚至在身上还要放一面镜子，具体用来做什么的，不是很清楚了。 

当然，灵床前面，一定要摆放一些吃的，满族叫做“倒头饭”，在灵堂上要点上一盏长明灯。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就在灵床前放一个大的盆子，这是用来烧纸用的，免得灰尘到处跑，防止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满族礼仪上来说，烧纸叫做“倒头纸”，这跟汉族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大体意思估计不会有其他相悖的地方。这里说一下，在满族的家庭里，灵堂烧纸的同时在门前也一定要烧纸。不过烧的是一些纸糊的东西，像什么车啊、马之类的。这个是非常讲究的事情，谁家烧的纸车马越多、越气派，表明这家钱越多。 

当年的桂公府在东城的芳嘉园胡同，也有人叫做大方家胡同（现在朝内小街路东的两条相通的胡同，具体地说就是芳嘉园南口的第一个大门，同时也在大方家胡同西口里头）。据说当时烧“倒头车马”的时候，一定要在府门前右侧竖起一个幡来，这个幡大概有三丈高的样子。这些都是满族的习惯。因为过去的满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在草原上人烟是很稀少的，家里死了人在门前竖起一个幡来，草原上的人远远地就看到了，这样就知道这边有人去世了，就会有人过来吊唁。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一个信号的作用。 

十六、外戚丧礼——祖奶奶的去世（2） 

当然，按照一些迷信的说法，在人死之后，人们总是相信这个人的魂魄还没有散，所以过去的满族人都有一个讲究“橇殃”的习惯。人死之后，就有“殃”要驱逐出体外。这个时候人们要避开“殃”，所以只有一个“橇殃”的人在灵堂工作，其他人都要避开，因为谁遇到了“殃”，谁就会倒霉。当然这只是一个迷信说法，但是在满族，人们还是沿袭着这个传统。 

在祖奶奶的丧礼上，请了几十个喇嘛，身披法衣，手上还拿一个像宝剑样的法器，边念经边围着灵堂转圈。具体转多少圈，或者什么时候完成这个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是不可少的。 

后来等到出殡的时期一到，整个府内哭声一片，并将死者生前喜欢的东西一并放进棺材里面，上面盖上棉被，然后用一颗穿着红线的珍珠含入死者的口中，红线的另一头拴在衣服扣子上。这样等孝子和亲戚朋友看过以后就开始钉棺了。这个时候全体人都要哭，入殓仪式才算完成。一般入殓以后，就开始了家祭和念经超度的日子。有的地方，家人还要为丧人守孝3年以上。这是后话。不过漫长的丧葬仪式还远没有结束。 

满族有这样一个规矩，就是第三天和七天都要再烧一次纸。三天叫做“接三”，而第七天叫做“头七”。所谓的“接三”就是在死去的第三天再烧一次纸质的车和马，或者轿子等。这时，通常长子都会作为孝子边走边哭，并击打法器，当天的亲友也会有很多过来拜祭的。而“头七”也基本上差不多，惟一不同的就是“头七”所烧的不一样，基本上都是跟钱有关系的，比如烧一些纸质的金元宝等。 

据桂公爷讲，祖奶奶的“接三”和“头七”都是在北新桥附近。“头七”的时候，请喇嘛来念经超度。按照一些礼法，一般死者要在家停到“五七”，这样才能进入坟地埋葬。等到“五七”刚过，就该“辞灵”了。这时，又在灵前摆上一桌祭席，先由祖爷爷进行祭酒，孝子和家里的女眷、亲戚等都依次进行拜祭，然后就开始收拾供桌、撤掉祭席，并且拿下棺材上覆盖的东西，由杠房的人把棺盖钉死。接着，孝子要用一把笤帚把棺材盖扫一下。接着杠房的人把棺材前稍微抬起，孝子把一个铜钱垫在棺材下面。这叫做“扫财欠棺”，意思也是取其谐音“捎财起官”。大概就是升官发财的意思。那时候人们都取一个认为吉利的名字，所以做法也有些不一样。 

在整个丧葬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就是孝子摔盆。出殡的时候，先用32人杠和小棺材罩，将棺材抬出府门口和胡同。等到了大街以后，再换64人大杠和大的棺材罩。一般来讲，棺材罩是大红缎子做的，上绣金线寸蟒；杠绳是紫色的，这是清朝有等级的人才能使用的颜色。抬杠的人分几拨，这样可以轮流抬而不至于太累。这些人全都穿着新做的专用衣服，一班是蓝色衣服，另外一拨则是绿色衣服，还有一拨是白色衣服。棺前有两个人手执响尺，前后有四个人手执拨旗，会同响尺的人指挥抬杠的动作。合起来，一共用了两百多名杠夫。再加上各项执事，出殡那天差不多有1000人以上。由灵堂起棺后，孝子先摔了丧盆，其他孝子贤孙们才跟着出门，而眷属们则坐着车哭送。这时整个丧葬过程才真正达到高潮。整个丧葬过程中到底花了多少银子，不得而知，据说有五六万两。 

*.慈禧太后出生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

据说，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担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在此期间，惠征就住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即现在兰州永昌路一七九号。传说慈禧就出生在其父惠征在兰州担任笔帖式的时候，并且就出生在这个院落。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名杏贞。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咸丰皇帝的妃子，同治皇帝的生母，以皇太后身分垂帘听政或临朝称制，为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清朝“无冕女皇”，生前，外人有以“慈禧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太后”、“西太后”等称之者；自光绪年间，宫中及朝廷开始以“老佛爷”尊称之；死后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长度为大清皇后之最，亦超过大清开国皇后及孝德、孝贞二位正宫。

人物生平

咸丰时期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后抬旗入镶黄旗。其先祖属叶赫部（今吉林省四平市附近）。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母富察氏。由于她为皇帝生了儿子（同治帝），并且会讨咸丰皇帝欢心，不久后就升为懿贵妃。同治帝立，尊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太后。在山东泰安一代也有慈禧存在，在清文宗驾崩于避暑山庄后，治丧期间因与慈安太后分住烟波致爽殿东西暖阁，故也被称为西太后。（一说是慈安太后住在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慈禧太后住西六宫之一的长春宫，故称西太后。）

叶赫那拉氏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后册封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生下咸丰帝唯一的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诏晋封懿妃。次年又晋封懿贵妃。由于咸丰帝体弱多病，大清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北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南有太平天国反清农民运动）又让他心力憔悴，懿贵妃工于书法，于是咸丰帝时常口授让懿贵妃代笔批阅奏章，使慈禧有机会接触政治。

同治时期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前，她随咸丰帝，和皇子载淳逃往热河。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去世，由于皇子载淳只有6岁，咸丰帝临终前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同治帝处理朝政。这些人都是咸丰的亲信，肃顺尤其足智多谋。又给皇后和懿贵妃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希望他们相互牵制。

咸丰帝死后，皇子载淳即位，定年号“祺祥”。她与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并尊为皇太后。顾命八大臣企图专权，权力欲极强的慈禧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在京主持和谈的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利用帝后和咸丰帝的梓宫回京的机会发动辛酉政变，设计逮捕了八大臣，判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裁、肃顺斩立决，其他人革职，粉碎了八大臣势力。奕訢被封为议政王，1861年12月2日，两宫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并改年号为“同治”。执政初期她在议政王奕訢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又在列强支持下，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她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客观上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国内起义被平定；两次鸦片战争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贪欲，外交上没有吃大亏；洋务运动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提高；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被称为“同治中兴”。

同治十一年（1872年），载淳已17岁，慈禧不得已为他选后，次年，两宫太后撤帘归政。但同治帝亲政后仍难摆脱慈禧的干预。慈禧为了享乐，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供其居住，同治帝也想趁机让太后离宫居住以摆脱母后干预。然而当时财政紧缺，圆明园又残毁严重，修复耗资甚巨，同治帝坚持开工，引起奕訢等王公大臣多人反对，同治帝竟将他们全部革职。慈禧出面制止了同治帝这一荒唐决定。

光绪时期

1875年1月，同治帝病逝。慈禧立她的侄子兼外甥4岁的载湉为帝，改年号为“光绪”，两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1865年—1870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侵入并且窃据了新疆大部分地区；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1875年，慈禧采纳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建议，出兵新疆，清军于1878年1月收复新疆。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大部分地区。

1881年4月8日慈安暴亡，卒年45岁，有人认为是慈禧所害；从此慈禧实现一宫独裁。

1883年—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却主张“乘胜即收”，与法国签定了《中法新约》，又使法国获得了不少侵略利益。战争之初慈禧借战事不利，把责任推给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将他们全部革职，史称“甲申易枢”，从此慈禧完全掌控了朝政。

1889年2月，光绪大婚，名义上由光绪帝亲政，慈禧又训政了数年。在训政结束后，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上（光绪帝）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

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是年，适逢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大发雷霆，说出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之语。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由于形势日益紧张，面对朝野上下的重重压力，她无法再一意孤行，大摆排场，她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缩减了生日庆典的规模，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次年2月7日，威海卫日舰及炮台夹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海陆两个战场均遭失败，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求和，3月，慈禧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中国放弃对朝鲜宗主国地位；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在俄，德，法等西方列强干涉下，后以白银3000万两赎回），台湾，澎湖列岛；开放4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矿设厂。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慈禧希望强国但又担心光绪会借变法脱离她的控制。对于变法慈禧最初表示支持，但她随后把军权，用人权都抓在自己手中，1898年6月光绪发布帝“明定国是上谕”（即《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光绪帝的变法触动了满洲旧势力贵族，和众多封建官僚的利益，他们聚集起来，竭力反对变法，当听说光绪帝企图让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杀死荣禄；拘禁她本人，慈禧大怒最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于瀛台，并处死了谭嗣同等六人。

19世纪末，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慈禧最初主剿，但镇压屡屡失败，义和团迅猛发展并进入北京。慈禧希望剿抚并用，区别对待义和团，但列强要求清政府完全剿灭义和团，并且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慈禧素来对洋人不满，于是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的想法，当她看到一份所谓的“洋人照会”，要勒令她归政，更是忍无可忍，对列强宣战。但是，慈禧的决定，遭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她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认真布置战守事宜，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她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又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元首，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但是，八国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出逃北京。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901年9月7日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39年内赔款4.5亿两白银，惩办主战官员，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线所有炮台等。1902年初，慈禧与光绪帝回到北京。

为了维持统治，改变自身守旧无能形象，慈禧太后在“西狩”期间就宣布实行“新政”，进行经济，军事，教育，官制等方面的改革。

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爆发了日俄战争，战场正是在中国东北，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使中国主权再一次被严重践踏；东北人民遭受巨大苦难。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战胜了沙俄，国内人们普遍意识到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要求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与此同时，国内革命运动也愈发高涨，为了维持统治，慈禧不得不作出要立宪的姿态，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内容仿照德国和日本的宪法，维护皇帝的“君上大权“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据现代学者考证死于急性砒霜中毒，怀疑为慈禧太后所为。）经她命立醇亲王载沣子、年仅3岁的溥仪为帝，年号宣统。

1908年11月15日光绪帝死后次日，慈禧因病而逝，享年七十四岁，葬于河北遵化定东陵。

生平履历

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1835年11月29）慈禧出生。

咸丰二年（1852年5月）（18岁），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

咸丰四年（1854年）（20岁），晋懿嫔。（清制后宫地位共分八级，依序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

咸丰六年（1856年）（21岁），生皇长子载淳（后来的同治皇帝），当日晋懿妃。

咸丰七年（1857年）（22岁），晋懿贵妃。

咸丰十年（1860年）（26岁），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率后妃宗室重臣等避祸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留京与联军议和。

咸丰十一年（1861年）（27岁），咸丰皇帝驾崩，皇子载淳继位，以皇帝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九月，在恭亲王奕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杀肃顺等八大臣，成功夺权，垂帘听政。

同治元年（1862年）（28岁），同治皇帝对圣母皇太后晋徽号“慈禧”。

同治四年（1865年）（31岁），罢议政王奕忻职务，遭洋人、宗室、大臣疑问，旋又复职。

同治十三年（1874年）（40岁），同治皇帝驾崩，因其无嗣；遵皇太后之意，由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继位（即后来的光绪皇帝）。

光绪七年三月（1881年） （47岁）慈安皇太后 钮钴禄氏病逝；年45岁。

光绪十三年（1888年）（54岁），光绪帝大婚，翌年亲政；慈禧继续“训政”。

光绪十九年（1894年）（60岁），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甲午中日战争战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4岁），因光绪皇帝发起戊戌变法，皇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六君子、囚光绪，后重行训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6岁），因义和团发起庚子拳乱，导致列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帝后被迫离京，前往西安避祸。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67岁），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宫回銮；皇太后及皇帝下诏罪己、行庚子新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4岁），光绪皇帝驾崩后一天，皇太后于11月15日下午五时病逝，后葬于定东陵；大行皇帝无嗣，由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其子溥仪为帝（即后来的宣统皇帝）。

皇太后叶赫纳拉氏生前死后得到的谥号全称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谥字23字，连皇后共25字，谥号长度超过清朝开国皇后孝庄，及孝德与孝贞两位正宫皇后，为清代及中国历代皇后中之最。

1928年，军阀孙殿英藉演习之名，率其部下盗掘了金碧辉煌，极尽奢华的慈禧定东陵

双重人格

慈禧太后是晚清统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四十七年。长期以来，有关慈禧的史学论著和文艺作品，大都只讲慈禧祸国殃民的一面，甚至把一些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在慈禧的身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慈禧已成为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后。那么，历史上的慈禧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宽厚与残忍

1861年11月2日，慈禧在以奕为首的贵族、官僚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从载垣、端华、肃顺等8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政权，以垂帘听政的名义登上了统治者的宝座。但是，巩固政权比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为了维持统治，她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政敌的处理和清理狱讼。

北京政变后，载垣、端华、肃顺被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定拟罪名，照大逆律凌迟处死。慈禧将载垣、端华两位亲王改为赐令自尽。端华之弟肃顺改为斩立决。其余5人，原拟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因为景寿是道光皇帝的女婿，奕?的姐夫，慈禧对他的处分改为革职，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除穆荫照原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外，匡源、杜翰、焦佑瀛均改为革职，免其发遣。 

查办载垣、端华、肃顺党羽时，仅将尚书陈孚恩、侍郎刘琨、黄宗汉、成琦、太仆寺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6人革职。后来，从查抄肃顺家产中发现陈孚恩亲笔书信多封，并有暧昧不明之语。于是，查抄陈孚恩的家产，并照刑部所拟罪名，将陈孚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但是，从查抄肃顺家产中发现的账目、书信，还涉及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如果一一查办，势必株连甚众。为了表示自己“宽厚和平”，使这些官员放下包袱，慈禧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将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总之，这一大的政变，处理得十分圆满。原8位顾命赞襄政务王大臣，处死3人，处分5人；与其关系密切的处理了陈孚恩等6人，太监5人，共计19人。这与肃顺办理的戊午科场案动辄处分牵连数百人，不可同日而语。政变从发动到处理完毕，也只有一个月时间。时间之短促，也是令人吃惊。以上事实说明，慈禧是宽厚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十分残忍。她依靠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回民和苗民起义。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的时候，分段搜杀，三日之间，剿杀太平军将士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

革新与守旧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王朝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官员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训练新军，购买枪炮、军舰，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奕?、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尽管他们的改革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但是，在顽固派看来，却是“用夷变夏”，违背了祖宗成法和圣贤古训。所以，洋务运动一开始，就遭到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慈禧熟悉政治手腕玩起了平衡策略，一方面，支持以奕?为首的洋务派，另一方面，又扶植顽固派以牵制洋务派。

1866年12月，奕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分馆，招收科举出身的人员学习天文、数学。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上书慈禧，坚决反对。他认为，让科举出身的人员向外国人学习天文、数学是斯文扫地。他声称，中国之大，不愁没有人才，只要多方访求，一定可以找到精通天文、数学的人，为什么一定向外国人学习呢！慈禧让他保举几名精通天文、数学的人才，并由他负责选定地方办一个天文数学馆与同文馆分馆互相砥砺。他只好承认实无可保之人。慈禧又让他到主持洋务的总理事务衙门行走。倭仁一向痛恨洋务，现在要他去办洋务，感到是对自己侮辱，再三推辞，慈禧却不肯收回成命，弄得这位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十分难堪。他到上书房给同治帝讲课，有所感触，不禁流下了眼泪。倭仁最后以养病为理由，奏请开缺。经慈禧批准，免去他的一切职务。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这次变法，涉及了清王朝的政治体制，而慈禧改革底线是祖宗之法不能变。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和维新派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康有为建议的仿先朝开懋勤殿一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更是慈禧所不能接受。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从慈禧的表情，光绪感到变法已出现危机。为了使变法能进行下去，康有为、谭嗣同等密谋策划，争取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以所部新建陆军入京，围颐和园，逼迫慈禧退出政治舞台。由于顽固派势力强大，袁世凯又是一个投机胆小圆滑分子，根本不可能站在维新派一边。因此，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了。谭嗣同等6人维新志士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一些参与或支持变法的官员，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的处分。大部分新政内容也全被废除。

主战与求和

慈禧的一生，经历了从1840年至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5次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她还是一个5岁的孩子。第二次鸦片战争，她已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以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她则是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从慈禧的主战与求和，可以看出慈禧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变化。

1860年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之战中遭到失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决定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当咸丰即将出发的时候，懿贵妃极力谏阻，请求咸丰留在北京，继续抵抗。为此，她触怒了咸丰，差一点引来杀身之祸。奕?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懿贵妃深以为耻，劝咸丰废约再战。因为咸丰病危，只好作罢。

中法战争爆发后，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慈禧将清军的接连失利归罪于奕?的“因循委靡”，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其他4位军机大臣也全部罢免。但是，清政府内部的和战之争并未停止。1884年8月23日，法国军舰向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慈禧谕令对法宣战，并将继续坚持和议的张荫桓等6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1885年2月，法军攻占谅山，慈禧转向主和。镇南关的失守，慈禧更丧失了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到巴黎与法国外交部秘密议和。1885年4月4日，授权金登干与法国政府签订《巴黎停战协定》。6月9日，又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是慈禧的60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的进行庆祝。除了在颐和园大兴土木之外，还在从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0段景点，建造各种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此时中日战争爆发了。中外舆论认为，中国必胜。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要他一辈子不高兴。”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由于形势日益紧张，她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1895年2月7日，威海卫日舰及炮台夹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

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兴起，开展“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的时候，慈禧是主剿的。她多次谕令地方督扶“实力剿捕，毋得养痈贻患。”由于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并进入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政府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在使馆官员的指挥下，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及中国居民。统治集团内部，以载漪、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和地方官员，则主张痛剿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因为“外国人欺我太甚”，慈禧早已耿耿于心，对顽固派的意见非常欣赏。同时，她看到一份所谓的“洋人照会”，要勒令她归政，更是忍无可忍，决意宣战。就在这一天，八国联军已经攻占大沽口炮台了。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对各国宣战的诏书。但是，慈禧的决定，遭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她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认真布置战守事宜，并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她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于北玉河桥树立木牌，牌上大书“钦奉懿旨，保护使馆”。又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国家元首，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但是，八国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8月14日，进入北京。次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在2000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对义和团“痛加剿除”。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除了参加侵略的俄、英、美、日、德、法、意、澳八国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12条。12月22日，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一份材料，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慈禧看到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如获大赦。当天就电复奕劻、李鸿章，大纲12条，原则上照允。并发布上谕，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了尽快地达成和议，全部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

名字之迷

民间传说或影视作品，一般称慈禧太后为兰儿或玉兰。可能是因为慈禧进宫后的第一个封号为“兰贵人”，很多小说笔记误以为“兰儿”是她的乳名，实则不然。据慈禧家族后人叶赫那拉·根正称，慈禧的乳名实际上叫“杏儿姑”，“姑”是满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常称呼，而“杏儿”的名字则是因为当时家中庭院种有几颗白杏树，由此，慈禧的爷爷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杏贞”，小名“杏儿”，取义“忠贞”之意。至于咸丰皇帝初封杏贞姑娘为兰贵人，大概是因为咸丰最喜欢玉兰花，因此给她这样一个封号。

慈禧徽号

下面来说一下慈禧的徽号：

1862年（同治元年），上徽号“慈禧”；

1872年（同治十一年），因为同治皇帝大婚，上徽号“端佑”；

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治帝载淳亲政，上徽号“康颐”；

1874年（同治十三年），同治帝因为遇到“天花之喜”，而两宫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朕心实深欣感”，决定为两宫皇太后上徽号，但二十天后同治驾崩，上徽号仪式没能进行；

1876年（光绪二年），光绪帝即位，连同上次给两太后各上的徽号，一共四字。慈禧的徽号由此又加上了“昭豫庄诚”；

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大婚，上徽号“寿恭”；

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亲政，上徽号“钦献”；

1894年（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上徽号“崇熙”；

“老佛爷”称号由来

说法一：光绪初年，慈禧太后刚满40岁，她为了达到二度垂帘听政的目的，曾使用了种种手段，但慑于朝中有人反对，终日心中不乐。心腹太监李莲英猜知真心事，便令人在万寿寺大雄宝殿的后面建了一座佛。

建成之后，李莲英速去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 光，这是大吉大利之兆，奴才想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 慈禧听罢感到十分惊奇，便起驾出宫。出西直门下高梁桥，坐上皇船，沿长河，直到万寿寺（今北京艺术博物馆）。慈禧上了码头，进了山门，直奔大雄宝殿而来。进得殿来，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不觉勃然大怒：“明明是原来的三世佛嘛，哪来的双佛显光？” 那个时候，奴才欺骗主子是要杀头的，但李莲英心中有数，忙说：“太后息怒，请您后殿御览。”

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见一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坐在殿中央，此寺方丈住持，还有慈禧的文武大臣也在这里。这时，李莲英喊道：“老佛爷到。”其他人即刻跪伏高呼：“恭迎老佛爷！” 慈禧见状明白了一半儿，但她故作不解问道：“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他们答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如今先皇晏驾，新皇尚幼，国不可一日无主，臣民们请您垂帘料理朝政，您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一席话说得慈禧心花怒放。自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便从万寿寺传遍京城，举国上下，都称慈禧为“太后老佛爷”。慈禧也就心安理得地垂帘听政了。

据说这个观世音是李莲英让人按慈禧的模样塑造的，后来慈禧来万寿寺焚香礼佛，卜签求寿，由于对此观世音非常赏识，还穿上了寺里方丈为她准备的观音衣服，李莲英扮作护法神韦驮，双手合十，横杵于腕上，她们俩人在这个佛像前照了张像，曾经有人见到过此照片。

说法二：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除了有“庙号”、“谥号”和“尊称”以外，有些帝王还有“特称”。如宋代皇帝的“特称”叫“官家”，明代皇帝的“特称”叫“老爷”，而清代皇帝的“特称”则叫“老佛爷”。在有些历史小说，电影、戏曲中，把慈禧太后称作“老佛爷”。实际上，“老佛爷”的称呼不是慈禧专用的，清朝各代皇帝的特称都叫“老佛爷”。清朝帝王之所以用“老佛爷”这个称呼，是因为满族的祖先--女真族首领最早称为“满柱”。“满柱”是佛号“曼殊”的转音，意为“佛爷”、“吉祥”。后来，有的显赫家族，世袭首领，起名就叫“满柱”。满清建国后，将“满柱”汉译为“佛爷”，并把它作为皇帝的特称。

文化水平

对于慈禧的文化水平，说法不一，有人说她文化水平很高；有人则说她没文化。其实我们评价她的文化水平高低要看和谁比。先交代一下慈禧的文化水平：慈禧虽是满人，但以汉语为母语，汉语能说，会写但水平不很高，常出错别字；满语听力尚可，口语不行，书写更不行。她的书法基本是初学者水平，绘画也一般，有些传世作品有人怀疑为人代笔。

垂帘听政后慈禧也注意加强学习：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明朝张居正编辑的《帝鉴图说》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该书语言浅显，图文并茂，不仅适合小皇帝读，也很合慈禧胃口。于是，她将图书留下，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将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慈禧当即谕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编辑，据史直书，简明注释，以备御览。五个多月后，该书编成，慈禧大加赞赏，赐名《治平宝鉴》，并经常由大臣们隔帘为其讲解，从中学得了更多统治术。据说慈禧后来一生还爱读《诗经》和《资治通鉴》。到了晚年，她还对西方科技文化比较感兴趣。

总的来说，在当时中国女性中慈禧文化水平算高的，因为其他大多数女性连字都不识，比如慈安就基本是文盲；但如果把当时的男性也加进来，慈禧的文化水平就不算高了。再看她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为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国的统治者，慈禧的文化水平就更显得不够格了。

人物轶事

穷河官送驾

农历四月，慈禧又要搬进颐和园。她从中南海坐轿到西直门，然后在高梁河桥畔改乘“翔凤”号船，沿长河前往昆明湖。她坐在船上，还要百官沿河两岸跪送，以显示她的威风。不料在半路上却遇见一个“破车瘦马穷河官”。他因为家里窘迫，做不起朝服补褂，就用颜色纸糊了一套穿在身上。没想到这天连绵小雨把他那身假朝服，冲洗成红红绿绿，慈禧一见很是扫兴，想大发雷霆，又怕张扬出去，更加丢脸；只好假装没看见。就这样，小河官才拣了一条命。

张勋保驾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慈禧偕光绪逃往西安。慈禧出京的时候，张勋随从保驾，“回銮”后，慈禧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他。按照规矩，被慈禧召见的旗人应自称“奴才某某”，汉人应自称 “臣某某”。而张勋上殿跪下后说一个“臣”字，下面却一时忘掉自己的姓名。他抬头看见殿上匾额写着“仁寿殿”，就拍拍自己胸脯伸出大拇指说“臣仁寿殿，……”当时殿上的人想笑又不敢笑。按理说，这是失礼，应受处罚的，慈禧却若无其事地问他几句话便让他回去了。

首个殉职记者

《中俄密约》的内容公之于众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纷纷斥责清政府的卖国行径，进一步促进了全国范围内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清政府则陷入了非常难堪的狼狈境地。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

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极其残忍地下令将记者沈荩“斩立决”。后因惧怕行刑会影响慈禧太后的生辰“庆典”，慈禧太后这才发布懿旨：“着即日立毙杖。”

7月31日（阴历六月初八），刑部大堂8个狱卒手拿特制的大木棍，准备行刑。沈荩面对狱卒，大声说道：“快些了事！”于是，8名狱卒轮流捶打沈荩的四肢和背部，时间长达4个小时之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横飞，“骨已如粉”，其状惨不忍睹，但沈荩自始至终“未出一声”。这时，堂司以为沈荩已死，下令停止捶打。不想这时沈荩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速……用绳绞……”见沈荩还没有死，堂司又下令“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

于是沈荩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记者。

西太后与“现代化”

孟心史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有一篇《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是很有趣的文章。它报道了早在1903年、整整75年前的光绪癸卯，中国铁路史上的两项新工程。那时芦汉铁路北段已经工竣，又增修了由京至芦、和由高碑店至易县的两节。当时芦汉路的督办是鼎鼎大名的“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北洋大臣则是袁世凯。陶兰泉（名湘，是有名的藏书家）则是盛宣怀委派办理颐和园装电灯和芦汉路北京事务局的大员，算得上极时髦的洋务好手。

那是75年前，修铁路和装电灯都是地道的现代化新事物。这两项新建设都是在西太后关怀之下进行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皇太后对现代化的兴趣与关心，但也不能不注意她的特别动机。装电灯是为了在颐和园里更酣畅地享乐，白天玩不够，晚上再来玩，这时候电灯比起蜡烛之类可就显出非凡的优越性来了。修铁路则是为了上坟——恭谒西陵。总之，西太后的“洋为中用”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天差地远的。

孟心史记述道：

兰泉承宣怀旨，车中备铁床、茵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巾幔，围之。……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为绣墩。

看看这些办法，实在也不能不佩服陶兰泉的干练，确有一些创造发明的真功夫。花车的卧榻无论怎样讲究，抽起鸦片来总显得逼仄，转动不便。现在换为铁床，难怪总管太监李莲英事先审查时，要连呼“晓事”了。不过这一点，是常人也还可以想到的。出色的是用水银铺底的如意桶。那构思之奇妙，真是常人所不能了。中国的水银矿开采，历史不能说不久。但除了用来做防腐剂，使尸体不坏（通称“水银葬”）外，只有这一用法最为别致，是连洋人也不曾想到的。

西大后重视现代化的事例当然远不只此。去过颐和园的人，大抵都看到过一处十分高大的楼阁式的戏台，这也是当年西太后试验现代化手段的地方。这座戏台是有转台的装置的，而且在高空还有种种特别设备。不但舞台场面可以快速转换，避免了落幕换景等等麻烦；连天兵天将的从空而降，也毫不费力。这自然是机械化的结果。可惜这座戏台久已废弃不用，我虽多次参观，都不曾见过那实际应用。只是从老太监之流的口中，听到“老佛爷”在这儿看戏看得如何开心之类的回忆而已。

总之，西太后的关心现代化、重视现代化，是无疑的。而现代化又是要从洋人那里学来的。而从辛酉以来，她对洋人的态度就有了确实的变化。她深知“外患固宜亟平，内忧尤当早虑”的道理，而“海疆不靖”，则是由于“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她看出，花了大笔银子去建设海军，不是个好办法；还不如用这笔钱来造颐和园，就在这园里搞“现代化”玩玩来得稳当、实惠。

历史评价

慈禧绝不是许多人想象中的那么愚蠢，一个通过政变登上政治顶峰的女人，哪会是蠢人？很多事情并不是她愚蠢，而是作为清政府的主事人，她的立场不能和中华民族的立场完全一致。

中国在面临近代化列强的侵袭时候，慈禧稳定大清数十年，最终没有彻底地沦为殖民地，应该说是做出一定贡献的。

评价作为政治人物，慈禧既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

她的成功在于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上，夺得了本应由男人把握的最高权力，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了一番事业。人们不禁要问：当时入宫的秀女何止千百，何以独有慈禧脱颖而出，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运大清国脉于她的股掌之上，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绝不能回避慈禧所独有的能力和人格魅力。

这个能力和人格魅力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而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试想她若无此过人之处，如何以女人身而君临天下？

慈禧又是失败的，她的失败在于，对权力她有着近乎病态的渴求，她的大半生都在恣意领略追逐权力的刺激和尽情享受得到权力的快感。也就是说，为了权，她什么都在所不惜！

慈禧所处的历史时代，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西风东渐，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也是中国这头睡狮应对这场生死攸关的挑战的关键时刻。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慈禧本应该运用她的权力，引领中国这艘摇摇欲坠的古老航船，闯过险滩急浪，成功的驶向彼岸。遗憾的是，她虽然熟谙权力场上的帝王术，却昧于世界潮流。面对险象环生的时局，或视而不见，或反应迟钝，或判断及决策一误再误，结果让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这实在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她个人的悲剧！

作为一个女人，慈禧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

她的幸运在于她获得了那个时代女人难以得到的地位。慈禧并非出身于世代簪缨、钟鸣鼎食的显贵之家，她不过是当时一个中级旗籍官员的女儿。若不是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凭着选秀的偶然机遇，进入紫禁城，从而为她搭建了扭转乾坤的政治平台，她的命运与千千万万普通女孩子又能有多大差别？慈禧靠着一步步的钻营，从贵人到嫔，又靠着幸运地生下了咸丰帝唯一的皇子，从而“母以子贵”，被晋封为妃、贵妃，直到皇太后，并藉此“垂帘听政”四十七年。

正面评价

慈禧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为因应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叛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也有人开始认为，慈禧的改革手段其实非常高明，百日维新改革速度过快，根本只是一场闹剧，不可能成功。

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庚子后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荦荦大者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禁止妇女缠足等。

总结慈禧执政四十八年中，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

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其实纵观慈禧的一生，上苍压根就没把她当做女人看待，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辛酉政变、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收复新疆、陕甘回变、苗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广州起义、民主革命兴起等，一系列多如牛毛的战乱纷争变革贯穿始终。甭说吕后武则天和孝庄皇太后了，就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帝王后妃也没经历过如此纷飞的战乱和变革。慈禧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格局，治理国家的难度要远超历代的帝王。按这一点来说，武则天也好吕后也罢又或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

一直以来，人们把一些原本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和罪责强加在慈禧身上，更使得她承受了千古的骂名。认为她一味地列强委曲求全、割地赔款、签订诸多的不平等条约；扼杀了戊戌变法这一使大清王朝最后一次得以复兴的政治运动。

慈禧是中国著名女性政治家，统治期间，平定国内大小战乱，挽救了清王朝对内统治地位与权威。通过与东西方各列强的战争以及由此签订的各种条约，从而平衡了各国在中国势力以维护清王朝不至于亡与东西洋列强。由于其本身作为一名封建统治者的自有立场，而造成其于权力的不懈追求和政治的极度敏感性。作为一名实俱符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应对中国的历史承担其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把所有的功过归于一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慈禧为中国现代化做出过卓越贡献，洋务运动是在她的支持下展开的，光绪末年力度空前涉及范围极广的新政则是在她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中国的宪政之路是由她开启的，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宪法政治方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负面评价

个人的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的操控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峻。

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许多人对慈禧当政的结果做出负面评价。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以上列举的数次丧权辱国的战争结果，并非一定如此，其中镇南关大捷后的乙酉清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都是继续战争比接受议和的耻辱条件要更加有利，但继续战争的结果虽然会击败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法国，或在甲午时拖垮当时国力即将穷尽的日本，使中华民族有个更好的结果，却很可能会让满清中央政府因为持久战乱而失去权威垮台。慈禧的选择，一直是以妇人之短见议和与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此外慈禧个人于早年当政之初尚知节俭与励精图治，但后来即日渐奢靡。举凡重修圆明园（后为恭亲王等大臣所阻）、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与筹办万徇寿诞等均耗费大量银两。上述之事虽非均由慈禧之意而兴，但对于皇帝及臣工等对其进行讨好之作为，慈禧并不加以劝止却反而多有纵容。甚至庚子事变后中国面临辛丑和约的巨额赔款时，其奢靡之风仍未见明显收敛。无形中使晚清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更加恶化，民生凋闭。

慈禧陵墓

不甘心与慈安同等级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中，依慈禧的身份、地位，理应稍逊慈安一筹，在陵寝规制上也会有所体现，这样才能体现等级差别。然而，鉴于慈禧的特殊身份，本来设计的陵墓无论在规制与质量上都与慈安难分伯仲，她本应心满意足。但是，慈禧并不满足，无限膨胀的自大心理与无法遏制的贪欲，使她不能甘心于与慈安比肩。既然在葬位的选择上必须屈于慈安之后，就要在陵寝的建筑与装饰上超过慈安，以显示她的与众不同。

慈禧陵的重修工程历时十三年，直到她死前才告结束。重建后的隆恩殿与东西配殿，在建筑材料的贵重、工艺的精湛、装饰的奢华等方面均居于清朝皇后陵寝的首位。即使是与清朝皇陵相比，某些皇陵也要比她逊色很多。她的随葬品之奢华也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慈禧的随葬品分为两部分：生前置放于墓中金井里的珍宝与下葬时的随葬珍品。

慈禧死后，又将穷其一生巧取豪夺的奇珍异宝，聚集棺中。据清宫档案《大行太皇太后升遐纪事档》记载，慈禧生前先后向金井中放了六批珍宝。而下葬时随葬的珍宝究竟有多少？他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仪式。据他和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慈禧尸置荷叶、莲花之间，头部上首为翠荷叶，满绿碧透，精致无比，叶面上的筋络不是雕琢之工，均为天然长成；脚下置粉红碧玺莲花。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重四两大如鸡卵，价值一千万两白银，是件世间难得的瑰宝。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她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制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一大朵菊花和六朵小梅花连贯而成。身旁放金、红宝石、玉、翠雕佛爷二十七尊。脚下两边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两棵，那翡翠西瓜为绿皮红瓤黑籽白丝；翡翠甜瓜一个是青皮白籽黄瓤，一个为白皮黄籽粉瓤；两棵翡翠白菜，都是绿叶白心，菜心上伏着一个满绿的蝈蝈，菜叶旁停落着两只黄色马蜂。慈禧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三节自玉石藕上，有天然的灰色泥污，节处生出绿荷叶，开出粉红色莲花，还有一个黑玉石荸荠。尸身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上绕青根绿叶红果的蟠桃一枝，树顶处停落一只翠鸟。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二百多枚。身左放玉石莲花，身右放玉雕珊瑚树。另外，玉石骏马八尊，玉石十八罗汉，共计七百多件。安葬完毕，又倒进四升珍珠和红、蓝宝石二千二百块，填补棺内空隙；四升珍珠中有八分大珠五百粒、二分珠一千粒、三分珠二千二百粒；宝石与珍珠约值银二百二十三万两。而按“内务府簿册”载，殓入棺中的珠宝玉器无论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极为惊人，几乎是一个“珠宝玉器大全”。这些珍品，均系天然材料雕成，单是选料就极为难得，更不用说构思之匠心独运，雕琢之巧夺天工了。这一棺奇珍异宝的价值，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私人的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值五千万两白银！至于这些珍宝的艺术价值，那就更是无法估量，可谓价值连城。慈禧太后这一具棺椁，其珍宝之多，贵重之巨，堪称世界之最了。

1928年6月，外号孙大麻子的河南军阀孙殿英以剿匪为名，深夜时直奔清东陵。工兵爆破墓室，炸开慈禧太后明楼下洞门里的金刚墙，打通了进入地宫的通道，撞开石门后进入墓室。

慈禧棺内底部铺金丝织宝珠锦褥，厚七寸，下面缀大小珍珠一万多粒，红光宝石八十五块，白玉二百多块，锦褥上有一层绣满荷花的丝褥，上铺五分重的珍珠二千四百粒。慈禧尸体上盖一条织金的陀尼经被，明黄缎底，捻金织成，织有汉字陀罗尼经文二万五千字，缀有八百多粒珍珠。头上的凤冠由无数珍珠宝石嵌成，其中仅一颗珍珠就价值白银约一千至二千万两。

尸体周围的大件珍宝有：九玲珑宝塔、翠玉佛、翡翠西瓜、蝈蝈白菜、红蓝宝石、祖母绿宝石、玉石、红珊瑚树、墨玉荸芥等不计其数，均去向不明。慈禧太后的牙被撬开，口中所含的夜明珠，分开时是两块透明无光的珍珠，合拢时就是一个圆珠，射出一道绿色寒光，夜晚百步之内可以照见人头，十分清晰。

华北出版的《时事白话》中有一起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孙殿英打开慈禧墓之后，见尸体还栩栩如生，有个士兵在其他士兵的鼓噪与怂恿下准备奸尸，因为这个士兵是仵工出身，即做收拾尸体的事，他奸污年轻女性的尸体已成习惯。于是，这些士兵纷纷剥去尸体的衣服，还围着细看了一会儿。但是过了不久，尸体和绣袍见风就化，顿时慈禧的面孔萎缩成骷髅状态，那个意欲奸尸的士兵就兴意阑珊，停止奸尸。

盗陵案被报道后，举世震惊，各地各界人士纷纷通电谴责，要求严惩凶首孙殿英，追回珍宝。蒋介石下令阎

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将乾隆颈项朝珠中最大的两颗朱红朝珠送给戴笠，再托戴笠将一柄九龙宝剑送给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又将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将慈禧口中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宋美龄将夜明珠缀在了绣花鞋上。此后，孙殿英不仅逍遥法外，照旧领兵当官，而且日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先遣总司令；所捕获的重犯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 继续当他的师长……这种反常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由于在慈禧死后十九年，她的“万年吉地”被军阀孙殿英炸开，不但尸骨尽遭暴露、羞辱，随葬的奇珍异宝也被洗劫一空。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老佛爷”，只留下孤独的荒冢任后人评说。

*.宫女谈往录 - 慈禧娘家

桂公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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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路上的事，本来是乱糟糟的一团，吃饭驻跸，尽是些枯躁无味的生活，没什么值得特别表白的，只是人越来越多了。北京城里住着的皇亲国戚，担心害怕，有头有脸的就跟着太后往西跑，人也就越聚越多。桂公爷的一家，就是后来赶来的。”她像鱼吐泡沫一样，一串一串地静静地由嘴里冒出一句一句的话来。

“我没福气，原本没伺候过这位皇姥姥（指隆裕的妈。自宣统登基后，隆裕当了太后，桂公爷的夫人就升级了，宫里人尊称她为皇姥姥，老宫女虽然早已离宫，还是按以后宫里的称呼 称她）。不过，在她归天以后，我和她还是结下一些缘分的。提起她来，真是——狗咬月亮，不知道从哪边下口。一句话概括起来，那是一个‘其性与人殊’的人。

“您不嫌絮烦，我慢慢地给您说。

“她，很壮实的身子，高高的个儿，两条仙鹤腿，背板儿挺着，小肚子有点腆出来，走路迈着八字步。像盘子似的一个扁圆的脸，鬓角发秃，有些往里缩，越发显得天庭又鼓又亮堂。小蒜头鼻子，薄片嘴，大嘴角。疏疏的眉毛有些发黄，配上两只圆圆的眼睛，很大，双眼皮。特殊的是，瞳孔里带有一道黄圈圈，不用问就看得出是蒙古人的血统。除去鼻子、嘴和隆裕有些差别以外，其他的部位十分相像。现在一合眼，我还能辨出她的模样来。

“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说她了不起，是在家里外头全出名。

“她家住在芳嘉园，也有人说在大方家胡同（现在朝内南小街路东的两条相通的胡同），其实那是一回事。我过去从没到过她家，到宣统年间，这位皇姥姥宾天了，为了找有头有脸的女佣人，于是就找到我的头上。当然，我伺候过老太后，牌子亮，名头响，她们家找我这样的人来站脚助威，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所以由接三到出殡，前后半个多月，我一直在她家里帮忙。我虽然是奴才的地位，但有个好名称，叫‘女知客’，这是婚丧喜庆宴会中必备的人物。——这种人必须懂礼法，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礼节去接待，并不必要让我们亲自去动手，只是由我们支配婆子丫头去做罢了。这时，自然是借我这个牌位，来抬高她自己。一个伺候过老太后的人给她去送终，名义上就能身价十倍。所以我前面说，和她死后结下一段缘分，就是这个缘故。旗下人对于婚丧大事，那种繁琐的礼节太多了，有一点不周到，不仅使客人着恼，俗话叫挑礼儿，传扬出去，也给本家丢脸。我在这里给当调度，即便有些小小的差错，也能够遮盖过去。谁好意思挑老太后支使过的人的礼呀?我就权当这种挡风墙的角色。

“两代承恩公的府第并不阔绰，具体地说很局促。它在芳嘉 园南口第一个大门，同时，也是在大方家胡同西口里头。芳嘉园是个由西进口，转弯南北方向的胡同。由北向南拐好几个弯才到南口的大方家胡同，俗称这样的胡同叫辘辘把式的胡同，离朝阳门城根很近，并不是个通衢大道。府门口外头也不敞亮，过不了高车驷马。轿车由大方家胡同西口进来，车抹不过弯来，只能进芳嘉园胡同往北走，作个大回旋，并不能和任何王府的门第相媲美。府里面也没有亭台楼阁，更不用提花园了。只是几层带廊的房子，而廊子也不宽敞。显眼的是一进大门，有块红地黑字的‘紫气东来’的立匾。这就是两代的凤凰窝，两代的承恩公府第了。

“四面街坊的房子也不算整齐，左近并没有什么高人雅士。按照传统说法，都是些做小买卖的和些瓦木工人。按‘风水’，来论，四外冒穷气，可单单出了两只凤凰。”

老宫女提起芳嘉园，我不禁冥思起来。她问我：“你在想什么?”我说，这片地方原来在明代很出名，不以名胜古迹出名，而以官妓出名，到现在胡同名称还残存着痕迹。这是明代遗留下来的。

大方家胡同路西对面的胡同，原本叫勾栏胡同（现内务部街），那是妓女接客卖身的地方。

芳嘉园西南，那是管理官妓的衙门，是教坊司的所在地，现在叫本司胡同，还是沿用旧名。

本司胡同里有两个特殊的地方，一叫东花厅，一叫西花厅，紧靠本司胡同东头。那是达官贵人纸醉金迷，浅斟低唱、买笑的地方。不过妓女是高一等的，等于晚清的清吟小班罢了。还是明代的旧名。

芳嘉园胡同对面往北一点，叫演乐胡同，那是粉头们的下处，是学习歌舞彩排的地方。也是沿用明代旧名。

竹竿巷（今竹竿胡同）、老君堂（今北竹竿胡同），那是老妓们脱籍后做生意接待旧相知的地方，所谓“教坊脱籍洗铅华，一片闲情付落花”的老妓们所开的暗门子。

明代朝廷对待官吏是很苛薄的，犯了罪，常常是抄家灭籍，男的没为官奴，女的打入教坊司当粉头，也就是官妓。清代定都北京后，城内不许有妓女，这个地方就冷落了，而移到前门西一带兴盛起来。朝阳门南小街以东城根一带，向来不是繁华区，也不是风景区，达官贵人很少在这片地安家落户。正如同高贵的人物不愿住八大胡同一样（前门西妓女聚居的地方）。从住处来估量，老太后的娘家，也不是什么显要的官宦。

“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大有孔夫子喟然而叹的味道。她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太后对她的娘家有说不出的苦衷。我们旗人虽然礼数多，可也有好的地方，例如娘家对出了阁的姑奶奶，那种礼数就应该保留下来。娘家年节送礼的日子不是正月，而是在年前。娘家当父母的，当哥哥嫂子的，当兄弟弟媳的，都要给姑奶奶送份厚礼。并不见得是什么奇珍异宝，却多半是外人所不能送的东西，譬如嫂子给做的贴肉的紧身衣服、兜肚等。到太后晚年，娘家送睡袜、逍遥履等。弟媳给做的亵衣、裤衩等。这正说明姑娘在家时与嫂嫂弟媳等两小无猜，融融乐乐，表示一番家庭和睦的气氛。父母、兄弟们就想姑奶奶在家时爱吃些什么东西。俗话说：好吃不如爱吃，婆家多有钱，也是娘家的东西香。拣姑奶奶爱吃的东西做上几样，表示父母兄弟对骨肉的恋恋之情。平常日子，一般不许由外向宫里送吃的，只有年节才许可，也是经过检查了的。给老太后送的东西，我看见过，有大青豆或鲜豌豆、黑菜、炒的野鸡爪子，有饷冻肉、有白芸豆、葡萄干、莲子蒸的大黄米黏糕坨。那白芸豆都是上好，手指头肚大，据说是老太后做姑娘时爱吃的。姑奶奶想娘家，娘家惦记姑奶奶，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一年，也是快过年了。中午，我们陪伴着老太后遛弯，在西二长街由南向北遛。西二长街是西宫里由南向北的一条甬路，在翊坤宫、长春宫、储秀宫等宫的外头，又平又直，南起螽斯门北到百子门。说书的讲，周文王不是有九十九个儿子吗?以后天上打雷又掉下一个儿子来，叫雷震子，凑足了一百个，周朝才兴旺起来。叫百子门的意思，大概希望皇后和妃子们给皇上生一百个孩子吧。我们平常不当差的时候，两三个成群，也可以在西二长街遛遛，但往南不许过螽斯门，往北不许过百子门，当然只许在甬路上走走，串宫是决不许可的。过了百子门往东就是御花园了，不跟着主子出来是决不许逛的。到了年根底，常新纸（一种用红绵纸刻印的过年用的装饰品，中间有图案形的花纹，正心有延年益寿的字样，长方形，贴在门楣上，表示吉祥，大约有整张元书纸四分之一大）就在百子门上贴好了。不到腊月二十五以后，常新纸是不会贴出来的，因为怕风给刮掉。百子门上已经贴出门神来了，不是普普通通的门神，像《西游记》开头说的，什么前文后武，徐茂公、魏征站在前门上，秦琼、尉迟恭站在后门上，不是这样，是另外两个神，画的是哼、哈二将。东面一位是雷公脸，鸡嘴，右手高高举起降魔杵，一脚跷起来，用左手一指，鼻子里哼出一股白气来，白气很长，直到脚面，白气里裹着一句话：‘哼!你来了吗?’地面上有个小妖精被罩在哼出来的白气里；西面也是一位神，同样的雷公脸，鸡嘴，右手高高地举起降魔宝杵，一脚高抬起来，用左手一指，嘴里哈出一股白气来，白气很长，直喷到脚面，白气里裹着一句话：‘哈!正要捉你!’地面一个小妖精蜷伏在白气里。这是哼哈两将在捉妖。就在这‘哼，你来了吗?’‘哈，正要捉你!’的一唱一和下保护着西宫的后门。

桂公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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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认识字，只是在小太监们耍猴时（顽皮、淘气）知道的。两个小太监看准管事的人不在，就耍起猴来，往门的两腋一站，举起手，抬起脚来，等候第二个小太监进门：‘哼，你来了吗?’‘哈，正要捉你!’把进来的小太监吓一跳。我们这才知道门神哈出来的话。不过，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当时我们住在翊坤宫的西偏殿里，翊坤宫空着，没人住，老太后又年事已高，把我们近侍安排在翊坤宫西偏殿住，为的是早晚方便。翊坤宫紧挨着百子门，前面已经说过，年下最是怕神怕鬼的，但知道后门有哼哈二将守着，我们就觉着有仗恃似的，出来进去，就不十分胆战心惊了。这也是对我们的好处。要知道，哪 个宫里，哪个殿里，哪个角落，随时随地都有屈死的太监宫女。戊戌年间，伺候光绪的太监，一夜之间，几十人就都不见了。可谁也不敢多嘴问一声，哪一个角落里没有屈死鬼呀!

“我不多嘴了，提起年轻时候的事来，就絮叨个没完没了，光跑野马了，还是说跟太后遛弯的事吧。

“老太后也许是触景生情吧。看到门上贴了常新纸，看到门口有新贴的门神，回宫后就吩咐管事太监说：‘到前门外正明斋买两盒点心：一盒大油糕，一盒喇嘛糕；再到东四芙蓉斋装一盒鸡油饼，买两个黄蜂糕坨，要带脂油的；再买盒芙蓉糕，一起送到公爷府。’这些都是家常吃的点心，一般中上等人家过年都预备些，为的是早晚方便。——大概都是老太后的阿玛额娘（父母）平常喜欢吃的东西吧。每逢佳节倍思亲，引起老太后怀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只有亲生的女儿才知道爸妈真正爱吃的东西。宫里是不许烧香上供祭祀外姓人的，官家的祭礼又是表面的仪式，所以老太后只有让小太监买好点心送到公爷府，算是尽孝心了。老太后对于娘家的留恋，不算不深厚，可惜太后的兄弟桂公爷太不争气。

“老太后的性格很容易被人知道。‘心比天高，性如烈火’，可就对桂公爷没办法。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同治爷的承恩公（老丈人）怎么样?是满汉状元（指崇绮）。光绪爷的承恩公（老丈人）怎么样?是文不文、武不武的大烟鬼，不但肚子里没墨水，甚至说不出一句整齐话来。用老太后的话说，‘只知道云土（云南出的大烟土）广土（广东出的大烟土），什么西口土（娘子关进来的大烟土），北口土（古北口进来的大烟土），整天跟底下人看什么珍珠泡、栗子包、老牛眼’。这都是熬鸦片烟的术语。烟土是生烟坯子，必须经过熬才能成熟烟膏，熬烟要有很高的技术，火小了，鸦片不香；火大了，糊，吸起来呛人。一定要吸起来像一股炒新芝麻粒的香味才行。熬的时候要看火候：水泡要由小到大，也就是烟膏由稀到浓的过程，先看珍珠泡用多长时间，后看栗子泡用多长时间，最后大泡起到像老牛眼一般大小，就快出锅了。过去贵族人家专门有熬烟的听差，像厨师一样，彼此炫耀。客人往来，稍稍知己的，必须端上烟盘子来，品尝品尝，才算有交情。当时敬鸦片就像现在敬纸烟一样，可见当时的腐败情形了。听太监告诉我们，桂公爷是整年拖拉着鞋的，永远不提鞋后跟。吸鸦片要用两个榻，在左边吸完，又要换右边吸，叫换边。这是鸦片瘾深的缘故。吃早饭要在太阳傍落的时候，是个真正的鸦片鬼，拿白天当黑夜，拿黑夜当白天。这样的一位宝贝，让老太后如何提拔他?也只能让他尽性地吸鸦片了!可以说，老太后不是不照顾娘家人，只怪娘家人不争气。扶都扶不直的人，提拔他干什么呀!假如他的娘家人有能当总督入军机的材料，她又何尝不提拔呢!对待这样的娘家，只能是勤赏赐，不提拔罢了。

“咳!在这事上，老太后可以说是‘张天师让鬼给迷住了’，有大法力也使不出来。老太后性格也古怪，明知道桂公爷手头紧，可偏偏不多赏银子，只图给娘家露脸，多赏东西。可这就坠入奸滑无比的太监的圈套了。太监，这群断子绝孙的人，绞尽心思去研究赚别人钱的办法，对任何人也不放过，包括老太后在内。首先，要算好了时间。给桂公爷送礼不能早送，早送，他起不来，叫起他来，他犯脾气，要在下午宫里吃加餐前送；又不能送太晚了，太晚当铺要关门，当不出钱来，得不到赏钱。说起来真是笑话，太后赏给桂公爷东西，简直是给桂公爷罪受。太监进门捧着礼物来了，要给赏钱吧，可家里没钱，就必须进当铺去当。所以前门进礼物，后门进当铺，当出钱来开赏钱。这些情况太监算计得清清楚楚，所以要早一点去，留出进当铺的时间。太监的目的就是为得赏钱呀!礼物送到了，太监很有耐心，慢慢地喝茶，到处请安，表示恭维亲近，尤其必须给桂公夫人请安，他们摸准了桂公夫人的脾气。桂公夫人吃捧，太监的嘴又甜又滑溜，云山雾海足足的一捧，捧得桂公夫人心花怒放，迷糊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于是当铺换来的银子，大把地流入太监手里。太后赏给桂公爷的东西，几乎被太监分去一半。桂公夫人的手头大方就在宫里有了名。其实太监们背后不会说什么好话的，说她是‘瘦驴拉粗屎’，说她是‘穷大手’。这是后来老刘告诉我的。

“老太后挨算计也没办法呀。赏给桂公爷点东西，派两个太监足够了，可老太监非要带两个或四个小太监，美其名曰：拜见桂公爷和桂公夫人，说让年轻人见见世面，学学规矩。明知道桂公爷要多掏腰包，也得认了，因为这是给桂公爷脸上搽粉呀!老太后对这种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样一来，正好成全了桂公夫人的咋咋呼呼，花钱买脸的性格，她是家里的灶王爷，连桂公爷都必须听她的。这就是凤凰窝里的情况。

丈母娘打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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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桂公夫人在外的名声，可以说是震惊皇室，轰动朝野。大清国200多年来，独一无二，任何人也办不到的——丈母娘打姑爷了。

“这是天大的奇闻，可她就能办得出来。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是听贼话听来的（北京土话：偷听旁人的私话。有不该听的听来了的意思），简截地说是这样：

“道光爷一共生了九个儿子。前三个儿子都过早归天了。四爷就是以后做皇帝的咸丰。五爷过继给道光的三兄弟，那就属于旁支了。六爷是道光临死前亲笔封的恭亲王，是最隆重最显赫的王爷了。七爷是醇亲王，他的福晋就是老太后的妹妹。八爷是钟郡王，九爷是孚郡王。

恭亲王奕讠斤“现在单说九爷孚郡王的儿子载澍。他由老太后主婚，娶了芳嘉园隆裕的妹妹三妞。三妞比隆裕小两岁（和光绪同年），可比隆裕出嫁早。载澍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龙子龙孙吧，道光爷的孙子，咸丰爷的胞侄，同治爷光绪爷的堂弟，算得上是高门贵族了。但三妞过门后夫妻不和，时常拌嘴；等到隆裕过门以后，恰好夫妻也是不和而且感情越破越深，最终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于是这位桂公爷的夫人心里窝火，气不打一处来。认为这帮龙子龙孙瞧不起芳嘉园，故意给芳嘉园的姑娘气受，使芳嘉园的脸面难堪。光绪爷对隆裕是斗气不斗嘴，有她只当没她，北京话说，叫‘干’着她!让她活人比死人都难受。桂公爷的夫人有多大气也没处用，因为抓不住光绪爷的缺点。载澍就不同了，在闺房里拌嘴，说气话，免不了信口乱说，涉及到娘家的好坏，对指婚人的不满等等。而三妞又缺乏妇德，原原本本地把话全传到了桂公夫人的耳朵里，这更使桂公夫人火上烧油，于是揎拳捋袖，对孚王福晋兴师问罪了。

“孚王福晋是位和善温柔的人，不善于唇剑舌枪地对话，但大道理讲得满好的。她说：‘闺房里拌嘴，是任何小夫妻都难避免的事，也很难分辨出谁是谁非来。当父母的更不必从旁插手，越有旁人，他们感情越生分。本来是感情上的事，也很难论断曲直。果真他们闹出了圈心，劝一劝，让他们不要过分就行了。家庭里处处要以和为贵。’这些话本是入情入理的，也是当父母的维护家庭的正当言论。

老醇亲王奕与妻叶赫那拉氏（慈禧之妹）“桂公夫人哪里听得进这样的话。她是抱着给闺女出气的目的来的，不出这口怨气怎肯罢休。于是她戳指对着孚王福晋说：‘你不管是不?你不管，我管!’这就一五一十地把载澍不满芳嘉园、不满老太后指婚的话，添枝加叶地禀奏了老太后，当然惹翻了老太后。老太后为了给芳嘉园圆面子，为了给自己树威信，为了敲山镇虎，给光绪点颜色看，所以郑重其事请出宗正（族长）来，请出所有王爷来，评论载澍的罪过。载澍是没法还嘴的，因为有老丈母娘原告为证，只有伏罪任凭处罚。可老太后坚持要以大逆不道罪处死，幸亏五爷、六爷力争，以九王爷的后裔为重，苦苦哀求，才允许褫职夺府，杖责一百，永远发往宗人府圈禁。在杖责的时候，桂公夫人又亲自派人监视，声言如杖刑从轻，就再次禀奏太后，吓得施刑的人都不敢马虎。本来交宗人府行刑，只是官样文章，一边一五一十地念着杖数，一边虚张声势地挥舞着竹板子，喝着唱过也就完了，向来没有真正的笞过。可这次不行，桂公夫人派人盯着，非着实地打不可。一百杖打完了，载澍裤子上的血都和肉沾连在一起。孚王福晋一气之下，搬到京西温泉墓地去住。直到庚子年洋人进京，放了各种犯人，载澍才被放回家，跟他母亲一直住在墓地里。前前后后载澍在宗人府的高墙里圈禁了十多年。

“桂公爷的夫人于是在皇家的宗族里，在朝野上下就出了名声了。能打架，不是假打而是真打，不是小打而是大打，把姑爷家打得落花流水，把姑爷打得血肉模糊。可后来结果呢?哼!亲戚打断了，闺女没人要了，只能悄悄地把三妞领回自己的家里守活寡。她就是这种顾前不顾后，只顾一时，不顾后果，只顾自己，不顾旁人的‘其性与人殊’的人。北京俗话，叫一条牛筋的性格，而且至死不悔改，谁劝和谁梗脖子。”

*.从康乾盛世到咸丰时期烽烟四起

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我国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

基本含义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从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起，到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爆发时止。其时间跨度11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但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即使如此，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仍然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西方传统史学界亦提及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时期。

历史评价

我们应以客观实际的态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康乾盛世”固然是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太平盛世、繁华高峰，但又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没有出现的情况。

还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一，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第二，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中世纪”。相比之下，当清朝吹嘘所谓“康乾盛世”之时，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世界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大清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此外，还有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但却加剧了中央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引起了边民起义，此外，改土归流亦只流于形式，仅是“换了官名，人还在，一姓土皇”。

对“康乾盛世”的强烈质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鲁迅先生，他严肃的提出，所谓“康乾盛世”是用文字狱吹捧出来的。而当前很多学者及国外权威史料都认为“康乾盛世”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在英国使臣的眼里，“盛世”之下清朝发展缓慢，科技逐渐落伍：①思想方面 ，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防范政策，大兴文字狱，肆意杀害文士，流放关外（著名流放地如宁古塔）的士人数以百计，严重制约了社会思想的进步；②文化方面，清朝统治者编修《四库全书》，虽然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作出了贡献，但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又趁机销毁、篡改了大量不符合统治阶级观念的书籍；③外交方面，闭关锁国，“贸易繁荣”自然也算不上；④科技方面，轻视热兵器与科技，“科技发达”显然不是。也有些学者指出康乾时期的缺陷，比如马克思曾表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康乾幅员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启康乾盛世，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事爆发。“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土豆、玉米等新高产作物在明末开始引入并普及种植於中国，在清朝得到普遍种植，增加了环境承载力，但超过了人口合理容量，使中国人口虽多，但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并为了统治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而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人民平均教育水平很低，使人口数量的优势并未转化为更高的综合国力。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当时中国人口增长迅速的原因有三：1，1683年大战刚息，中国大地一片狼藉，因明末农民战争、瘟疫以及清军入关的战乱、屠杀，人口显著减少（葛剑雄、曹树基《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认为，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中国人口 19250万。经过了明末农民战争之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即清军入关前夕，中国人口 15250万。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中国人口 16000万）1683年後社会进入稳定时期，人口开始迅速恢复；2，雍正开始实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许多因逃税而瞒报的“黑户”重新上了人口名单；3，新高产作物的种植、社会的发展，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超过了前朝。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乾隆年间，香料群岛的苏禄上表求内附，乾隆帝以其险远，不许。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

农业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

多亿公斤。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人口的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由于地理大发现）。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但食品中粗粮比例的上升反映了生活质量的低劣，各地不时发生的饥荒也一直是困扰清政府的当务之急。

人口增长原因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中国人口重新突破1亿，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大关，人口增长原因有三点：第一，明末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第二，社会长期安定，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税收政策的实行，使百姓可以毫无顾忌的生育繁衍。虽然清朝人口众多也客观证明了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同时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使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

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中国人在清代的黑暗统治中渐渐失去了活力，愚昧和落后开始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代名词。

手工业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整体而言，清代丝织业已落后于明代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

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清朝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中国历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所决定） 。

思想文化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

《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亦多，则是一大罪过。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吏治

危机

“盛世”表象下的危机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腐败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入关初期任用大量明末官吏，政风一直不好。康熙时代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涌现出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爱著称，对一些腐败的官员的处罚较轻，导致康熙末年腐败成风。雍正帝时一方面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贪官污吏绝不留情，另一方面采取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措施以减少腐败。火耗归公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一些官员的贪污钱路，养廉银措施给官员以可观的经济收入（即高薪养廉），让他们不要为贪钱而失去现在的俸禄。 所以雍正一朝吏治较好。但是到了乾隆后期，吏治又坏，特别到了乾隆晚年，一个和珅的家产竟能达到8亿两（实际现在学术界估算应在2000~3000万两之间）白银，可见当时官员贪污达到了什么样个状况。同时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至清朝将亡时，仍不识时务的推出皇族内阁。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日益猖獗，“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然而清朝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例如，清初“圈地运动”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极大地加强了君权；“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资本主义的萌芽。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钱穆旗帜鲜明地提出“清承明制”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满清政府是倒退的。中国自唐宋以来，政治哲学不断发展，到明末，已经产生反思儒学、批判儒教的思潮。宋明社会的发展，已经有了重构政治哲学的逻辑要求，宋明社会对汉唐以来的思想哲学进行了消解，消解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腐朽的封建官僚体系逐渐没落，社会思想的逐渐解放极大地冲击了明代专制统治，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着力发展一种更为顺应资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

所谓“清承明制”，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然其基本制度措施，都是效法明朝的。康雍乾时期完善和确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明朝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内阁，内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虽然票拟作用的大小决定于皇帝是否采纳，然而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大多怠政，导致了内阁作用突出。而清朝也有内阁，但是由于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清朝雍正时设有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虽然有一定权力，但是在皇帝大权独揽又勤政的情况下，也常常是“跪受笔录”。明清虽然不设宰相，但是明代内阁大学士就有宰相之实，而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单从中国历代相比，可以说较为完善，所以清政府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中央有决策，地方马上就可以执行，而且没有出现过地方督抚做大叛乱的情况，在晚清虽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但是国家没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国加紧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政时，西方国家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政体不是君主立宪就是走向共和，从这点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虽卓有成效，但却不合时宜，大开倒车，越有成效，危害越大。

弊政

沿海迁界

沿海迁界，使中国在很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迅速从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但沿海迁界的过程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到了乾隆（1757年）以后，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清初的海禁从清朝入关（1644）多尔衮时期就开始发生，在康熙八年（1669）开放海禁，广东一省对外贸易骤涨。一直到1757年，乾隆皇帝颁布禁海令，使清朝长达83年的再次断绝了与世界的往来。一直到1840年再次开放海禁。

圈地令

清朝入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决定强占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顺治元年十二月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顺治四年、八年清政府又两次颁布圈地令。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同时又强迫汉族农民“投充”（即依附于满洲贵族），补充其壮丁队伍。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进行，圈占总数达16万多顷（一说19万多顷）。驻防外地的八旗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进行过圈地，但规模较小。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乡离井，因此纷纷起而反抗。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康熙八年六月十七日作出永远不许再圈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清初大规模地圈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颁旨，命永远停止圈地。六月十七日，他谕示户部：数年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百姓失来，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此以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全部还给民间。至于旗人，无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是否以古北口等处的边外空地，拨给耕种。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奏闻。

对外关系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康乾时期中国还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条约划清了中俄两国的疆界，阻止沙皇俄国南侵的势头。

但是康乾时期国际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并且须遵守种种限制。清朝中期，清政府对外商来华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国门关闭得更加紧密。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  

■王  泽

翻开历史，中国人民可谓饱受离乱之苦，国家安定统一的时候很少，正因为如此，被人传为美谈的盛世就格外被我们珍视。在历代的盛世之中，康乾盛世无疑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汉初“文景之治”40年，其间爆发吴楚“七国之乱”；“贞观之治”，也不过20年光景；最为人称道的“开元盛世”，延续了40多年便在“安史之乱”的喧嚣中戛然而止；此后便是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后人对此难以理出头绪；明太祖、成祖时期号称强盛，但到明英宗就发生了“土木之变”，闹出了皇上被瓦剌蒙古掠走的奇事，此时上距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只有80余年。所以说从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开始，承平百年之久的康乾盛世实为中国历史所罕见。

康乾盛世不仅使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局面，而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之联系在一起，成为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整体。康乾时期人口突破三亿，直到18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所占份额相当于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的完成，使得文化繁荣达到空前高度。大国气象，非指一端。

为什么在封建制度穷途末路、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竟然出现了前无古人的盛世呢？一个持续百年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局面是首要原因。

康雍乾三位皇帝百年相承，精心完善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使朝廷统治效能空前提高了。与汉人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康熙年间创行的奏折制度，向皇权集中、高效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到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国家中枢以处理重大、紧急、机密军政事务为主体，辅以处理日常军政事务的内阁，居然实现了以皇帝个人之力独揽国家一切繁杂军政事务的目标，而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机构精简、迅捷高效、机密严谨、运转和谐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界。

汉族皇帝恪守古训，当实践与古训相悖，往往倾向于复古，如果实在不能照老样子活下去了，一两个凤毛麟角的改革家也只能从儒家经典宝库中发掘改革现实的理论依据。而清朝这三位统治者无疑更具有改革和务实精神，在他们三位的心中，都带有清晰的连续性的治国方略。其中“西师”和“南巡”就可窥一斑。“西师”是指康熙时期清廷两次进军伊犁、最后平定准噶尔蒙古（即漠西蒙古，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叛乱的战争。准噶尔在全国的战略布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的首领噶尔丹也意图与清朝争夺中国的霸主地位。其兵锋所指，南向西藏可以挟持达赖和班禅以号令青藏高原，向东可以扫平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位于今蒙古国境内）和漠南蒙古完成统一大业。准噶尔对于清王朝已不是什么肘腋之患，而是心腹大患。准噶尔一日不除，大清都将直面被颠覆的可能。康熙帝决不是养奸之人，他那种决绝与果断，充分展示了他心中的谋划和战略布局。而“南巡”与“西师”不同，康熙、乾隆的六下江南虽不能说没有游山玩水的成分，但主要还是基于清醒的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康熙和乾隆认为，要想强化对汉人的统治，关键之处在于能否使江浙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稳定并服帖下来，因为江浙当时是华夏文化的荟萃之所。“西师”的锋芒具体指向是准噶尔蒙古，宏观的战略意图在于广袤的蒙藏边疆地区的稳定；而“南巡”的意义则在于它蕴含着驾驭整个汉族人民的深远用心。

康雍乾三位皇帝本身的优点和特点是中国实现百年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直到18世纪后期，中国在全世界都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在一场无声的大国竞赛中，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问题，转瞬之间急剧衰落，成了西方列强疯狂吞噬的一块肥肉？

人口激增，米价上涨，通货膨胀，直接反映出经济领域的危机；与此同时，皇权又得到空前强化，甚至出现了“出一言而盈廷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极端专制的痼弊越来越严重，由此也导致了政治腐败、因循守旧和事关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前途的战略性决策的失误，成为国势由盛转衰的直接原因。

人口压力在康乾盛世起步时就隐隐出现了。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而能否跨出这一步还取决于是否存在缓解人口压力的空间，以及统治者采取的对策合理与否。依照传统思路制定的对策不外乎鼓励垦荒，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资源，养活过剩人口；或发展工商业、城镇服务业和农村手工业吸纳过剩人口；或海外移民和海外殖民。康乾时期的人口政策是以鼓励垦荒为核心的传统型政策，同时对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富有近代性的新政策。从经济上看，成倍增长的人口与大幅度增加的垦田相结合，把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这正是康乾盛世经济繁荣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但与此同时，耕地是有限的，而人口的增加是无限的，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乾隆除了把天下人民“驱之尽务农”之外，别无他法，直到最后他已失去了养民的信心。康乾末期，已不能做到家给人足、比户丰盈。被抛到社会边缘的苦难群体已经秘密借助白莲教的组织蓄势待发，乾隆传位给嘉庆的禅让大典刚刚结束，他们就呼啸而起，撕破了康乾盛世华丽的外衣。

物价问题和人口问题密不可分。从康熙晚期物价问题显露之日起，清朝最高统治者就始终认定人口膨胀是造成物价持续上涨的主因。可以说，他们正是从物价问题上感受到了人口膨胀的最初压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冬，康熙论及粮价时说：“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可为什么“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春荒粮价涨，秋熟粮价落，本不足怪，现在为什么出现了不管收成丰歉而粮价皆贵这种千古罕见的反常现象呢？雍正探究米价居高不下的时候，认为“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之食之愈多”是其主要原因。应该说康乾时期的领导者已经开始把物价上涨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考虑了，然而他们大多把持续上涨的物价归因为“生齿日繁，采买过多，风俗日奢，米谷出洋”等等方面，以后再也没有展开过有关物价持续上涨的深入分析，乾隆皇帝最终无奈感叹：“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康乾时期通货膨胀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呢？根据史料统计，18世纪前后百余年间，价格总水平上涨了300%；康熙晚期以后百年间通货膨胀率约为1.1%。不可否认，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同时也刺激了康乾时期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也正是康乾盛世经济繁荣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然而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财政体制经受不住长期的通货膨胀的严峻考验，到18世纪末通货膨胀所引发的动荡已经到了令统治者无法坐视的地步。政府直接垄断的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几大经济支柱——滇铜、漕运和盐业，几乎同时从兴盛走向萎缩，并最终陷入绝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物价上涨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物价上涨300%，满朝文武官员以及满汉兵丁的廉俸却几乎百年维持不变，养廉、俸饷不敷日用办公之需，文武百官只好“设法”另谋生财之道。乾隆中期以后贪风日盛、弊规泛滥，不能说与此无关。但为什么国家不对已不合时宜的财政体制加以变通，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物价不断上涨的趋势呢？这就有必要对当时僵化的财政体制加以探究。

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清廷每年大体严格遵守入银4000两、出银3000两这一财政收支格局，乾隆初期户部侍郎梁诗正称之为“经制有常”。清帝世守“永不加赋”的大训，一味追求稳定的政治目标，宁肯出以“扣廉归款”的秕政，也不愿与时俱进、谋求变革，结果不但贻误了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前夜发展的机遇，就连欲求社会稳定也不可得。人口激增与物价上涨集中反映了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暴露出国家政策在经济、民生方面的失误；而在政治方面，皇权的过度膨胀也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皇权到了康乾时期得到了空前加强，这一方面提高了执行力，保证了政令的畅通和高效运转；但同时它也缺乏一种制约机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制衡的皇权，犹如脱缰野马，无拘无束，天马行空。这从一个角度可以洞彻皇权的膨胀对盛世转衰的影响。康乾时期引人注目的重大决策失误就是限制西方国家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即所谓“广州单口通商”。康熙统一台湾后，立即解除海禁，开放粤、闽、江、浙；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少有18艘外国商船抵达广州与中国通商。当时以“海上霸主”自居的英国，自然有一种孤傲自大的霸气，对中国广州海关的种种限制觉得忍无可忍，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摆脱广州口岸，重新开展了以定海、宁波为中心的对江浙地区的贸易。乾隆得知英国商人设法北上的企图后立即作出反应，以“海滨重地”应“防微杜渐”为由，命传旨闽浙总督加强防范。乾隆二十二年初，新修订的浙江海关现行税则出台，征税较之广州海关提高一倍，以达到“不期禁而自不来”的目的。没想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照来不误。英国人有商业头脑，知道丝绸、茶叶、瓷器的主要产地在江浙一带，就近采买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他们不怕提高关税，而是怕广州海关多如牛毛的陋规以及没有名目的勒索。不久之后，乾隆帝最终下令只准洋商到唯一的对外口岸——广州——进行贸易，这意味着“准许在中华帝国东部口岸贸易的时代宣告结束”。广州单口通商是关乎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节点，在中西贸易对中国内地具有越来越强劲的助推力时，乾隆却固执己见，不允许江浙海关开放，一念之差错失发展良机，铸成了今天追悔不及的历史遗憾。

当世界形势业已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门槛而矛盾丛生困难重重的时候，当最需要国家决策符合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的时候，却恰逢皇权制度膨胀致使重大决策一再失误，一次又一次失去了从衰落颓势中振作起来的宝贵机遇。当我们今天考察康乾盛世时，不仅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入手进行分析，更要延伸开来，有一个全球的视角。

19世纪开始以后，中国国势迅速衰落，不仅是历代王朝更迭的宿命，而且暴露出植根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欧美西方列强日新月异的发展。乾隆子孙凛然恪守“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的“家法”，因循守旧，不思变革，对日益逼近的西方列强麻木不仁，终于把中华民族推向了苦难深渊。日本学者这样形容中国近代以来的境遇：“中国就如同一条巨大的蟒蛇，由于两千年来的蜕皮，本应该在洞穴休养生息，使自身得以复苏，以崭新的姿态傲立于世，但事实上这条巨蟒没有喘息的机会，反而因暴露于荒野而不断遭到猛兽袭击，被噬咬得千疮百孔。”他所说的“蜕皮”指的就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向近代社会的蜕变。

生于盛世死于忧患的道光皇帝

1850年2月25日中午，道光帝驾崩，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清西陵慕陵。临终，道光帝立储封王，反映了他抉择的艰难，也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遐想。另外，一生节俭的他为何两修陵寝？我们又应该怎样评价这位生于盛世、死于忧患外侵之时的道光皇帝呢？

道光执政后期，政治经济诸多方面都有所起色。

这段时间地方官报喜不报忧，道光帝的心情也逐渐好转，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宁、祥和的时光。

一方面，两广总督徐广缙“圆满”地解决了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内居住的风波，使他感到曾经痛心疾首的“夷务”也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道光帝获得了一个大财源——海关税收。作为一个大陆民族和农业国家的君主，他本来没有对此寄予厚望。

令道光帝没想到的是，海关税收不但稳定，而且逐年上升，再加上精打细算，他勉强度过了19世纪40年代的财政难关，并且又攒下了近二百万两白银，这在康乾盛世时期不值一提，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道光派重兵不分昼夜，严加看守，他知道，千万不能再让库兵给偷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大清王朝这条千疮百孔的破船即将驶进形势更加严峻的激流险滩，遭遇那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惊涛骇浪。

道光二十九年（公历1849年），葡萄牙强占了澳门，这是继割让香港之后，又一件损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事，地方官未敢上报。此时，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广西已经拥兵数万，正蓄势待发，地方官不屑一顾，也未向他报告。同时，受挫于广州入城事件的英国人正秘密谋划着新的侵华计划，这个时候，各地官员报喜不报忧，大清整个统治蓝图被粉饰了。大清的统治者道光落了个心静，自然也就被蒙在了鼓里。总之，从上到下，一片麻木，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缺乏应有的敏感。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公历1850年1月23日）午后，皇太后去世了，终年74岁。《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帝“哀恸号呼，擗踊无数……哭无停声，水浆不御，王大臣等伏地环跪，恳上节哀，上悲痛不能自已，左右皆弗忍仰视”。

所谓“擗踊”就是顿足捶胸。道光帝哭得呼天抢地，顿足捶胸，一连几天别说吃饭，连水都不喝。这可吓坏了臣子，毕竟道光帝年近古稀，怕他再有个三长两短。王公大臣、皇子、嫔妃纷纷下跪，哀求道光帝国事为重，保重龙体。

此时的道光帝已经68岁了，他白天以一国之君的身份操持大丧，晚上以孝子身份结庐守孝——在灵堂旁边铺设草苫，席地而寝。这时北方严冬，滴水成冰，大殿里冷得像个冰窖，年近七十的老人哪里受得了这份儿罪，大家苦苦哀求请他回宫，均被拒绝。由于劳累、受寒，再加上营养不良（国丧期间每天只能食薄粥），道光帝病倒了。

十二月二十一，道光帝决定将皇太后灵柩停放在圆明园。移灵的这天，一身孝服的道光帝抱病步送灵柩出城，然后骑马赶往圆明园，在园门外跪迎。皇太后梓宫被安置在圆明园绮春园迎晖殿，道光帝又令人在慎德堂铺上白毡、灯草褥，在里面守孝。

就在这哀戚之中，道光迎来了他在位三十年的新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已经69岁了，在人均寿命35岁的清朝，这应该是高寿了。

皇太后灵柩的终点是易县的清西陵。正月初五，道光帝终于答应了大臣们的一再请求，决定放弃亲自将皇太后灵柩送到西陵的计划。此时的他卧在灯草褥子上，病得已经爬不起来了，只能有气无力地哀泣着。

正月十一，道光在上年江苏江宁（今南京市）等地遭受水灾情况的奏折后批示：暂停征收灾区赋税。这是他三十年治国，处理的最后一件政事。

道光帝本来就有小恙，至此已经演变成肺病，由于年事已高，抵抗力下降，迅速恶化，终于不治。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公历是1850年2月25日，道光王朝的大幕很落寞地落下了。

这天中午，道光帝逝世于圆明园的慎德堂，终年69岁。《清史稿》称“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距太后的死仅一月有余，可以说他直接死于这场丧事。臣子们嚎哭着脱下了道光帝的一身重孝，为他换上皇帝的寿衣。

在道光帝逝世的前六个小时，他宣布了大清王朝新一代君主的人选。

道光皇帝励精图治却昏招连连；对己节俭却举国奢靡；资质平庸却自命不凡；视野狭窄却目空一切。他其实是个普通人，却要去承担一切。历史的暧昧与荒诞在他一个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他的死，也充满了暧昧与荒诞。道光之前的五位皇帝，死后都建有“圣德神功”的碑楼，但道光皇帝死后，却没有碑楼。他的儿子咸丰皇帝虽然为他撰写了碑文，却只能刻在神道的阴面，不易被人察觉。这其实是一个皇帝的耻辱。因为清朝有制，凡皇帝有失国之尺地寸土者，不得建“圣德神功”碑楼。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之后丢了国土香港，已然是个有缺憾的皇帝，所以不能建“圣德神功”碑楼。

说到底，道光是个孤独、力不从心甚至弄巧成拙的皇帝，也是个面目模糊的皇帝。他平定过新疆张格尔的叛乱，功勋卓著，却也丢了香港，惩罚林则徐，终成千古罪人。在英雄已然远去的时代，道光，这个身上衣服打着补丁，长得瘦骨嶙峋一脸苦命相的男人看守着处于中衰节点的清王朝，真可谓茫茫然不知所措。

他做的其实不是皇帝，是寂寞。 

节俭秀

公元1828年2月14日是道光七年的除夕。这一天，道光皇帝的早餐菜谱是“鸭子白菜锅子一品，海参溜脊髓一品，溜野鸡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炖菠菜一品”，差不多是四菜一汤的水平。这是在除夕，在世事维艰的道光七年即将过去的时刻，这个帝国领导人给自己的犒赏。

这天，道光依旧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衣非三浣不易”，依旧愁眉深锁，为帝国捉襟见肘的日子做道德榜样和国家表率。道光帝即位时，国库储备仅剩下2000万两白银。而在乾隆时期，国库白银储备最高达8000余万两。人多钱少，日子怎么过下去？

的确，帝国的日子是越来越艰难了，以至于他这个当皇帝的一天仅有早、晚两次正餐。虽然道光年间，人均占有土地还有两亩多，但与乾隆年间人均占有土地六亩左右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帝国人口大增，土地却不见增加，吃饭问题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怎么办？道光皇帝给出的对策是勒紧腰带过日子。

早在道光元年的十一月初八，道光皇帝就发布了他的施政纲领-《声色货利谕》。在这篇文章中，道光帝提倡节俭治国，表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很有天下为公的意思。

最重要的是道光皇帝身体力行，带头过紧日子，他以“衣服穿破了打上补丁再穿”为标志，倾力打造穷国领导人的寒酸形象。道光皇帝经常派太监出宫去买烧饼，晚饭就和皇后以此为食，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这样做，还节约了灯油。他坚持使用普通的毛笔、砚台工作，坚持每餐不过四样菜肴的工作餐标准，以此引导国风民风。

国风果然被影响了。起码在道光皇帝视线所及，很多官员都开始艰苦朴素起来。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曹振镛率先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其他朝中大臣也纷纷仿效。一时间道光朝变得衣衫褴褛，很有日薄夕阳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节俭却只是一场秀。为了配合道光帝的治国理念，朝臣们在旧货市场淘宝，以淘到最旧最破衣服为荣，以穿新衣新鞋为耻。真买不到旧衣服的官员则自己动手，将新衣做旧，不旧不穿-一个王朝的形象也就这样被做旧了。在新与旧之间，真实与虚伪之间，官员的人格和国家的品格开始扭曲、异化，帝国变得相当的诡异了。

诡异是因为真相的残酷。道光帝有一件黑色的狐皮端罩，他想在端罩四周加上一圈狐皮，内务府向他报告预算说需要1000两银子。虽然到最后狐皮没有加成，但内务府的大手大脚、中饱私囊等等行径，还是从这一细节里流露了出来-狐皮再怎么贵，也用不了1000两银子啊！另外，从宫廷中的燃料开支来看，据档案记载，道光元年十二月初一至二年十一月底，共消耗木柴比嘉庆二十五年同期增加了74.1%，另外红箩炭、黑炭以及煤的消耗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宫中人员增加，另一方面则完全是铺张浪费。道光帝虽然是宫中的主子，帝国最高领导人，却对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浪费无可奈何。他的管理无能、优柔寡断以及首鼠两端可见一斑。

而在道光皇帝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很多官员依旧声色犬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场宴席可以历时三昼夜；一种豆腐可以有20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50多种花样。人人都是美食家，个个都是饭局明星。所谓“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依然一派盛世光景。

诡异还因为节俭误国。道光八年的夏天，道光帝在清漪园（光绪年间改名“颐和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宴请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有功将士。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只是几碟小菜而已。这些万里远行，征战数年的将士毫无疑问心寒了-道光帝节俭竟然节俭到他们头上，精忠报国的意义何在呢？他们想不通。

更想不通的事情在随后发生。为了勤俭治国，节约兵饷，道光帝宣布清军今后在新疆只留守6000人。这与将军们上奏的要留18000名士兵镇守新疆差距甚大，事实上也不符合新疆地域广阔、民情复杂的实情。在多次与道光帝交涉未果后，将军们激愤地提出，以后清军只守新疆东部，让西部自治好了-一场由节俭导致的攻防游戏在道光帝和将军们之间展开，游戏背后，却是国之安危与社稷民生。

最后的解决之道则令人啼笑皆非。道光帝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牺牲全国保新疆的代价，宣布各省裁军2%，从中节约出30余万银子。

毫无疑问，这是捉襟见肘的代价，也是首鼠两端的代价。若干年后，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才猛然惊觉，原来任何一个地方的兵员都裁不得。新疆会有叛乱，东南同样会有外患，靠节俭是节俭不出国家安全的。只是这样的认识为时已晚。

毫不夸张地说，道光帝的节俭是史上最强的节俭秀。但是越节俭越贫困-就像当时朝中大臣对他质问的那样-“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节俭在这个王朝成了原罪，成了道光无能的代名词。道光自己也只能感慨生不逢时，在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夹缝中委曲求全，以博一条生路。

可帝国的危机却已如影随形。它不仅仅是外患，还在于人心。人心出问题了，出了大问题。

躲猫猫

道光元年的一个关键词是“陋规”。

陋规是好处费，是舟车费、行户费、火耗费、平余费、盐当费、规礼费等等，是一个囊中羞涩的王朝得以继续运转下去的润滑剂，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官场潜规则和混浊吏治的幕后推手。

但是，存在即合理。道光朝陋规横行与其在官员中间实行低薪制密切相关。虽然这种低薪制自雍正时就已推行，但那时的官员还有“养廉银”，从督抚到知县，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到道光朝，国库吃紧，养廉银已是有名无实。至此，各种名目繁多的陋规粉墨登场，一方面补贴办公经费，另一方面官员们趁机中饱私囊。这些还仅仅是表面现象，究其实，陋规横行最大的危害是它重新定义了当时的官场文化和官员品质，制定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和生存环境，从而萎顿了一个王朝的精气神。

道光元年九月十一日，皇帝作出一个决定：清查陋规。这其实是一种权衡或者说是无奈。国库里银子不多，要取之于民的话，不如我来给你们划清边界，该拿的拿，不该拿的绝对不能拿。

但道光皇帝没想到，自己其实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他的谕旨颁布以后，没有听到多少叫好声，反而听到一片反对声。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陋规本来是大清律令所禁止的，皇上即位不久就明令准许，实在是有失政体。与此同时，那些靠陋规中饱私囊的官员也对道光皇帝制定游戏规则表示不满-以后要是只能拿办公经费的话，这陋规还有什么拿头呢？索性从财政划拨好了。

由此，道光皇帝即位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面临流产。已经四十不惑的道光皇帝实在是困惑了-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事实上这样的困惑牵涉到几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名与实，国体与政体，手腕与手段，道德与利益。他必须做出取舍。

很快，道光皇帝就做出了取舍-停止清查陋规。并且他还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吏部尚书英和。正是英和建议道光下诏，清查各省官场的陋规，以整顿吏治的。至此，道光皇帝的权谋之道有一个阳光的开头，却只能有一个晦暗的结局。在朝令夕改的皇权游戏背后，分明让人看到了这个男人的软弱、慌张、忧伤与毫无主见。他想主导新的官场文化，重新定义道光朝的官员品质，不想自己竟淹没其中不能自拔，成为陋规现象的一大牺牲品。

陋规之害，已然可以击倒堂堂的大清帝王。自此之后，道光对这个国家，不再有什么制度上的贡献了。

从陋规出发，道光朝的吏治可以说是混浊的。各级官吏可以凭借权力向下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现金和礼物，以及向百姓索取除正税以外的各种附加费。而陋规中的捐纳制度其实就是买官卖官制度。道光皇帝自己也看不起那些靠捐纳入仕的官员，因为这些人穷得只剩下钱了，素质不高，上任后主要目的就是捞钱，以至于道光二年，他下谕旨说“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但这样的反击措施毫无疑问是软弱无力的。当官场亚文化绑架了道光皇帝后，众多捐纳入仕的官员和非捐纳入仕的官员就可以在帝国各地拼命扒分，道光帝即便有道德洁癖，又能拿他们怎样呢？只能是心里厌恶一下罢了。他后来多次对外放官员张集馨说：“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我最不放心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可惜，仅仅是说说而已，发一点牢骚。帝国的日子却还要过下去，有银子总比没银子好，哪怕这银子来路可疑……

官场亚文化绑架道光皇帝，也就绑架了道光王朝。这个王朝，劣币驱逐良币，在宦海浮沉中稳坐钓鱼台的是那些八面玲珑、圆通浮滑、投机逢迎的官员。这些官员遵循的官场秘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这一秘诀可以说是道光朝官场亚文化的精髓所在，因为它体现了官场中人对皇权无原则地顺从和集体无意识地无所作为、苟安推诿。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最终蔓延成道光朝官官相护、官官相畏的官场潜规则。

那么道光对这样的官场集体无意识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道光三十年二月，侍郎周祖培上奏说及道光朝官场危象：“上司多为瞻徇，同官互相营私。”道光帝当然也意识到了，并且他自己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朕以重任付诸臣，诸臣无非还朕一'欺'字。”这实在是一种愤懑的心态。可愤懑之后则是无奈。虽然早在道光十二年，道光帝就采取行动，对一批庸官、劣官进行清理，比如当年六月，他命令各地督抚举报“贪酷不法，玩世不振及衰老疾病”的官员，八月又指示督抚对那些“才不称职，年历衰庸”的属员进行弹劾，可这样的举措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道光帝的打击到最后也就是一纸空文罢了。

所以，道光也只能是默许乃至于共同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君臣互相欺瞒，日子得过且过。你把局面维持下去，我也不会让你难堪。这是一种默契，也是共同放纵。道光晚年倦于政事，十分讨厌那些看不完的奏章，可碍于皇帝职责不能不看，曹振镛便向他提议，说：“凡言官所上章疏，无论所言何事，重要与否，一概从中摘取一二破体疑误之字，交部处罚。”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吹毛求疵，也是对政事的不负责任，但道光还是照此办理了。无非一个“拖”字嘛，将王朝拖下去，将日子拖下去，将世道人心拖下去，此时的道光帝从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愤青走向无所作为的老者，帝国的颓态已暴露无遗了。

他曾经要治吏，到最后却被吏给治了。道光朝的吏治最终沦为一场荒诞游戏，人人都与道光帝玩躲猫猫，道光帝原本也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发誓捉尽躲起来的猫猫们，最后发现，猫没捉住，自己却成猫了。 

烟雾缭绕

道光朝的精气神，除了萎顿于官场潜规则外，也萎顿于鸦片的烟雾缭绕中。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鸦片成了道光朝的心腹大患呢？

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也就是道光即位前一年，外事专家包世臣就忧心忡忡地断言，苏州有10万名瘾君子。10年之后的道光九年，道光朝吸食鸦片的民众已“渐染十数省之广”，甚至在总计80万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中也有不下20万的士兵吸食鸦片。而在东南沿海的绿营军中，更是有过半的士兵吸食鸦片。天朝的武装力量，岌岌可危；天朝的东南防线，一触即溃。这个王朝，再也承受不起鸦片的重量了。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道光面前：要不要禁烟？

这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的。因为早在雍正九年，清政府就开始禁烟了，但人们发现，这里还是有漏洞存在的。雍正朝虽然对“兴贩鸦片烟”“私开鸦片烟馆”都立了罪名，却对吸食鸦片的民众不加处罚。另外雍正朝也不能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虽然在法令上“私开鸦片烟馆”拟绞律，也就是可以处以极刑，但终雍正一朝，却没有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嘉庆朝的禁烟成效同样也是大棒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嘉庆末年苏州有10万名瘾君子的现实就证明了鸦片的泛滥，证明了帝国世道人心的流失和迷茫。

所以，道光的迷茫也正在这里。禁还是不禁，是一个问题；怎样禁，更是个问题。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个叫许乃济的官员向道光帝上了一道名字很拗口的折子，叫《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这道折子主题词却只有两个字-“驰禁”，也就是给鸦片解禁的意思。许乃济在奏折里认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同时他从药理学的角度提出“鸦片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很有为鸦片正名的意思。总之，许乃济建议“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理由是，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而且“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另外他还建议让“内地得随处种植（罂粟）”，以土烟抵抗洋烟，彻底改变鸦片贸易中道光朝的入超境况，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清白银外流的问题。

这真是个石破天惊的建议，道光皇帝不敢下定论。他将许乃济的奏折转发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想听听他们的建议。

邓廷桢等人在回奏中不仅同意许乃济的驰禁论，甚至还搞出了驰禁鸦片的章程九条，请求道光帝批准执行。一个王朝的世道人心，此时正从茫然进一步走向“开放搞活”，只是这样的“开放搞活”令人提心吊胆。

道光皇帝首鼠两端了。禁还是不禁，看来真的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对于囊中羞涩的道光朝来说，驰禁鸦片是一个现实选择，更是一个具备极强诱惑力的现实选择。因为在当时，“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这也是雍嘉两朝禁烟不能做到底气十足的重要原因。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让道光帝一下子心生惧意-许乃济的这篇奏折被译成英文，到处传播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向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报告说：“许乃济驰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道光帝当然不关心印度的鸦片种植有没有被刺激，他只关心鸦片在大清的泛滥情况。很显然，许乃济发布驰禁论的道光十六年是火烧眉毛的年头。这一年广州从海外进口鸦片突破了三万箱大关，比上一年增加了4000箱左右。

首鼠两端的道光皇帝不能再首鼠两端下去了。就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严禁论开始抬头。道光十八年，一个46岁的中年男人向道光帝递上了他写的奏折。他叫黄爵滋，三年前，这个道光朝奏折写得最好的人被任命为鸿胪寺卿（鸿胪寺是司掌朝廷典礼的机构，其长官为正四品官），三年后，黄爵滋出手了，写了一篇影响历史进程的奏折。

黄爵滋在他的奏折中如是统计：“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在这里，所谓的“漏银”是白银外流的代名词。数年间，几千万两白银因为鸦片贸易外流，令道光朝面临“将无可充饷之银”的“银荒”，这是道光帝最终结束首鼠两端，做出禁烟决策的最主要动因。

但禁烟之后事更多。道光帝怎么也没想到，鸦片之害，居然已经威胁到他的母亲皇太后了。皇太后由于受宫中太监的诱骗，早已吸上鸦片，过上吞云吐雾的日子了。至此，道光帝的禁烟运动不得不打一个折扣，起码对自己的老母亲，道光帝还是不能查处也不敢查处的。甚至为了保证禁烟运动开展后皇太后有烟可吸，道光帝还秘密地让有关官员为其母亲准备一个鸦片供源，同时对外隐瞒消息。此情此举，毫无疑问从一个侧面预示了道光朝禁烟运动的暧昧与首鼠两端-它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始，却伴随着挥之不去的黯淡结局。

结局来得很快，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水到渠成”地为英国人的入侵提供了极好的借口。道光帝应该是很痛苦地看到了鸦片所带来的报应-不是禁烟不对，而是禁得太晚了。

最伤感的结局也还在后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道光帝发端于战前的禁烟运动无疾而终了。衰世的烟雾依旧缭绕，隐现着他那张伤感无奈的苦瓜脸。这个王朝，还是有着“十分之一二的京官，十分之二三的外官，十分之五六的钱谷幕友（司法税收人员），以及不可以数计的长随吏胥（跟班、差役）在吸食鸦片”，他们在衰世至乱世的大崩溃之前吞云吐雾，麻木沉沦。这些可怜可恨的人形销骨立，不复有人形存在，就像这个王朝的未来一样，没有希望，只剩下绝望。

一个王朝的视野

道光十八年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两年。这年四月的某一天，江南道御史周顼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名为《通商以银易货，不准鸦片抵交折》的折子。以今天的视角望过去，这真是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字-西方人数月不吃茶叶、大黄，就会双目失明肚肠堵塞，所以茶叶、大黄比鸦片威力要大得多，为什么不用它们换取外洋的银币呢？茶叶、大黄摇身一变为战略武器，这样的见识出自于堂堂的江南道御史，简直称得上天方夜谭了。

可令人奇怪的是，周顼的建议没有遭致他人的反对或嘲笑，反而引来一片赞同声。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巡抚魏元烺甚至包括以“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著称的林则徐都纷纷上疏支持周顼的建议。

一个王朝的视野之狭窄终于在茶叶、大黄面前露了原形。道光在看过周顼的奏折后，立即“命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审时度势，相机办理，以茶叶、大黄，震慑外夷”。

这就是鸦片战争前夕大清帝国的备战实情。帝国从一个英国人意想不到的角度进行了反击。毫无疑问，这样的反击令人无语，堪称道光朝的幽默。

两年之后，道光朝的幽默在持续。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鸦片战争一触即发，英国人出兵已既成事实。打，还是不打，是一个问题。道光皇帝拿不定主意，林则徐便上了一个奏折。在这封奏折里，林则徐认为英夷都是没有膝盖骨的，腿也无法弯曲，“一仆不能复起”，只要用竹竿将其扫倒，他们就爬不起来……

同时对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林则徐也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英国人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林则徐乐观，道光帝则茫然。因为有一些问题他还找不到答案。比如中国与英国是否有陆路相通？是否可以经新疆打到英国本土？还比如英国女王的一些隐私问题。道光皇帝很好奇：“该女主年甫22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他希望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毫无疑问，这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惑。困惑背后潜藏着危险。热兵器时代已不期而至，工业文明带来的新视野要全面覆盖农耕社会的鼠目寸光，但道光皇帝却不知道危险已近在咫尺。他只能以一种专制制度下的先验判断来本能地应付不期而至的危机。所用的手段无非“恩威并济”，所用的政策无非传统的剿抚政策。

也许道光帝会以为，英夷和中国历史上未开化的夷狄一样，都是不堪一击的。林则徐不是说了嘛，“一仆不能复起”，“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既如此，对待英夷就要做到“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上谕），总之要维护天朝上国在英夷面前的体面与尊严。这是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初期对待英人的态度。

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认识或者说视野狭窄所导致的错误判断。工业文明的新视野要全面覆盖农耕社会的鼠目寸光，所谓“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便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建立在儒家哲学基础上的权谋之道在强大的实力不对称面前一触即溃-香港就此失去，在英夷面前丧失“天朝”尊严，即“有失国体”成为残酷的事实。

不是说实力决定一切，而是视野决定一切，开放的心态决定一切。这场战争道光帝未打先输，输在他整个王朝集体的鼠目寸光上。

当然，道光帝到最后还是有收获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差不多结束的时候，道光皇帝通过广东方面送来的两名懂英语的通事（翻译），总算弄清了以下一些问题的答案：

英吉利国距中国水路需多少天？

英吉利至中国需要经过多少国家？

英国女王年仅22岁，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国之主？

英吉利国究竟方圆有多大？

 ……

道光帝获得的答案应该说是迟到的答案，也是代价昂贵的答案。他们本应在战争之前就获得，但是很遗憾，为了获得它们，道光帝付出了“天朝”的尊严和国土，当然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哲学和文明层面上。在大洋彼岸，一种更先进的文明已经生机盎然、蠢蠢欲动，试图吞噬或者说覆盖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特别是农耕文明身上所附着的保守、封闭、偏见、傲慢、脆弱、张狂以及患得患失……一切的一切已是箭在弦上。

站在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天里，道光皇帝真是茫茫然不知所措啊。先前，他的痛苦在于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现在，他的痛苦则在于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

谁能告诉他？

从衰世到乱世

现在看来，那个王朝衰败的消息，真是俯拾皆是、触目惊心。它们几乎以呐喊的方式惊现人间，惊现于这个首鼠两端的帝国，无言地提醒世人。只是道光帝身处其间，也许不以为意，也许无可奈何罢了。

道光三年，服丧期满的道光帝公开表示，秋狩之礼与东巡祖陵等仪式应该次第举行，因为这是一个王朝最基本的礼仪之道，也是立国之道。前者代表力量、激情，后者代表孝道、仁道，都是帝国执政合法性的具体说明和有力证据。但是第二年的正月初八，道光帝却向内阁颁发了一道“特谕”，指出因直隶两年歉收，民力维艰，所以原定该年三月举行的东巡祖陵计划被取消了，另外，木兰秋狩之礼也以爱惜民力的名义暂停，什么时候恢复？道光帝没说。

直到道光十七年，当世人差不多已经忘记秋狩之礼时，道光帝才低调地宣布：关闭热河行宫，停废秋狩。一个王朝最基本的礼仪之道就这样被废除了。也许，对一向恪守祖制的道光帝来说，他内心的痛苦是难与人言的，但此时的帝国烟雾缭绕，民变四起，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正走向大崩溃的边缘，他哪有心情和财力去做盛世之举？所以只能低调收场，并且不给这样的收场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满语”、“骑射”等满族民族传统的衰败与秋狩之礼的废除几乎同时进行，并且如出一辙。这个当年操着满语，立马扬鞭冲进关内的民族毫无疑问是充满动感和生命力的，而道光之前几任皇帝对本民族语言、技能的自我激励一直是这个民族生命力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许满语和汉语相比并不先进，骑射和火炮相比也相形见绌，但重要的是精神，立马扬鞭的精神，不忘本的精神需要世代传承。

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

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即清文宗，通称为咸丰帝，公元1850－1861年在位。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他是道光帝的第四子，母亲是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道光帝逝世于圆明园的慎德堂，终年69岁。《清史稿》称“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距太后的死仅一月有余，可以说他直接死于这场丧事。臣子们嚎哭着脱下了道光帝的一身重孝，为他换上皇帝的寿衣。

在道光帝逝世的前六个小时，他宣布了大清王朝新一代君主的人选。

此时的道光帝已经不能说话，但由于回光返照，神志还算清醒，而且按照清朝的秘密立储方法，他早在五年前完成，此时需要的仅是揭晓谜底而已。

早晨六点钟的圆明园还笼罩在黑暗之中，但慎德堂中却是灯火辉煌，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近支亲贵、所有皇子当着生命垂危的道光帝的面，准备公启鐍匣，领受立储谕旨。

太监捧来了鐍匣，这是一个长宽厚为32××厘米的楠木匣子，无锁，上贴封条，封条上写着“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八个字。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奉旨在众目睽睽之下撕开封条，打开鐍匣，发现里面有两道用朱笔写成的十分简练的密旨，其中一道密旨汉字旁注有满文。于是，他拿起这道密旨高声宣读：“皇六子奕訢”，现场鸦雀无声，文庆接着念道：“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随即宣布了第二道密旨：“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奕詝磕头大哭，群臣也纷纷下跪表态拥护新君。生离死别之时，所有的恩怨都将烟消云散，所有的感情化作泪珠，尽情地挥洒着。慎德堂屋檐上的乌鸦被惊得拍翅而起，低回盘旋在庭院之中。

道光帝将封奕訢为亲王写入立储谕旨，可见他在选择储位上的为难，这令奕詝尴尬，令奕訢伤感，也给后世史家以无穷的猜想。道光帝之所以这样写，既是对奕訢歉疚之情的表示，更是对爱子的一种保护。

道光帝考虑立储之事是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经过几年考虑，道光二十六年（公历1846年），他下定主意，密定储位。他共有九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凡是皇帝之子，不分嫡庶，均有入承大统的可能。说起来，道光帝选择的余地很大，但若加深究，其结果并非如此。

在道光帝考虑继承人选的时候，长子、次子、三子早已不在人世；第五子又过继给了兄弟；而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尚在襁褓之中，品格、能力、体质诸多方面均无从考察。可供选择者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两人。

如果让道光帝在这二子中择一而立，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二人均为庶出（奕詝出生时其母尚不是皇后），在年龄上仅差一岁，同在上书房读书，各有所长。奕訢的长处是天资聪颖，在兄弟中首屈一指，“就傅日授千言，少读即成诵”，同时他又常习武功，操练刀法，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为此道光帝特赐白虹刀，可见对他器重有加。

总之，奕訢是道光帝的宠儿，与奕詝比较起来，他更受父亲偏爱。可道光帝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奕訢作为继承人呢？

对此，史学界一般常提这段史料：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帝校阅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这段史料的意思是道光帝带着诸皇子打猎，奕訢收获最大，奕詝干脆没开弓。面对父皇的询问，奕詝认为春天是鸟兽孕育的季节，他不忍心杀生，否则会改变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道光帝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帝王所应说的话，因为帝王大权在握，生杀予夺，无人监督，具有一颗仁慈的心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道光就决定选他做太子。人们认为此计出自奕詝的师傅杜受田。

这段史料可信度很小，原因主要有下列三条：

1、满族尚武，以射猎多者为能，而且南苑行猎是奉旨行事。奕詝打不着猎物已属无能，不知惭愧，反而指责猎杀是“伤生以干天和”，是不是有指责父皇道光帝之嫌。况且，“伤生以干天和”这话很重，一位皇子岂敢随便说出。

2、清朝在皇子教育时，并非一位老师只教一个皇子，一般是一位老师教所有皇子，无论谁作皇帝，都是自己的学生，做老师的完全没有必要偏袒其中一位皇子，从而承担风险。

3、此事官书不载，档案不记，当事者不言，最早起自野史传闻与附会之言，由此也可判断，可信度极低。

道光帝之所以选择奕詝，原因应该有三：

1、与奕訢相比，奕詝没有大的弱点，而且更加老成持重；

2、在道光帝连丧三子之后，奕詝就是长子，在封建宗法社会中，长子的地位是很高的；

3、奕詝是孝全皇后所生，这位皇后备受道光帝宠爱，又因婆媳关系死得不明不白。孝全皇后死时，奕詝仅仅10岁，立奕詝为皇太子，或许道光有愧对皇后的考虑。

道光帝去世的次日，奕詝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传统史家对咸丰帝的评价在其父祖之上，认为其资质在清代诸帝里可居中流偏上，缺憾是体质薄弱而又纵情声色，因此英年早逝，逝世时年仅31岁。

而奕訢却活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公历1898年），终年67岁，成为大清王朝最后一位辞世的皇子。此时距道光帝逝世达48年，距咸丰帝逝世达37年。他在咸丰一朝备受冷遇，直到咸丰去世，他利用慈禧与肃顺的矛盾，与慈禧联手发动北京政变，终于以议政王的身份掌握国家政权，一度成为清王朝的“政府首脑”。

其间奕訢重用湘淮军阀，引进西洋长技，使清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同光中兴”。假如道光帝选定奕訢为皇太子，那么他将有可能在位五十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这样一来，历史上就没有北京政变、垂帘听政、帝后党争之类的变动及由此而给历史带来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必将改写！

一次“偶然”的抉择而影响到历史进程的“必然”，于此可见深矣！

几天后，咸丰帝颁布《道光遗诏》，这是以道光的名义，对道光30年治国的自我总结，对一生勤政爱民、崇尚节俭、平定西陲等功绩做了渲染，对鸦片战争的失败也作了辩解。

咸丰帝确定道光帝庙号“宣宗”，谥号为“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

道光帝葬于清西陵，陵名为慕陵。

咸丰帝人物简介

咸丰帝（1850~1861在位）：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道光帝第四子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道光三十年正月丁未，道光帝不豫，宣召大臣示朱笔，立其为皇太子。宣宗逝世后，己未，咸丰帝即位，颁诏覃恩，以第二年为咸丰元年。

在位期间，内外交困，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之际，又遭遇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他依靠湘军，抑制住了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的扩张。对英法联军，他也派兵抵抗了，但是乏力，最后失败，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告终。

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在承德病故。在位11年。卒谥“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庙号文宗。葬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之定陵。

继位传说

由于咸丰皇帝继位之后，处于满清王朝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此时的满清王朝已然千疮百孔，无力回天。所以，咸丰帝没有他祖先乾隆、康熙帝那样有很大的作为。再加上他平时喜爱酒色，而且又有一个聪明勇敢的六弟奕訢，人们对他的继位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以下就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几个继位版本。

遮其短处，巧斗奕訢

道光帝生育过八个儿子，但论年龄、资质，能被选为皇储的阿哥。就只有两个，就是四阿哥奕詝和六阿哥奕 訢。由于四阿哥奕詝的母亲孝全成皇后英年早逝，所以奕詝是由六阿哥奕訢的母亲静妃养育的。平时小哥俩儿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关系一直很好。道光帝也很彷徨，不知道奕詝和奕訢哪个更有才干继承大统，所以就准备用打猎和召见阿哥来观察、斟酌。选出皇储。

很快，打猎的日子就到了。所有的阿哥都井然有序地来到了木兰打猎场。打猎前，四阿哥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就对四阿哥奕詝说：“阿哥论英武，是比不上六阿哥的，阿哥到了木兰围场万万不可开弓放箭，一定要空手而归。若是皇上问起，你就说现在正值春天，万物复苏，生气盎然。正是动物繁育的季节。若是在此时对他们展开杀戮，岂不是太残忍了吗？”奕詝很信赖杜受田，就牢牢记住了杜受田的话。而六阿哥奕诉的老师却叫奕 尽力发挥，多打猎物。

打猎正式开始了，奕訢是意气风发地打起猎，并且满载而归。而奕詝却是一箭不发，两手空空。道光帝看到两个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是吃惊，便问奕詝原因。奕詝就对道光帝说：“皇阿玛，儿臣看到现在正值烟花三月，所有的动物都开始生息繁衍。如来佛就以慈悲为怀，曾割下自己的肉给鹰吃。如若这时，儿臣用冰冷的弓箭将他们一网打尽，太过残忍了。这都是佛祖不愿看到的结果。”道光对四阿哥奕詝的回答很满意 ，认为他有帝王的仁慈，以及宽大的胸襟。慢慢开始对四阿哥奕詝产生好感。

还有一次，道光认为自己时日不多了。便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来，问他们倘若自己百年之后，如何治理国家？出发前，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对奕詝说：“阿哥论口才是比不过六阿哥的，待会儿皇上问你时，你就嚎啕大哭，说皇上永远不会死去，永远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奕詝记住了这些话。待到道光帝询问两个阿哥如何治理国家之时，奕訢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而轮到奕詝讲时，奕詝却泣不成声。抽噎着说：“皇阿玛这是什么话？皇阿玛行善积德，得苍天庇佑，永远也不会死去。哪里轮得上吾辈当上皇帝呢？”道光毕竟是一个老人，希望儿女孝顺、关心自己。六阿哥奕訢滔滔不绝的回答让反而道光不高兴了。他觉得奕訢对国事这么有研究，肯定是巴不得自己早点死，然后他早早登基。而四阿哥奕詝的回答虽然不如奕诉的回答有谋略，有方针，但是却体现了对道光帝的爱。道光帝更加喜欢奕詝了。后来道光帝选择了奕詝。

以上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细细分析却是站不住脚的。史书上说道光帝是道光二十六年立储的，那么最晚就是这年去打猎了吧。上面说奕訢满载而归，敢问奕訢这年有多大？这时奕訢才14岁啊。还不具备打猎的能力呢！况且满载而归。还有就是，道光帝问起奕詝原因时，奕詝自己没有打到猎物已经是羞愧不已，还有什么脸面理直气壮地堆皇帝父亲这样说话？说要打猎不对，违背了佛祖的意思。这不是在间接地斥责道光帝举办打猎大会吗？道光帝听后肯定不会高兴，更别说对奕詝好感增加了。最后一点，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点，那就是道光二十六年，就是打猎那年。上面说全部的皇子都参加，那时候，最小的皇子才1岁，还不会走路，怎能去打猎呢？

先立奕訢，后立奕詝

这种说法是说，道光经过对奕詝和奕訢长时间的观察以后，发现奕訢确实是比奕詝有才华，有谋略，有武力。于是下定决心立六阿哥奕訢为皇太子。由于清朝自雍正帝选立储君以来，就流传着有把已选定的皇太子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放在“正大光明”匾额后的习惯。于是，一天晚上，道光帝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便清理了大堂之内的宫女和太监。自己拿出一张纸，准备写册立储君的“遗诏”了。

这时，有个守门的小太监很聪明。他偷偷地看道光帝运笔的姿势，暗自揣摩道光帝写的是什么字，好从中了解一些眉目。结果，他看见道光帝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拉了一个很长的一竖。便琢磨起哪个阿哥的名字的最后一笔的长长的一竖。结果他想到了“奕訢”。“訢”字最后一笔就是一竖。他兴高采烈，连忙去通报奕訢的生母静妃，好领点儿赏。静妃听后也欢天喜地，给了小太监很多赏。然后到处去和别人炫耀：“我儿子六阿哥奕訢特别有才干，都被皇上立为皇储了。我就要当皇太后了。”结果这话一传十，十传百。

最终传到了道光帝的耳朵里。道光帝很不高兴。认为自己的秘密竟然被静妃公之于众，一点皇上的威严也没有。便马上改立了皇储，把写上奕訢名字的遗诏换下来，改写成了奕詝。

其实这个说法很荒谬，由于清代皇室是满族人。所以他们在写一些重要的文件的时候。都既要写满文，又要写汉文。那个小太监怎么知道道光帝写的那一竖是满文中的还是汉文中的。还有，就算静妃得到了音讯，她也不会轻易说出去。因为毕竟她在宫中已经摸爬滚了二十余年，早就揣摩透了道光帝的性格和锻造了一颗谨慎的心。她很明白其中的利害的。

心怜皇后，册立奕詝

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道光虽有着三千佳人，但他最爱的嫔妃却是四阿哥奕詝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这不免让年轻的孝全成皇后心高气傲，没有搞好与孝和睿皇后（是指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的皇后）的婆媳关系，很早就被孝和睿皇后毒死了，迫于皇太后的权利，更为了维护皇家的面子。道光帝一直是敢怒不敢言，不敢追究孝全成皇后的死因。但在他心里，孝全成皇后依然有着很高的地位，

为奕 之母静妃所不能及也。孝全成皇后逝世那年，奕詝才十岁。道光帝心痛皇后的死去，把他对孝全成皇后的爱全部倾注到了小小的奕詝身上，一直对奕詝疼爱有加。

奕詝长大后，虽然才华、武功方面不如奕诉，道光也觉察到了。但是，正如康熙帝偏爱太子胤礽一样。明知道有其他的阿哥比自己喜欢的这个阿哥能力强。但是联想到奕詝的母亲，曾经是那么楚楚动人，曾经是那么温柔似水。自然就更加喜爱奕詝。道光本来就对不能为孝全成皇后追查死因，不能保护孝全成皇后而深感歉意。所以道光帝最终选择的奕詝。

这个说法合乎情理、实际。但至于是不是真假。还有待考究。

渎职皇帝

先丢了半壁江山，后毁了万园之园

兄弟

皇长子爱新觉罗·奕纬，隐志郡王，母和妃那拉氏，时为旻宁藩邸使女，生性顽劣调皮，不务正业。道光皇帝对其不问不睬。据《老太监的回忆》一书中记载，因出言不讳，触怒了道光皇帝，被其一脚踢死。

皇次子爱新觉罗·奕纲，顺和郡王，母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时为静嫔，他命薄如纸，还未满月就夭折了。

皇三子爱新觉罗·奕继，慧质郡王，母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命运多舛，仅仅活了二十多天便匆匆离开了人世。

皇六子爱新觉罗·奕訢· ，和硕恭亲王，母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幼时聪明好学，博学多才。长大后，大刀阔斧，能文能武。咸丰帝十岁丧母，道光皇帝下旨将奕詝（即咸丰帝）交于静皇贵妃（即孝静成皇后）抚养。小时与咸丰帝青梅竹马，情深似海。俩人还创造出刀法十八式，枪法二十八式。道光将枪法命名为“棣泰协力”刀法命名为“宝锷宣威”。

皇七子爱新觉罗·奕譞醇贤亲王，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时为琳贵人。后为慈禧之妹叶赫那拉·婉贞之夫，光绪帝之生父，监国摄政载沣之生父，末代皇帝溥仪之祖父。

皇八子爱新觉罗·奕詥，钟端郡王，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时为琳妃.。卒后谥“端”

皇九子爱新觉罗·奕譓，孚敬郡王，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时为琳妃。穆宗即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同治三年，分府，仍在内廷行走，命管乐部。十一年，授内大臣，加亲王衔。德宗即位，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光绪三年二月，薨，谥“敬”。

姐妹

皇长女：端悯固伦公主（1813—1819）。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初三日，母为继妃佟佳氏，即孝慎成皇后。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月二十日疡，时年7岁。追封为郡主，葬许家峪园寝。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追封为端悯固伦公主。

皇次女：生于道光五年（1825）正月十三日，母为祥嫔钮祜禄氏。七月十四日即殇，未命名，无封。

皇三女：端顺固伦公主（1825—1835）。生于道光五年（1825）二月二十日，母为全妃钮祜禄氏，即孝全成皇后。道光十五年（1835）十一月初八日殇，年11岁。追封为端顺固伦公主。葬陈家门园寝。

皇四女：寿安固伦公主（1826一1860）。生于道光六年（1826）四月初六日，母为孝全成皇后，时为全贵妃。道光二十一年（1841）16岁，指配德穆楚克札布，不久封为寿安固伦公主。十月初三日下嫁。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三日卒，年35岁。葬京师郊外园寝。同治元年（1862）三月德穆楚克札布请移葬藩部，不许。 

额驸德穆楚克札布（?一1865），奈曼部郡王阿完都瓦第札布之子。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赐用紫缰。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袭封奈曼部札萨克郡王。道光三十年（1850）十一月授御前大臣。咸丰元年（1851）三月赐用黄缰，十月授蒙古都统。咸丰十年（1860）赐用亲王补服。同治四年（1865）正月乞病归藩，六月卒。晋赡亲王，赐祭葬如亲王例。

皇五女：寿臧和硕公主（1829—1856）。生于道光九年（1829）十月十九日，母为祥妃钮祜禄氏。道光二十一年（1841）封为寿臧和硕公主。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4岁，指配恩祟，道光十二月初三日下嫁。咸丰六年（1856）七月初九日卒，年28岁。 

额驸恩崇（?一1864），初名恩醇。咸丰七年（1857）正月荐授满洲副都统，寻兼内务府总管。咸丰十一年（1861）避穆宗载淳讳改为恩祟。同治元年（1862）四月免去内务府总管职。同治二年（1863）五月署汉军副都统。同治三年（1864）再兼署内务府总管，不久即卒。无嗣，以从子为嗣。

皇六女：寿恩固伦公主（1830—1859）。生于道光十年（1830）十二月初七日，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持氏，时为静妃。同治二十四年（1844）二月封为寿恩固伦公主。指配景寿。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下嫁。咸丰九年（18E9）四月十三日卒，年30岁。 

额驸景寿（?一1889），富察氏，一等公工部尚书博启图之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赐头品顶戴，在上书房读书。后袭封一等诚嘉毅勇公。咸丰五年（1855）七月荐授蒙古都统。咸丰六年（1856）正月授御前大臣，赐用紫缰，寻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十年（1860）八月扈驾热河。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与怡亲王载垣等为赞襄政务大臣之一，十月削职，仍留公爵及额驸品级。同治元年（1862）二月任蒙古都统，三月授彻前大臣。同治三年（1864）七月仍赐紫缰，十月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三年（1874） 十二月命管神机营事务。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去世。谥端勤。

皇七女（1840——1844）：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初二日，母为彤贵妃舒穆鲁氏。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二月二十日殇，时年5岁。未命名，无封。 

皇八女：寿禧和硕公主（1841—1866）。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一月二十六日，母为彤贵妃舒穆鲁氏。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封为寿禧和硕公主，指配札拉丰阿。同治二年（1863）十月下嫁。同治五年（1866）八月初二日卒，年26岁。 

额驸扎拉丰阿（?一1898），钮祜禄氏。父熙拉布，官至副都统。扎拉丰阿初名瑞林，指婚后赐改今名，字鹤汀。初充御前侍卫，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授汉军副都统、荐官至护军统领。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累迁都统，管神机营事务。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赐朝马，十月赐用紫缰。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赐用固伦额驸补服。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卒。

皇九女：寿庄固伦公主（1842——1884）。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十三日，母为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时为琳妃。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封为寿庄和硕公主，指配德徽。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下嫁。同治四年（1865）正月德徽卒。光绪七年（1881）十月晋封为寿庄固伦公主。光绪十年（1884）二月十四日去世，年43岁。

额驸德徽（？—1865），博罗持氏，父裕恒，世袭诚勇公。德徽曾授散秩大臣。卒，无子，以从子为嗣。 皇十女（1844—1845）：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十七日，母为彤贵妃舒穆鲁氏。次年正月二十日殇，无名无封。

政治生涯

奕詝即位时，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咸丰帝即位之初，也有番抱负，有振作之象。甫即位，即求贤才。林则徐、江忠源、李棠阶等相继保举，罢免了穆彰阿、琦善等人职务，文渊阁大学士耆英别降为五品顶戴。这个时期，他的生活也比较勤谨。

道光死前一个月就爆发了太平天国大起义，咸丰帝即位后发展更为迅速，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咸丰帝对起义的态度很明朗，就是坚决镇压。但有两个问题使他头疼：

（一）太平天国攻城略地，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当太平军从广西向湖南、湖北、江西和南京迅猛进军，清朝的经制兵，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都不是对手。领军前去镇压的将领有广西提督向荣、巡抚周天爵、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钦差大臣赛向阿、两江总督徐广缙等等，在太平军面前都不堪一击。钦差大臣陆建瀛死于太平军刀下。钦差大臣德兴阿与和春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都连遭摧毁。

（二）财政困难。打仗要钱，更何况是大仗？咸丰朝财政出现危机。道光三十年国库只有187万两，由于镇压起义和赈灾原因，到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只有22.7万两，两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来了。

解决第一个问题，咸丰帝听了肃顺和湖广总督吴文熔的话，依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汉人组织勇营来对付。咸丰二年十一月降旨曾国藩在湖南以在籍侍郎办团练，后来扩充为湘军。四年四月，湘军开始进攻太平军。胡林翼远在贵州，咸丰看了吴文熔的奏疏，知道他能吃苦耐劳，畅晓兵事，马上同意吴的要求，令他率领黔勇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到湖北与太平军作战。对于左宗棠，咸丰帝则令他自募一军，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帝终于依靠他们的湘军改变了形势，抑制住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

对于第二个问题，咸丰帝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熔化内务府金钟，开捐例，卖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终于筹措到了1亿7千万两足够的军费镇压农民起义。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咸丰六年起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

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侵略利益，在咸丰年间，又提出

了开放通商口岸，鸦片走私合法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联军于咸丰六年（1856年）攻占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让愚顽不知变通的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结果受了他的骗。叶名琛把英专使额尔金的最后通牒说成是求和。英军占领广州时，他下令组织团练去驱逐训练有素的英军。他以为逮捕巴夏礼等人，夷人必乱，却不知道这是违背国际惯例，只会导致严重后果。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

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当时清军的防御重点在大沽口，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进而攻占大沽口。英法联军随即攻占天津，并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

），命恭亲王奕 留京议和。1860年的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奕 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

在热河的咸丰帝陷于极度痛苦之中，意志消沉，整天“以醇酒妇人自戕”。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卒谥“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庙号文宗。葬直隶遵化清东陵之定陵。

战争错误

第一，咸丰没有下诏决战

  他没有作战决心，也没有周密部署。起初，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塘沽海口。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30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并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咸丰和王公大臣沉醉在园内的听戏欢乐中，英法联军却加紧了军事进攻。一个大清帝国，数以百万计官兵，难道还不如埃塞俄比亚的11万军队吗？而且，意大利到埃塞俄比亚很近，不像英、法到清朝那么远；埃塞俄比亚是个小国，不像清朝那么地大、物博、人众、兵多！

第二，咸丰没有政治韬略

  咸丰战和不决，小胜即骄。打了败仗，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又拒绝妥协；施展猫伶狗俐小技，使得事态不断扩大。没有使天津谈判就地解决，而支持肃顺、载垣、穆荫一伙，将英使巴夏礼等诱擒到北京，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咸丰帝没有韬略，没有格局，耍小把戏，玩小权术，使主动局面变成被动局面，又使被动局面更加被动。

第三，咸丰没有身守社稷

  面对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咸丰没有动员兵民“勤王”，全力守卫京师，而是准备逃跑。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巡狩围猎，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哀叹，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皇帝在大敌侵入之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却带领老婆儿子、军机大臣、王公贵族，逃之夭夭，美其名曰“巡狩”。咸丰皇帝铸成了历史之大错、特错！

咸丰之死

先看看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咸丰在热河处理政务之余，忙于两件事，听戏和纵欲。

咸丰对京剧的爱好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而且造诣比较深。他最愿意在避暑山庄的如意洲听戏，锣鼓喧天，每每深夜方才散去。应该承认，在清朝皇帝当中，咸丰帝是“绯闻”最多的一个，当然这都是野史的记载，但也不可能空穴来风。作为皇帝，他嫔妃成群，据说还从民间找了一些绝色的汉族女子，甚至有年轻的寡妇，为所欲为，放荡不羁。皇后不知劝了他多少回，但是毫无效果。国难当头，厄运连连，咸丰帝乐不思蜀，靠戏曲妇人来麻痹自己，所以中国史学界对他有非常多的指责，认为他目光短浅，缺乏对国家的责任感，甚至有学者指斥他忘记了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忘记了自己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第一个被逐出京城的皇帝。

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最忌讳的是拿那些表面的历史现象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应该把问题看深看透，清朝皇帝对国家的责任感普遍很强，咸丰帝也不例外，他继位以来，重用汉族大臣，严惩贪污腐败，改革力度超过了嘉庆、道光两代君主。要说他忘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奇耻大辱，那更不可能。此时的咸丰帝连做梦都是铁马冰河，现在他对上无颜见列祖列宗，对下无颜见江东父老，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咸丰帝是豁出去了。他不打算再回北京了，也不打算再活下去了，几十年来，一直有个无法求证的说法在流传，咸丰帝的死是自杀！据说这个说法起源于前清皇族之口，连北京师范大学的启功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启功先生不仅是皇族后人，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让人不得不信。咸丰是怎么自杀的呢？皇族后人光说他是自杀，没有具体的解释。我想咸丰帝如果要想自杀，服毒、上吊、投河、自刎均无可能，因为他身边每时每刻都跟着几十人上百人的随从队伍，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放纵自己的欲望，透支自己的身体，加速自己的死亡，这叫“以醇酒妇人自戕”，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清朝学者钱咏在《履园丛话》中说“古英雄不得志，辄以醇酒妇人为结局者，不一其人。”就是说很多人不得志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自杀。史学界公认咸丰死于肺结核，史书记载他体态消瘦，面色苍白，撕心裂肺地咳嗽，痰中带血，这就是肺结核的症状。中国过去把肺结核叫痨病，在1945年链霉素发明之前，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往往也是一种慢性病，调理得好可以延长寿命。咸丰帝明知道自己有病，他依然放纵声色，不仅如此，他甚至不顾肺结核病人不能饮酒的禁忌，经常喝得大醉，喝醉了酒又哭又闹，靠虐待下人来发泄胸中的苦痛。酒醒后又后悔万分，不断地给人赏赐，来弥补人家。过两天又喝醉，又闹这么一出，您看他心中的压力多大。就此来看，咸丰帝确实是自速其死。

临终托孤

咸丰帝仅有一子，懿贵妃所生的大阿哥载淳。自己死后，江山必将由载淳来继承，但载淳年纪太小，今年不过六岁，刚刚开始上学读书，一旦登基，十年八年之内不能亲理国政。由谁来辅佐儿子，代行皇权呢？凭血缘关系，凭才略，首屈一指的人物是恭亲王奕訢。但此时，咸丰帝跟恭亲王奕訢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虽然奕訢的血缘关系最近，是载淳的叔叔，又才略非凡，但在咸丰看来，威胁也最大。奕訢不可靠，能不能向肃顺托孤呢？肃顺是自己的亲信，忠心耿耿，但咸丰这对肃顺也不能说一点戒心都没有。咸丰知道，肃顺作为一个远支宗室，他不可能篡权夺位，但肃顺这个人飞扬跋扈，权力欲极强，很可能欺负皇帝年幼，大权独揽，成为“鳌拜第二”，这也是咸丰帝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奕訢、肃顺都不可靠，不用说了，惟一的人选就是懿贵妃了。懿贵妃是载淳的生母，按清朝制度，载淳一旦登基，懿贵妃就将升格为太后，儿子年幼，自然听妈妈的，懿贵妃母以子贵，到时候大权独揽，发号施令，顺理成章。咸丰知道懿贵妃那可不是一个安分守已的人，她已经表现出了对朝政过分的热衷。咸丰帝又担心清朝出现一个吕后甚至武则天，怎么办？

经过几个月的苦思冥想，咸丰帝终于在临终前确立了他身后的权力格局和行政运行体制。咸丰帝把太子交给肃顺，然后由其他七位大臣替小皇帝处理国政，当然咸丰帝对肃顺也不是没有防范，他还交给即将成为太后的皇后和懿贵妃一人一个图章，给皇后的图章印文是“御赏”，给懿贵妃的图章印文是“同道堂”。从此以后，肃顺等人拟好了小皇帝的上谕，然后把这个上谕拿到两位太后那里盖章，“御赏”章盖在上面或者叫前面，“同道堂”盖在下面或者叫后面。两位太后盖完章之后，上谕生效，颁发执行。咸丰帝这个安排的用意是拿肃顺来压制奕訢，然后用懿贵妃牵制肃顺，那么谁来制衡懿贵妃呢？这由皇后来完成。因为咸丰帝规定，将来下发的上谕，必须两位太后同时盖章才能生效。

咸丰皇帝临终前确立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托孤体制，这个体制出于咸丰皇帝对权力制衡的考虑，却由此掀起了统治阶层的巨大波澜，肃顺、慈禧、奕 三方纠结，明争暗斗。生命垂危的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自以为周全的考虑却引发了一场政变，不仅使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发生逆转，更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年仅二十六岁的慈禧经过政变，掌握了清王朝的权力并持续长达四十七年之久，其间，清朝内有民生凋敝、外有列强凌辱，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逐渐衰落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后妃子女

皇后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未等咸丰帝即位即因病去世）

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皇后）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懿贵妃）

妃嫔

庄静皇贵妃他他拉氏（丽妃）

端恪皇贵妃佟佳氏

懿贵妃（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玫贵妃徐佳氏

婉贵妃索绰络氏

璷妃那拉氏

禧妃察哈拉氏

吉妃王氏 

庆妃索绰罗氏

云嫔武佳氏

容嫔叶赫伊尔根觉罗氏

璹嫔那拉氏

瑃常在名氏未知

鑫常在名氏未知

玶常在伊尔根觉罗氏

子女

长女 荣安固伦公主（庄静皇贵妃出）

长子 同治帝载淳（孝钦显皇后出）

次子 悯郡王（玫贵妃徐佳氏）

清咸丰帝贵妃叶赫那拉氏嫔妃生涯 

中国的宫廷，自古以来就有从民间选美入宫的惯例，清王朝入关之后也沿袭了中原王朝这项对皇帝大有便宜的规矩。不过清王朝的选美制度与从前王朝的选美制度，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

清朝的选美称为“选秀女”，只限于八旗内部。

八旗是清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军政制度。它最早起源于女真人氏族时代的牛录制度。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前后，由于征服的部落和掳获的人口越来越多，便将原本10丁一牛录的制度扩充到300丁一牛录，五牛录合称一甲喇，五甲喇合称一固山。“固山”在女真语言中，是部落的意思。每一“固山”都有各自不同的旗色为标志，平日时按旗色确定户籍，各家日常生活耕种放牧并饲养战马；战则照编制选调精干男丁依旗色行军作战，如有需要还可以“人尽为兵”，管辖起来非常方便。

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只建立了黄红蓝白四旗，随着他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准备建立后金之际，也就是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的时候，又增加了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八旗由八和硕贝勒统管，不但是各分管旗的族长，还是兼管该旗军政两手的领袖。

努尔哈赤天聪九年（公元1635），后金增设蒙古八旗。皇太极崇德七年（公元1642），后金再增设汉军八旗。——也就是说，事实上八旗共分满、蒙、汉共二十四旗，仅从这个数量上来看，后金在战时仅精干兵力就可以迅速集结到至少十八万。而八旗的民族构成也比较复杂，事实上包罗了当时关外所有的民族。不但有满族（包括与爱新觉罗氏有世仇被征服被占领的部族）、蒙古族、汉族，还有达斡尔族（清末代皇后婉容为达斡尔族）、朝鲜族、鄂伦春族等等。由于这个原因，八旗内部还有细分，满洲八旗为重心，汉八旗蒙八旗为附属；同样在满洲八旗中，又有正黄、正白、镶黄为皇帝亲信无世仇姓氏的“上三旗”……

清入关后，定下了选秀的规矩，按这个规矩，清皇族不与八旗以外民族联姻，只在八旗内选择。八旗女子到了一定年龄，都必须去参加选秀，中选者入宫或为嫔妃或为宫女。选秀未中者过了年龄才可以自行聘嫁，从未参加过选秀者以及初选过关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复选者终生不得聘嫁，如私自婚嫁，则家长乃至所属旗的都统佐领都统统要治罪。

选秀女制度又分两种，一种是每三年一度由户部主持从八旗有根基人家中选择（现任官京职满蒙旗正五品以上、汉军旗文职九品武职六品以上；外任官文职正五品以上武职从三品以上；驻防官正二品以上，女儿无残疾无缠足者可参选。如父祖虽为官员却已去世，生前官阶未达到文职五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者，女儿无资格参选。八旗闲散、兵丁、革职官员之女无资格参选），这样选出的女子沾了父祖身份的光，命运也较好，一般能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皇族男子的“预备妻妾”——“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这也是有清一朝，皇子皇孙的生母鲜有出身贫寒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种选秀女则是内务府主持的，从内务府三旗包衣人家中选择，这样的秀女则命运不济，只能做皇宫及各王府公主府的“宫女子”，和父母一样，奴才而已，就算能够想尽办法接近主人得到身份，母子们也是终生低人一等。

咸丰二年（公元1852）二月初八初九两天，二十一岁的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也就是清文宗）照着规矩，进行了他新任皇帝以来的第一次选秀女。对于皇帝来说，选秀女不但是皇家规矩，更是借机充实后宫满足自己色欲的最理直气壮途径。

这一次选秀女，咸丰帝收获倒也颇丰，不但给皇族其它男子增加了妻妾数目，还一家伙就给自己的后宫增加了四名“贵人”四名“常在”——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此时的咸丰帝左拥右抱好不得意，但假若他知道自己在这群新晋女子中排名第一的兰贵人将要给自己的王朝带来什么未来的话，他可能就会换上另一副表情了。

兰贵人姓叶赫那拉氏，这是一个在努尔哈赤时代就与爱新觉罗氏既结亲又结仇的姓氏。不过这点子老帐拉到咸丰年间，已经影响不了日常生活了。兰贵人闺名究竟是什么，倒真是众说纷纭，大约是由于她一进宫就得封兰贵人，因此很多时候她的闺名就被约定俗成地称做了“兰儿”。 

“兰儿”一入宫就得到了“贵人”的封号，按宫规，初封即得贵人的女子必须是出自官宦世家的。这个封号的获得，也代表着兰贵人是颇有家世的。她的曾祖父名吉郎阿，字蔼堂，在乾隆嘉庆年间出仕为官，一直做到刑部员外郎；祖父景瑞则在道光年间干到了山东司员外郎之职。由于家世可观，景瑞进士出身的儿子惠征还娶了出身显赫的佟佳氏为妻，老丈人惠显乃是道光年间的安徽按察使、驻藏大臣、京营卫翼总兵，堂堂的二品封疆大吏。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佟佳氏在京城里生下了惠征的长女兰儿。

没过几年意外降临：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户部库银亏空案发，追究时发现吉郎阿有关连。虽然吉郎阿本人已死，但景瑞却不得不父债子还，必须偿付二万一千六百两库银。这笔款子实在太大，就算卖房子卖地也是还不上的，道光二十七年，实在还不清欠款的景瑞被革职并啷铛入狱，一家人由原本的富有陡然陷入了困境。

两年后，在多方奔走运作下，这个家庭终于时来运转。道光二十九年，景瑞被释放并以原有官职“光荣退休”，兰儿之父惠征则不但从卑微的笔贴式生涯中解脱出来，还当年就连升几级，当上了山西归绥道——从这个任命可以看出，景瑞惠征父子咸鱼翻身的背后，肯定有佟佳氏亲家露的绝活儿。因为归绥道正是惠征老丈人佟佳惠显的老根基——这位老官场曾经在此地做过七年的归化副都统，如今可算是岳职婿承。三年山西归绥道做毕，惠征的工作再次调动，于咸丰二年二月当上了安徽宁池太广道。

由于祖父官复原职不再背负处分，更因为父亲已经是堂堂的现任五品官员，年已十七岁的兰儿终于赶上了选秀女的末班车（十七岁为选秀年龄上限），当上了咸丰皇帝的兰贵人。

野史绘声绘色地说，少女兰儿不幸丧父，以长女身份主持家务，不得己经常在外抛头露面，因此得到了微服出游的恭亲王奕（或曰荣禄）的多方帮助，在入宫前发展了恋情。其实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惠征先生还要活着当上宁池太广道呢，官没当上就给野史编死了，可真是死不瞑目。

野史还说，兰儿生于山西归绥（绥化，今呼和浩特），这更说不过去，惠征去归绥上任时别说大女儿，就是小女儿都可以满地跑了，佟佳氏也年纪老大，可怎么生娃娃呢？难道老惠征在这里又娶姨太太焕发了第二春不成？一种最大的可能是民间将惠征他老丈人惠显任官归绥的履历嫁接到他身上了。这可能的背后，恐怕就是攀龙附凤心态在作怪了。

在后来的宫廷女官德龄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兰贵人“是和另外十六位少女一起被选进皇宫的……但在十七个人中，咸丰帝却只爱上了她一人，不久便正式把她册立为妃，宠冠六宫。”这样的描述，离事实未免太远，太给兰贵人长面子了。不过出自深得其宠的德龄女士也不奇怪。事实上，咸丰帝好色成性，皇宫中满是依照宫规选入的旗籍嫔妃，皇家林苑中则藏着不能入宫的小脚汉女，还见缝插针地在宫外泡戏子，“毫无架子”地与大臣争风吃醋。分给兰贵人的哪里还有什么“爱”字可言。何况即使在同时进宫的旗籍少女中，至少还有另两人所得的帝宠绝不亚于兰贵人。这两个女子就是丽贵人他他拉氏和玫常在徐佳氏。和兰贵人一样，她们都为咸丰帝生下了儿女。

说起丽贵人他他拉氏，在野史中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还说她由于美貌和早怀孕，曾经抢了兰贵人（慈禧太后）的风头，结果在咸丰帝死后被母凭子贵的慈禧太后给砍手砍脚，重演了一回武则天情敌的悲惨下场。于是丽贵人成了令人同情的小白兔，而慈禧则进一步坐实了她狠毒的名声。其实这说法实在画蛇添足，要举慈禧狠毒的例子多得是，何必非要跟丽贵人过不去。

丽贵人是主事庆海之女，与兰贵人同批入宫。她比咸丰帝小六岁，比兰贵人小两岁，姿貌出色颇得咸丰帝欢心，一时在宫中与兰贵人各擅胜场。咸丰四年，丽贵人怀上了身孕。当年冬天，咸丰帝将丽贵人晋封为丽嫔，大约是为了表示一碗水端平起见，兰贵人虽未怀孕，也被晋封为懿嫔。

咸丰五年五月初七，丽嫔孕满生产，为咸丰帝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大公主。尽管生的是个女儿，对于二十好几都没看见儿女面的咸丰帝来说，仍然是个利好消息。女儿降生的第二天，咸丰帝便下旨晋封丽嫔为“丽妃”，并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了隆重的册妃典礼。 

封妃后，他他拉氏再没有生育，封号也就再未晋封。咸丰帝去世的当年，丽妃被连越两级晋封为“丽皇贵妃”。这个晋封令虽然是以同治帝的名义下发，而后宫之主也是同治帝的嫡母慈安太后，但事实上很多事情都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可以说，没有慈禧的支持，丽妃的晋封是不会这么快的。同理，在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他他拉氏又由“丽皇贵妃”再得晋封为“丽皇贵太妃”，得到了仅次于两宫皇太后的名份和待遇。

与他他拉氏本人得到丰厚待遇相对应的，是她所生的女儿大公主也颇受重视。同治九年，咸丰帝的这位独生女儿被封为“荣安固伦公主”，得到了皇后嫡女才能得到的封号。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八月，荣安固伦公主出嫁，丈夫是汉军副都统符珍。然而完婚仅仅一年，十九岁的荣安公主就去世了。

女儿去世后，丽皇贵太妃在后宫中过着养尊处优却又百无聊赖的生活，她与慈禧太后既无权力之争，咸丰帝这个引发妻妾争风的祸首又已不在世，大家都成了寡妇，关系倒也处得十分和睦。慈禧太后当然更不用说，彼此尊卑已定，丽皇贵太妃既不好权，又安于位居己下，她对丽妃也就很有好感，相处甚佳。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十一月十五日，五十四岁的丽皇贵太妃他他拉氏病逝。遵照慈禧的懿旨，光绪帝亲至灵前奠酒，令大臣以下、宗室以上并王公官员均素服一日，赠谥号“庄静”皇贵妃。光绪十九年四月，庄静皇贵妃入葬清东陵中的定陵妃园寝，位居第一排正中最佳最尊贵的位置。

庄静皇贵妃去世后，她的女婿符珍虽说不上平步青云，倒也步步提拔颇受重用，一直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末才去世。

和他他拉氏一样，玫常在徐佳氏也是和兰贵人同批进宫的女子，与丽贵人同岁。与两位贵人不同的是她出身较低，父亲只不过是个催领叫诚意的，因此徐佳氏初入宫时只得到了一个“常在”的封号，比贵人要低一级。

出身低贱的徐佳氏对晋升的渴望比贵人们更为强烈，她也确实找到了机会，不久就晋升成了“玫贵人”。然而徐佳氏似乎有些恃宠而骄，于是祸事也就来了。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徐佳氏终于惹恼了咸丰帝，重新被贬为常在。不知道这次徐佳氏得罪皇帝究竟是为的什么原因，一个月后，咸丰帝居然还在气头上，觉得贬为常在还不解气，干脆下令将徐佳氏贬为“宫女子”，由嫔妃降为女奴。八天后，咸丰帝不知怎地又忽然回心转意，又重新将徐佳氏复封为“玫贵人”。

经历了这一场可怕的“打情骂俏”之后，徐佳氏的帝宠居然不退反进。咸丰八年二月初五，她为咸丰帝生下了一个儿子即皇次子。心花怒放的咸丰帝立即将她晋封为“玫嫔”（同时还有一位出身很高的佟佳氏为祺嫔）并打算进一步封妃。可惜的是这个儿子命不久长，竟夭折了。更糟的是随后就是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之乱，咸丰帝再没了心情说晋封的事，徐佳氏在咸丰朝的名位也就止步于嫔一级。

咸丰帝死后当年，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便晋封徐佳氏为玫妃，并追封其子为悯郡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徐佳氏再进为玫贵妃，位居丽皇贵妃他他拉氏之下并以此身份一直活到五十多岁。徐佳氏死后与他他拉氏一起入葬清东陵定妃园寝。

咸丰皇帝"错离皇都"

咸丰登极之后，面临“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内忧”———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被困扰11年，并无一日安宁。

咸丰对内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太平天国的兴起。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告祭天地，即皇帝位。当年十二月，便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38岁生日这一天，即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攻占永安。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克武汉。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攻占南京，定名为“天京”。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又奋争两年多失败。此次战火，燃遍14省之广，历时14年之久，清朝统治，元气大伤，根本动摇。回顾清朝统一华夏后，在中原地区有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是康熙朝的吴三桂叛乱，第二次是嘉庆朝的白莲教民变，第三次则是咸、同两朝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规模之大、耗银之多、死人之众、影响之深，成为有清一代中原战争之最。

咸丰对外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先是，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

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兵败，后被俘，解送印度加尔各达，死于囚禁。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辞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没有成功。四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8000余人溃败。这时，咸丰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英、法拒绝同耆英谈判。咸丰不得已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五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代表，签订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他在盛怒之下，令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同时，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火打劫，兵逼瑷珲（今爱辉），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边界事务。俄用武力迫使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所谓中俄“共管”。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清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沉4艘、击伤6艘，死伤400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咸丰见大沽获胜，尽毁《天津条约》。尔后，英、法两国都在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

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尔后，占舟山、攻烟台。六月，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清僧格林沁率兵守大沽，而疏防北塘。僧格林沁上奏要在大沽同英法联军决战，咸丰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咸丰战和不定，痛失歼敌良机。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后，又攻占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拟好接受条款奏报，咸丰谕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八月，咸丰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谈判破裂。载垣、穆荫拘囚英使巴夏礼等，解到北京。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格林沁战败，退到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僧格林沁、胜保兵再败。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让皇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办理和局。咸丰心生一计：暗示大臣奏请“秋木兰”。初八日，咸丰以“秋木兰”为名，从圆明园启程奔往热河。英法联军进至北京德胜门外，二十二日（10月6日），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奕奏请放还巴夏礼等。这个事件影响重大：

第一，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又定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割给了俄国。后来俄国又占去巴尔喀什湖以东44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二，英、法两国索赔白银1600万两。第三，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大火冲天，数日不熄。圆明园惨遭焚劫，使中华园林之瑰宝暨珍藏之文物珍品，或惨遭劫掠，或化为灰烬。

第四，英法联军侵入京师，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使得大清庙社震惊，圆明三园遭焚掠，京师百姓遭殃，中华文明受辱。这是中华千古未有之奇变，也是民族千古未蒙之奇辱。

遭遇殖民侵略，外国有相似的例子。在非洲，意大利曾经侵略并打败过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94年（光绪二十年），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以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埃塞俄比亚军民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参军，有衣物者出衣物——捐出衣物、粮食，组成一支有11万人和40余门大炮的军队。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迎击意大利军的侵略。经过两年奋战，打死打伤意军11000余人，意大利侵略者被打败了！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亚的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的完全独立，赔款1000万里拉。

可是，咸丰皇帝是怎样对付英法联军侵略的呢？

第一，咸丰没有下诏决战。他没有作战决心，也没有周密部署。起初，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塘沽海口。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30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并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咸丰和王公大臣沉醉在园内的听戏欢乐中，英法联军却加紧了军事进攻。一个大清帝国，数以百万计官兵，难道还不如埃塞俄比亚的11万军队吗？而且，意大利到埃塞俄比亚很近，不像英、法到清朝那么远；埃塞俄比亚是个小国，不像清朝那么地大、物博、人众、兵多！

第二，咸丰没有政治韬略。咸丰战和不决，小胜即骄。打了败仗，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又拒绝妥协。施展猫伶狗俐小技，使得事态不断扩大。没有使天津谈判就地解决，而支持肃顺、载垣、穆荫一伙，将英使巴夏礼等诱擒到北京，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咸丰帝没有韬略，没有格局，耍小把戏，玩小权术，使主动局面变成被动局面，又使被动局面更加被动。

第三，咸丰没有身守社稷。面对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咸丰没有动员兵民“勤王”，全力守卫京师，而是准备逃跑。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巡狩围猎，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哀叹，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皇帝在大敌侵入之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却带领老婆儿子、军机大臣、王公贵族，逃之夭夭，美其名曰“巡狩”。咸丰皇帝铸成了历史之大错、特错！（连载二十五）

错定顾命大臣

咸丰皇帝第三错，是在临终前错误旨定顾命大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瀛等。咸丰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

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

第一，朝臣势力。其集中代表是顾命“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

咸丰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中，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四人为宗室贵族、军功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瀛四人为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户部左侍郎（尚书为肃顺兼），因上言力阻“北狩”而被留在北京，是军机大臣中惟一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者。

第二，帝胤势力。咸丰死时，道光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五阿哥亲王奕、六阿哥恭亲王奕、七阿哥醇郡王奕、八阿哥钟郡王奕、九阿哥孚郡王奕等。在咸丰死时恭亲王奕30岁、醇郡王奕20岁，都年富力强。大敌当前，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他们成为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第三，帝后势力。就是6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咸丰在临终之前，特制“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作为日后颁布诏谕的符信。就是说，奏折“经赞襄大臣拟旨缮进，俟皇太后、皇上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这两颗印章，“御赏”之章，为印起；“同道堂”之章，为印讫（结束）。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收掌；而将“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载淳收掌，因载淳年幼，“同道堂”章实际上是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咸丰的旨意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专权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实权在八大臣之上，因为她们均有对于八大臣所决策军政大事不予盖章的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同治帝）否决权。显然，如果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不加盖“御赏”和“同道堂”这两颗起、讫之章，那么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之议决均不能生效。相反，由内臣拟旨而不经过顾命八大臣同意，加盖“御赏”与“同道堂”两章即能生效。因此，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显然帝胤势力与帝后势力占有优势。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其实不然。因为咸丰没有把帝胤贵族的势力纳入到“赞襄政务”的权力系统内。比如说，用恭亲王奕“摄政”、或“议政”、或“辅政”、或“赞襄”，后来情况会不一样。当时奕30岁、慈禧27岁，咸丰可能吸取了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引起叔嫂、叔侄矛盾的教训。从后来慈禧的用人来看这种结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单从人数看，“赞襄政务”大臣八人；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才五个人，且帝、后为孤儿寡母。然而，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等，却代表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两股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咸丰“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安排，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将朝廷三股政治势力加以平衡，特别是咸丰对慈禧的政治潜能、对权力失衡形成的政治危局，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其结果是：帝后势力同帝胤势力结合，发动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摧毁了“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代之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主政，继而出现慈禧太后专权的局面。这是咸丰生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政治力量对比不占优势，其失败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咸丰皇帝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50年！这就铸成了咸丰皇帝的第三个大错！

*.辛酉政变--为同治中兴奠基的一次夺权斗争

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欣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以时在夏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变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亦称“北京政变”。是慈禧太后、恭亲王奕?和咸丰委托下的以载垣、肃顺为首的八大顾命大臣之间引起。从此，慈禧、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四十七年之久。

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即清文宗，通称为咸丰帝，公元1850－1861年在位。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 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他是道光帝的第四子，母亲是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道光帝生育过八个儿子，但论年龄、资质，能被选为皇储的阿哥。就只有两个，就是四阿哥奕詝和六阿哥奕 訢。由于四阿哥奕詝的母亲孝全成皇后英年早逝，所以奕詝是由六阿哥奕訢的母亲静妃养育的。平时小哥俩儿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关系一直很好。道光帝也很彷徨，不知道奕詝和奕訢哪个更有才干继承大统，所以就准备用打猎和召见阿哥来观察、斟酌。选出皇储。

很快，打猎的日子就到了。所有的阿哥都井然有序地来到了木兰打猎场。打猎前，四阿哥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就对四阿哥奕詝说：“阿哥论英武，是比不上六阿哥的，阿哥到了木兰围场万万不可开弓放箭，一定要空手而归。若是皇上问起，你就说现在正值春天，万物复苏，生气盎然。正是动物繁育的季节。若是在此时对他们展开杀戮，岂不是太残忍了吗？”奕詝很信赖杜受田，就牢牢记住了杜受田的话。而六阿哥奕诉的老师却叫奕 尽力发挥，多打猎物。

打猎正式开始了，奕訢是意气风发地打起猎，并且满载而归。而奕詝却是一箭不发，两手空空。道光帝看到两个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是吃惊，便问奕詝原因。奕詝就对道光帝说：“皇阿玛，儿臣看到现在正值烟花三月，所有的动物都开始生息繁衍。如来佛就以慈悲为怀，曾割下自己的肉给鹰吃。如若这时，儿臣用冰冷的弓箭将他们一网打尽，太过残忍了。这都是佛祖不愿看到的结果。”道光对四阿哥奕詝的回答很满意 ，认为他有帝王的仁慈，以及宽大的胸襟。慢慢开始对四阿哥奕詝产生好感。

还有一次，道光认为自己时日不多了。便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来，问他们倘若自己百年之后，如何治理国家？出发前，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对奕詝说：“阿哥论口才是比不过六阿哥的，待会儿皇上问你时，你就嚎啕大哭，说皇上永远不会死去，永远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奕詝记住了这些话。待到道光帝询问两个阿哥如何治理国家之时，奕訢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而轮到奕詝讲时，奕詝却泣不成声。抽噎着说：“皇阿玛这是什么话？皇阿玛行善积德，得苍天庇佑，永远也不会死去。哪里轮得上吾辈当上皇帝呢？”道光毕竟是一个老人，希望儿女孝顺、关心自己。六阿哥奕訢滔滔不绝的回答让反而道光不高兴了。他觉得奕訢对国事这么有研究，肯定是巴不得自己早点死，然后他早早登基。而四阿哥奕詝的回答虽然不如奕诉的回答有谋略，有方针，但是却体现了对道光帝的爱。道光帝更加喜欢奕詝了。后来道光帝选择了奕詝。

以上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细细分析却是站不住脚的。史书上说道光帝是道光二十六年立储的，那么最晚就是这年去打猎了吧。上面说奕訢满载而归，敢问奕訢这年有多大？这时奕訢才14岁啊。还不具备打猎的能力呢！况且满载而归。还有就是，道光帝问起奕詝原因时，奕詝自己没有打到猎物已经是羞愧不已，还有什么脸面理直气壮地堆皇帝父亲这样说话？说要打猎不对，违背了佛祖的意思。这不是在间接地斥责道光帝举办打猎大会吗？道光帝听后肯定不会高兴，更别说对奕詝好感增加了。最后一点，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点，那就是道光二十六年，就是打猎那年。上面说全部的皇子都参加，那时候，最小的皇子才1岁，还不会走路，怎能去打猎呢？

道光经过对奕詝和奕訢长时间的观察以后，发现奕訢确实是比奕詝有才华，有谋略，有武力。于是下定决心立六阿哥奕訢为皇太子。由于清朝自雍正帝选立储君以来，就流传着有把已选定的皇太子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放在“正大光明”匾额后的习惯。于是，一天晚上，道光帝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便清理了大堂之内的宫女和太监。自己拿出一张纸，准备写册立储君的“遗诏”了。

这时，有个守门的小太监很聪明。他偷偷地看道光帝运笔的姿势，暗自揣摩道光帝写的是什么字，好从中了解一些眉目。结果，他看见道光帝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拉了一个很长的一竖。便琢磨起哪个阿哥的名字的最后一笔的长长的一竖。结果他想到了“奕訢”。“訢”字最后一笔就是一竖。他兴高采烈，连忙去通报奕訢的生母静妃，好领点儿赏。静妃听后也欢天喜地，给了小太监很多赏。然后到处去和别人炫耀：“我儿子六阿哥奕訢特别有才干，都被皇上立为皇储了。我就要当皇太后了。”结果这话一传十，十传百。

最终传到了道光帝的耳朵里。道光帝很不高兴。认为自己的秘密竟然被静妃公之于众，一点皇上的威严也没有。便马上改立了皇储，把写上奕訢名字的遗诏换下来，改写成了奕詝。

其实这个说法很荒谬，由于清代皇室是满族人。所以他们在写一些重要的文件的时候。都既要写满文，又要写汉文。那个小太监怎么知道道光帝写的那一竖是满文中的还是汉文中的。还有，就算静妃得到了音讯，她也不会轻易说出去。因为毕竟她在宫中已经摸爬滚了二十余年，早就揣摩透了道光帝的性格和锻造了一颗谨慎的心。她很明白其中的利害的。

心怜皇后，册立奕詝

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道光虽有着三千佳人，但他最爱的嫔妃却是四阿哥奕詝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这不免让年轻的孝全成皇后心高气傲，没有搞好与孝和睿皇后（是指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的皇后）的婆媳关系，很早就被孝和睿皇后毒死了，迫于皇太后的权利，更为了维护皇家的面子。道光帝一直是敢怒不敢言，不敢追究孝全成皇后的死因。但在他心里，孝全成皇后依然有着很高的地位，为奕 之母静妃所不能及也。孝全成皇后逝世那年，奕詝才十岁。道光帝心痛皇后的死去，把他对孝全成皇后的爱全部倾注到了小小的奕詝身上，一直对奕詝疼爱有加。

奕詝长大后，虽然才华、武功方面不如奕诉，道光也觉察到了。但是，正如康熙帝偏爱太子胤礽一样。明知道有其他的阿哥比自己喜欢的这个阿哥能力强。但是联想到奕詝的母亲，曾经是那么楚楚动人，曾经是那么温柔似水。自然就更加喜爱奕詝。道光本来就对不能为孝全成皇后追查死因，不能保护孝全成皇后而深感歉意。所以道光帝最终选择的奕詝。

这个说法合乎情理、实际。但至于是不是真假。还有待考究。

奕詝即位时，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咸丰帝即位之初，也有番抱负，有振作之象。甫即位，即求贤才。林则徐、江忠源、李棠阶等相继保举，罢免了穆彰阿、琦善等人职务，文渊阁大学士耆英别降为五品顶戴。这个时期，他的生活也比较勤谨。

道光死前一个月就爆发了太平天国大起义，咸丰帝即位后发展更为迅速，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咸丰帝对起义的态度很明朗，就是坚决镇压。但有两个问题使他头疼：

（一）太平天国攻城略地，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当太平军从广西向湖南、湖北、江西和南京迅猛进军，清朝的经制兵，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都不是对手。领军前去镇压的将领有广西提督向荣、巡抚周天爵、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钦差大臣赛向阿、两江总督徐广缙等等，在太平军面前都不堪一击。钦差大臣陆建瀛死于太平军刀下。钦差大臣德兴阿与和春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都连遭摧毁。

（二）财政困难。打仗要钱，更何况是大仗？咸丰朝财政出现危机。道光三十年国库只有187万两，由于镇压起义和赈灾原因，到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只有22.7万两，两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来了。

解决第一个问题，咸丰帝听了肃顺和湖广总督吴文熔的话，依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汉人组织勇营来对付。咸丰二年十一月降旨曾国藩在湖南以在籍侍郎办团练，后来扩充为湘军。四年四月，湘军开始进攻太平军。胡林翼远在贵州，咸丰看了吴文熔的奏疏，知道他能吃苦耐劳，畅晓兵事，马上同意吴的要求，令他率领黔勇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到湖北与太平军作战。对于左宗棠，咸丰帝则令他自募一军，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帝终于依靠他们的湘军改变了形势，抑制住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

对于第二个问题，咸丰帝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熔化内务府金钟，开捐例，卖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终于筹措到了1亿7千万两足够的军费镇压农民起义。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咸丰六年起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

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侵略利益，在咸丰年间，又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鸦片走私合法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联军于咸丰六年（1856年）攻占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让愚顽不知变通的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结果受了他的骗。叶名琛把英专使额尔金的最后通牒说成是求和。英军占领广州时，他下令组织团练去驱逐训练有素的英军。他以为逮捕巴夏礼等人，夷人必乱，却不知道这是违背国际惯例，只会导致严重后果。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

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当时清军的防御重点在大沽口，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进而攻占大沽口。英法联军随即攻占天津，并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 ），命恭亲王奕 留京议和。1860年的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奕 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 在热河的咸丰帝陷于极度痛苦之中，意志消沉，整天“以醇酒妇人自戕”。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卒谥“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庙号文宗。葬直隶遵化清东陵之定陵。

咸丰帝奕詝病死热河行宫，唯一的6岁儿子载淳继位，由顾命八大臣肃顺、载垣、端华等执掌政权，决定明年开始起用“祺祥”年号。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佑瀛等。咸丰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

 肃顺（1816—1861），清末满洲镶蓝旗人，宗室贵族，爱新觉罗氏，字雨亭，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子。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受咸丰帝的信任和重用，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互倚重，煊赫一时。是同治帝顾命八大臣之一。

爱新觉罗·载垣（1816—1861），爱新觉罗氏，清圣祖康熙帝第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祥的五世孙。铁帽子王。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

嘉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生，宣宗道光五年（1825年）封袭封怡亲王。曾任御前大臣行走，受顾命。文宗咸丰帝即位后，渐受信用，历任左中正，宗令，领侍卫大臣。咸丰九年（1859年）僧格林沁在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加强海防，他奉命赴天津（今天津市）视察。十年（1860年），偕兵部尚书穆荫赴通州接替桂良，与英、法议和，谈判旋即破裂，拘禁巴夏礼等三十九人。英法联军进逼北平，载垣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

端华，爱新觉罗氏，乌尔恭阿子，丰讷亨孙。道光二十六年袭。授御前大臣。宣宗崩，受顾命。文宗即位，迭命为阅兵大臣、右宗正。京师戒严，令督察巡防。十年，扈上幸热河，授领侍卫内大臣。端华弟肃顺用事，文宗崩，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及肃顺等并号“赞襄政务王大臣”。穆宗还京师，诏责端华等专擅跋扈罪，端华坐赐死。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元年二月，以济尔哈朗八世孙岳龄袭。三年七月，克复江宁，复还郑亲王世爵，以奇通阿五世孙承志袭。

富察·景寿（1829—1889），满洲镶黄旗人。清朝额驸，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景寿为一等公、工部尚书博启图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赐头品顶戴，在上书房读书，二十五年（1845年）尚道光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后袭封一等诚嘉毅勇公。

咸丰五年（1854年）七月荐受蒙古都统，六年正月授御前大臣，赐用紫缰，寻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扈驾热河，十一年（1861年）七月与怡亲王载垣等共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

穆荫（?－1864年），字清轩，托和络氏，满洲正白旗人，晚清大臣。咸丰元年，命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兵部尚书穆荫与怡亲王载垣授命为钦差大臣，赴通州与英法联军和谈。谈判失败，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三十九人，导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穆荫钦差大臣职务被撤，与咸丰逃往热河，躲进避暑山庄。1861年，咸丰死，与肃顺等授命为辅政大臣

匡源（1815一1881） 字本如，号鹤泉，胶州人。出生于书香人家，自幼聪敏好学，才年思敏捷，认真刻苦。十三岁考秀才，文采卓异，擅诗文，号为神童。他少有大志，传世他题“世人多白眼，吾独上青云”诗句以自勉。匡源是清代咸丰临终前托孤的顾命八大臣之一，还是一位有名的书画家。他1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34岁成为皇太子的老师.

杜翰（1806—1866），字鸿举，号继园，杜受田之长子。滨州（今滨城区）人。一八零六年生，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举人，一八四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一八五二年，其父杜受田去世，杜翰正在湖北学政任上，奉命由湖北赴江苏护送杜受田灵柩回京。一八五三年底，以工部左侍郎入值军机处，负责京城巡防事宜。杜翰是咸丰皇帝恩师杜受田的长子，素有才干，勇于任事，颇得咸丰皇帝倚重和信任。因其爷爷杜堮去世，一度守孝，再任吏部右侍郎，仍任军机大臣。一八六零年（咸丰十年）任会试总裁。是年，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任礼部右侍郎，军机大臣。一八六一年，咸丰帝病重，杜翰以军机大臣，礼部右侍郎兼任吏部左侍郎，再与载垣、端华、肃顺等８人同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政，成为著名的“顾命八大臣”之一。在阻止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事上，杜翰与肃顺立场一致，得到朝廷上下的称赞。

焦佑瀛 字桂樵，天津人，清朝大臣。清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才华出众。咸丰十年（1860）九月，焦佑瀛正奉命在天津静海一带治团练，被召从幸热河（今承德）。因他文笔敏捷，才干超群，又颇有见识，经肃顺推荐，是年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为“挑帘军机”，实任军机大臣，当时皇帝诏书多出其手。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皇子载淳即位。咸丰病重时，御前大臣端华、载恒、肃顺、景寿；军机大臣穆萌、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被召见，受命为辅政大臣，称“赞襄政务王大臣”。

恭忠亲王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满洲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生母为静妃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帝遗诏封“和硕恭亲王”。统称“六王爷”；清末洋务派、总理衙门首领，保守派对其鄙称“鬼子六”。身后谥“忠”（清宗室谥“忠”者唯奕訢与多尔衮二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以宣宗遗诏封恭亲王。咸丰朝期间，奕訢的政治地位并不很重要，他只有在1853年到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訢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1861年，咸丰帝过世，奕訢与慈禧太后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

从1861年到1884年，奕訢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期间虽在1865年遭慈禧太后猜忌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1884年终于因中法战争失利被罢黜，一直到1894年以善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再度被起用。从1894年到1898年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1898年逝世。

幼年师从卓秉恬、贾桢，聪明好学。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并于道光二十九年下令在妃园寝内为恭王之母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恭王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以宣宗遗诏公布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娶重臣桂良女为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属意恭王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恭王的补偿，况且恭王福晋并非桂良爱女，而仅为侧室所生的庶女之一。

奕訢于咸丰三年（1853）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连封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其母孝静成皇后去世，奕訢为其母争封号，被免去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七年才恢复他的都统，九年又授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訢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皇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各列强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清朝有了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帝去世后，奕訢成为实力派人物。他协助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同治元年开始，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全部免职，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19世纪60~90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訢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訢获得“贤王”美称。

奕訢媚外，亲近列强，是洋务派领袖。但他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奕訢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訢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訢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

僧格林沁，中国蒙古贵族出身的清军大将。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博尔济吉特氏。他是道光皇帝姐姐的过继儿子，道光五年（1825）袭科尔沁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都统等职。咸丰、同治年间，僧格林沁活跃于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等战争，军功卓著。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五日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日格苏木百兴图嘎查普通台吉家庭，蒙古族。幼年，僧格林沁因家境贫寒，曾随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富人放牧。12岁时被送到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 

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被选定为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嗣子，承袭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同年十二月，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道光六年（1826年），赏用朱缰。道光九年（1829年），赏穿黄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备用处事。九月，命管火器营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九月，为后扈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二月，充谙达（督领侍）管虎枪营事。七月，命总理行营。十二月，为阅兵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道光十七年（1837年），赏用黄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为正黄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监督，署正蓝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镶黄旗蒙古都统。一月，道光皇帝驾崩，僧格林沁为顾命大臣之一。九月，命往密云县剿匪，授左翼监督。十二月，嘉奖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赏四团正龙补服并准予穿用。咸丰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署銮仪卫事。曾请旨出兵镇压科尔沁左翼后旗佃农抗租斗争。咸丰二年（1852年），上书逮捕佃农抗租领头人吴宝泰等下狱。主持道光帝梓宫迁葬，恭谨从事，赏加三级。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办京城巡防，任参赞大臣。此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并派兵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蒙古诸王劲旅出京。九月，设防紫荆关。十月，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北伐军开战。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到连镇一带。咸丰帝赐僧格林沁“博多罗巴图鲁”称号。咸丰四年（1854年），又在连镇大败北伐军。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咸丰帝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四月，诏世袭罔替，

（案：按清制，皇帝之子可封亲王，而亲王以下之子孙，一般都要降袭，如亲王之子降袭郡王，郡王之子降袭贝勒，贝勒之子降袭贝子，贝子之子降袭镇国公……这种制度是吸取了明朝封王太多的教训，避免了数百年后亲王遍天下的局面。因此，清朝的亲王是不多的，因而显得极尊贵。但是，这种降袭制度也有例外。清高宗纯皇帝乾隆规定，清初开国定基的八位王爷，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 后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子孙可有一人“世袭罔替”，即不必降袭而按原爵袭封。此八人，即民间俗称的八位“铁帽子王”。除此之外，乾隆帝仅特批一人，康熙帝十三子、雍正帝弟弟、乾隆帝叔叔 怡亲王胤祥，他因辅佐雍正有功，也被列入“世袭罔替”之类。僧格林沁以蒙古贵族进封亲王，已属特恩，此次再获“世袭罔替”的破格待遇，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对时局的估计：僧格林沁击灭太平天国北伐军之功，有如再造大清。）俸银加倍。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命僧格林沁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八年（1858年），直隶总督谭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军队，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但因主和派占上风，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

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所谓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舰队由一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行至天津大沽口时，藐视中国军队的设防，不听中国军队的劝阻和警告，明目张胆地闯入大沽口，激起了中国官兵的极大愤慨。僧格林沁下达坚决反击入侵者的战斗命令，督军力战，击毁英军战舰3艘，使英军死伤464人，英海军司令贺布受重伤。相持数日，敌舰撤走。这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自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清廷对僧格林沁和有功将士大加奖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对此事给予充分关注与肯定。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天津，僧格林沁兵败退驻通州。咸丰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削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职。继而再战，又败于张家湾、八里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毁。主和派大臣埋怨僧格林沁触怒了洋人。咸丰帝革去僧格林沁郡王爵仍留钦差大臣职。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捻军四起。清廷恢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万余清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僧格林沁的奏请，其哲里木盟长职由达尔罕亲王索特那木彭苏克补授。同治元年（1862年），赏还博多勒噶台亲王爵，不久诏世袭罔替。朝廷授权僧格林沁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败捻军，在鄂东霍山黑石流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十几万人，清军也损失惨重。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今山东荷泽地区）高楼寨，随后陷入重围。5月18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曹州西北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士兵杀死在麦田，终年55岁。 僧格林沁战死疆场，令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而惋惜。清政府以亲王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葬礼，同治帝和慈禧亲临祭奠，赐谥号“忠”，配享太庙，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并绘像紫光阁。在科左后旗吉尔嘎朗博王府东建祠堂庙一座供奉僧王图像。在额布力尔协日嘎地方另建僧王塑像祠一座，并绘像紫光阁。1865年7月，清政府派员护送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1]

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

第一，朝臣势力。其集中代表是顾命“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下面把他们做个分析：

载垣：载垣为康熙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五世孙，袭亲王爵。道光时，任御前大臣，受顾命。咸丰继位，为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同端华、肃顺相结，资深位重，权势日张。

端华：清开国奠基者舒尔哈齐之子、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道光年间袭郑亲王爵，授御前大臣。道光帝死，受顾命。咸丰继位后，为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端华与弟肃顺同朝用事。

肃顺：为宗室，郑亲王之后，端华之弟。道光时为散秩大臣。咸丰继位后，由护军统领、授御前侍卫。又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都统，后任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同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互相依靠，排挤异己，掌握大权。

景寿：景寿先祖为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乾隆时进攻缅甸得胜而受封，世袭罔替。三传至景庆，死。弟景寿袭封。景寿为御前大臣、恭亲王奕同母妹固伦公主额驸。

穆荫：满洲正白旗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国子监祭酒（非进士特旨）。到天津议和，获巴夏礼送到北京，事情闹大，改派护驾热河。

匡源：道光进士，军机大臣。

杜翰：咸丰师傅杜受田之子。因咸丰感激师傅杜受田，授其子杜翰为军机大臣。翰力驳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议，受到肃顺等赞赏。

焦佑瀛：为道光举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依附权臣肃顺，诏旨多出其手。

上述咸丰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中，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四人为宗室贵族、军功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四人为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户部左侍郎（尚书为肃顺兼），因上言力阻“北狩”而被留在北京，是军机大臣中惟一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者。

第二，帝胤势力。咸丰死时，道光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五阿哥敦亲王奕誴、六阿哥恭亲王奕訢、七阿哥醇郡王奕譞、八阿哥钟郡王奕詥、九阿哥孚郡王奕譓等。在咸丰死时恭亲王奕訢30岁、醇郡王奕譞20岁，都年富力强。大敌当前，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都是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郡王，既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军机大臣，更不是御前大臣，却要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诸位兄弟本来就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且被免掉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要往承德奔丧又遭到拒绝，特别是他作为咸丰皇帝的血亲而未列入“御赏”、“同道堂”章顾命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旧怨新恨，汇聚一起。况且，恭亲王奕訢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同诸位兄弟——没有官职的醇郡王奕譞等联合起来，同帝后势力联合起来，同朝中顾命大臣以外的势力联合起来，成为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第三，帝后势力。就是6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咸丰在临终之前，特制“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作为日后颁布诏谕的符信。就是说，奏折“经赞襄大臣拟旨缮进，俟皇太后、皇上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这两颗印章，“御赏”之章，为印起；“同道堂”之章，为印讫（结束）。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收掌；而将“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载淳收掌，因载淳年幼，“同道堂”章实际上是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咸丰的旨意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专权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实权在八大臣之上，因为她们均有对于八大臣所决策军政大事不予盖章的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同治帝）《荷亭晚钓图》否决权。显然，如果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不加盖“御赏”和“同道堂”这两颗起、讫之章，那么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之议决均不能生效。相反，由内臣拟旨而不经过顾命八大臣同意，加盖“御赏”与“同道堂”两章即能生效。因此，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显然帝胤势力与帝后势力占有优势。

赞襄政务八位大臣的共同特点是：满洲贵族（宗室贵族、军功贵族、八旗贵族）与军机大臣结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其实不然。因为咸丰没有把帝胤贵族的势力纳入到“赞襄政务”的权力系统内。比如说，用恭亲王奕訢“摄政”、或“议政”、或“辅政”、或“赞襄”，后来情况会不一样。当时奕訢30岁、慈禧27岁，咸丰可能吸取了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引起叔嫂、叔侄矛盾的教训。从后来慈禧一度重用奕訢来看，这种结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单从人数看，“赞襄政务”大臣八人；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的奕訢、奕譞才五个人，且帝、后为孤儿寡母。然而，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奕訢诸兄弟等，却代表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两股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咸丰“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安排，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将朝廷三股政治势力加以平衡，特别是咸丰对慈禧与奕两人的政治潜能、对权力失衡形成的政治危局，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其结果是：帝后势力同帝胤势力结合，发动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摧毁了“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代之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合主政，继而出现慈禧太后专权的局面。这是咸丰生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政治力量对比不占优势，其失败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咸丰皇帝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50年！这就铸成了咸丰皇帝的第三个大错！  

政变经过

公元1861年农历7月：

17日，咸丰皇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瑞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

18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公元1861年农历8月：

1日，恭亲王奕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相传奕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奕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炘，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奕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

2日，醇郡王奕缮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了实际的军事权力。

6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7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11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以咸丰皇帝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据史籍《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不让，载垣、瑞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

18日，宣布咸丰皇帝灵柩于农历9月23起灵驾，29日到京。

公元1861年农历9月：  

1日，同治皇帝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4日，郑亲王瑞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奕缮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瑞华兼职太多，瑞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缮做步军统领。奕缮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奕缮又兼管善捕营事。

23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

29日，同治皇帝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皇帝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抵京后，立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等。

30日，发动政变。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奕缮就之谕旨，宣布载垣等罪状：

（1）“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2）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瑞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缮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瑞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奕缮管善捕营事。”这可能同奕缮逮捕肃顺事有关。

公元1861年农历10月：

1日，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

3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

5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同治”含义可做四种诠释：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

6日，诏赐载垣、瑞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据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9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26日，礼亲王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举，舆论已经造势，章程亦已制定。

公元1861年农历11月：

1日，同治皇帝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皇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后慈禧嫌其碍眼而改为黄幔），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奕立于左，惇亲王奕缮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亲王奕接后，呈放在御案上。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里附带说一点。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讲。后来慈禧也能批阅奏章，但常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之处。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奕三十岁。

取胜原因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9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同光中兴--慈禧太后统治大清王朝复兴阶段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中叶后，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在位期间（1862-1908年）慈禧太后统治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并开启向西方学习的自强运动。现代史学家芮玛丽所著《同治中兴》里面对“中兴”的定义如下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

措施

1.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利益及传统的儒家思想，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组织湘、淮团练，对抗太平天国。

2.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

3.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

4.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极力与西方列强维系友好合作的关系。

影响

中兴之功臣主要是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平定内乱方面发挥了很大功用，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有提：“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基本含义

咸丰去世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经济进入中国，多少也刺激了一下中国的经济。中国当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可以说，同治、光绪时期，一直是她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同治皇帝最早定的年号是“祺祥”，后来由于慈禧和恭亲王发动政变，杀了肃顺等人，两宫垂帘听政，共同治理，所以改年号叫“同治”。慈禧太后能统治如此长的时间，不是一个偶然。我们不能说慈禧太后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女人，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她能够统治这个国家长达五十年，绝对不是个一般人。她具有极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有极强的政治才能。她赶上了同光中兴，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但她当时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挽救这个国家。于是她就不断出卖主权，来换取自己统治的稳定。

客观评价

回顾大清朝的历史：后金努尔哈赤立国，历皇太极、顺治，在孝庄太后的全力协调下，清朝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康乾盛世。康熙文武大帝在位61年，也曾经国泰民安；但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征讨之后，国库空虚。传位雍正之后，严肃律法，国库逐渐充实，励精图治而到乾隆。康乾统治的近100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最后100多年，从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在西方社会逐渐的发展下，一步步暴露出来。 

乾隆在位时期，一直希望超越康熙大帝的功绩，也曾三番五次的征讨大小和卓。乾隆在位的60年，国家繁荣，民众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但是，在乾隆后期，和绅把持朝政，贪污腐化，朝野议论纷纷，和绅贪污，是大贪。但和绅这个大贪还是可以平衡下面的小贪，约束下面的小贪。所以，在和绅弄权之时，虽然朝廷风气比较腐化，但还不至于朝政崩溃。 

嘉庆即位之后，首先是处理了和绅，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大贪被清算之后，小贪们没有了顾忌，更加变本加厉。于是在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已经出现衰败的征兆。不幸的事情又来了，道光、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再次使得经历乾隆挥霍本已经空虚的国库和虚弱的国家机器，变的更加的衰败。之后的两次鸦片战争，让大清的威望一扫而光，历经康熙、乾隆年间积累下来的国家威望，彻底的丧失了。清朝统治者的自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这个时候逐步掌握朝政的慈僖太后，在国内烽烟四起，国外列强大兵胁威逼，国家被受指责、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以修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光绪两朝，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当然，满清的对外开放不是统治阶级自主的对外开放，是被别人强暴后的被迫开放。但是，毕竟也尝到了甜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马尾船政的成立，一部分民族工业开始涌现、复苏，天津、江浙纺织工业、湖南张之洞设立的金属冶炼工厂、广东的水陆运输等行业、产业，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经过近30年的同光中兴之后，中国，拥有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一只外表强大的海军~~~~~ 

重用汉官

我国史书明载，慈禧皇太后秉政之初，对曾国藩等一批汉官既信任又重用.故能'开一代中兴局面.'就是说，慈禧信任重用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汉族官员，对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起到了关键作用.

曾国藩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可谓妇孺皆知.他的成功，首先应当归结于他有超人的才干，同时得益于他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和慈禧太后对他极大的信任.

慈禧外记中提到"曾国藩之名，妇孺皆知而称之，然其所以能成其事业者，实慈禧知人善任，明于赏罚而有拔识之.当无事之时，盈庭济济，而独赏鉴于言行之表，尤非具卓识者能.曾国藩之才及其忠诚，太后信任极深，故卒能成其功也.除荣禄外，中外大官，无若曾国藩得圣眷之隆者."

清王朝的繁荣时期，在康乾盛世.到了嘉庆 道光年间，清王朝开始走向衰弱.由于清朝的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掠夺，国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农民qy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嘉庆时的白莲教qy天理教qy，规模都比较大.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成员大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活动于直隶 河南 山东 山西一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qlz接踵而来，使中国lt的完整遭到破坏，一步步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资本zy国家继续ql中国.为了支付赔款，清朝加紧搜刮人民.鸦片战争后10年，人民的负担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广大人民不断奋起fk.从1840年到1850年的10年中，全国发生大大小小100多次农民qy.

到这一时期，国内md日益加剧.在以后的几年内，外国qlz有加紧ql中国.1857年8月，沙俄和英法美勾结起来，共同ql中国.12月，英法联军gx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5月，英法联军jg大沽炮台，接着zl天津，并威胁清朝，扬言要jg北京.1860年春，英法2.5万多人再次发动ql战争.8月，英法联军gz大沽 天津.咸丰让其弟恭亲王奕忻留守北京，担任议和全权代表，自己带领一批贵族大臣逃往热河.10月，英法联军一路烧杀抢掠，闯进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大肆抢劫后，放火把它烧毁.

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英法强迫清朝赔偿白银160万两，还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l土和更多的zq.从此，外国qlz势力扩大到清朝沿海各省，并且深入到内地.这就是慈禧开始秉政前的局势，这时的清王朝满身疮痍，摇摇欲坠.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并驾齐驱，日盛一日.清王朝摇摇欲坠，走到了奔溃的边缘.咸丰元年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qy，建立太平天国，qy军称"太平军."咸丰三年，太平军发展到50万人，拥有船只1万支，声势浩大.二月，太平军分水陆二路向南京进发，沿江东下，清军闻风丧胆，一触即溃.太平天国具备了立国的规模.三月，太平军zl南京后，改南京为天京，作为都城.在太平天国影响鼓舞下，江苏 上海 广东 广西 湖南 湖北 福建 江西 等地的天地会，不断发动qy.咸丰三年1853年9月，天地会支派小刀会在上海发动qy.

1861年8月2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11月11日，同治小皇帝登基.12月2日，两宫举行垂帘听政大典--从此两宫开始实行垂帘听政.当时，27岁的慈禧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她该怎么办?

历史告诉我们，慈禧秉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官风.通过整顿官风，震慑了官员们，迅速形成了令行禁止的局面.整罢官风之后，慈禧开始全力以赴平定内luan.她十分明白，这是稳定局面和维护权利的关键.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个浩大的政治工程，不是她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一批有才干的人帮她出谋划策，冲锋陷阵.这一批人就是汉官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等人.咸丰帝在世时，慈禧就知道他们都是出锐拔萃的人物.尤其是曾国藩，不仅忠贤两全，而且品格高尚，更是不可多得.加之他们又都是汉人，更觉可以信赖.

慈禧虽没有学过唯物辩证法，但她知道办事要分清主次.每当许多事情一起摆在面前时，应当先办要紧的.如今，内忧外患双双压境，他知道必须首先花大力气解决内忧问题.而解决内忧问题，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则是当务之急.于是，慈禧秉政不到一个月，就委任湘军头目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江苏 安徽 江西 浙江四省军务，督府提镇以下俱归其节制，不久，又授予他协办大学士，提高地位.两个月之后，为便于曾国藩在其用兵省份事权统一，加强湘军对太平军的攻势，慈禧又相继把浙江 江苏 江西 湖北 安徽 湖南等省的巡抚，都换成湘军将领或有曾国藩举荐的左宗棠 李鸿章，沈葆桢 严树森 李续宜 郑元善等人充任.

慈禧对曾国藩的倚重远远超过了咸丰和八大臣辅政时期，她不仅授予曾国藩节制江西 江苏 浙江 安徽四省的军事大权，还授予督查官吏 保荐人才的大权.对此 曾国藩受宠若惊.后来，凡是曾国藩的奏报来京，慈禧都仔细阅读，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因此，曾国藩自然尽心尽力为慈禧效劳，成为慈禧最得力的臂膀.

慈禧秉政后，一面诛杀翁同书 何桂清和胜保，一面重用提拔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沈葆桢等，突出显示了慈禧赏罚分明，知人善任的用人之道.历史证明，赏罚严明，知人善任是慈禧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慈禧为避免出现尾大不掉的状况，巩固自己最高领导的地位，对其臣下的使用始终贯穿分而制之的原则.她曾抑奕忻而扬奕镮，抑曾国藩 曾国荃 刘蓉，而扬李鸿章 左宗棠.抑李鸿章 刘铭传，而扬左宗棠 张之万 英翰改造陆军

军中，原来也有火器营等使用热兵器的部队，但这种部队在清军中占有的比例很小，而且所用的兵器主要是鸟枪 抬枪和抬炮.抬枪重十多公斤，抬炮重15公斤，实际上是一种重型的鸟枪，都十分落后.

同治元年1862年元月，慈禧批准奕忻等人关于改造陆军创立新式陆军的建议，指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制定一个练兵计划，2月19日，按照所制定的计划从京营八旗军中抽调126名赴津21日抵达，由英国教官进行训练.受训士兵按西方队伍编制，以12个人为一队，即一个班，共编成九个班.以六个班学习新式枪的使用方法，三个班学习新式炮的射击方法，每天操练二次.其余不能编队的士兵，同亲兵一起练习.以后调往参加训练的士兵不断增加.他们除了学习新式枪炮的使用法之外，还学习英俄得力炸炮和群子炮的使用法.他们的训练成绩很好，受到英国总兵的夸赞.

同年七月，慈禧命令江苏和福建二省赶紧仿照天津练兵方法，由中国官员主持，聘请外国军官练兵，从而把天津练兵的试点向重点省区推广.

在聘请洋人教练清军的过程中，慈禧和奕忻认识到，为了防止洋人夺兵权，在对士兵进行近代化训练的同时，必须重视对军官的近代化训练.11月17日，慈禧给江苏 福建 广东等省督抚发布上谕，强调练兵必先练将.到同治元年1862年4月15日，广州先后派出旗营军官十二人，士兵300名，绿营军官二十人，士兵560名，向英国教官学习洋枪射击方法.到9月初七，又有旗营军官六人，士兵300名，向法国教官学习.在对太平军作战的主力部队湘淮军中，对部队装备西化和训练西化比较受重视.到同治四年1865年，5万名淮军内已有三四万只洋枪和4大炮兵营.同期，陆续从天津训练而归的6000名京兵组成了神机营，由皇室直接掌握.

这一阶段新式陆军的训练，最主要是让官兵学会使用新式枪炮.至于真正严格按西方规则训练军队，则始于以后的甲午战争.支持洋务奕忻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上一奏折，请在同治元年设立的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 算术即自然科学知识.招收对象有很大变化，不是招收儿童，而是满汉举人及恩 拔 岁 副 优五贡生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20岁以上者，聘请西人在馆任教......慈禧见到奏折后认为可办，便以同治的名义批示"依议，钦此."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897年2月27日，慈禧 慈安发布懿旨，奖励了奕忻等洋务派官员......这道懿旨肯定表扬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洋务派高级官员，大涨了他们的志气.

事情本来在正常进行中，不料监察御史张盛藻跳出来，于正月二十九日上了一道奏折，反对招收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 算术.慈禧对这道奏折没有客气，当天便发下上谕，予以申斥.与此相呼应，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上一奏折，支持张盛藻的意见，反对设立算术馆.他建议"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

倭仁是名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在意识形态上很有发言权，他的奏折不能小看，必须慎重对待.

三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上一奏折，也反对设立天文算术馆，四月十三日崇实上一奏折，建议"不必朝廷为之设馆授餐."

这时，有一个遇缺即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便借机于五月二十二日上了一道巨幅奏章，认为同文馆之设有十可不解.他开篇就说"请撤销同文馆."最后请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他的奏折集中表达了反对设立天文算术馆的顽固守旧派的意见.这是继倭仁之后有一次明目张胆的反扑.慈禧看到这个奏折后十分气恼，命军机处起草驳斥杨廷熙的上谕，这道上谕同一天发往内阁.

这道措辞严厉的明发上谕实质是慈禧对这个大辩论的一个总结.她态度鲜明的站在了奕忻等洋务派的一边，痛斥了倭仁等顽固派.自此，这场大辩论划上了句号.

著名史学家徐彻 王树卿认为，当时如果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活动不可能开展.而洋务活动兴起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 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新生事物.

1861年，第一座j火工厂 安庆内j械所成立.

1862年，第一支近代陆j在天津编练.

同年，第一所翻译学校 北京同文馆设立.

1863年，第一次购买外国jian船.

1865年，第一座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创办.

****年，第一个zf考察团游历欧洲十余国. 1867年，第一所近代海j学校 福州船政学堂成立.第一个巡回大使团出国.

1870年，第一只近代海j 北洋海j开始筹建.

1876年，第一条铁路 吴淞铁路建成.

****年，第一届赴欧海j留学生出洋.

同年，第一座煤矿 基隆煤矿建立.

1879年，第一条电报线 北塘至天津40英里的电报线架设成功.

说慈禧埋下了ge命的种子 ，是因为洋务活动给中国培养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人才，为日后中国的重新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个人物总有好坏两面，不管你是否承认，慈禧都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而她的一些政绩，确实值得人们夸奖，而不能全盘否定

但是，我们在肯定“同光中兴”的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衰落，始终无法取得与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日本，自明志维新以来，改变了国体，改变了社会制度。由过去的幕府、君主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制政体。当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是前基本符合潮流的，是先进的政治体制制度，但对比欧美的共和制，还是有很大的弊端的，是相对落后的。 

正是由于制度上的改变，使得日本在短短的20年，经济取得了极大的飞跃，一举超过了当时满清同光中兴取得的成就。 

清朝同光中兴时期，中国仅仅是逐渐吸收、引进、建立了单独的某个企业、某个工厂、学校。是属于个体的西化，其国家整体的建设，仍然以儒家思想、封建制度而建设的。所以，企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受到了当时既得利益者——封建势力的严重制约。铁厂缺矿石，成品卖不出去，整个社会没有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单一的建造个别的工厂企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整个社会、国家的落后局面依然继续。 

1895年的一次海战，使清朝的自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师以夷技以制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目的远远没有达到，反而再次被“啐耳小国”击败，不能不令人遗憾。 

同光中兴——封建末世却人才辈出的时期

满清后期从一个已临四分五裂边缘的亡国处境而变成主宰中国的政治集团，的确要归功于他们的首领慈禧太后和身边辈出的人才。自从清军入关后，每一代满人都有一些名臣名将，是为满洲帝国的支柱。顺治时都是军功诸王，康熙时的明珠、米思翰、马齐（老米的儿子），雍正时的允祥、鄂尔泰、讷亲，乾隆时的傅恒（老米的孙子）、福康安（傅恒的儿子）、阿桂，嘉庆时的额勒登保、勒保，道光时最惨，前有曹振庸，后有穆彰阿，都不是好东西。等到了咸丰时，就出了肃顺。

肃顺，姓爱新觉罗，字豫亭，他是世袭罔替的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郑亲王端华是他的四哥，肃顺其人才干在文祥、荣禄等人之上，他的特点是唯才是举，不分满汉。胆大、果决，但是，也是跋扈得很，京师闻听“肃六”，都是说够狠！然而，肃顺不如文祥缜密，也不如荣禄机变，所以，以其粗心大意最终败在他一直看不上眼的慈禧和鬼子六手里。而且，肃顺树敌过多，又无外援，关键时，地方督抚无人替他说一句话。他最为失策的是过低的估计对手，特别是误听人言，竟然以邀宠为目的求开去几个重要差使！其中包括上虞备用处和粘杆处这两个最重要的差使，此差使是管理内廷贴身侍卫的重要角色！其地位丝毫不逊于领侍卫内大臣！这样，他们在慈禧发动政变时，手中更无抵抗力量，只好束手就擒。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轻敌思想，当时，老五敦亲王已经暗示肃顺说，有人要杀你，可是肃顺竟说：请杀、请杀！当成笑话听。他和另外七个大臣分开走，也是中了人家的分而制之的圈套。现在，回想起1861年的辛酉政变很是像北京1976年那一幕。都是快打慢。只不过，前者被擒住的是能人而已，肃顺可惜

文祥，镶红旗满洲，字博川，当时为人称作是：正色立朝，连慈禧都敬他三分。他在恭王身边凡10多年，可以说没有文祥就不会有恭王，而且，清史上号称的同治中兴，文祥至少有一半的功劳，另一半是曾剃头的。当时，在内廷有文祥、外野有曾国藩，清朝才又得以维持40多年。文祥本人还是军政双才，后来，去东北镇压马傻子起义，很有一套军事才能。曾国藩的头号幕僚赵烈文评价文祥也是很高的，说恭王是贵族出身，不晓世事在朝中虽权重一时但是：“晃荡不能立足”，多亏文祥夹辅。从后来恭王的结局看，文祥死后，恭王如失膀臂，到了光绪11年，甲申易枢，恭王一举闲废20年，其实，这不过距离文祥去世才7年而已。后来，荣禄主政，向李鸿章请教，李鸿章勉励他去做第二个文祥。文祥死后，赐谥：文忠。赵烈文说文祥器局偏小，不如肃顺，也是定论。

奕?（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满洲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生母为静妃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帝遗诏封“和硕恭亲王”。统称“六王爷”；清末洋务派、总理衙门首领，保守派对其鄙称“鬼子六”。身后谥“忠”。 幼年师从卓秉恬、贾桢，聪明好学。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并于道光二十九年下令在妃园寝内为奕?之母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奕?争储失败（奕?若能继位，按惯例，将尊其生母为太后，若已去世则追封为皇后，清朝皇后先于皇帝去世与皇帝合葬，后于皇帝去世则单独建陵，道光这一举措等于表明静贵妃不管生前死后都只是他的侧室绝非正室，换而言之，恭王不会继位）。

道光三十年（1850年）以宣宗遗诏公布封“皇六子奕?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娶重臣桂良女为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属意恭王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恭王的补偿，况且恭王福晋并非桂良爱女，而仅为侧室所生的庶女之一。咸丰朝期间，由于恭王母子矫诏强封太后的藐视皇帝的行为，奕?的政治地位并不很重要，他只有在1853年到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1860年，在英法联军中，奕?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清政府与英、法、俄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1861年夏，咸丰帝过世，奕?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处死或贬逐了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授予议政王之衔。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奕?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遭到编修蔡寿祺弹劾“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目无君上”，因遭到慈禧太后猜忌而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允许在内廷行走。同治八年（1869年），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被杀[2]，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二年，奕?不同意修治圆明园，更为慈禧所怨。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荣禄，字仲华，出身满洲世家，他的祖先就是功勋显赫的努尔哈赤著名的“五大臣”之首、开国佐命三大将之首的直义公费英东（另两个人是弘毅公额亦都、武勋王扬古利）（跋扈非常的顺治朝、康熙朝大臣鳌拜就是费英东的侄子），家世非常煊赫，荣禄的女儿就是后来的摄政王福晋，他的外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荣禄的岳父是当朝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所以，荣禄入仕后很顺利，只是中间有一些挫折，放到陕西做西安将军，慈禧的最大心腹就是荣禄，他比刚毅等人要开明，在满洲重臣里不算昏庸的，但是，比起肃顺、文祥，他已经是小聪明了，但是，因有他在，袁世凯就不敢有非分之想，等他和慈禧死了以后，老袁胆子就肥了，所以说，王朝的衰灭也是人才的衰灭。满人到了荣某这一代，也算是走到尽头了。荣禄算是满洲人当中小有才情的，而且，他很富有机变，在这方面比肃顺强，然而，他喜欢捣鬼、揽权招势，没有像文祥那样公私分明，所以，人望也就不是很高。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注 1] 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宗棠少时屡试不第，功名止于举人，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后破格敕赐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1867年2月 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定“先捻后回”方略，次年参与平定捻军。

1873年12月14日 授协办大学士，次年9月18日授东阁大学士。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5月 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 定“缓进急战”方略，指挥刘锦棠、金顺诸军镇压阿古柏、白彦虎，次年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为新疆建行省开发等预作规划。1878年3月由一等恪靖伯，晋二等恪靖侯。1881年2月入燕京任军机大臣，10月改任两江总督。1884年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9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次年9月病故于福州，谥文襄。后归葬于长沙石门乡相竹村。有《左文襄公全集》行世。

收复新疆 

1864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

“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

 “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巨，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宗棠亲自去找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当然了这种奉承话只可一听，甲午战争前大部分西方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将获胜。[3] 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李鸿章等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

左宗棠力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新疆，则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新疆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以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绝不可行。

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光绪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1876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部队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3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摄政的西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和摄政的西太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新疆正式建省

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1871年，沙皇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比较虚弱，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摄政的西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4] 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5]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战争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陆防海防政策之歧见，与长久相识的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两人意见就完全相反。

1884年6月，左宗棠入燕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圣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

1885年正月，黑旗军[注 2]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然后以一千多人死亡的代价击退法军，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6]表明丝毫也没有就此屈服的打算。中国方面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7]同时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进行密谈，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于是中法新约签订。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时的李福暂定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注 3]、台湾兵备道道员刘璈，使他们失去兵权。

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但因为一个月后就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从此，左宗棠系的湘军人马不振，以至于李鸿章的淮军自此在清廷的派系斗争中压倒湘军，控制了军事大权，一直到北洋军，都是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

左公柳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清代诗人肖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顼“左公柳”而作：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

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胡林翼 

胡林翼（1812年7月14日－1861年9月30日），字润之[1]，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湖南长沙府益阳（今益阳市赫山区）人。进士出身，是湘军重要首领，官至湖北巡抚。祖父胡显韶，为诸生；父亲胡达源，任翰林院侍讲。胡林翼生于嘉庆十七年六月初六日酉时，少时风流无赖，然天资聪颖，“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既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危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2]道光十年（1831年）在桃花江陶氏别墅娶两江总督陶澍之女陶琇姿[3]，婚后仍流连于秦淮河畔，陶澍说：“润之之才，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将无暇行乐，此时姑纵之。”[4]道光十六年（1836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先后充任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因事降一级调用。父丧丁忧去职，服阙后，捐纳内阁中书。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以知府分发贵州， 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励志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厉世，颇似信国少保”[5]。在任强化团练、保甲，镇压黄平、台拱、清江、天柱等地苗族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后总结战争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咸丰四年（1854年）春，擢贵东道。出黔抗击太平军；7月，升四川按察使，仍驻防岳州；9月调湖北按察使，赴援九江。1855年3月，升湖北布政使，率大军回援武昌；4月，武昌失守，奉诏署湖北巡抚，负责南岸军事，与曾国藩策划围攻武昌。次年12月，破武昌城，授湖北巡抚。咸丰七年（1857年），击溃陈玉成部，次年五月攻占九江，不久合围安庆；十一月，主力李续宾部在“三河镇之战”全军覆没，其势遂受挫。

咸丰九年（1859年），与曾国藩分兵四路进攻安徽。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太平军攻入湖北，胡林翼率部回援，八月曾国荃攻陷安庆，八月二十六日亥时，胡林翼在武昌病卒。胡少时风流，有一说胡林翼因为得了性病才生不了儿子，但又与正房陶静娟生有一女胡端仪，咸丰三年（1853）五月嫁监察御史周开铭[6]。

据言胡林翼一日在安庆长江沿岸策马登山，瞻眺形势。他以胜券在握的口气道：“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不足平也！”当他策马下山，驰至江畔，猛然看见江中两艘西洋新式军舰，鼓轮逆流而上，飞快游弋，中国船舶难以望其项背。胡林翼忧心洋人势力，立即变色不语，勒马回营途中忽大口呕血，几乎坠马[7]。此后每当有人与胡林翼谈起洋人洋务，他总是摇手闭目，神情黯然，叹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不久后便死去。

胡林翼虽早殁，但生平推功让能、调和诸将之力甚强。咸丰六年，胡林翼升为湖北巡抚，极力笼络时任湖广总督的满洲权贵官文，其母收官文之妾为义女[8]，又处处让利给官文，故胡林翼所言，官文无不言听计从，为平定太平天国奠定良好基础，史载“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曾国藩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他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中兴名臣”，赐谥号文忠。

清朝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走下坡路，以后没有可以称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的确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光绪两朝，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当然，满清的对外开放不是统治阶级自主的对外开放，是被别人强暴后的被迫开放。但是，毕竟也尝到了甜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马尾船政的成立，一部分民族工业开始涌现、复苏，天津、江浙纺织工业、湖北张之洞设立的金属冶炼工厂、广东的水陆运输等行业、产业，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经过近30年的同光中兴之后，中国，拥有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一只外表强大的海军。但我们在肯定“同光中兴”的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衰落，始终无法取得与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日本，自明志维新以来，改变了国体，改变了社会制度。由过去的幕府、君主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制政体。当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是前基本符合潮流的，是先进的政治体制制度，但对比欧美的共和制，还是有很大的弊端的，是相对落后的。正是由于制度上的改变，使得日本在短短的20年，经济取得了极大的飞跃，一举超过了当时满清同光中兴取得的成就。 清朝同光中兴时期，中国仅仅是逐渐吸收、引进、建立了单独的某个企业、某个工厂、学校。是属于个体的西化，其国家整体的建设，仍然以儒家思想、封建制度而建设的。所以，企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受到了当时既得利益者——封建势力的严重制约。铁厂缺矿石，成品卖不出去，整个社会没有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单一的建造个别的工厂企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整个社会、国家的落后局面依然继续。 1895年的一次海战，使清朝的自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师以夷技以制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目的远远没有达到，反而再次被“蕞耳小国”击败，不能不令人遗憾。 中兴的神话也就此破灭。总之，晚清的同光中兴虽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绝对不能拔高到“治世”或者“盛世”的地位！

*.马克思评太平军：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太平天国起义。起义爆发前夕（1850年），全国人口为4.3亿，南京攻破后（1864年），全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战乱使中国整整损失了两个亿！ 

[导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太平天国运动被粉饰为一场“反帝反封建”革命行动，这严重背离史实。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160年前，1851年的1月1日，拜上帝会众首领为洪秀全38岁的生日祝寿。这一天，在广西金田村的地主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宣称本日为“太平天国元年”。两天后，洪秀全发布檄文，拜上帝会的所有成员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从东山大湟江口出发，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史称“金田起义”。从此，“太平军”这个马克思眼中的“魔鬼的化身”，开始了它征战东南、封土称皇的行程，其荒诞不经与倒行逆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奇观。

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创造“独尊上帝”的学说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广州的街道上，一个在岭南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的男子（约1.78米）正盯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蜡黄的脸上堆满了阴郁。

这个凸颧凹目的30岁男子就是洪秀全。

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在广州花县，本名洪火秀，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洪秀全深得其父洪镜扬喜爱，七岁即被送入私塾念书。

自道光九年开始，16岁的洪秀全就接连应试，梦想着一天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然而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前后应试四次。15年间终日苦读，却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怨毒之火，逐渐在胸中升腾。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如疯似狂。回到家，他终日困兽般地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狂怒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个花县的落第青年，日后竟成为挖开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其实早在道光十六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已经出现。一日闲逛，洪秀全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是基督教徒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一个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

马礼逊是个有冒险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1823年，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从那时起，梁发再也不用挥汗如雨地搬雕版印东西，而是穿上半土不洋的衣服，暗中宣教，并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梁发写成《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署名“学善者”。

《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圣经》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为梁发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删掉了原书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读者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对儒教也略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而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这是与《劝世良言》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洪秀全捧着《劝世良言》猛读了一通，却完全无助于科考。第四次科场失意后，他病倒了，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

大病初愈的洪秀全在莲花塘村谋了一个塾师的职位，挣点粮食糊口。这期间，郁郁寡欢的他又拿出了《劝世良言》，仔细研读，逐渐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粗略的理论体系。

虽然这套体系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但由于对教义不通，连 《圣经》都没读过，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出有“上帝”的语句来附会自己的理论。

《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唯皇上帝”，但都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相去甚远。而洪秀全却能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上帝。”同时，他大肆编排第三次赶考后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次“死过去”其实是去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同时，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派身上。

对这样一个山寨版的“基督教”，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中哭笑不得道：“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洪秀全却不理会这些质疑，他与儿时玩伴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一起，开始紧锣密鼓地把造神当成事业来做，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日积月累，花县地区聚集了不少教徒。

有了信徒，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歌以咏志：

杨秀清急中生智，搭救冯云山

唾沫四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还不遗余力地到处砸孔圣人的牌位。此举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广州开化较早，人民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但在心理上仍然对孔儒推崇备至。洪秀全此举引起了众人的反感，最终导致他丢掉了塾师的饭碗。

丢了工作的洪秀全并不气馁，同冯云山及几个年轻人离开老家，踏上了在珠三角地区游走布道的征途。

可惜，几个月的游历除了沿途倒卖笔砚挣了些小钱，传教的成绩很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其中还有不少是冲着可以打折买纸砚而口头表示加入的。失望之余，一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了贵县的赐谷村。之所以选择在此落脚，皆因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引发众怒，仅住了几个月就呆不下去，二人不得不黯然离开了赐谷村。

洪秀全回到花县，仍以塾师的身份混饭吃。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奋笔疾书，写出了《原道救世歌》 《原道醒世训》等文章，内容多为劝人向善的民歌体打油诗。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为“邪教”，反倒说了一些孔孟之道的“好话”。吃一堑长一智，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难以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了“利用”。

就在洪秀全埋头搞创作的同时，当年选择留在广西的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愈发显著，不仅徒党日多，还有了“拜上帝会”的正式名称。紫荆山是广西最落后的山区之一，岩壑深广，特别适合打游击。

冯云山也是个落第书生，但他却熟读经史，博览百家，既有政治头脑，又有组织才干，在太平天国草创时期可谓最核心的策划者，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洪秀全。

1847年秋，当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时，发现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教徒，十分欢喜。在这些新人中，有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为了扩大影响，冯云山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民间，“甘王”是妇孺皆知的祭祀对象。历史上的“甘王”是五代时的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

1847年10月，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手持利器，冲入甘王庙，捣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布“甘王”为邪神。

象州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算账，街头突然摔倒了一个十二岁的本地男孩。他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到洪秀全一笔丰厚的赏赐。

得意之余，洪秀全等人接连开展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四处寻庙找像，一经发现，便予以捣毁。广西迷信这些“神圣”，当地人发现毁庙者没有遭到报应时，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选择了加入“拜上帝会”。

然而，砸庙终究还是砸出了事。1847年底，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逮捕了冯云山。很快，冯云山的表兄卢六又纠集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王作新不依不饶，向桂平县县衙告状，称冯云山非法集会，结盟惑众，捣毁社稷神明。作为主控方，王作新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共建筑在清朝确属犯罪。冯云山和卢六被押解到了官衙，“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

洪秀全返回广东，准备向两广总督耆英请愿。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耆英承诺过允许信仰自由，那么释放冯云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可惜，现实永远不像官方允诺的那样美好。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看穿了事实的真相，他挺身而出，拯救了拜上帝会。这个人就是杨秀清。

杨秀清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多亏伯父抚养长大。成人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极其困苦。他身材矮瘦，胡须稀疏，且瞎了一只眼睛。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

冯云山被羁押期间，拜上帝会人心涣散，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848年3月3日，心急如焚的杨秀清突然自称“天父”附体，玩起了降神的把戏。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又猛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也稳住了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依葫芦画瓢，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同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同时，杨秀清主张以行贿为主，组织营救冯云山。他下令烧炭的教徒，每卖一百斤木炭就抽一部分炭税上缴“圣库”，叫做“科炭”，作为营救冯云山的专款。

5月，桂平知县在收受了杨秀清的贿赂后，以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为由，派差役将其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随后便被开释。冯云山的成功营救被视为太平天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杨秀清，此时的太平天国或许已经夭折。因此，当太平天国打到南京后，在“科炭救冯”中有名的人都官升一级。

“来土之争”点燃金田起义

事定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对杨萧二人犯了难：如果承认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不疑，也就意味着这二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搞不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思来想去，觉得杨秀清和萧朝贵当时也没什么野心，洪冯二人便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和“哥降节”，就是“纪念”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人的“下凡”。

到了1850年，洪秀全在拜上帝会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也知晓些治病偏方，逐渐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也举族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保障。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迁延日久的“来土之争”成为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一直以来，在广西的部分地区都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的人；所谓“土人”，主要指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支持“来人”，也有些支持“土人”。

广西作为“化外之地”，民间械斗一直很流行。特别是在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和湖南的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又经常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经年累月，无数的人便死于这种大规模的仇杀当中。

在此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从1850年7月开始，那些在“来土之争“中失利的客家人群，扶老携幼，奔向了金田村。人潮涌动，清朝的地方政府却不以为意，没想到这些人会造反，以为他们只是逃难。

拜上帝会却看准了时机，一边在韦昌辉家开炉炼铁，铸造兵器，一边通知各地会众云集金田，准备起事。与此同时，洪秀全宣称将降下瘟疫，唯有信教者可得救，杨秀清亦说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只有坚信我的人才能得救。

1851年1月11日，趁着给洪秀全做寿，金田起义爆发。一万多人云集在金田村，举行拜旗仪式，倒在地上的太平天国大旗奇迹般地“自动”竖起，迎风飘扬。当然，这也是起义策划者们精心导演的。

拜旗仪式过后，群情激昂，在洪秀全的带领下，教众们前往犀牛潭，这里储存着隐藏好的武器。神秘的宗教力量再次发挥了作用，当许多人还没有掂量清楚大刀与锄头的区别时，大部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起初，一些人还是有悔意的，这在后来李秀成的自述中有明确记载。但队伍开拔后绕了几百里，许多人找不到返家的路，只好死心塌地地跟着走了。

自此之后，太平天国可谓势如破竹。陷安庆、攻武昌、克长沙，短短两年时间便打入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而后他们又大举北伐、西征，先后两次攻破清军封锁线，江南大营，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很快便落入太平军手中。长期以来，清军将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太平军战斗力这么强？原来，洪秀全给每一个太平天国的将士都描绘了一幅所谓“小天堂”的目标，即：将来造反成功，你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过天国一般的生活。用这样的精神鸦片来吸引他们，自然有不少人愿意放弃一切，全力追随，毕竟，对乌托邦的幻想存在于每一个国人的内心深处，从来就不曾消失过。然而，天堂并不属于每一个人，那些喊着解放农民的动听口号的领袖们在坐上了龙椅后，迅速成为了等级分明的官老爷。就这样，一个具有摧枯拉朽之势的政权，就在它如日中天的时候陡转直下，迅速地衰落瓦解了。

举义时，眼睛雪亮，永往直前；入京后，尘埃蒙眼，生活糜烂。唯一和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一次起义军“与时俱进”地嫁接了一些西洋的舶来词，包装出一个天国的幻想，但其实质却并没有丝毫改变，用钱穆的话来说便是：“他们只知援用西方基督教的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

太平天国运动既不反帝也不反封建

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得知大清国的南方省份发生了“革命”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然而仅仅过了12年，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未灭亡），马克思就在《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到恶毒诅咒，反映了马克思对东方古国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客观而敏锐的准确判断。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也经历了一个由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的《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的孙中山，在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史后指出：“洪氏之覆灭，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然而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太平天国运动被粉饰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这无疑严重背离了历史史实。1858年，英国军舰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将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希望和洋人携手灭清。此后，以洪秀全为首，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深居简出的洪秀全甚至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同洋人撕破脸的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不时跟英法联军统领戈登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并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仅1862年4月一个月间，上海的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子弹18000余发。天京（南京）被围期间，洋人更是不断供应粮食、军火，甚至鸦片。由此可见，所谓“反帝”云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反封建”亦无从谈起。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而洪秀全却有88个之多。至若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政府来有过之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官方文件统计，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200多人，出身得以查证的一共50人，绝大多数是地主、商贩，真正农民出身的只有14人（还包括富农）。同时，太平天国对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丝毫没有对农民的尊重，又何谈“农民革命战争”？也许，还是梁启超的一句评价鞭辟入里，道出了实情：“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洪秀全拜上帝会引发的"太平天国”运动

作者:胸上雪被俺咬

拜上帝会这个耶教分支的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有一本书叫做《晚清七十年》，其中太平天国部分的开头有一段话很醒目，也很沉痛。书中说：“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书中用“死人无数”来形容这场大悲剧，但没有说究竟死了多少人。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浙江省，一片劫灰，道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

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读太平天国史确实令人心情沉重，不管太平天国运动是革命还是内乱，它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全国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直接和间接死于战争，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曾国藩--历经数载剿灭太平天国成就了他和湘军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人物概述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

《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明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人物履历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6岁时入塾读书，但是他童年也是一个笨小孩（详见《百家讲坛》——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但是他也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藉着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曾国藩知人善用，并以身作则遵守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皆“各行其是”，八本之一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便可能总结于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这一时期。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正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墓地在今长沙市望城区坪塘镇伏龙山下桐溪寺后，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现墓地仍残留石马等遗迹。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人性一面

作为一个时代非常优秀的人，他也有自己人性的一面，当被太平军打败之后，曾先后两次跳江自杀。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受到当朝人的嘲笑，他的自尊心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他后来的成功都是在其前面失败的基础上累积起来的。

作为一个男人，他也好色，这一点在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当他听说朋友娶了一个面如桃花的美貌妾之后，曾不顾朋友的极为不悦，非要一睹芳容，在看到之后，更是当面说话轻浮，回家后他在日记中非常后悔。这也说明了曾国藩人性真实的一面。历年来对曾国藩评价不一，有人叫他曾剃头，也有人说他是继孔融之后的大成者。他教育子孙后代要不贪恋财色，不赞成为子孙后代积留财产，希望自己后代能有一个搞文学之人，不再做官。作为汉人的曾国藩在清朝腐败到极点还能够使清朝在风雨飘摇中支撑那么多年而不倒其功不可没。拥有大权而不反展现了忠君的思想。

曾国藩和湘军

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1838年中进士。1852年时，太平军进入湖南，咸丰帝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办团练。曾国藩所办的团练，称湘勇，也称湘军。他打破了以往办团练的办法，组建了一支与八旗、绿营有不同特点的地方正规军。全军将士以同乡、同族、师生、同学或亲友的关系结为一帮。曾国藩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各营彼此独立，不相统属。各营官只服从统领一人，层层隶属，全军都控制在曾国藩一人手中。其次，湘军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器，用来教育士兵和将官；湘军的将领都由封建文人担任，提倡以礼治军、官兵互爱、绝对服从。湘军练成之后，开始出省作战，成为太平军的强硬对手。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从文才上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 “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曾国藩是清末著名学者，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剪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剪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褒贬不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轶事点滴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曾国藩家书》影响历史不衰之谜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

违朝廷大禁纳妾之谜  五十一岁时，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一生爱钱”之谜  三十岁时，作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作饭。

主要湘军人物

（包括由湘军发展到淮军的人物）：

曾国藩，湘军统领。建立湘军，消灭太平天国，主导洋务运动。

曾国荃

曾国葆

曾国华

李鸿章，晚清重臣。由曾国藩一手提拔，并创立淮军。

江忠源

江忠济

胡林翼

左宗棠，晚清重臣，民族英雄，曾收复新疆。

杨岳斌

彭玉麟

刘长佑

李续宜

李续宾

刘蓉

刘坤一

程学启，本为太平军将领，1861年投降湘军，1861年底编入淮军。

丁汝昌，本为太平军将领，1861年投降湘军，1861年底编入淮军，曾指挥黄海海战。

蒋益沣

刘檡昭

刘锦棠

罗泽南

王錱

康福

孙开华，在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

曾国藩创建湘军

太平天国起义的惊雷，使清朝统治者及一切大小地主阶级大为震撼，惶惶不可终日。清政府为此调动大批军队进行围追堵截，同时饬令各地举办团练，作为镇压太平军和绥靖地方的补充力量。正当刚来湖南任巡抚的张亮基为此颇费思量的时候，幕僚左宗棠献计说，正在刚乡荷时塘家中为母守丧的原礼部侍郎曾国藩既具资历、声望，又诸熟湖南地方人情，当堪此任。张闻听大喜，当即奏准朝廷，留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曾国藩，宇涤生，长沙府湘乡县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道光进士，官至两江总督，风云一时。但他的起家是从在长沙办团练开始的。曾国藩对办团练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但经不住其友郭篙亮的敦劝和其弟曾国茎的怂恿，决定“墨从戎”，“酬君恩、兴家族”，以实现其“澄清天下”的大志。1853年1月底，曾国藩前往省城长沙就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一职，开始了他创立湘军、镇压农民起义的生涯。

办团练以靖地方面助军力，自宋即有之，清乾嘉时曾用它来镇压过著名的川陕楚三省白莲教大起义。咸丰帝委曾国藩为团练大臣，其意仅在于恢复和建立前代统治者在镇压农民起义之时采用过的地主团练。但曾国藩深知一般的团练因未经正规训练，根本不足以对付太平军，况且团练在乡里扰民，不得人心。鉴于此种考虑，曾国藩从出山之日起，就处心积虑想创办一支与众不同的地主武装。

曾国藩的计划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勇一二干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的想法不谋而合。曾国藩一到长沙，张亮基即给予大力支持，并将罗泽南所率的湘勇、江忠源所率的楚勇，以及浏勇、辰勇、宝勇、沪溪勇等各地团练调集长沙，改为官勇，由巡抚和团练大臣指挥，关发粮饱，统称“大团”。然后，上奏咸丰皇帝“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表达他将训练官勇别树一军的愿望。

在得到咸丰皇帝令其“悉心办理，以资防剿”的朱批以后，曾国藩开始对省城的官勇进行“束伍练技”。经过选择和裁汰后，云集省城的各地练勇便成了湘军的最初队伍。他以游击色钦额总理营务，道员张其仁为总巡，又经左宗棠推荐都司塔齐布总理军事训练事宜。在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的支持推动下，建立湘军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了。

然而，曾国藩在长沙编练湘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久，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先后离湘，而署理巡抚潘锋等不予支持，提督鲍起豹甚至从中作梗，挑动标兵与湘勇仇杀械斗。一时，长沙城内风波迭起，连曾国藩设在又一村的公馆也被冲击。这一状况，直到继任巡抚骆秉章来了之后才有所改变。

1853年7月，太平军进攻南昌，江忠源要求增援，曾国藩与骆秉章商议派罗泽南领兵三千前往，第一次与太平军对垒，湘军损失惨重。这使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太平军远非一般农民起义军可比，要战胜太平军，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因此，曾国藩与江忠源商量了练勇万人的计划，训练也更加严格，以期养成艰难百战之师。同时，曾国藩感到光有陆师不够，还必须建立一支水师。1853年秋天，编练水师的计划得到咸丰皇帝的批准，湘军规模改为编练水陆各5000人。此后，曾国藩离开长沙，前往衡州练军。至1854年2月，水师、陆师各10营5000人练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支最为凶悍的地主武装便诞生了。湘军练成之后，立即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他的“多条理、少大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说，被梁启超誉为“历百干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因此，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确实不同于骄惰的绿营和庸懦的团练，而显得十分的凶顽强悍。

曾国藩还能选拔和任用人才。他善于察额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其日记载有他对一些人的印象，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祥，拙直、长工之才；等等。通过这种方法，曾国藩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使湘军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湘军出师德州之后，首先迎战入湘的太平军西征部队。湘军先败后胜，接着乘胜追击，攻占岳州，从此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1854年8月，曾国藩率湘军主力出省作战，与太平军激烈争夺湖北、江西。

1855年，湘军攻占湖南省城武昌，次年又夺得江西重镇九江。1860年，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外拒援军，内困守敌，经一年多的血战，终于攻陷安庆，从此太平军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1862年，曾国藩指挥湘军分三路向长江下游展开进攻。长江以南，为左宗棠率领的楚军泊江西进浙江；江北，命李鸿章以湘军4营为基础组建淮军，出击江苏；曾国荃则率湘军主力沿江而下，直指天京。终于1864年8月（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其后，湘军在清王朝镇压北方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西南苗民起义的战争中殊死作战，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而一大批以“书生领兵”起家的将领由此官运亨通，不少人并成为清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湘军的兴起，造成了清朝的“同治中兴”，也对晚清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曾国藩湘军的<爱民歌>

1858年曾国藩（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营中亲自编写了一首《爱民歌》。其歌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当时湘军与太平军相战甚酣，曾氏写《爱民歌》的目的，就是以此教育、约束湘军官兵，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

曾国藩治军治学思想在旧时代有较大影响。

蒋介石非常钦敬曾国藩，自认是曾氏的私淑弟子。1917年毛泽东曾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后来有专家考证：毛泽东制定的供红军使用、后来唱遍全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曾受过曾国藩《爱民歌》一类作品的影响。

湘军攻灭太平天国和湖南人崛起的关系

湖南人近代的崛起，中国近代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更是大乱局的时代背景是一个决定因素。

现代中国的承平背景的确也是现世湖南人难以集体性崛起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再次出现大的变局乱局，湖南人再想集体性崛起是或许的确不那么容易。

这个乱局变局中湖南人的崛起就在于湖南人敢拼敢冲，一股天生似的狠劲。

湖南从太平天国覆亡以后其实一直都是贫困的，跟之前比有没有改善不得而知，跟当时的他省相比却的确是不富裕的，“江浙师爷湖南将”“无湘不成军”等民谣的出现。体现的道不是湖南军人的能耐（虽然有很多人是这样看这两句名谣的，而是湘人近代以来参军入伍的踊跃。

这种踊跃一个是因为湘军前辈的鼓舞，使得湖南人原意从军谋出生谋出路，另外也是因为湖南的确穷，好男不当兵的千年古训不会以为前辈的偶然幸运而根本改变，只有因为穷苦没有出路才会真的导致大批大批的湖南人踏着前辈的热血毅然从戎。

湖南人这种始终的不富裕当然也是驳斥财富论的好证据。

在这种乱局变局之中，湖南人勇猛擅斗，加上带着一点小聪明的狡黠，使得整个近代，湖南名人辈出（有人就是喜欢串改，湖南名人名将多，不等于所有的名人名将都是湖南人，也不是说湖南人在名人名将谱上比列有多高【虽然有没有这样令人佩服的榜单我也有所怀疑】有些人逻辑混乱如此还敢写什么“讨湘檄文”，我也真是佩服他）。

这种性格和局势的关系只是湘人崛起的源头，更为重要的原因，乃是见过市面的湘人子弟得了风气之先，知道中国改怎么走，能怎么走，走到了带领国人奋发前进的前头。

湖南地处内陆，不是靠着这场太平天国的大变乱，无论是后来培养了不少伟人猛士的湘军子弟，还是当时领导着他们的晚清名臣们都难以有获得这种领风气之先的机会。

曾国藩这个提起近代中国，提起湖南就不得不说的人物，难道就因为他攻灭太平天国所以标榜史册嘛？他那更为能証擅战的弟弟国痊为何比起他来历史的回声就小那么多？

恰恰因为曾国藩不是一价莽夫。他能够办洋务，造机器，选送出国幼童。当然还因为他能持守正道，坚守本心。

他一个天天纠缠于书文礼仪的礼部侍郎怎能有机会去考虑怎么举办洋务，又怎么有机会去开办一个真正的近代工业企业－如江南制造局。

又如中国现代外交第一人，长期被部分脑子不清的国人斥为汉奸的郭嵩涛，不是有开始举办洋务有心开发对外交流的湘淮各系人马支持，就算他已经睁眼看世界，又怎么有机会出师西洋各国呢？

太平天国搅乱的是一谭死水，而这死水微澜给的机会刚好被湖南人抓住了。

这个机会，才是湖南人崛起的真正原因。

说道这个机会，不得不提起的是戊戌变法，这场没给中国大地带来多少真正变革的改良活动在湖南却的的确确留下来影响。时为湘抚的陈宝箴是唯一一个确实执行了光绪帝变法诸诏的地方大员。

这个陈宝箴的历史功绩，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别人都不作为什么就他做了？ 就是因为他也是帝党一员嘛？

恐怕没那么简单，翻翻资料我们得到一个大概的影响，陈宝箴在湖南做的一切改革不仅出自他自己的意志，更出自湖南当时士绅的开明，他们认可这种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有利于自己。

这种眼光在它省似乎的确不那么常见。

总之，一句话，湖南人的崛起靠的决不是物质的财富，而是恰逢其时的顽强精神和采一时风气之前得机缘。

对于湖南人近代崛起得再认识，对于探索当代中国人如何崛起我想也不无裨益吧

历经数载剿灭太平天国成就了曾国藩和湘军

歌德说，他是时代的产儿，如果早生20年或晚生20年，他都将是另一种类型。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好凡人也罢，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善于相人的许子将曾预言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是这一个曹操，生逢太平治世或者乱离之世，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英雄固然也造就着时势，以他们不同于平凡人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影响力的大小与强弱，以及能否发挥其影响力，都要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

曾国藩如果早生20年或者晚生20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类型？这已经不容许也没有必要去假设了。历史将他推到了不早不晚的这样一个时代，使他的中晚年（也就是最有作为的时期）碰上了大清王朝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把他推到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前台。

毫无疑问，从咸丰二年（1852）墨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

湘军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团练虽然早就有，只有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才真正走上前台，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曾国藩和湘军之前的团练武装，仅限于在各个地区清查户口、维系治安，不过是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延伸，从来没有大规模招募和正规化训练的先例，更不用说独当一面、出省作战（哪怕是越出本府本县的防区）了。对付以前的农民起义甚至川楚白莲教起义，传统的团练可以有效地协助绿营兵作战，但对太平军则无能为力。曾国藩早就指出，传统的团练是对付“流寇”的，而太平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流寇”，而是“窃号之贼”，它具有组织严密、作战勇敢的庞大军事力量；有牢固的固定的控制区域；有可以和北京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天国政权，这些都是以前的“流寇”所不能相比的。在太平军面前，清政府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堪使用也不敷使用，旗绿诸将畏敌如虎，或者望风而逃，或者临敌即溃。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一路打到南京，都没有遇到像模像样的攻击，倒是江忠源率领为数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战让天朝将士吃了一个大亏，并迫其改道而进。太平天国是一面镜子，它在照出清军的腐朽无能的同时，也照出了勇营的大有可为。凡有识之士，都可以看出只凭改造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可能、也来不及扑灭太平天国点燃的熊熊烈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勇营武装，既有虎虎朝气，又有着许多经制兵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并一举杀出两湖，俨然形成了“踞上游之势”直下南京的局面。

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以及它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促成了湘军的产生，那么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绿营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同样在客观上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大忙，使他们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从金田起义开始，一直到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绿营始终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与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一直集中了绿营最为精锐的部队。太平天国在北征、西征时，都不得不对两肋插上的这两把利剑有所忌惮。直到1860年，这股威胁才被彻底清除。这年春，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彻底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洪秀全亲自召开了军事会议，与干王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共同商定破敌之策。会后，李秀成依据干王制定的“围魏救赵”之计，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清军果然中计，派兵往救杭州。不料李秀成已经星夜间道返回天京，与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乘敌之虚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破江南大营，使这把插在天京近边的利剑灰飞烟灭。清军主将和春自杀，张国梁落水丧生，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身亡，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拿问。一时间，数万绿营官兵或死或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此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虽然受到清廷的重用，但它作为“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最可依赖的范围。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由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而让绿营在南京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由绿营来摘取。不料，湘军虽然是“后娘的孩子”，中游的战事也几经曲折，但能打硬仗的湘军终于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绿营虽然由国家大力供养和扶持，却是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江南、江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清政府已经很难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攻力量，只能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曾国藩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也都敏锐地意识地到了这一点。左宗棠在湖南听说这一消息后，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身边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这“后来者”自然当仁不让地是指湘军了。果然，朝廷很快发来了上谕，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由此，曾国藩与湘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前述只是太平天国对湘军“客观上的帮忙”，此外还有“主观上的帮忙”。

罗尔纲先生指出：湘军“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在于与太平天国的对抗，湘军陆军远非太平军对手，曾国藩自己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①的确，太平天国一次又一次地由于它本身的失策、失和、失误、失政而为曾国藩和湘军提供了发展、喘息、调整、进攻的绝好时机。这种失误既有军事上的，又有政治上的，既有战术上的，又有战略上的，既有前线的，又有朝中的。

1855年初，在两湖战场大获全胜的湘军在江西遇到了麻烦，石达开主持的太平军西征与曾国藩主持的湘军东征，在九江、湖口一带针尖对麦芒般遭遇了。一山不容二虎，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局促的战场上，这样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两强相争，石达开技高一筹，先是在湖口、九江一带连破湘军，还俘获了曾国藩的座船，逼得曾国藩险些自杀；同时派军乘虚西进，第三次占领武昌，使湘军第一次东征的成果完全丧失。曾国藩领着湘军坐困于江西，进退失据。先是大将塔齐布病亡，再是罗泽南战死于武昌城下，马继美死于南昌，周凤山兵败被革职，只有刘于浔率领湘军水师驻守南昌、临江，也是师久无功勉强盘踞而已。太平军中到处传唱着这样一首顺口溜：“破了锣（罗），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也无用。”一位封建文人也忧虑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破锣倒塔凤飞洲，马丧人空一个留。此语传闻真可叹，斯时寇盗大堪忧。”到1856年4月4日，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个州县，而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被困在南昌和南康两府间的狭小地带，难以打开局面，湘军的使命似乎要宣告终结了。

就在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局面的时候，一场严重的内讧发生了，这就是天京变乱。自永安建制起，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就远高出其他诸王之上，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随着定都天京以后革命形势的稳定与好转，杨秀清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不再满足于做“九千岁”，而想打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取洪秀全而代之，或者把洪秀全完全架空，做真正的天朝领袖。事实上杨秀清当时已经是天朝真正的当家人，洪秀全自进入南京城后便重蹈了历代封建皇帝的覆辙，满足于奢靡享乐，“从此君王不早朝”，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杨秀清。杨秀清在主政的三年间充分展现出了天才的军事、政治才干，天国的建设还算井井有条，特别是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西征也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他也越来越不知收敛，甚至利用自己“代天父传言”的特权杖责天王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突然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及其众多部属（大都是为天国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后来韦昌辉滥杀过多，为洪秀全所杀，石达开被召回天京主持大局。但经此一变的洪秀全已经不再相信异姓兄弟，石达开忠而见疑，负气出走，先是到安庆，最后于1857年10月率10余万太平军远征，脱离了天朝体系。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中，既有功勋卓著、能征惯战的大将，更多则是从广西跟出来的“老兄弟们”，是太平军的精锐。石达开率部出走，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失去了最为惧怕的对手。石达开率所部10多万人独立行动后，再也没有发挥出他那杰出的军事天才，始终没有打开局面，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就在天京变乱的当年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占了武昌；就在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湖口，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督率湘军攻克九江，林启荣与17000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湘军手中。

如果把太平军与湘军的争战分为三个时期的话，前期的争夺围绕着九江，中期的争夺围绕着安庆，后期的争夺则是围绕着天京。三座城市，沿着长江自上而下，恰好印证着曾国藩所提出的“踞上游之势”破竹而下的战略设想。曾国藩设计虽妙，太平军斗志更坚，每一次争夺战都让湘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每一次最后的失败又都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性失误帮了湘军的忙。安庆之战尤其如此。

天国后期的战略方向始终未能统一，从而导致了军事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朝令夕改。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是天王军事上的左膀右臂，陈玉成一直主张集中力量解安庆之围，遏制湘军在上游的攻势；李秀成则主张先进攻苏州、杭州、上海，等到东南的战局稳定之后再回师西援。由于洪仁玕的支持，天王采纳了李秀成的意见。苏杭一带的财富虽然填充了天朝的圣库，西线的形势却一天天恶化起来。直到1860年9月下旬，天国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组织各路太平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征。如果太平军集中主力在皖北战场决战，以部分兵力在外围进行牵制作战，还有希望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但他们在军事行动上却一误再误。李秀成在皖南攻祁门不下，便转道入浙江，又经江西打往湖北，牵延了时日，也错失了消灭曾国藩总部的绝好机会。陈玉成先是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与多隆阿部接战不利后又绕道西进，直扑武汉。这本来是湘军、特别是胡林翼最为担心的（胡当时任湖北巡抚，有守土之责），但陈玉成在黄州遇到了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他们声称进攻武汉会妨碍英国的商业利益，警告陈玉成不要这样做。陈玉成便停止了向武汉的进攻，转向鄂北一带作战。这样并不足以牵动湘军回援，对于安庆战局是徒劳的，陈玉成不得不在转战数月后于1861年4月底重新回到安庆集贤关内外，开始直接进攻围城的曾国荃部。这时李秀成已经从江南杀入湖北，进逼武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惶惶难安，曾的幕僚赵烈文判断：“李秀成既已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安庆之围亦当不攻自解。”可惜李秀成只在鄂省逗留了一段时间，并未继续向武昌进攻。当他听说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打了败仗、陈玉成则在两个月前从湖北撤退时，便移兵东进杭州经营他的苏福省去了。湘军上下虚惊一场，太平天国解救安庆之围的最后机会已经失去。同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英王陈玉成被俘后牺牲，天国的日子更加艰难了。太平天国失败后，洪仁玕总结说：“如果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相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清军便容易战胜。”

1860年以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部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左宗棠楚军开辟的浙江战场。这样就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态势。太平军各部只有集中兵力，密切配合，才有希望打破包围、争取主动。可是通观这一时期的作战，太平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方面内部意见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和密切的战役配合；一方面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东征西进，在疲于奔命消耗实力、坐失战机。湘军围攻安庆、打天京，都靠的是一股“极乱时站得定”（罗泽南语）的坚韧，太平军却恰恰缺少这种坚韧。安庆失陷后，太平军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军事上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何况天朝的大厦早就被内部生出的蛀虫腐蚀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

天国之兴，在于得民心，所以才会在北上东进的征程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了队伍，许多生存无计的百姓携家带眷投入天国的怀抱。太平军过境之处，人们莫不怀念，湘军领导人气得大骂“莠民”“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在江西袁州被湘军围攻时，太平军准备弃城而去，城中绅士竟筹资挽留。历史上，每当压迫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想为奴隶而不能”的时代，受压迫者都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反抗力量身上，满怀热情地讴歌他们，极尽所能地支持他们。可惜事情的发展常常令他们失望，这些新兴的反抗力量往往比旧势力腐败还快、盘剥还烈。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洪秀全写下了《原道觉世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却并没有条件也并不想去落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岂能真正实现？打进南京城时，洪秀全的后宫里就已经有80多位“姊妹之群”了，他的天王府富丽堂皇不让于任何一代骄奢的封建帝王，他的专制独断不弱于任何一个昏聩的前朝皇帝。登上王位后，洪秀全曾一口气做了500多首《天父诗》，其中一句就是“只有臣错无主错”。宣扬人人平等的天国中，有着比历代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森严等级制度，“凡东王、北王、翼王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天朝后期，贪污腐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单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王”就封了2700多个。李秀成号称“万古忠义”，同治二年（1863）洪秀全让他拿出10万饷银，他果然能“将合家首饰及银两交十万”②，忠王尚且家藏如此巨富，可见建国之初的“圣库”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其他庸碌各王腐化敛财的情况不复可问矣！天朝渐失民心的情况不复问矣！太平天国后期的一首民谣唱道：“太平天国万万年，军师旅帅好买田。卒长司马腰多钱，百姓可怜真可怜。”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在自述中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大局竟致如此……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

更失民心的原因在于破坏。鲁迅先生指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不破不立，是有道理的，太平天国的失误在于破多而立少，特别是将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破坏无遗，更成为不得人心的关键一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抓住这一点，号召所有读书人及忠义血性的人们起来同此等“大逆不道”的诛心言行斗争到底。太平天国起义军之所以有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力量，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的号召，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拜上帝教的产生颇有些不伦不类，它是洪秀全在对基督教义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中西合璧”出来的结果，后来西方人了解了拜上帝教的教义和洪秀全的言行后，并不承认它与西方的基督教同出一源。那些支持太平天国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借助造反的力量实现自己对平等、幸福的追求，而一旦要他们接受那些外国传来的半洋半土的宗教信仰，在颇似禁欲主义的束缚下长期生活，又目睹“小天堂”中的种种不平等与罪恶，他们必然难以接受，对于受传统文化浸润最深的士人阶层尤其如此，士人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基层的精神中坚和指导者。于是乎，几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许多的近世学者，都对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文化意义予以高度肯定，认为：“其与太平天国之争，乃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亦为维人伦而战，其目的、其伟大岂仅在封毅勇侯谥文正公耶！”太平天国试图摧毁一切传统偶像的强制性做法，更是被证明为失误。“事实证明，征服心灵远没有摧毁神像那么简单，改变人们世代传习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绝非单凭严刑峻法便可以奏效，必须要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违背了移风易俗的客观规律，所以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太平天国摧毁了无数偶像，但民众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进而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告夭折，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又悄然恢复了原貌。”

生平年谱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 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5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16岁 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20岁 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24岁 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交往。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岁 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26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岁 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岁 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吏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32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3岁 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34岁 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 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岁 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岁 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8岁 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岁 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40岁 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吏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 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42岁 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43岁 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44岁 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45岁 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46岁 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47岁 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48岁 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弟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49岁 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50岁 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51岁 8月23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52岁 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6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5年（同治四年）55岁 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湘军总领曾国藩奉令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企图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一天，曾国藩从《商水县地图》上看到曾庄、曾楼村的村名，随修书差人送至商水城西曾庄，邀了几个老翁赴周口议事。议事间，曾庄来人知道是曾国藩的用意是与他们认宗。这也是求之不得的事，能有这么威武的同族亲近人，曾庄人还愁什么光不能沾到呢，于是他们齐跪在地拜见曾国藩。

1867年（同治六年）57岁 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58岁 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70年（同治九年），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得罪法国，接受了一系列屈辱要求，成为其个人生平上一大污点。[3]

1871年（同治十年）61岁 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62岁 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 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曾国荃于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

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八本三致祥教育，曾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儿女，尽管是侯门大族，100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曾国藩家教理论体系为：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的一套治家的完整可师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并付诸实施。它对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困惑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疆场竞斗之计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

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国藩的日课十三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 

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九、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与《冰鉴》 《冰鉴》简评：

 《 冰鉴》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它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冰鉴》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智慧之道，感受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策略。一部真正的智慧经典，不仅可以跨越她所属的领域，而且可以跨越时空！

《冰鉴》存疑：

1、冰鉴是晚清中兴之臣曾国藩著述（存疑）的一部关于相人识人的作品。分7章。

2、古代盛冰之器。《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供）冰鉴。”

3、鉴，镜子。言镜洁如冰，比喻明察。江淹《谢开府辟召表》：“臣谬赞国机，职宜冰鉴。”

4、指月。元稹《月》：“绛河冰鉴朗，黄道玉轮巍。”话说《冰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

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李鸿章

公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太平天国石达开

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刘邵

……

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13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那就是《曾国藩家书》。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南怀瑾

后世评价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遗嘱原文

日课四条，同治十年金陵节署中日记

一曰慎独则心安。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

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

凡人之情，莫不好易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勉。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之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舟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见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亦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名言语录

1、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

2、人生至愚是恶闻己过。人生至恶是善谈人过。

3、天下第一好事，莫如诱人为善。圣贤所以为圣贤，只是欲引天下后世之人皆入于善。

4、事莫待来时忍，欲莫待动时防。即来思隐，即动思防，如火炽水溢，障之甚难。

5、高才能文章，善居之，足以成名，不善居之，足以致祸。

6、能庇人便是大人，受人庇便是小人。

7、或谓才子多傲，余曰傲便是不才。

8、君子满腹天理，故以顺理为乐。小人满腹人欲，故以得欲为乐。欲无时可足，故乐不胜忧。理无时不存，故随在皆乐。至乐顺理。纵欲之乐，忧患随焉。[6]

人物轶事

身体小谈  

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的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

爱好：抽纸烟、下围棋

审鸡蛋案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那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 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 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

“千年死一个”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那天，看热闹的人很多，站在大门口的一个乡民见大门很高很宽，就希奇地问：“这张大门怎么要开这么宽？”一位对曾府心怀不满的徒弟就说：“门宽好出丧么！”师傅听了，觉得这个“良心”不能丧，就马上把不吉的话断过来：“是的，门宽好出丧，千年死一个，万年死一双。” 乡里的习俗，对房屋上梁的赞语灵一半，而咒语是全灵的。曾府的人听得上梁的赞语是“要到京里做皇帝”；对大门的赞语是：“万年死一双”，非常高兴，马上把匠工师傅连同徒弟伢子都召进堂屋里，用上乘的酒、茶，盛情地招待了一番。说来也巧，富厚堂自同治五年建造以来，已有130余年了，的确还没死过一个人呢。先是曾府从曾国藩夫人欧阳氏住起，最后一个住的是曾国藩的第四代孙曾昭恒，连续四五代上百人，没有一个人死于富厚堂；后是建国以来设立区公所、乡政府及部门机关，先后住过的干部好几百，但没有一个是死在这里的。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家族后代

祖父母

太高祖贞桢（元吉公）

高祖父尚庭（辅臣公）

曾祖父衍胜（竞希公）（1743——1816）

祖父玉屏，字兴阝文（星冈公）（1774——1849）

父毓济，字竹亭（麟书）（1790——1857）

母江氏（1785——1852）

外祖父：江良济（1750——1835，字沛霖，号云峰，行聪六。原配刘氏，1750——1778，早殁）

外祖母：熊氏

曾国藩（1811——1872，派名传豫，乳名宽一，字伯涵、子城，号涤生）

元配：欧阳氏（1816——1874，衡阳人）

如夫人：陈氏（1840——1863，江宁人）

岳父：欧阳凝祉（1784——1869，初名鳌，又名沧溟，字福田）

岳母：邱氏（生长子牧云，字秉栓，次子凌云，字秉钧，长女适曾国藩，次女适彭治官）

子女后代

子曾纪第（又名桢第，早夭）

子曾纪泽（1839——1890，字吉力刚，号梦瞻）

媳：贺氏（1840——1857，元配，婚后一年难产死，贺长龄女）

刘氏（1841——1903，继配，刘蓉之女。生子女各3人）

子曾纪鸿（1848——1881，字栗诚）

媳：郭氏（1847——1935，名筠，字诵芬，《艺芳馆诗钞》作者，郭沛霖之女）

女曾纪静（1841——？，字孟衡）

女婿袁榆生（字秉桢，湘潭县人，袁漱六之子）

女曾纪耀（1843——1881，字仲坤）

女婿陈松年（1844——1884，字远济，茶陵人，陈源兖岱云子）

女曾纪琛（1844——1912，字凤如）

女婿罗允吉（1846——1888，字兆升，湘乡人，罗泽南子）

女曾纪纯（1846——1881）

女婿郭依永（1845——1869，字刚基，一名立篪，湘阴人，郭嵩焘子）

女曾纪芬（1852——1935，晚号崇德老人）

女婿聂缉槼（1855——1911，字仲芳，衡山人，聂亦峰子）

兄弟

弟国潢（1820——1886，派名传晋，原名国英，字澄侯）

弟国华（1822——1858，派名传谦，字温甫，出抚给叔父曾骥云为子）

弟国荃（1824——1890，派名传恒，字沅甫，号叔纯）

弟国葆（1828——1862，派名传履，字季洪，后更名贞斡，字事恒）

姐妹

姊国兰（1808——1863）

嫁王国九（字鹏远，号万程，贺家坳人，与国兰有二子一女，长子王临三，次王昆八，女适贺孝七之子）

妹国蕙（1814——1864）

嫁王待聘（又名王率五，为王国九排行兄弟）

妹国芝（1817——1846）

嫁朱咏春（又名丽春，号存一，梓门桥人）

  满妹（1830——1839，痘殇）

人物故居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国藩的侯府，坐落在位于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东部的荷叶镇富托村，与湘乡市、湘潭县、衡山县、衡阳县毗邻，总占地面帜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是典型的沿中轴线对称的明清回廊式建筑群体。

富厚堂座南朝北，背倚的半月形鳌鱼山从东南西三面把富厚堂围住。从远看去，富厚堂好似坐在一张围椅中。周围自然环境优美，后山上树木茂密，古树参天。门前是一片较开阔的平地，平地中有小河向东流去，平地四周峰峦叠嶂，群山环抱。

曾国藩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曾国藩故居已被有关部门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代表性建筑，主要有“白玉堂”、“黄金堂”、“万年堂”、“大夫第”、“富厚堂”等（“有恒堂”为曾国葆故居）。曾国藩先后晋升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候”，授 “英武殿大学士”，升“光禄大夫”，谥称“曾文正公”。同治4年（1865年）秋，素无终身官场打算的曾国藩，准备先动员家眷回籍“立家作业”，自己以后再作引退，因夫人欧阳氏对旧居黄金堂门前“塘中有溺人之事，素不以为安”，即令其子曾纪泽，“回湘禀商两叔”，移兑富托庄屋，由曾国潢、曾国荃、曾纪泽经手主持，依照候府规模，花十年功夫营造了富厚堂。富厚堂占地四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9202．86平方米，为土石砖木结构，回廊式风格，内外群有八本堂、求厥斋、旧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宝台、辑园、凫藻轩、棋亭、藏书楼等各种建筑，当年正门上悬挂着“毅勇侯第”朱地金字直匾，门前花岗石月台上飘扬着大清龙凤旗、湘军帅旗、万人伞等，景象颇为壮观。整个建筑虽具侯府规模却古朴大方，虽有雕梁画栋却不显富丽堂皇，基本体现了曾国藩对建宅“屋宇不肖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即占去四亩，亦自无妨”的意旨。1866年秋，主楼竣工，曾国藩夫人、子女和儿媳即回籍住进了富托新屋。

  富厚堂原称八本堂，取曾国藩“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条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忘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家训，后曾纪泽据《后汉书》“富厚如此”而改现名。富厚堂虽不胜家华，然曾国藩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接腊月甘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因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富厚堂是否可称“曾国藩故居”，社会上颇有争论，文物部门从实际出发，认为富厚堂不管是“故居”还是“民居”，它作为清代一幢规模巨大的仿宋、明回廊风格的建筑群体，保护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96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富厚堂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县两级政府拨出专款，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抢救性维修，并成立了“富厚堂管理所”，派有专人管理，内设有两个专题陈列展览，常年对游人开放，1995年10月，双峰县人民政府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举办了全国首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专程到富厚堂参观。

曾国藩墓

曾国藩墓，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沙城西南15公里处望城县平塘镇桐溪寺后伏龙山上。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归葬于此，墓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

历史评价

《清史稿·曾国藩传》：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

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

石达开：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薛福成：曾国藩识人之鉴越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导才。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王闿运：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

蔡锷：曾、胡俩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

梁启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毛泽东：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实不愧为当世之名将。

*.左宗棠收复新疆内幕：慈禧是真正决策者

在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前后，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清王朝就像一间破屋子一样四处漏风。到底先堵哪个漏洞，这个问题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面对大臣们先“海防”还是先“塞防”的争论，慈禧如何权衡利害做出决策？面对外国势力的渗透，慈禧是强硬抵制还是妥协投降？

在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疆的情况下，清政府碰到了许多问题，在这些边疆危机中，慈禧对于国内的版图是不同意被列强侵占的。

同治四年的时候，中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起义的时候率兵侵占了新疆，而英俄两国都想通过阿古柏政权把新疆从中国割裂出去。而清政府不仅面临着新疆危机，东南沿海有海防薄弱，所以必须在“海防”和“塞防”中做出抉择。

阿古柏（约1829—1877年），全名为穆罕默德·雅霍甫；后来有了权势，则又称“雅霍甫伯克”（伯克为突厥语中的官名）。“阿古柏”其实是“雅霍甫伯克”的不确切译音，这只是汉文史料长期以来一直这样记载，约定俗成罢了。

阿古柏出生在中亚浩罕汗国（今中亚乌孜别克斯坦）塔什干城所属一个名叫匹斯坎特的小镇。他的族别至今似乎还是个谜，有说是乌孜别克族的，也有说是塔吉克族的，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维吾尔族，更不是中国新疆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阿古柏在新疆长达13年的军事活动，只可以称之为“入侵”。

阿古柏的父亲伊斯麦持·乌拉，是一名专为病人诵经的宗教职业者。阿古柏出生不久，父母离异，母亲带着他改嫁给一个肉商。屠夫的养子长大以后仍然是“屠夫”；不同的是，阿古柏以杀人为职业。

然而，给屠夫当养子也未能长久，他在少年时代就成了一个孤儿。为了糊口，长着一副漂亮脸蛋和风流身段的阿古柏，成了一个舞姿出众的街头“巴特恰”——男扮女装的舞童。

他的容貌和舞技终于被一个过路的浩罕城官吏所看中，被带回浩罕汗国首府，不久又被转送给浩罕国王玛达里汗的侍卫官穆罕默德·卡里姆·卡希卡，他从此便开始扶摇直上。

那个善于馅媚逢迎的卡里姆·卡希卡，在很短时间里，就从浩罕霍占特城的阿奇木伯克升为浩罕汗国的将军。在流浪生涯中学得同样善于馅媚逢迎的阿古柏，也开始主贵仆荣。可惜好梦难久，这位王子在后来的王位争夺中丧生。阿古柏不得已又投靠了塔什干总督纳尔·穆罕默德·库什伯克。伯克大人不仅喜爱能歌善舞的阿古柏，又看中了阿古柏的异父同母妹妹。与权贵联姻，昔日的“巴特恰”阿古柏于是一跃而为伯克的副官，后来又当上了500人长的官儿。跻身军界后，他参与了镇压哈萨克牧民的起义，以诡计多端、凶狠残忍而闻名，很得妹夫的青睐，终于出任了浩罕阿克麦吉特（即今中亚纳罗夫斯基要塞）的伯克。“雅霍甫伯克”的名号就是从这时叫响的。

在此后的若干年里，由于沙俄的军事侵扰，加以内部的权力纷争，浩罕汗国的政局日益动荡；使已经开始在军、政二界崭露头角的阿古柏，面临着被倾轧鲸吞的危险。为了寻求新的出路，阿古柏的注意力，被帕米尔以东的喀什噶尔所吸引——那里可能正是他施展野心的用武之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清王朝的政治腐败已暴露无遗；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势如烈火、此起彼伏；天山南北也群起响应，维吾尔人民发动了一场以库车为中心的大规模反抗封建统治和地方农奴制的起义，给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以沉重打击。

可惜，新疆的农民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方向，地方的权贵和宗教上层人士很快就篡夺了农民起义的果实。一时间，南疆先后出现了3个大规模的割据政权，即：库车的热西丁霍加、和阗的哈比布拉帕夏与喀什噶尔的司迪克伯克为首的三家地方政权。

起义军的库车政权建立不久，热西丁霍加开始极力向南部扩展势力。派遣部将加玛力丁霍加率5000士兵攻占了乌什与阿克苏。阿克苏阿奇木伯克沙依提战败后逃往喀什噶尔，投靠其兄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库吐鲁克。

得知北线吃紧，库吐鲁克伯克本应及早与驻疏勒（当时称喀什噶尔汉城）的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联络后有所准备，但企乎并未有多大动静。这就给喀什噶尔一带企图混水摸鱼、占山为王并进而割裂统一局面的投机分子们，制造了可乘之机，也给阿古柏的入侵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时，喀什噶尔伽师垦区有个名叫金相印（别号金老三）的回族土豪，带上自己的两个儿子，伙同另一个绰号马秃子（即马元）的回族阿訇，径直跑到阿克陶。鼓动受清团委派驻扎在维依塔克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克，乘乱举兵起事，并许诺夺下喀什噶尔后，拥立司迪克为王。

司迪克也早在窥伺动向跃跃欲试，听了金、马两人的鼓动，当即点头称是，并马上派人到各山区召集人马。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与汉城守备何步云闻讯大怒，不知设法招抚，反而到处滥杀无辜，招致各地军民相继起事。

1864年7月26日，叶尔羌城百姓暴动，占领城池。29日，英吉沙清军中营把总王得春约人于巴扎天（星期五）起事。30日，喀什噶尔白山派头目托乎提· 马木提又乘乱占领了喀什噶尔回城，并自称“帕夏”（国王）。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库吐鲁克与其弟沙依提伯克带人逃往汉城。金相印与马秃子利用这一片混乱，协助司迪克迅速组建了暴动部队，领兵向喀什噶尔进发。守在汉城的奎英，立即命令库吐鲁克伯克与沙依提伯克两兄弟率本部兵马前往截敌。双方在今疏勒县塔孜浑地带一场激战，库吐鲁克军大败，率残兵落荒而逃不知所终。奎英率清军坚守汉城，再也没能出来过。

司迪克的军队于8月间包围了喀什噶尔回城。已占城为“帕夏”的白山派头目托乎提·马木提，征调全城只要能拿长矛的居民甚至宗教人士前去守城。经过数昼夜激烈的攻防战，城内弹尽粮绝。司迪克乘机又以重金收买了城内的浩罕商人做内应，最终一举攻占了回城。

按照“协定”，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克做了喀什噶尔“帕夏”，封金相印为大臣，马秃子也当上了“元帅”。

早在1864年的5、6月间，浩罕汗国国王毛拉·艾力木浑尔汗，就曾派遣近侍玉努斯江出访喀什噶尔，刺探天山以南军政局势。6月3日库车农民起义后，消息就迅速传到艾力木库尔汗耳里。于是，当8月间司迪克占领喀什噶尔后才十几天，大批的浩罕汗国间谍就以商人身份，秘密潜入喀什噶尔回城，收买了当地24名伯克和阿訇，联名写信要求浩罕汗国出兵，袭取喀什噶尔、驱逐司迪克。这无非是要强奸民意、乱中夺权，肆意干涉我国内政罢了。

经过近半年的统治，司迪克也深感民心不服宝座难稳，很想找一个既能维护个人既得利益，同时在喀什噶尔又有点儿名气的贵族，来给他当傀儡。或许他也可能受了被浩罕间谍收买的亲信的某些影响，找来金相印、马秃子两人商定后，决定派人前往浩罕汗国，邀请张格尔的独生子布素鲁克回来执政，企图以白山派“霍加后裔” 的名号哄骗人心、维持统治。

1864年12月，金相印奉命抵达浩罕首府，请求艾力木浑尔汗，将住在塔什干的布素鲁克带回喀什噶尔。

艾力木库尔汗听后正中下怀，以为机不可失，马上点头答应。于是派人找来正在穷愁潦倒中的布素鲁克，许愿封他为喀什噶尔“帕夏”，并希望他将来好好“合作”，为浩罕汗国效力。布素鲁克顿时身价百倍，当然大喜过望，说什么他都是会答应的。

但是，艾力木库尔汗毕竟老谋深算，对这个一天之前还不名一文的什么“霍加后裔”，绝不肯轻易相信，还是派一名得力的心腹陪同前往的好。这时，正值阿古柏为自己的不利处境苦恼，而浩罕统治者也正为如何打发阿古柏而犯愁之际，于是，命运之神便选中了阿古柏。

1865年春，布素鲁克在答应艾力木库尔汗绝对听命于阿古柏之后，由阿古柏督队、金相印陪同，一行数十人走上了返回喀什噶尔的道路。

布素鲁克虽是张格尔的儿子，但却鸡肠狗肚毫无主见，实在是个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拿枪的笨伯，根本无力充当风云变幻中政治头领的角色，与久经杀场又是政界奸雄的阿古柏相比，作为实际上的傀儡，不能不事事随阿古相摆布。阿古柏随身只带了50名骑兵和十几个浩罕文武官员，陪同布素鲁克抵达喀什噶尔后，司迪克与马秃子早己恭候多时。但是，当司迪克看见布素鲁克身后多了个阿古柏时，心中老大不快；他虽然也举兵起事，但让外国人插上一脚，却出乎他本意之外，不免大生戒心。

不太愉快、但却可谓盛大的欢迎宴会持续了整整5天。在此期间，阿古柏早巳洞悉了司边克请回布素鲁克的真实用意，便暗中挑拨布素鲁克与司迪克发生不和。司迪克此时总算摸清了布素鲁克与阿古柏乃至与浩罕汗国的关系，也看透了阿古柏此来用心险恶，不可久处，不由为自己引狼入室的愚蠢举动懊恼不已。司迪克头脑毕竟简单，盛怒之下，与阿古柏反目成仇。阿古柏立即组织兵变，将司迪克驱逐出城。司迪克此后的行动便有了反侵略的新意义。

1865年3月，司迪克集合六七千柯尔克孜族士兵发起反击，决意驱逐阿古柏夺回喀什噶尔。阿古柏此时却佯做袖手旁观，布素鲁克只好自己带兵出城。因他缺乏起码的军事指挥能力，哪里是司迪克的对手，只有大败逃回的份儿。但这正是阿古柏的用意，他就是要借这种机会将布素鲁克紧紧拴在自己裤腰带上。

随后，阿古柏拿出了露一手的派头，只带了百余名骑兵前去踹营，只一阵冲杀，就击溃了司迪克的指挥部。司迪克被迫退回维依塔克故地。

 阿古柏迅速组织起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兵分二路：一支南下英吉沙，于4月11日攻陷该城，清朝领队大臣托克托布等战死；另一路进兵维依塔克山区，欲置司迪克于死地；司迪克不幸再度战败，被迫逃亡中亚塔什干一带，后来不知所终。

4月中旬，阿古柏宣布在喀什噶尔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让布素鲁克当政权傀儡，自己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长达13年的—场旨在分裂中国、割据一方的反动闹剧，就此正式开幕了。

“哲德沙尔”即“七城”之意，指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7座大城。当时。除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与英吉沙外，包括喀什噶尔汉城（今疏勒县）及其他5城，还根本不在阿古柏手中，此人野心和胃口之大可以想见。

1865年4月下旬，阿古柏兵马已扩充到6000多人。他买通清朝册封的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尼亚孜，借口去叶尔羌朝拜木合买提霍加麻扎，骗取了起事占城的首领阿不都热合曼信任。朝拜一结束，阿古柏便率兵向叶尔羌城发起偷袭。

为了保家卫国，叶尔羌城百姓高喊着“见到安集延人就杀”的正义口号，先在城头、后在街巷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格斗，打得阿古柏军队大败而逃，粉碎了敌人的偷袭预谋。

安集延，是浩罕国的两贸名城，新疆人多以“安集延人”代指浩罕汗国的人。那一口号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这一口号曾激励和团结了千千万万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殖民侵略的新疆各族人民。

当阿古柏率领败军从叶尔羌往回撤的途中，碰上了一支劲旅。原来，当叶尔羌人民成功地击退阿古柏后，将一批浩罕俘虏和战利品派人解送阿克苏，准备交给库车热西丁的军队，并要求热西丁出兵进攻阿古柏；才到巴楚，就看见热西丁手下大将加玛力丁已带大兵进来了。热西丁原来的目标是对着清朝统治者的，在得知浩罕将领阿古柏居然入侵中国并建立伪政权后，马上调转枪头共御外侮，再一次表明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外国强盗不共戴天的仇恨。

阿古柏在今琉勒县罕南力克一带，遭到了他自进入新疆后受到的第二次惨重失败。在库车军队猛烈的攻势下，阿古柏本人身受三处重伤，败兵们更加溃不成军；阿古柏好几次都念着安拉的名字准备接受最后的灭亡；没想到喀什噶尔回城的布素鲁克却派来了援兵，阿古柏才侥幸逃脱。库车军队伤亡也极重，远道而来，后援不继，也被迫撤往阿克苏。

阿古柏回去后残喘已定，又发兵攻打喀什噶尔汉城。已被围困13个月之久的清军官兵，此时早已陷入绝境。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奎英正要拼死一战。守备何步云却偷偷打开城门投降了敌人。奎英与一批清军将吏誓死不降，大骂叛贼何步云后。奎英亲自引爆库存炸药，众人赴火自焚。大敌当前，这些人都表现出高尚的爱国主义英雄气节！同时死难的，还有奎英妻于氏、子育俊、孙灵景与协办大臣福珠凌阿及其妻钮氏、子英俊、英敏、英志等数十名志士。

1865年9月1日，阿古柏占领汉城，纵兵奸淫掳掠整整7天，无数满汉官民死于非命。所余的千余名清军官兵和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被迫皈依伊斯兰教后，才得幸免。为了稳住这些降众，阿古柏不仅给何步云封赐厚赏，又娶了何的女儿与之联姻。

阿古柏原先低估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他的反抗决心，在饱尝了正义铁拳的苦头之后，他变得更加诡诈残忍，开始部署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

1865年秋，中亚浩罕汗国本土也遭到沙俄军队的强大军事进攻。约有7000多浩罕残军，在艾力木库尔汗近侍官玉努斯江率领下，逃来喀什噶尔投奔阿古柏。他们的到来，无疑是对已无退路的阿古柏雪中送炭。阿古柏从此打消了依靠故国的念头，也使他吞并整个新疆的勃勃野心骤然膨胀。

当年底，阿古柏第2次发兵叶尔羌又告失利。当玉努斯江的7000侵略军休整完毕后，阿古柏对叶尔羌发动了第3次强攻。这一次他双管齐下，派玉努斯江领兵去攻早让他望而生畏的叶尔羌，自己则东向出击巴楚。结果叶尔羌与巴楚相继陷落。屠城邀功的玉努斯江被任命为叶尔羌伯克。

随后，阿古柏故伎重演，又以去和阗朝拜七伊玛目则比乌拉麻扎为名，在城外诱捕了前来迎候的和阗“帕夏”哈比布拉。阿古柏在一场屠城血战后，踏着5万余和阗军民的血躯进占了该城。原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卖国贼尼亚孜担任了伪政权的和阗伯克。

同年冬天，身为傀儡的布素鲁克，对阿古柏的一系列胜利和凶残暴虐，日益感到忧虑恐惧，在阿古柏部下一伙吉尔吉斯人的鼓动下，占据了喀什噶尔汉城，企图摆脱阿古柏的统治。阿古柏闻报，率兵星夜返回，攻城41天后，镇压了兵变，将布素鲁克软禁于英吉沙，后又以让他去麦加朝觐为名，将布素鲁克赶回了浩罕。

但具有“霍加后裔”招牌的傀儡，对阿古柏毕竞是很有用处的；至少在伪政权的大局尚未稳固之前，还是有了比没有强。为了便于对民众进行欺骗，阿古柏又找到了波罗尼都长子玉素甫的儿子买买提明，这是布素鲁克的堂兄，号称“卡塔条勒”。于是由这位卡塔条勒出任了阿古柏伪政权的傀儡。

可是，卡塔条勒远不像布素鲁克那样好摆弄，加以十几年以前，就是以他为首在喀什噶尔发动过一场名为“七霍加之乱”战祸，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因而阿古柏的这一招，更让当地民众唾骂憎恶。迫于无奈，卡塔条勒当傀儡还不到4个月就被阿古柏暗中毒死。为了掩人耳目制造一个崇敬“霍加后裔”的假象，阿古柏还在阿帕克霍加麻扎为卡塔条勒举行了盛大葬礼，还痛哭祷告了一番。

1866年初，库车热西丁再派部将伊斯哈克率兵3000，强攻叶尔羌；又计划自阿克苏发兵南北夹击喀什噶尔。伊斯哈克夺回巴楚后，阿克苏援兵久久不来，双方相持不下。阿古柏再度攻陷巴楚，伊斯哈克在叶尔羌又失利，于是投降了阿古柏。阿古柏又乘胜攻占了阿克苏。

至此，浩罕侵略者阿古柏已将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的全部地方置于自己的铁蹄之下。他开始自称“毕杜勒特”（即“洪福无量的人”），宣布自己的伪政权为“洪福汗国”；至于什么“霍加后裔”之类的傀儡，他是再也用不着了，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

阿古柏并不就此放下屠刀，他决计征服整个新疆。

1867年5月，阿古柏亲率大军到达拜城以西的察尔其一带，与热西丁派来迎敌的库车军队决战。从清晨激战到晌午，当地3万多军民全部战死。库车城危在旦夕。

阿古柏第3次使用老骗术，说要去库车朝拜圣人加拉力丁霍加的麻扎，要热西丁不得动武。利用宗教感情进行欺骗，是阿古柏的一惯手段。热西丁明知是计也无奈何，把阿古柏放进库车城。第二天清晨，阿古柏派人向城中百姓宣布：热西丁昨夜“暴病而亡”。为笼络人心，阿古柏任命已经归顺的热西丁之弟担任伪政权的库车伯克。随后，阿古柏占领了喀喇沙尔（今库尔勒、焉耆）。

阿古柏建立了反动的“洪福汗国”之后，开始了极端反动的军事独裁统治，农民赋税负担极重，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同时他又充分利用宗教这—手段，使伊斯兰教成为征服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硬工具，把伊斯兰教“沙里阿特”法规作为伪政权的最高法律，任意掠夺和处死稍有不同看法的人。为达此目的，他在各地广修礼拜寺和“圣人”麻扎，耗费了无可计量的人、财、物力。

需要提及的是，阿古柏割裂中国独霸一方建立的所谓“汗国”是同他与英、俄殖民主义者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勾结分不开的。

1868年，英国人、印度康格拉茶园主罗伯特·沙敖就奉命来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秘密会晤。第二年，阿古柏就派亲信伊赫拉尔汗（又名米尔扎·沙迪）赴印度与英国人勾结。英国驻印度总督亲自接见，还赠其大批枪支弹药和修造军械的设备，又允许他自觅工匠带往喀什噶尔，为阿古柏建立军火工厂。

沙俄当然也不甘落后，1870年初就赶快派出使者到喀什噶尔，劝诱阿古柏向沙俄投诚。到1872年5月，阿古柏就在喀什噶尔与沙俄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所谓《俄阿条约》。1874年，英国痛悔迟了一步，也抓紧派人去喀什噶尔，签订丁同样性质的所谓《英阿条约》。

在此期间，阿古柏还去信给英国女王摇尾乞怜。1873年，英国使团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送交了维多和亚女王的亲笔信与各种赠品，其中包括各种枪支和二门小炮；而沙俄则更“大方”，派出索莫夫与莫罗佐夫兄弟的两支商队，自吐尔尕特山口运送大批军火到喀什噶尔，交阿古柏军队使用。英、俄两国的这种“竞赛”，到 1875年到了高潮，英国人一次就从印度给阿古柏运去连发枪2.2万支，山炮8门，炮弹2000发。

此外，阿古帕曾派外甥阿吉托拉（亦名赛义德·阿古柏）亲去彼得堡面见沙皇道谢，在1873年返回时又到了土耳其，阿古柏承认土尔其奥斯曼帝国为宗主国，土耳其国王则册封阿古柏为“艾米尔”（伊斯兰教政权首领），妄图使阿古柏的伪政权在伊斯兰世界合法化。2年后，阿古柏就从土耳其一次购得新式步枪1．2万支，火炮8门。国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分子们，为了瓜分、吞并新疆，在阿古柏这个跳梁小丑所搭的破烂舞台上，表演得是多么的起劲！

1876年，俄国派遣以库罗帕特金大尉为首的俄国使团，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会晤，要求阿古柏出让边境国土，并指望取代浩罕汗国控制边境贸易，阿古柏也曾作出许多违背中国人民利益的许诺。历史事实证明，阿古柏确实是他们的忠实走狗！

为此，1877年清朝外交大臣郭嵩焘出使英国时，见到了阿古柏伪政权的所谓“使节”赛尔德，对他们要求英国承认和保护伪政权一事，郭嵩焘代表中国政府予以严正斥责。

1870年3月，阿古柏在帝国主义的公然支持下，从喀拉沙尔发兵进攻吐鲁番。当地上万名回、维吾尔百姓自动集结起来奋力抵抗，让侵略军躺下几千具尸体大败而归。5月间的阿古柏再攻吐鲁番，当地民众杀敌3．3万亲人，只是由于叛徒马仲、马人得的出卖，吐鲁番城才落入阿古柏之手。

 1871年，阿古柏凭借手中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相继攻占了乌鲁木齐、古牧地、木垒、玛纳斯、鄯善等地。阿古柏的气焰甚嚣尘上，大有要把全新疆一口鲸吞之势。此时，只有少数清军退据塔城、乌苏一线艰难固守，与内地完全失去了联系。

1874年底，清朝调集以刘锦棠为首的湘军、豫军、川军及吉林、黑龙江马队，西进陕、甘集结待命。阿古柏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终于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新疆各族人民早已不堪忍受阿古柏政权的奴役压榨。原喀什噶尔伯克阿布杜热衣木等人，不避千难万险逃往北京，得知清军要进疆平乱，自愿担任西征军向导。 1875年2月12日，喀什噶尔商人拜合提等人，受当地原清朝维吾尔官员的委托，抄便道翻越冰达坂，长途跋涉抵达北疆乌苏，拜见清前敌带兵大臣孝顺，请孝顺向驻塔城行营的代理伊犁将军荣全呈递“喀什噶尔回子伯克禀帖”，代表新疆各族人民，表示了心向祖国、渴望统一并决心协助清军光复失地、全歼入侵强盗的强烈愿望。荣全也马上派人上书朝廷，说驻疆清军已做好准备，望朝廷速发大兵进剿阿古相匪帮。

这时的清政府早已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有限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只能集中力量堵住一个漏洞。但是，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西南边陲，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门户。在这僵持不下之时，慈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一场所谓“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该选海防。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进军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对新疆的地方了解很多，他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地收复新疆。

两个被慈禧认为朝廷重臣的大臣所上的奏折完全不同，慈禧看到这两份不同意见的奏折以后进行了严格的平衡分析。左宗棠长期在西北用兵，他对于西北的形势了解非常多，所以慈禧感觉到左宗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塞防”和“海防”的这场大论战中，先堵哪个漏洞，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那么慈禧为什么如此坚决的要收复新疆呢？仅仅是因为她信任左宗棠吗？

为什么她先要收复新疆呢，我们讲得彻底一点，新疆是大清版图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失去这样大的领土，慈禧要受到千古骂名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她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之下，朝廷给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是比较充分的。

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1875年3月10日，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划西征阿古柏事宜，担任西征大军总指挥官。至1876年11月6日，清军攻克玛纳斯，阿古柏在北疆的据点已全被清除。左宗棠旌麾南指。即将率军跨越天山，收复南疆失地。

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新疆，所以在现在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仍然可以为有着美丽而又富饶的新疆而骄傲。然而就在后世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的时候，沈渭滨教授却把关注点投向了收复新疆的决策者——慈禧。

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共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左宗棠到现在仍然享有崇高威望的原因。那我要问，决定收复新疆，并且在财政、用人、建省等方面做决策的慈禧，她的举措不也应该也要予以肯定的吗？

左宗棠42岁出仕，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惊天动地收复新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来自东西方向的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已经完全丢失，东面日本图谋台湾。清廷两位主要大臣意见分歧。李鸿章重“海防”，左宗棠则主张加强西部“塞防”，收复新疆。左公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对于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的建议，慈禧太后心里没底，询之于左宗棠：需时几何？左宗棠的答复是：“剿抚兼施，一了百了，得五年时间”。

慈禧太后对左宗棠的“一了百了”四字十分欣赏，对左宗棠敢於承担责任的勇气尤为赏识，西征之事遂得以确定。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新疆残局

1851年，太平军兴，长江中下游流域从此战火不绝。不几，新疆的形势也渐趋不稳。1864年，南疆和北疆几地分别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1865年1月，在叛清割据政权的邀请下，以安集延人（乌孜别克人）为主体的浩罕汗国派遣军事首领阿古柏等60余人进入新疆喀什噶尔，以帮助巩固政权为名，行篡位夺权之实。同年4月，阿古柏成立所谓“哲德沙尔（Yatta Shahar） 汗国”，以布素鲁克为傀儡，自己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哲德沙尔”即“七城”之意，指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等7座大城。其实，当时除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和英吉沙外，喀什噶尔汉城（今疏勒县）及其他5城并不处於阿古柏集团控制之下。

1865年秋，浩罕汗国本土遭到俄国军队攻击，约7000余浩罕汗国败军逃来喀什噶尔投奔阿古柏，阿古柏的实力大为增强。其时，安集延人的原有“地盘”已被扩张的俄罗斯人占去约四分之三，安集延人一面战守剩余领地，一面向中国新疆扩张，寻求出路。

在英国等支持下，1870年3月，阿古柏率部攻占吐鲁番。1871年，阿古柏相继攻取乌鲁木齐、古牧地、木垒、玛纳斯、鄯善等地。1871年7月，俄罗斯军队趁清廷无力西顾，以“回乱未清，代为收复”的名义，也借机抢占了北疆伊犁。至此，新疆完全脱离清廷控制。阿古柏占领新疆大部后，积极扩充实力。1870年，英国派遣使团到达喀什噶尔，为阿古柏提供军事教官和武器。1873年，英国再次派出300人组成的使团，携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到达喀什噶尔，于1874年2月与阿古柏集团签订通商条约。1875年，英国仅从印度即给阿古柏运去连发枪2.2万支，山炮8门，炮弹2000发。此外，1873年，阿古帕派外甥阿吉托拉出使土耳其，声明承认土尔其奥斯曼帝国为宗主国，土耳其国王则册封阿古柏为“艾米尔”（统治者）。1875年，阿古柏又从土耳其购得新式步枪1.2万支，火炮8门。阿古柏集团在新疆苦心经营，但其政权基础仍然十分脆弱。

2.西征政治策略

1876年4月，左宗棠先生以65岁高龄，抬棺西征。他的西征政治方针是：“剿抚兼施”，“剿”新疆外来势力，“抚”人口占新疆绝大多数的原住居民。外来势力主要包括阿古柏集团和自陕西逃来新疆的白彦虎回民集团。左宗棠的这一策略合理地缩小了打击面，大大减小了清廷收复新疆的阻力。总观左宗棠的征战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太平天国时期，陕甘回民起义时期和收复新疆时期。有学者认为，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时期，“剿”的比重过大，“抚”的比重不够，笔者也有同感。

至於左宗棠在陕甘期间重“剿”轻“抚”政策的形成，是否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与左公等宗教观念淡薄的满汉统治者们，内心并没有把回民作为一个有别于自己的民族来看待，而只是由於自己的道德框架不能容许“平等”的观念，更不能容许有对一个活人（宗教头领）有着超过对天命皇权的崇拜有关，有待商论。左宗棠“痛剿以服其心”的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政策的结果是，在陕甘上演了许多的人间悲剧。是以白彦虎回民集团自陕西经甘肃入新疆，也许算得上是左公的一处败笔。

然则白氏集团入疆以后，因其已经构成了对清廷收复新疆的重大障碍，左公对其重“剿”轻“抚”则又变得不可避免和合理起来。值得指出的是，左公在收复新疆时，对除阿古帕和白氏集团以外的当地大多数其他伊斯兰信徒已经变得相当宽宏友善，此一修正是否系左公由陕甘回民事自省调整所致，不得而知。笔者观乎当今之俄罗斯车臣危机，俄罗斯政府重“剿”而轻“抚”，与车臣民族主体为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事历时十年，至今仍未完全平息，此处不表。左宗棠在新疆还需要解决俄罗斯占领伊犁的问题。在西征开始初期，俄罗斯对清军的行动还是乐观其成的，盖因一旦安集延人在新疆站稳脚跟，将可能在英国和英属印度的支持下，向俄军发起反攻，收复其被俄罗斯占去的“地盘”。是以有俄罗斯人卖给清军粮食一事。

3.西征军事策略

左公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拉开了军事行动的帷幕。“缓进急战”的策略主要着眼于解决长距离作战条件下的后勤保障问题，“迟”为后勤，“速”为决战。他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拟首先攻占北疆，收复乌鲁木齐这一全疆要津，作为日后进军南疆和向西收复伊犁的基地。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营肃州，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已有部分兵力驻守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塔尔巴哈台等战略要地，与敌军相持。4月底，左宗棠命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25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至此，清军出关总兵力有80余营，约六七万人。清军按先北后南的方针，决定首先收复南北疆的交通要冲乌鲁木齐。

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急忙布置防御，令马人得，马明、白彦虎等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地，阻止清军南下；主力部署在吐鲁番和托克逊，阿古柏本人在托克逊督战。其总兵力约4万人。 1876年7月，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7月底与金顺部在济木萨会合，谋攻古牧地。8月中旬，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用开花大炮轰塌坚固的城墙。8月17日，清军经过数天激战，占领古牧地，歼敌近6000人。

白彦虎--陕西回乱

清代西北诸省是我国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陕西省又是西北诸省中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据《中国人口·陕西分册》，1850年陕西人口总数为1210.7万人，而《秦陇回务纪略》卷1谓“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所谓“民七回三”亦为大略之数，以此为基础来推1862年以前陕西的回族人口大约有150万——200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谈到陕西回民情形时道：“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不下数千家，俱在巡抚衙门前后左右居住，城内礼拜寺共有7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较其他处回民稍为体面”到19世纪中叶爆发回民起义时陕西渭河两岸到处都是回回村庄和堡寨，甘肃东部的宁夏至平原千余里，也尽是回族村庄，西部的河州（今临夏）、狭道州（今临洮）、清水、张家川、河西、西宁、大通、民和、化隆、门源等地也都成为回民聚居的地方。

中国回民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特别是西陕甘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 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咸丰八、九年间，有些县分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然而，清政府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此外，在政治上回民也受到重重压制，“刑部自宪庙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 左宗棠在分折这次战争的起因时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晚清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咸丰末年，为了对付太平军，河南巡抚严树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陕西回勇往开封协防，事毕后回陕遣散，为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所留用。适逢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勾结捻党，在同治元年从河南经由武关入陕西，陕西大乱，这批被征的回勇乘乱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圣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主人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

按照当地官府的规定和民间的习惯，一旦发生盗抢案件，有“鸣钟告警”一说。竹子买卖双方发生了冲突，按主人的一面之辞是“偷”而不是“买”，打盗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随着鸣钟聚集而来的当地团练，不分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一下子打死了两名砍竹子的回勇。这一下，麻烦接踵而来。

被打死人一方的回勇，当然不服气。但是，这些回勇还算通情达理，他们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到华州官府去告状，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而当时的华州知州濮尧则认为是回民“越界砍竹”恫吓说，“尔回子与长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不但不追问被告打死人命责任，反将告状的回民重责数百，赶出州衙。并且声言：“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知州的话语，在传播中，被变成了“打死回民不必经官”，无疑是火上加油。说起来，这些回勇也不是想闹事。地方志记载这次冲突道：“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作主，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当此之时，回民亦俯首帖耳，不为少动。”（《华阴县续志》民国21年本）

华州衙门的捕快班头秦英，也是个回民，对知州大人的偏袒极为不满。于是，秦英有心帮这些受了冤屈的回勇一把，他把回勇带到城外的回民村居秦家庄，与村里的回民一串连，打算结队到州衙请愿。至此，回民尚没有反叛的打算。 “亦俯首贴耳，不为少动”，但待到太平军进抵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邀约华阴乡团齐集华州，准备合力堵御，秦家庄回民情愿的消息传开，就变成了“回回要造反”了：“回民将作捻匪（太平军）内应，必先除去内患，然后再堵贼匪。”

于是二华团众，开至华州回民聚居的堡寨棗秦家村，称“回民造反，先行剿洗”，秦家庄被团练血洗，又放火烧毁了秦家村清真寺及周围的回民村庄。事情便越闹越大。华县卷三云：“回族冬春牧羊，践踏田禾，与汉人冲突。咸丰八、九年，械斗尤烈。自回族在圣山砍竹，州牧濮圭又右汉左回，堂谕云：‘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快班头秦英，回族也，忿忿下堂，谋变愈急。嗣后华山团长白祥生，合渭邑团长张映兰，缉诛回民十七人于麦田。诛回谍于白泉铺，回民纷纷北渡，秦家寨，也家滩焚烧一空，遂有回族大祸。”

此后，渭南的冯元佑带领万人团，“将回村不分良莠，一概剿洗”。华州、华阴团练剿洗了秦家村一带的所有回村，又四处递鸡毛传贴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这样，汉民称“回回造反”，回民说“汉人灭回”，一场残酷剧烈的民族冲突开始迅速蔓延。

据《秦难见闻记》记载：“先是同州（今大荔）所属地方见回即杀。自宝绅格杀勿论之告示出，于是霸桥、斜口、新丰、水沟、蓝田一带，亦如同属”。巡抚令“曹继堂往东劝谕，至斜口见奸民（团练）气势凶恶，截杀往来回民，因谕之曰：‘汝等不享平安，而多杀无辜，此取祸之道也。一旦回民复仇，汝其无噍类矣。’答曰：‘我等众逾十万，粮支数年何怕之有。’

五月十六日，清廷派原任江西.安徽巡抚兼陕西总团练张芾携同西安回绅马伯龄，临潼知县缪树本、绅士将若纳，和其侄孙张涛等，前往渭南等处“安抚”，张沛等随带团练20余人，由省城出发，经高陵至临潼，再由新丰渡渭河，于到临潼县境之油房街后，召集回民进行劝谕。结果谈判破裂，回民杀死张芾（张芾是去平抚回民的，却在轿子里放有“剿回”的传帖）.于是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

关中各县，有的是回民先起来反抗汉民，有的是汉民团练先起来洗劫回民，整个关中东部，处于民族仇杀之中。如渭北的耀州、富平、高陵、同官，是汉民先向回民开刀；而临潼、渭南、同州、大荔、华州、华阴一带，则是回民占了上风。陕西西安、凤翔二府，及其它州县的回民被成县成乡成村的遭到屠杀，有些县城内，所有回民无一幸免.而回军所到之处，也是生灵涂炭，烧杀抢掠，伤及无辜.整个关中地区，在腥风血雨之中.

陕西回乱

陕西回乱初期有三个中心：一是东府大荔同州一带；二在西安的北部的三原、高陵；三在西府凤翔附近。回民首先在东府大荔县八女井、羌白镇、王阁村和渭南仓头镇发难。之后战火蔓延到渭南、华州、华阴、大荔等州县。接着回乱很快扩大到西安府的临潼、三原、高陵、泾阳、咸阳等县.

六、七月间，西安附近的回民在西安城郊同清军及地方团联进行了激烈战斗，在金胜寺全歼梅锦棠团联。回民军占领六村堡后，团团围困西安城。西府包括凤翔、岐山、宝鸡三县，过去有回回三十六坊，也跟着起义了.其中风翔回军围困府城长达十六个月之久。

这样回军自东向西，席卷了整个关中平原，声势浩大，回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左右。

陕西巡抚瑛棨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被回军所围困。清廷派直隶提督成明率京兵2000赴陕围剿。八月，成明被回民起义军围困在朝邑城内。九月初，胜保为钦差大臣，率步骑8000人，由洛阳入潼关进剿。十二月，清军失败，胜保被清廷赐死，一八六三年一月，清廷又派多隆阿为钦差大臣赴陕围剿.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清军由东向西对起义军的重要据点发动进攻，在八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十月，渭城决战后，回军撤入甘肃境内。

回军自同、西二府失败以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经礼泉、乾州而达州；另一路经兴平、户县而达周至。前一路到州后，一部分南下凤翔，与凤翔府的回民联合作战。后一路希望与太平军联合，没有成功。所以最后都到了陇东的董志原。 

回军原来有东府十八大营，凤翔三大营，头目基本都是阿訇。到了董志原以后，成立新十八大营。十八大营没有总头目，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形同一盘散沙。

为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军事行动，一八六七年又从董志原大规模返回关中和陕北.进入关中地区的回民军在眉县与西捻军达成协议：西捻军东攻同、朝，回民起义军围攻西安。因西安清军防守甚严，两军联合东进，经咸阳、泾阳、三原、富平，到达同州、朝邑。旋又西进围攻西安，转战蒲城、富平、三原一带。

回、捻联合抗清局面形成后，清廷命令左宗棠迅速入陕。左宗棠制定了“先秦后陇”和“先捻后回”的反动方针，妄图把回、捻军消灭在泾渭河之间地区。九月，联军进入陕北，并建立临时根据地，后因双方不能有效合作，西捻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回军又回到董志原。

回民军在董志塬转碾三年。在这里，回民仍以务农为主。遇到清兵来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完全是游击战。后来清兵攻势越来越紧，十八大营合并，成立四大营。守不下去了，就向宁夏金积堡撤退，与马化龙回合。

甘肃回民首领马化龙不能很好的与陕西回民军合作，陕西回军到后，马化龙心存戒心，回民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陕回民军向他借粮，粮价涨到三十两银子一斗，直至发生人吃人，狗吃狗的地步，人民饿死病死的无数。正值清兵来攻，马化龙与清军相约：金积堡的回兵以草腰为号，官兵见了不杀，光杀陕回；白彦虎看到这种情况，实难支持下去，就向河州突围，后又转到西宁、肃州、哈密、乌鲁木齐等地，其他大部分回民军在金积堡向清营投降。随白彦虎的部分回军后在西宁又一次投降。第一次投降的回民被左宗棠安插在化平 （泾源）及平凉、静宁南北二塬。第二次投降的回民被安插到张家川和泾源新民乡。（左宗棠对回民实行"剿抚并用"的方针，回民起义军如果愿意放下武器，就地安抚.所以陕西回民投诚部队都被安置在甘肃、宁夏境内.陕西东府回民大体被安插在宁夏泾源三川，在甘肃平凉的大岔河也有一部分.耀州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北原和南原四十里铺，又一部分到了泾源、凤翔府三十六坊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为多，也有一部分到了会宁、渭城一带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白水、甲积山沟和下阳家。随白彦虎逃到俄罗斯的基本都是西安府的回民，西安府的回民在平凉、华亭县等地也有一部分，在白彦虎沿途经过的地方也安插了一些人）

白彦虎

白彦虎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他确切出生年月应该是１８４０年５月２５日，去世的日子是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６日（他去世的日期及去世的病因在俄国外交部历史档案里有记载）去世时，白彦虎年仅４２岁，正值壮年。

关于白彦虎的出生地与籍贯争论最多，说法不一。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西北大学马长寿先生曾带领助手，对陕甘两省１０余县市回族各界人士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资料中，有关白彦虎籍贯及出身的说法很多：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４日，西安回民、５９岁的惠登鳌说，白彦虎是长安首帕掌的农民；３月２５日，西安洒金桥回民马实轩讲，白彦虎是长安叶护壕家的农民；１９５７年７月６日，平凉回民马长有对调查人讲，白彦虎是咸阳人；平凉回民苏梅轩讲，白彦虎是彬州白吉原人，农民出身；平凉拜长清认为白彦虎是西安人，屠户出身；甘肃径源县吴德正老人（时年９６岁）提出白彦虎是西安自家湾人；径源另一回族吴姓老人又提出白彦虎是长安碌靖堰人，１８岁就挂了帅。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马长寿先生的调查中，多数意见肯定白彦虎是西安人，农民家庭出身。这是４０年前有识之士及时实际调查出的宝贵见解及史料。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及民间，有关白彦虎籍贯还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径阳人，一说他是大荔人。第１种说法是由新疆马彦虎提出的。１９８６年７月，马彦虎在新疆伊宁访问了白彦虎嫡孙白万喜老人，得知白彦虎是陕西径阳人，弟兄２人，有５个儿子。白万喜１９３８年肃反时才从阿拉木图返回中国定居。由于他是白家的第３代传人，青少年时代又在苏联度过（回国时２８岁），故他讲的径阳人就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并广为流传。

第２种说法是由大荔县一位回族老人马喜民提出的。他说小时候听老父亲讲，白彦虎是大荔白家寨人。白家寨一度叫龙虎寨，就是当地回民为记念白彦虎、白彦龙弟兄俩而起的名。

马喜民认为径阳当年不是起义重点，距大荔４０公里处白家寨（在羌白与下店之间）有处镇风宝塔，那里是当年起义的中心。他还讲，大荔一带许多回族老人都知道此事。他的讲述没有史料可查，但也算是一种说法。

就白彦虎的籍贯问题，有一份资料十分可贵，即波雅尔科夫写的《东干起义后记》。该书出版年代大早，１９０１年在阿拉木图出版，已无法找到原著作了；但可喜的是该书手稿现珍藏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国立历史档案库中。白彦虎第６个孙子几经周折，才获得了这部宝贵手稿的复印件。尽管手稿中错字很多，有些地方也不清楚，但其价值却十分难得。因为波雅尔科夫是当年回族移民定居地七河省省长，他对东干人的历史及习俗十分感兴趣。当年东干人不识俄文，汉字也不会写，故波雅尔科夫的著作就是最早纪录东干人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史料了。

该手稿第１０页上第３部分专讲自彦虎。关于白彦虎出生地点，他这样写道：“还没有充分的资料来确定白彦虎的出生地。一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北京，一些东干人说他出生在西安府王集村。第三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陕西的城固县，因为他的父亲曾在城固当过官。”“有趣的是白彦虎的儿子也说不清其父亲的籍贯。”

根据波雅尔科夫的文字资料，白彦虎出生地就是西安府的王曲村。他的爷爷是农民，他的父亲不是农民，而是一个小官吏。白彦虎的父亲在北京、城固县及西安府都做过官，这可以从白彦虎的青少年经历中了解到一点线索。而且，白彦虎兄长白彦龙曾做过清朝的武举人，年轻时白彦虎也曾在清军中当过兵，这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白彦虎几个孙子说，他们只记得老人讲，他们老庄子在一条小河旁，河上有座小桥，他们故乡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塔。１００多年了，他们根本说不清白家的籍贯。白彦虎·六娃到西安来过两次，他只有到别人说的径阳去寻根了。关于白彦虎青少年时代的史料很少。波雅尔科夫讲，白彦虎小时候在北京上过几年宗教学校，但识字不多。还有的东干老人讲，白彦虎根本就不识字，因为他小时候只爱习武，不爱读书。看来第２种说法有问题，因为他总归还是念了几年书，有材料证实，进入俄境之后，白彦虎还带着一些汉字书籍。

据查，白彦虎青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１８５９年，１９岁的白彦虎被选为北京一个大区的宗教主管。据白彦虎儿子回忆，当时白彦虎是以全票当选的，这足以证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该区宗教活动中，他已显示出极强的组织才干。众人评价他办事公正，精力过人。他忠于自己的民族，很少考虑个人。他家常救济穷人。

１８６１年，白彦虎被征入伍。这时，清军已对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军实行残酷的镇压，白彦虎为自己这段历史悔恨不已。６０年代一份《苏联回民报》曾刊登一份资料，讲述了白彦虎这段经历。文中讲：白彦虎过俄境后，曾多次向人讲过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在清军中干得时间不长，他就返回故地西安府，正好碰上陕甘回族反清起义，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之中，并坚持战斗到最后，成为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中最坚定的分子及优秀的代表人物。起义时他年仅２２岁。直到１８８２年去世，他的后半生都贡献给了这场反封建的斗争了。

当年曾经见过白彦虎的波雅尔科夫这样描述白彦虎：“他是个中等个子，宽肩膀，身体十分健壮，目光炯炯，反应机敏。他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劲。”“他的脸上有几道伤疤，好几处伤疤互相交错着。这些伤疤不但没有影响他的美观，反而使他更加威武。”“白彦虎穿的是亮黄色丝绸衣衫，属地道的中国款式。他的体形、他的步伐反映出他很有自信心。”“他的目光透出了一种智慧，他的整个外表是典型的中国汉子。他的脸型也很有特点”。

波雅尔科夫从文字上描述了白彦虎的外貌及气质。现在住在营盘的白彦虎第６个孙子六娃家中珍藏着一幅白彦虎水粉画像。从画像上看，白帅膀阔腰圆，浓眉大眼，身披大斗篷，留一长辫子，头戴小白帽。营盘人都说，现任营盘中学校长的白彦虎第３个孙子酷象其祖父。这幅珍贵的画像是家住北京的一位清朝官吏后代保存下来的，１９９２年由北京一位回族作家转赠给了白彦虎·六娃。六娃从北京返回时，全营盘人都出来迎接白帅的遗像，场面十分隆重感人。据说，这幅画像是当年清王朝通缉榜文上的画像。 

金积堡之战与甘乱的平息

陕西回乱之初，甘肃回民即纷纷响应。1864年初，陕西回民陆续进入甘肃，回军声势更加壮大。在和清军的反复斗争中，甘肃地区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回军地区；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回军地区；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回军地区。在回民军的打击下，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陕甘总督杨岳斌、刘松山部老湘军在回民军和进入陕西的西捻军联合打击下，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1862年秋，宁夏平远所（今属同心）回民马兆元为反抗官府勒索发动起义，汉民也主动参加。不久马兆元被回族上层诱杀，宁夏回民军攻占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和灵州城（今灵武），世居金积堡的伊斯兰教新教大阿訇马化龙被推举为抗清首领。马化龙（1810－1871年）系宁夏灵州（今灵武市）人，少时在伏羌马二阿訇和山东金阿訇门下学习阿文和伊斯兰经典教义，学成“穿衣挂帐”为阿訇后，与其弟务农经商，曾捐得千总武职。1849年继任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第五代教主，遂开始振兴哲派的活动，把哲赫忍耶门宦推向了鼎盛时期。时清王朝政治腐败，施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同治二年（1863年）马化龙响应云南、陕西回民反清起义，率灵州一带500堡寨回民起义，自卫保教，成为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他以“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之名，坐镇金积，指挥宁、灵、平、固、秦、伏等地起义军，左右西宁、狄河、肃州及陕回各路大军。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没有办法，清政府另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确定了“先秦后陇”的作战方针。

1867年7月，左宗棠率所部楚军近2万人到达陕西，对陕西回民起义军步步紧逼，各个击破，使陕西回民起义军损失惨重。

1868年11月，左宗棠以陕西大局已定，便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分三路向甘肃进军：

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其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25余公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靠黄河，是马化龙部回民起义军的中心。

左宗棠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便大举向甘肃回民起义军进攻。

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西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进驻平凉，从而形成对金积堡的大包围态势。

在南线，清中路军占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守卫该地区的陕西回民起义军纷纷向西撤离。甘肃回民起义军马万春部无法阻止清军前进，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回民大部投降清军。中路清军于11月中旬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5公里。

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策应下，夺取灵州城，打通了后路，从而完成了对金积堡地区的包围。

从12月起，清军在金积堡外围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民起义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起义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

但是，起义军的处境非常困难。金积堡东西两面的险要地永宁洞和峡口均落入清军之手。峡口在堡的西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汇合，北流至黄河。

1870年2月12日，起义军从河西履水过河，夺回峡口，并打败前来进攻的清军。

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方向也发动进攻。

1870年2月9日晚，起义军千余人从金积堡东南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扼秦渠之要。刘松山得知石家庄被占，连夜率部来攻。起义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2月14日，刘松山在进攻马五寨时中弹而死。

清军进攻连连受挫，士气日低，起义军乘机发动反攻。起义军一部由马正纲率领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也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

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行动，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所以有利形势逐渐丧失。进入陕西的起义军在清军的追堵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只得退回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几次向清军“求抚”，遭到拒绝后，又分兵四出，没有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对永宁洞水口的几次进攻也未得手。

起义军的失策，给了清军调整部署的时间。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起义军，并奏调郭宝昌进攻花马池、定边，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命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通道，并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堡寨逐一攻占。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命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20余座起义军营垒，直逼金积堡西南的洪乐堡。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顽强抵抗。清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清军在金积堡四周挖掘长壕两道，壕深几米，宽十几米，壕边筑墙，高达丈余，两壕一防堡内起义军突围，一防堡外义军救援。清军沿壕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在清军的严密包围下，河州回民起义军派出的两支援军被阻截，金积堡防御形势日趋恶化。

1870年12月31日，起义军粮尽援绝，陈林率部分起义军向黄鼎、雷正绾“求抚”。 6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起义军劝降。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与亲属及反清首领共1800余人被清廷残酷杀害。罹难后，清廷将其头颅遍示全国各地达10年之久。教民为纪念马化龙殉难，尊其为“十三太爷”卿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被害之意），并在吴忠设立拱北纪念。

1871 年3月2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金积堡之战遂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金积堡是陕甘回民起义的核心堡垒。金积堡之战的失败，使整个西北地区的反清形势受到极大影响，清军从此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金积堡之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起义领袖马化龙出身于回族上层，他的反清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因而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更没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时时想“求抚”，最终还是请降，这是金积堡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二是起义军没有统一领导，力量分散，形不成强大、集中的打击力量，各部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所以往往是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当然，作战指挥上也有原因可找，没有抓住有利战机适时集中兵力夺回永宁洞水口就是一大失策。

清军方面则比较成功。左宗棠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完成对金积堡的包围后，又成功地使用深沟高垒阻断了起义军的内突外援，迫使处在绝境中的起义军“求抚”。但是，清军的胜利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这次作战中，清军 “死伤山积，屡失大将”，仅刘松山部老湘军，官兵死伤千余人，因伤致残两千余人。

左宗棠承认十多年来“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也没有超过这次作战的，可见清军损失之重。

1871年秋，左宗棠进驻安定（今定西），湘军数十营进逼河州，以马占鳌阿訇为首领的回民军沉着应战。在河州外围太子寺一带抢筑坚墙厚垒，配备数百名回族和东乡族、撒拉族的优秀射手轮番狙击，清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丢弃大量器械物资。马占鳌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前途未卜，乃力排众议，乘胜求抚，换得左宗棠的信任。马占鳌、马悟真、马海晏等被编入清军马队。

1872年秋，以马桂源、马本源兄弟为首的青海回族、撒拉族武装与白彦虎、崔伟等陕西回民等在西宁以东大峡小峡一带并肩抗击清军的进攻。由于清军进攻循化，西宁回族士绅动摇求和，使起义军腹背受敌，白彦虎北退大通又转向河西，马桂源兄弟退往循化，失败被杀。

回族猎户马文禄从1865年起领导肃州（今酒泉）回民坚持自卫抗清，牵制了河西的清军。1873年春，白彦虎由青海退到河西，曾与马文禄协同拒守，由于清军的追击，白彦虎被迫出关，马文禄坚持到九月，援尽粮绝，被迫出降。左宗棠纵兵屠城，结束了甘肃地区最后一役。

退入新疆

1866年，白彦虎被推选为回民义军十八大营元帅之一，年仅26岁，1868年3月，回民十八营改编为四大营，分别由白彦虎、马正和、禹得彦、崔伟率领。1866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1867年又出任钦差大臣，亲率12万清军入陕，并动用了12个省的银饷、5个海关的关税共计白银4000万两，还向英国洋行借了220万两白银，购置大量洋枪洋炮镇压回民起义。此后，与左宗棠斗争最坚决的就是白彦虎。双方人力财力对比悬殊，绝非一个档次。

从1867年8月左宗棠入陕至1873年11月清军攻占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最后据点，在这6年中，18位元帅里有7位战死沙场（马正和、杨文治、张四明、王明章、沙学德、赫明堂、冯君幅），有9位投降清朝就抚（禹得彦、崔伟、余彦禄、蓝明泰、阎兴泰、邹保和、陈林、马生彦、毕大才），马长顺随白彦虎出嘉峪关之后下落不明。可见，1871年12月肃州失守后，18元帅中只留下白彦虎一人了。1873年西宁失利之后，为了民族生存，崔伟、毕大才、禹得彦等实力很强的几支回民义军纷纷投降了清军，有些人甚至成了镇压回民起义的帮凶；但白彦虎却决心抗争到底，不怕孤军作战，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据史书记载：“西宁、陕西回之就抚也，白彦虎独迁延观望。”“陕西回军领袖崔伟等人降清后，唯白彦虎一起狡黠异常，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军所容，虽亦托词乞抚，而责其呈缴马械，则迁延发展，观望不前。”这段史料证实白彦虎在西宁失利之后的斗争策略及坚决态度，但其中有一句分析不对，即“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兵所容”。应该说，白彦虎忧虑的是整个回民起义的事业，忧虑的是他部下的那些广大妇孺老幼。据马长寿调查资料，“在西出嘉峪关之后，有人劝白彦虎投降，他就表示过：“我的头可断，可这些广大老幼将如何？”《苏联回族报》上也提到了在过境前夕的一次集会上白彦虎的同样表态。可见，白彦虎决心血战到底不是只为个人安危，而是为民族生存及移民群体的安危而着想。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就没有他那种超人的意志与胆略。

1873年4月，白彦虎亲率陕甘回民军余部进入新疆，后4年便是他一人率军作战。

1874年初，陕甘回族起义军实际上只留下白彦虎一支部队了。当时，左宗棠向北京报告：肃州大捷之后，在西安、敦煌、玉门、疏勒河一带只逃脱7000名回民军。据俄国另一学者讲：“在肃州（今甘肃酒泉）8个月围困中，清军共杀害回民两万人，在西宁杀了9千人，在金积堡杀害回民5万人。”现存新疆图书馆的《伊米德史》上册第86页上讲：“回历1292年（公历1876年），有消息讲从兰州方向串来了大虎、小虎两名赫赫有名的东干（回民）。他们率领三万名骁勇的东干巴图鲁（英雄），进入吐鲁番一带。”看来，进入新疆的仅白彦虎一支队伍无疑，人数在3万以上。据营盘老人对笔者讲，进入新疆的回民义军及家眷总人数在7万－8万。应该指出的是，这时候的白彦虎部队已经是陕、甘、宁、青及新疆回民起义军的联合部队了，还有一些不愿意留在关内受安置的回民赶到了新疆。

西出阳关之后，回民义军十分困难。茫茫戈壁，水源极缺，人烟稀少，沿途死伤人不少。据东干老人回忆，当时为争夺一口水井，义军与清军要经过几番争夺，双方都要死人。沿途也有走不动而掉队的。至今，在酒泉、哈密、昌吉、清水、焉香、巩留、伊宁、霍城一带，仍有些操陕甘方言的回民乡庄，乡庄的人就是当年掉队的回民义军后代。

进入新疆境内之后，陕甘回民军已无战斗力，只有择路逃生，而清军穷追不舍。清朝调集重兵准备将义军倾族剿杀。到1876年初，左宗棠已集结西北各路清军140个－150个营，计6万－7万人，投入一线兵力80个营，近4万清军，从凉州、兰州、海州、哈密四个方向向陕甘义军追来。这时，白彦虎的队伍拖儿带女作战，老少妇孺皆有。据老人回忆，当年义军马背上一边是装娃的背篓，一边是做饭的铁锅。有时饭刚做好，追兵到了，义军将饭锅一掀，用湿泥土一冷却，驮上马背，拔腿就走。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转战几千公里，坚持了10余年。

至今，中亚营盘老人中仍流传着《白彦虎杀嫂》的故事。白彦虎部队进入新疆之后，由于生态条件恶劣，队伍中伤病员太多，义军人心不稳，情绪低落。当白彦虎部队走到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之间的一个驻地时，白彦虎的亲嫂在灶房造饭时大发牢骚，埋怨自彦虎不知要将他们带向何处。她一边往灶里填柴，一边发牢骚。正好白彦虎身佩宝刀走到她身后，旁边一批人为她捏了一把汗。她一见白帅，声更高了，白帅一怒之下杀了亲嫂。白帅目的在于稳住军心，表明宁死不屈，没有退路，只能前进。其兄白彦龙在酒泉中弹身亡，过了不久他又杀了亲嫂。事后，白彦虎三天没吃饭，一个人独自在炕上躺了三天。他后悔，但是为了这批人的生存，为了民族整体利益，军心及军纪此时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他这么个统帅，这支特殊的部队很难坚持到最后，也许只能落个石达开式的全军覆没的下场。

应该说，从1873年4月起，白彦虎率部进人新疆哈密之后这4年斗争（1873年4月－1877年12月）是难度最大的斗争，也最艰苦。首先是在兵力对比上，左宗棠清军都是正规部队，且装备精良，人数近８万；而白彦虎部“除老弱妇女外，能战者至多不过千”。其次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一川石头大如斗，风吹石乱满地走，”缺水无食，风吹日晒。没有顽强的意志及超人的精神，这支特殊队伍本本无法保存下来。在西逃路上不知病死饿死了多少逃亡者，流落散失在他乡的义军及家眷也不计其数。可以这样说，白彦虎率部西逃求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万里长征，而且是一次特殊形式的万里长征（拖儿带女，马驮车拉，妇孺老幼者多，负伤体弱者众），也是一次特殊条件下（进人边远地区，历史条件十分复杂，新疆多种政权混杂）的万里长征。

清军先打驻守乌鲁木齐的白氏集团，既可依托哈密、巴里坤等后方基地，又可阻止俄军继续东侵。加之白彦虎率部逃来新疆后，无心恋战，对阿古柏只是敷衍了事，其战斗力也低于阿部，因此清军先行解决白氏集团实属上策。1876年8月，左宗棠指挥清军发起了北疆战役。 刘锦棠从缴获的敌方信函中得知乌鲁木齐守备空虚，决定除留两营兵力守古牧地外，主力迅速向乌鲁木齐挺进。8月18日黎明，清军出发。守卫乌鲁木齐的马人得、白彦虎未料到清军行动如此迅速，一闻炮声，即弃城向达坂方向逃跑。清军收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伪王城。盘踞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如惊弓之鸟，未等清军进攻即弃城而逃，只有玛纳斯南城之敌负隅顽抗。从9月2日始，清军金顺部会同刘锦棠部，伊犁将军荣全等部猛攻玛纳斯南城，11月6日攻克。至此，北疆地区除伊犁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克复。此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清军决定暂停进攻，进行休整，待春天到来再向南疆进军。收复南疆的部署，左宗棠根据敌方情况于1876年11月初即已拟定，阿古柏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部署重兵，加强防守，其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左宗棠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刘锦棠、广东陆路提督张曜、记名提督徐占彪各部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失地。具体部署是：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徐两部协力攻取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攻托克逊。

1877年4月14日，清军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开始向南疆进军，刘锦棠率主力1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板外围，乘守敌不备，迅速完成对该城的包围。4月18日，清军打退增援之敌，在达坂域外增筑炮台。4月19日，炮台筑成，清军用开花大炮轰塌城中大炮台、月城和城垛，击中敌弹药库，敌军死伤甚众，企图突围，被清军截杀未逞。敌守军在清军强大攻势面前只得投降，达坂城遂克复。这一战，清军共击毙敌军2000余人，俘敌1000多人。与此同时，张曜部和徐占彪部在盐池会师后，于4月21日克七克腾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胜金台，向吐鲁番挺进。

4月26日，刘锦棠部攻克托克逊。随后，张、徐二部在罗长祐部湘军协助下收复吐鲁番。至此，清军三路并进，未及半月即收复三城，为彻底打败阿古柏创造了条件。南疆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阿古柏的反动统治。阿古柏见大势已去，于5月下旬逃至库尔勒自杀。其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王，继续顽抗。

1877年9月，清军挟连克三城余威，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部署收复南疆八城之战。刘锦棠率马步32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16营为后队，共2万余人，向西挺进。敌守军放弃喀喇沙尔和库尔勒西逃往库车。刘锦棠根据敌西逃库车，立足未稳等情况，决定亲率精兵追击。10月15日，刘锦棠率2000精兵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击败敌骑千余。10月18日，追至库车城外，发现大量敌军。刘锦棠在随后跟进的后队到达后，猛攻库车，敌军大败，白彦虎率余部向西逃跑。清军收复库车。

10月19日，刘锦棠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22日在铜厂大败白彦虎军和伯克·胡里军。24日，清军克阿克苏城。26日克乌什。至此，清军在一个月内驰驱1000公里，连克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

清军的破竹之势，使盘踞在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叶噶尔）的敌军惊恐万分。和阗叛军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并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率兵自喀什噶尔增援叶尔羌，打败呢牙斯。但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伯克·胡里赶忙回救喀什噶尔。何步云派人向刘锦棠乞援。刘锦棠当机立断，决定不待张曜全军到达，便分兵三路前进：一路由余虎恩率步骑5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率骑兵6营、张俊率步兵3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于12月18日两路同抵喀什噶尔；刘锦棠自率一部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等部齐至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境。12月21日，刘锦棠收复叶尔羌，24日收复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清军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取得伟大胜利。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除战争的正义性和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军事上的原因。首先，清军的战略方针正确。左宗棠根据西北战场具体情况，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总的方针，把粮饷的采运、保障和武器弹药的供应放在战略位置加以考虑，使战争准备十分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打有准备之仗的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方针完全符合新疆战场实际，是十分正确的。其次，清军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左宗棠坐镇肃州，掌握全盘情况，而将前线指挥权赋予刘锦棠。刘锦棠和前敌诸将积极协同，善于抓住有利战机，机断行事，从而在整个收复新疆之战中攻必克，战必胜，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充分体现了正义之师的不可战胜。

从敌方来看，阿古柏反动政权的分裂行径遭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一致反对。在清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敌方难以组织起真正坚固的防卫。加上阿古柏对清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又未能事先占领控制哈密、巴里坤等战略要地，在作战指挥上又执行被动挨打、消极防御的方针，这就难以避免被清军打败的结局。

4.左宗棠功在千秋

左宗棠收复新疆，功在千秋。左公仙逝，徐某挽云：“千载证丹忱，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中兴论元辅，湘乡一人，湘阴一人。”，湘乡（县）一人指曾国藩，湘阴（县）一人指左宗棠。曾左事功虽存争议，但以封建王朝的标准来衡量二人，则此联实不为过。而以左公收复新疆，功犹巨大，堪当后人纪念。左公在新疆大兴屯垦之风，使清廷戍边政策发扬光大，并惠及今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实质上只是扩大其规模，完善其布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左公柳向后人传递的不仅仅是余荫和春风，更像是表达出中国领土完整的不容侵犯，坚稳如根一样。

5.异邦血脉

在清军的追击下，白彦虎率部属约3300余人，退至中亚楚河一线，即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斯坦两国交界处，定居下来。此前不久，已有甘肃籍起义回民约1200人由新疆乌什进入俄境。此后，又有吐鲁番一带起义回民约1800人经喀什噶尔西北乌恰逃入俄邦。稍后几年，复有伊犁地区回民约4700人陆续前来俄境。中国回民在异邦的土地上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繁衍生息。他们聚族而居，以蔬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如今人口已达12万余众，被当地人称为“东干人”。据称，如今90%以上的“东干人”仍然使用着陕甘方言，--- 新疆的许多回民原本就是来自陕甘，尽管他们已经完全看不懂中国文字。“东干人”用俄文字母对陕甘方言进行拼写，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汉语拼音文字 ---“东干文”，其中也吸收了一些俄文和突厥语的词汇。

有考究者披露，“东干人”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清末西北特有的土话，他们称政府机构为“衙门”，称政府官员为“大人”、“头子”，称商店为“铺子”，称妇女为“婆娘”，男孩叫“娃娃”，女孩叫“丫头”等。

如今，120多年过去，时光似乎已经冲淡了仇恨。那原本就不是人民之间的仇恨。是统治者们伤害了人民！据说，现在“东干人”对自己血脉的来源地中国依然充满了感情，他们称中国为自己的“舅家”，对中国人热情友好。笔者由此想，当恩仇泯灭，他们何尝不可以成为当今中国加强与中亚人民联系的桥梁？

一位名叫“黑雅尔”的“东干人”，写下过这样一首“东干文”诗歌：《啊，贵重的客人》，描写了自己对故国浓烈的感情，读来不禁令人动容：

新疆建省始末以及其历史意义

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标志着新疆省的正式建立。新疆建省是中国边政史和新疆近代史上一件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制度的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对于新疆建省，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早在民国时期，一些相关论著中就有所涉及。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中更不乏关注者。台湾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但是，近年来仍有部分学者未充分注意前人的研究成果，甚至有学者做出了“对于新疆建省，史学界很少论及”的判断。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新疆建省研究做一学术史的梳理，希望对推进和深化这项研究有所助益。以前虽有学者对此做过介绍，惜乎过于简略，难以反映相关研究的全貌。

新疆建省的酝酿

如果把新疆建省分为酝酿、筹划、实施和完成四个阶段的话，龚自珍、魏源等提出建省之议，应为新疆建省的酝酿阶段。 1820年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首次提出新疆建省问题，堪称新疆建省的奠基人。有一些学者对此加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有学者指出，“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大胆地提出‘夺伯克之权’，在新疆全境推行郡县制，龚自珍确是第一人”。龚氏《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的最大贡献在于“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在新疆建省实施行省制度的必然性，从发展生产、保卫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新疆建省和移民实边的必要性”。有论者谓，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是当时“一个比较全面、具体、有价值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的有创见的符合历史要求的建省方案”。

其“基本构想是推行郡县制代替军府制，称民实边，巩固国防，缓解全国人口过剩问题；变屯田为世业，使客丁成编户，革新社会制度，废除缺乏活力的兵屯经济，完成由农奴徭役制农村经济向封建租佃制经济的过渡，把新疆建省与社会改革联在一起。” 有学者全面探讨了龚自珍的新疆建省计划。他首先指出，龚自珍关注边政问题，除了家学的影响外，还与当时的时局有密切关系。龚氏反对弃疆之说，鼓吹移民屯垦，“不单是清朝第一个建议在新疆建省的人，也是第一人提出新疆省具体行政建置方案的人”。他把龚氏提出的方案，与乾隆年间管治新疆的规划，光绪年间左宗棠、刘锦棠等的建省计划和宣统《新疆图志》所载光绪时期最后议定的新疆政区进行比较后指出，龚氏的方案谋划甚精，特点突出:（1）龚氏议建的基层政区有50县3州，比左宗棠、刘锦棠所议设和光绪建省后所实设的州、县、直隶厅总数都要多1/3到1/2；（2）龚氏十分重视新疆的战略地位，其关于把临近北边俄罗斯境的塔州和临近西边浩罕、布鲁特的吐蕃（乌什）、砖房（喀什噶尔）建为直隶州，将西北的伊犁划分为东西两府，合设8县，伊东府为总督驻所等项建议，均是卓有远见之论；（3）龚氏深知乾隆利用札萨克和伯克制来笼络新疆蒙、回各族的苦心，所以在计划中对他们的出路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4）左宗棠、刘锦棠的计划意在安内，藉保蒙古、陕西、山西以卫京师，而龚氏的计划则意在进一步拓边，“通西海”，抱负更为宏大；（5）乾隆制定的治疆政策，强调回、汉隔离，对汉人到新疆经商多所限制，更防止汉人前去屯田，龚氏则建议移民实边，屯田兴农。

至于魏源，有学者注意到，“他先后撰《西北边域考》及《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著作，倡言新疆改设行省”，并在《圣武记》中明确提出“列亭障，置郡县”之议。学者们对龚、魏的新疆建省主张评价颇高。有学者赞曰:龚自珍的建省之议“是涉及当时新疆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主张。对新疆历史与现状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一点革新精神的人，是提不出这样精辟和独到的见解来的。”“龚、魏主张在新疆改设行省、置郡县思想的核心是开发新疆，增其财富，加强新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而巩固边防，有效地抗击外国的侵略。它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反映了剧烈变动时代的要求。”

新疆建省的原因

龚、魏的新疆建省之议并未得到清廷的重视，有超前意识的先行者总是孤独的，所谓曲高和寡，应者寥寥。龚自珍曾赋诗预言云:“五十年后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实践证明，龚自珍是一位极有远见的智者，他的建议最终在60多年后的1884年得到了实现。因为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和新疆，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省的主张有了更为现实的需要，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支持，清廷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改易祖宗成法。总体来说，新疆建省与当时中国边疆面临的内忧外患密切相关。边疆危机下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可以说是新疆建省的一个远因，在此不赘述。关于新疆建省更直接的动因，学者们从若干侧面进行了探究。有学者强调边疆危机对新疆建省的推动作用，认为自19世纪20年代起，清政府在西北地区遇到严重的边疆危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既“显示出清王朝的腐朽，也暴露出其传统的边疆治理制度的严重弱点”，“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高速，对边疆行政管理制度加以改革”，新疆因此得以建省。

另有学者也认为，19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新疆“出现的长达20年之久的疆土危机，是促成清政府在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的根本原因”。有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新疆建省的原因:（1）清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军府制对地方行政不重视，无治民之官，又无统一的政府，各地王公伯克各行其是，对农牧民大肆盘剥勒索，加剧了清政府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以改变新疆的地方行政管理；（2）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当时面临的形势也需要一种新的行政建制，来增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能力；（3）从清政府粉碎阿古柏侵略后的现状看，也迫切需要解决新疆的行政建制问题。有学者强调军府制的消极因素，认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新疆生产的发展，旧的军府制度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对外，军事力量渐趋衰弱，无力抵御外来侵略，在沙皇俄国、浩罕等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中无所作为；对内，造成各地王公伯克势力的膨胀，占据大批土地和农奴，既阻碍着中央政令的推行，又阻碍着生产的发展。新疆建省问题由此摆到了清政府面前。有学者注意到新疆建省的内在动因，认为建省是“新疆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长期交往的必然结果，是新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汉人大批进入新疆，“使原来孤立的回疆社会文化发生了相当的变化”，种下了新疆建省的“因素”。

左宗棠与新疆建省

新疆建省进入筹划阶段，左宗棠功不可没。有学者指出，左宗棠早年曾读《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留心边疆问题。1833年，22岁的左宗棠赴京参加会试落选，作《燕台杂感八首》，其中“有一首诗呼应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可见左宗棠在当时就“早早意识到新疆该建行省，该兴屯垦”。论者还注意到左宗棠对龚自珍的继承性，认为左宗棠《遵旨通筹全局折》和《复陈新疆情形折》从防止沙俄的侵略，改革新疆的政治、经济，加强西北边陲的国防，节约国家的开支立论，阐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把收复伊犁和改建行省统一考虑，反映出左氏“关于新疆改建行省的理论，是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安边绥远疏》的有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有学者更明确指出，左宗棠是在“龚、魏影响下，于一八七七年提出新疆设县建省问题，新疆建省由酝酿跨入了筹划阶段”。也有学者认为左宗棠早年有新疆建省构想，是受了“林则徐之影响”。还有学者指出，左宗棠一生中最值得后人称许的有两件事，一是创办福州船政局，制造船舰，加强海防，二是收复、开发新疆，巩固西北塞防，“两者都明显地受到了林则徐思想和行动的影响，可以说是对林则徐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早年对西域的关注，为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奠定的思想和知识基础。当他大权在握，可以一展鸿图之时，酝酿已久的建省之议再次浮出了水面。在1875年致友人的信中，左宗棠提出了在新疆“立省置郡县”的问题。 1877年，左宗棠正式提出建省之议。有学者指出，左宗棠在1877年的《遵旨通筹全局折》中，“不仅阐述了保卫新疆的重要意义，而且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了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为清政府的正确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西征过程中，积极采取措施，遣返难民，屯田垦荒，改革征收田粮的旧制度，厘定币制，筹设铁工厂，修筑道路，修筑城墙，把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以及收复伊犁、开置行省等互相结合进行，“做到了成竹在胸，环环相扣，为新疆建省铺平了道路”。

左宗棠督办新疆善后成功的主要原因有:（1）他本人以耕读起家，富有实干精神；（2）他有一支吃苦耐劳，能战能耕的骨干队伍；（3）他把善后事宜和开置郡县统筹考虑，避免了军府制度的弊端；（4）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混乱局面，在善后事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他注意推广洋务，以促进近代工业的生长。有论者总结了左宗棠提议建省所持的理由:（1）改设行省有可治之民；（2）改设行省可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3）改设行省可节省军饷。有学者对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的思想和筹划进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维护西北边防的安全是左宗棠主张在新疆建省的根本出发点。他在这方面的一切部署，从政治、经济到边事，都是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有论者对左宗棠的培养和提拔人才对新疆建省的意义做了阐发，指出经他选拔的重要官员不下10人，诸如刘典、刘锦棠、张曜、杨昌濬、谭钟麟、魏光焘、陶模、饶应祺、祝应寿、陈宝善、徐占彪、刘璈等。他们“新疆建省中起了重要作用。刘锦棠、魏光焘、陶模、饶应祺出任前四任巡抚；杨昌濬署理过陕甘总督，谭钟麟接杨任陕甘总督，张曜督办新疆军务。他们是新疆建省中的中坚人物。如果没有他们，新疆建省很可能夭折。”学者们对左宗棠在新疆建省中的作用评价较高。有学者指出，左宗棠最先制定出处理新疆问题的基点，即收复新疆与改设行省是处理新疆问题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他最早提出改设行省是为了更有效地抗击沙俄和英国的侵略，捍卫国家领土的基本方针；他屡次抗疏力争，终于使清廷原则上同意在适当的时候设新疆行省。

他“不畏艰险、苦心经营，筹划、实施新疆善后事宜，为新疆建省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他从新疆民情、社情出发，较为合理地设计了新疆行省的蓝图；他凭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成功地收复了新疆，为新疆建省创造了客观条件。”更有论者赞曰:左宗棠对于新疆“一意主张收复，一意主张建省，终于贯彻实现。这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实在是周、秦、汉、唐所创见”。左宗棠“堪称新疆建省的倡导者、推动者、设计者和奠基者”，他在新疆建省中的功绩，“永垂于中华民族边疆建设史上”。

刘锦棠与新疆建省

到了新疆建省的实施阶段，刘锦棠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论者谓，刘锦棠在1882年9月的奏折中，“以自己在新疆七年之久的实地调查，不但指出了在新疆建省的必要性，而且说明了在新疆建省的必然性，并比较切合新疆实际状况地提出了建省的具体实施方案”。建省前，刘本着“设立行省当从州县办起”的原则，首先在南疆设立了道、府、厅、州、县各级统治机构。1883年，刘又在北疆任命了一批地方官吏。建省后，刘锦棠等人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为建省做出了贡献。有学者指出，在新疆建省及其建署最后完成的过程中，刘锦棠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新疆建省的最终执行者和完成者——刘锦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建省后，他作为首任新疆巡抚，为完善新疆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长期操劳，建树尤多”。

有学者考察了建省后刘锦棠的作为，首先是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有:（1）裁兵屯田——将清军中一部分老弱兵丁裁汰下来，拨给土地，令其耕作；（2）遣犯屯田——发遣内地绞罪减流人犯，到新疆开荒种地；（3）移民实边——吸收内地农村中破产的农民来新疆务农。这些屯垦措施对恢复新疆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兴办文教。第三是边防建设。[44] 还有学者对左宗棠与刘锦棠在新疆建省方案上的分歧做了分析:左的方案是新疆设行省，督抚并设；将新疆划为北南两路，北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为总督治所，南路以阿克苏为中心，为巡抚治所，下属厅、州、县近30个。刘的方案是仿照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仍受陕甘总督节制，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厅、州、县，并请赏加兵部尚书衔，俾得统辖全疆官兵；设甘肃关外等处地方布政使一员，随巡抚驻扎；旧有镇迪道，援福建、台湾之例赏加按察使衔，令其兼管全疆刑名、驿传事务。“应该说，刘锦棠的建省方案较之左宗棠的相关方案要更为切实、可行。经过慎重考虑，清廷最终批准施行的是刘锦棠的建省方案”。

另有学者也指出，刘锦棠提出的改郡县设官制的方案，比左宗棠“奏拟设立各官，稍为简省”，“比较切实可行”。有论者对新疆建省前后左宗棠和刘锦棠采取的主要措施做了梳理，主要有:（1）整顿吏治，废止伯克制度；（2）肃清残敌，加强边界防务；（3）安民薄赋，发展农业生产；（4）尽地之宜，兴办蚕桑渔牧各业；（5）恢复传统工艺，试办现代工矿企业；（6）发展商业贸易；（7）改革币制税政，增加财政收入；（8）整修驿路，增办近代交通邮电事业；（9）发展教育卫生事业。论者称赞道，左、刘等人“审时度势，抓住西征胜利的有利时机，争取朝廷的批准，赢得民众的支持，抵制各种反对意见，谨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新疆建省这一酝酿已久的大事得以完成，促进了新疆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对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产生深远影响。”

新疆建省的影响和意义

新疆建省是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索。有学者认为，1884年新疆建省，虽与龚自珍的建省和社会改革的设想“有很大的距离”，但“新疆省的建立，对于防止外国侵略者与本地民族上层反动头人的勾结，增强国宝的统一，便利国内各民族人民的交往，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等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有学者认为，新疆建省“加强了我国从秦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理由如下:（1）建省后全疆设道府州县，在行政建置上与内地完全一致，使全国在行政管理上进一步统一起来；（2）建省后将原来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行政体制，改为单一的郡县制，使军政大权归于巡抚；（3）建省后原有的札萨克和伯克制度得以废除，地方一切行政归地方官管辖，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4）建省促进了新疆和内地的联系，为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具体体现在下述方面:挖井修渠，招民屯垦，使生产迅速恢复；修筑道路，增开邮局，铸造钱币，促进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设厂开矿，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抵制俄英侵略。对于建省后伯克制和札萨克制的变化，有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认为建省后“逐步取消了伯克制，札萨克制统治则大大削弱了”。

有学者谓，新疆建省是新疆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新疆行政体制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对于提高新疆的政治地位，维护祖国的统一，对于新疆增加抵御外来侵略力量，加强各民族间的往来和团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论者这样评价新疆建省:（1）“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国内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对于“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地方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头目相勾结、制造分裂阴谋，煽动分裂叛乱”，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都具有积极意义；（2）消除了其他各省人民“前来开发边疆的人为壁垒”，关内民众大量移居新疆，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想了重要作用”；（3）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内地民众移居新疆，“对于促进新疆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太平天国起义在13年后才波击到新疆，而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在一年之内就传播到了新疆，“事实雄辩地说明，新疆省的建立，使西陲边疆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内地人民的斗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时论说到边疆危机，往往指责慈禧对外妥协。这一说法不合事实，请看:日本侵略琉球，转而侵略台湾，慈禧对琉球确实没有足够保护，但对本国台湾却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终使日本不能得逞；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宣布对法战争。最后，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却不肯割地赔款，《中法条约》是历次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轻的条约；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命左宗棠平定新疆，保住了清皇朝版图中最大一块领土。为收复伊犁，慈禧指令崇厚赴饿谈判，订约后又不满崇厚失地太多，改派曾纪泽使俄，终于从虎口中夺回大部分领土。

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她一开始就倾向主战，骨子里却主张列强调停，本意是无法战胜日本而希望依靠“以夷制夷”取得体面和平。只是打不过日本而不得不求和，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事实俱在，能说她在边疆危机中一味妥协卖国吗？哪一个统治者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之所以不惜动武，根本上是为了保住领土，不愿在自己手中割去土地。历史对慈禧的指责，丛集在权欲、专制、暴戾、卖国、腐败等方面，这些大多是缺乏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从而构成了对慈禧的妖魔化。

这些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前后，解放后更甚。造成妖魔化的原因，一是康梁出于保光绪的需要，而攻其一点；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需要，而大造反满舆论；三是解放后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出于对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一棍子打死。

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要采取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千万不要简单化、片面化。

天下第一女人”并非我们想象中那般，只知道卖国求荣，她也想抵抗和保卫中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这个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硬汉，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这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曾国藩评价左宗棠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左宗棠有着卓越的战功，最大的贡献是收复新疆之战。新疆之战，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称之为晚清对外战争唯一胜仗。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清同治三年（1864），中亚细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侵占新疆，攻占南路八城，不久又占领了北路的乌鲁木齐和伊犁地区，并于同治六年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7月上旬，越过边境，侵占了伊犁九城地区，“设官置戊，开路通商，晓示伊犁永归俄辖”，并对清政府谎称“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并向准噶尔盆地渗透。

当时，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东南沿海防务也十分紧张。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同时告急，必须在“海防”与“塞防”之间作出优先抉择，引发了清庭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

对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主张放弃新疆的观点，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力主收复新疆。在左宗棠的坚持下，慈禧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

此时的左宗棠已年近花甲，西征除了与高度的民族责有关外，还与林则徐有着历史渊源。

因为禁烟运动，林则徐被清政府发配到新疆以取悦列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林则徐才接到皇帝赦免诏书，得以离开哈密，踏上东归之路。“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林则徐对新疆是有着强烈的感情的。

一个在新疆，一个在湖南，林则徐和左宗棠是怎么相识并得以相知的呢？林则徐是从自己的知己好友、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胡林翼那里了解到左宗棠的情况的。胡林翼称左宗棠为：“近日楚才第一。”向林则徐大力推荐左宗棠。而左宗棠对林则徐更是仰慕已久。“心神依倚，惘惘欲随”。

公元1850年1月3日，这一天被史书称之为“湘江夜话”，林则徐和左宗棠终于有机会得以相见。此时的林则徐已六十有余，途经湖南时，派人把左宗棠找了来。两人年纪相差27岁，却一见如故，畅谈治国方略，纵评天下大事，相见恨晚，结为忘年之交。

林则徐还预见俄国将成为中国的边疆大患，谈及他对新疆地理的观察，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和自己的战守计划，并将在发配新疆期间的材料、战守计划以及沙俄在中国边疆的政治、军事动态，悉数托付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临行前，林则徐还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

巧的是，27年后，左宗棠冒着千里戈壁的风沙酷暑，怀揣着林则徐给他的作战方略和地图，抬着那口木棺，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真的义无返顾地走进了新疆。

收复新疆的战争是没有退路的。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69岁高龄的左宗棠在新疆部署兵事，出肃州抵哈密坐镇，命令三路大军并进，彻底击溃了阿古柏残余势力，收复大片国土。左宗棠的大营驻扎于西河坝旧名孔雀园的地方（即今之市运输公司、市修造厂处，“大营门”这个地名即源于此）。“大营状如城郭，与新城相对峙。由是街道大兴，商随营集，平碛构卢，店舍鳞比，市镇喧阗，百货衔属辐辏，实为从来未有之盛。”左宗棠在新疆期间，曾大力兴办屯垦业，其功绩遗泽至今。

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定，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面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却被沙俄强行割去）。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也是左宗棠最辉煌的记忆。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睿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看见处处杨柳成荫，人们安居乐业，生活得其乐融融，吟了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在左宗棠曾走过的那条西征路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左公柳”在飘扬。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

作者:公仆之仆

从1840年到1900年，清末中国对列强的战争几乎都是惨败，而唯有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在数个战场却能获胜，顶住了法国在海战和陆战的进攻，获得了胜利。当然这个胜利也是非常有限的胜利，陆战中国胜，海战还是法国胜，因此最后谈判后签订的那个条约，当然还是李鸿章签订的，就是中国从越南撤出，越南归属法国，而法国从澎湖撤出，也放弃封锁台湾。

虽然是有限的胜利，但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胜利了，一是，中国第一次在对列强的战争中没有割地赔款，也没有损失太大，仅仅是失去了属国越南，而越南那个时候已经被法国基本占领，各大主要城市和90%的地盘都已经在法国手中，中国陆战的胜利，其实也仅仅是在中越边境上的胜利，即镇南关大捷，是一个自保性的，反击性的胜利。但是，法国由于战争失利，其当时的内阁政府倒台，法国也颜面大失。但法国也有所得，得到了越南。

很奇怪吧，在1885年以前，中国在与列强的战争中是不堪一击。在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在1856-1860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还火烧了圆明园，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让九龙，赔款英法各800万两。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政府的刺激更大，原因是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失陷，皇帝的园子被抢劫和焚烧。而且在天津到北京途中的八里庄战役中，清军还在被英法联军屠杀，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英法联军与清军的作战，联军有近2万人，清军有10万人，1:5，还是打不过。那么何以在1860年之后20几年的时间，中国的陆军就可以与列强之一法国一战了呢?中国在这20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当然，变化就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崛起，而且中国已经开始了洋务运动。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但在中法战争以后，由于有了台湾和马尾的教训，中国就开始搞北洋舰队了。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法大战，是对崛起的湘军和淮军的的一个检验。这个实战的检验已经证明，中国那个时候的军事变革还是非常的成功的，而且那个洋务运动也是对头的。

应该说，法国的战力比英国人要稍弱一些，而且，法国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刚刚败于德国，士气受到一定的打击。但，法国毕竟是老牌的帝国，其军事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中法大战分为几个阶段，而且还分陆战和海战两块。先是陆战，战场在越南的北部。法军一路从南到北打过来，占领了西贡，顺化，河内，与越南的皇帝签署了一系列的条约，意思就是，法国要做越南的保护国，中国要退出。因为在清代，越南还是中国的属国，有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一样。在越南北部，中国军队一开始是失利，山西北宁一线失利，退守凉山，老街一带。然后中法在天津就签订了一个《中法简明条约》，还是李鸿章签订的，看来李是签约专业户了。条约的意思就是中国军队要退到边界，开放边界的几个地方通商，承认法国是越南的保护国。但有意思的是，李鸿章耍了一个滑头，搞了一个条约的法文本和中文本，两者的词语的意思略有不同，至少是有些歧义，时间表也没有定。

而当法军继续进军的时候，发现中国军队还在凉山和老街一带，而且还前出凉山100里。但李鸿章解释说，凉山一线已经接近中越的边界线了，中国不能再退了。而法军还是进军，结果就开始打。这个时候，是李鸿章的淮军大将潘鼎新为广西巡抚。而朝廷内部刚刚发生了一个大地震，清流派的内阁大员都被慈禧太后给轰出去了，也就是恭亲王一系的人马。左宗棠进了军机处，而左宗棠一直是非常强硬的。淮军的另一员大将刘铭传被派到台湾任巡抚。台湾那个时候刚刚觉得有些重要，因为在1876年，日本进攻台湾，因此台湾的地位就重要起来，朝廷就准备在台湾建省。台湾里面派系林立，有湘军，有楚军，楚军是左宗棠派系的，是湘军的变种，还有淮军。

中法的第二次陆战是在一个叫观音桥的地方，中国取胜。法国大怒，认为中国人没有遵守条约，因此在上海开始了一个谈判，中国是派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去的，法国要中国赔款3500万两，被曾国荃拒绝。于是，战场就转到了海上。先后有马尾海战，台湾基隆和淡水之战，还有浙江宁波镇海之战。马尾海战，法军大胜，南洋水师全军覆灭;基隆和淡水之战，互有胜负，刘铭传打的非常艰苦，但一直坚守淡水，没有后退，法军也没有办法。刘铭传的军队总人数只有不到35000人，法军有近20000人，其比例不到2:1，刘铭传能与法军对抗而战至平局，非常不易。基隆淡水之战，中国方面伤亡10000人，法军伤亡2100人。后来法军占领澎湖，封锁台湾海峡;镇海之战，法军败退，其统帅海军中将孤拔的旗舰被击伤，孤拔受伤，后来死掉了，有说是受伤而死，有说是生病而死。

在1885年，战场又转回到陆上。这个时候，两广总督张之洞到任，调湘楚系的老提督冯子材为主将。冯子材以13000人，对抗法军2000人，6:1的比例，在镇南关用诱敌深入的计策，打了法军一个埋伏，大胜，法军死亡1600人，一路败退，清军一路追击，收复凉山老街，并准备进军河内。此役，中方阵亡4000人。

后来李鸿章出来，见好就收，与法国签订一个条约，《中法新约》，承认法国为越南保护国，中国退出越南，而法国也放弃澎湖，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左宗棠听说李鸿章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大骂李鸿章是千古罪人。其实，李也没有大错，因为陆上中国略占优势，也就是一个自卫反击战而已，越南的大部领土已经被法国占领。而海上还是劣势，各退一步，也就是那个结果。

中法大战后，中国陆军的军事改革已经见了一定的成效，海军还是比较弱。在此之前，李鸿章就上过一道折子，意思是筹建海防，建立三大海军，当时朝廷还在犹豫，何况李鸿章和左宗棠还进行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就是海防和塞防谁为重要和优先的问题。在中法大战后，由于台湾的地位非常重要，中国在马尾还大败，因此朝廷就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开始筹措建立北洋舰队。

有一个问题是，在1885年的时候，中国陆军，无论是淮军湘军楚军，都可以与列强之一的法国陆军一战，可是到了10年后的甲午战争，在陆战上，淮军如何就不敌日军了呢?淮军的战斗力会下降的那么快吗?笔者认为，对日军的失利，主要还是战略上的失误。

在中法大战中，中国没有坚持保有属国越南，而是将军队摆在中越边界，前期作战，只是利用刘永福的黑旗军与法军周旋。刘铭传在台湾也是以防御为主，在兵力部署上，也是尽可能的多一些，台湾之战，不到2:1.，镇南关之战，几乎是6:1，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在中法战争中，中国一直是谨慎对待，兢兢业业，而且中方虽然是宣布与法国开战，可惜宣战的时候，没有其他国家的领事到场。而法国方面，一直没有对中国宣战，打的几次海战，其目的是为了得到中国的赔款。

甲午战争，中国方面在战略上犹豫不定，前后不一，是保朝鲜还是放弃，一直犹豫。在是否出兵朝鲜也犹豫不定。因为中国与日本此前有一个条约，就是，朝鲜如果有事，如果中国不出兵，日本也不能出兵。因此，中国战争前期的准备问题很大。因为，或者就不出兵，这样日本也没有借口出兵;或者就出兵，并且要迅速。牙山一战，中国在军队人数方面还有劣势。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一直轻视日本，因此对日作战的准备，就远没有对法作战那样的兢兢业业和准备充分。而日本方面的准备非常的充分。那个在黄海大战中实际指挥日本舰队的东乡平八郎，在中法大战的时候，一直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呆是法国的战舰上，从马尾海战到台湾战役，东乡都一直在观察中国军队的表现和战法。

在甲午战争中的对日作战，如果淮军和北洋舰队，能按照毛的军事思想去打，如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慎重初战，首战必胜等，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还有集中优势兵力等原则，那一定不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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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慈禧太后统治的同光中兴阶段在全国各地掀起和领导的改良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在位期间（1862-1908年）慈禧太后统治的同光中兴阶段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产生原因

1）太平天国运动和外国侵略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2）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维护清王朝统治

3）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外洋事物

4）总理衙门设立后，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统治者．暂时支持了后实力且受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5）工业革命的扩张，“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持续时间

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历史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 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产生过程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内容来自dedecms

各持己见

洋务派

奕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守旧派

慈禧太后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发展过程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

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祈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代表人物

爱新觉罗·奕訢

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訢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訢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訢、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訢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訢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战利品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对镇压太平天国军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曾国藩被太平天国军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成功。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1870年，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被认为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1872年初，病逝于南京。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近代化的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军事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镇压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满清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在大环境下，他不得已妥协退让，被认为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委托他参与或亲手签订的。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在90年代，他被认为先后两次收受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阻碍了民族复兴的发展。但现今也需要客观的从多方面评价其人。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可以算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据闻在签订马关条约后他曾发誓此生不再踏上日本国土，即使后来路遇日本，日本官员请他入陆休憩小许也被他拒绝。但不管如何，满清政府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1898年，张之洞撰写《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比较完整的表述。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 的章程。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实践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下面的这份时间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外交机构。

1862年，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翻译人员的“同文馆”，这是清代最早的“洋务学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1863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第二年又在广州设立一个“广方言馆”。“广方言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

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本文来自织梦

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

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总局（后改名为北洋机器制造局）。

1872年，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由容闳指导选派。

1875年，建议在各省设立洋学堂；创立科举考试中“洋务进取”一项。

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

1880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京师学堂，购置军舰；设立南北电报局。

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

1882年，建立旅顺军港。

1885年，清政府新设立了海军衙门；在天津设陆军武备学堂。

1890年，在汉阳建立湖北枪炮厂；在湖北，江西设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完整的洋务运动内容，而仅是列举了一些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实际上当时小一点的厂矿企业还有不少。

重要项目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19世纪后期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用管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

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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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同文馆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孙中山与洋务运动：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点

（1）从性质来看：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2）从目的来看：洋务派创办洋务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维新派的根本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

（3）从主张来看：都主张学习西方，但前者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后者还学习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

（4）从活动方面来看：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维新派掀起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

失败的主要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第四，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

历史的评价

宗旨：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

观点：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其他：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作用：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过程：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结果：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研究的探索

洋务派与顽固派：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改良派和维新派：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

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织梦好，好织梦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慈禧西行

义项指多义词的不同概念，如李娜的义项：网球运动员、歌手等；非诚勿扰的义项：冯小刚执导电影、江苏卫视交友节目等。 查看详细规范>>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指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英、法、德、美、日、俄、意、奥等国派遣的联合远征军，为镇压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而入侵中国所引发的战争。派遣的联合远征军，开始时总人数约3万人，后来增至约5万人。八国联军的行动，直接造成义和团的毁灭，以及京津一带清军的溃败，迫使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陕西西安；最终清廷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主权。影响所及，清帝国内部及辽东（满洲平原）之权力平衡，亦受重大冲击，间接导致清廷衰落、日俄冲突等变化。

事件大事记

背景 

油画: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油画: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便开始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与此同时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终于引起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内忧外患，无力抵抗，因此西方列强更加放肆，趁火打劫，妄图吞霸中国。战争起因: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侵略中国，实现称霸世界的梦想。

慈禧与洋人之仇

1898年，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变法维新，因与保守派对立而失败。慈禧镇八国联军斩首义和团八国联军斩首义和团压维新运动，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各国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但因遭各国反对而不敢付诸行动，令她怀恨在心。加上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纷纷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也增长了慈禧的仇外情绪。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为山东省学习武术的团民组织，为山东巡抚毓贤利用来抗衡教会，威吓教民脱离教会之用。后由外国所迫，派袁世凯到山东取缔，团民逃到北京城外涿州各地。

当时，慈禧信任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竟听信毓贤之言，相信团民能"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怂恿慈禧借助义和团排外。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刚毅往涿州视察，但刚毅竟向慈禧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因此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入北京城内勤皇。

团民则沿途到处杀害洋人、教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过程

联军进犯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外国列强多次敦促清政府予以镇压。

1900年4月，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罗斯帝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朝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平乱。

5月28日，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日本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清政府被迫同意。

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

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求加强保护。英、俄、法、美、意、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联军达2000余人。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征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进攻中国的战争爆发。

6月3日，德、奥派兵83人抵京。

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组成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英使馆内更有小马150匹可供食用。

1900年6月11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帝国主义的征华战争，激起义和团坚决抵抗。6月12日，义和团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切断侵略军与天津的联系。6月14日至18日联军被义和团群众包围在廊坊、落岱、杨村一带，面对用近代枪炮武装的联军，义和团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爱国热情，打死打伤敌军300余名，西摩尔溃不成军，被迫沿北运河退回天津，义和团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八国联军攻陷北京6月中旬，侵华帝国主义海军在沙俄海军将领指挥下，联合进攻大沽口炮台，遭到守军坚决抵抗，清军共击伤击沉敌舰6艘，毙伤敌军200余名。正当战事激烈时，守将罗荣光中弹牺牲，清军失去指挥，大沽炮台失守。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德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被守军击毙。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

大沽口失陷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猛攻，义和团奋起投入天津保卫战。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500余名（一说112人），数度占领车站。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平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7月，八里台一战，聂士成身中7弹，腹破肠流仍坚持战斗，直至血竭而亡。14日，联军付出伤亡900余人（一说882人）的代价，并发射毒气炮后，攻陷天津。

8月中旬，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次日，进抵北仓，受到清军马玉昆、吕本元等部及李来中所部义和团顽强阻击，再次施放毒气，才攻占北仓。但联军付出死伤635人（一说400余人。其中日军近300人）的代价，毒气炮（"列低炮"）也被击毁。13日，联军进至北京城下，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4日，北京失陷。次日晨，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联军入城后，解除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转往外地坚持抗击侵略者。西太后在流亡途中，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派兵四处攻城略地，扩大征伐。9月，俄军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但法、德联军在侵犯井陉、娘子关一带时，受到清军刘光才部的顽强阻击，付出重大伤亡后败退。

八国联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数村镇沦为废墟，天津被烧毁三分之一，北京一片残墙断壁。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八国联军在北京公开大肆抢劫，清宫无数文物珍宝被洗掳一空，大批群众惨遭杀戮。

1901年9月7日，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辛丑条约》保住了清政府权位，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

附:时局图时局图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列强各国都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消息传到俄国，沙皇政府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除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殉国;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1900年11月，俄国胁迫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军事占领合法化。俄军利用军事占领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

联军暴行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军、俄军、法军有滥杀、强奸、抢劫、烧毁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

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人。

签订条约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政府8月7日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李鸿章为协办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求和。

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出兵八国外，另外又加上三个国家--比利时王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帝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条正文和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

（1）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

（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

（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

（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5）对德、日"谢罪"。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

（6）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总理衙门改组的外务部总理衙门改组的外务部《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附: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由印度人组成，还包括香港及威海卫华人）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主要由越南人组成），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

影响

给中国影响

经济方面。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八国联军封锁街道，逐户进行抢劫八国联军封锁街道，逐户进行抢劫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样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之后，可谓雪上加霜。中国这时战争不断，内忧外患，早已国库空虚，国民总产值低落，要付清4.5亿的战争赔款只有分期偿还，并且还向有关各国银行借债还贷用以支付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为了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赔款共分39年才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翻一倍多，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了身。

《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比较特别，列强要求赔款4亿5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用意就是要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又被要求一律停止科考五年。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中国因而彻底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文化方面。 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抢掠，因而造成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大量的文史资料典籍（其中包括著名的《永乐大典》）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损失无法估计!其中仅嵩祝寺一处，丢失镀金铜佛3000余尊，锦绣制品1400件，铜器4300件。就连紫禁城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这也是联军劫掠北京的铁证。《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1403-1408）210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以遭破坏，后来收藏在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里，1900年被八国联军大肆损毁丢弃，甚至将《永乐大典》书册用于修建工事之用;《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36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7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册数万。翰林院内收藏了许多珍贵图书、孤本、宋版书籍、文史资料和珍贵书画，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糟蹋一空。直到现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里还有《永乐大典》等许多当年被抢掠去的图书和文史典籍。

政治方面。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国家主权。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汉族权臣抬头，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八国联军事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后来美国向清政府减少了约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退款主要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这一方面间接促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另一方面加强了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另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俄亦在1920年宣布放弃 。《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损害了国家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给东北亚影响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战争也引起了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利益上矛盾的激化升级，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对远东局势来说，1900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的本质。

给各国影响

1900年，亚非拉各殖民地政府响应英国召唤，协同八国联军北伐中国。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因此，中国之战不仅是澳大利亚殖民军的首次亚洲之战，更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次海外军事行动。八国联军侵华八国联军侵华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迅速占据各国媒体的主要版面。但对于澳大利亚大陆的六个英属殖民地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即将水到渠成的联邦成立。经过多年的政治角力后，1900年3月，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代表齐聚伦敦，进行联邦成立前的最后磋商，联邦宪法草案随即于7月份提交英国议会审核。此时，北京形势迅速恶化，作为列强中的带头的老牌帝国，英国此时面临两难选择。远东局势糜烂如此，为维护英国利益和权威，其势不能不出兵，但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此时却无兵可调。因为英军的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南非，正在那里与荷兰人鏖战，史称"布尔战争"。布尔战争也牵扯了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向南非投放了两千五百人的常规部队和三千五百人的民兵。作为英国最为成熟的殖民地之一，印度军队也已被大英帝国调往世界各地，以填补英军主力开赴南非后留下的防卫空虚。此时东亚告急，英国只能转向其它殖民地（或类殖民地）挖掘军事潜力，连刚刚组建不久的威海卫"华勇营"，也被征召前往京津地区参战，与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及若干印度军团一道，组成英军主力，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 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的唯一"白肤色国家"，是英国所谓的真正子弟兵。英国政府征询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意向，各殖民地政府痛快地表示，只要"祖国召唤"，他们将立即派兵参战。多国联军纷纷来华作战，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俄之间、俄日之间、英法之间等国在华既得利益矛盾凸显，暗流涌动。

事件大事记

1900年

1月27日，英、法、美、德、意等国联合照会清政府，再次要求取缔义和团。

2月1日，山东高密群众围攻德国铁路公司，相持数日，并破毁铁路，至14日，德军扬言要以武力镇压 

3月13日，帝国主义列强在渤海举行海军示威，显示要用武力干涉中国。

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照会清政府，限两月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

5月20日，公使团会议，提出调兵来北京。

5月31日，英、俄、美、法、日、意等六国军队四百余人到北京，使他们的公使具有"完全不受约束"的"处理事务的自由"。

6月3日，德、奥两国军队八十余人到北京。

6月5日，帝国主义侵略军六百余名入卫天津租界。

6月7日，英政府授予驻华公使窦纳乐以便宜行事之大权，俄、美、德等国政府也先后授予格尔思、康格、克林德等使节以同样权力。沙俄派兵四千人赴天津。

6月9日，窦纳乐致电大沽口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海军中将西摩尔率军进京。

6月10日，西摩尔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共两千余人分批乘火车自津赴京。

6月11日，日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迎候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为董福祥部甘军所戕。

6月12日，西摩尔联军中午抵达廊坊。

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率士兵出外寻衅，见拳民即毫不迟疑下令开枪，打死约20人。

6月15日，军机处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以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两人均未赴召。

6月16日，西摩尔联军承认"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暂停由铁路前往北京，大沽口列强舰队司令向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大沽炮台。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剿"抚问题。

6月17日，列强侵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占据大沽炮台。

6月18日，义和拳及爱国官兵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与敌军激战。

6月20日，德使克林德在东单为虎神营章京恩海所戕。义和拳与董福祥甘军及武卫中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

7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俄军侵华总司令，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为参谋总长，先后动员部队约十八万人，分为四个作战军团，准备入侵中国。

7月，直隶提督武卫前军总统聂士成于天津城南八里台与敌军奋战牺牲。

7月11日，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激战。

7月12日，俄罗斯帝国关东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主持联军指挥官会议，定十三日黎明分兵东南两路向天津城发动总攻。

7月14日，天津失守，帝国主义联军在津大肆抢掠屠杀。

7月17日，俄军从是日起至21日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惨案。

7月30日，联军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俄军分别侵占海拉尔、珲春、三姓（今依兰）及辽阳等地，大肆烧杀。

8月中旬，日、俄、英、美、法、德、意、奥八国联军一万八千余人自天津出发，向北京进军 

8月5日，德皇威廉二世电尼古拉二世，

8月6日，敌军占杨村。8月11日，敌军攻通州张家湾。

8月12日，通州失守。

8月14日，联军入北京，大掠。

8月15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遁。

8月17日，英国派来的印度军队在上海登陆;次日法国水兵也在上海登陆。

8月19日，联军统帅瓦德西离柏林东来。

8月28日，俄军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

9月18日，德国照会各国，主张先"惩凶"后议和。

9月21日，俄军侵入吉林省城，23日侵入奉天牛庄。

9月27日，联军统帅瓦德西到天津。

9月29日，俄军占辽阳。

10月1日，俄军侵入沈阳（奉天府），至是东三省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归沙俄强占。英军占山海关。

10月4日，法国提出和议条款六点。

10月13日，法军占保定。

10月17日，联军统帅瓦德西到北京，设司令部于仪銮殿。

10月18日，法国占正定。

11月19日，德、意侵略军占张家口。

12月10日，联军组织"管理北京委员会"。

12月16日，联军占直隶束鹿县，遭到人民的英勇抗击。

12月22日，英、俄、德、美、法、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于27日同意接受。

12月30日，中俄签订《天津租界条款》。

1901年 

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

2月21日，清政府接受了列强要求处死的十二人名单，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书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等;到4月，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共达142人之多。

5月11日，奕劻、李鸿章照会列强公使，接受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总额的要求。

5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电召瓦德西回国，并转告各国政府取消他所担任的联军总司令职务。

5月26日，清政府照准各国赔偿四百五十兆两，四厘息。

8月8日，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

9月7日，李鸿章和十一国公使在北京正式签订《辛丑和约》十二款及其十九个附件。

宫女谈往录 - 慈禧西行（一）

出逃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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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渐渐谈到太后出逃前后的情形了。

回想老宫女谈这些事的时候，多半是在1948年的冬天。那时正是雨雪凄厉、鸡鸣不已的关键时刻。傅作义的兵多半撤进城来了，解放军试炮的炮弹已经落到东单广场上。满街是兵。我的家也被波及到了。一个国民党军当官的闯进院来，说他的家眷要住我租来的闲房，因为孩子到外婆家去了，冬天有房空着。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我的嘴皮子没有枪杆子硬，《诗经》上不是早就说过吗，“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据传说，鸠的粪有恶臭，拉在鹊巢里，鹊怕臭只好躲开罢了。我没处可躲，唯一的办法是紧闭窗门、蛰伏在屋子里。我的病明显恶化了，百无聊赖，就想起该请老宫女给讲讲太后去西安的事。

老宫女委婉地拒绝了。用她自己的话讲：“我自从13岁进宫，像鸟装进笼子一样，只要出了神武门，东西南北全不清楚，我怎么配讲老太后去西安的事。当时坐在蒲笼车里——蒲笼车是东北话，车帮上两边各有两个槽，把一丈多长的竹板子弄成弓形，放在槽里搭成架，用芦铺在架上，外形像罗锅桥桥洞似的棚。既可以遮阴避雨，平时又可通风。出逃的时候，我们下人坐的就是这种车。身底下铺的又少，浑身长满了痱子，衣服全臭了，头发根下成片的痱毒，坐一天车摇得骨头节全是酥的。反正我也想开了，什么也不问，车拉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昏天黑地过了两个多月，我能说什么呀!”她像倒了核桃车似的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套。我说：“您仔细想想，分阶段地想，就会想起来的。譬如出逃以前，逃跑的早晨，第一天的路上，初次外宿，或者路上的特殊情况，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都是谈话的好资料。只要是您看到的事，都可以说说。”她不言语了，半天仰起脸来说：“成本大套的我可不会说，只能说我知道的一星半点儿。”我说：“那就很可贵了。”于是她断断续续地给我谈了以下的这些事情。

珍妃死在西行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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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的早晨，也就是俗话说——闹义和团的那一年。”老宫女一边回忆，一边慢慢地说，“虽然这事已经过了40多年，大致我还能记得。

“我记得，头一天，那是七月二十日的下午，睡醒午觉的时候。——我相信记得很清楚。老太后在屋子里睡午觉，宫里静悄悄的，像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出逃的迹象。这天正巧是我当差。

“我还要絮叨几句。这一年是我第二次回到宫里来，太后对我格外开恩，所以我特别小心，不争宠，不拔尖，死心塌地伺候老太后。宫里变样了，春苓子、小翠已经离开宫了，老伙伴只剩下小娟子。小娟子不知替我说了多少好话，老太后才点头让我回宫来，当然不是她一个人的力量，所以我对小娟子也特别感激。说句实在话，我心甘情愿听小娟子的调遣，因为她聪明、直爽，没有歪心眼。那时她是宫里的大拿（掌事儿的），我是她的副手。

“在宫里头我们只知道脚尖前的一点小事，其他大事丝毫也不知道。老太后有好多天不到园子里去了，和往常不大一样。到二十日前两三天，听小太监告诉我们，得力的太监在顺贞门里，御花园两边，都扛着枪戒备起来了。问为什么，说也不说。我们也风闻外头闹二毛子（教民），但谁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小娟子暗地里嘱咐我，这几天要格外留神，看老太后整天板着脸，一丝笑容也没有，嘴角向左边歪得更厉害了，这是心里头憋着气的象征，不定几时爆炸。当侍女的，都提心吊胆，小心侍侯，免得碰到点子上自找倒霉。

“那一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陪侍在寝宫里，背靠寝宫的西墙坐在金砖的地上，面对着门口。这是侍寝的规矩。老太后头朝西睡，我离老太后的龙也就只有二尺远。在老太后寝宫里当差是不许没有人样子的，要恭恭敬敬地盘着腿，眯着眼，伸着耳朵，凝神屏气地倾听着帐子里的声音。……

“突然，老太后坐起来了，撩开帐子。平常撩帐子的事是侍女干的，今天很意外，吓了我一跳。我赶紧拍暗号，招呼其他的人。老太后匆匆洗完脸，烟也没吸，一杯奉上的水镇菠萝也没吃，一声没吩咐，迳自走出了乐寿堂（这是宫里的乐寿堂，在外东路，是老太后当时居住的地方，不是颐和园的乐寿堂），就往北走。我匆忙地跟着。我心里有点发毛，急忙暗地里去通知小娟子。小娟子也跑来了，我们跟随太后走到西廊子中间，老太后说：“你们不用伺候。”这是老太后午睡醒来的第一句话。我们眼看着老太后自个往北走，快下台阶的时候，见有个太监请跪安，和老太后说话。这个太监也没陪着老太后走，他背向着我们，瞧着老太后单身进了颐和轩。

“农历七月的天气，午后闷热闷热的，大约有半个多时辰，老太后由颐和轩出来了，铁青着脸皮，一句话也不说。我们是在廊子上迎老太后回来的。

“其实，就在这一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老太后赐死了珍妃，她让人把珍妃推到颐和轩后边井里去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晚上便有人偷偷地传说。后来虽然知道了，我们更不敢多说一句话。

“我所知道的事就是这些。

“时间悄悄地流逝，人世不断地喧腾，经过改朝换代，到了民国初年，我们说话都没有什么忌讳的时候，有一年正月，崔玉贵到我家来串门，闲谈起这件事，他还有些愤愤不平，说老太后对他亏心，耍鬼花样。现在我把当时崔玉贵和我说话的情况，大致给描绘一下。也不见得全是原话了，让我慢慢地想，慢慢地说。

“崔玉贵，我们叫他崔回事的，不称崔总管，免得和李莲英李总管之名重复。他在辛丑回銮以后，被撵出宫，一直住在鼓楼后边一个庙里。庙里住着好多出宫的太监。他觉得在这里住着方便，不受拘束。这也就是崔玉贵为人还不错的明证——他当过二总管，如果当初他亏待了太监，决不敢在这里住，舌头底下压死人，大家伙骂也把他骂跑了，可他能在太监堆里住下去，足见他的人缘是很好的。他一直没有家眷，过着单身生活，所以也没有牵挂。经常的活动是起早贪黑地练武，摔打（锻炼）自己的身子。

“我那时住在北池子孟公府，梳头刘的后人住在奶子府中间，桂公爷（桂祥，老太后的娘家兄弟）住在大方家胡同西口里头。崔玉贵是桂公爷的干儿子，也就是隆裕皇后的干兄弟，所以他在宫里很红，因为有桂公爷做靠山。按太监的行话说，叫钻桂公爷的裤裆。他到桂公爷家来来往往，要经过我们两家门口。民国以来，崔玉贵是个恋旧的人，过年过节都到桂公爷家里照个面，虽然桂公爷不在世了，但他不愿意落下个‘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丢开’的话柄。为了表示不忘旧，他常常是先直接到桂公爷家去，由大方家胡同出来时就遛达遛达。他是练武的人，不爱坐车。他顺路先到奶子府刘家，歇歇腿儿，就来到我家，这是他必经之路。也常在我家吃便饭，他和老刘（刘太监，老宫女的‘丈夫’）从前都一起伺候过光绪爷（戊戌前，老太后派崔去监视过光绪），又都是冀南的小同乡（崔是河间人，刘是宁晋人），人不亲土亲，再说，同是一个笼子里出来的，坐在一起也有话说。他饭量大，嘴馋，又是北方人，爱吃山东菜，40多岁的人了，一大盘红烧海参小膀蹄，吃得盘光碗净，，然后抹抹嘴唇，笑着说‘我又可以三天不吃饭了。’接茬跟老刘拉起乡谈来，说‘咱们冀南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吃一席，饱一集，一集是五天，我说三天还说少了呢!’老刘说，‘您当过寿膳房总管，什么好的没吃过。’他说，‘那时吃着揪心，这时吃着舒心。

’

珍妃死在西行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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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爽快人，办事讲究干净利索，也有些抢阳斗胜的味儿，好逞能露脸。当时在宫里年纪又轻，所以宫里的小太监背后管他叫小罗成。但他是个阳面上的人，绝不使阴损坏。因此太监都怕他，但不提防他。他也比较有骨气。他和李莲英面和心不和，自从被撵出宫以后，他从没求过李莲英。就是他的徒弟，有名的小德张，可以说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隆裕时代红得发紫，他也从不张口。用他自己的话说，‘时运不济，抱着胳臂一忍，谁也不求’，很有冀南人的倔劲。他常到后门桥估衣店里去喝茶。这家估衣店是专收买宫里东西的，掌柜的把他当圣人看待，但他从来也不花他们的钱。从后门桥往东南，不太远，就是大佛寺，荣寿公主的府就在那儿，内里熟人很多，但他从不登她的门儿。

“他好打扮成武教师爷模样。正月到我家来，头上戴一顶海龙拔针的软胎帽子，毛茸茸的活像蒙古猎人。一瞧就知道是大内的东西。海龙是比水獭还要大的海兽，皮毛比水獭不知要高贵多少倍。这种海兽不到大雪以后皮毛上不长银针，必须到了节气，银针才长出来。厚厚的油黑发亮的绒毛，长出一层三寸来长像雪一样的银针，只有海参崴进贡，别处是没有的，宫里叫‘（崴）子货’。他穿着黑缎团龙暗花的马褂，前胸后背各是一副团龙，不到民国是不许穿的，两寸高的紫貂领子，俗话说‘金顶朝珠挂紫貂’，过去不是入过翰林院的人，是不许穿紫貂的。领子向外微微地翻着，一大片毛露在外头，这叫出锋的领子。衬着一件深湖色的木机春绸的皮袍，应时当令的银狐嗉筒子，前后摆襟清清楚楚地露着圆圆的狐肷。银狐嗉是银狐脖子底下的毛，狐狸身上以这儿的毛最长，但又最轻。狐狸前腋下有两个旋涡，也是毛最厚最好看的地方，割下来做成像钱一样的圆圈，这叫做狐肷。穿狐嗉并不算多高贵，穿狐嗉而带狐肷，那穿狐皮衣服就算到家了。他下身是玄色春绸棉裤，裤脚往后一抿，用两根蓝飘带一系，脚底下一双两道梁的满帮云头的粉底大缎子棉鞋。往上身一看，很神气，往下身一看，很匪气，这大概也足可以代表崔玉贵的为人了吧。他常常自嘲地说：‘我是猴坐金銮殿，把我摆多高贵的地位，也不会是人样子。’穿着王爷的打扮，摇摇摆摆在大街上步行，这在北京城崔玉贵可能是独一份了。

“崔玉贵也确实是好样的：将近50岁的人了，腰不塌，背不驼，脸膛红扑扑的，两个太阳穴鼓着，跟其他的太监就是不一样。他常在嘴边上的话：‘我活着就活个痛快!’别的太监到40岁开外早成了弯勾大虾米啦。他对自己管得很严，不吸烟不喝酒，左手经常握着一个浅红玛瑙的鼻烟壶，右手拇指上套着个翡翠搬指（也写作班指，原八旗勇士拉硬弓时特意用皮套把拇指保护起来，以后成为武士特殊装饰）。他说：‘用这搬指管着我，免得我右手管闲事。’练武的人能管住自己的手，是很不容易的。

“我在这里再添几句闲话。当太监的妻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太监心毒，没度量，嫉心最强，又心眼多，而且尽歪心眼。老刘平常绝不让我跟男人说话，更不许我上街，也不许我走亲戚串街坊。我就像在盒子里生活一样，只有崔玉贵来了，我们能坐在一起谈谈话。一来是他知道我们底细，二来老刘佩服他。我们俩都尊敬地管他叫崔大叔，他也大马金刀地管我叫侄媳妇。就这样，我们谈起了老太后出走前后的事。

“他愤愤地把鼻烟壶往桌子上一拍，说：‘老太后亏心。那时候累得我脚不沾地。外头闹二毛子，第一件事是把护卫内宫的事交给我了。我黑夜白天得不到觉睡，万一有了疏忽，我是掉脑袋的罪。第二件事，我是内廷回事的头儿，外头又乱糟糟，一天叫起（召见大臣）不知有多少遍。外头军机处的事，我要奏上去，里头的话我要传出去，我又是老太后的耳朵，又是老太后的嘴，里里外外地跑，一件事砸了锅，脑袋就得搬家，越忙越得沉住气，一个人能多大的精气神?七月二十日那天中午，我想乘着老太后传膳的机会，传完膳老太后有片刻嗽口吸烟的时间，就在这时候请膳牌子最合适（膳牌子是在太后或皇上吃饭时，军机处的牌子上写好请求进见的人名，由内廷总管用盘子盛好呈上，听凭太后、皇上安排见谁不见谁）。牌子是薄薄的竹片，约五寸多长，三分之一用绿漆漆了顶部，三分之二用粉涂白了，写上请求进见的官职。也俗称绿头牌子。这是我细心的地方，当着老太后的面把膳牌请走，心明眼亮，免得有麻烦。这是我份内的差事，我特别小心。就在这时候，老太后吩咐我，说要在未正时刻召见珍妃，让她在颐和轩候驾，派我去传旨。’说到这，崔玉贵激动起来了，高喉咙大嗓门地嚷着。

“‘我就犯嘀咕了，召见妃子例来是两个人的差事，单独一个人不能领妃子出宫，这是宫廷的规矩。我想应该找一个人陪着，免得出错。乐寿堂这片地方，派差事的事归陈全福管，我虽然奉了懿旨，但水大也不能漫过船去，我应该找陈全福商量一下。陈全福毕竟是个老当差的，有经验，他对我说：这差事既然吩咐您一个人办，您就不要敲锣打鼓，但又不能没规矩，现在在颐和轩管事的是王德环，您可以约他一块去，名正言顺，因为老太后点了颐和轩的名了，将来也有话说。我想他说的在理。

珍妃死在西行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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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祺阁北头有一个单独的小院，名东北三所，正门一直关着。上边有内务府的十字封条，人进出走西边的腰子门。我们去的时候，门也关着，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我们敲开了门，告诉守门的一个老太监，请珍小主接旨。

“‘这里就是所谓的冷宫。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也是这辈子最末一回。后来我跟多年的老太监打听，东北三所和南三所，这都是明朝奶母养老的地方。奶母有了功，老了，不忍打发出去，就在这些地方住，并不荒凉。珍妃住北房三间最西头的屋子，屋门由外倒锁着，窗户有一扇是活的，吃饭、洗脸都是由下人从窗户递进去，同下人不许交谈。没人交谈，这是最苦闷的事。吃的是普通下人的饭。一天有两次倒马桶。由两个老太监轮流监视，这两个老太监无疑都是老太后的人。最苦的是遇到节日、忌日、初一、十五，老太监还要奉旨申斥，这是由老太监代表老太后，列数珍妃的罪过，指着鼻子、脸申斥，让珍妃跪在地下敬听，指定申斥是在吃午饭的时间举行。申斥完了以后，珍妃必须向上叩首谢恩。这是最严厉的家法了。别人都在愉快地过节日，而她却在受折磨。试想，在吃饭以前，跪着听完申斥，还要磕头谢恩，这能吃得下饭吗?珍妃在接旨以前，是不愿意蓬头垢面见我们的，必须给她留下一段梳理工夫。由东北三所出来，经一段路才能到颐和轩。我在前边引路，王德环在后边伺候。我们伺候主子向例不许走甬路中间，一前一后在甬路旁边走。小主一个人走在甬路中间，一张清水脸儿，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的缎鞋（不许穿莲花底），这是一幅戴罪的妃嫔的装束。她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很清楚，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运的事

“‘到了颐和轩，老太后已经端坐在那里了。我进前请跪安复旨，说珍小主奉旨到。我用眼一瞧，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很奇怪。

“‘珍小主进前叩头，道吉祥，完了，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训。这时屋子静得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楚。

“‘老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污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你应当明白。”话说得很坚决。老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静等回话。

“‘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

“‘太后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就这几句话戳了老太后的心窝子了，老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呵斥说：“你死在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就这样，我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我敢说，这是老太后深思熟虑要除掉珍妃，并不是在逃跑前，心慌意乱，匆匆忙忙，一生气，下令把她推下井的。

“‘我不会忘掉那一段事，那是我一生经历的最惨的一段往事。回想过去，很佩服25岁的珍妃，说出话来比刀子都锋利，死在临头，一点也不打颤——“我罪不该死!”“皇上没让我死!”“你们爱逃跑不逃跑，但皇帝不应该跑!”——这三句话说得多在理，噎得老太后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只能耍蛮。在冷宫里待了三年之久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了不起。

“‘你们知道，我是提前由西安回来的。把老太后迎回宫里来，不到三天，老太后就把我撵出宫来了。老太后说，她当时并没有把珍妃推到井里的心，只在气头上说，不听话就把她扔到井里去，是崔玉贵逞能硬把珍妃扔下去的，所以看见崔就生气、伤心。因此她把我硬撵出宫来。后来桂公爷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听了这话，我还能说什么呢?自从西安回来后，老太后对洋人就变了脾气了，不是当初见了洋人，让洋人硬磕头的时候了，而是学会了见了洋人的公使夫人笑着脸，拉拉手了。把珍妃推到井里的事，洋人是都知道的，为了转转面子，就将罪扣在我的头上了。这就是老太后亏心的地方。说她亏心并没有说她对我狠心，到底还留我一条小命，如果要拿我抵偿，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想起来，我也后怕。自从离开宫以后，再也不敢沾宫的边，我怕把小命搭上。听桂公爷说，撵我出宫，是荣寿公主给出的主意，这个主更不好惹。’崔玉贵的话就说到这儿。

慈禧接见外国公使夫人“在逃亡的路上，我看到了光绪，眼睛像死羊一样，呆呆的。”

听完了老宫女叙说珍妃遇害的事，不禁使我低头长叹。珍妃所以在冷宫里忍辱等了三年，无非是盼望光绪好起来，自己也跟着好起来，“但愿天家千万岁，此身何必恨长门”，只求光绪能好，在冷宫里忍几年也算不了什么!当双方困难时期，彼此隔离，“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她和光绪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老太后那样的凶狠压迫下，光绪又怎能好起来呢?只能喟叹“朕还不如汉献帝”罢了（光绪在瀛台被困时，看《三国演义》自己嗟叹的话）。做了30年的皇帝，连自己唯一知心的女人都庇护不了，“噤若寒蝉”，死了爱妃问都不敢问一声，也真让人可怜了。过去唐朝李商隐曾讥讽唐明皇说：“可怜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玄宗当了40多年的皇上，到后来被迫在马嵬坡让杨玉环自缢身亡，还不如莫愁嫁到卢家能够白头偕老。这虽与光绪的性质完全不同，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遥想当年，“小乔初嫁了”，到光绪身边，备受恩宠，也曾经发过这样的痴问：“皇上这样地对待我，不怕别人猜忌我吗?”光绪很自负地说：“我是皇上，谁又敢把你怎么样呢?”（见德龄《光绪秘记》）单纯的光绪把一切估计得太简单了，这正像搞戊戌变法一样，对政局的估计太简单，可怜只落得在逃亡路上用纸画个大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上，以筷子当箭，射上几箭，然后取下剪碎以泄忿罢了。堂堂天子，万般无奈。（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我们对清代宫廷的事，不可能十分了了，珍妃井但大致可以推想得出来：当时宫里后妃论聪明才智，有政治头脑的，可以说非珍妃莫属了，将来宠擅六宫，是绝对无疑的。但与老太后政见不合，留下此人，终成祸患，一有机会非置之死地不可。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预先砍去光绪的左右手，免得慈悲生祸患，到将来树叶落在树底下，后悔也就来不及了。老太后对这件事是预谋已久的。我赞成崔玉贵的话，“绝不是临跑前仓促之间的举动”。如果说因为珍妃年轻貌美，怕招惹是非，丢了皇家的体面，那么庆亲王的女儿四格格，比珍妃还年轻，也是出名的漂亮，也可以说是金枝玉叶吧，为什么带着她跑到西安呢?前后一对比，老太后的心事是昭然若揭的。过去看小说，看到宋太祖这样的一段事：大将曹彬奉命兵伐江南，江南小朝廷李煜赶紧派使臣来问原因，并说：“我们没有礼貌不周的地方呀，为什么兴兵讨伐我们呢?”赵匡胤很直率地说：“大丈夫榻旁岂容他人鼾睡。”（《宋史》、《新五代史》记李煜遣使奉表求朝廷缓师，宋廷“不报”“不答”）这大概就是珍妃致死的原因吧!——历史是容许人联想的。

出逃前狠心剪下两管长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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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起来，收拾收拾屋子，静等着医生来打针。闷极无聊，于是就又拾起旧话来。一个久病在床的人，面对着60多岁的老妪，不听她的口罗嗦又能听什么呢!

她慢声细语地说：“提起庚子年七月的事，好像做场梦一样，既清清楚楚，又糊里糊涂。逃亡路上，谁坐在什么地方吃饭，谁怎样洗脸，一合眼仿佛在眼前，可是细想想，又模糊不清了。所以只能照我记住的说，当然是隔二跳三地不成系统了。我说话又不会半路插杠子，总要由头慢慢地顺蔓摸瓜，您听起来也许嫌口罗嗦。”

我沉静地听着，这时是无须多话的。

“还是由宫里的情况说起吧。可以这样说吧，戊戌以前那几年，老太后主要是在园子里过，万寿节以后才回到宫里过个年。这时冬令季节，一来园子里没有什么可玩的，二来因为园子里冷。北京风多，园子里旷，更显得风大，所以才回到宫里住。戊戌以后，事情多，也就是半个月住在园子，半个月住在宫里了。

“宫里的生活是单调的，除去了早朝叫起儿，回来，后妃们觐见，有时听听小戏等，其余就是老太后随意遛弯儿了。

“夏天，晚膳传过以后，太阳还有余辉，太后要饭后遛弯儿，这差不多是定例。遛弯儿的气派很大，可以说是陪侍的人全部出动。皇后、小主、格格们都陪着，有时同治的瑜皇贵妃、晋皇贵妃也来陪侍。黑压压的一队人，不下四五十个。远远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太监担着的铜茶炊，息肩在御花园钦安殿前的月台上，听候吩咐；紧跟在后边的是抬龙椅的人，要事先准备好老太后的座位，所以要先行一步。这时老太后安闲地走来了，在甬路中间，左右是皇后、皇贵妃、格格们陪侍着，瑾小主只能尾随在后面。八个提炉的侍女在两旁护卫着，她们手提着炉，像提着灯笼似的，里边袅袅地飞出一缕藏香的清香味来。再后是我们贴身的丫头，有的捧着水烟袋，有的托着槟榔盒。老太后饭后爱含槟榔的，说它消食化滞。接着是几个捧果盒的侍女，后面随着挑食盒的太监，果盒、食盒里是冰镇甜碗子和西瓜、甜瓜之类的东西。在队伍的行列里，还有说书的老太监，上下衣着整洁，很儒雅地随着。最后是两个太监掮着二人掮的软舆，这是天黑以后怕老太后行走不便，特意预备的。老太后随意地遛达，在御花园里的连理树下徘徊一会儿，在千秋亭旁停一会儿，常去看看猴子。这是一个老母猴带着它的眷属住在笼子里，见到老太后它知道先合十，闭眼睛，后磕头，再向老太后要吃的。老太后是舍得给它们东西吃的。有一次，老太后看完猴子，心情有些不自然了，和我们说：同治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玩猴子，经常到御花园来看它们，现在一到御花园来，就想起过去。这是给瑜、晋二皇贵妃听的，也是母子感情的自然流露。由御花园出来，最远到浮碧亭，看看睡莲，逗逗金鱼。天色渐渐地朦胧下来了，然后回到钦安殿歪在软榻上。老太后这时经常对后妃们说，‘你们歇着去吧’，于是她们请安告退了。老太后听老太监说上几段书，看着月亮爬在树梢上，嘴里吃着甜碗子，四围香烟缭绕（驱蚊子用），过她那过不完的逍遥岁月。

“这是平常宫里夏天晚膳后的生活。

“到庚子年七月中旬以后，就没有这般悠闲了。下朝没有一定的时间，甚至晚上还要叫起。可宫里头是十分严肃的，不许有一个人谈论外边的情况。我们察颜观色，也知道有大事情。李莲英跟往常不一样了，往常当老太后燕居的时候，他总围着老太后转，这两天不同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出来进去，片刻也不停留。二十日的下午，叫起回来，老太后铁青着面皮回到宫里，直着两眼沉思着。这是老太后的性格，遇到为难的事，自己独自思索，对谁也不说，当然更不用说商量了。牙咬得紧紧的，一句话也不吐。李莲英进来了，躬着身子禀告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宫里的规矩，内监回话，不许外人听。只要李莲英进来，他用眼一扫，我们自动地退出来。这天晚上老太后照例地洗脚、泡指甲。我们得消息，只能从小太监的嘴里，可他们不出宫墙，也听不到什么信息，只知道东一长街上，很多的太监往来巡逻；外宿的太监不许出宫。又说好多寿膳房的人当了义和拳的都逃走了。我们当然心惊胆战!

“正赶上我上夜（值夜班），到丑末寅初（三点四点之间）的时候，突然听到四外殿脊上，远远地像猫叫，尾声很长。我最初不在意，宫廷里野猫很多，夜里猫叫并不稀奇，只是没有这样长的尾声。夜深人静，仔细地听，猫叫的声音在正东方，过一会儿，东南方也传来猫叫声，后来东北方又有猫叫的声音，宫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猫叫声。我悄悄地出来，知会外边守夜的人，因为我们心里有鬼。俗话说，远怕水，近怕鬼。知道昨天珍妃死在井里，以为她冤魂不散显灵来了。宫廷里特别害怕神鬼，吓得我们浑身起鸡皮疙瘩。等老太后寅正（四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天朦朦亮了，按说猫叫应该停止了，可恰恰相反，好像东南北三方有几十只猫的乱叫。老太后也仔细地听，打发人到外面去看，但也看不出什么。就在这时，李莲英惊慌失措地走进来了，也顾不得什么礼仪，什么避忌，说‘鬼子打进城来了’。老太后说：‘你仔细讲!’李莲英说：‘德国鬼子由朝阳门进来了，日本鬼子由东直门进来的，俄国鬼子由永定门进来，把天坛都围上了，全都冲着紫禁城开枪，枪子一溜一溜地在半天空飞。’据说这是护军统领澜公爷特来禀告的。我们这才知道所谓半夜猫叫原是子弹在空中呼啸的声音。‘为了不惊圣驾，请老太后暂避一避。’八国联军进北京，我们是在七月二十一早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我们在老太后身边才能听到一些信息，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信儿，就连皇上也在内。这时老太后铁青着面皮，一声没言语，半晌说出一句话来，吩咐李莲英‘就这儿伺侯着’，我们屏着呼吸在一旁站立，大家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老太后不停地在寝宫里来回转。

八国联军军官屠杀义和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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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要准备传早膳，突然石破天惊，一粒流弹落在乐寿堂西偏殿的房上，听得很清楚是由房上滚下地来的声音，李莲英喊一句‘老佛爷快起驾吧!’老太后这时才真的惊慌起来，吩咐人去请皇上，传谕皇后、小主、慈宁宫的太妃们，在宫里住的格格们，迅速到乐寿堂来。另外派太监告谕大阿哥换好行装，随时准备出走。

“皇上来了，还是旧时装束，回禀了老太后几句话。我们也不知说什么，皇上在老太后面前说话，向来是细声细语的。老太后有些发急，急谕李莲英，让在护军那里找几件衣服给皇上换上。李莲英自然吩咐别的太监去办。

“李莲英不知从什么地方提一个红色的包袱进来，里头包着汉民的裤褂鞋袜，青腿带还有一绺黑色头绳，一应俱全，另外有我从来也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的蚂蚁蛋纂（当时汉族妇女把发挽在头上叫纂，有一种用马尾编织成呈腰子形、上面涂黑色涂料，中间留出空白能把发髻露出，四边又能把发扣住，俗称蚂蚁蛋纂）。还有一个别纂的针，像小勺子一样，叫老瓜瓢，扁扁的，一头细，一头粗。在粗的一头稍稍有点弯曲，约二寸上下长，是铜的。另外还有一支横簪子。这些东西后来听说是李莲英早给准备的。李莲英有个姐姐在前门外鲜鱼口里兴隆街一带住（我只听说，没去过，刘太监到那儿去过），这包袱都是她姐姐给安排的，无怪鞋、袜子都很合脚。另外，在包里还有个小手娟，包有四五个头发网子，都是圆圆的，直径有两寸多点，有细网眼的，有粗网眼的。这是梳完头，怕头发散了，用网子把头发罩住。让人一看，就知道安排的人是非常细心的。这些事全是我亲自经手，所以记得非常清楚。我这里说句闲话，伺候老太后务必要留下心眼，不管什么事，做完后要多记几遍，心里要默念三四回，记牢靠了，因为老太后不定什么时候问起，一定要有明确的回禀，任何事情也不许模糊。这使我养成了记事的习惯。

“这回真的轮到李莲英给老太后梳头了。在我的眼里还是第一次。从外表看来，李莲英笨得像头熊，可做起活来却非常轻巧。先把老太后的发散开，用热手巾在发上熨一熨后，拢在一起向后梳通。用左手把头发握住，用牙把发绳咬紧，一头用右手缠在发根扎紧辫绳。黑色的绳缠到约一寸长，以辫根为中心，把发分两股拧成麻花形，长辫子由左向右转，盘在辫根上。但辫根的黑绳务必露在外面，用一根横簪子顺辫根底下插过，压住盘好的发辫，辫根绳就起到梁的作用。这方法又简单又便当，不到片刻的工夫，一个汉民老婆婆式的头就梳成了。最后在辫根黑头绳上插上老瓜瓢，让所有盘在辫根上的发不致松散下来。再用网子一兜，系紧，就完全成功了。李莲英说，不要用蚂蚁蛋纂，不方便，不如这种盘羊式的发舒服。老太后这时只有听摆布的份了。这一切都是我在旁边当助手亲眼见到的。

“老太后忙着换衣裳了，深蓝色夏布的褂子，整大襟式，是下过水半新不旧的。老太后身体发胖，显得有些紧绷的。浅蓝的旧裤子，洗得有些褪色了。一对新的绑腿带，新白细市布袜子，新黑布蒙帮的鞋，袜子和鞋都很合脚。全收拾完了，老太后问娟子：‘照我的吩咐准备好了（指带的东西）?’娟子回禀：‘一切都照老祖宗的口谕办的!’老太后说：‘娟子、荣子跟着我走。’我俩赶紧磕头。这是天大的恩典，无限的光荣，在这生死关头，能有老太后一句话，等于绝处逢生。我们俩全感激得满脸是泪。娟子和我爬两步抱住老太后的腿，嘴里喊着：‘老祖宗!’老太后愣了片刻，突然喊：‘荣子，拿剪子来!’老太后坐在寝宫的椅子上，把左手伸在桌子角边，背着脸颤声说：‘把我手上的指甲剪掉!’这等于剪掉老太后的心头肉——到现在，老太后才算真正下定决心出逃了。老太后几年精心养长的指甲，尤其是左手无名指、小指指甲足有两寸来长!这指甲是经我的手给剪掉的，我到死也忘不掉!

“皇帝也换装了，深蓝色没领子的长衫，大概是夏布的，一条黑裤子很肥大，圆顶的小草帽，活像个做买卖跑外的小伙计。皇后、小主、三格格、四格格、元大奶奶，这都是被传谕换好衣服伴驾出走的人（大公主没在宫里）。其余像晋、瑜皇贵妃没有被传谕换衣服，当然是留在宫里了。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候，鬼子进来，不知将落到什么结果，所以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各人有各人的委屈。但所有的人都如丧考妣，脸色青白。这时一个人由廊子里跪着爬进寝宫门，爬到老太后的脚下，用头叩着金砖地，说：‘奴才老朽无能了，不能伺候老祖宗外巡，先给老祖宗磕几个响头，祝老祖宗万事如意。’听说话的声音，才知道是张福。屋子里所有的人都随着张福的声音痛哭失声了。老太后环顾四周，说：‘宫里的事听瑜、晋二皇贵妃的，张福、陈全福守护着乐寿堂。张福，听清楚，遇到多困难的事，不许心眼窄，等着我回来!’张福双手捧着脸答应了。这是对张福说的话，也是对大家说的话。庚子年老太后出逃前，在宫里这是她说的最后的几句话。就这样领着人，向后走，绕过颐和轩，路经珍妃井，直奔贞顺门。

“贞顺门里黑压压一片人，是向老太后告别的，这都是后宫东路的太监、侍女，由瑜、晋二皇贵妃为首跪着在两旁，她们只能送到贞顺门里，这是宫门最后一道门，妃子是不许出宫门一步的。老太后脚刚迈出了贞顺门，瑜、晋二皇贵妃便抱头大哭!”老宫女说完后长长地吁一口气。接着说：

八国联军军官屠杀义和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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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里的事，好多是不能用常理来推测的，而且永远也弄不明白。例如珍妃的死。老太后如果真的愿意她死，一句口谕，让太监拿根绳子，人不知鬼不觉的就可以了却她的生命，对她死后还可以编些谎话，说她病死或畏罪自缢而死等等，何必敲锣打鼓地非把她推到井里去不可呢?难道是老太后恨她入骨，临死前非要看她挣扎一会儿不可吗?按照老太后平日为人的心理去推测，老太后是能干出这种事来的，我在宫里时不明白，出宫后，和太监及其他姐妹们谈起，他们也都不能明白。这是一。

“其二，究竟老太后出逃，事前有准备还是没准备?这是个谜。

“如果说她没准备，她的衣服鞋袜都是预备好了的，事先在李莲英那儿保存着。是李莲英替她想出来的主意呢，还是她授意李莲英干的呢?可又真真是仓皇出逃，说实在的，是极其狼狈。不敢打着老佛爷的旗号，不敢多带东西，更不敢提皇家一个字儿，怕露了馅儿惹出麻烦来。要车没车，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究竟往哪儿逃也没个准谱儿，带着一群人，听天由命。分明是一点准备也没有，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辈子也弄不清楚的是这两件事。年轻的时候，我自信眼尖心细，但我始终也没有观察出究竟来。”

老宫女的谈话，时断时续，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北京俗话叫聊闲天。她在闲谈中向我叙说了好多的事情，同时也把她的感受告诉了我，这是很难得的。她的话也给我以启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猫捉住耗子并不马上把它吃掉，必须尽情地耍弄一番，欣赏它那死亡前的颤，这是有力者对无力者的嘲弄，也就是残忍性。西太后对于珍妃大概也就属于这一类吧!宫廷里的黑暗，老太后的狠毒，我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了。

宫女谈往录 - 慈禧西行（二）

夜宿西贯市：苦难的第一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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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里一共有两个后门：出了御花园面对着神武门在中轴线上的叫顺贞门，顺着宫墙再往东走还有个后门，就是贞顺门。以这两个门为界限，门里属宫苑，门外才属护军范围。前边已经说过，宫廷的规矩，妃嫔们是不许迈出宫门一步的，所以宫人们送老太后只能送到贞顺门的门槛里头。——这几乎是生离死别的送行，如果鬼子进宫，各人的下场那就只有各人知道了。因此大家呜咽流涕，泣不成声，并不是光想着老太后的安危，而是担心着自身的末日，所以也借机会痛痛快快地哭两声。平日感情比较好的姐妹，都相抱抽咽，彼此相互嘱托后事，摘头花，捋手串，对赠遗物。我和小娟子也接到朝夕相处的姐妹们各有七八份饰物，都是她们偷偷地塞给我们的，好像我俩一定能活，她们必定会死一样。我这时心里感到特别酸苦，回想小时候离家，不知宫里什么样，只当串亲戚，所以也不知道离别味。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尝到离别使人心酸的味道。——现在想起来也让我流眼泪。这儿离珍妃死的井很近，抬眼就能看到，我又有些发颤。

“我泪眼模糊地出了贞顺门。一抬眼皮就看到一溜摆着三辆车。两辆轿车，一辆铁网子的蒲笼车。其中一辆很整齐，像是宫里的车，但中腰帷子前面的帐子，都已经没有了（我不认识老太后的车），另两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雇来的趟子车。所谓趟子车是指拉货拉人做买卖论趟数给钱的车，是由大车店里雇来的。当时各大宅门里都有自己特备的华贵的轿车，争奇斗富，皇宫里当然也有特用的轿车。平日夏天里，我们去颐和园常坐的车，叫大鞍车，非常讲究。一律是纱帷子，四外透风，更有帷子在外面中腰加上一圈燕飞（也许叫飞）。那是一尺多长的软绸子，犄角用短棍支起来，像女孩子留着刘海头发一样，围在车的三面，约一尺上下长，和出廊的房子似的。就是没风的天气，车走起来，四外短绸子飘动，也让车里坐的人感到有阵阵的凉风。在马的上边更有一丈多长一块遮阴的帐子，跟车顶联接起来，和车顶子平行与车辕子同宽，用漆好的帐竿子支起来，把竿的两端卧在车辕上的铜臼里，车帘子四周镶纱，中间一块玻璃。坐在温州草席的软垫子上，紫胶车配上栗子色的走骡。车走起来，坐车的人像坐在穿堂门里一样，凉风阵阵吹在身上，车也漂亮，人也舒服。我们当侍女的平常都坐这样讲究的轿车。可今天老太后要出远门，偏偏要从大车店雇车。虽然是洋鬼子打进城来了，正值兵荒马乱的时节，但以老太后的尊严，发道口谕，让预备几辆轿车，还是不难办到的。这其中必然另有门道。这些想法，也不过是片刻的工夫，我不敢多想，天威难测，在生死关头，丝毫也大意不得。

“眼前的轿车根本没车帐子，跨车辕的人就要整个挨日晒受雨淋了。车围子、车帘子全是蓝布做的，谈不到通风的条件，里面坐车的人会憋得难受的。蒲笼车也一样，车尾用芦席缝起来，活像鸡婆婆的尾巴，在后面搭拉着。然而，我们把生命完全寄托在这三辆车上了。

“迈出贞顺门后，就自动地按次序排列起来，因为衣饰都变样了，要仔细看才能辨认出谁是谁来。皇后是缸靠（褐）色的竹布上衣，毛蓝色的裤子，脚下一双青布鞋，裤腿向前抿着，更显得人高马大。瑾小主一身浅灰色的裤褂，头上蒙一条蓝手巾，裤子的裤裆大些，向下嘟噜着，显得有些拙笨。三格格、四格格、元大奶奶，都是一身蓝布装束，头上顶一条毛巾，由后看，分不出谁是谁来。最惹人注目的还是老太后手下的哼哈二将，李莲英和崔玉贵。

“崔玉贵这两天很少见到他，主要是他成了内宫的护卫，带领着青年太监日夜巡逻后宫里的几条重要街道和门户。这是个极重要的差事，等于老太后的贴身侍卫，不是特殊信任得到恩宠的人，不会交给这样差事的，所以这时候的崔玉贵感到特别露脸。现在让他跟车出走，他也明知道是让他起着护卫的作用。他和李莲英不同，狗肚子盛不了二两油，由后看他，只见他的后脖梗子来回地扭动。这是他内心得意的表现。他装扮成跟车的脚夫一样，短衣襟，小打扮，一身毛蓝裤褂，腰里结一根绳子，把汗手巾挎在腰上，辫子盘起来，用手巾由后往前一兜，脚底下一双登山倒十纳帮的掌子鞋。活脱脱的一个苦力，像真正是挺胸拔肚30多岁的一条车轴汉子!别人都担惊害怕，和犯人去菜市口差不多，可他认为这是他卖命的时机到了，比起李莲英来神气多了。

“李莲英这些日子特别发蔫。义和拳失败了，他原来是同情义和拳的。他每天由外面急匆匆地来，向老太后禀告点消息，又匆匆地离去。老太后对别人报的消息不听，只听他的消息。他这两天的脸越来越长了，厚嘴唇也越撅越高，两只胡椒眼也不那么灵活了，肉眼泡子像肿了似的向下垂着。今天外逃，他有自知之明，九城里头谁不知道紫禁城内有个李莲英啊!他的长相全城的人都知道，所以他要好好地伪装一番。首先要把头藏起来。他戴起一顶老农民式的大草帽子，宽宽的圆边，把草帽的两边系上两条带子，往下巴底下一勒，让两边帽檐搭拉下来，遮住了自己的脸。穿一身旧衣服，活生生地是跟车伺候人的老苍头。平常的三品顶戴也没用了。

“摆在眼前的问题，很明显的是车少人多。

夜宿西贯市：苦难的第一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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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老太后东边的是皇上、大阿哥，还有一位年轻男子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是贝子溥伦。站在老太后下手的，是皇后、小主、三格格、四格格、元大奶奶。我们丫头群里，有娟子和我，两位格格合带一个侍女，皇后带一个侍女，加起来男的是三个，女的有十个，还不算太监。三辆车哪能坐这些人!两辆轿车最多只能坐六个，剩下就要挤在蒲笼车里了。现在好比船到江心，能有地方坐下去不死，也就很知足了。老太后开始发话了：‘今天出门，谁也不许多嘴，路上遇到什么事，只许由我说话。’说话的时候用眼睛盯着大阿哥。大阿哥这个人是不懂得深浅的，年纪最小，仅15岁，所以老太后特别注意嘱咐他。大阿哥的爸爸是端王爷，军机的领班。他的叔叔是澜公爷，是当时的步军统领，都是捧义和拳的，烧西什库教堂子，打东交民巷全是他哥俩带头出的主意。大阿哥自出娘胎也没受过委掘，就怕老太后，老太后真用鞭子狠狠抽过他，他是个浑小子。如果遇到意外，他冒冒失失的一嗓子，拍胸脯，充大爷，露了馅儿，大家跟他一起倒霉，这也是老太后最担心的事。最后老太后吩咐上车。皇帝一辆轿车，由溥伦跨辕。老太后一辆轿车。由小娟子陪着，外面溥（大阿哥）跨辕，把他放在老太后车上，也是因对他不放心的缘故。皇后、格格们只能都挤在蒲笼车里了，黑压压的一车人，我没有地方可坐，只好坐在车尾部喂骡子用的料笸箩上面。就这样，大约在平日每天上朝的时间，老太后第一辆车，皇上第二辆车，蒲笼车第三辆，匆匆地出了神武门。

“我要特别说明白，这是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早晨。这一年闰八月，节气都要靠后，七月二十，也就相当平常月份的七月初。热季雨季都还没过，天上是阴沉沉的，东边天上两块黑云。

“车出了神武门就拿不定主意往哪个方向走了。往西过了景山，又顺景山西墙往北奔后门（地安门）。这我是认识的，过了地安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突然，看见一个骑耗子皮色骡子的人到老太后车跟前，细看才知道是崔玉贵。大概是碰到军机处的人，他认识，请示老太后召见他不?又看那个人下车请了个安，大高个儿，膀大腰肥。老太后大概让那个人前边远远地开路，所以他上车很快地就往前走了。听说是奔德胜门。正巧在鼓楼遇到一辆轿车，崔玉贵认识，说是澜公爷的，于是让出来，给皇后小主坐。我们全是北京长大的，可谁也不知道北京城是什么样儿，现在又不走大街，专找僻静的胡同走，泥水很多，我蜷伏在料笸箩上，弯腰屈背，那个罪是可想而知的了。不久，就沿着城墙根走。

“到了德胜门脸，逃难的人群就非常多了，大篷车，小轿车，骡驮子，驴车，都是听到洋人进城往乡下逃的，大家嘈杂杂地拥挤在一起。照这个情况，傍晌午也出不了城。后来，还是路上遇到的那个大高个子给疏通好了，让我们的车先过，我们才出了城。后来才知道，路上遇到的这个人是军机赵舒翘，听说这个人也是支持义和拳的，后来被老太后杀了，死得很惨，是把脸蒙上窗户纸再喷上酒，闷死的。

“出了德胜门情况就不同了。

“我常听说德胜门是九门里最坚固最美好的门。城楼上的箭楼、女墙、马道、藏兵洞，都是最拔尖的，过去征讨时出兵打仗慈禧西逃时通过的德胜门

都出德胜门，叫白了叫得胜门，为的是得胜。现在我们逃跑也出德胜门了。出了德胜门，就见到残兵败卒在到处找吃的，各商店全上着板，七八个人一堆，十几个人一伙，砸门翻柜子，和饥民一样。另外，还有很多头上缠着红布，敞胸赤背的义和拳，依旧是神气十足，他们还好，各不相顾。人们有往城外逃的，也有往城里挤的，乱哄哄的人群，把德胜门关厢弄得很嘈乱，再加上地下的泥水，掺杂着驴屎马溺味，大阳一出来，热气一蒸，让人很难忍受。我偷眼看看，皇后、格格们都闭紧嘴不言语。

德胜门门洞“四辆车在路旁停了一会儿，大概是老太后想到前途的艰难，考虑到还有些缓口气的时间，在想主意。——由早晨到现在已经大半天了，所有的人全都滴水没入口。可谁也没凑近老太后跟前，远远的李莲英和崔玉贵在马路两旁的屋檐下一站，像两个逃难的行人一样，低眉用眼瞧着过往的人群。我们的车一点也不刺眼，活像牲口走累了在这儿歇歇脚一样。就这样平平安安地逃出城来了。

“到这时候，我才真的明白老太后的心思了。

“我坐在蒲笼车里仔细地想：在宫里改装成老百姓，为的是混出城去，是很容易让人明白的。雇这两辆车为的是丝毫不沾皇家的气息，这种设想就很不容易了。再弄一辆蒲笼车装成下等拉货的样子，更是容易蒙混人的耳目。最难得的是，宫里的珍奇宝物有的是，老太后一星儿不带，只包了些散碎银子。一切都是怕露了皇家的身份。老太后心思的细密，考虑的周到，应变能力的机敏，舍弃珍宝的狠心，实在是让普通人佩服。——这时我又有一种想法涌上心头：老太后对这次出逃，究竟是有准备呢还是没准备呢?我作为她的形影不离的贴身丫头，丝毫也觉察不出来。我认为我舍死忘生地伺候她，可以算是她的近人了吧，但她的心事毫没和我透露过。宫里人在背后常说，老太后的心比海还深，真是一点也不假。

夜宿西贯市：苦难的第一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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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这样胡思乱想，突然车动了，不是顺着大道往北走，而是下了大道往西，我看看太阳在东南角上，才辨认出方向来。这样长的时间，我们车上的人谁也不说话，这是上车前老太后的口谕。——谁乱说话把谁扔下车去!老太后的话像打雷一样，谁也不敢不遵，只能默默地留心观察着四外情况。

“车很快地没入庄稼地里。这时正是雨季，很少有人在地里干活。三格格请示皇后，是不是大家挪动一下座位，松动一下身子，因大家的身体都坐僵了。地下有水有泥，车夫有时也要跨上车来，和皇后、格格们坐在一起，这真是天下最出奇的事。车慢慢地向西走，上了另一条大道。过了一段时间，看到了魏公村，这地方我认识，因为经常经过，我才知道是奔向颐和园。坐在车尾的料笸箩上，盘着腿，佝偻着腰，屁股硌得非常难忍，我咬着牙一声不敢吭。大道上，败兵更多了，一帮一群的往西走，有的拉着牲口，好在还没有问我们。我尝到了心惊胆战、度日如年的滋味。

“车进颐和园的东大门，没有以前那些规矩了。这是我第一次由正门进来，是坐在大蒲笼车车尾料笸箩里进来的。车一直赶到仁寿殿的台阶前才停住。我们当侍女的要伺候主子，忙着跳下车来。但当脚沾地以后，因为腿麻站不住，皇后的侍女就卧在台阶下了，在平常是失仪，是大不敬，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了。从此，我深深警惕着，每当下车以前，要先活动活动腿脚。

“接驾的是内务府的当值大臣恩铭，这个人常见老太后，我认识。他忙着两只手一抖把马蹄袖甩下来了，抢步向前叩头。至于说的什么，我们当侍女的是听不到的。太后领着后、妃、格格们一起到乐寿堂，老太后进寝宫休息一会儿，我敬了两管水烟，她在卧榻上用水洗了洗脸，就闭上眼睛。我悄悄地退出来，赶紧找水喝，因为实在干渴了。太后始终没发话，谁也不敢散去，大家都在凉棚里休息，低着头默默地没有一个人言语。屋子非常寂静。

“匆匆传膳，大家不许分散，都在凉棚里面站着吃。这时崔玉贵进来禀告，说端王爷来了，一会儿又禀告说庆王爷来了。老太后满脸怒容，说知道了，底下没说话。一会儿崔玉贵又来禀告说，肃王爷由德胜门骑马赶来了。老太后精神一振，说传他们进来。肃王的府原在东交民巷（庚子后搬到东四北九条），义和拳打东交民巷时，在宫里听传说洋人把他家毁得乱七八糟，连肃王祖宗的影像和朝服补褂都拿去垫炮眼了。肃王到来一定会带来洋人的消息，所以要赶紧传见他们。在颐和园乐寿堂召见王公大臣还是第一次。

“这也可以说御前‘叫起’罢，有太后也有皇上，只经过很短促的召见，说平常话，也就是喝碗热茶的时间。老太后很自信地说：‘看情况洋人还不知道我们出来。如果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赶来的，我们要快走。’当然端王、庆王、肃王他们是愿意快走的。老太后这时断然说‘不能这样走，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因为有皇上在!让崔玉贵带一个人走前站，李莲英随时探听消息，皇上、我们走第二批，端王等走第三批，另外颐和园这儿还有兵，让他们带兵断后，这样才万无一失。’老太后的话是金口玉言，这是怕大家一起走，太招风了，反而不安全。也顾虑到前面麻烦不大，只有后面追兵是最可怕的。

“等到我们又上车的时候，归还了澜公爷的车，又多了两辆轿车，一是给皇后预备的，也不是什么贵族的豪华车，而是普通的二等轿车，另一辆是庆王给两个女儿三格格、四格格预备的。这样，皇后、小主一辆车，二位格格、元大奶奶一辆车，大蒲笼车就比较松动一些，我也不至于坐料笸箩上了。阿弥陀佛!

“车慢腾腾地向北走，完全在青纱帐里钻着走。时间已值午未时分，太阳毒辣辣的，天空有几块黑云，有时把太阳遮住，有时又露出来，没有一点风，地上的热气蒸上来。俗话说，‘阴天的太阳晒死狗’，狗都能够被太阳晒死的，我们真真的和狗差不多了。人人的脸上都胀得红红的，背上流汗。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才到了一个地方叫温泉的。我们说多少好话，央求一个大户人家，请他们行方便，允许我们到他家借借厕所。这事当然由我去说，好不容易才答应了。老北京也不知从什么年代兴的，说女人借厕所会给本家带来晦气，必须进门喝口凉水，压一压邪气，出门送一个红包，散一散晦气，我们没有红包，重重地给了二两银子，是我亲手给的!女人出门，最困难的事，不敢多吃也不敢多喝，更不敢吃凉东西，如果闹肚子，那就现眼了。可这里只有凉水，每人用瓢轮流着喝，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幸亏村东头有棵大槐树，我们坐在车上能凉快会儿，也可以说是救命的树荫了。

“老太后真有狠劲，始终一个‘苦’字不说。我把瓢涮一涮，给老太后舀一瓢凉水，老太后先漱了漱口，喝了半口凉水，这可能是老太后生平第一次喝凉水吧!是在温泉一家灰砖门楼的院里喝的。在普通人本不算什么，可在老太后就算天大的事了。”

老宫女已经絮絮地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经常是面向着窗子，脸背着我，好像是自言自语默默地叨念着什么。这时她忘掉了一切，完全沉浸在她过去的记忆中，灰色的眼睛凝视在窗外的洋槐树上，脸上核桃似的皱纹更明显了。她常常是痴呆呆的忘了说话。屋子里越发显得沉寂了。突然，她笑着说：“现在人死了不许写殃榜了。如果许可的话，可以给我写上，老太后西巡的路上，第一块银子是我替老太后花的，第一瓢凉水是我给老太后舀的。这也可以算是我最露脸的事了吧!”老宫女心很细，每到屋子过度安静的时候，总想方设法用笑话调剂一下。旧社会，人死以后把这人的一生功勋荣誉写在纸上，用纸糊在牌子上张贴在大门口，叫贴殃榜。这是老宫女的玩笑话。

夜宿西贯市：苦难的第一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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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颇有感慨地说：“人千算万算也有算计不到的地方。老太后这次出走，什么都不带，只随身带了些散碎银子，以为沿途一定会有卖东西的。有钱能买鬼推磨，这种想法到现在完全落空了。由海淀奔温泉，由温泉北上到居庸关的古道，原来是南来北往的要道。做买卖的，开客栈的，尤其是驿站，都应该有人支应，可现在跑得一干二尽。那些败卒残兵，有什么抢什么，一帮一帮的戴红头巾的义和拳也是有什么拿什么。殷实一点的人家都躲起来了，剩下不藏不躲的人也就穷得只剩一条命了，目前的光景是有势力没处用，有银子没处花。一两银子也换不出一口吃的来。我们可以说，一步一步走向苦难。

“太阳已经到西南角上了。庄稼地里的玉米叶子都晒蔫了，一丝风也没有，只能用手当扇子扇，汗湿透了衣衫，从来也没穿过这种粗布衣服，现在披在身上感到像牛皮一样，浑身到处刺痒，脖子底下、两腋周围有一种水泡似的小圆颗粒，长了痱子了，不搔就奇痒，一搔就痛。我们开始尝到了另一种痛苦。走到了一个镇甸，已经是人困马乏，车夫说不能走了，该喂牲口了，人也该吃点东西。可哪里能有吃的呢，而且人又这样多，幸亏车夫认识这里的一个熟人留守在大车店里，我们说尽了好话，请他给想办法。首先提出，可以多给他们点银子。他也没办法，现成的米面是绝对找不到了。最后说地里有豇豆角，可以煮熟了吃。穷人在秋雨连绵、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吃这些东西。大概议妥，我们包他一片地的青棵，把豇豆和青老玉米混合摘采煮熟，我们每人分一个煮玉米、半碗豇豆粒。老太后和皇上、皇后等出逃后的第一次午餐，就是这样度过的。老太后根本没吃。煮老玉米汤可成了宝贝了，你一碗我一碗地分抢着喝，皇上也喝了一碗，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还要往回说，我们都是五谷不分的人，什么是老玉米，什么是高梁，根本不认识，更不用说是怎么长的了。这是第一次吃这类东西。豇豆角有筷子那样长，一串串的粒包在外荚里，鼓胀胀的。已经不是饭来张口的时候了。我们四个丫头亲自动手把豇豆从割断的秧上摘下来，又把青老玉米的外皮剥去，扔在锅里煮上。正是雨水多的季节，干柴是没有的，当时用的是乌煤面子，用水合了往灶里填，我们什么都不懂，填上煤以后，不起火苗光冒黑烟，旁边有木头箱子说是风匣，我和小娟子轮流拉动风匣吹火。这是个动力气的活儿，拉二十几下就腰酸臂痛浑身流汗了。小娟子和我把烧热的水舀出点来，奉敬给老太后，让老太后洗洗脸，老太后十分感叹：‘还是荣子和娟子能伺候我。’我们对着眼前的情况，累得精疲力竭，不禁在老太后面前掉泪了。我俩眼圈红红的，离开老太后的上房，小娟子对我说，现在洋人可能进宫了，宫里的姐妹们不知如何呢?也许上吊，也许跳井，我们不禁用手摸摸临别时送给我俩的饰物，哭着走回了伙房。小娟子说，她预感到她们是死了。

“到伙房一看，屋子进不去人，又是烟气又是水气，风匣还不停地响着，仿佛看见一个人在一仰一合地拉着风匣，细看才看清楚是崔玉贵。在宫里我们同崔是不交谈的，在这个场合下，我们是同生共死的患难之交了。崔玉贵很严肃地对我俩说：‘看情况目前的地方供献不会有，买东西也实在难，大家免不了受困!咱们是老人家的近人，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家挨饿!’这时为避免走露风声，我们把老太后都叫老人家。

“小娟子哭出声来了说：‘那就割我们俩的肉吧!先割我的，我不怕。’

“崔玉贵说：‘姑娘，不是要割谁的肉，要想办法。眼前咱们包人家半亩地的青棵，还要剩下一点，多半都被兵抢光了。咱们应该把青玉米剥出来，把豇豆角捋下来，把青玉米秸砍下来，捆成捆带在车上，人和牲口都需要。现在咱们没指望了，俗话说，须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羡有时。目前咱们大家动手罢，免得将来饿死在半路上。’

“崔玉贵的话真真提醒了我们，我和娟子和另两名侍女，开始把割下来的豇豆角捋下来，盛在车夫的布袋里，把剩下来的青玉米堆在料笸箩里，把青玉米秸捆成两捆带在车尾。我亲眼看到饥民们什么都抢，我们剥好的青老玉米，生的，他们就是嘴啃着吃，白浆顺嘴角流下来。在大车店里不时有散兵进来，没有东西可拿，就用碗舀足一碗凉水，边走边喝，顺手把碗摔在大路上。什么是王法?这里已经没有这个名词了。这样的世界使我们心惊肉跳，我用眼看看崔玉贵。崔玉贵大声对我说：‘荣姑娘，不要怕，只当我们已经死了，现在活几天是赚的。要记住，事到临头须放胆，死全不怕，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这话是对我说的，也是对大家说的。对我来说，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我牢牢地记住，‘事到临头须放胆’，我一辈子也忘不掉他这句话。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他是一脚踩着门槛子上，斜着脸对我说的，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他的话还响在我的耳朵里。我经过多少次灾难，一到极困难的时候，就想起他的这句话来!”

老宫女又如醉如痴的陷入沉思之中了。她像老僧入定一样，身体微微地前后摆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说话，我只有用沉默来表示对她的同情。

“车又向前走了，路上的人渐渐疏稀起来。

夜宿西贯市：苦难的第一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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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娟子非要和我换车坐不可，她明确的理由是咱俩各伺候老人家半天。我心里很感激，泪马上涌到了眼角。在大车店的厨房里，我们各自背着人藏起一个熟老玉米来，谁的心事谁全知道，无非是怕老人家饿。那时是老玉米不缺，可弄熟了难。哪里借锅去，哪里找水去，最重要的哪有煮的时间。还有我们最难的是任什么也不会干。我俩用手绢各包了个又嫩又匀的煮玉米，我想坐车上给老人家剥粒吃，因为我们看到老人家什么也没吃。这是件孝心讨好的事，小娟子跟我换车坐，就是把好事让给我。她把手绢包好的东西塞给我，说‘这一个你孝敬给当家的（为了沿途安全，我们管皇上叫当家的）’。我含着泪答应了。在患难中，在饿瘪肚皮的时刻，有这样的姐妹，怎么不让我感激她呢!在车上我把小娟子的事一五一十地禀告了老人家，我怎能抢人家的功呢。正是当宫里午后睡醒吃加餐的时候，我们给皇上奉献一个熟玉米，给老人家剥玉米粒。看老人家一口一口地吃下去，这也算尽我们奴才的一份心了。

“车里头奇热，像蒸笼，歪脖太阳几乎把人晒干瘪了。喝的水变成了汗，汗出多了，用手往脸上一摸，变成了盐面。划一根取灯儿（当时管火柴叫取灯儿），几乎能把空气点燃了。下过雨的地经太阳一晒，热气反扑上来，夹杂着牲口身上的腥膻味，薰得人非常恶心，幸亏我在大车店拣了一把旧芭蕉叶扇子，我给老人家扇着。立秋后的天气，到下午特别闷。我摸摸什么地方都是热的，车帷子，褥垫子，到处都烫手。好容易盼到太阳平西了，可这时候蠓虫子多起来了，大概骡子身上有汗腥味，它们围着骡子转，一团团的，赶也赶不走，就在迎面随着车飞。有时能碰人的脸，一不小心碰到眼里，有一股辣辣的味道，眼马上红肿了，流下泪来。更有一种像大麻苍蝇似的虻，最初，我叫不出它的名字，后来知道叫牛蝇，很有一股犟劲，它们死都不怕，只要让它叮上，打死它，它也不松嘴。牛蝇叮后立刻起大包，红肿一片，出奇的刺养。我专注意保护老太后，可我腿腕子上被它叮了一口。这蝇子有毒，先由叮的孔内流黄水，以后就变成脓，直到山西太原，我的脚才好些了。

“汗出多了，就出奇的渴，渴得像由喉咙里冒烟似的，我们开始嚼老玉米秸。老太后大概实在支撑不住了，也和我们一起嚼。路越走越高了，骡子很吃力。李莲英由前面回来，站在路旁，禀告说，已经进入昌平境地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大的庄子，后来知道叫西贯市。

“西贯市是个较大的村子，往街里一看，青砖房子不少。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景，可谁家也不愿收留我们。再说这村里住的全是回民，风俗习惯全不一样。他们在生活上不愿和汉民掺杂。李莲英等商议的结果，是村头上有个旧的清真寺，年久失修，已经废了，变成了场院，有几间房闲着，我们就住在这里。老太后也很愿意。已经累了一天，都愿找一个地方歇一歇。——我先由外部往里说。

“喝水是可以解决了，场院外面有一口井。井边放个瓦罐，瓦罐上系一条绳子，就用这个瓦罐来汲水。井没有栏杆，每次我们都是战战兢兢的提水。好在是夏天，井水很浅，提起水来还不困难。

“场院是一片空荡荡的，没有院墙，有一小片光地，上面堆着一堆麦秸草，用半头席盖着，雨后显得湿漉漉的。四外是菜畦，站在院子向四下观看：

“正北是三间正房，根本没门，窗户也没糊纸，往西边一看是一溜矮厦子，即矮矮一排房，没有门、窗户、壁，是堆乱草和农具的地方。进入屋里，三间正房还好，是有隔断的，一明两暗。中间堂屋里有一口破缸，能盛水，有一个灶，连着东间的炕，炕是光秃秃的，灶上有锅，也有个旧锅盖。进到东间一看，炕上扔着个破簸箕，簸箕前面的舌头全没有了。地下墙角有个三只脚的破凳子，很矮，根本是没人要的东西，另有几块碎砖。而屋里空空的，地下除去几块砖以外，什么也没有。我愣愣地想，就要在这个地方过夜了。昨天是天堂，今天是地狱!这是谁能预料到的呢?老太后一进屋，除内眷侍女以外，一般人要离开一丈多远，不许靠近窗户，由两个太监巡逻。

“我先把老太后安顿下来。炕上光秃秃的，没有办法，我和小娟子把轿车的垫子抬下来让老太后能有个坐处。老太后自从早晨坐上车以后，闭口不说话，既不冒火气，也不显骄气，处这种逆境，完全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也顾不得什么礼仪了，我看皇帝扎撒着手立在当地，像木头人一样，我拿一个口袋，叠起来，放在矮凳子上，请皇上坐下。皇上用眼看了下老太后，老太后说了句皇上也坐吧，皇上才坐下了。这时李莲英、崔玉贵都上街里张罗饭食去了。

“可苦了我和娟子了，要什么没什么，给老太后漱口，没有碗；洗手，没有盆。我俩反正不能用两手捧起水来请老太后用啊!最后想起大蒲笼车车厢底下，挂着个饮骡子的盆，我俩把它刷干净了，给老太后洗脸、洗手。以后太监也拿这个盆同样给皇帝用。乱纷纷的一阵终于过去了。这个盆一直传到半夜，才算众人洗涮完。

“最困难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该是吃饭问题了。我说的太琐碎，不过，我不说清楚，心里也太憋得慌。我这时是个大红人，也是一个大忙人。

夜宿西贯市：苦难的第一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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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伺候完老太后洗过脸，老太后就语重心长地说：‘现在讲不了什么规矩了，她们几个（指娟子等几个侍女）接触外面的人少（指没结过婚），荣子你就多出头罢!’我恭敬地请跪安答应了。另外，我有个宝贝，就是我的火镰包。早在颐和园吃早点的时候，我就留下心了，我想沿途一定需要用火。我就把火绒、火石、火纸多带了些。我的火纸可值金子了，半路上没卖东西的，很多的人都要向我借纸，当大便纸用，以后我每个人只给一张，留下给老太后用。我的火镰包不能借走，只有我亲自打火给旁人用，所以我忙得很。这边叫，那边也喊。

“李莲英提着大茶壶，像个水罐子，托着几个粗蓝花水碗。崔玉贵抱着个盆，拿几双筷子，说是当地人给的。这两个在紫禁城里说一不二的人现在也亲自下来干粗活了。那是一壶凉茶，茶水像酱汤子似的深褐色，太后喝了两口，皇上喝了一口，就不喝了，说不如白水好喝。崔玉贵端的一盆是粥，不是一般人家熬的小豆粥，是当地人叫水饭的一种吃食，把小米和豆混合煮熟，用凉水再把它投凉了，要过好多遍凉水，投得越凉越好，用勺舀在碗里吃。人饿，可以舀稠的，多吃米，顶干的用。不饿，可以舀稀的。这是当地人夏天的一种吃食。老太后和皇上、皇后等就吃的是这样的饭。一盆饭当然不够吃。最离奇是，茶壶、茶碗等不必送还，原主不要了，因为回民不用汉民用过的东西，尤其是炊具和茶具。我和娟子顺便留下两个碗。

“一连串的轿车进院子来了，那是王爷、大臣们到了。他们掸了掸衣服，把袖子一甩，恭恭敬敬地要朝拜老太后。老太后隔着窗子，其实像当面一样，因为窗子根本没糊纸，说：‘你们在外面都请安罢，皇上也在这儿，我们刚歇会儿。’他们请完安退下去了。很奇怪，还是各奔各车，因为他们全没有歇脚的地方，只能到原车上休息。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不知由什么地方滚出来很多蚊子。说它滚出来，并不夸大。在窗户上头，屋檐底下，成团成团的蚊子像圆球似的滚在一起，乱吵乱叫，那声音真是吓人。都听过唱戏打小锣吧，把小锣连续不断地紧打，那叫打串锣。声音是又急又响，蚊子的声音就和打串锣一样，震耳欲聋。我赶紧跑进屋里把芭蕉扇递到老太后手里，去轰赶蚊子，看样子蚊子真会叮死人的。屋子里不能有亮光，有点亮光玉米蛾子就撞进来，它们不要命地乱扑乱撞，脸上、脖子上、手上到处都有。用手一拍，它们的肚子像烂杏一样，一滩脓水出来，使人起鸡皮疙瘩。三格格胆小，怕虫子，往墙角一缩，纹丝不敢动。更让人恶心的是上厕所，这根本是乱粪场子，不是厕所，没法子下脚，要多脏有多脏，癞蛤蟆满地乱爬，蛆全长尾巴，又肥又长，使人看了要呕吐。娟子我俩架着老太后上趟厕所。我俩手不能动，苍蝇顺着脸爬，黏黏的，赶都赶不散，一落身上就有十几个。我想真是掉进地狱里边了。

“不知是谁告诉我的方法，抓大麦秸一小堆，用火燃着，放在堂屋里，再盖上几张麻叶，让大麦秸火灭了，光冒浓烟，蚊子和一切虫子，怕烟就不往屋里飞了，甚至也能把蚊子从屋内赶出来。我说，老太后不是会被烟薰坏了吗?他们说不要紧，烟往高处冒，老太后坐得矮，现在不薰，一夜怎么睡觉呢?我请示了老太后，开始用烟薰蚊子，果然好一些，起码檐上的蚊子全跑了。老太后也比较满意。可我弄得满头是灰，抹一脸黑黑的道子。

“为了赶紧做点吃的，我们又重新忙碌起来了。真是应了崔玉贵的话，只好又从中午剩的豇头角、剩玉米身上打算盘。这种苦日子，我们从来没有经过。但是不干又没吃的，肚子饿，逼着我们非干不可。疲倦极了，腿已经迈不动步，还要咬着牙去做。现在懂得什么是苦了。人多起来，新添了坐轿车的人和车把式。我找到崔玉贵，让他动员车把式帮忙煮玉米。没有锅，就把堂屋的那个锅拔下来。没有灶。就在院子角上检旧砖新码一个灶。没有柴，就把院里的大麦秸垛拆了，找不湿的麦秸当柴烧。这样也不行，锅小人多，怎么办?有经验的车夫告诉我们，玉米可以烧熟了吃，于是把大麦秸多揪几堆，用火和灰把玉米埋里面，烧成糊的。等玉米煮熟后，用锅再煮豇豆粒。这样，分几锅煮，总算把玉米煮成半生不熟的了，对付着能吃。我把烧好的玉米掰两个尖，用两个碗盛点豇豆粒，奉献给老太后和皇上。已是半夜时分了，老太后还倚墙没睡，我和娟子给老太后剥玉米粒，用头上的簪子穿豇豆粒吃。皇上还坐在地下。我俩又端来两碗豇头汤，敬给老太后和皇上。然后伺候老太后睡觉。先把腿带解开，松一松再扎上，怕腿带上有虫子。把头发用手给老太后拢一拢。炕上不是原有个破簸箕吗，把它扣过来，垫上一块手巾作枕头，让老太后躺好。把捡来的芭蕉扇，给老太后盖在脸上。剩下光着的两只手我们俩用两块手绢给包上。浑身上下，没有露肉的地方，不怕虫子叮了，看样子，老太后忍受着闷热，闭目养神，能眯糊一小会儿。皇上已经坐在车垫子上，用帽子遮住脸，两脚伸直，在墙角上强忍着休息了。我俩轻轻地退出来，到窗外捡一顶破草帽，给老太后把迎头的窗户堵上，免得有风。这才吃我们所谓的晚餐。皇帝和太后在一起，母子同居一室，还是第一次吧。

夜宿西贯市：苦难的第一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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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房东屋老太后和皇上已经静悄悄没有响动了，西屋的皇后、小主、三格格、四格格、元大奶奶也都没有声息了。这都是有教养的人，在这种场合，是谁也不会叫苦的。中间堂屋是我们四个侍女。听听各屋都没有动静，我们铺下口袋，就在地上囫囵着睡下了。各王公大臣们连同大阿哥和溥伦躲在轿车里去休息，李莲英、崔玉贵等在蒲笼车里，车夫们都集聚在西面的矮厦子下。夏天的天空灰沉沉的，下弦月已经落到西南角下。这个镇甸很安谧，因为都是回民，有专一的信仰，信奉其他道门的事是很少的，所以骚动也不大。从我们到来，这地方的男人、妇女、孩子看热闹的人极少，跟我们闲谈时，追根问底的人根本没有，可见这村子的人很懂规矩。侧耳听到鸡叫了，在宫里是听不到的。一天没有好好地洗脸和擦身上，安静下来后，才觉得浑身长满了痱子，用手一摸都是小粒粒。手放在肉上，好像不是自己的皮肤，痱子出尖怪扎手的。回想崔玉贵的话，‘只当我已经死了’，心也就安稳下来。

“合眼眯糊一小会儿，天就亮了。我赶紧爬起来伺候老太后，生怕老太后病倒就麻烦了。还好，老太后和皇上全都很好，我们才放下心来，堵心的事又发生了，夜里不知什么人弄水，把汲水的瓦罐子摔碎了。越忙越添差错，赶忙托人到街里用银子买个旧的。这已经是天大亮了，不知是什么风声漏了出去，街里的大户人家知道这批住的人是太后和皇上，送来了几屉刀切馒首。不是一般的圆馒头，是四方的，用板刀切成块的馒首。还有骰子似的、小方块的咸菜，两桶小米粥。这真是雪里送炭。他们不敢说是贡献给老太后和皇上，因为知道宫里头礼仪森严，只说是给下人们的。另外，知道要行山路，特意奉献三顶骡驮轿。

“我无论如何也忘不掉这些新鲜事儿。这都是我没经过和没见过的。所谓骡驮轿并不是骆驼拉着的轿车，与骆驼一点关系也没有。说确实一点儿，是骡子背上驮着的一种轿。只是不用人抬，是由两匹骡子一前一后、在两个骡子中间的背上搭成一种轿。前面的骡子等于辕骡，是管掌握方向、择选道路的，后面的一个叫跟骡，紧跟辕骡后面，不许脱节、保持稳定的。这两个骡子都是老搭档，驯练有素的。平常没有驯练的骡子是不行的。这种驮轿，没有畜拉轿车那种颠簸之苦，又比人力抬轿走的速度快，能上坡下坡走窄路，最巧妙的是，当头骡拐弯的时候，轿下面有个圆盘，能随着旋转，叫转盘，使驮轿保持平稳。骡驮轿在西北地方是大户人家的主要交通工具。西贯市街里的大户人家一气奉献给三乘骡轿，是很可观的了：这要有六匹骡子，三个脚夫，当这兵马荒乱的年景，总算是很豪气的了。

宫女谈往录 - 慈禧西行（三）

慈禧西逃时受过“恩宠”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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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顺蔓说下去，据说西贯市的这个大户姓李，是个开镖局子的，习武出身，很有点侠义味，在这一带很有点名气。最值得佩服的，他派了个向导，姓杨，40上下岁，极精明。我认识这姓杨的，因为后来他一直送我们到张家口北，路途时间长了，所以有所了解。据说镖车一到城镇时，要大声呼喊，叫亮字号，行话叫喊趟子，喊的人叫趟子手，姓杨的就是个趟子手。这些事都是沿途增长的新知识。

“骡驮轿很高，在轿尾带有个脚踏凳，我们把脚踏凳拿下来，搀扶着老太后登着凳上了轿。老太后第一乘，皇上第二乘，皇后第三乘。就这样离开了西贯市。又重新雇了辆轿车，给我们侍女坐。从此告别了蒲笼车，因为它走得慢，赶不上轿车的速度，所以不要它了。

“要记住，这是老太后第一件最宽心的事，自离开宫以后，居然有人给奉献东西了，怎能不让她老人家欣慰呢!

“我们当侍女的也总算熬过了苦难的第一夜。

“我说得太粗糙了，但大致是这个样子!”

古书上说“穷猿奔林，岂暇择木”。慈禧的夜宿西贯市，大有点这种意思吧!

（注：1986年6月7日《北京晚报》载有祖籍西贯市村李佩伦先生的《骡驮轿·西贯市》一文，称：慈禧逃出北京，第一站是在西贯市村落脚。……西贯市是以李姓为大族的回民村，因它位于出西直门经海淀、温泉，北上居庸关的道上，是南来北往要冲之一，故村里为官、经商、习武者极多。光裕行本为李家开的镖局，有东、西光裕两个字号，慈禧仓皇逃到西贯，正值光裕东家李子恒在家，便把家里的骡驮轿献出。同村人杨巨川作向导，护驾西行。慈禧还朝不忘旧事，封杨巨川为引路侯，授李子恒为新疆伊犁县令。此文可作参考。）

从昌平到怀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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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七月二十二日的早晨，我们陪侍着老太后由西贯市出发奔向了古长城。——那时，我们根本不知往哪儿去!

“七月的早晨，地上的水气和天空的雾气混杂在一起，看不清是晴天还是阴天，只觉得灰蒙蒙的一片。还是按照老太后的口谕，崔玉贵打前站。今天崔玉贵显得美滋滋的，给他新添个帮手，那个镖局子的向导姓杨的和他在一起。出发前，我和娟子侧着耳朵听他俩说私房话。两个人都好练武，提起北京有名的教师来，他们相互还有些渊源，所以能说在一起。姓杨的又是个地理鬼，甚至某一处某一家，姓什么叫什么，他都很知底，尤其是这一带练武的多，到了某一处，一报师门，马上就能得到帮助。这正对崔玉贵抢阳斗胜、好大喜功、又带些江湖味的脾气，因此，崔玉贵马上拍姓杨的肩膀，管人家叫‘兄弟’，不管人家岁数大小。崔玉贵就是这样大马金刀的性格。小娟子并不戴敬他，看他们走后，指着崔的脊背说：‘没阳寿的，狗都摇头，满嘴里跑骆驼!就是他老子来了，他也会拍着肩膀叫兄弟。’这是宫廷里骂人的话，等于说：‘该死，死了喂狗，狗都摇头，满嘴里胡吹乱!’宫廷里不许说‘死’、‘杀’等脏话和不吉利的话。我笑着说：‘你背后骂他干什么?’娟子也笑了，说：‘我就是看不惯他那轻浮得意的样儿。专会一套丑表功。’我说：‘咳!他无家一身轻，路死路埋，道死道埋，乐一天是一天，跳墙挂不住耳朵，也难怪他这样!’（跳墙挂不住耳朵，是老北京的土话，没有一点牵挂的意思）娟子有多机灵，听出我说话的气味来了，扬起脸来抢白我说：‘刚离开宫墙一天，你就满嘴死呀活呀的胡吣，两天没睡觉了，你先眯糊会儿。’这是她的好意!

“真的，难得有片刻的宁静!更难得我能和娟子在一起!

“去年，在我所谓的结婚时，娟子单独送了我一份厚礼，我明白，这是向我告别的表示。相处七八年，同甘共苦的姐妹，胜过同胞，就在我将入地狱的时候等于给我一份祭礼，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婚后见面，她也没提送礼，我也没表示道谢，虽然有些亏礼，只是相对默默无言，好像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这在常情可算不懂礼貌，我们俩就越过了这个界限。可每当我感情流露的时候，她总是用话给岔开。今天，我俩同坐一辆车，就是彼此不说话，也感到心里头有无限的温暖，我恨不得抱住她痛痛快快地嚎几声，吐一吐我的酸苦。她那水晶般的心里，早就明白这些，眼睛并不看我，沉思一会儿，寒着脸说：‘你的心事我知道，现在还不到你哭的时候。——据目前看，咱俩的小命可能保住了，可留在宫里的姐妹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将来咱俩回来，能给她们收收尸，铲几铲土，祭奠祭奠她们，也不枉姐妹一场。还记得去年正月说书的说陈圆圆故事罢，城破被俘，六宫的人被赶着迎接新主子，‘九殿咚咚鸣战鼓，万朵花迎一只虎’。真要是宫城破了，我倒愿意她们都死干净，一个不留，一朵花也没有!我哭也哭个痛快，泪也流个干净!到那时你尽力地哭罢!就是愿意随她们去，我也不再拦你了。’她突然伸出两只手来，搂住我的脖子，浑身颤抖着大声地抽咽起来。这是在荒郊旷野的车上。

“她就是这样一位心直嘴快、热心肠的姑娘!她无时无刻不在预想着宫里遭受苦难的姐妹。

“抬头一看，前面三乘驮轿高高地、晃晃悠悠地在路上走着，我们是近侍，不能离太后远了，驮轿以后就是我们的车。驮轿是个新鲜玩意儿，所以我们对它仔细地观察。我想坐它并不会多舒服，因为它太高。轿车的辕子和马的肩膀平行，轱辘上的车轴也不过离地二尺高，但驮轿不是这样，它是用一个架子搭在前后的马背上，架子呈井字形，井字上头高高的有一个小屋，比轿车约高出二尺多。山路崎岖，马一高一低地走着，小屋也随着晃荡，人坐在里边也跟着一俯一仰的摇动，时间长了，老太后怎么经受得住?但老太后始终隐忍着不言语。自从离宫以后，老太后很少说话。这是条上山的路，一步比一步高，远远的，但清清楚楚地看见两个人，那是崔玉贵和姓杨的，他俩可以算是老太后的探马或是顶马罢!再看看老太后轿前光秃秃的，皇上轿前也是光秃秃的，两位至尊没有一个侍卫，只有两个赶脚的脚夫，使我不禁低头长叹!

“平常日子，老太后去颐和园，大轿前面光銮仪卤簿就要排出一里路远。别的不提，就说大轿前的顶马吧，一排四骑，前后四排，不用夸有多威武了。一色的红里透黑的马，膘肥体壮，毛梢亮得出油，像缎子一样。马的额头上一律系着红缨子，嚼、环、鞍、革荐，配着锃亮的铜什件，左右丝缰齐摆在马鞍桥上，四匹一排，看着就整齐威武。最美妙的是马迈的步子：当然这顶马是为了给老太后护路开道的，就不可能离大轿太远，所以马要和轿夫们走同样的速度，这就太难了。为了显示马的雄伟英俊，马一律昂着头，头上的红缨子要在一条线上，脚下要跨大步。妙就妙在这儿：当它们的蹄子似挨地不挨地的时候，慢慢地把蹄子一蜷，又缩回来约一尺五，实际上，迈的虽是一大步，而走的却只有五寸，这样就和轿夫的步伐相等了，所以永远在轿的前边，一点也不脱节。一队马，同样地昂着头，同样地跨大步，同样地往回蜷腿，又迈出同样的尺寸，当马的蹄子往回蜷时，那种妩媚样子简直像绣女在做针线。这已经很可观了吧?最奇特的是，马在往后蜷腿的时候，腰随着一扭动，肥肥的屁股跟着一摆，上面骑马的人，也随着马的身子一齐扭，头上戴的红缨帽穗子一甩，蜷左腿往右摆，蜷右腿往左摆，煞是好看。这都是銮仪卫费尽心力训练出来的。再听声音，马蹄子落地是“哒哒”的，轿夫抬着轿走路是“嚓嚓”的。哒哒嚓嚓，非常和谐。长长的柳荫御路上，一点别的声音全没有，像军队演操似的整齐肃穆，这种声音一直由西华门到达颐和园。天家的气派，何等的尊严。这不过是前几天的事，可眼前只剩下崔玉贵骑着个灰色的骡子给老太后轿前开路了。我正迷迷糊糊地想着，一睁眼面前是乱石荒山，前边的三乘驮轿颤悠悠地走着，头骡颈下系的铜铃铛沉闷的叮咚、叮咚地响着，一声声催人入睡。

从昌平到怀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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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越走越陡了，东西两边的群山挤压过来。活像凶猛的野兽，从不同的两侧在奔逐着一个共同的猎物，终于头顶冲撞在一起了。这个冲撞的地方，就是入山的山口，后来知道叫南口。

“夏天的上午，时间显得特别长，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了。阴沉沉的天空，一丝风也没有，浓云低压在头上，窒息得喘不出气来。入了南口以后，更如同钻进了葫芦里，闷得人张着嘴出气，像干沟里的鱼一样向着天，嘴一吸一合地喘着，四外的土发出潮湿热气，活似蒸笼，蒸烤得我们又渴又烦躁。小娟子这个急脾气的姑娘，简直要发疯了。她越急躁，身上的痱子越扎撒，憋得她满脸通红，头上津津地流下汗水。两天没有脱过的衣服，经汗水一沤，像膏药似地贴在身上。我轻轻地掀开她的衣服一看，痱子由颗粒已经变成饼子了。肉皮红肿一片，在痱子的尖上隐隐长出白泡泡来，这大概是化脓了。在宫里多年养成的干净勤洗的习惯，用脂粉培养的细嫩肉皮，现在反而遭罪了。火毒的太阳一晒，热气一蒸，汗渍的牛皮衣服再一沤，丝毫不透风，哪有不起痱子的道理。我只有用手掀起她的衣襟，来回地簸动，想法透透风，减轻点她的痛苦。娟子含着泪对我说：‘早晨我给老太后洗脸时，看到老人家的发髻底下、脖子周围，也有一片片的小红粒儿，我问老太后，难过不?老太后眼看着旁处没理我!老太后是有什么条件说什么话的，条件不到向例不说话，现在说难过有什么用!’她喃喃地念叨着。这两天也不知怎么的，自从离宫的时候起，同姐妹们一分手，心里总感到发酸，未说话，不由得先流出泪来。

“突然间，前边的驮铃不响了，抬头望去，老太后的轿停下了。我们赶紧下车跑到老太后的轿前，驮轿高，我们站着只能扬脸说话，这在宫里是不许可的。老太后低声对我俩口谕，说要解溲。我俩当时一怔，在这荒郊野外，前后没有村庄，怎么伺候老太后呢?老太后果断地说：‘就在野地里庄稼密的地方，人围起来!’这真是个最英明的决定。比在温泉苦口求人强多了，更比西贯市那个粪场子胜强百倍，起码让人不呕吐了。我们下人们赶快围成人墙，就这样，太后、皇后、小主、格格们轮流着。真是可怜可叹到了极点，没有便纸，只好用野麻的叶子权且代替了。

“继续再走，回头往来路上看时，那气势是很壮观的了，和我们由宫里出来时的情况不同了。不仅是几辆，而是十几辆，甚而二十几辆轿车，一长列排开，逦而来，虽然是长城古道，冠盖频繁的地方，眼前摆着一连串几十辆轿车，这也是很使人注目的了。我悄悄地对娟子说：‘看来护驾的人多起来了。’娟子撇了撇嘴说：‘很难说，究竟是护驾还是驾护?是保护老太后来了，还是求老太后保护，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我们是不许谈论国家大事的，只有在这旷野的车上才能够放肆地说几句。‘他们的算盘才精呢!洋人进城了，所以才赶紧地跑出来，一来可以免掉砍脑袋，二来得一个护驾的好名声。就是死在路上也不会白死，还落一个忠臣的美名呢!扔掉家里的老婆孩子，更一点关系也没有，妻子如衣服，像脱衣服一样，脱掉了旧的还可以换上新的，去了穿红的还有穿绿的，只要保住自己的小命，以后什么都会有。我看他们紧随老太后，实在说，就是怕死，用保护老太后作样子罢了。君辱臣死，连我这个下等丫头都懂得的大道理。’娟子嘟嘟囔囔地说个不停。我劝她说，‘不关你的事，何必多嘴呢?’她恨恨地说：‘将来下地狱，拔我的舌头，在阳世间，有话我也憋不住。你看，这两天的苦难，有谁能够帮咱俩一点忙，不是都往后缩吗!老太后牙咬得非常紧，可老人家心里有数，谁真心，谁假意，总会知道的。光靠着狗摇尾巴，到时候总有揭盖的一天。平常日子，都吹有搬山填海的本领，到现在哪里去了，只有咱俩给老人家烧老玉米吃!重耳走国，在挨饿的时候，还有人给主子割大腿上的肉吃呢?这些人有谁肯?’她气鼓鼓地说。这些话，平常日子可不敢说，诽谤大臣，要乱棒打死。今天只能在山野里撒撒气。我劝她说，‘你还是心平气和些好，免得多生痱子，何必呢?自讨苦吃!’她梗着脖子不再言语了。

“路越走越高，天越来越低，四外群山环抱，我们像蠕动在土井里，黑云如井盖一样沉沉地压在上面，闷热加潮湿，使我们越发的燥渴。忽然，天空的雷响了，是一声闷雷，沉沉地轧过了头顶，接着巴掌大的雨点掉下来。我们眼盯着前面的驮轿，雨点很急，我们不顾一切，呼喊着跑到老太后的轿前，车夫用仅有的两块雨布，把轿顶子蒙上，其他的地方也就顾不得了，雨不停地往车里灌，我俩把脊背靠紧轿帘子顶住，把老太后围起来，脊骨朝外，车小人挤算是给老太后遮雨。这时老太后默默地，用眼睛看着我俩，万般心腹事，俱在不言中。我们俩也没有什么话对老人家说。在这种环境下，又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偷眼看，娟子抹一把泪，被雨点一淋，泪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了。

“雨越下越大，在这深山穷谷里，我们都是宫廷里长大的，哪里经受过这些。天上的雷乱响，不是霹雷，而是沉雷，不是一个方向，而是东西南北，各处乱响，闪电四处乱晃，像蛇一样，来回地窜动。山也跟着响，谷也跟着响，真是千山颤动，万谷齐鸣，实在是惊心动魄，我俩生死凭天了。轿早停下了，就在旷野里，脚夫用麻袋往头上一披，身子一蜷，坐在路旁的石头上，马像钉在地下一样纹丝不动，低下头，躬着肩，两只耳朵倒垂下来，顺着两耳往下流水。不是下雨，简直是泼水，根本没点，白茫茫的一片，由天空里泼下来，眼前几尺远，什么东西也分不清了。老太后还是默默地沉思着，雨打在轿帷子上，溅在身上，好像一点感觉也没有。就这样，足有一个时辰，雨才渐渐地停了。可小娟子和我根本下不去轿，浑身的衣服全湿透了，整个地贴在身上，又是夏天，我俩怎能见人啊!幸好没有风，还不致冷得打哆嗦。

从昌平到怀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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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虽然止住了，但天空依然飘着雨星儿，隔着轿帘子往外看，山岭上堆聚着层层的白云。山脊时时隐没在白云里，白云也不时笼罩在马头上，一场使人心惊胆战的雷雨总算过去了。我不由得想起随身带的东西来，——我那一个火镰包儿，一包烟和一卷纸。刚一爬上老太后驮轿的时候，我就留心把它们藏避好，把两只鞋子一脱，烟纸和火镰包就塞在一只鞋槽子里，两只鞋槽子面对面地一扣，底朝外，顺手就塞在驮轿的褥垫子底下。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幸好烟、火镰和纸没湿。阿弥陀佛，这是宫里带出来唯一可以孝敬老太后的东西了，不能让老太后也用野麻的叶子吸吧!

“山道两旁，坡陡沟深，雨水很快就流下去了，但道路特别泥泞。这儿的土和京城附近的土不同，是黄土，特别的黏，粘在脚上厚厚的甩都甩不掉，更拔不出腿来，一走一滑。远远的一个人来了，披一身黄油布衣服，到近处才看清是崔玉贵，他借了一身驻军的雨衣。毕竟是宫廷调理出来的人，先把黄油布雨衣脱下，再整理整理帽子，然后钮扣系好，卷的裤腿放下来，油布雨衣往地下一铺，恭恭敬敬地跪在轿前，奏称：‘奴才崔玉贵见驾，愿老太后万寿无疆。启禀老太后，往前再走一站，有当地驻军守护，他们已腾出房来，准备接驾!’我和娟子紧靠在轿帘子两旁，把正面闪出来，预备老太后发口谕，老太后只说了句‘知道了!’崔玉贵‘口庶’的一声，叩头起立，又匆匆地往前走了。果然大约走了半个时辰，到了驻军的兵营。驻军腾出三间房，一个院落。还是老太后和皇上在东屋，西屋是女眷。记得东屋有个套间，老太后在套间里洗脸休息，皇帝由两名太监伺侯。这时李莲英匆匆地来了，禀告太后说驻军的什么官在外头给太后和皇上磕头。他们说：‘不知太后和皇上驾到，临时仓促，备点粗茶淡饭，臣该万死!’老太后说：‘知道了，有什么就吃什么!’李莲英面目红肿，形容憔悴，老太后看出来他是病了，让他不拘常节，回去休息。李莲英跪在地下，连连地叩头。我入宫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掉眼泪了。他出来给皇上请安，皇上也和善地对他点了头。看来皇上对他并没有什么忌恨。这都是我的感觉，当然宫廷里的事，不是表面上能看得出来的。自从义和拳失败后，这位佛见喜显得有些发蔫了，本来就忧心忡忡，再加上风餐露宿，六十开外的人了，病自然会找上门来的。我给老太后洗脸的时候，老太后不许我用凉水沾痱子，说痱子一沾凉水容易成痱毒，那就成非常难治的一种疮了。现在忍着点吧，等环境好点，用沸开的水晾凉了，洗几次就能下去。老太后说，这是张福对老人家讲的。这时老太后提张福，思念宫里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中午的饭我不记得吃的什么了，只记得最后是一碗细粉丝黄瓜汤，老太后吃得很香。我们一身湿衣服，行动很不方便。皇后、小主、格格们也只到老太后的门外，请个安就回西屋去了，因有皇上在屋，湿衣服是没法子见驾的。崔玉贵没露面，据说往前边探路去了，好在这是个空院落，闲杂人等一律不许入内，这对我们还比较自由些，唯一添的东西，向驻军的头子要了一卷火纸。后来才知道，我们打尖的地方是关里的中间城。

“吃过午饭很快就出发了。很匆忙!

“雨后，路上的人多起来了，三五成群的散兵游勇，一簇簇的戴红头巾的义和拳，还有牵着秃背牲口的残兵，这显然是临时掳来的，但他们和当地的驻军都相安无事，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虽然摩肩接踵，但谁也不理谁。这些人见到我们的车，也是斜眼一看，慢悠悠地躲在路旁。我们当然也不敢惹他们。天还是阴阴沉沉的，像含着眼泪一样，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滴下来，我们不禁提心吊胆。过去听说书的说过，多少年轻的女子被乱兵掳了去没有下落，现在如果有几个强人把我们的车硬给赶了走，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和娟子在车上起誓，俩人死也不分开。咳!两个不出宫门的女孩子，在这惊恐流离的路上，甚至用什么方法死都谈到了，这种心情不比在宫墙里头的女伴舒展多少。她们把首饰揪下来送给我俩，把希望寄托给我们，可我们目前又把首饰寄托给谁呢?眼看着岭上的云像野马似地跑，只能捂脸对哭了。

“驮铃不紧不慢地响着，终归来到了一座高高的岭前，万里长城蜿蜒地由两边垂下头来，形成一道关口。走到关前一看，好雄壮的一个城门洞，比神武门的城门洞还高还厚。城门洞两旁有两座营房。气氛十分森严，看着使人心里发怵。我们的轿和车都停下来，天正热，休息一会儿。城门洞的风又凉又硬，我们出宫后第一次感受到塞北风的强劲。后来听人告诉我们，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关口，叫居庸关。由南口进来像走甬路一样，两边山夹着，非常闷塞，直到这关口，迎面高山阻路，只有一个城门，两边营垒排列，直让人心惊肉跳。忽然想起了《龙戏凤》戏里的李凤姐，传说不是跟正德皇帝回来，一进居庸关被吓死的吗?我们今天也走到这里了，我的心不禁突突乱跳。记得这儿有口井，井水非常的凉，冰牙，并不苦涩。我舀了一碗，奉献给老太后，老太后也夸水好，说像玉泉山的水，难得这大雨的季节井水一点也不浑浊。这时大约是申时了，天依然是阴沉沉的，虽然上午下过大雨，一点也不凉爽。

从昌平到怀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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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轿又继续往前走。我心里暗暗计算，自从进了南口，经过了三座方城，才到了居庸关。走到了长长的像神武门似的门洞里时，我和娟子不禁暗暗地落泪。我俩手搭着，祝告老天爷，保佑我们出关后还能够活着回来!千万不要当外乡鬼。

“听车夫说，出了关就属延庆州管辖了。

“路面非常不好走，好多的石头，车子一倾一斜地来回乱晃，路旁的青纱帐和野草侵蚀着道路，两边的山是比较开阔了，显得空荡荡的。老太后的驮轿时时漂浮在青纱帐的上面，断断续续地只听到沉闷的铃声。天是昏昏沉沉的，人也是昏昏沉沉的。正在这眯糊似睡不睡的时候，突然从东北面斜对着我们打来几枪，接着又连续不断打过几枪，听得很清楚，枪沙落在青纱帐里，一片‘沙沙’的响声，当时是用的火铳。很明显这是对着我们的驮轿和轿车开的枪。但强人隐藏在青纱帐里，始终看不清是什么人。这突然的遭遇真把我们的魂都吓掉了。我们怔了片刻，才醒悟过来，救驾比逃命还要紧，赶紧跳下车奔向老太后的驮轿。娟子喊了一声，‘豁出去了’，李莲英、溥伦也赶忙往前跑去护驾。老太后不让任何人上轿，只让靠驮轿左边站着。在这关键时刻，看出李莲英是忠心的，用身子靠在驮轿前站着，站在老太后的右前方。溥伦也是好样的，贴在皇帝的驮轿旁。我和娟子手脚都吓软了，地下又是泥又是石头，只能扶着驮轿站着，几乎瘫在地下。赶驮轿的轿夫很有经验，把驮轿停住（也许是老太后让停的），站在左前方，用牲口隐住了身体，手紧紧捋住丝缰，纹丝不动。土匪迎面打枪，车队当然不能迎着土匪前进。如果跑回关里，又势必把老太后落在后面。所以车轿只能停住不动。幸亏出关不远，我们又在关里休息了较长时间，这时后面王公大臣的车队及时赶到，由颐和园起就跟随在后的护卫队也到来了。虽然是雨后送伞，但猫总是能捉鼠的。听到枪声，崔玉贵和姓杨的向导也急忙跑回来了。人多势众，土匪没敢露面就走了。一场虚惊，大家非常害怕。据姓杨的说，这群人不像本地人，像是一群散兵。不过这条路民风强悍，练武的多，地皮又穷，保不住有三五成群的坏人，出关以后，更放肆了，就是官家的车走单了，照样的抢劫。经过这次风险，老太后谕令护卫领队姓马的头前带路。正好军机要传延庆州州官，老太后特命崔玉贵去，并谕能备一乘轿子最好!

“阴天，天黑得比较早，已经是申末了，上午遇雨，下午又碰上劫路的，一天走的路程并不算多，轿车随着驮轿继续向前走。时间不长，就看到一座城，巍巍地横在大路的中间，城外围都是石头路，坐在轿车里一顿一挫，真难受，猜想老太后坐驮轿也不会舒服的。我们坐在轿车里必须用两只手支撑着。

“这个地方叫岔道，也叫岔道口，或叫岔道城。出居庸关大约五六里路，是向北唯一的通道，据说出这城以后才有分道，所以这地方叫岔道口。这儿有城，很雄伟也很坚固，垛口有炮台有衙门也有守兵，有买卖有驿站，有公馆也有戏楼，是南来北往的咽喉。皇清200多年和北边蒙古搞和亲，这是朝圣的要路，过往的蒙古王公都要在这里打尖休息，所以很有气派，也很富庶。可现在不同了。我们由东门进的城，一进城就感到乱糟糟的。据说只开东门，街上堆满沙子口袋。奇怪的是，不是守军在护城，代替的是义和拳。他们几十人成群，满街乱走，守军反而安闲地驻在营房里，街上到处是焚香的气味。看样了商店已经几天不开板了，门前冷冷清清。大雨过后，街心是泥塘。四外观看，到处黑灯瞎火。按说七月的晚上，正是在街头品茶乘凉，人们闲聊天的时候，可现在都紧闭门户，避祸藏在家里，这分明是个变乱的城市。

“驮轿一直赶进一个大院里。院落里空静静的，显然是特意腾出来的，大概原来是个营房，院门很宽大，几乘驮轿进来后，一打盘旋，由院门又出去了。这儿分前后院，后院北房三间，带廊子，东耳房两间，另有东西厢房，这是不对称格局的四合院。有角门进西跨院，是伙房。仍是老太后住上房东屋，皇上住西屋，皇后、小主、格格们住东耳房，紧挨着老太后。下人们住东西厢房。西院伙房里有热水，和西贯市不同了，这儿不烧湿煤，全烧大的木头。我们可以给老太后洗洗脸，擦擦身上，洗洗脚。虽然没有可换的衣服，但总比在西贯市强多了。屋里靠南窗子底下有铺炕，炕上有条旧炕毡，一个歪歪斜斜的小炕桌，一个枕头，油腻腻的。老太后侧着身子歪在炕上，看得出来，是十分劳累了。她不发脾气，不说话，闭目沉思。我们都屏息伺候。隔壁皇后、小主、格格们，下车请过安后，静悄悄地回到屋里，屋子里静得像没有人一样。和皇宫里的规矩相同，不管有多少伺候的人，丝毫听不到说话走路的声音。

“一会儿李莲英来了。老太后让把皇上请过来，共同听今天城里洋人的信息和宫里的消息。李莲英虽然病着，但这是他的差事，是非常重要的差事。他退下来的时候，告诉我们洋人还没进宫，这是他秘密告诉我俩的。当然，他信得住我俩，不会给他坏事。——我俩第一次听到宫里的消息，知道宫里的姐妹们还活着。老太后的面容也有些好转了，沏上茶后，老太后跟平常一样慢慢地品尝着，说这儿的水好，和玉泉山的水差不多，有甜丝丝的味!

从昌平到怀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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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娟子所料，王公大臣们多起来了。晚饭后来请安的人黑鸦鸦一片，分品级站了一院子。我们当然不认识，过去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们，现在我们在东厢房里，能隔着窗子看。老太后和皇上走出屋子，母子一前一后，站在廊子上，看他们跪拜完。老太后抬眼看了一下李莲英，李莲英说了句‘歇着吧’，他们就鱼贯地走散了。已经听了李莲英禀告的各方面消息，也无须召见他们了。很奇怪的是，老太后闭口不谈半路遇土匪的事，不但现在不谈，以后也没听老太后谈过，好像这事对老太后不怎么光彩似的。

“王公大臣里除去最早跟着太后跑出来的端王、庆王、肃王以外，还新添了礼王爷、那王爷；除去澜公爷以外，新添了泽公爷；除了伦贝子以外，新添了贝子；军机处的除了原来跟车出城的赵大人以外，又添了刚毅刚大人，英年英大人。其实，他们也是洋人一进城就跑出来了，比我们并不晚，也没什么新消息带出来。不过几十辆轿车在大道上一跑，沿途的军民们越发惊慌了，都知道皇上、太后、大臣们都跑光了。再经过义和拳骚扰，各处的买卖和住户更紧闭门户，市面上要什么没什么。

“夜间里，不知什么时候，崔玉贵回来了。听说用大车拉来一乘轿子，并带来几个轿夫。娟子说，又有他丑表功的材料了。早晨起来，伺候完老太后，我俩到前院看看，那是州官拜客坐的一顶蓝呢子轿，俗名叫‘四人抬’。仔细一看，不是呢子是蓝咔啦，这是西北织的一种东西，又硬又厚，只有两种颜色，一种大红，一种藏蓝，经常用它做皮褥的面子，在宫里我们春秋也用咔啦做鞋帮子，图它挺拔。可夏天用它做轿围子不合适，因为它厚不透风，人坐里头闷得发慌，现在只能将就，不能讲究了。轿是四个人抬的肩舆，又沉又笨。在城里拜客用，抬着各处转悠，很样式，如果长途奔波，以五里路换杠来算，就要两班倒或三班倒。前边四个人抬轿，后边八个人坐在大车上休息，预备将来轮换，这个举动就大了。不如此，盛暑之下，什么人也支持不住。在这困难期间，非同小可，不过老太后要这样做，也就只能这样做。

“李莲英和我们是奉命来观察轿的。夜间找来木匠已重新把轿内的坐椅修好，把矮茶几装饰起来，安牢靠了，草草收拾一番，就算完了。

“陪同崔玉贵去延庆州的，自然是有向导姓杨的。据崔、杨说，延庆州是义和拳扎堆的地方，四门紧闭，都是义和拳的人守城。州衙门已经好久不能办公了。还是姓杨的有办法，冒充东路催粮的人（义和拳缺粮），好不容易进了城，找到州官后才说出实话。州官和两位师爷一起见的我们。我们一无信件，二无凭证，他们哪里肯信。好在延庆州跟宫里常有交往，宫中用炭，是延庆州进贡的，这是一大批供应，一年要几十万斤。崔玉贵提到北京西四北红罗厂收炭的太监某某，他们才相信了，恰好这二位师爷里就有一个和某太监曾经打过交道的，于是他们放心了，连夜找到衙役把轿子整理好，传唤了轿夫，州官带着官印，师爷陪伴着跟随着来到岔道城。他们说，在这兵荒马乱时代，印说丢就丢，印就是脑袋，当官的把印丢了，脑袋也就危险了。他们带几个亲丁保护着他们也保护印，就这样，瑟瑟缩缩地跟着我们走了多半夜。让他们办点供应，他们哪里能办得到?师爷说，我们知道这是天官赐福的事，捧着花献佛，谁也不傻。过去我们常孝敬过宫里，不是榆木脑袋，一点弯儿也转不过来的人，可现在说话不算数，手底下任何东西也没有。延庆州的几个人还算聪明，不敢跟崔打官腔，说的全是粗话和大实话，很对崔的口味。听崔玉贵说话的口气，很同情延庆州的州官，由他回禀老太后，一定不会乘机踢他们一脚的。乘机说坏话，这是太监回事常有的事，对太监千万得罪不得，尤其是崔玉贵，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他舌头底下花样可多了。

“州官大老爷并没有朝圣，因为我们没看见他进来。天已经大亮了，仔细看这院子，根本不像有女眷住过，四角都是破破烂烂。我们的住房光有一铺炕，炕上一张旧席，任何陈设也没有。最主要是只有男厕没有女厕，半夜时有人进院给缸里挑满水，灶里加些劈柴，白天见不到一个人。就这样，在这里住了一夜。总算还好，能给点吃的，不致挨饿了。

“车驾又要出发了。这是七月二十三日卯正时分。天气阴沉沉的，有些凉，不像关里那样闷热了。只是老太后、皇上、皇后、小主、三位格格和我们，都是单衣单裤，又被雨淋湿了，夜里冷得打哆嗦。我和娟子只好到西跨院伙房里，一来给老太后烤衣服，主要是烤袜子，二来我们也取取暖。两天的时间，我们已经变成灶下的蓬头鬼了。哼，王公大臣们一个有良心的也没有，皇上仍穿着旧青布长衫，护军的绿色裤子，一点倒换的衣服也没有，他们不肯脱下自己的衣服，替皇上换一换。我们当丫头的亲眼看着皇帝受苦。咳，食君之禄……此话他们只会讲给别人听。

“老太后要启驾了，轿子抬到院子中央，大臣们由各角落里钻出来，恭送老太后启程，依然出东门。冷冷落落的，没有一点仪鸾的排场，蓝呢子小轿是第一个，皇上的驮轿是第二个，皇后的驮轿是第三个。李莲英病了，特赐让他坐驮轿，排第四个，我们侍女的车紧跟驮轿后。其余顺序是大阿哥、小主、格格，就这样一溜长龙似地出发了。早晨吃的是黑馒头冬瓜汤，只知道有人送来，不知道由什么地方送来的。

从昌平到怀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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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东门，沿着城墙走，绕道走上了京绥通路。这时路上的败兵游勇多起来了，三五成群接连不断。他们碰到我们的车，并不愿意让路，和我们车队抢路，掺在一起走，我们也没办法，给我们带来很多不方便。走了大约有一个时辰，据说快到怀来境界了，天忽然下起大雨来，比昨天的雨还大，有风，雨铺天盖地向下洒来，雷又响又脆，闪电一亮，雷就紧跟着劈下，惊得骡子的耳朵都立起来。风卷着雨点，把车帘子揭开，简直等于往身上泼水。娟子和我把车帘子握紧，略挡住一些雨。更可怕的是，车当然是不能走了，有几个败兵，没处可躲，钻在我们车厢底下。天哪!他们要起歹心，乘这大雨的时候，喊都喊不应，若上车糟蹋人该怎么办啊!九死一生，我们什么办法都想到了。想得最多的是老太后平日在万万人之上，可今天怕是连两个贴身的丫头都庇护不了。我们两个死死地按着车帘子，大气也不敢出，用耳朵细听车厢底下的声音，心都跳到嗓子眼里，吓得浑身乱哆嗦。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们逃亡路上最悲惨的时候了，我不说出来有谁能够知道呢?

“雨由大变小，天虽然不开晴，雨点总算变成细丝了。轿车拖泥带水地向前走。这时我俩只希望车走，虽然不知道去往哪里，无论如何也比败兵蹲在车厢底下强得多。眼见马路旁有两间屋子，窗子洞开着，像两个黑窟窿，门口外有一眼井，井台下有一个大草帽，雨后正随风掀动。车把式一阵心血来潮，打算捡这个草帽。可是一掀，妈呀，赶紧放手往回跑，原来那是个死尸，蝇子乱爬，被人杀死的，埋在井旁边，只露着个头，满脸是血，草帽系在颈子上。车夫往回跑的时候，摔得满身是泥，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惊恐。那个时候，小命说完就完。我俩只能屏息敛声，听候命运的安排。自从出了西贯市，沿途土井并不少，但我们渴死也不敢喝那里的水，一来雨大，水井的水往上涨，一伸胳臂就能够着水面，黄汤绿沫，看着就恶心。更重要的是井里头往往有死人，不是一个人头，就是一具死尸浮在上面。这是车夫告诉我们的，他们也不喝这里的水，甚至饮牲口连骡子都不喝。我们沿途的艰苦就可想而知了。

“我永远也忘不掉七月二十三日，巳末午初时刻，来到一个大镇上，那就是榆林堡。如果说前两天过的是阴间，到这里就算还阳了，娟子我俩管这里叫阴阳界。

“第一是，这里有地方官前来接驾了。

“第二是，有从北边来的军队前来护驾了。

“我们当侍女的，没有说三道四的资格，只能用眼看，用耳听，一年到头，说不上几句话，每天必须把‘是’挂在嘴上。但是我伺候人时间长了，养成察颜观色的本领，现在一到榆林堡，地方官戴着朝珠穿补服，迎面跪着来接驾，老太后自然是眉开眼笑。一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一个听人喊万寿无疆惯了的人，自从一出宫门，没有人理，没有人瞧，是多么难受啊，现在又有人跪在面前了，心里的舒服劲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三天来的紧张气氛也随着消失了。

“榆林堡离怀来县有30里，是延庆和怀来交界的地方，县官亲迎30里来接驾。这位县太爷是很有章法的，向着第一乘轿子、第二乘驮轿报名跪接以外，向第三乘驮轿请了个跪安，对余下的轿车并不答理，起身上马，头前引路，进入街里。可见这是暗中有人指点，才知道第一乘轿子是老太后，第二乘驮轿是皇上，第三乘驮轿里是皇后，余下的就可以不闻不问了。

“堡子的规模并不大，一条正街，路北有三家骡马店，这是给差夫驿卒预备的，足见当时差役的频繁，现在冷落了，各家的门都紧闭着，街上很多乱兵，骡马粪的气味刺鼻子，雨后满街流泥水。老太后被引到尽西头一家大的栈房里，这是北房三大间，一明两暗，别的记不清了，只记得台阶特别高，屋子中间有茶几、椅子、铺垫，堂屋东西两壁是木头隔扇，门口是竹帘子，墙上挂着字画，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没遭劫的屋子。

“夏天的中午，虽然没出太阳，但特别闷热，苍蝇又多，直叮脸；院子里的蜻蜓乱飞，使人心发烦。我们出来进去舀洗脸水，打漱口水，要特别小心，一来地滑，二来台阶高，会绊个跟头，好在这个地方烧火用炭，而使水很方便。据说这儿三个店原来都准备好三大锅绿豆小米粥，熬好了等候御用，可是都被乱兵饥民给抢光了，任凭怎么拦挡也拦挡不住，只有这个院里还剩下一点锅底，是再三央告才留下的。这时乱兵成帮结伙，由店前经过，俗话说，有势力的怕不要命的，这都是些亡命徒，谁也不愿意招惹他们。

“老太后就在漱洗完毕以后，召见了这位地方官，我们躲在东暗间里，李莲英引进来的这位地方官大概是南方人，说的话听不清也就记不清了，只记得说话带丝丝的口音。老太后很夸赞他一番。当然，在兵慌马乱的年月，出县城30多里路，酷暑的天气里，又冒着大雨，到两县的边界上亲自恭迎圣驾，乱世识忠臣，这种赤诚的心，实在难得。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昨天到一个县（昌平县），放枪把我们赶走，今天到怀来，郊外亲迎，怎能不让老太后感动呢!

“不一会儿，厨役送豆粥来了，由皇帝的内监接过来，只是每人一中碗，并无别的食品，先送的两碗里还有细丝咸菜，其余的连咸菜也没有。可怜的午饭，根本没筷子，老太后让取秫秸杆来，这已是两天来司空见惯的事了。吃完粥后，老太后照例要走一走，忽然看见我在旁，说‘荣儿有水烟吗’?我说，‘水烟、火镰全没丢，就是没烟袋’。李莲英赶忙去找，恰好地方官在店门口，跟他说清楚，很快就送来了。老太后问些闲话，内监侍女都在旁，并不避讳。太后说：‘这回出来十分仓促，皇帝、皇后、格格们都是单身出来，没有替换的衣服，你能不能给找些衣裳替换一下。’县官跪着回禀说：‘微臣的妻子已经亡故，衣服箱笼多寄存在京城里，只有微臣的姐姐姐夫随臣游宦到这里，臣母尚有几身遗物，还在臣的身边，皇太后不嫌粗糙，臣竭力供奉。’看来这位县官很识大体，说的话很娓婉动听。老太后让他平身，又低声对他说，‘能找几个鸡蛋来，才好’!县官说，‘臣竭力去找’，说着请跪安退下。过了片刻，县官亲自用粗盘托着5个鸡蛋并有一撮盐敬献给老太后，并说各家住户，人都跑空了，只能挨户去翻，在一家抽屉里，找出5个鸡蛋，煮好后献给太后。又说，臣知道老太后一路劳乏，特备轿子一顶，轿夫都是抬轿多年，往来当差惯了的，请老太后放心等等。这期间我们洗手给老太后剥好鸡蛋。我们隔着帘子看县官，大约35岁上下，清瘦脸，很稳重。老太后让他下去休息。老太后一口气吃了3个鸡蛋，大概是惊恐的心已经过去，两天来又没好好吃饭，把剩下的两个鸡蛋让李莲英献给皇上，别人都没有份，这是老太后特意表示对皇上的爱敬。老太后吃完鸡蛋又吸几管水烟，重新洗脸擦背，疲劳总算赶走了些，开始传呼起銮。

从昌平到怀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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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后坐怀来县备的轿子，皇上坐延庆州备的轿子，皇后、小主同一乘驮轿，大阿哥和溥伦贝子同一乘驮轿，李莲英一乘驮轿，余下顺序而行。出了榆林堡，途经各处村落，更是残破不堪了，门窗户壁没有一处整齐的，都被残兵败卒给破坏了。他们有什么抢什么，如果门锁着，就把窗户给掏开，墙也坏了，篱笆也倒了，破棉絮烂褂子全给扔在路边上，他们像蝗虫一样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群接着一群地吃，把老百姓的东西吃干净算完，这是我们亲眼见到的。

“要说一点不是我应该说的话了。

“李莲英不是临离开宫的时候就发蔫吗?半路上下大雨不是又病了吗?现在又扬气起来了，就因为来了个护驾的岑春煊，一口一个大叔，把李莲英喊得扬气起来。我和娟子同样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足不出户，又聋又瞎，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听小太监的，他们有话存不下，有点消息必定悄悄地告诉我们才算舒心。听小太监说，岑春煊本来不是带兵的，他是甘肃管钱粮的官叫藩司，也叫藩台，是个好说大话喘粗气的人，牛皮吹得呱呱叫。说他是‘苗子’，有种野性，在家行三，大家背后管他叫岑三，也叫苗三。洋人在天津沿岸扰乱的时候，他就扬言要求出兵，等到洋人侵占了天津后，他更火急暴跳地要勤王。甘肃巡抚看他牌子扛的硬，自己拦他也怕落不是，更加眼不见心不烦，打发他出去了事，于是给了他2000来兵，5万两银子，由草地顺北路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后，军机处并没把他放在眼里，他的步兵原来驻在张家口，因此让他办理察哈尔堵防的事，等两宫离宫以后，他得了信息，就追随到了怀来，借机扬言说是由甘肃特来京郊带兵护驾的，吹的多响。他的老子是岑毓英，当过云南总督，朝圣时曾和李莲英打过交道，所以他一到怀来的榆林堡就先拜见李莲英，一口一个大叔，叫得又响又脆，李莲英平白添了这样一个有军队的侄子，也是求之不得，有了他可以随自己的手心转；而岑呢，有了李也可以上边通天，差事一定当得红火，本来就是顺杆爬的人，抱住这条粗腿，就一定会飞黄腾达。两人一拍即合，人得喜事精神爽，因此李莲英也就不发蔫了。从榆林堡开始，这两位令叔贤侄就密切合作，直到辛丑回鸾，岑春煊所以能当保驾的近臣，实在是李莲英保荐的。李更长期给他说好话，岑春煊才一直恩宠不衰：不到半年就升到陕西巡抚，后来当两广总督了，这都是从榆林堡喊大叔开始的，不要小看现在这个小镇甸满街流黄泥汤子。这段公案，我们当侍女的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骨子里的事，往往不容易猜透。这也是我们不应该说的话。总之，子承父业，岑毓英总算教子有方。俗话说得好，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不说闲话了，还是书归正传吧。

“从怀来县官接驾起，王公大臣们就撒了欢了，首先是快马加鞭先察看老太后驻跸的地方，再察看各王公大臣的公馆如何，弄得乌烟瘴气，跟夜宿西贯市时的鸦雀无声不同了。自榆林堡启驾到怀来县城30里的路上，探马往来就有两三次之多。娟子说，他们又还阳了。未初离开榆林堡，申正已经到了怀来县城。这是小县，城里街上满是鹅卵石，非常难走，坐在轿车里简直骨头都要摇酥了。偶尔有两三家门外贴出红纸来，表示迎驾，一看就明白，这是县太爷的主意。老北京有句俗话，‘燕九挂灯笼，冷冷清清’，本来正月十五已过，应个景儿罢了。

“老太后、皇上的轿直抬到官衙门里内宅门口。这位县太爷很会办事，把整个官廨腾出来，作为临时驻跸的行在，显得异常尊敬也显得格外亲切，又容易保卫。他手下也有一帮得力的人，虽然说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但他们把门庭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正房三大间，老太后临时住，这大概是县官的卧室，陈设不多，可很雅洁，尤其西面一铺床，湖色软缎子夹被，新枕席配上罗纹帐子，垂着山水画卷的走水，两个青绦子帐带，很不俗气。中堂的北面，一个条山的架几，一张八仙桌子，两把太师椅，鲜红的椅垫，显得很匀称。比起西贯市，土炕，没炕沿，光秃秃的只有一把破簸箕，真是天上地下了，无怪老太后满意。正房东边有两间矮房，是耳房，和正房隔山相通，这是便于下人们伺候。皇上住外院的签押房，是县太爷办公会客的地方。跨院西花厅三间，住皇后、小主、格格们，溥（大阿哥）、溥伦只有和皇上望衡对宇而居了。我们当然是住在正房的耳房里，因为伺候老太后方便。县官的女眷都避在西北角的平房里。晚饭很丰盛，主要有肉、鸡、肝，自从离宫后，第一次开荤，所以也吃得特别香。这些肉和鸡都是他靠地方绅士弄来的。在这斗大的山城里，也真难为他了。一时王公大臣，阉人侍女，满坑满谷，几乎挤破了这小小的县城。

“我们晚膳刚用完，李莲英就带着县官进见来了。小太监捧着四个包袱。李莲英代奏，说县令某，知道老太后、皇上出宫时没带衣服，特将先人的遗物及自身的衣饰奉献，聊备替换，粗陋不堪，望太后赦臣死罪。老太后点点头说，‘你先下去吧’。打开包一看，蓝薄呢子整大襟袄一件，深灰色罗纹裤子一条，没领软绸汗衫一件，半截白绸中衣一条。这是给老太后的。打开另一包，是江绸大袖马褂一件，蓝绉长袍一件，另备随身内衣一套，这分明是给皇上的。另一包是皇后、小主、格格们的，因为都是旗人，打点的都是男人的长袍丝裤。最最令人满意的，是最后一包，全新的袜子，都是细白市布做的，大约十多双。两天多来，两次遇雨，别处都能忍受，只有脚在湿袜子里沤着，真难受。还有件极可心的事，包里另有一双矮腰细绒软胎的毡靴子，高寒山区，又潮又湿，这是预备老太后洗浴完换的。无怪老太后赞叹地说：‘这个人有分寸，很细心。’此外，小太监又抱来两个梳妆盒子，梳篦脂粉一应俱全，老太后说，三天没照镜子，不知成什么样子了。

从昌平到怀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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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赶紧打水，洗头洗脸擦身上，李莲英给老太后细心地梳头，把过去的盘羊式改成了两把头，老太后从此又恢复了旗装。皇后、小主、格格也各人拣了件男人长衫穿了，还原成本来面目。在给老太后梳头时，我在一旁伺候，听李莲英禀告说，京城里军机大臣王文韶来了，特意向老太后禀告，军机的一切信印，他全带出来了。老太后点点头，这就等于老太后在路途上能发号施令，调动一切了。这是件极关重要的大事，于是传谕，明天接见军机们。在这里，我附加一句话，我在温泉的路上足踝骨被有毒的牛蝇叮了，渐渐肿起来，雨水一泡，化脓了，走路一跛一点的。老太后就把毡靴子赏给我，我一直留它20多年，后来搬家丢了。这位县官随行在到西安，办前站粮台，时常召见，才知道他姓吴，是曾国藩的侄女女婿。老太后眷念故臣，对他自然会格外体恤的。

“第二天，在这县城驻跸一天。早晨开始‘叫起’，这是离宫后第一次有威仪的行动。吃完早饭，老太后正襟危坐在堂屋东面的太师椅上，梳着两把头，很是端庄，皇上穿青色马褂，浅蓝的绸衫，雪白的袜子，坐在西面也很郑重体面，地上铺好拜毡后，我们当侍女的就回避了。这次叫起，几乎是满汉的全部军机大臣一个不缺。我们是不能问这些事的，李莲英、崔玉贵也只能在下房侍候。很明显，这次叫起以后，王文韶连夜回京了。庆王随老太后走两站，每天几次召见，后来也回京了。这是预备议和的开始。

“就在庚子年七月二十五的早晨，我们随同老太后的銮驾，出怀来的西关，经宣化，过怀安县，八月初已近山西境了，从此，吃饭有地方供应，走路有军队保护，我们又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悠游自在的生活了。但风餐露宿，道路颠簸，走在这早穿棉午穿纱的地带，又当这乍阴乍晴的季节，比起宫里的生活来，当然是相差万里了。我和娟子不禁两眼痴痴地回望着京城。”

宫女谈往录 - 慈禧西行（四）

西行路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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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后的西行车队像滚雪球一样，由最初的3辆变为30多辆了。当差的人也陆续添了十多个，于是也就威武起来。可能是为了安全起见罢，撇开京绥通路不走，傍着这条道走崎岖的小路。最初还记些地名，以后索兴不记了。长途跋涉是很苦的，但差事比较轻闲。中午吃饭有太监伺候，除晚上睡前的洗涮由宫女伺候外，老太后因沿途劳顿安歇得早，事不多。最奇怪的是老太后在路上很少发脾气。规矩松了，过去我们不能抬眼皮看的人，现在也能正眼看他们了，除去皇上以外。

“难熬的是路途上的寂寞，满眼青纱帐，无边无际，若有什么古迹，我们也没心肠看。睁开眼睛一片绿，也都看厌烦了。但不能睡觉，稍不小心，车一倾斜，头会碰出包来。就在这万分无聊的时刻，忽然后边的驮轿里发出清脆的二胡声音，手法很熟练，听得出这是由大阿哥的轿里飘出来的。随着风又飘来几句唱词：‘头通鼓，战饭造；二通鼓，紧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锋交，上前个个俱有赏，退后……’节奏鲜明，行腔吐字，一放一收，很有叫天（谭鑫培）的味道。这是大阿哥在长途寂寞中第一次发出来的声音。

“大阿哥是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进宫的，当时大约是14岁。他是端王爷载漪的儿子。端王爷当时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声色犬马，吹拉弹唱，无一不好。他有一个好福晋，能说会道，八面玲珑，让人处处满意，常进宫伺候老太后，很是得宠，说他夫以妻贵，一点也不过分。乘着戊戌以后光绪爷不得志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儿子举荐进宫来。说举荐——是真的。听大家传说，端王亲自向老太后禀奏，臣的孩子可以当大阿哥。

“大阿哥叫溥，提起他来，咳!真没法夸他。说他傻吧，不，他绝顶聪明，学谭鑫培、汪大头，一张口，学谁像谁，打武场面，腕子一甩，把单皮（小鼓）打得又爆又脆。对精巧的玩具，能拆能卸能装，手艺十分精巧。说他机灵吧，不，人情上的事一点不通。在宫里，一不如意，就会对着天长嚎，谁哄也不听。说他坏吧，不，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吃喝玩乐，尽情地享受，与人无争，与事无忤，只知道缺什么要什么。说他好吧，不，一辈子没做过好事，谈不上一个好字。他一生不知道钱是干什么用的，只知要东西，下人给弄来就行。至于变卖什么东西，变卖了多少钱，东西买得值不值，他一概不懂，也一概不问。所以辛丑回銮以后，取消了大阿哥的名义。他出了宫，人就称他为大爷了，他将几辈子积存下的珍宝、字画、房产、庄田等，一古脑儿全变卖了，当然中饱的人不止一个。他由青年到死一直是这样子。40岁以后，由于女色、酒、鸦片，纵欲无度，双目逐渐失明了，也就更加消沉。但他从来没夸耀过自己曾经是大阿哥，也不念道自己是王爷的儿子。他中年住在后海蒙古罗王府，后来眼也瞎了，家也穷了，靠从前骗过他吃过他的当铺掌柜的周济他碗热汤面，施舍一点烟灰度日。在敌伪时期，他默默地死去了。

“不多说了，大阿哥大爷后来的事，要说还能说一车，还是收回来，继续说他西行路上的事罢!

“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家里使奴唤婢，娇生惯养，要星星不敢给月亮，现在闷在驮轿里，除去吃饭睡觉以外，根本下不了地，一连就是几十天，怎能忍受得住?于是千方百计地找消遣的东西。大阿哥驮轿里添的各种玩意就多了，有手鼓，这是西北人喜爱的乐器，大阿哥能敲，一边敲一边唱：‘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这是弥衡的击鼓骂曹，很有一股傲气。见什么唱什么，足见大阿哥的聪明。

“一天早晨，刚上车，响晴的天气，西北风迎面吹来，很有些初秋的意味。突然，由大阿哥驮轿里飞出嘹亮的唢呐声音。小娟子机灵，马上让车夫停下车来，找到专侍太监，叫启禀大阿哥，千万不要再吹，如果要吹，要把唢呐筒子塞上手绢，免得声音飘到太后耳朵里。试想老太后在前面坐轿车，后面跟着个吹唢呐的，不成送殡的了吗?老太后哪有不翻脸的。幸亏她机灵，心眼快，免去了一番大的麻烦。大阿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太后的鞭子。从此种下了大阿哥对我们俩人的好感!

“大阿哥驮轿后边添了一辆车，专为给他装玩物。笼子里装两只免子，不是白色的家免，是黄色的野免子，溺的尿很骚。还养有两只狗，不是高级狗，是普普通通的笨狗。宫里养狗，第一是养雄壮的大狗，显得威武；二是养叭儿狗，喜欢它娇小玲珑。对这样不大不小的狗，向例看不上眼，称这种狗叫二板凳。下等宫监历来没有坐椅子和坐高座的资格，在榻榻里只能两三个人合坐一条靠在墙边的矮板凳，称这样的板凳叫二板凳。小太监彼此奚落，常常说，‘坐你的二板凳去吧!’等于说，‘一边闲着去吧，没有你多嘴的资格。’说狗是二板凳，也有次一等的意思。在西行路上，养这样的狗也是寂寞到极点了。

“大阿哥是不甘寂寞的。一路上买的蝈蝈不下二三十个，晴天的时候，叫得又脆又热闹。终于找到可玩的东西了，他买了十几个母蝈蝈。这东西我们第一次见到，比蝈蝈大好多，油黑油黑的又发青，尾部两个叉，并在一起，很长，插入泥土里产卵。大阿哥异想天开，想让母蝈蝈繁殖后代，不知花多少钱，买了个大方盒子，装满了土，用草皮盖面，盒子四面有几根柱，像挂蚊帐似地搭上纱布，把母蝈蝈放在里头。可惜产房虽很好，而母蝈蝈互相残杀，咬死几个，剩下的缺胳臂断腿，让大阿哥伤心极了，不得不给它们各立‘寝宫’。

西行路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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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兴的事终于来了。

“京里来人了，端王府给大阿哥送来两件宝贝。在大阿哥的眼里头，珍珠翡翠玛瑙，那种冰凉帮硬的东西，吃不得，玩不得，算不得什么宝物；真正的小动物，能玩，逗人喜欢，才算宝物。这次端王府的人给他送来两只油葫芦，真真乐坏了大阿哥。

“这是闻名的十三陵的油葫芦。

“宫里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断子绝孙的太监；一是混吃等死的老寡妇。他们都是无聊到了极点，千方百计地找寻寄托，但无论如何也排遣不了那种不幸的寂寞，于是到各处拣选玩物。十三陵的油葫芦就是由宫里挑选出来的。一到白露节，后门桥往南一带，卖油葫芦的小贩就多起来。选这个地点，无疑最高的目标是面向宫里。景山西侧板桥一带，景山东侧黄化门一带，北海东侧内宫监一带，这一大片地方都是太监聚居的所在。太监下了差以后，多在这地方喝喝茶听听书。有点新奇玩意，买回宫去，孝敬主子，花钱不多，落个得脸，所以应时应景的东西也就多起来。

“听小太监向我们夸口，说京西的油葫芦滑，叫草油葫芦，不干活，爱叫；十三陵的油葫芦笨，老实，爱干活，叫山油葫芦，活的时间也长。京西的活不到冬至，十三陵的能活到大寒。颜色也不一样，十三陵的发青，螃蟹盖子色，叫蟹壳青；京西的脖子底发红，爱跳不老实。买油葫芦最主要的是听他叫，十三陵的油葫芦善叫，每到晚上，天一黑，开始叫起，彻夜不停，高低声音变调，快慢缓急，嘟噜噜叫个不尽不休。跟蛐蛐不同，蛐蛐是一声一声的，油葫芦连续不断，而且长短声不同，抑扬顿挫，叫得人九转回肠。这很对长夜失眠的宫妃的脾气，总算有个活物陪着她们度过难熬的夜晚，更何况在秋风秋雨之中。因此，养油葫芦玩，在宫里每年秋季是个风气。

“这次给大阿哥送来的油葫芦，装在油葫芦罐里，是‘范子货’，是宫里和各王府特制的。春天种葫芦时要种亚葫芦（一种结小葫芦的植物），等结葫芦时用一种叫‘范’的模具，把小葫芦装在范里，使小葫芦按范的形状长。‘范’有方的，有圆的，有扁的，‘范’里有各式各样精雕细刻的花纹。葫芦成熟以后，磨光擦油，就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太监是把装着油葫芦的油葫芦罐放在胸前温暖的怀里带来的，足见很珍贵的了，无怪大阿哥高兴，偷偷让小太监拿给我们看，表示对我们的好感!

“最让大阿哥高兴的是在雁北的一次驻跸。那天，天时还早，小太监由外面买进几只鸽子来。起初不太注意，后来打开膀子一看，竟然是乌头还带有黑翅膀的。啊!这是铁翅乌，北京还没有这个品种，他惊喜了。当时北京只有铜翅乌棕头棕翅，没有铁翅乌（黑头黑翅）。次日在路上，大阿哥特意让小太监挎着篮子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他让本地人去给收买些。过了些天，他又让小太监告诉我们，说这种鸽子飞起来好看，但并不善飞。到现在北京还流行两句土话：‘十个乌九个赖，有了一个就不坏。”——这是大阿哥在西行路上嘴里唱出来的。

“大清国最后一个太子，最后留下的话只有这一句了，但人们很少知道这是大阿哥说的。在西行路上，我们的车轿首尾相接，相处约两个半月，虽然有贵贱之分，男女之别，但他那孩童之心时时显露出来，他根本不懂当皇帝是干什么。我真不知道老太后一定要让他预备当皇帝是什么意思。每当秋高气爽的时候，瓦蓝瓦蓝的天上，飞起成群的鸽子，就不由得想起了大阿哥，想起了他的铁翅乌来。咳!知道末代太子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了。这是一个被戏弄的孩子，任凭别人来嘲讽他!而戏弄他最主要的是他老子。

“端王处心积虑又心急火燎地想让儿子当皇上，自己好当太上皇。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儿子究竟是龙是泥鳅，自己早就知道，正因为他是泥鳅，自己当上太上皇才更称心如意，可以为所欲为。老太后70多了还能活几年?但端王又自知德望不够，于是就利用义和拳扶满排外，迎合老太后的心意，结果惹下天大的灾难，这都是由大阿哥引起的。”

给光绪剃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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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跟您交代清楚，这些事都是我听来的，不是亲眼看到的，不要说我骗您，更不可寻根问底。我是怎么听到的就怎么说。咱们说句笑话，这叫‘老太太喝面茶——糊里糊涂’，您糊里糊涂地听，我糊里糊涂地说。不过，这些是属于下等人干的事，知道的人很少了，我不说恐怕没有人知道了。

“宫里头专有一个处，叫按摩处，归敬事房管，有200来人，规模很不小。上至给皇上沐浴、剃头、修脚，下至给一般太监剃头、刮鬓（老太监没胡子，所以忌讳说刮须）。最主要的还是伺候太妃们，腰酸腿痛、筋骨不舒，甚至因夜间睡觉枕头垫得不合适，俗话叫‘落了枕’了，这都是按摩处的差事。还有太监们短不了扭了骨，伤了筋，这也归按摩处来治，一般地说，皇上有御药房，太监们有按摩处。可以说，按摩处是个上下离不开，接触面最广，差事很杂的地方。

“我又要说古了，但我可不敢在您面前卖三字经。作为下九流之一的剃头行，二三百年来就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老憨王（旗下人对努尔哈赤的尊称，也是爱称。有时叫‘我们的老憨王’，更显得亲切）建国初始，为了和汉民区别开，把建州人（当地人）和归顺的人都剃成半个月牙式的头，做成明显的标志。一来免去归顺的人三心二意，往来流窜；二来明朝的人，见到剃头的人就杀，这样更巩固了老憨王手下的人民团结一条心，誓死抵抗明朝人。汉民自古以来是蓄满发的，对头发看得非常重要，一根头发也认为是父母给的，说是父精母血，动了他们的头发，就像杀了他们的父母一样。满洲人进了关以后，就以剃头不剃头，作为归顺不归顺的界限。如果剃了头，就表明你投降了，当作顺民来看待；如果不剃头，表示不投降，当作暴民来看待，那就格杀不论。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命令：‘留头弗留发，留发弗留头。’如果想留脑袋那就必须剃发，如果不剃发那就要砍脑袋，不投降就杀头。这个命令是十分严厉的。

“因此，随龙入关的剃头匠人（当时剃头匠都是随营的兵），自然是狐假虎威，趾高气扬的了。别的先不谈，就以剃头的挑子作例吧，那简直就可以说是个杀人的刑场!

“现在剃头挑子很难看到了。挑子分前后两头。前头的是以一个圆圆的木桶做成，大约有一般水桶粗细，木桶里有个小火炉，用木炭生着火，火炉上边有一铁制的架，一个铜盔式的脸盆放在火上，温好了水，用来洗头洗脸，做好剃头前的准备。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就因为它的一头有个炭盆。挑子的另一头，主要的是挑着个坐凳，因为被剃头的人必须坐着。并不是四条腿的凳子，根本没腿儿，是几块木板拼成的，简直像切肉的墩子，北京管这样的东西叫兀头。墩子中间空的，有一个匣子，盛刀子拢子之类。

“看起来这挑子平淡无奇，可当初清兵进关的时候，人们看见它就会毛骨悚然。

“第一，那块钢刀布（钢，在这里念杠，动词，把刀子来回在布上蹭，使刀刃锋利）是一尺来长的水龙布，背面写着10个大字，就是‘留头弗留发，留发弗留头’。据说这是当时皇帝给下的诏书，让所有的剃头挑子都挂上，剃头匠有权强迫汉民剃头，如果不剃，杀头问罪。剃头匠的权力就这样大，可以说剃头匠掌握生杀大权。

“第二是剃头挑子上的钩子，比平常的钩子大而硬，几乎像帐蓬上的一样大，当然这是用来搭汗巾的，洗完脸洗完头以后，把手巾搭在这里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原来另有用处，钩子大而且硬，是杀人之后把人头挂起来示众的。

“第三是前边温水的木桶，木桶下腰的颜色固定是红色，一来表示桶里可能还装有人头，二来表示钩子上挂的人头往下滴的血迹。

“还有件奇特的东西，就是剃头人坐着的凳子，也是鲜艳的红色，为什么不用轻便的四条腿的凳子而用沉重的木墩子呢?关键就在这里。墩子有墩子的作用，它既可以坐人又可以宰人，有谁敢抗拒不剃头，马上拉过来，按在墩子上剁脑袋。后来的剃头挑子革新了，保持了墩子的原形，用几块木板拼成，中间是空心，做成一个抽匣，盛些剃头用具了。

“一副剃头挑子，就充分表示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残酷杀戮的痕迹。我絮絮叨叨地说这些话，目的是说清朝自入关以后，对于剃头匠一向是很看重的，在宫里这行人也比别的太监地位高，除去师傅对徒弟打骂呵斥以外，很少受到别人的折磨。这些话我是听老刘讲的，他说老一辈的师傅传说，是有这个谱儿。这些话当时只能在家里偷偷地说，在宫里是不能说的。

“这里我必须多说一句话，按摩包括剃头在内，凡剃头匠一定要会按摩。按摩处的人是很苦的，要从八九岁就练习按摩各种穴道，十四五岁就能独立操作了。伺候太妃的人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成人对太妃是不能进行按摩的，要聪明伶俐，眉清目秀才行。他们管按摩叫‘放睡’，究竟什么意思我也不清楚。大概是让身体各部位放松，安然入睡的意思。可能这是按摩的最高目的吧!老刘自夸说，他在小孩的时候，就是专给太妃们按摩的。一次按摩就一个多时辰，累得腰酸腿软，谈起来无限辛酸。可也得好处，太妃有什么吃的都会赏给他们。

给光绪剃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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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不要笑话，一次我头痛，老刘自动给我按摩。他先把双手搓热乎了，然后两个手掌对合在一起，像拜佛似地双掌合十，手指和手指之间，留有间隙，然后用双手仿佛剁菜似的，在我的头上、脸上往来地剁。他的十个手指的骨节都发出清脆和谐的声音。声音很美，很好听，就像正月里掷骰子，骰子在磁盔子里蹦跳；又好比一袋子核桃，一动袋子，核桃就咯咯乱响。一会儿，老刘给我捶背，又换了一种捶法，不是用掌而是用拳头，把两手手指松松地卷起来，紧一阵、慢一阵、轻一阵、重一阵地捶打着。他们的内行话，叫打五花拳，这不是武术上的什么拳，是按摩术捶背捶腿专用的拳。捶打起来十个手指都发出咯咯的清脆的声音，如同正月里庙会上卖的风车，迎风一摇，风轮转动，秫秸杆发出脆而不喧的声响。老刘一边捶还一边唱，当然只能给我捶的时候唱，在伺候皇上和太妃们时是不能唱的。可惜我当年没有心肠听，我的记忆力又不好，不过他唱的声音总往我的耳朵里面灌，断断续续也记住几句，什么‘前搓胸，后捶背，这个名字叫放睡’；什么‘由涌泉到百会（涌泉是脚心，百会是顶心），周身三百六十个穴道要全会’。以下就像说相声的报菜名似的，说了一大串穴位名，先捶哪里，后捶哪里，又有什么醉穴，又有什么麻筋，我都不着耳朵听，所以也没心记那些东西，最后一句还记得：‘五花拳打得为什么这样脆，都只因学徒的时候受过累。’后一句可能是他们自编的，不是他们师传下来的，但也可以想象得出来，五花拳是讲究清脆的，要像打鼓点一样，轻重缓急和谐而有节奏，宫廷里的事是既讲实效又讲艺术的。

“也许是老刘向我卖膏药吧（北京土话，过去天桥卖艺的练完了技艺以后搭卖膏药，夸耀膏药如何的好。有人说，你的膏药不好，在身上移动。卖膏药的就大加吹嘘，说他的膏药贴在身上能自己移动去找病。这里是胡吹乱的意思）。他说，我们的按摩是合乎先天的道理的。道家讲究吐纳的功夫，其实说白了就是呼气吸气，也就是做到静松两道口诀。静，是吸气，吸气的时候，要万虑皆空，什么也不想；松，是呼气，要把浑身的肌肉、骨头节都松开。这样就能调节自己的脑子，让全身血脉畅通，得到最好的休息。老道是自己用功，自己给自己调节，这叫修炼。可皇上、太妃们，他们自己不修炼，而是让别人替他们修炼，同时自己又得到差不多同等的效果——这就是按摩。

“按摩是按照穴位把肌肉关节都揉到了，都松开；在揉的过程中，又打五花拳，耳朵听着清脆的声音，让脑子里不能想别的，把神志全集中在五花拳的声音上。这样——似睡不睡，迷迷糊糊，进入沉酣的状态里，得到最大的舒服，最高的享受。宫里为什么要设按摩处，养一群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按摩的时候，为什么要打五花拳，也自有它的道理。自从民国以来，按摩处取消，专门学习这种技术的人就极其少了，为了治病的按摩，还有，光为了舒服的按摩，也就濒于绝迹了。这种手艺渐渐失传了。

“给皇上当差是很苦的，就拿剃头来说，要勤学苦练，用老刘开玩笑的一句话说，他们和翰林院的老爷们是一样的。翰林院的老爷们要三年一大考，为了使自己的课艺不生疏，一天也不能放弃写白折子（用白宣纸叠成的折子，练小楷用），怕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眼花了，手颤了。剃头也是一样，一天不练就手发颤，眼发花，所以春冬时在自己的胳臂上练，手背上练。右手持刀，把左臂上的汗毛，全部刮光，日久天长，左臂的皮肤显得特别粗糙。夏秋的时间，就在冬瓜皮上练，刚一下来的冬瓜蛋子，浑身是毛，用左手一托，右手去剃，两个手都不颤，那真是功夫。有时剃完一个冬瓜蛋子，满脸流汗。为了伺候皇上，当差的不知要遭多少罪!

“闲话说得太多了，还是书归正传罢。

“伺候皇帝当上差，非常不容易，说句犯禁的话，简直不是人干的，就拿剃头来说，就有三条戒律：

“一、只许用右手持刀挨皇上的头皮，不许用左手按皇上的任何部位。就是说只许单膀工作，左臂自然下垂。若两手捏龙头，那就犯了大罪了。无怪老刘练习剃冬瓜蛋子的毛时，要左手托起，右手单臂悬空来剃，必须练得让右手又稳又准。当然，剃头时给皇帝头上割个刀口子，流一点血，那就要交慎刑司拷打，同时也就丢了差事。总之，这是个提心吊胆的差事，一走神就会大祸临头的。

“二、只许顺刮，不许逆刮。无论剃头和刮脸，只许顺着毛发的自然秩序走，不许逆着茬刮。这样，剃头还好办，刮脸就更难了。

“三、要摒住呼吸，不许向皇上头上喷秽气。

“每次剃头都战战兢兢连吓带累，当一次差下来，两条腿都是软的。老刘回家来，怔怔地直着眼睛，半天不说话。差不多三天两头如此，也够他苦的了。

“差不多的人都看过林冲发配罢!林冲受骗买了宝刀，兴冲冲地赴高俅之约，前去比刀，结果误入白虎节堂，坠入高俅设下的陷阱。落得个发配沧州。原来，白虎堂是帅帐，不许带刀的人闯入。高俅按大清国的品级来说，也不过是个头品顶戴，白虎堂也不过是兵部衙门的正堂，没什么了不起的，比起皇帝寝宫来，那种侍卫和威严不知要差多少倍。白虎堂都不许带刀，更何况皇帝的寝宫呢?老刘给皇帝剃头，是决不许带刀子进宫的。

给光绪剃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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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剃头有一定日期，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隔十天剃一次头，这是固定的差事，风雨不误。遇有大的庆典，另有加差。剃头的时间是在太阳升到东南角，巳正的时候，取如日之升的意思，而又在兴隆不到顶的时间，如果要在午时，那就已经升到顶，快走下坡路了。在宫里皇上剃头算作大事一桩，刮脸随时听候召唤。

“试想一位万乘之尊，平常日子不管多亲近的大臣，连带刀子进殿都要问成重罪。现在一个下等奴才，不亲不近的人，拿着刀子剃头刮脸，距离致命的咽喉过不了一寸远，而且工作时间又较长，万一疏忽，就有不测的祸患。哪能不提心吊胆，护卫森严呢?这里如果演出了一出‘鱼藏剑’，那所有的人都是剐罪。所以老刘每次当差，都要先在下处经过检查，剥去自身的衣服，换上皇家特制的衣服，窄袖、青衣、小帽，然后在皇帝面前叩头，请刀子。刀子是用一个檀木盒盛着，外套黄云龙套，由皇帝的侍卫赏给老刘。在老刘给皇帝剃头刮脸的过程中，殿上环卫的近侍，几乎是不眨眼睛地盯着老刘的手。洗头擦脸都由近侍的太监做，老刘只管操刀。殿上殿下周围丝毫声音也没有，大约要剃刮半个小时。皇上始终闭目养神。剃完头，请示皇帝按摩不?大家知道光绪帝是个急脾气的人，对于生活细节向来又不讲究，早就腻烦了，向例是摇摇头，更不挑剔奴才的毛病。奴才行礼时，皇上眼皮也不抬，怔怔地在想心事。听老刘说，皇上很少有喜笑颜开的时候。他背后偷偷对我说，皇帝可能有精神病。

“我说的这个都是在宫里剃头的情况，一到西行路上就根本不同了。

“离宫的那一天是七月二十一日，正是皇上应该剃头的日子，当然没有剃成。到了怀来，皇上已是头发很长满脸胡须了，再加上风尘仆仆，显得既苍老又憔悴。也不知真的找不到剃头匠呢，还是有顾虑。大臣们对皇上是礼仪周到，可是也心存顾忌：伺候好了，也不见得得脸；伺候不好，出了点漏子，就许挨宰。谁愿意担这种干系?所以在怀来找不到剃头匠，是意想之中的事。一直到了宣化，地方官找了剃头棚的一个人，由溥兴领着去面见皇上，这是出宫后第一次剃头，据说赏钱相当多，给了二两银子，是普通当太监的一个月的月钱。

“离开京城已经二十多天了，大约是八月初十前后，也可能是过了初十罢，我们到了晋北重地的雁门关。这些天，老太后的心情看来不那么紧张了。八国联军的洋人往南到了保定，就没有再往南走，也没有进山西；往北到了张家口，也是和巡哨一样，驻两天就撤回京城了，始终没有进山西界。所以老太后在山西时，心里是比较踏实的。再说重臣也聚集到山西来了。最重要的是荣中堂（荣禄）来了，给老太后出谋划策，那是老太后的心腹，心里有依靠了。正赶上天气晴朗，走到雁门关，老太后要歇一天，观赏一番晋北要塞的风光。

“这是个隆重的日子。因为是老太后离开京城后第一次有闲心游山玩水，散散长时间的郁闷心情。各近臣、各近侍，巴不得有机会向老太后进点心意，这就忙坏了李莲英、崔玉贵，因为各种主意必须由他们出，别人的主意当然不能算数。地方官们只能乖乖地听他俩宣排，那种气势，您可想而知了，活活像一出《法门寺》。

“那一天我们起个大早，准备随老太后巡幸雁门。晋北的天气，尤其是中秋季节，说晴就晴，说雨就雨，就是平常好天，也是‘早晚冷飕飕，中午热死牛’。这是个荒凉的地方，讲排场也讲不起来。早晨伺候老太后梳洗吃喝完了以后，老太后就升轿出门了。前边也有几个顶马，夹杂着崔玉贵在内。后面四乘轿子，太后、皇上、皇后、大阿哥。实在是不太体面，轿子的颜色在太阳光底下一照，都褪了色了。雨痕污渍，很明显地留在轿围子上。大轿一直往西北走，顺着大路直到雁门关的门洞前。那是个圆圆的门洞，比起居庸关来，显得狭窄多了，没城门，光秃秃的。我们又随着老太后往前走，出了关，可能就是书上说的塞外了吧!八月的季节，庄稼已经收割了，一片空旷，满地荒草，只有塞北的风挟着小砂子，打在人的脸上，麻苏苏的有些发痛。我们不敢正面向北看，只能侧着身子，初次领受了这塞外秋风的强劲。如果张着嘴面对北方，风真能够噎死人的。折回头来，又回到关里，往西侧走，轿子只能抬到半山腰，山上根本没长什么草，只有灰黑色的石头。靠山的东南角上，有一块平坦的地方，方圆有几十丈开外，中间有块扁平的盘石，差不多五六间房子大，据说这是佘太君的点将台。老太后领着我们上了点将台，往天上看，瓦蓝瓦蓝的，不是青天，是像靛染了似的深蓝色。往两边看，山峦起伏，绵延不断，如万头猛兽在窜动。两边的烽火台，年久失修，已经都塌毁了，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想当年佘太君擂鼓点将、三关排宴的英雄豪气，现在是一点也没有了。回头看看那些随驾而来的大臣们，他们只能随班排队，除此之外是一无作为的，吃饱了宣排宣排地方官，派戈什打听打听京城的家小，这就是他们唯一的正当差事。本打算在点将台上排午宴，因为塞外风大，旋风刮起来像高耸的烟囱一样，直上云霄，黄土、烂树叶子，旋转而来，我们只能扫兴回来了。这天最愉快、收获最大的恐怕是大阿哥了。晋北雁门关的山上有一种蚂蚱，个儿很大，深绿色，两只脚上带刺，跳得很远，能踢人，嘴上还能流出黑油来。捕它的时候，一不小心，手心被它踢上一脚，能划出一道口子，很痛，当地人管它叫登山倒。大阿哥和随侍他的小太监，就捕了十几个。晚上，小太监偷偷地拿给我们看。大阿哥有一种良好的习惯，他认为是好东西，总愿意拿出来给别人看的。听别人说一声好，他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夸赞一番，小太监是会向他添油加醋描绘我们的话的!

 *.揭秘一百多年前慈禧向十一国宣战诏书到“变法自强” 

同治皇帝岳丈妻女惨遭八国联军轮奸  

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和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服毒自杀。

从17世纪中叶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西方列强的崛起都走了一条向外殖民扩张、掠夺别国资源、占领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无论是19世纪以前西方列强发动的侵略亚、非、拉各国的历次战争，还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掠夺海外资源、占领海外市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也成为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和掠夺资源的对象，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其家族世代以耕读为生，至其高祖时，靠“勤俭成家，有田二顷”。李鸿章20岁时奉父命赴京赶考，途中赋《入都十首》，欲“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李鸿章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对清廷的忠诚，书生带兵，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屡获战功，扶摇直上，用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最后官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秉政25年。

李鸿章认为，中国积弱不振，“必先富而后能强”。他大力开办洋务，创办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他堪称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外交第一人。据说那时的洋人，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清朝廷。

然而，翻看中国签下的卖国条约，署名最多的，却是李鸿章。多年以来，李鸿章一直被认为是投降主义的代表，是卖国贼的代名词。

但根据野史，李鸿章至少流过三次泪。

第一次是1895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李中堂迫不得已赴日本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赔偿白银2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免税运销中国内地。

李鸿章如何不知，这样一纸条约必定惹得民怨四起，因此在日本遇刺后嘱随员将染血的官服保存下来，希望“此血可以报国矣”。回国后，李鸿章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国人皆曰可杀”。朝廷责他办事不力，百姓骂他贪污受贿，拿日本人的银子，卖国家的领土。

李鸿章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位。全体军机大臣上折子给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李鸿章闻知后老泪纵横。

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水师并不逊色于日本，同样的铁甲舰，同样的火炮，何以打不过人家?不是将士不肯用命，而是朝廷腐败无能。李鸿章有苦说不出，唯有洒泪自怜。

1896年，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内的李鸿章，受命出席俄罗斯沙皇即位大典。时年73岁的李鸿章决定顺访欧美列国，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此行历时190天，行程9万里。

抵纽约时，李鸿章拜谒了故友格兰特的陵寝。格兰特曾于1868~1876年间任美国总统，离职后与妻子朱莉娅周游世界，于1879年（光绪五年）抵华，由香港赴广州，再经上海抵天津。李鸿章以北洋大臣身份乘舰出塘沽港以全军礼迎宾。格兰特曾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统帅，李鸿章则在剿杀太平天国中屡立战功，被西方人称为“东方俾斯麦”，两人塘沽初会，一见如故。

时隔17年，格兰特已经葬身一抔黄土。李鸿章只能到曼哈顿岛上的格兰特墓园凭吊。想到斯人已去及自己的坎坷，李鸿章不禁黯然垂泪。“中堂至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李鸿章怅惘之余，嘱清廷驻美公使代表他在格兰特墓园种植银杏、红梅各一棵，“用志景慕”。

格兰特的墓坐落在曼哈顿岛西侧的哈德逊河畔，是一座高大的石建筑，里面并排安睡着格兰特夫妇。陵墓后面，是一片苍翠欲滴、绿阴遮天的树林。秋风吹过时，树叶变成五颜六色，有如百花争奇斗艳。陵墓的后面是遵李鸿章之嘱种下的两棵树，一棵是有古化石之称的银杏，另一棵是在中国享有盛誉的红梅。两棵树被铁栏杆围起来，银杏长得又高又大，直入云天，但红梅可能是水土不服，我多次去参观，从未见它长过绿叶，更没见它吐过芬芳。

李鸿章第三次落泪，是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收拾好细软，把珍妃投入井中，带着光绪皇帝逃出北京。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侵占故宫，熊熊大火照亮了北京城。

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街上尸体枕藉。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啃食。”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和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服毒自杀。

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被抢掠。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仍见斑斑刮痕。《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悉数蒙难，古观象台上的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仪被悉数运到柏林。

为收拾残局，逃亡路上的慈禧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其北上。部下及亲属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奉诏，以免又成为替罪羊，李鸿章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无奈朝廷一再电催。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与八国联军议和。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在停止呼吸之前，已经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几滴浊泪流过面颊。11月7日，李鸿章两目仍炯炯不瞑，身边人告：“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闻言“目乃瞑”，享年78岁。梁启超与李鸿章政见不同，但“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三次落泪，既哭个人之悲哀，又伤国家之不幸。他一生奋斗，为的是国家的崛起，可国家却好像病入膏肓，一日不如一日。他在病榻上向朝廷写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奏折，上称：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慈禧一声令下，清廷对所有洋人（其实就是当时所有和清政府打过交道，让清政府很不爽的十一个国家，包括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宣战。

揭秘一百多年前慈禧向十一国宣战诏书

宣战诏书简直是忽悠的范本，从怀柔远人到爱国爱家，甚至还出现了“汉奸”字样，读来很有意思，特录全文让读者看个究竟，相当于打疫苗。看懂了以后再看类似宣传文字可以免疫，从此少被忽悠。当然，肯定也有看不懂的，看完反倒热血沸腾，立刻就想返回历史参加义和团，返不回也恨不能立即上网呼吁继续砸日产车，抵制家乐福、抵制可口可乐等等等——对这些人，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他们只配活在慈禧时代。 好了，让我们耐心读读这篇很“爱国”、很“铁血”的猛文：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天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利器，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待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思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令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徙，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泱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

慈禧太后从“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到“变法自强”（1）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慈禧太后的朝廷在离京回京前后

康有为和谭嗣同讨贼勤王救光绪帝

1、募款

起初，梁启超亦与康有为等一样，好为书生大言，意为能得二百万，这只是主观的幻想。实际总共只8募得三十万元左右，其中南洋侨商邱叔园一人任十万。梁氏在檀岛募款，确较难得之，他在1900年3月20日给唐才常、狄楚青的信中说檀岛可得十万，现已得三四万。按其3月17日给巴＃府保皇会之信曾详述捐款情形，谓捐两千者有两人，捐一千者有七人，捐数百者有有百余人，按此算下来，三四万之数应属可信。稍后在3月28日给唐才常、狄楚青等的信中说已得四万，同日给康有为信中又说已得五万，但并未收讫。6月17日（五。廿一）给港澳同人的信中说，他已向港澳总部汇1.4万 ，向日本汇去1.6万，并说又得捐款三万余，至此总共在檀岛募得八九万之数。梁氏即将离开檀岛之前（7月初），有确切记载新捐得1万2千金。如此说来，梁氏在檀香山活动半年多，共得捐款十万上下。但这十万左右的捐款并非都能用于勤王军事，一则他自己要消耗一部分，二则，为托一美国人筹办公司事花去2万金梁启超和孙中山一样，是有时过于信赖朋友的人，华侨血汗捐资往往轻易被人骗去。

与筹款有关的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与日本＃原文太郎拟议倡设东亚银行。1900年3月28日、5月19日，梁氏两次写信给＃原催问此事办得如何，请速寄章程，并告在檀可募股二十万，乃至三四十万。但此事似乎没有办成。

二是，想在香港办一铁器公司，一则可募股，二则经营输送军械给勤王军之师。此事似乎也没有办成。

在筹款问题上，梁氏，特别是康有为，为鼓舞内地同志，往往口出大言，轻易宣布能得几何，而结果能汇给前线急需之款往往与所许之数相差甚多，有时不但令内地同志失望，甚且易遭误解。勤王之役失败后，有人宣称康有为吞没捐款，恐与此大有关系。

2、扩充组织

梁启超离日赴檀岛之行，过去有的说是康有为惧梁“陷入行者圈套”（即被孙中山所俘虏），故使其离开日本。此说不很有说服力。真正原因，我想就是为勤王举义的需要而令他到檀岛及美洲大陆去发展组织，募集捐款，以为起义后援。当时梁启超在海外华侨中享有甚高的声望。梁在家信中曾说，“金山（指美国旧金山——引者）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指康有为——引者）”。此语并非梁氏自夸。他到檀岛后，保皇会果然大有发展，以致以前兴中会中骨干几乎都参加过来。过去人们出于偏见，把这说成是梁氏善欺诈。这是诛心之论，非史家态度。实则，梁氏能够光大保皇会的原因有：（一）勤王讨贼，利用皇上权威变法救国，此种宗旨易于为海外华侨所接受，特别是易于为略有产业的资产阶层所接受，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二）1894年孙中山来此募款回国起义，当时并未公开其反清的宗旨，亦不过是募款做有益振兴国家之事。此与保皇会的目标并无根本分歧。有人说1894年在檀香山孙中山即已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誓词，此说并无真凭实据。若如此，就不至于许多骨干，包括孙眉都来支持梁启超明白宣示的救皇上的主张。此意我在《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已论及，不再多说。正因当地人士并以为孙中山的救国事业与梁启超的救国事业有何本质区别，又加上梁启超携有孙中山的介绍信，所以梁氏便很容易为当地人士所接受。（三）梁氏个人的魅力。梁启超比孙中山小七岁，在檀岛活动时不过二十七岁，已有举人功名在身，文章享誉海内外，如此少年人杰，又善演说，稍有知识、稍有地位的人自然以为倾倒。何蕙珍小姐相恋的故事，亦可算是一个说明梁氏魅力的例子。檀岛入保皇会的确切人数很难说，梁氏在1900年3月13日给叶惠伯的信（未刊）里说，檀岛正埠入会已一万二千。我想可能有所夸张，但可以肯定大大超过从前兴中会的规模。梁氏在同年3月17日给巴＃埠保皇会的信（未刊）中曾说到，当时海外保皇会员已达三百万，估计亦有夸大之嫌。

3、关于勤王军事之策划

在自立军起义策划中，真正担任国内指挥与策划的是唐才常与狄楚青，海外总联络部是在澳门，而由康有为坐镇新加坡主持一切。梁启超的任务是担任檀香山与美洲的筹款工作。但梁氏在康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使他在许多事情上都有相当的发言权。从梁氏这时期的书信来看，他对澳门总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所以他总是直接与康有为、唐才常、狄楚青及海外各地负责人联络，经常提出各种部署和建议，略为归纳，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建立购买军械和向国内输送军械的渠道

1900年4月12日他写信给＃原文太郎，要求他与犬养毅谋划为自立军购枪械弹药。5月25日的信中再次谈到购买日本旧枪械事，并告已汇款到日本。同时，在给康有为及澳门总部人员及唐才常等人的信中屡及言及宜早设法部署向国内输入军械渠道，要有妥当人员专负其责，或贿洋关，或走旱路，或入口之后安放之地，皆宜速筹。

（二）招募菲律宾散勇，参加勤王军事

梁氏认为，依靠长江一带会党群众，以与清政府的正规军，特别是荣禄统辖的武卫军战，决难取胜，所以极需募集外国有训练的军人和士兵。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退役人员最可利用。他在1900年3月13日给南洋著名华裔邱叔园的信，3月20日给康有为的信皆谈及此建议，又在前面提到的那封给＃原文太郎的信中也谈到此事，并设想，百人入内地作战或不甚便，若能得日本兵一万或五千则更有利。

（三）结纳豪杰，联络清军内部及电报局内部人员以为我用

1900年3月20日给唐才常、狄楚青信中提到要结识大刀王五，此人更与谭嗣同、唐才常皆为好友，人极具侠义，必罗致为勤王事效力。是年3月28日致某某书中还提到要在北洋海军中，电报局中设法勾稽为我所用之人才。还嘱其设法调查大沽炮台详情，以为将来万一借得外兵从此登陆作准备。

（四）对起义发动后的一些设想

先取粤以为根据地。梁氏认为，起义军所用之人多属粤人，锝粤作为根据地，将士心安，倍增勇气。不仅如此，将士之家属等于认知，必不安心作战，且往昔起义者，根基不固，太平天国即为前车。所以起义必先图粤，得粤之后必作为根据地善为经营。起义得地后即时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以文明之举动，以博同情，不惹其干涉，然后兼注意抚绥内政。这也是太平军的一个教训。 请康有为亲临前敌。“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梁氏并指出，康入军中，“正先生之名，重之以名节之诏，则足以感豪杰之心，而寒奸贼之胆。”梁氏并认为，康有为若不能入军统率之，示人以尝试之心，无必胜之志，作为对起义绝无好处。梁氏此建议自然是对的。但康有为及其他一些弟子恐未必作此想。

尽管梁氏设想头头是道，但实行起来大为不易，其绝大多数都未能实现。起义时机一拖再拖，最后以事泄而失败。

在勤王军事尚未发动之时，北方局势急剧变化，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引起各国干涉，组织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梁氏自始反对义和团，尤反对西太后利用义和团向外国开战。当他得知各国联军欲进取北京惩罚西太后政府时，他竟异想天开地想随联军图京救皇上。大约在5月底6月初，梁启超自檀香山写信给＃原文太郎，因他与＃原文太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换帖结盟互称兄弟，其女梁思顺认＃原为义父。所以梁氏认为#原是可以万分信任的朋友，他在信中说：“据说现在各国皆以西后政府为万国之公敌，欲协力倒之而扶助皇上，此亦可谓敝邦不幸中之幸也。”接着又说，皇上之问题即支那全国之问题 ，自己受皇上知遇之恩，出游以来，一无展布。届此时机，“已到不得不奋飞而入北京”，牺牲此身以图救皇上。要求＃原说之于日本当道，允许他随联军入京，“以企成为列国与皇帝间之枢纽”。若此事能成，他即放弃赴美计划，急转回东。这确实是一种“妄望”，日本和其他各国都不会考虑这个意见。此事一可见梁氏救皇上之心切，急不暇择。二可见，梁氏当时对国际事务，对中外关系，实不甚了了。不仅如此，他也忘记了中国人传统的民族心态，若此事果行，梁启超于历史上的骂名实难洗涤。早在逃亡之初，他在要求日本出面救皇上是，还能自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只是在“计穷力竭，呼吁无由”的情况下，“不得不倒行逆施”。[34]此刻确这一点清醒也没有了。但我觉得这一未成事实的错误想法未足累任公之盛名，其初心终究不恶。况西后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给中国人带来灾难的乱政，亦着实可恨。

梁氏从流亡之日起，即以救皇上，继续改革事业为职志。救皇上固有感知遇之意，但根本目的在改革，在救国。他认定光绪皇帝不是贪恋帝王富贵之人，其救国之心与维新派同，其赞成民权之意亦与维新派相近，故救皇上，只是为重振改革事业，只要改革事业成功，将来实行君主制、民主制都无关紧要。而梁氏个人，在此时期实倾向于民主制。在前引4月12日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曾严肃地提出皇上重病在身，万一不及救出而已不讳，则如何善后？他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民主共和，但他说，有鉴于此，不应对民主制“深恶痛绝”。也正因为他的老师对民主制深恶痛绝，所以他从未在康氏之前，正面坚持民主制之必需。但他正面反复与康辩论自由主义的原则。在1900年4月29日致康有为的信里，直言自由之义“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只有发挥自由之义，去努力根性，中国才能立与万国之间。他批评康氏“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说此话正与张之洞颇相类。“夫不兴民权，民智乌可开哉？”这里渗透出梁氏倾向民主的意思。在给其他朋友的信中，他作为更明白表示这种意向。1900年3月4日些给桂绶的信中，竟直言不讳地说，“满洲、蒙古人三百年来虐待我中国人。今日气机当转，光绪愿意依花旗开国华盛顿之例，改为民主。我辈忠义之民助成此事，改革国政，以中国人之多，地之大，财富之饶，若维新以后经十年作为为五大洲第一雄国矣！”因是向华侨劝募捐款，不免有些宣传的卫道。但他倾心民主之制作为是比可否认大统年4月28日写给孙中山的信上也说到，“夫到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作为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今天的人，可能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既主民主制，又何必举皇帝为总统？实则，民主不民主，不在于由谁来当总统，甚至于也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关键在于成立国会，实行宪政。这是梁启超终生坚持的一个基本见解。而这一见解是基本符合近代民主政治的历史实际的。

保皇会 

源于清朝晚期，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成立的保皇会。他们主张从慈禧太后手中营救光绪帝重掌大权以恢复变法维新、实现君主立宪制，与主张排满革命的革命党人针锋相对。保皇会是1899年7月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地方组织的政治团体。以后他又在美洲、南洋、日本、港澳等地相继建立起同样的组织。保皇会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敌，坚持君主立宪制，反对革命。其主要成员梁启超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词，诱骗檀香山等地的一批兴中会会员加入保皇会，使兴中会革命组织遭受很大损失，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远在海外的康有为于1907年2月13日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当年7、8月间，梁启超、蒋智由、陈景仁等纠集一部分保皇党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创办《政论》，发布宣言，列举四大纲领：（1）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2）制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力。在宣言中还极力表白：他们的主张“为君主计，实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乱治安之举”，企图以此换取清政府的信任。政闻社于11月在东京新田锦辉馆举行成立大会，东京成立" HREF="http://www.todayonhistory.com/8/20/china-TongMengHuiZaiDongJingChengLi.html" TARGET="_blank">同盟会会员和留学生对大会进行冲击，以示反对和抵制。政闻社成立后，除梁启超等数人外，大部分回国发展组织。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由东京迁到上海，由总长马良主持社务。他创立法政学堂，派人联络立宪团体，交结王公大臣，并逐渐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此外，该社同江苏的预备立宪公会的关系极为密切。1908年7月，政闻社以全体社员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三年内召开国会。这一举动对全国立宪活动颇有煽动作用。[lssdjt.cn]慈禧太后对政闻社的活动早已不满，加之对康、梁旧怨未释，决定对这一举动予以禁止，适逢参加政闻社的法部主事陈景仁上书弹劾主张缓行立宪的宪政考查大臣于式枚，清政府乘机将陈景仁革职，并于8月13日以政闻社“多悖逆要犯”、“纠结党羽……阴谋煽乱”为由，下令予以查禁。

有两件事令慈禧对洋人恨之入骨

禧发动了政变以后，就将光绪帝囚禁在西苑的瀛台。

瀛台始建于明代，位于西苑的南海里（今中南海内），四面环水，实为一小岛，北部有一木桥与陆地相连。中心建筑为涵元殿，并有许多亭台楼阁和奇石古木。它初建于明代，命名为南台，清顺治年间修葺扩建后，改名为瀛台。这个建筑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皇帝避暑、游览之地。每年皇帝祭社稷坛，礼成后都要到瀛台更衣；上元节皇族都到瀛台观看烟火；康熙帝、乾隆帝都曾在此听政、赐宴。

瀛台四面环水，惟一通向陆地的通道是北部的木桥。光绪帝被软禁于此后，他只能在这四面环水的孤岛中寂寞度日。服侍光绪帝的太监，均经慈禧的心腹李莲英亲自挑选，对光绪帝名为服侍实为“管教”。据说某年的冬季，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天，光绪帝微服出行，孰知刚走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即被“跪阻”。事后，慈禧太后闻知，居然命人把水面的冰凿开，以防光绪帝逃走。我们查阅宫中档案，在内务府的《记事簿》中，记载了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一件事：

瀛台周围沿边河面，现已冻冰，急派人赶紧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并由明日起派拨人夫进入镩打，不准冻上。

从此，瀛台岸边每日近乎于徒劳破冰的举措，不厌其烦地进行着。这位依然在位的大清帝国的皇帝，不仅被剥夺了执政的权力，而且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与囚徒几无二致。

慈禧将光绪帝幽禁在瀛台后，似乎还不足以泄愤，在政变后的几天里，又陆续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或处死，或从军，无一幸免。更对珍妃痛下狠手，再次施以杖责之后，撤去簪环，囚禁于钟粹宫后景祺阁北边的北三所（现坍毁）冷宫中，这地方就在今天珍妃井西边的山门里。

从此，瀛台便成为囚禁光绪帝的一座“水牢”，光绪帝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带枷锁的囚徒。

光绪患病的消息引起朝野上下极大震动，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光绪帝的生病与慈禧又要制造什么阴谋联系起来

对慈禧而言，在权力与亲情的天平之上，她会义无反顾地将力量的砝码倾注在权力之上。虽然，她已经将光绪帝置于囚徒的行列，然而她依然心存隐忧。她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自己已经是一个64岁的老妪，即使保养有方，但体力和精力仍然大不如从前。可光绪帝只是几近而立，一旦自己百年，光绪帝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

因此，慈禧有了废掉光绪帝皇位的计划。

慈禧对于皇位的予与夺，完全取决于自己对权力的摆布和需要。何时夺和怎样夺，只看自己安排，她所要尽心而为的就是怎样能使废帝计划进行得顺理成章罢了。

慈禧指挥镇压了变法以后，多次组织大臣围攻和训斥光绪帝，为光绪帝罗织罪名。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政变当天光绪帝被围攻和惨遭训斥的场面。

这一天，慈禧将王公大臣召集至便殿，令光绪帝跪于案旁，并置竹杖于座前，用心营造了一个威严的气氛。然后，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帝厉声呵斥：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任，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慈禧在群臣面前，将“离经叛道”、“变乱祖法”等罪责加在光绪帝的头上，于是在慈禧的怒骂声中，光绪帝遂成为不折不扣的“亡国败家”的祸首！

隔两天，慈禧依然怒气未消，再次将群臣召集至便殿，继续对光绪帝进行斥骂。并将在皇帝寝宫、书房和康有为住所中查抄的奏折文稿逐条讯问，逼迫皇帝“认罪”。

其次，大肆制造皇帝患病的声势。

慈禧一方面在群臣面前不断地训斥光绪帝，为他罗织种种不可饶恕的罪名；一方面大肆宣扬皇帝患病的消息。这引起朝野上下极大震动。光绪帝四月份还在雷厉风行地主持变法，此间未曾听说身体不适，缘何慈禧在镇压变法的同时突然昭示天下：皇上已患有重病，连太医都不可医治？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光绪帝的生病与慈禧又要制造什么阴谋联系起来。

第三，选择宗室近支之子立为大阿哥，为同治帝立嗣。

要废黜在位的皇帝，就必然要确立一个新皇帝。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正式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的繁体字）为大阿哥”。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1900年1月31日），慈禧派溥代光绪帝行礼，并将其接入宫中。

光绪帝患“重病”以及立溥为大阿哥的消息散播以后，朝野上下种种议论蜂起，慈禧企图废帝的阴谋也随之被人洞穿。保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令慈禧应接不暇。但意料之外的两种势力的反对，却使慈禧陷入被动的泥沼。

首先，国内工商界人士联名致电慈禧。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谕旨颁发以后，上海于次日下午获悉。二十六日，诏谕见于日报。于是上海人情鼎沸，志士云集。上海的电报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市民1200余人，立志谏阻慈禧废黜光绪帝的企图与行为，他们以电奏力求保皇：

“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弥中外之反侧。”

经元善之举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电奏发出后，全国各地响应，反对立储的通电、公告如雪片般飞向北京。无疑，这给慈禧施加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由此，经元善也得罪了慈禧，他遭到通缉，家产被抄，被迫于二十九日乘英轮南逃澳门。

其次，各在华列强势力反应强烈。

变法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复旧势力全面控制朝局。此时，在华列强势力担心中国“有可能回复到四十年前排斥外国人的时代”（《戊戌变法资料》）。

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需要，在华列强认为，支持光绪帝建立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对自己在华利益更为有利。于是，当获悉光绪帝“患重病”的消息后，他们一再要求觐见，力图摸清光绪帝病情真伪与下落。

 “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安，并叩致病之由”（《戊戌变法资料》）。

在列强代表不断地追问下，庆亲王奕不得不向英国公使窦纳乐郑重承诺：光绪帝依然健在。然而，窦纳乐当场表示，消除他疑虑的最好方式是“请一位外国医生为皇帝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帝的健康证明书”。

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一位名叫多德福的法国使馆医生，提着自己的药箱，走进了在外国人眼里充满着神奇色彩的紫禁城皇宫大门。多德福此行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非比寻常。他不仅仅是以西方医学之代表的身份来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检查身体，更重要的是此举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没有史料记载慈禧为什么会同意西医来给光绪帝诊病，或许慈禧认为光绪帝一直身体虚弱，不怕你瞧不出病来；或许慈禧想借助西医的诊病，来为自己废黜光绪帝的举措增加砝码。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慈禧同意了这不合常情、完全出乎外交常规的非分要求，也是出自于她对外国在华势力的无奈。长期以来，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防御对付外来侵略的军事活动屡战屡败，外交活动不断受挫，几乎是“畏夷如虎”。因此，明知是非分要求，也不敢表示强硬的抗议。

多德福诊病的结果：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病。

慈禧“看到了国内舆论人情的反抗”（《戊戌变法资料》），也感受到了列强的强硬态度，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慈禧暂且收敛了废帝活动。

列强屡屡干涉慈禧的“内政”，这让慈禧颇为不悦。有两件事令慈禧对洋人恨之入骨：

1.列强保护和帮助被通缉的维新人士。戊戌变法后，慈禧下令搜捕康有为。可康有为却在英国人濮兰德的帮助下，成功地从烟台开往上海的“重庆号”上脱险，转道香港，最后逃往日本。这使得慈禧悬赏缉拿康有为的计划落空。

2.废帝计划受到列强的干扰。对慈禧而言，有机会报复洋人是她盘结于心的愿望。恰在此时，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这使慈禧看到了报复洋人的希望。她将打败洋人的希望寄托于外间盛传的义和团的法术上。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宣战诏书。

令人痛惜的是，作为中国当时最高的统治者，慈禧不谙世界大势，一任感情冲动，孤注一掷，向列强宣战，铸成千古遗恨。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或贬称为“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数量未有统计。

义和团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清人有人认为与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团体有关，这一观点为现今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源于一种勤王的民团组织。

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份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随着中国近代史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华夷之辩满汉之争成为主要历史矛盾，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1898年由赵三多首次提出）。

教案

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宗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华北的山东和河北，正是教案频繁的地区，义和拳活动与教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显示了之前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之后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现在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汤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 仙发怒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 非白莲 念咒语 法真言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教案频发的原因

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守旧势力煽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冲突

清朝并不高举儒家学说，但儒家学说在中国毕竟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已根深蒂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价值观，都深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基督教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确是有矛盾的。儒家主张︰“性本善”，人有善性，要加以发挥。但基督教强调人的罪性，人的堕落，需要外来力量——耶稣基督的拯救。然而，当时一部分反教维护儒家思想的人的言论、行为却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极不符合。例如︰儒家思想是忠恕仁爱之道，而这些反教的人却以残忍的手段，去杀害传教士，把传教士丢在深山喂狼。此外，又给信徒施加压力，禁止教徒参加考试，出任官吏等等。

将传教士和他本国政府等同对待

这些国家的政府曾经侵略中国，传教士自然不受欢迎了。一般来说，这些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传教士是在侵略条约的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外国政府用保护传教士为借口，挑起争端。其实传教士来中国，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基督的爱带给中国人，这是传教士们积极传福音、翻译圣经、办学校、开医院从事社会服务等活动的唯一目的，可惜中国人还是不能饶恕传教士。1897年，在山东曹州教案中，就是德国首相命令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设立教堂，藉此引起中国乡民滋事，杀了两个传教士，造成德国政府威胁中国的借口。传教士就这么可怜的被利用了。以达到外国政府的卑鄙目的，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保持自己的利益。

教会的见证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一些流氓假装信主加入了教会，宣教士因为不了解底蕴，于是接受了他们，并为他们施洗。后来这些流氓打架，滋事还得到宣教士的保护，使中国人大大反感。后来传教士明白了，不再甘心为虎作伥，但已经惹起中国人不少误会，难以解除。此外，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吵架一事，也带来很坏的影响。在中国人眼中根本不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这实在是很不好的见证。

民族主义的刺激

从1860至1899年间，共有三次的反教高潮：光绪十年（1884）有48宗，光绪廿一年（1895）有60宗，光绪廿四年（1898）有77宗。主要是受当时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列强瓜分等事件的影响。

庚子事变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国近代史》）。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于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向十一国宣战

宣战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 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八国联军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 。

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

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8月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四处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

八国联军兵力

国家

战舰（艘）

海军陆战队（人）

陆军（人）

备注

日本

18

540

20，300

?

俄国

10

750

12，400

?

英国

8

2，020

10，000

大部分为印度人，英国殖民地也有派遣军队，澳大利亚派遣海军

法国

5

390

3，130

派遣自印度支那

美国

2

295

3，125

派遣自菲律宾

德国

5

600

300

?

意大利

2

80

?

最初由战舰上的水手组成，后派遣自意大利本土

奥匈帝国

1

75

?

总数

44

4750

39255

?

东南互保与辛丑条约

东南互保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辛丑条约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Settlement Protocol），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 Treaties）。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乱”（Boxer Rebellion），来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诏，停止外侨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中国虽然免于领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

款，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美国改变策略，主动退还了部分赔款，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以培养亲美势力。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成为后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英国后来也退还了部分赔款。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八国联军的非人道暴行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军、俄军、法军有滥杀、强奸、抢劫、纵火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公然发出“布告”下令天主教徒抢劫，规定抢劫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归公集中均分。从8月18月开始，教徒连续抢劫了8天。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

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Ament）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人。

在中国公众看来，清朝皇室在事件中行径愚眛，在联军势力前倍受羞辱，一再显示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与无能，其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违抗中央命令，事后没有受罚反而得到褒奖。各地方开始被容许出现不同于中央的政治意愿，自始中央集权开始解体。十年后，公众对清政府的反感达到了顶点。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各省再次违抗清室，宣布独立。最终清朝灭亡，民国始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一直影响整个民国政局。

义和团运动虽然当时被西方认为是一场扶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其后继续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与及她的继承人也认识到无论先前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在此以后至1912年清朝覆亡以前实行了多种新政，但始终无法扭转形势。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

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镇压义和拳暴乱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而美日军队被认为“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匈奴”。

后续影响

义和团运动虽然当时被西方认为是一场扶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其后掌握朝政的中国慈禧太后也认识到无论先前她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在各大帝国中，日本由于率先协助军事镇压义和团拳乱而得到国际威望，这也是日本皇军第一次被视为一只国际力量。如上所述，由于日本皇军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而长期与沙俄军队的矛盾最终使得两年的谈判破裂并爆发战争。德军在镇压义和拳暴乱后被冠以绰号为“匈奴”。而在沙俄方面，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

  美军第九步兵团因其在战役中的表现被冠以绰号“满人”。直至今日，该步兵团（驻扎在韩国Camp Casey）仍然会每季徒步行走25哩以纪念那次惨烈的战役。能够成功完成的士兵将被授予一面绘有中国龙的绶带。

  义和团运动无法反映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不平等条约的爱国精神，因为在整个运动中，愚昧无知的滥杀占绝大多数，真正反抗西方侵略者军队几乎没有。

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愚昧与残暴

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台湾人（不分统独）及许多海外华人对义和团的评价极差，义和团已经成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为骂人用语。义和团几乎是找无辜者泄愤，不但受害的外国人多属无辜，更有许多中国人直接受害，唐德刚将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武斗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梵蒂冈“封圣”事件中（名单系由台湾教团推荐），大多数被“封圣”的圣徒是义和团运动中的“殉道者”，但在中国方面看来则视其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这也凸现了教廷方面与中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事后梵蒂冈教皇曾为封圣日与中共十一国庆撞期而道歉，但无意改变封圣的决定。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民族意识觉醒

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的评价显然带有毛泽东的个人色彩：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宗教战争

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他说：“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权力斗争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唐德刚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而将刚毅比作林彪，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载氏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忌他们几分，无法控制他们。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载漪面斥，欲下旨惩办，但董福祥以甘军哗变来要胁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罢。

而其时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如御史徐道焜上书：“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称自己“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

反帝抗暴、泣鬼惊天”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在华北迅速发展，5月进入京津地区，由此走向高潮。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引起列强的仇视和恐慌。

各国政-府以保护使馆为名，继续派军队进入京津，6月10日，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组成2000多人的联军，由天津出发，乘火车进犯北京。

于是，义和团就和部分爱国清军一起与侵华联军展开激战，他们多次打退联军的进攻，成功地阻止联军向北京的进犯。但是终因缺乏组织和训练、武器落后、清政-府叛卖等原因，于8月失败了。

8月5日，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和一些王宫大臣仓皇离京，逃往西安。9月，慈禧为了讨好列强以便“和谈”，公开下令“剿办团匪”、“义净根诛”，对退到农村的义和团进行追剿。

义和团运动落下了悲壮的最后一幕。英勇的义和团民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阻止了他们瓜分中国的企图。

■东大桥之战

抗击侵略者第一仗

1900年6月11日傍晚，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乘坐的列车抵达落垡车站东大桥处，2000多名手持刀矛棍棒的义和团和民众，从铁路两侧树丛中呐喊着冲向侵略军。事发突然，侵略者们惊愕不已，措手不及，他们立即窜回列车。

为阻止侵略军进犯北京，蹂躏中华河山，义和团民冒着重炮、机枪轰击，舍生忘死，与侵略者展开了血刃肉搏战。顷刻间，义和团伤亡60余人，热血遍洒大地。

联军的一名英国上校军官在随军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和民众“他们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猛来补足了。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敢，不断地使我们相信，中国人并不像我们迄今为止相信得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

东大桥这战，是抗击八国联军侵略者的第一仗。而它也使侵略者开始认识到中国军民的抗争精神是巨大的。

■落垡奇袭战

1900年6月12日晌午刚过，八国联军列车强占落垡车站。倪赞清等一批义和团首领，率领义和团民和民众奇袭侵略军。敌首西摩尔率军抢占制高点万喜煤栈，构筑“美少年炮台”，集中火力轰击蜂拥而上的义和团民及民众，无数义和团民众中炮倒在血泊之中。

后继的义和团民众高喊“为团友报仇”的口号，冲到炮台之下，燃烧煤栈木料杂物，用火攻逼杀侵略军。侵略军纷纷窜回列车上，义和团用火枪、火铳等武器向列车射击。侵略军以密集的火力进行反扑，杀死杀伤许多义和团民和民众。

虽然两次阻击战没有获得胜利，伤亡又非常惨重，但义和团和民众却锐气不减，把侵略军围困在落垡车站达两天之久。

义和团运动使帝国主义侵略者“重新”认识了中国人民，在甲午战争后，在列强眼中，中国已经腐败透顶，不堪一击，他们声言只要有一万人的近代化军队，就可以在中国从南到北的土地上任意横行。他们“嘲弄她懦弱，讽刺她无能”，轻率地议论对她进行瓜分，但是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打击，列强不能不改变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偏见了。

■东辛庄之战

1900年6月13日晨，储备国联军冲出包围圈，开动列车向西推进。列车蜗行到离廊坊车站7英里半的东辛庄村又被迫停车。再看前方，铁路又被扒毁，铁轨和枕木散落各地，一堆一堆的石子横在路基中央。

八国联军只得下车抢修铁路。乘敌疏防，在东辛庄集结的大队义和团员和民众向修路的八国联军发动攻击。双方战斗约半个时辰，义和团和民众伤亡50多人，只得撤出战斗，暗中继续监视敌人。当发现有5名意大利士兵离开队伍时，迅速包抄过去，将他们全部砍死。

■廊坊大捷

1900年6月18日，董福祥率领武卫后军2000余人，奉派进驻京津铁路沿线，阻止西摩尔率八国联军进犯北京。

在御侮抗敌精神的感召下，义和团与清军相互配合，向廊坊东站发动攻击。清军骑兵从侧翼包抄攻击侵略军，清军步兵和义和团也乘虚冲杀上来，八国联军只能做两面抵御。

西摩尔在落垡获悉廊坊战事吃紧的消息后，立即命令英军、奥军、意军折返廊坊，用重炮轰击。清军和义和团几番攻击，均未能破敌，只得撤防原地。这一仗，清军和义和团以死伤数百人的代价，却也重创八国联军凶残气焰，打死敌军6人，击伤48人。

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八国联军，取得廊坊大捷的胜利，显示了中国民众蕴藏着的反侵略的巨大潜力，也粉碎了“西方军队无敌”的无耻谰言。敌首西摩尔也供认不讳：如果义和团所用武器为西式武器，则所率联军全军覆没。

■北仓之战

北仓镇在白河左岸，距天津城约20里。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约18000人由天津出发，进犯北京。

当时，马玉昆率武卫左军、前军及练军10000余人驻守北仓。侵略军一路由日、英、美3国军队沿白河右岸，一路由俄、法、德、奥、意5国军队沿白河左岸游动。

8月5日，侵略军合围北仓，清军顽强抵抗。双方激战数小时，清军撤退杨村，北仓失守。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伤亡288人，英军伤亡25人。

■清军中的部分

甘军拱卫京师

1867年（同治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收编甘肃回民起义首领之一的董福祥，将其所部农民军改编为甘军（亦称甘勇）。1897年董福祥率甘军拱卫京师。

1900年义和团和各地人民反侵略斗争蓬勃开展，甘军中有不少官兵深受人民大众御侮抗敌的精神感召，对侵略者也非常仇恨，共同抗击来犯之敌。义和团运动最终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却更加坚韧不拔。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掀起了抗击侵略者的高潮。山东、河北义和团民，装载干粮，秩序井然，赴津助战，阻击西摩尔率领的联军侵犯北京。时人赞誉：“因兵衅已开，将拳民收为己用，骤有数万助战，均各视死如归。练军仅止三营，与洋兵四五千鏖战两昼夜，支持危局全赖义和团助战，此中外交战以来所未有。”八国联军进犯京畿一带后，义和团组合当地民众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如霸州人民列仗抵抗德兵，牺牲者300余人。牛庄义和团民手执刀矛攻击洋兵据点，蓟县人民在青山岭伏击德军。

天津东南各庄义和团英勇抗击美、日、英步兵和骑兵。“义和团十分勇敢，先是坚守阵地，后来进行肉搏战”，牺牲400余人。再如束鹿县旧城民众，人自为战，徒手相搏，奋不欲生，牺牲4000余人。在八国联军进犯保定、唐山、秦皇岛、易州、完县、遵化、迁安、宣化、张家口，以及南皮、盐山、庆云、吴桥、沧州、青县等地时，均都遭到各地民众的奋勇抗击。

  不应忘记，中国民众抗击侵略者，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其正面是拥有新式武器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其背后是有像清朝官吏袁世凯一类的刽子手，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顽强地战斗，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英勇反帝的革命精神及其巨大的威力。当帝国主义妄诬这场运动为“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的时候，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热情讴歌义和团是“中国的起义者”；德国《前进报》社论也称赞义和团是“铁拳”。又如《柏林民报》说：“现在中国之事，可见中国人决不甘心各国瓜分，办东方事之人，可以明白此事，并非容易。外国人至中国，无非吮华民之血，食华民之肉，此系神人共愤之事。”再如奥国报纸说：“近日中国北方之事，实因欧洲各国往往无理干预，且有意蚕食中国疆土……以脱去洋人制压之痛哉。”一位侨居中国18年的外国人说：“义和团起事，其故首在中国外患日亟，自满蒙、台湾、旅顺、胶州、威海失后，提醒华民爱国之心。”

1900年10月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综上所述都认为，义和团运动兴起，乃是“民族精神的觉醒”，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这种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尽管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但却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尊严，并从抗争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凶残和腐朽的本质，从而使中国人民开始寻找并投入一场新的革命运动。

总而言之，从甲午战争失败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并正在孕育着一次反抗大浪潮。在此期间发生的各地反教会斗争，即是这次反抗大浪潮的前奏。随着帝国主义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急剧加深，把中国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更加催化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怒火。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爆发义和团运动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而义和团运动则是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直接产物。应当指出，投身到义和团运动中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受害的程度不同，抗争方式不同，因而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也有差异。但是，他们的反抗行动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却是要求反帝救国的革命力量的体现者。离开历史的客观条件，要求农民阶级本身不可能达到的所谓“真正觉悟”，那就未免是在苛求了。

以下内容摘自《中国基督教会史》第三部

义和团的廊坊大捷

发生在庚子年初夏的廊坊大捷，是中国近代史上撼人心魄的一次重大战役，是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件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在这次战斗中，中国人民敢于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震惊了世界。近百年来，“廊坊大捷”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一直鼓舞着廊坊人民。

1900年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拼凑2064名官兵组成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从天津出发，原计划当天下午到达北京，但是在廊坊一带遇到了义和团的奋力阻击。上述帝国主义列强，以“救援北京使馆”为借口，组织了一支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为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2千多人的联军。西摩尔和他的联军，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惯了，认为此趟北京之行，从天津到北京有铁路之便利，对一支有枪炮武装的外国军队来说，乃是朝发夕至、瞬息可成的事情。这支由现代化的枪支、火炮和装甲列车组成的侵略军遭到惨败，不得不于6月18日退回杨村，在义和团的追击下，再败回天津西站。这支队伍从天津老龙头出发时以军乐队壮行，最后变成一支长长的担架队沮丧地败回。义和团在廊坊抗击八国联军这出色的一役，不仅阻止了洋兵更多地进入北京，而且也大大坚定了天津人民的抗战决心。从而使得天津和北京没能遽然陷入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这一震惊中外的廊坊大捷史实永传佳话。

廊坊大捷一役，从11日开始到18日结束，共打死八国联军62人，负伤332人。义和团1清军1平民群众死伤近干人。西摩尔事后回忆说：“如果义和团所用武器是近代枪炮，那么，我率领的联军必定会全军覆灭”。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中旬，当北京城被十万义和团小将和他们的主使人庄王、端王，烧得烈焰蔽天，杀得血肉满地之时，慈禧老太后对义和团的抚剿政策还是摸棱两可，没个明确的抉择。她对那日夜逼她在和战之间表态的西方列强，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并不是个胡涂人。她知道义和团那套魔术既不能扶清，更不能灭洋。虽然她自己也在日夜‘念咒’。至于洋人的凶狠，她在做姨太太时代就已领教过了。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秋九月，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懿贵妃，就被英法联军赶出圆明园。据当年西方的传说，她逃得如此惊恐和仓卒，连她最爱的一只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它们被奉命前来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

此一故事或为西方媒体的渲染。但是‘狮子狗’这个可爱的小宠物（现在纽约市价至少每只五百美元），和许多东方的珍禽异兽，后为西人所宠爱者，每多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末被烧死的‘烈士遗族’。笔者早年留美，在纽约动物园中，就见过源出圆明园的‘四不像’。那时娇贵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夫秋猎北狩。青年丈夫一气殉国。读者们看过大陆演员刘晓庆扮演的美丽的小寡妇吗？她多么可怜。夫仇国恨未报，守节抚孤四十年，到如今还要受老仇人的鸟气。老太后其恨可知；但是其内心的畏葸，也就不难想象了。不幸的是她现在已堕入她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亲贵四人帮的包围圈中，而谋主无人。更不幸的则是正当她在歇斯底里，方寸已乱的情况之下，忽然晴空霹雳，收到一封‘蒋干’偷来的绝密情报，说洋人要逼她‘归政’，痛哭之余，老太后自觉反正是死，就不如干脆‘拚’掉算了－－这是一记《三国演义》上‘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才使老太后决心攻打使馆区，杀尽在中国所有的洋人。欲知其详，还得从她于六月九日自颐和园还宫说起。

甘军惨杀日本书记慈禧在颐和园长住时期，她本人原有一支数百人的贴身卫队。他们使用的也是当时最新式的后膛钢枪。但是这几百个青年士兵既然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和御园之内，担任警卫，他们如是生理无亏的健壮青年，那就太危险了（后来毛主席在中南海，显然也有相同的苦恼）。所以这支卫队是由太监组成的。太监怎能持枪作战呢？因此慈禧一旦还宫，她就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入北京内城，作为她内城的宫廷警卫。

这时担任北京九门城防的禁卫军和在街头日夜巡逻的义和团大刀队，均在端王、庄王的掌握之中。纵是太后想制止‘拳匪’在北京一带烧杀抢劫，已渐觉力不从心。－－虽然‘拳匪’一辞，仍随时见于‘上谕’（用皇帝名义）和‘懿旨’（用太后名义）。甘军是有实地战场经验和赫赫战功的劲旅，非义和团和九门禁军所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太后曾一再召见董福祥，慰勉有加。董福祥亦向太后保证，他既能‘杀外人’，也能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不用说，甘军就是慈禧的一张王牌了。谁知甘军入城的第一天就错杀了（东）洋人而使太后无能为力。原来董福祥的‘甘军’也是西北一支纪律最差的土匪军，视杀人放火如儿戏。如今拱卫京师，独承天眷，那就更肆无忌惮了。因此当甘军于六月十一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奉命开入永定门时，适值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车出门公干。双方相遇于途。董军营官乃喝问：‘何人？’杉山自觉是外交官乃据实以报。谁知他碰到的却是一支无知的土匪军。未待他说完，这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就把杉山彬一下杀掉了。残酷的士兵一拥上前，不但把杉山尸体支解，并剖腹去其脏腑而实以马矢，弃之道旁。（见柴萼《庚辛纪事》）

杉山之死立刻成了国际新闻。驻北京各国使馆人员和各教堂内的传教士，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中国教民一向被拳民呼为‘二毛子’，其罪仅次于‘老毛子’（黄发洋人），当然更自知大祸临头。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众则颇为积忿得泄而鼓掌称快。

李鸿章、袁世凯是关键人物杉山之死不用说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动。世界名都中各大报刊的报导，不是头条也是花边。这消息也引起中国皇宫内廷的不安。很显明的，如今《马关条约》墨汁未干；李鸿章在日本被刺的枪疤犹在，怎能再杀个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脚，她除专派荣禄和启秀向日本使馆道歉之外，并召见董福祥与载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载漪的帮腔，终使慈禧内外交煎也处置不了。福祥说他一人如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治安就大有可虑了。－－聪明的慈禧当然体会到，这时的‘八三四一部队’是抓在他二人的手中啊。他二人如联手不听‘老佛爷’的话，则释迦牟尼也无计可施啊！为杉山之死而惩凶的谕旨也只好不了了之。据说福祥与戴漪从陛见退出时，载漪拍福祥之背，并翘起大拇指，大夸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见《清史·董福祥传》）

时局发展至此，慈禧显然知道，外御洋人，内安反侧，她已渐渐失控了－－这时在天津，聂士成为阻止西摩的‘联军’入侵北京，双方已打得炮火连天，士成后来终于战败殉国。为抢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与荣禄有过密议。二人决定了一个最有效的万全之策！急调李鸿章与袁世凯来京共纾国难。

李鸿章原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但是荣禄没有应付洋人的本领。现在夷情紧迫，他与慈禧束手无策，只好又策动老太后速调李鸿章回朝了。至于袁世凯，他本是荣禄的死党。一向对荣感恩戴德、忠贞不二。如今又手握重兵，诛义和团如杀鸡犬，深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二人能联袂返京，则荣禄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内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这确是最高明的一着。因此六月十五日军机处便传旨，令李鸿章与袁世凯迅速来京。－－这时由于义和团拔电杆，北京与外界电讯已断。然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则‘百里加急’的传统驿马，仍可照跑无讹；而袁与南方三督，尤其是与广州的李鸿章，则电讯日夜不绝。百年回看水晶球，当时如李、袁应召返朝，则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八国联军’这项国耻，或可消灭于无形。不幸的是，西后把召袁之命随即取消，转而重赏义和团，决心攻打使馆，杀尽洋人，并决定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她老人家何以一夜之间发起疯来，把原先设计好的万全之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扭转，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绝境呢？这就出于一个小小的‘蒋干偷书’所获得的假情报的刺激了。－－历史发展的长江大河，为一点藐小的个人情绪而变了方向，是史不绝书呢！一九三六年冬，张少帅发了一顿小小的少爷脾气，不是把我们五万万同胞，朋友，包括你和我的命运，彻底的改变了方向，以至于今日？

‘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就在西后决定调回李、袁之翌日（六月十六），由于时局紧张，老太婆便召集了一个包括六部九卿、军机、总署和诸王贝勒的大型‘御前会议’，以商讨和战大计以及剿抚义和团的决策。这个会显然被端王所领导的激烈分子控制了。会中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偶持邪术不足恃之说，便被端王所呵止。慈禧也认为邪术虽不可用，而人心则可用。可是就在这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前门大街一带数千家商铺烧成灰烬，而大失人心。因此在会议之后，慈禧还是要方从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刚毅，偕同董福祥‘开导（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管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四五。）谁知这道‘勒令解散’的上谕颁下不及二十四小时，朝命便反其道而行呢！原来就在当天的午夜，朝中接到一通绝密的情报，说洋公使已决定合力扶植光绪而赶掉慈禧－－这是戊戌以后慈禧最怕的一着，如今这最怕的一着就要成为事实，怎能不令老太婆魂飞天外呢？情报的来源是这样的：原来就在这天午夜，忽有人私叩荣禄之门，说有机密要事告急。荣禄接见后才知是他的心腹，时任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奉乃父之命亲来告密者。这情报透露各国公使已联合决定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荣禄得此情报之后，顿时如雷贯顶。他知道在‘戊戌政变’中，他当慈禧鹰犬时所做的好事。如今十一国列强勒令太后归政，拥戴光绪复出。光绪复出，荣禄还有脑袋吗？所以荣禄得报，彷徨终夜，绕室而行，知道是大祸临头。天方亮他就入宫觐见，把情报递给慈禧。太后览报，自然更是热泪横流，悲愤交集。

这位老泼妇独裁专制四十年；她谁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最后真来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睁睁就要投缳自尽之前，她还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她就放泼，和洋人拚命了。‘政治家’退化成‘女人家’

西后显然与荣禄计议之后，便立刻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她在会中讲话时首先叫‘诸大臣’；在激动之下，她又口称‘诸公’。在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中，皇帝与太后向无称群臣为‘诸公’者；骄傲跋扈如叶赫那拉氏者，自然更是前所未有，足见其方寸已乱、手足无措之激动情况。当她连哭带说把‘四条情报’宣布时，全场惊愕，不知所措。端王以下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在激动之下，他们咬牙切齿，立誓效忠太后，不惜一切与洋人一拚。太后也说洋人既已决定开战，大清亡在目前。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四八～四九。《史事要录》所节诸书亦足参考，见页一六八～一七八。）

这样一哭一闹，老太后也就把前一日的对义和团‘勒令解散……严加管束’的上谕一笔勾销。主和派的光绪、立山、联元、袁昶、徐用仪、许景澄，同遭申斥，齐靠边站，朝廷就决议重用义和团对十一国列强不惜一战了；主和五大臣，其后也相继被杀。

六月十七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因此也就变成了中国的御前动员会议。刚毅、载勋、载濂、载漪、载澜乃奉命统率义和团。载勋旋即代替祟礼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从此九门大开，四郊义和团乃大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见《庚子纪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大沽炮台也于此日被七国联军所攻占。（大沽之战时，美国海军拒绝参加，详见下篇。）

德使克林德溅血街头北京情势既如此紧张，十一国公使自然也日夜开会商讨对策。他们第一目标当然还希望中国政府剿匪睦邻。在六月二十日清晨集会时，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 von Ketteler）乃主张与会公使集体行动，联袂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各使不愿偕往，克林德乃单独行动，乘了他那豪华的绿呢大轿，带了一个乘小轿的翻译官柯达士（Herr Cordes）前往总署交涉。行至半途他就被载澜麾下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小队长）恩海一枪打死了。轿夫大恐乃摔轿而逃。当时坐在小轿中的柯君，也被摔在地上，把屁股摔成重伤。（据《景善日记》所载，克林德的死尸是袁昶收的，而载澜则要载漪下令，把死尸斩首，悬于东安门示众。史家或疑《景善日记》为荣禄伪作。然纵系伪作，书中所言故事亦大多可信。参见《庚子大事记》及摩尔斯前书。）

克林德公使一死，北京的东交民巷，就变成慈禧太后的‘珍珠港’了。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发疯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内帑’（她老人家的私房钱）数十万两，重赏三军和在京津两地念咒打拳的义和团，要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愤。（见《档案史料续编》页六一五～六一六。）

六月二十一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她老人家乃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了（多余的一份则送给当时也被围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 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

有四十年当国经验的慈禧老太后不是这样的人嘛！她原是一个凡事都留有退路的‘政治家’嘛！这一次怎么做得这样绝呢？那时在一旁冷眼观察的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对她的评语最是入木三分。摩说：‘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 The empress dowager had long avoided committing herself to any position from which shecould not withdraw， but now the states man waslost in the woman……见摩着前书，卷三，页二一九。）

【附注】慈禧太后在一夜之间，便从个‘政治家’，变成个放泼的‘女人家’，一般的当时和后世的观察家、政论家和历史家，都认为她在这紧急情况之下，歇斯底理的失去了理智。笔者虽基本上同意此说，但亦另有解释。那便是西后心智十分狡黠，她在这绝望情况之下，以义和团小将为幌子，对十国公使（德公使已死），来个‘绑票勒索’。她的‘赎金’或‘释放条件’便是十一国改变对华政策，不要她‘归政’。否则义和团‘绑匪’，就要‘撕票’，大家同归于尽！西后不是个糊涂人。相反的，她是个最工于心计的女纵横家。笔者作此‘大胆假设’，虽难于‘小心求证’，但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西太后的‘珍珠港’

叶赫那拉老太太这一记轰炸‘珍珠港’的行为，可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弄惨了。最后闹掉十几万条人命，还赔上北京宫廷和市民千万件无价的珍宝，加上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诸位华裔读者们要知道，你和我的祖宗，那时都各赔一两呢！说来难信，慈禧老太这个‘珍珠港事变’从头到尾是从蒋干先生自作聪明偷来一件假情报搞起的。殊不知当时驻华十一国公使，本来各怀鬼胎，彼此嫉妒，搞个‘七国联军’的集体行动，已非易事，不要说提出有关中国内政的‘四大要求’了。这四项要求中如真能实现太后归政、光绪复位这一条，对当时中国政局可能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呢！但是大清帝国的起死回生，关他们十一个帝国主义的屁事？他们才不会提出这项要求呢！等到事后中国方面发现列强并无此项要求时，大家乃怀疑这情报为端王载漪所伪造，来故意刺激太后的。其实端王那一伙哪有周瑜之才？他们才造不出这样高明的假情报呢！这个假情报来源实出自英商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Daily News）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清历五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社论。此文复于翌日重载于该报周刊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 Herald）。这篇社论文稿在刊出之前，可能被报社中华裔职工所获悉，辗转为罗嘉杰粮道所闻。他乃根据情报人员的谎报或误译，也或许是他自己为邀功而改头换面、加油加醋，译成汉文，便向荣中堂告密了。－－这位粮道先生开了我们价值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和千万条人命的一个大玩笑。我们如把一百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两纹银在那时的市场价值，折合成今日的物价，该值目前美金现钞几十万万元，我们‘罗蒋干’先生这项乌龙，实在摆得太大了。

在这篇社论里，作者的确提到‘太后和她的帮’愚蠢地蓄意与‘全部列强开战’，并强调‘这个帮如不自动毁灭，就应被赶出北京。我们希望能使光绪皇帝复位。我们应向中国人民确切表示，目前这一战争全为西太后所发动。吾人只是与北京的窃权政府作战，而非与中国为敌也’。

这只是一篇报纸的社论。以光绪复位代替慈禧甚或有违于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呢！至于代收钱粮，共管军事，全为情报人员所妄加。此时英美两国为防俄德等国搞瓜分勾当，对己不利。他们但愿使中国这个最无能的政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庶几利益均沾，维持现状。英国当时掌握了中国外贸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国进出口航运近百分之九十；美国斯时在中国无半寸殖民地可向外发展，所以‘维持现况’（maintaining status quo）－－是所谓‘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对他英美两国最有利也。

事实上，八国联军之后，美英二国协力维持首要战犯慈禧太后权力于不坠，其居心与二次大战后，美英联合维持日本首要战犯裕仁天皇的皇位，实如出一辙。老太后为一项假情报弄得方寸大乱，实在是知识不够，朝中无人，有以致之。那时李鸿章如仍居相位，叫他底下的洋员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赫德（Sir Robert Hart）或丁韪良等到使馆一问，一切不就豁然冰释？哪要老太后去上吊寻死呢？

那时中国的南方督抚都雇有‘洋员’，在涉外事件中以备咨询，以供跑腿，所以情报比较灵通，交涉亦能抓着要点。这些洋员如李提摩太等，大都忠心耿耿，为雇主实心办事，在中国官场中极获好评。这种洋员所提供的服务，到民国初年就逐渐被留学归国的‘博士帮’所代替了。在民初军阀时代，诸大军头们从穿西服、乘汽车、打网球到买军火、订条约都少不了他们。接着而来的国、共两党原多是以归国的留学生为骨干的，涉外事件就少烦外人了；但是在‘西安事变’中，还不是有个端纳跑来跑去？等到毛泽东登台，自恃天纵英明，一切恢复土法炼钢，在对美、苏左右开弓之余，伟大的盟友，就只剩一个阿尔巴尼亚（ Albania）了。嗣后江（青）太后登台，‘海外关系’简直就是‘里通外国’。江老太后和她的四人帮如真的掌权了，她说不定也会搞个‘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呢！江婆娘的泼辣与无知岂在叶赫那拉氏之下？

这番话当然是离题太远，但是在历史剧不断重演的近代中国大舞台中，偶把演懿贵妃的刘晓庆和演赛金花的王莹，排排坐、比较比较，可能也不算是浪费笔墨。－－毛主席和他的四人帮与西太后和她的载字辈四人帮，土法炼钢的所作所为，真是如出一辙啊。再者，西后之决定与十一国宣战，可能也是出于她自作聪明的愚蠢的权谋－－她或许想利用义和团去劫持列强公使，以逼迫列强政变强迫其‘归政’的政策。不成则以义和团为替罪羔羊！其手法与七十年后毛泽东之利用红卫兵，如出一辙。当续论之。

刘坤一与‘东南互保’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矣，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诏谕亦由端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 务必灭洋到底……’（ 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二一～二二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页三六六）。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见《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一三，引＜李文忠公电稿＞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籍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扬言（Open t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J。 C。 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籍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作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年谱》页四三二，引《国闻周报》。）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悬赏捕杀洋人西后宣战后第二项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九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不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 Luther Carrington）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逃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刀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见管鹤着《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Robert C。 Forsyth 着《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拿‘一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一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訢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闯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椿‘弑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于）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着，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卜。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

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攻打使馆的闹剧与心机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但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后，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载漪、载勋、载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决定是和洋人一拚，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归于尽’的‘一拚’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拚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拚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籍口，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做她的太后了。－－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不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责董福祥的甘军拚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的打起来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三百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巳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敦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obituaries）。可是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他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炮’。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见《字林西报》专栏。）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末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意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是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锐利无比。所以在六月二十八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双方又械斗了五十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千余，均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五十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二十五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比我说的也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回哥大接受博士学位典礼中的宾相。他佩服胡适佩服了一辈子。因为他没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精明和调皮。他浑厚得像传统中国农村中的老农夫。富先生是笔者所认识的前辈之中唯一见过‘义和团’的老学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原名‘中日文系’）里的‘丁龙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可敬的华侨工人丁龙而设的。笔者对丁龙的故事曾另有记述，不再多赘。然据我所知，坐在这个‘讲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学问上受之无愧；继他之人则是个下流不通的痞子。笔者今乘重治拳乱史的因缘，提一提这位拳乱目击者，也算是对他老前辈一点点私淑的纪念吧！（关于这一段拳乱史，中文档案笔记至伙；西文史料如摩尔斯前着，赫德回忆录，R。 C。Forsyth 与A。 H。 Smith 等人的著作和汉译Bertram L。 Simpson 而化名B。 L。 Putham Weale 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均足汗牛不及备载。）

使馆幸存，首都沦陷慈禧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五十余日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层她不愿告人的动机－－ 行为科学上所谓‘刺激－－生机－－反应’是也。她想以生死交关的危机，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里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三十多年之后，当‘五次围剿’胜利在望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当局向‘朱毛’致意，不是也说蒋委员长对他们‘手下留情’吗？因为中央军里最新式的德制武器都还未对他们使用呢！既然手下留情，为何又一定要打呢？贤明的读者，就自己去回答吧！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是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猛攻使馆十数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军阶略近旅长）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位张分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曹锟同学。这个武备学堂原是李鸿章授命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主办的，是中国第一座新式军校。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此张怀芝奉命之初自觉是立功的机会。他乃在城头架好大炮，瞄准使馆区，只要放三五炮下去，各使馆就成为尸体狼藉的一堆灰烬了。正当他要下令开炮时，这位三十九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他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辞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张怀芝这位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袁皇帝曾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也不是个笨人。他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众炮齐发，轰了一天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五六二，引《春冰室野乘》；富路德老师与其它西文史料，也颇有惊人的叙述；张怀芝故事散见中英文传记，及《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页二八〇。）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闹剧就这样一松一紧、亦真亦假的闹到八月十四日，使馆内被围洋人与中国教民忽闻哈德门外有机枪声，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当时中国军队尚无机枪也。是日下午二时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Sikhs，上海人俗呼为‘红头阿三’者），一举冲入巷内。五十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

慈禧太后从“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到“变法自强”（2）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慈禧太后的朝廷在离京回京前后

董福祥率甘军围东交民巷

1867年（同治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收买甘肃起义首领之一董福祥，将所部民军改编为甘军。后来将招降的马占鳌、马福祥等回民编入甘军。后添募四营，增足二十营，驻山陕一带。又再募十营，以厚兵力，兼为策应之师。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侵占胶州湾时，清政府命董福祥率甘军入卫京师。次年“百日维新”期间，荣禄调聂士成的武毅军驻天津，董福祥的甘军驻长辛店，与驻天津小站的袁世凯新建陆军相呼应，密谋政变。戊戌政变后，荣禄将北洋四大军（甘军、武毅军、新建陆军、毅军）合编为武卫军，分路驻防，以甘军驻蓟州（今天津蓟县）为后军。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董福祥率甘军围东交民巷，攻月余未下。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被击溃。

（甘军提督董福祥（转载）董福祥出身于西北黄土高原穷乡僻壤的固原毛居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董世猷是当地哥老会会首，福祥从小没有很好读书，而常出没于帮会、赌场，并谈兵习武，广交江湖侠义之士。同治初，西北回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斗争以后，董福祥利用父亲的社会关系，乘机自立山堂，发展“哥弟”，“收集逃亡”，组织汉民民团，“以保卫桑梓为已任”，对抗官军，支援回民军的斗争。同治三年（1864年）5月以后，陇东地区各股民团推举董福祥为团总，李双良、杜乃子为副，拥众数万人马，以安化（今甘肃庆阳）一带作为根据地。他提出“反清抗暴，保卫家乡，有饭同吃，有难同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口号，与回民军达成协议，互相配合，共同与清军作战，成为陕甘交界地区一支势力强大的汉族反清武装集团。五年（1866年）10月，当张宗禹率领西捻军打进陕西以后，董军又与捻军联合作战，把大本营迁至靖边县镇靖堡，反清烈火燃遍陕北，队伍扩大到20万之众。曾攻占甘泉、安塞县城，威胁延安府城，对捻军东渡黄河，打入晋省，逼威清廷京畿的军事行动，起到了支援的作用。当西捻军的斗争失败以后，董福祥部便成了清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形势对其越来越严峻。而董福祥没有失去信心，仍坚持联合回民军，主动出击，继续活跃在陕甘大地上，其时部队“众常十余万”，自称“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七年（1868）11月，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率部进驻西安，筹划分南、北、中三路进剿陕甘回民军。提督刘松山是左路军的主力，统老湘军劲旅为北路，由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渡河进驻绥德，开始“先平土匪”（指董军等部汉民团），待肃清陕北以后，再挥军宁夏金灵，后剿“回匪”的军事行动。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打败董军主力李双良、张俊等部，刘松山亲督马步主力直逼镇靖堡。董福祥父亲董世猷和哥哥董福禄无力抵抗，只好识时务开城迎接刘军，“率众归诚”，并传信严饬儿子归顺朝廷。十二月二十四日，董福祥终于率张俊、李双良各部约十万乌合之众向清军投降。经左宗棠批准，刘松山择董部精壮者，按湘军编制改编为三个营，授董、张、李三人均为五品军功，董福祥领中营，张俊领左营，李双良领右营，号称“董字三营”，全营兵、夫约二千人。另外，又挑选三千人充当湘军运夫，其余大部均就近安置在陕甘交界地区耕垦自谋生路。

  董福祥部降清，不仅为湘军扫清了进攻宁灵的通道，而且使马化龙领导的回民抗清军失去了一支强有力的盟军，更为严重的是，骁勇善战，熟习地情的“董字三营”，反过来却成了对付回民军的强劲敌手。8月，刘松山以“董字三营”为向导和先锋部队，开始征讨宁夏的战役。先在灵州外围与陕西回军的战斗中，董部打仗十分卖力，并在进攻吴忠堡的战斗中，他与张俊都带伤坚持不下火线。这时，董军并未引起左宗棠的重视。而刘松山通过实际考察，已看到了董福祥的忠勇可靠，所以在后来攻打吴忠堡一带的战斗中，往往一改让董部担任“策应”、“跟应”为担当正面主攻的任务。直到12月11日，在波浪湖大战中，由于董部冒死绕至长墙卡后偷袭回军，为夺取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董在肉搏战中，虽然右肘被枪子洞穿，仍然指挥若定。左宗棠得报后才真正改变了对董的不信任态度，在给刘松山的信中说：“董福祥既能奋起杀贼，殊甚嘉赏”，还同意将董部正式编入官军册籍，增编马队七十名，“董字三营”从此变为清军的正规军，在攻打金积堡的战斗中充当了急先锋。九年（1870年）2月14日，刘松山不听董的劝告，亲自前往招抚训话时，被暗枪击中要害，在弥留之际，他招董入帐说：“悔不听尔之言，致贼中要害。吾死矣，三湘子弟随吾深入不毛，犹子锦棠于军事，尚有经验，可辅则辅之，不然，尔自为之。”董也流泪说：“不敢有二心。”刘松山死后，侄儿刘锦棠接统湘军，他尊老帅之言，更是遇事必向董福祥问计，甚至在私相见时，“必以父执之礼尊之”。董福祥也誓为知已而死，成为陕甘回军的一大克星和死敌。12月，马化龙领导的金积堡回民反清斗争最终失败了，董福祥由五品军功“超授都司”、赏戴花翎、加副将衔。张、李都有升赏，“董字三营”成为清军的主力部队。

同治十年（1871）12月至光绪元年（1875）1月，董福祥继续追随老湘军，在刘锦棠的指挥下，先后参加对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宁、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撒拉、回族穆斯林群众反清运动大力征剿，又积功先“以游击留于陕西尽先补用并赏给二品顶戴、二品封典花翎”。同时，“张俊并赏花翎，赏给果勇巴图鲁名号。李双良以游击留陕西尽先补用，并赏参将衔。双良赏戴花翎。”不久，董又被“擢升为参将”、“荐保提督”，其“董字三营”已扩军为马步九营，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劲旅。

光绪二年（1875），为了斩断英、俄帝国主义势力和阿古柏侵略者伸向新疆的魔爪，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指挥大军西征。刘锦棠统领老湘军马步二十四营为西征大军主力，“董字三营”充当老湘军的先锋部队。此时董福祥和张俊、李双良都已被提升为副将，他们各率所部，行进在西征大军的最前列。新疆北路光复后，董福祥“赏记名总兵，并授阿尔杭阿巴图鲁名号。副统领张俊，亦赏记名总兵和正二品封典。”因左宗棠奏请，又加董福祥提督衔，并赏穿黄马褂。

三年（1877）春，清军开展征服南疆的军事行动，左宗棠命刘锦棠一部攻打南疆锁钥达板城，张曜、徐占彪两部合攻吐鲁番，然后三路会合夺取托克逊。当时，董福祥部副手、总兵张俊已着手另行组建“定远三营”。董、张二部仍归刘锦棠统一指挥，继续担当先锋队的任务。四年（1878年）一月，正式宣告结束阿古柏在新疆长达十三年的反动统治，粉碎了英、俄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领土的阴谋。董福祥在整个西征战斗中，“战无坚阵，攻无完城，和阗之复，专军攻取，厥功尤伟”，“由是董军名震西域”。为此，清廷加封他云骑尉世职。张俊亦赏穿黄马褂，李双良等部将都得到升赏。董福祥率部由和阗移驻喀什噶尔，总统南疆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各军。为保卫祖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做出了贡献。董福祥、张俊、李双良被赏头品顶戴，李双良赏加总兵官衔。董福祥从此在新疆渡过长达十六年的守卫国门的戍边生涯。十年（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于南疆重防阿克苏设立军镇，任命董福祥为首任镇守总兵官。十六年（1890），升任喀什噶尔提督（原乌鲁木齐提督移驻，实为新疆提督），统率全疆兵马，成为西陲国门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董福祥终于登上了清廷武将大员的高阶，并为造就一支西北武装——甘军，打下了基础。张俊也以提督衔被任命为甘肃西宁镇总兵官。李双良辞职，回到宁夏灵武王洪堡（今灵武崇兴）建府居住。

二十年（1894），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办六旬庆典，光绪皇帝颁谕旨，钦点各省文武大员41人进京，作为全国军地的代表参加贺寿大典活动，董福祥赫然荣列其中。在京时，董被赏加尚书衔，命他回甘肃省招幕旧部马步十八大营，移驻通州（今北京通县），担任京津防务。就在这期间，甘肃爆发了“河湟事变”，西北回民大有再燃反清烈火之势。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大局尚未全部了结，大量东调陕甘兵仍留驻内地，甘肃防务十分空虚，陕甘总督杨昌浚电奏朝廷：“请饬董福祥率全部星夜回甘”。清廷任命董以喀什噶尔提督身份督办甘肃军务。董福祥于二十一年（1895）9月离京开赴甘肃，采用“以回制回”和“以抚为主，剿抚兼施”的策略，旬月之间河州地区反清运动就被迅速讨平。为了稳定陕甘局势，清廷改任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由张俊接任新疆喀什噶尔提督。第二年3月，董福祥又用两月时间，再次平定了青海，震撼西北的河湟事变，全部告平。因此，清廷加封他太子少保衔，并赏赐骑都尉世职。董福祥终于爬进了清朝统集团最高核心圈子的边缘，逐渐成为“两宫”信赖而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和柱石。

二十四年（1898），清廷再次调董福祥甘军移防近畿，成为镇压戊戌维新运动的帮凶之一。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复出“训政”，由太后心腹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领导组建武卫新军，用以支掌清王朝将倾的大厦。武卫新军共编五军：甘军列为武卫后军，董福祥任统领，驻防蓟州，兼顾通州，拱卫京师。张俊任武卫全军翼长。可见此时甘军的地位不仅已是朝廷直属的精锐之师，“心腹劲旅”，被“太后倚若长城”而且董福祥、张俊等高级将领已成为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关键人物了。董福祥个人享受的荣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享有在“紫禁城内骑马”和“穿貂嗉褂”的特权和殊荣。他已钻进了后党核心圈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人物之一。

  二十六年（1900），在中国处于被列国瓜分、民族危亡的关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革命运动。这位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只知看“老佛爷”的眼色办法，曾与义和团相配合，在廊房共同阻击西摩尔带领的八国联军，此战“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甘军还大胆地杀死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杉山彬；更有甚者，竟与团民结为“兄弟”，合作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大使馆。但是，八国联军终于打败了中国的军队，于8月13日攻至北京城下。在这种非常时刻，京城内外神机、虎神和各地勤王之师“约六七万人，皆已散灭无踪”，唯董福祥率甘军和部分义和团舍命与外国侵略军顽强血战。“在北京失陷前的一分钟，董福祥的甘军还在东直门、朝阳门一带与联军肉搏，”直到京城完全失守后，甘军才从彰义门撤出北京。接着董福祥充当随扈大臣，率领甘军并节制满、汉各军，保护光绪皇帝和兹禧太后“西狩”直至西安。“两宫”于10月26日抵达西安，此时陪都防守和行宫的禁卫任务完全由董福祥的甘军负责。与此同时，庆亲王奕匡和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同为全权大臣，正在北京和侵略军进行议和谈判，而董福祥则成为中外争论的交点人物和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德国带头照会各国，主张先惩凶，后议和。洋人们认为“董福祥最为首要”，并被视为“祸首”，必须严加惩办。清廷没有办法，将董革职。二十九年（1903），董福祥归养于灵州金积堡“董府”。张俊先他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病逝，谥“壮勤”。光绪三十四正月初九，董福祥病逝于金积堡府邸，享年七十岁。清廷对这位威震中外的一品大员，并未将其事迹宣付国史馆，也未按清律规格厚葬这位勋臣。9月，归葬于固原州南乡十里墩官山。同年，乡人为其建立“董少保故里碑”，立于南乡官道供路人景仰。李双良闲散安度晚年，直至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老于家中，享年82岁。）

1900年6月14日，河北廊坊。回族将领马福禄、姚旺、马海宴等人率3000名在家乡新近招募的回族士兵阻截八国联军。这一天，一支从天津开往北京的八国联军主力部队就遭遇了袭击。铁路上的横木被拆除，洋人的火车无法通行，甘军将领马福禄打响了号令枪。大白天的，突然就有无数颗子弹射出，乒乒乓乓的霹雳声响起，“敌人倒者如墙”，短兵相交，大刀横飞，洋人四处逃命。

时间又过了4天，廊坊车站，一支1000人的八国联军再度遭遇甘军和义和团。夏日炽烈的阳光下，枪对枪刀对刀，八国联军企图由京津铁路进入北京的部署被打乱。车站上横七竖八的尸体开始散发出异味的时候，摩尔西上将带领自己所剩无几的八国先锋部队退出廊坊，丢弃无数辎重逃回天津。

6月21日，甘军围攻使馆的战斗在东交民巷打响了，这里是英、法、俄、日、美等各国使馆的聚居地。1000米开外的紫禁城里，慈禧太后平生第一次在宫廷里听到了隆隆的枪声和喊杀声。

马福禄奉统帅董福祥之命，在正阳门前参加战斗，而英法两国军队已经支架起火炮，准备随时捶毁千米之外的皇宫。7月19日，甘军孤立，因为2万多八国联军已经由天津兵临北京城外。此前，南方的李鸿章放弃北上勤王，他意外地说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确定了共同抗旨以保东南的原则。于是，悲愤的慈禧太后闷气填胸，一跺脚选择装扮成农妇的样子连夜出京城去狩猎。

再后来，京城卫戍部队7万兵将匿迹。泱泱大国的京城内，甘军成为了最后一支抵抗八国联军的武装力量。7月20日夜，京城风雨交加，洋人使馆的侵略军组成敢死队偷袭马福禄阵营，马福禄率军反击连连斩杀数十名洋人，突然流弹袭来，马福禄饮弹身亡。这一战，仅马福禄家族就有上百人壮烈牺牲。

天津沦陷后，八国联军随即向北京进逼。

七月十六日，慈禧太后开始离京准备，但因为宫廷里的实在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车辆，只能先把这事先放一放。但刚过了三天，也就是十九日的晚上，八国联军已经杀到北京的郊外，在宫中都能听到城外窿窿的炮声。

在第二天（七月二十日）的一大清早，慈禧太后紧急召见那些王公大臣，但没想到的是，连召五次，一个人影都没见着。直到第五次，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才匆匆赶来见驾。

慈禧太后伤心得不得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现在的这些大臣，没事的时候一个个比谁都要忠诚，一到有难了，都各自为自己打算，再也不管我们母子了。如今也只有你们三个，还算忠心，明天你们三个一定要前来护驾。”

当时的王文韶已经是一大把年纪了，于是慈禧太后于心不忍，就对王文韶说：“你年纪大了，到时就乘轿来吧，他们两个骑马，明天一起走。”

度过了一个惊恐的夜晚，捱到二十一日的清晨，天还没有完全放亮，慈禧太后穿着普通青衣，一身农妇打扮，边走边哭，踉踉跄跄的从宫中逃出。光绪帝及皇后等也都衣裳单薄的，一直跟着走到西华门外，才弄了辆骡车坐上，王公大臣们，如载漪、溥俊、载勋、载澜、刚毅等，都是步行跟着，出安定门后往西逃生。

慈禧太后带上了李莲英，抛弃了宫中的绝大多数太监和宫女，让这些自行解散，各谋生路。太后一走，宫中立刻乱成一团，一片狼藉，由于太监和宫女们长年生活在宫中，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一旦离开宫廷，大都走投无路，后来上吊的上吊，投井的投井，服毒的服毒，各种各样，自杀的不计其数。

连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由于被慈禧太后所厌恶，来不及跟上逃跑的队伍，只得投井而死。也有说是慈禧太后临走前，逼迫她投井自杀的。

这群人刚走出安定门，就遇到溃兵抢劫，队伍被冲得七零八乱。一眼看去，当时的北京城已经是兵荒马乱，随处可见熊熊大火，不管是做官的还是寻常百姓，听说八国联军马上就要进城，都吓得四出逃窜。在这个硝烟弥漫的清晨，谁还认得这是当今的太后老佛爷！

想当年北京城兴盛的时候，有将近三百万的居民，街面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片繁荣昌盛。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后，原来很多人来人往的繁华之地，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有的地方甚至白天都可以看见狐狸出没。决策的失败，竟然把若大的北京城毁败到如此地步！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让人扼腕叹息。

慈禧太后一行走出西直门的时候，幸好马玉昆带兵赶到，慈禧太后才稍微心安了一点。一行人走了一整天，晚上才到昌平贯市，这时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由于忙于逃命，已经整整一天粒米未进。当地百姓献上麦豆，慈禧太后饿得已经顾不上什么礼仪和高贵，就用手捧着，不到一会，就吃了个精光！

出逃的时候过于匆忙，慈禧太后甚至头发也没梳，狼狈不堪―――要知道，慈禧太后对梳头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当年李莲英就是靠善于梳头，才讨得慈禧太后欢心并得到宠信的。 

乡下七月的星空依旧明亮动人，夜色如水，天气渐凉，慈禧太后正感叹宫里宫外反差如此巨大的时候，忽然发现因为出宫匆忙，竟然没有带卧具！幸亏当时有村妇进献了一床干净的被子，被单刚洗过还没有完全干，但无奈之下，也只能将就了！

当晚清点随从，有端亲王载漪，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蒙古王那彦图，贝子公爵数人，刚毅、赵舒翘、溥兴等，加上陆续赶上护驾的神机营、虎神营兵士一千人左右，再算上马玉昆的一千多兵士，大概有两千多人。那些兵士一路上也没人负责供应饮食，只能沿途向民间自行抢掠，慈禧太后不管，也不敢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发生像当年唐玄宗马鬼坡兵变的事件，已经是很幸运了！

有两个人倒是忠心耿耿。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老臣王文韶。王文韶当时没来得及赶上慈禧太后的西逃队伍，老大臣不顾自己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和儿子一起出西直门后玩命般的追赶，一直追到怀来，才赶上慈禧太后一行人。慈禧太后见了王文韶，感动得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还有一个是当时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岑春煊本来奉命前往察哈尔防犯俄国入侵的，后来听说北京城破，赶紧带兵前来勤王护驾，到了昌平正好迎到了慈禧太后一行人。慈禧太后仓皇出走，一路上又惊又怕，见到岑春煊后，才算有了点安全感。

岑春煊日常护卫很是忠心。有一天晚上，慈禧太后住在一个破庙里，半夜里被恶梦惊醒，当晚岑春煊整夜跨刀立于庙门外护卫，听到慈禧太后惊叫后，赶紧在门外大声道：“臣春煊在此保驾。” 岑春煊竭尽全力在危难之中护卫慈禧太后安全达到西安，慈禧太后深为感动，后来岑春煊也由此得到了老太后的重用。

慈禧太后一行人出逃的时候，正好是七月酷暑，天气热得不得了，白天的日头毒辣辣的，这一路上真是苦不堪言。但在求生的欲望下，这些向来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也只得一路上拼力支撑。

一行人又累又饿，好不容易捱到居庸关，延庆州的知州秦奎良赶紧前来迎接，向慈禧太后进献食物。但由于准备的食物有限，随从的人没有全部吃到，秦奎良很是惊恐。但慈禧太后此时倒没有去深究，反而对他温言劝慰。到了这时，慈禧太后才换了秦奎良的轿子继续西行。

走了三天后，七月廿四日到怀来县，当地的县令吴永听说慈禧太后一行人到了，仓皇出迎。由于小县城条件简陋，慈禧太后到了后只能住进吴夫人的卧室，皇后住吴永儿媳妇的卧室，光绪帝则住在县衙的签押房。

当时太后饿极，手拍梳妆桌，命令快快送饭来！吴永拼尽全力，总算是准备充分，跟随的人这才算吃了顿饱饭，并有衣服更换―――这几天就根本没有换过衣服，身上早已又酸又臭！

当时的塞外已经颇有凉意，慈禧太后出宫时，穿的是夏天的衣服，吴永见状赶紧进献裘衣，慈禧太后大喜，立刻提拔吴永做了通永道。

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下谕通知各地方大员，说自己不得已西幸（其实就是逃亡），现在派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赶紧想办法妥善解决八国联军的问题。其实此时和这些官员已经失去了联系，而慈禧太后没有想到的是，北京城破之时，徐桐、崇绮都已经自杀身亡。

二十六日，慈禧太后下罪己诏，下令各省保护教民。

二十七日，慈禧太后一行抵达宣化府城，在此休整了四天。护驾慈禧太后由北京出走西安的路上，年迈的马海宴劳碌过度在途中身亡。甘军的主体力量——西北回族将领在这次重大事件中，为慈禧倚重并信任。寓居西安的日子里，慈禧太后对马安良、以及马海宴的儿子马麒与马麟、马福禄的弟弟马福祥诸西北回族将领进行了表彰。

八月初六，抵达大同府，因为已经相对安全的缘故，又休整了四天，随后继续前进，于十七日到达太原。

到太原后，条件明显改善，慈禧太后住进太原巡抚官衙，里面各种器具都很完备，大多是乾隆游玩五台山时留下的旧物。

江苏巡抚鹿传霖，亲自率兵六千赶来勤王护驾。在听说北京沦陷太后西行后，鹿传霖于是绕道河南赶到了太原，见了慈禧太后说，八国联军正要进军保定，恐怕追兵杀来，太原不能久居，请慈禧太后立刻前往西安。慈禧太后乃于是下诏八月初八日继续西行。目标是西安。

当时也有不同意见。江督刘坤一联合东南督抚通电说，陕西贫瘠又近临沙俄，而且甘肃回（族）乱尚没有完全平息，内讧外患，恐怕也不是好地方；如果以为陕西地势险要可以阻止八国联军的话，太后能去，八国联军同样也能杀到。东南督抚们认为，山川之险，不能依靠，偏安西安一地，也难以维持局面；北京作为首都，还是不能轻言放弃。何况，各国也曾呈请退兵，并且答应不占土地，回北京并无危险，万万不能局促偏安，闭关自守。

但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被吓破了胆，老太婆害怕八国联军继续追击，于是不听东南督抚们的意见，继续西行，最后在九月初四到达西安。

到了西安后，慈禧太后改陕西巡抚官署为行宫，又开始摆出帝王的派头了。逃亡的时候，慈禧太后患上胃痛，晚上又失眠，各省大员听后，纷纷进贡各种特方，以讨太后的欢心。

据当时人记载，慈禧太后等人在西安御膳一天的费用，就要花去二百两银子。老太后还对岑春煊说：在北京的时候，御膳的费用比这个要多几倍呢，现在已经省了很多了！

言语之间，毫无亡国之忧！

注：

（1）、马鬼坡兵变：历史上说，由于唐明皇晚年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引发了安禄山之乱，部队行至马鬼坡时，发生了兵变，当时就把唐明皇所喜欢的杨贵妃，被活活吊死在马鬼坡。

（2）、岑春煊（1861年-1933年），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曾任广东布政使、甘肃按察使。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与光绪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后调任山西巡抚，期间与李提摩太等人筹建山西大学堂。后来岑调任两广总督，倾向于进步潮流，在请求立宪、废止科举中表现积极，甚至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等运动，还曾经在凇沪抗战中资助十九路军三万银元，抗击日本侵略者。

1900年8月14日，是北京历史上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这一天，由世界上八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美、德、意、日、法、俄、奥组成的侵华联军占领了北京城。  

当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正加紧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惊慌失措，他们一面威胁清政府加紧出兵镇压义和团，一面策划直接出兵干涉。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7月14日攻占天津，对天津实行军事殖民统治。随后这支兵力达两万人的侵略军，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逼。在这危急关头，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全力抵抗侵略，反而任命奕和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向侵略者乞和。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攻通州，当晚日俄军队抵达北京城下。日军进攻朝阳门，俄军进攻东便门，守城清军和义和团顽强抵抗。14日，英军攻破广渠门，俄、日等国的侵略军也相继入城，北京终于失陷，落入八国联军的手中。同日，慈禧太后接连五次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但毫无办法。第二天清晨，她便带着光绪皇帝和亲信仆臣，仓惶逃往西安

八国联军一进北京城，就疯狂地烧杀抢掠。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都被焚毁。侵略军还到处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就开枪，以致“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侵略军公开准许军队抢劫三天，而实际上直到其撤离之日，可耻的侵略者从未停止过抢劫。大量历史文物惨遭毁坏和掠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几乎全部散失，其它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一共损失4.6万多册。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沙俄侵略军在这次洗劫中特别凶暴残忍，皇宫中凡是拿得走的贵重物品，一概拿走，凡是拿不走的便一概打碎，据估计，八国联军所掠夺的财物总价值不少于数十亿两白银。; 继对北京的疯狂洗劫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强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1月，侵华联军总司令、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抵达北京。此后侵略军增至10多万人，分路侵犯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省境内。沙俄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六路，侵占中国东北，企图吞并东三省。  

英、美、德、意、日、法、俄、奥组成的侵华联军占领了北京城

侵略军公开准许军队抢劫三天，而实际上直到其撤离之日，可耻的侵略者从未停止过抢劫。大量历史文物惨遭毁坏和掠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几乎全部散失，其它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一共损失4.6万多册。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沙俄侵略军在这次洗劫中特别凶暴残忍，皇宫中凡是拿得走的贵重物品，一概拿走，凡是拿不走的便一概打碎，据估计，八国联军所掠夺的财物总价值不少于数十亿两白银

慈禧居留西安期间，奕劻与李鸿章作为清廷的全权代表，与外国侵略者在北京谈判。直到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相继从北京撤走军队，慈禧才决定返回北京。于是，在10月6日这一天，慈禧离开了西安，坐着八抬大轿，带着3000辆大车，装载了搜刮来的70万两白银和大批财物，向京城隆隆进发了。

李鸿章抵京与八国联军谈判

1900年，八国联军即将攻占北京，在这个时候，慈禧太后收拾好细软，狠心地把珍妃投入井中以后，便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出北京城。很快，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就侵占了故宫，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烧杀抢掠。

为了收拾这难堪的残局，还在逃亡路上的慈禧太后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其北上。不过，他的部下及亲属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奉诏，以免又成为了替罪羊，所以李鸿章以身体不适为由进行观望。无奈朝廷一再电催，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与八国联军议和。

10月11日，李鸿章在俄兵百人的护卫下抵达京城，并在贤良寺住下。下车伊始，他先后拜会了赫德及各国公使，而赫德此时则将数日前已拟定的专约拿出来以等候李鸿章的到来。

1901

清政府签署议和大纲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7月14日，又攻陷了天津。8月2日，又集兵两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并于14日攻陷北京。

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遂逃往西安，而派奕劻和李鸿章乞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华，侵略军陆续增至10万，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内。此间，帝俄又单独调集步骑兵17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并于1901年1月15日与列强签署了《议和大纲》。

清政府下令停止武科科举考试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到了8月29日的时候，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实行了多年的武科科举考试制度。

中国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代表大清帝国在《议和大纲》上签了字。此事传出后，李鸿章很快便被国人指责为卖国者、误国者。年老体迈的李鸿章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谈判，以让八国联军撤出京城，让皇室不再遭受流离之苦。 

但是，《议和大纲》虽然已经签了字，而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列强们一再要求，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已经让李鸿章耗尽了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所以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便是关于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气力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朝廷很快便给回了个“应准照办”的电报。

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与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俄国、荷兰、西班牙等11国代表到齐会场，于11时在西班牙使馆举行会谈，签署和谈最后议定书。而十二款条约是早已议定好的，无须再议，各代表依序在12个文本上签字后，正式生效，仪式于11时30分结束。《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清政府赔偿各国军费4.5亿两白银，其中沙俄得1.3亿两，以海关和盐税作抵押；拆毁北京至大沽的所有沿海炮台；各国留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在北京划定使馆界，允许各国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反帝组织和运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在分赃中，沙俄分得的最多，所以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托夫不无得意地说：“1900年的对华战争为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

侵略联军侵入京城，朝廷仓皇逃遁，文武百官也纷纷窜逃。没有来得及跑，还在京内的大学士昆冈等几个官员找到了有清朝官衔的英国人赫德，要求“设法斡旋，以救眉急”。赫德表示应该让庆亲王奕劻赶紧进城，与各国“商议和局大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497。）。英国人不急于要李鸿章到北京是因为他同俄国关系密切的原故。在流亡途中的朝廷接到昆冈报告后，下令著已经跑到宣化的奕劻立即回到北京，同时催促还在上海的李鸿章北上。奕劻在八月初十日回到北京。英国、日本的军队把他护送进城，他带的卫队则全被解除武装。他进城后，见到了各国公使，但他们却并不同他“商议和局大事”。一个当时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说：“人言庆王今在日本人掌握之中，如一囚徒，无权开议”（注：《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388。）。他自己在向朝廷的奏报中说：虽然由于李鸿章尚未来京，无法同各国开议，但他已经“往拜俄、英、美、法、意、比、日本各公使，备述此次拳教相仇，致使各国动兵，并婉谢各国洋兵保护宗社臣民盛意”（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574。）。居然向升堂入室的强盗表示感谢，这个亲王其实不能说是囚徒而是个道地的奴才！

由于俄国人向李鸿章表示愿意承担“保护”他的责任，李鸿章在八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坐船北上。他向朝廷报告说：“天津进口，须有各国保护接待，乃可畅行无阻”（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664。）。他和他的随员到了大沽以后，就在俄国的哥萨克兵的伴同下乘火车到津。这时的天津已成为列强军事管制下的殖民地城市。侵略各国在六月十八日占领天津之后立即成立了所谓“天津市临时政府委员会”（当时，中国人称之为“天津都统衙门”，由参加天津战事行动最多的俄国、英国、日本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后来由于其他侵略国也坚持要参与，这个委员会增加了代表德、法、美、意、奥的委员。列强共管的临时政府在天津向居民抽税，进行司法审判，用砍头示众的办法对付他们认为是义和团的中国人。李鸿章是有直隶总督的官衔的，当他到了天津后，这个临时政府认为“李鸿章可作为私人看待，而他的来临并不影响天津临时政府的工作”（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320。）。一个在天津负责接待李鸿章的俄国官员说：“李氏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注：科罗斯托维茨：《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页140。）。

李鸿章在接受俄国人保护的同时，也力求设法讨好其他各侵略国。他把随带的五十万两白银存进了英国的汇丰银行。他在天津住了半个月，闰八月初九日到达北京。庆亲王也被授为议和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办理。但侵略各国仍然不同这两个全权议和大臣开议。直到十一月初，侵略者才正式提出议和的条件。这不仅因为列强之间需要调整相互间的矛盾，经过磋商才能在议和条件上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因为它们都不急于议和。他们要乘此时机，大肆进行一番掠夺，同时对敢于反抗的中国人民进行武力镇压。它们之所以需要李鸿章和庆亲王，首先还不是要他们在议和条件上签字，而是要通过他们使流亡的朝廷懂得只有彻底采取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态度才能存在下去，并且需要他们约束残留在北方的清朝军队，顺从侵略者的意志，共同镇压义和团势力。

八国联军到处烧杀抢掠，以致京津之间，“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从大沽经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线上，至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29。）。当各国侵略联军打进北京城后，就象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了的宝库前面一样。整个北京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和城外的颐和园，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还有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的法国报纸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回国的兵士叙述说：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们跟着我们去”，“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注：转引自邵循正的文章，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页127。）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笔记中招认：“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31-32。）瓦德西是德国的元帅，德皇威廉第二派他统率侵华德军，并且为他争取得了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德国侵略军是在北京沦陷后赶到北京的。瓦德西本人则在闰八月初（1900年9月底）才到天津，而于这个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到北京。他的笔记生动地描绘了英、日、美、俄、法各国军队在对北京的劫掠中谁也不甘落人之后。当时在北京的一个英国记者则记载说，在闰八月间，“仍时有新兵入城，其中以德兵为最横，天刚黑，他们就从事劫掠，自称德皇训词中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不过是遵奉命令而已。”（注：《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388。）

在北京城内，侵略各国的军队实行分区占领。但对于紫禁城，他们相约不实行占领。这表示他们仍然承认清朝政府。不过事实上各国的军官们和兵士们都曾利用各种机会进入紫禁城劫掠财宝。瓦德西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设立他的司令部。仪鸾殿是慈禧太后住过的地方，珍宝甚多，在瓦德西迁出时，就被烧毁了。

侵略联军在所到之处屠杀义和团和其他群众。一个当时在北京的中国文人记载说：“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街上尸骸枕籍，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锸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死，亦埋坑中。”（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同上书，页470-471。）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目击的情形说：“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注：《庚子使馆被围记》。同上书，页358。）。

在侵略联军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后，北京天津附近地区已没有清朝官军，但不少地方还有义和团在活动。侵略联军首先在这个地区内到处进行劫掠焚烧。例如八月间侵略联军到天津西南二十多公里的独流镇，这里是义和团活动的一个中心，侵略军焚毁了这个镇子。侵略军在劫掠北京以东的通州、武清，以南的良乡、涿州和以西的三家店等地的时候，都遭到义和团群众的强烈的抵抗。

侵略各国争先占领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线。在这条铁路线上，芦台、秦皇岛、山海关等地还有清朝军队。已经到达天津的李鸿章，根据俄国人的要求，下命令给这些地方的军队对于前来占领的侵略军不得进行抵抗。俄国军占领了芦台，接着就乘火车到山海关，但英国军舰抢先一步到了山海关，占领了这里的炮台和车站。为此，英俄间发生了争执。经过瓦德西的调解，强盗间达成妥协；山海关的炮台和车站由各国共同占领，山海关要塞司令由英国人担任，而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由俄国人管理。这条铁路线上的秦皇岛、北塘则已由德国军队占领。

侵略军队又以讨伐义和团的名义进兵冀中地区。一支法国军队到达了献县，这里是直隶省东南部天主教的中心。这支法国军队摧毁了这里的若干被认为积极进行反教会斗争的村庄，接着又向西到保定府。同时，又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联合组成的纵队从北京和天津出发也到了保定府。保定是直隶省的首府，这时在城里的清朝最高官员是在裕禄死后曾代理直隶总督的布政使廷雍，他已奉朝廷的命令用他的军队全力镇压义和团。在北京的庆亲王根据各侵略国的公使们提出的要求，通知廷雍，一定要对顺天府和直隶省境内的义和团“迅速查办解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575。）。廷雍向在太原的朝廷报告说：“现查顺直各属，拳匪众多者，共计三十余州县。拟就现有兵力，先就拳匪猖獗之区办起。……总期一律廓清，以仰副朝廷除莠锄奸，绥靖畿疆之至意”（注：同上书，页599。）。清朝军队就是这样地为外国侵略军的深入预先扫清了道路。侵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这样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30。）。

 闰八月二十日，侵略军到达保定的时候，廷雍及其他在保定的官员开门揖盗，把他们请进城里。李鸿章在闰八月十八日到北京的当天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送急信给廷雍，通知他在联军到达保定时，要“执白旗相迎”，“务祈严谕将士，忽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02。）。侵略联军进入保定后，进行了掠夺和焚杀，而且把主要官员们逮捕起来，说他们曾纵容义和团，并把廷雍和其他几个官员枪毙，枭首示众。这些官员对侵略军“以礼延接”（注：同上书，页741。）仍免不了被杀，这是使清朝朝廷大为震惊的。

侵略联军从保定向南到了正定一带。它除了继续分别以小股军队骚扰冀中各地以外，又显示了要进兵山西省的姿态。九月里德、意、奥三国军队经由宣化侵入张家口。差不多同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军队经由易州占领紫荆关、广昌（今涞源），清朝军队退到了山西省灵邱、平型关。十二月里，德法两国军队由正定向西出兵获鹿，清朝军队退到娘子关。次年的三月初法军又进占了娘子关。

一本天主教会编的书描述当时的形势说：“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还应该加上西至娘子关——引者），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巡逡，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注：献县天主堂出版：《圣教史略》。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51年版，页471。）。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中也说：“联军”入京后，“迟迟不允开议停战，以致纵兵四出，大肆掳掠，并向地方官绅勒逼银钱”（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75。）。

上述保定的情形，是清朝官兵对待侵略者的态度的典型。作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描写归他所统率的军队的情形是：“偶与洋兵相遇，或勉强应敌，溃败相继，或逡巡避退，仅能全师。”（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75。）但事实上，连“勉强应敌”的情形也罕见，有的只是“逡巡避退”。宋庆（他带领军队从天津战场一直退到山西境内）在侵略军西到获鹿时这样说：“正值议和之际，（洋兵）所到各城，官皆出迎、供应，民（其实是绅商——引者）亦力求勿战，免撄其怒，遂使洋兵无所忌惮，且到处要挟，收我军械，前进不已，无所底止”（注：同上书，页787。）。应侵略军的要求，在直隶省境内的清军都向西撤退，李鸿章和奕劻甚至向朝廷无耻地奏报说：“查洋人性最好胜，因晋军仍驻井陉县境，营垒相望，势不两立，必开攻战之衅。请饬各防军全数退入晋境，勿在井陉左近与洋军作相持之势，致令借口进兵，是为至要。”（注：同上书，页1005。）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朝廷，在闰八月初八日从太原迁到了西安，一心一意地盼望李鸿章和奕劻能在北京早早同侵略各国讲好议和条件。它虽然很怕侵略军继续深入，但竭力制止自己的军队在任何地方对侵略军实行抵抗，以免惹怒了侵略者而妨碍“和局”。朝廷给山西官员们的训令是：“现在将与各国开议和局，万不可决裂。……如洋兵前进，即著先行派员劝阻，固不可鲁莽从事，亦断难听其长驱直入”（注：同上书，页747。）。显然，这是个步步退让的方针。甚至对河南省，朝廷也下了类似的命令。由于侵略军南下到正定，而且还一度分兵骚扰直隶省南端的大名、磁州等地，所以河南省也感到非常紧张，惟恐侵略军通过豫北而西叩潼关。朝廷于九月间命令河南巡抚说：“现在正将开议和局，万不可决裂。如果敌兵临境，先行遴派妥员前往劝阻。固不可轻启衅端，亦断难听其直入”（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51-752。）。在北京的李鸿章也致电河南巡抚，就说得更明白了：“如洋兵到豫，丰备牛羊诸品，礼貌相迎。”（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63。②

    当时，进入京畿和直隶省的八国侵略联军，经过逐步增加，最多的时候一共也只有十万人多一点，而且各国之间互有矛盾，作为统帅的瓦德西并不能实行统一的指挥。侵略军在占领了北京、天津直至山海关一线之后，很难深入内地。它之所以显得那样威风，好象要到哪里就能到哪里，因为它有了一个事实上的同盟军的原故。清朝统治者已经全力从事消灭义和团的工作，并且对外国侵略者绝对地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因而已经成为外国侵略军的不可缺少的助手了。

    义和团虽然在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合力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千百万仇恨外国侵略者的中国人民还存在着。如果侵略联军分散兵力，深入更多的地方，势必更加激起这种仇恨，重新引起已经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激烈的反抗。固然清朝统治者只会节节退让，但这一来它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地位将更加削弱，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同盟者和工具的作用也将更加削弱，这也是帝国主义列强所要避免的。正因此，列强的联合侵略军把自己的军事活动限制在直隶省境内，而把在其他广大地区内镇压中国人民的工作，让清朝统治者自己去做。为了教训清朝统治者老老实实地接受列强的议和条件，这点军事行动是足够的了。

在这里，还要叙述一下沙皇俄国单独对东北三省的军事侵略。

沙皇俄国把天津、北京相继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的形势看做是它侵占中国的东北的好机会。前面已经说过，义和团运动在五六月间已经蔓延到东北三省，主要是盛京（辽宁）。英国、法国、美国人办的教堂和俄国人修的铁路成为群众仇恨集中的目标。奉天（沈阳）和其他各地的教堂被焚毁。俄国修的东清铁路（由西伯利亚穿越黑龙江、吉林省境连接海参威的铁路）已经快要全线修通，它从它强占的旅大地区向北修筑的铁路（南满铁路）也已经修到了开原。俄国人在中国领土上，驱使中国的劳力修筑铁路，早已激起群众中广泛的愤怒。六月十八日盛京将军奏报说：“查俄人假道兴修火车，其意本属叵测”。“自兴工以来，强占民地，虐待土工，无不疾首痛心”。“现在由省北至开原，南至海城，计五百里，所有俄铁路桥房均经百姓拆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07。）。由于朝廷已经下了宣战诏书，这三省的长官虽然再三奏报说，他们的兵力不足以抵御俄国军队的进攻，但又不得不说，他们已遵照朝旨，招集义和团，布置兵力，准备作战。

在天津沦陷后，朝廷给东北三省长官下命令，要他们务必让俄国人了解，拆毁铁路全是“拳民”干的，官方只是“弹压不及”，而如有战事，要“令拳民作为前驱”，这是前文已经说过的了。这种卑鄙的方针，显然是要三省的官兵在俄国军队前来进攻的时候实行不抵抗主义。三省的军队本来已腐朽不堪，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和侵略联军在关内由天津向北京进军的差不多同时，俄国军队全面进犯东北三省。它一方面由北面和东面分路侵入黑龙江、吉林省境内，一方面从旅大地区沿铁路线向北攻击。黑龙江将军寿山在敌军占领瑷珲、墨尔根（嫩江）时，派员求和，表示已自行镇压义和团，这也不能使敌军止步。八月初六，俄军进入省城齐齐哈尔，寿山自杀。吉林将军长顺向来反对对外作战，在三姓（依兰）、宁古塔（宁安）、珲春被敌人占领后，他就让各地官兵持白旗迎接敌人。八月二十九日，吉林省城也为俄军所占。在南路，继熊岳、盖平、营口、海城相继失守以后，俄军于闰八月初八日不战而进入了奉天省城。盛京将军增祺已经率残部事先逃走了。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俄国军队占领了几乎东北三省的所有主要城市。在占领过程中，俄军到处残酷地杀戮中国的平民。六月下旬，俄军在进攻瑷珲时，把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居民五千多人驱逐过江，迫使他们几乎全部溺死在江中。接着俄国军队又在江东六十四屯屠杀和驱赶中国居民，造成二千多人死亡。这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罕见的惨剧。

俄国为什么要“保护”李鸿章入京，并且向他表示要在议和中给以协助？为的就是要换取李鸿章的效劳，使清朝政府容忍它在东北自由行动。在侵略联军进入北京后十多天，八月初四，俄国突然照会其他列强，建议侵略联军退出北京城。虽然其他列强一致反对，但俄军自行把它在北京的大部分军队撤退到了天津。其用意也是为了向清朝政府表示“友好”，以达到它对东北的欲望得到满足的目的。

虽然沙皇政府长期来抱着的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似乎已经可以如愿以偿，但它认为不宜于实行公开的兼并。这是因为它看出来由俄国人直接统治中国这样大的地区是很危险的事。当时占领旅大地区的俄国军事长官阿列克塞也夫就认为“在关东省（俄国人把所占领的旅大地区称为关东省——引者）以俄治华的试行中，已充分暴露出条件还未成熟。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即在整个东北三省——引者）再犯同样的错误，实在是冒险”（注：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页152。）。这就是说，还是要实行以华治华。再则，如果俄国公开兼并中国东北，那就势必引起列强的强烈反对，并可能造成列强纷纷兼并中国的各个地区的形势，这种形势是并不仅仅满足于吞并东北的俄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俄国当局决定在形式上恢复清朝在东北的行政机构。盛京将军增祺逃出奉天后，躲在新民厅。俄国的关东区军事长官阿列克塞也夫叫人去找到了他，让他派遣代表到旅顺进行谈判。所谓谈判就是要在一个所谓“交还奉天”的临时协定上签字，按照这个协定，形式上清朝的盛京将军仍然回到奉天，恢复其地位，实际上全省仍然在俄军控制下，而盛京将军则成了对俄国的关东区长官负责的属吏。作为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的几个官员起初不敢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说是如果这样做了，他们“有被视为卖国而被贬和受审的危险”（注：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页155。）在俄国方面的威胁下，终于不但这几个代表，而且增祺本人也签了字。这样，到了十月初，增祺就回到了省城奉天。吉林、黑龙江也是同样的情况。沙皇政府自己制定了一个“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东北三省实际上成了俄国军事占领的殖民地，只是在名义上的行政管辖权算是属于中国。

李鸿章当时通知增祺等人说：“东三省各城，俄廷已允交还，惟保路之兵，一时尚不允全撤。”（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890。）但这种交还，显然不过是个骗局。由于日本、英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俄国占领东北的问题还没有就此了结，下文还将继续谈到。

帝国主义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辛丑条约

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虽然作为议和大臣呆在帝国主义列强占领的北京城里，但是实际上在他们和各侵略国家的代表之间，并没有进行什么“议和”。有的只是在各侵略国家之间的“议”。它们为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对待清朝政府，以及提出什么条件，相互间商议和争执了几乎一整年。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这方面做的事，不过是把各侵略国家“议”的结果传话给在西安的朝廷，直到最后的签字罢了。

要不要瓜分中国，这是帝国主义列强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当时在中国势力最大的英俄两霸，实际上都作了瓜分中国的准备。英国曾想策动张之洞在两湖“独立”，并且加强它在长江中下游的军力，同时又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俄国则如前说，已把整个东北置于自己的武力控制之下，又野心勃勃地还想囊括蒙古和新疆。它们都准备好了如果发生必须瓜分中国的形势时，为自己取得尽可能多的一份。但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示瓜分中国是它们所不赞成的。在天津刚沦陷时，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通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顷奉本国政府电，谕令转达贵大臣，现在保全中国，准视各疆臣之能守靖地方与否，本国非特决无瓜分之意，并未闻别国有此举动”（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15。）。在侵略联军刚从天津出发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向议会说明英国对华政策，他说，一定要使长江一带无风火之警，如果长江各省督抚兵力不足，英国要给以帮助，同时他又说，英国要“确守保全中国，不使瓜分之策。”（注：《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249。）俄国的沙皇政府在准备出兵中国的东北时，由它的外交大臣声明说，它“反对中国现状的任何变更和瓜分中国的任何企图”，并说，它的对华政策是以协助清朝政府维持其国内秩序为前提（注：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大学1947年版，页301。）。它们不赞成瓜分，也不是假话，如果真的实行瓜分，它们势必要为应付帝国主义列强间必然发生的激烈争夺而付出很大的力量，它们在中国的既得的巨大权益也不能保证不会遭受损害，以至有丧失的危险。

英国、俄国以外，在中国已经分划到一定的“势力范围”的德国、日本、法国，这时也同样一方面准备瓜分，一方面又反对瓜分。

义和团的经验，特别使得帝国主义列强感到瓜分中国是很危险的事。因为它们不能不看到，如果实行瓜分，会更加激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反抗情绪，使帝国主义列强直接面对无穷无尽的象义和团这样的斗争。侵略联军的统帅瓦德西曾在给德皇的奏议中讨论“瓜分中国”的问题，他除了认为各国在如何瓜分的问题上不可能成立妥协以外，又根据他在中国的经验指出，中国的皇室和官吏以至上流阶级虽然很腐败无知，但是中国还有四万万人，“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86。）所以瓦德西又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注：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页502。）英国人赫德在那时写了篇《中国实测论》，文中认为瓜分中国虽然是难免的，但现在还不能马上这样做。他从义和团运动中看出，现在中国人“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在他看来，马上实行瓜分，只会加速激起这种精神，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保持中国现状，由列强扶植清朝政府来使中国人没有亡国的感觉，渐渐消磨掉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注：据梁启超在《灭国新法论》一文中对赫德文章内容的概述。见《饮冰室文集》之六，页44。《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收有赫德的全文。）。

美国当时是反对对中国实行瓜分，主张照旧维持原有的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国家。它把它对中国的政策称为“门户开放”政策。早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前，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美国政府已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各国提出关于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内，美国之所以不积极参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是因为它抱着比仅仅取得一个地区的势力范围更大得多的野心。美国在1898年战败了西班牙，夺取了关岛与菲律宾之后，把扩张的野心伸展到太平洋此岸来，谋取最终达到称霸于中国的目的。它虽然无法反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既成事实，但它以“门户开放”的名义要求任何一国的势力范围都不能向它关闭。“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列强都承认现在的中国政府，维持中国的完整，而共同享受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实行所谓“利益均沾”。美国提出这个政策，既利于自己依靠优势的经济势力逐步地加强在中国的地位，又可以赢得惟恐列强实行直接瓜分的清朝政府的感激。同时，这个政策也是侵略中国的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所可以同意的。它们在答复美国照会时都表示赞成或至少不反对，因为在谁也无力独吞中国的情形下，每一个侵略国都觉得，由列强共管中国，使自己在中国的势力没有被排斥的危险，而有利用各种机会发展的可能，是很有利的事。

虽然英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比美国还早，但是以正式的文件向各国提出这个政策的是美国。在义和团运动勃起前夕，帝国主义者中比较有观察能力的人已经感到，锋芒朝向帝国主义的革命危机，迟早会在中国土地上爆发。正在这时，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又具有呼吁列强联合起来应付这种危机的意义。利益均沾，这是减少列强相互间冲突的一种方法。扶助清朝政府而保持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完整，这是无损于列强在华的权益，而有助于麻痹中国人民斗争的做法。美国当时竭力号召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是想使列强组成一个反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神圣同盟”，并为自己争取得侵略中国的领导地位。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也就是侵略战争的火焰已经在天津烧起来的时候，美国又向各国发出了关于门户开放问题的第二次照会。其中宣布美国的政策是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维持一切以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的友好国家的权利”等等。这就是要求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共同保证清朝政府在全国的统治，使它老老实实遵奉一切已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从而使各国在中国的权利得到保障。美国的前一次照会主要说的还只是各国在中国的租界地和势力范围“开放”的问题，这次照会更扩大到全中国的“开放”。

在美国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后一个多月，列强军队占领了北京。在各国争论议和方针时，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英国和德国成立了一个对中国政策的协约。其中说，为“保持在中国的利益和现行条约上的权利”要遵守这样的原则：“中国的内河和沿海的港口，对一切国家的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都应无差别地自由开放，以谋各国共同永久的利益。凡英德两国势力所及的中国领土，相约遵守此主义”，“英德两国政府不利用现在事变为本国谋取中国的领土利益，应维持中国的领土不变更政策”。这就是所谓“利益均等”，“保全中国”的原则。所谓“保全中国”就是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而保全中国的意思。英德两国政府把这个协约送交其他列强，希望它们也承认这些原则。美国表示，这些原则同它的两次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是完全一致的。日本一向不愿意看到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而愿意让中国这块肥肉完整地留在自己近旁，所以它表示完全赞成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完全赞成英德协约。法国虽然在这时很想乘机吞并云南省，但它也表示，它向来主张“为全世界的经济活动而开放中国”，而且认为“保全中国的原则是列强合力圆满解决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则。”当英德成立协约时，俄国正在吞噬东北三省。但是俄国认为它无须乎反对英德协约中提出的原则，它说，中国的自由开放是“以不变更基于现存条约的现状为基础”的，至于保全中国的原则，那本来是“俄国对中国的根本原则”。

这样，美国创导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就成为列强公认的原则，并且成为这时列强联合向清朝政府提出的条件的基础。列强终于互相约定，这一次谁也不提出割地的要求。

美国、俄国、法国都主张，既然要扶植清朝政府，那就还是要让慈禧太后做这个政府的头子。英国、德国、日本虽然有过要慈禧太后交权给光绪皇帝的想法，但在议和过程中放弃了这种想法。列强终于决定继续共同维持这个闯了祸而“悔过”的皇太后（清朝朝廷签署同意的议和大纲中就有“表明悔过”这样的话）。在议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各国提出要惩处祸首的问题，德国对这一点尤其坚持。这就是要惩办那些曾表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经过反复讨论后，各国提出了要求处以死列的十一个朝廷大员的名单，其中身份最高的是端王载漪（他的儿子本已定为皇位继承人）。下过宣战诏书的慈禧太后最担心的是列强把罪责加到她身上。在她看清楚列强追究到端王就可以满足，而她仍然是列强所需要的人的时候，她就心某情愿地接受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了。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列强提出了它们商定的和议大纲十二条。流亡在西安的朝廷，在签字承认了这个大纲后，发出一道上谕，说是：“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946。）。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尤其是照旧承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在中国的统治（这就叫做“不侵我主权”），这是使这个朝廷感激涕零的。但是和议还只有大纲，细目还待商定。这道上谕说，朝廷的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945。）。这就是说它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确是值得“保全”的。

在议定大纲的细目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赔款”的数目。帝国主义列强认为，中国必须为他们这次出兵费用和他们所遭受的其他“损失”而付出一笔巨额的“赔款”，其数目最后确定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在四十年内分年付清，还要加上利息，本利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此外，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十亿两以上。这个数目相当于至少十二年的清朝政府的财政总收入。这样空前巨大数量的“赔款”（习惯上被称为庚子赔款），实际上是要清朝政府负责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最大限度的勒索，用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列强，以赎取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换得帝国主义列强对这种统治地位的保障。

根据十二条大纲而由列强提出的条约（习惯上称为辛丑条约）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9日）签订。条约中规定，上述数量的赔款，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内地关税）为保证。但是只靠这些税收还远不够数，因为还有旧的外债要偿付。清朝政府又叫各省每年摊派二千万两，以应付庚子赔款的需要。

除了赔款问题外，辛丑条约还规定清朝政府要切实负责严厉镇压人民群众中一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与组织，而对于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的大小官员都要加以惩办。在辛丑条约签字前，清朝政府已经按照列强的要求，颁发了这方面的谕旨。辛丑条约规定，除了继续实行这种惩办以外，要把有关谕旨在中国的一切府厅州县张贴出来。

辛丑条约规定，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出一个外国使馆区，并使这个使馆区实际上成为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各国都有权用他们的军队来“保护”其使馆。根据这个条约，清朝政府还必须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全部炮台，并且不能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中国军队，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有权驻军各处以保证从北京到沿海的通道。条约使清朝政府承认了列强军队驻扎在从北京到天津到山海关沿铁路的十二个地方的既成事实。这样，北京到沿海的道路就敞开在帝国主义军队前面，北京城内也有外国军队，清朝政府完全处于列强刺刀监护之下。

这些就是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签字在这个条约上的有八个出兵的国家：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此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这三个国家。代表清朝签字的是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李鸿章在签署了这个条约后两个月病死，结束了他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作帮凶和走狗的一生，他的前半生主要是为英国效力，后半生主要是为沙皇俄国效力。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清朝朝廷以全国的统治者的身份回到北京，中国在形式上仍然是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但是，如同当时一个美国人所说，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383。）。帝国主义列强使清朝朝廷在辛丑条约中承认了中国不过是个在列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倡导，列强公认的门户开放政策所要“保全”的中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

辛丑条约虽然没有割让土地的条款，但是在列强军事占领天津期间，俄国在天津强行攫取了一块租界，跟着，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也各取得了一块租界。在这以前，天津本已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的租界（美国的租界后与英国的合并）。列强对天津的军事统治一直保持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交还给中国的天津已是一个有九个国家租界的城市。

在辛丑条约订立前，清朝朝廷以其驻莫斯科的公使杨儒为代表，同俄国方面进行关于东北三省的问题的谈判。前一节已经说过，沙皇政府根据它自己片面规定的“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和它强迫盛京将军增祺订立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对东北三省实行军事控制。但是地方官员本来无权订立这样的协定。由于英、日、美各国强烈反对，清朝朝廷也表示不能承认。沙皇政府感到必须从清朝朝廷取得一个正式的协定来使自己对满洲的独占得到“合法”的根据，而堵住反对它的英、日、美各国的嘴。因此，正当列强在北京提出议和大纲的同时，俄国要求清朝朝廷委派代表在莫斯科进行谈判。俄国方面向杨儒提出的条件草案，虽说是要把满洲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但是以保护铁路的名义，规定俄国仍不撤兵，而在铁路竣工前，中国方面不得设置军队，以后要派军队，须先同俄国商定数目。这个条约草案还规定，整个蒙古和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于田等处的矿山铁路及其他利益，非经俄国许可、不得让与他国，而且非经俄国许可，中国不得自行筑路。条约草案还要中国允许俄国由东北三省铁路干线或支线修一条朝向北京的铁路，直到长城。沙皇俄国提出这些要求，显然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清朝政府承认它不仅在整个东北，而且在中国的蒙古、新疆地区也拥有独占的权益。

沙皇政府秘密提出的这些要求泄漏出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英国、日本、美国纷纷表示反对。它们警告清朝朝廷，如果同俄国成立这样的协定，那就要造成瓜分中国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朝廷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杨儒在莫斯科的谈判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到了辛丑条约签字以后，俄国军队仍然驻在东北三省境内，拒不撤退。

后来到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承认要从东三省撤兵，但既是分期逐步进行，又附有其他条件，而且中国在东北的军权和其他主权仍受到种种限制，实际上还是把东北当成俄国独占的区域。

俄国以外的其他列强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名义下反对俄国独占中国的东北。其实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力谋在共管中国中为自己争取得优先的地位。后来，到了1904年，为争夺中国的东北三省，日本和俄国间发生了一场战争。

在辛丑条约订立后四年发生了日俄战争（1904-1905）。这是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站在日本背后，支持它的是英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在1902年1月订立了英日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中说，订立这个条约是为了“维持清帝国的独立和完整，并保证一切国家获得在清帝国中的商业和工业的机会均等。”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门户开放主义。也就是要保证中国成为一个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大开门户的半殖民地国家。这个英日同盟的锋芒是针对俄国的，因为俄国当时对东北三省实际上实行了独占。在日俄战争进行中，美国方面也向列强发出一个通牒，重申门户开放主义，表示保持中国的完整是各国得到商业上机会均等的必要手段。

沙皇俄国武装占领中国的东北，清朝政府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只能依靠其他列强的反对来和俄国情商，希望它逐步撤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俄国同清朝政府成立了一个撤兵协约，俄国答应从签字时起，分三次，每次相隔六个月撤退在东北全境的军队。虽然这年九月，俄国依约撤走了盛京（辽宁）西南部的军队，但到了光绪二十九年三月（1903年4月）第二次撤兵期届满时，俄国不但不遵约撤退在盛京的其他各地和吉林的军队，而且提出七点要求，作为撤兵的先决条件，这些要求实际上是要清朝政府承认不但东三省，而且蒙古都是俄国的独占势力范围。沙皇俄国的这种侵略野心，引起了日俄间的战争。英国和美国企图用日本的力量来打破俄国对中国东北的独占，并且削弱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日本是想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地位，它在向俄国宣战时还唱着“保全中国的主权土地”和“各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调子。

在日俄战争发生前，清朝有些官员主张联合日本，对俄作战。但清朝政府既没有对外作战的力量和决心，日本也不愿意中国参战。战争甫经爆发，日本政府就以“清朝财政现状，到底不许与外国战争；不宁惟是，倘中国人民于战争中，对一般外国人开始排外运动，殊有遗祸日本之虞”为借口，劝告清廷，在东北三省以外地区严守中立，而以全力维持国内安宁（注：牧野义智：《中国外交史》。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947年云南大学出版，页350。）。这也就是说，要清朝政府让出东北做战场，坐视日俄在中国境内厮杀。

日俄战争从1904年2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开始。清朝政府竟然宣布把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而自称是处于“局外中立”的地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这时的一个奏折表明了当时清朝政府的窘态。他指出，在这两强交兵之际，要“谨守局外”，也必须有重兵设防，而“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但是他手头只有二万兵力，饷源也无着落，因此他说：“甲午之役……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閧，人之兵力倍蓰畴昔，而驽下如臣，处此财力极窘之秋，提此二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鳃鳃过虑者也。”（注：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二十六，项城袁氏宗祠藏版，页2、3。）

俄国在海陆战场上都遭到失败，而日本也打得精疲力尽。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进行和议，战争以1905年9月订立朴茨茅斯条约而结束。朴茨茅斯条约规定，辽东半岛南端俄占旅顺口、大连及其附近水面和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都转让给日本。日本曾向清朝政府表示，“日本政府于战事结局，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1932年刊印，页27。）这不过是一句假话。清朝政府在日俄议和时也曾发出照会说：“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九，故宫博物院1932年编印，页14。）但是，日俄和议订立后，日本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使清朝政府承认了俄国在满洲南部的特殊地位完全由日本继承。清朝方面由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和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代表，在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按照日本的意愿，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三款，附约十二条。清朝政府不但表示“概行允诺”朴茨茅斯条约中的有关规定，而且还同意额外给予日本以某些权益。

在日俄战争时，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武装侵略。英国侵略军一千多人在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2月）强行越过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在次年二月（1904年4月）攻陷江孜，又在六月（8月）进踞拉萨。侵略者以武力威胁西藏的一部分宗教领袖订立了《拉萨条约》。由于这个条约是撇开清朝政府而订立的，其内容又是旨在使西藏完全沦为英国支配下，清朝政府不能不表示反对，它命令在拉萨的驻藏大臣有泰拒绝签字。以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政府派官员同英国代表在印度和北京先后两次谈判，结果仍没有能完全废除拉萨条约所规定的内容，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英国侵入西藏的军队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才完全撤出。

英国的这次入侵西藏又具有同俄国抗衡的作用。俄国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开始扩张势力到西藏，特别到了1900年，俄国勾结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十三世企图独占西藏。在英国出兵时，沙皇政府向英国提出抗议，说是“对于英国此举，认为有碍大局，或须设法以保护在西藏的俄国权利。”（注：王勤堉：《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页33。）由于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俄国只能放弃了它对西藏的野心。

虽然发生了日俄两国以中国领土为战场进行的火并，发生了英国对西藏的武装侵略，但是总的说来，在辛丑条约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要不是用战争的手段，而是用和平的、比较隐蔽的手段进行压迫和侵略。这是因为，第一，通过义和团运动，它们感到用武力征服中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第二，它们已经使得清朝统治者重新成为它们的驯服的工具。

辛丑条约第十一款里说，“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这就是说，要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各国的需要来修改关于“通商行船”（其实是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已有的条约规定。在辛丑条约订定后两年间，清朝政府先后同英国、美国、日本订定了新的所谓《通商行船续约》。这些条约牺牲中国主权为外国轮船航行于中国长江上游和其他内河，为外国资本到中国内地设厂开矿，为外国商品在中国内地倾销，设立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在对外贸易中，拿1901年到1903年这三年来说，平均每年进口额四亿七千三百万元，出口额三亿一千一百万元，入超达一亿六千二百万元。与十年前，即中日甲午战争前三年（1891-1893年）相比，进口额增加了一倍以上，出口额只增加百分之八十六，入超增加了二倍多一点。

中国的沿海和内河轮船航运业，几乎完全为外国公司所操纵。在光绪三年（1877年）进出于各通商口岸的轮船，以吨位计，外国轮船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三（六百七十二万吨），中国轮船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四百万吨）；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外国轮船所占份额达百分之八十四点四（六千二百多万吨），而本国轮船只占百分之十五点六（一千一百多万吨）。中国的大轮船公司仍只有一个招商局。虽然在1900年前后许多地方办起了不少轮船公司（它们多数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办的，也有官办的），但它们的规模很小，发展困难，往往只办了几个月或几年就倒闭了。

外国的轮船公司，最主要的还是英商的太古公司和怡和洋行。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德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的轮船公司也都来经营在中国的航运。长江沿岸各口的对外贸易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所以在长江上（由上海经汉口到宜昌）展开了许多外国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在义和团运动时，从事长江航运的除太古、怡和二家外，还有英国的两家较小的公司，日本的大阪商船公司，德国的汉堡公司和北德意志公司，四年后，又增加了个日本邮船公司。日本还设立湖南轮船公司经营汉口与湖南之间的航运。接着法国的东方轮船公司也加入长江航路。为了有利于竞争，日本把它的几个公司合并成为日清轮船公司。英国太古、怡和两家和日本的日清公司成为这场竞争中的胜利者。中国自办的招商局虽然一直进行着长江航运，但它和外国轮船公司相比，越来越处于劣势。1903年，航运长江的轮船以吨位计，英国的太古、怡和和日本的大阪公司共为二万多吨，招商局是七千多吨（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强），到了1911年，英国的二家公司和日本的日清公司已达近五万吨，而招商局却只有八千多吨（为前者的六分之一强），所以长江实际上成为外国轮船的天下。

前面（第十四章第三节）讲过在1900年以前列强争夺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的情形。许多铁路的实际修筑则是在1900年以后。1900年前开始兴筑的有些铁路也是在1900年后才完成。直到清皇朝覆灭的1911年，中国土地上有了九千六百多公里铁路。其中，东北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分别由俄国和日本直接经营，山东的胶济铁路是德国直接经营的，云南的滇越铁路是法国直接经营的。这几条具有殖民地性质的铁路共长三千七百多公里，为全部铁路总长的百分之三十九。这时，北京到奉天（沈阳）、北京到汉口、石家庄到太原、上海到南京、开封到洛阳、天津到浦口等线已修成铁路，这些铁路由于借款而受到外国势力控制。这一类在外国势力控制下的铁路共约五千二百公里，为全部铁路总长的百分之五十四。以上两部分共占百分之九十三。只有百分之七，即六百六十多公里的铁路是中国自主的，其中包括清朝官方出资并用本国工程师筑成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和民间集资修筑的若干短距离的铁路，如潮州到汕头的铁路，以及有一些已经出卖给外国又花钱赎回的线路。

帝国主义列强在1900年后的几年间变本加厉地在中国攫夺开矿权。首先就是李鸿章创办的颇能赢利的开平煤矿落到了外国资本支配下。在八国联军进兵京津时，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张翼在英军的威胁下，把矿务局全部资产卖给了英国商人。这笔买卖其实完全是个骗局。英商为经营这个煤矿设立了个“开平有限公司”，资金定为一百万英镑。它以三十七万五千镑的股票分给中国的老股东，作为购买全部产业的代价。其余的属于英商的六十二万五千镑的股票绝大部分都是所谓“虚股”，也就是根本没有缴纳股金。这样，英国商人几乎没有花一点资金就把中国当时最大的一个煤矿拿去了。（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开平附近成立了滦州煤矿公司，这是在直隶总督袁世凯支持下的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其初意是同开平竞争，并达到收回开平的目的。但结果，官僚主持的“滦州”竞争不过帝国主义的“开平”，1911年“滦州”并入“开平”，成为英国资本支配下的开滦公司。）。

帝国主义以多种形式霸占了中国各地的矿权。有的援德国在山东的先例，取得铁路附近的矿权，例如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取得奉天省的抚顺、烟台煤矿，俄国的东清铁路公司取得满洲里、扎赉诺尔煤矿。有的与清朝官方协议合办，实际上取得了支配权，例如安徽巡抚与英国签约合办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六处煤铁矿，袁世凯手下的官员与比利时签约合办直隶临城的煤矿，又与德国签约合办直隶井陉的煤矿。有些中国商人经营的矿，因资金不足而出租给外国商人，或向外国商人借款，因而落到了外国商人手里。例如直隶宛平、河南焦作的煤矿就是这样地为英国资本所控制。帝国主义列强还胁迫清朝政府，出让某个矿区或某个地区的开矿权，例如清朝政府曾把四川江北厅的煤矿出让给英国的布仕公司，把山西的东部、南部的许多州县的开矿权让给英国的福公司，把云南东部七个府（几乎占全省面积的一半）各种有色金属的开采权让给了英法合资的隆兴公司。在清朝末年，全国煤产量，除土法开采的近四百万吨外，用机器开采的约五百万吨，其中属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煤矿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除了航运、铁路、矿业外，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工业投资也迅速地增加。以棉纺织业来说，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英国、美国、德国的资本在上海开办了五个大厂，1900年以后的几年内，又先后出现了日本资本的三个大厂。在清朝末年，外国资本在上海纺织业中居于绝对优势，在全国也几乎占了一半。以造船业来说，英国资本的耶松船厂在1900年合并了祥生、和丰两个厂，大肆扩充，垄断了当时上海的造船工业。以烟草工业来说，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在十年中，工厂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工人由百余人增加到近万名，资本由十万另五千元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元，超过当时中国所有烟厂资本的七倍。

从1901年起到清朝末一年（1911年），外国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的资金大约在七千万元以上。但应该指出，这些资本很大部分并不是从它们国内带来的。不少身无一文的外国流氓来到中国，凭借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进行其“冒险家”的活动，若干年内就成了拥资百万的资本家，他们的资财是在中国国土上巧取豪夺，剥削得来的。正因此，帝国主义的少量投资能够发展为巨大的势力，一位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指出：“在二十世纪初年占了中国发电业一半天下的上海电力公司，我们能相信，从帝国主义者口袋中拿出来的资本，只有区区五万两之数么？可是这是事实。英国的老公茂纱厂老板就拿他的纱厂情形给我们作证，证明这并不是上电一家所独有的现象。他在1914年就这样对股东们透露过：纱厂现共有纱锭四万另九十六枚，这个数目是在没有要求增加资本的情况下，从1900年起由一个三万纱锭的纱厂添置起来的”（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序言》，页11。）。

帝国主义采取“和平”的经济侵略的方式，清朝统治者是满意的，但是帝国主义以为这种侵略方式不至于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那就大错特错了。以下我们将看到，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努力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以不同于义和团的形式进行新的斗争。

慈禧太后的“变法”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剥夺了光绪皇帝的一切权力，打掉了他举起来的变法维新的旗帜。但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以后，慈禧太后也想把自己打扮成主张“变法”，实行“新政”的旗手了。

慈禧太后本来已经准备用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代替光绪做皇帝。由于订立辛丑条约的列强的要求，端王载漪定了斩监候（不立即执行的死罪），充军到边地永远监禁。他的儿子也就失去了候补皇帝的资格。光绪的皇位算是保住了，但他在朝廷中没有发言权。一切实权仍操在慈禧太后手上。

当朝廷还在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开始唱起变法的调子。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上谕表示，皇太后和皇帝同心一致地要实行变法。上谕中说：“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14-916。）这道上谕还限期要求朝廷百官，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各抒己见。二十七年三月初下令成立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说是为了实行“变通政治，力图自强”，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关进行统筹考虑。七月里，下令从明年开始，在科举考试中，不再用八股文。八月初，又下令整顿京师大学堂（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在政变后继续存在），并把各地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接着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学成后，将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的头衔。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曾明令废除八股文而代之以所谓策论，把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但这两件事在政变后立即被慈禧太后否定了。要各省派遣留学生，这是在百日维新中还没有正式提出过的办法。

朝廷在离开西安的前四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日，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发布一道文告中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又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327-1328。）这简直是发誓赌咒要实行变法了。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所以要在这样的时刻高喊变法，首先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列强，博取列强的信任。在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变法上谕后，买办官僚盛宣怀这样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指清朝朝廷和帝国主义列强——引者）必能益加修睦，悉泯前嫌”。（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24。）盛宣怀为朝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在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31、933。）这些话明白地点出了所谓“变法自强”的新政的实质。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在二十七年六月间，原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为此事而发出的上谕说：“从来设官分职，惟在因时制宜。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一切讲信修睦，尤赖得人而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256。）这就是说，从此以后要一心一意以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好为最高宗旨了。十一月下旬，朝廷回到北京，它在快要返抵北京的时候，发布上谕说，一到北京后，“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除了由皇帝接见各国公使外，还要由皇太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342。）是否接受“觐见”，过去是长期引起争论的问题。

总之，慈禧太后之所以要宣布实行新政，主要就是为了要在回到京城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帝国主义列强前面，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决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而是一个能够顺应帝国主义需要的政权。

曾经作出对外宣战诏书的慈禧太后，现在说是要“变法自强”，为什么不但不使帝国主义担忧，反而使他们放心呢？这是因为所谓变法自强不过是洋务派封建官僚的老调子。我们已经说过，慈禧太后虽然由于争夺权力的原故而打断百日维新，但她对洋务派的主张是并不反对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洋务派的封疆大吏显示出他们最能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宠信。洋务派的纲领也就成为从西安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所遵循的纲领了。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宣布要变法的上谕重申了康有为一派的“罪行”：“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15。）表示同康有为的变法划清界限。这个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14。）这是说，封建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可能变的，能变的只是某些方法。显然，这完全是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

响应朝廷的号召，刘坤一和张之洞这两个在长江流域首创“中外互保”的总督，在二十七年五、六月间联名发出三个奏折，当时被称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二，1928年刻本，页9-29。）他们认为，变法的第一步要从“育材兴学”做起，其办法就是开设“文武学堂”，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和旧式的武科考试制度，奖励到外国留学。他们又提出了“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的各项措施。他们所说的“采用西法”，无非是用洋法练兵，用开展览会等方法来鼓励工艺，以至铸用银元，行印花税票等。他们也声明，他们提出的办法和康有为的主张“判然不同”，而且“大率皆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者”。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奏折表示欣赏，说要“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328。）

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死去。于是袁世凯与张之洞成为各省督抚中的主要人物。他们两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联名上奏，主张停止科举，推广学校。他们说：“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注：《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三十五，页2-3。）可见他们之所以主张废除科举考试，着眼点还是在于使封建主义的统治政权披上“维新”的外衣而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

在八国联军之役以前，慈禧太后是平衡地使用封建守旧派的官僚集团和更多带有买办性的洋务派官僚集团。自经此役以后，可以说，慈禧太后已经使朝廷成为洋务派的朝廷。从此，守旧派与洋务派这两个官僚集团的区别也就不再存在了。

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变法，又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危机。辛丑条约的订立虽然使她逃避了从外国来的危机，但是国内的危机却显然是更加严重了。不但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级、阶层，包括各地的士绅、中小地主、商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地增长了。为了使这些阶级、阶层感到这个政权还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重新弹起三年前光绪皇帝弹过的调子。

慈禧太后的朝廷在回到北京后最初三年间所实行的“新政”，比较突出的有三件事：

第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9月）朝廷成立了商部，由前一年曾被派往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和日本考察的皇亲贵族载振任尚书，工矿业和铁路都归这个部管理（三年后这个部改称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就着手制定商律，并提出了“奖励公司章程”。章程中说：“向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惟狃于积习，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致官商终多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使官商不分畛域，合力讲求，庶可广开风气。”（注：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页641。）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原是维新派的主张。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朝一直实行的是把新式工业紧紧地控制在官方手里的政策。到了外国资本已经深深地侵入中国工矿各部门，官方已经无力控制时，清朝才来鼓励私人资本，这虽然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但显然已为时太晚。而且它的奖励办法不过是对于投资设公司的商人按照投资数量的多寡给以不同的官衔。实际上保护私人资本的措施是一点也没有的。

第二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提倡出国留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又一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了学生章程。这时，已经实行了对各级学堂毕业的人授与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的办法，而且规定按照科举考试制度通过会试的人还必须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三十一年（1905年）根据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形势所迫，封建统治者终于不得不给与资产阶级的西学以合法的地位，如同给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合法地位一样。

第三是改革军制，这就是逐渐裁撤旧式的绿营、防勇，组成新式的军队。清朝末年的各省“新军”就在这时开始形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京成立练兵处，主管官员名义上是光绪皇帝的叔父奕劻，实际上是袁世凯。在袁世凯统率下的北洋六镇是最先成立的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官兵，清廷令各省设武备学堂，并且从三十年（1904年）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

这些新政既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了新的气象。如果说光绪皇帝依靠康有为一派人造成的维新运动的声势而弹出的调子在社会上层各阶级、阶层中曾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到了这时候，以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为背景，这些调子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作用了。

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一切照旧。为了年年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全国各省，原有的赋税加码征收，新创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各省长官除贪污中饱外，又以筹款办理新政的名义自行增加捐税。光绪三十年（1904年）官方文书中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注：《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页5251。）这样的事实，当然不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新政”所能掩盖得了的。

清朝统治者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甘心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这更是掩盖不了的事实。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陈天华在1903年这样说：清朝政府“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注：《警世钟》，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后此书简称《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13。）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太后居然同意一些官员的建议而考虑立宪问题，并在第二年宣布预备立宪。这看起来，好象比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还走得远一些。所谓预备立宪的真象如何，将在下文去讲，这里要说的是，清朝的朝廷，在度过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难关之后，依靠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才得以重新回到北京，它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危机。这时，不但被剥削被压迫的下层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且统治者和剥削者也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慈禧太后从表示决心变法到开始预备立宪，既是为了向帝国主义讨好，又是统治者已经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形势的反映。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中旬，当北京城被十万义和团小将和他们的主使人庄王、端王，烧得烈焰蔽天，杀得血肉满地之时，慈禧老太后对义和团的抚剿政策还是摸棱两可，没个明确的抉择。她对那日夜逼她在和战之间表态的西方列强，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并不是个胡涂人。她知道义和团那套魔术既不能扶清，更不能灭洋。虽然她自己也在日夜‘念咒’。至于洋人的凶狠，她在做姨太太时代就已领教过了。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秋九月，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懿贵妃，就被英法联军赶出圆明园。据当年西方的传说，她逃得如此惊恐和仓卒，连她最爱的一只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它们被奉命前来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

此一故事或为西方媒体的渲染。但是‘狮子狗’这个可爱的小宠物（现在纽约市价至少每只五百美元），和许多东方的珍禽异兽，后为西人所宠爱者，每多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末被烧死的‘烈士遗族’。笔者早年留美，在纽约动物园中，就见过源出圆明园的‘四不像’。那时娇贵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夫秋猎北狩。青年丈夫一气殉国。读者们看过大陆演员刘晓庆扮演的美丽的小寡妇吗？她多么可怜。夫仇国恨未报，守节抚孤四十年，到如今还要受老仇人的鸟气。老太后其恨可知；但是其内心的畏葸，也就不难想象了。不幸的是她现在已堕入她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亲贵四人帮的包围圈中，而谋主无人。更不幸的则是正当她在歇斯底里，方寸已乱的情况之下，忽然晴空霹雳，收到一封‘蒋干’偷来的绝密情报，说洋人要逼她‘归政’，痛哭之余，老太后自觉反正是死，就不如干脆‘拚’掉算了－－这是一记《三国演义》上‘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才使老太后决心攻打使馆区，杀尽在中国所有的洋人。欲知其详，还得从她于六月九日自颐和园还宫说起。

甘军惨杀日本书记

慈禧在颐和园长住时期，她本人原有一支数百人的贴身卫队。他们使用的也是当时最新式的后膛钢枪。但是这几百个青年士兵既然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和御园之内，担任警卫，他们如是生理无亏的健壮青年，那就太危险了（后来毛主席在中南海，显然也有相同的苦恼）。所以这支卫队是由太监组成的。太监怎能持枪作战呢？因此慈禧一旦还宫，她就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入北京内城，作为她内城的宫廷警卫。

这时担任北京九门城防的禁卫军和在街头日夜巡逻的义和团大刀队，均在端王、庄王的掌握之中。纵是太后想制止‘拳匪’在北京一带烧杀抢劫，已渐觉力不从心。－－虽然‘拳匪’一辞，仍随时见于‘上谕’（用皇帝名义）和‘懿旨’（用太后名义）。甘军是有实地战场经验和赫赫战功的劲旅，非义和团和九门禁军所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太后曾一再召见董福祥，慰勉有加。董福祥亦向太后保证，他既能‘杀外人’，也能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不用说，甘军就是慈禧的一张王牌了。谁知甘军入城的第一天就错杀了（东）洋人而使太后无能为力。原来董福祥的‘甘军’也是西北一支纪律最差的土匪军，视杀人放火如儿戏。如今拱卫京师，独承天眷，那就更肆无忌惮了。因此当甘军于六月十一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奉命开入永定门时，适值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车出门公干。双方相遇于途。董军营官乃喝问：‘何人？’杉山自觉是外交官乃据实以报。谁知他碰到的却是一支无知的土匪军。未待他说完，这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就把杉山彬一下杀掉了。残酷的士兵一拥上前，不但把杉山尸体支解，并剖腹去其脏腑而实以马矢，弃之道旁。（见柴萼《庚辛纪事》）

杉山之死立刻成了国际新闻。驻北京各国使馆人员和各教堂内的传教士，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中国教民一向被拳民呼为‘二毛子’，其罪仅次于‘老毛子’（黄发洋人），当然更自知大祸临头。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众则颇为积忿得泄而鼓掌称快。

李鸿章、袁世凯是关键人物杉山之死不用说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动。世界名都中各大报刊的报导，不是头条也是花边。这消息也引起中国皇宫内廷的不安。很显明的，如今《马关条约》墨汁未干；李鸿章在日本被刺的枪疤犹在，怎能再杀个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脚，她除专派荣禄和启秀向日本使馆道歉之外，并召见董福祥与载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载漪的帮腔，终使慈禧内外交煎也处置不了。福祥说他一人如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治安就大有可虑了。－－聪明的慈禧当然体会到，这时的‘八三四一部队’是抓在他二人的手中啊。他二人如联手不听‘老佛爷’的话，则释迦牟尼也无计可施啊！为杉山之死而惩凶的谕旨也只好不了了之。据说福祥与戴漪从陛见退出时，载漪拍福祥之背，并翘起大拇指，大夸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见《清史·董福祥传》）

时局发展至此，慈禧显然知道，外御洋人，内安反侧，她已渐渐失控了－－这时在天津，聂士成为阻止西摩的‘联军’入侵北京，双方已打得炮火连天，士成后来终于战败殉国。为抢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与荣禄有过密议。二人决定了一个最有效的万全之策！急调李鸿章与袁世凯来京共纾国难。

李鸿章原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但是荣禄没有应付洋人的本领。现在夷情紧迫，他与慈禧束手无策，只好又策动老太后速调李鸿章回朝了。至于袁世凯，他本是荣禄的死党。一向对荣感恩戴德、忠贞不二。如今又手握重兵，诛义和团如杀鸡犬，深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二人能联袂返京，则荣禄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内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这确是最高明的一着。因此六月十五日军机处便传旨，令李鸿章与袁世凯迅速来京。－－这时由于义和团拔电杆，北京与外界电讯已断。然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则‘百里加急’的传统驿马，仍可照跑无讹；而袁与南方三督，尤其是与广州的李鸿章，则电讯日夜不绝。百年回看水晶球，当时如李、袁应召返朝，则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八国联军’这项国耻，或可消灭于无形。不幸的是，西后把召袁之命随即取消，转而重赏义和团，决心攻打使馆，杀尽洋人，并决定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她老人家何以一夜之间发起疯来，把原先设计好的万全之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扭转，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绝境呢？这就出于一个小小的‘蒋干偷书’所获得的假情报的刺激了。－－历史发展的长江大河，为一点藐小的个人情绪而变了方向，是史不绝书呢！一九三六年冬，张少帅发了一顿小小的少爷脾气，不是把我们五万万同胞，朋友，包括你和我的命运，彻底的改变了方向，以至于今日？

‘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就在西后决定调回李、袁之翌日（六月十六），由于时局紧张，老太婆便召集了一个包括六部九卿、军机、总署和诸王贝勒的大型‘御前会议’，以商讨和战大计以及剿抚义和团的决策。这个会显然被端王所领导的激烈分子控制了。会中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偶持邪术不足恃之说，便被端王所呵止。慈禧也认为邪术虽不可用，而人心则可用。可是就在这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前门大街一带数千家商铺烧成灰烬，而大失人心。因此在会议之后，慈禧还是要方从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刚毅，偕同董福祥‘开导（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管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四五。）谁知这道‘勒令解散’的上谕颁下不及二十四小时，朝命便反其道而行呢！原来就在当天的午夜，朝中接到一通绝密的情报，说洋公使已决定合力扶植光绪而赶掉慈禧－－这是戊戌以后慈禧最怕的一着，如今这最怕的一着就要成为事实，怎能不令老太婆魂飞天外呢？情报的来源是这样的：原来就在这天午夜，忽有人私叩荣禄之门，说有机密要事告急。荣禄接见后才知是他的心腹，时任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奉乃父之命亲来告密者。这情报透露各国公使已联合决定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荣禄得此情报之后，顿时如雷贯顶。他知道在‘戊戌政变’中，他当慈禧鹰犬时所做的好事。如今十一国列强勒令太后归政，拥戴光绪复出。光绪复出，荣禄还有脑袋吗？所以荣禄得报，彷徨终夜，绕室而行，知道是大祸临头。天方亮他就入宫觐见，把情报递给慈禧。太后览报，自然更是热泪横流，悲愤交集。

这位老泼妇独裁专制四十年；她谁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最后真来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睁睁就要投缳自尽之前，她还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她就放泼，和洋人拚命了。‘政治家’退化成‘女人家’

西后显然与荣禄计议之后，便立刻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她在会中讲话时首先叫‘诸大臣’；在激动之下，她又口称‘诸公’。在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中，皇帝与太后向无称群臣为‘诸公’者；骄傲跋扈如叶赫那拉氏者，自然更是前所未有，足见其方寸已乱、手足无措之激动情况。当她连哭带说把‘四条情报’宣布时，全场惊愕，不知所措。端王以下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在激动之下，他们咬牙切齿，立誓效忠太后，不惜一切与洋人一拚。太后也说洋人既已决定开战，大清亡在目前。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四八～四九。《史事要录》所节诸书亦足参考，见页一六八～一七八。）

这样一哭一闹，老太后也就把前一日的对义和团‘勒令解散……严加管束’的上谕一笔勾销。主和派的光绪、立山、联元、袁昶、徐用仪、许景澄，同遭申斥，齐靠边站，朝廷就决议重用义和团对十一国列强不惜一战了；主和五大臣，其后也相继被杀。

六月十七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因此也就变成了中国的御前动员会议。刚毅、载勋、载濂、载漪、载澜乃奉命统率义和团。载勋旋即代替祟礼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从此九门大开，四郊义和团乃大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见《庚子纪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大沽炮台也于此日被七国联军所攻占。（大沽之战时，美国海军拒绝参加，详见下篇。）

德使克林德溅血街头北京情势既如此紧张，十一国公使自然也日夜开会商讨对策。他们第一目标当然还希望中国政府剿匪睦邻。在六月二十日清晨集会时，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 von Ketteler）乃主张与会公使集体行动，联袂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各使不愿偕往，克林德乃单独行动，乘了他那豪华的绿呢大轿，带了一个乘小轿的翻译官柯达士（Herr Cordes）前往总署交涉。行至半途他就被载澜麾下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小队长）恩海一枪打死了。轿夫大恐乃摔轿而逃。当时坐在小轿中的柯君，也被摔在地上，把屁股摔成重伤。（据《景善日记》所载，克林德的死尸是袁昶收的，而载澜则要载漪下令，把死尸斩首，悬于东安门示众。史家或疑《景善日记》为荣禄伪作。然纵系伪作，书中所言故事亦大多可信。参见《庚子大事记》及摩尔斯前书。）

克林德公使一死，北京的东交民巷，就变成慈禧太后的‘珍珠港’了。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发疯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内帑’（她老人家的私房钱）数十万两，重赏三军和在京津两地念咒打拳的义和团，要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愤。（见《档案史料续编》页六一五～六一六。）

六月二十一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她老人家乃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了（多余的一份则送给当时也被围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 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

有四十年当国经验的慈禧老太后不是这样的人嘛！她原是一个凡事都留有退路的‘政治家’嘛！这一次怎么做得这样绝呢？那时在一旁冷眼观察的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对她的评语最是入木三分。摩说：‘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 The empress dowager had long avoided committing herself to any position from which shecould not withdraw， but now the states man waslost in the woman……见摩着前书，卷三，页二一九。）

【附注】慈禧太后在一夜之间，便从个‘政治家’，变成个放泼的‘女人家’，一般的当时和后世的观察家、政论家和历史家，都认为她在这紧急情况之下，歇斯底理的失去了理智。笔者虽基本上同意此说，但亦另有解释。那便是西后心智十分狡黠，她在这绝望情况之下，以义和团小将为幌子，对十国公使（德公使已死），来个‘绑票勒索’。她的‘赎金’或‘释放条件’便是十一国改变对华政策，不要她‘归政’。否则义和团‘绑匪’，就要‘撕票’，大家同归于尽！西后不是个糊涂人。相反的，她是个最工于心计的女纵横家。笔者作此‘大胆假设’，虽难于‘小心求证’，但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西太后的‘珍珠港’

叶赫那拉老太太这一记轰炸‘珍珠港’的行为，可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弄惨了。最后闹掉十几万条人命，还赔上北京宫廷和市民千万件无价的珍宝，加上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诸位华裔读者们要知道，你和我的祖宗，那时都各赔一两呢！说来难信，慈禧老太这个‘珍珠港事变’从头到尾是从蒋干先生自作聪明偷来一件假情报搞起的。殊不知当时驻华十一国公使，本来各怀鬼胎，彼此嫉妒，搞个‘七国联军’的集体行动，已非易事，不要说提出有关中国内政的‘四大要求’了。这四项要求中如真能实现太后归政、光绪复位这一条，对当时中国政局可能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呢！但是大清帝国的起死回生，关他们十一个帝国主义的屁事？他们才不会提出这项要求呢！等到事后中国方面发现列强并无此项要求时，大家乃怀疑这情报为端王载漪所伪造，来故意刺激太后的。其实端王那一伙哪有周瑜之才？他们才造不出这样高明的假情报呢！这个假情报来源实出自英商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Daily News）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清历五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社论。此文复于翌日重载于该报周刊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 Herald）。这篇社论文稿在刊出之前，可能被报社中华裔职工所获悉，辗转为罗嘉杰粮道所闻。他乃根据情报人员的谎报或误译，也或许是他自己为邀功而改头换面、加油加醋，译成汉文，便向荣中堂告密了。－－这位粮道先生开了我们价值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和千万条人命的一个大玩笑。我们如把一百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两纹银在那时的市场价值，折合成今日的物价，该值目前美金现钞几十万万元，我们‘罗蒋干’先生这项乌龙，实在摆得太大了。

在这篇社论里，作者的确提到‘太后和她的帮’愚蠢地蓄意与‘全部列强开战’，并强调‘这个帮如不自动毁灭，就应被赶出北京。我们希望能使光绪皇帝复位。我们应向中国人民确切表示，目前这一战争全为西太后所发动。吾人只是与北京的窃权政府作战，而非与中国为敌也’。

这只是一篇报纸的社论。以光绪复位代替慈禧甚或有违于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呢！至于代收钱粮，共管军事，全为情报人员所妄加。此时英美两国为防俄德等国搞瓜分勾当，对己不利。他们但愿使中国这个最无能的政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庶几利益均沾，维持现状。英国当时掌握了中国外贸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国进出口航运近百分之九十；美国斯时在中国无半寸殖民地可向外发展，所以‘维持现况’（maintaining status quo）－－是所谓‘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对他英美两国最有利也。

事实上，八国联军之后，美英二国协力维持首要战犯慈禧太后权力于不坠，其居心与二次大战后，美英联合维持日本首要战犯裕仁天皇的皇位，实如出一辙。老太后为一项假情报弄得方寸大乱，实在是知识不够，朝中无人，有以致之。那时李鸿章如仍居相位，叫他底下的洋员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赫德（Sir Robert Hart）或丁韪良等到使馆一问，一切不就豁然冰释？哪要老太后去上吊寻死呢？

那时中国的南方督抚都雇有‘洋员’，在涉外事件中以备咨询，以供跑腿，所以情报比较灵通，交涉亦能抓着要点。这些洋员如李提摩太等，大都忠心耿耿，为雇主实心办事，在中国官场中极获好评。这种洋员所提供的服务，到民国初年就逐渐被留学归国的‘博士帮’所代替了。在民初军阀时代，诸大军头们从穿西服、乘汽车、打网球到买军火、订条约都少不了他们。接着而来的国、共两党原多是以归国的留学生为骨干的，涉外事件就少烦外人了；但是在‘西安事变’中，还不是有个端纳跑来跑去？等到毛泽东登台，自恃天纵英明，一切恢复土法炼钢，在对美、苏左右开弓之余，伟大的盟友，就只剩一个阿尔巴尼亚（ Albania）了。嗣后江（青）太后登台，‘海外关系’简直就是‘里通外国’。江老太后和她的四人帮如真的掌权了，她说不定也会搞个‘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呢！江婆娘的泼辣与无知岂在叶赫那拉氏之下？

这番话当然是离题太远，但是在历史剧不断重演的近代中国大舞台中，偶把演懿贵妃的刘晓庆和演赛金花的王莹，排排坐、比较比较，可能也不算是浪费笔墨。－－毛主席和他的四人帮与西太后和她的载字辈四人帮，土法炼钢的所作所为，真是如出一辙啊。再者，西后之决定与十一国宣战，可能也是出于她自作聪明的愚蠢的权谋－－她或许想利用义和团去劫持列强公使，以逼迫列强政变强迫其‘归政’的政策。不成则以义和团为替罪羔羊！其手法与七十年后毛泽东之利用红卫兵，如出一辙。当续论之。

刘坤一与‘东南互保’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矣，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诏谕亦由端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 务必灭洋到底……’（ 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二一～二二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页三六六）。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见《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一三，引＜李文忠公电稿＞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籍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扬言（Open t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J。 C。 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籍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作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年谱》页四三二，引《国闻周报》。）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悬赏捕杀洋人西后宣战后第二项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九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不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 Luther Carrington）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逃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刀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见管鹤着《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Robert C。 Forsyth 着《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拿‘一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一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訢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闯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椿‘弑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于）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着，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卜。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

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攻打使馆的闹剧与心机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但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后，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载漪、载勋、载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决定是和洋人一拚，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归于尽’的‘一拚’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拚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拚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籍口，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做她的太后了。－－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不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责董福祥的甘军拚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的打起来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三百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巳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敦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obituaries）。可是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他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炮’。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见《字林西报》专栏。）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末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意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是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锐利无比。所以在六月二十八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双方又械斗了五十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千余，均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五十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二十五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比我说的也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回哥大接受博士学位典礼中的宾相。他佩服胡适佩服了一辈子。因为他没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精明和调皮。他浑厚得像传统中国农村中的老农夫。富先生是笔者所认识的前辈之中唯一见过‘义和团’的老学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原名‘中日文系’）里的‘丁龙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可敬的华侨工人丁龙而设的。笔者对丁龙的故事曾另有记述，不再多赘。然据我所知，坐在这个‘讲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学问上受之无愧；继他之人则是个下流不通的痞子。笔者今乘重治拳乱史的因缘，提一提这位拳乱目击者，也算是对他老前辈一点点私淑的纪念吧！（关于这一段拳乱史，中文档案笔记至伙；西文史料如摩尔斯前着，赫德回忆录，R。 C。Forsyth 与A。 H。 Smith 等人的著作和汉译Bertram L。 Simpson 而化名B。 L。 Putham Weale 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均足汗牛不及备载。）

使馆幸存，首都沦陷慈禧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五十余日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层她不愿告人的动机－－ 行为科学上所谓‘刺激－－生机－－反应’是也。她想以生死交关的危机，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里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三十多年之后，当‘五次围剿’胜利在望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当局向‘朱毛’致意，不是也说蒋委员长对他们‘手下留情’吗？因为中央军里最新式的德制武器都还未对他们使用呢！既然手下留情，为何又一定要打呢？贤明的读者，就自己去回答吧！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是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猛攻使馆十数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军阶略近旅长）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位张分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曹锟同学。这个武备学堂原是李鸿章授命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主办的，是中国第一座新式军校。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此张怀芝奉命之初自觉是立功的机会。他乃在城头架好大炮，瞄准使馆区，只要放三五炮下去，各使馆就成为尸体狼藉的一堆灰烬了。正当他要下令开炮时，这位三十九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他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辞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张怀芝这位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袁皇帝曾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也不是个笨人。他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众炮齐发，轰了一天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五六二，引《春冰室野乘》；富路德老师与其它西文史料，也颇有惊人的叙述；张怀芝故事散见中英文传记，及《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页二八〇。）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闹剧就这样一松一紧、亦真亦假的闹到八月十四日，使馆内被围洋人与中国教民忽闻哈德门外有机枪声，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当时中国军队尚无机枪也。是日下午二时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Sikhs，上海人俗呼为‘红头阿三’者），一举冲入巷内。五十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一期徐玉）

*.戊戌变法：慈禧太后也是维新派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者。因为他们的事业在百日之后就如流星坠地，轰轰烈烈化作一场春梦。康梁在政治上失败的同时，却获得了历史的成功。两大文豪斗不过老谋深算的慈禧，但一支铁笔赢得百年声誉，用一百天的失败换取了一百年的光芒。至今史学家们对戊戌变法的论述基本上都按照康梁的叙述套路，逃不出“维新派除旧布新、守旧派破坏、袁世凯告密、政变杀人”的模式，给这段光荣与鲜血幻化成的历史投下了重重的魅影。历史的真相却一直躲在琵琶的后面，露出半张模糊的面孔。 

光绪与慈禧的权力斗法

经过康梁的大肆渲染，在人们的印象中，光绪皇帝给人以懦弱的格调。这个在慈禧虐待下长大的少年，只因甲午海战的失败，不得不奋起力争：若不假以事权，宁愿不当皇帝。已至暮年但仍对权力恋恋不已的慈禧最终同意让渡一部分权力，让光绪走向前台，领导这场迫在眉睫的改革。

史家们相信，慈禧让渡的仅仅是事权（一般行政权力），但干部任用权和军权仍紧紧捏在手中。戊戌变法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在维新的百日里，光绪先后发出了百余封上谕。这些上谕大多为各类改革措施，范围至广。有一部分上谕却无关改革宏旨，仅仅是一些普通的行政指令。我们把这部分非改革内容的谕旨联系起来，勾画出的是一条意外的线索。

在变法之初，慈禧着手布局，调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此外又命二品以上官员上任要去皇太后处谢恩。言下之意是，军权和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归慈禧，余下的权力则归光绪。另一方面，慈禧也做了明确表态，只要能使国富民强，不反对变法。如果光绪一直遵循着这个不成文的默契，戊戌流血政变当然不会发生。

变法前，光绪召见了康有为。二人见面首先谈的并不是如何变法，而是按照事先约定，光绪不能染指的高级官员任命权。光绪提出的问题是：老家伙们如果阻挠新政，怎么办？康有为出的主意是开制度局。制度局分为十二个下属机构，分别管理国家的教育、矿产、工商、外交、铁路、财政等事项。制度局成立后，由光绪任命其中的大部分官员，实际履行中央政府职能，对其他政府机构予以保留，只是让官员们无事可干。这个想法如果实现，原来的军机处和下属兵刑礼吏工户六部势将在不动声色间被一口吃掉。因此圣旨一下，总理衙门就以“制度局的职能原有六部都可以履行”为由，轻轻挡了回去。愤怒的光绪无可奈何。

接下来，光绪发了另外一道圣旨：允许士民上书。奏折制度萌芽于康熙时期，仅限于少数人，后来虽然范围有所扩大，但仍是高级官员们的专利。奏折因为能直达天听，是官员们权力的重要渊薮。光绪将这项权力面向所有封建士大夫开放，其主要目的除了增广自身的见闻外，更重要的是分权。就在各类书牍雪片一般飞向紫禁城的同时，各类阻挠的行为也接踵而至。光绪再下严旨：奏折只由部长级官员代传，中途不能拆开阅看。

士民上书制度很快带来了故事。礼部官员王照上书皇帝，其中有让光绪和慈禧到日本游历的话。礼部尚书许应骙觉得过于荒诞，不为代达。事情闹出来后，惹恼了光绪。他在上谕里痛斥：“岂朕之谕旨不足遵耶？”接下来的事情举朝震撼。光绪将礼部六名尚书和侍郎全部罢免，同时任命李端棻等人补缺。一直觉得守旧大臣阻挠新政的光绪试图用这种超常规的任免行为来起到春风化雪的作用。说它超常规，是因为阻挠王照上书的不过是许应骙一个人，而罢免的六个人中，另一位尚书怀塔布根本不知道阻挠上书的事情，其中还有一位侍郎上班才不过三天，连头绪都没有搞清楚就莫名其妙的被下岗。从后来的上谕看，光绪显然并没有事先知会慈禧，难道他忘了当初那个不成文的约定？

礼部六堂官事件后，光绪把目光又转向军机处。他根据维新派的举荐，提拔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四人进入军机处，负责处理士民上书。这尽管是个很初级的工作，但光绪通过维新派的渗透，开启了他控制军机处的第一步。

提拔军机四章京后，光绪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决定开懋勤殿。懋勤殿的作用至今模糊不清。有三种说法，一说懋勤殿类似于政府顾问机构，负责给新政出主意，说穿了不过是光绪的私人智囊团；二说是制度局的延续，光绪开制度局不成，转开懋勤殿，取代军机处。事到如今的光绪终于明白制度局的不妥，想一口吃掉军机处和各部位的胃口太大，不如逐步蚕食，先架空军机处，尔后再消灭其他直属各部门；三说懋勤殿是议院的前奏，光绪试图仿效西方国家，不过唯恐守旧大臣反对，在开议院前先开懋勤殿。

第一种说法可能性不大，光绪要顾问，不妨随时召见大臣顾而问之，何必多此一举，专开机构浪费行政经费？第三种可能跳跃性太高。康有为有上过开议院的奏折，守旧大臣也有过“皇帝要开懋勤殿以民权制约太后君权”的言论，似乎言之凿凿。从多种史料看，懋勤殿只有10个人，尽管这10个人的名单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但全部都是维新派人士。以10个人来代表民意，何其荒唐？最有可能是第二种说法。懋勤殿一开，军机处就被彻底架空，这一步既是提拔军机四章京的延续，又是开制度局而不成的迂回战术，与前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都十分明显。

懋勤殿圣旨之后几天，光绪又下了一道圣谕，提拔袁世凯为侍郎。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担任直隶按察使，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他的工作主要是天津小站练兵，对变法新政参与极少，突然被如此高调提拔未免引起朝野的诸多猜测。袁世凯后来在申报上公布的《戊戌日记》对光绪的召见有过描述，光绪要袁独行其事，暗示其可以不受荣禄的节制。这时离戊戌政变只有五天。

接下来的圣旨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了。光绪密诏康有为，说“朕位几不保”。于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求其发兵相助。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袁世凯先是俨然一副慷慨激昂者的模样，说“屠荣禄如屠一狗尔”，接着又跑到荣禄处告密，导致慈禧发动政变，活脱脱一个小人形象。这个叙述破绽很明显，袁世凯与谭嗣同素无交情，以他成熟圆滑的政治手腕，会在一个并不知根知底的贸然夜访者面前将自己的上司辱骂为狗吗？

有趣的是，至今历史学界仍对戊戌政变的原因争论不已。慈禧既然同意变法，为何又要搞政变呢？有的历史学家说，是因为光绪罢免了礼部六堂官，导致守旧大臣到慈禧面前哭诉；有的说是因为光绪要开懋勤殿，慈禧害怕失去权力；康梁的说法当然是袁世凯告密，泄露了他们想要反戈一击的计划。其实这些理由都是，又都不是。因为自打一开始，光绪就以制度局为手段展开攻击，然后罢免部长级官员、任用军机四章京，直到提拔袁世凯意欲染指军权，步步紧逼，一再触探慈禧的底线。这些手法前后一气呵成，原本难分轩轾。也许本文里光绪的形象与许多史料中渲染的“匍匐在慈禧的脚下战战兢兢”的说法太不相同。我们不能肯定光绪的真实性格，但能肯定的是那个端坐在颐和园的女人面对这些圣旨绝不会无动于衷。

从这个逻辑链条看，我们可以得出戊戌政变的另外一种说法：在光绪的政治进攻之下，掌握最终大权的慈禧为求自保，发动政变，废囚光绪。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戊戌变法的历史就将重新改写。因为如果政变只是光绪和他姨妈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不是维新与守旧之间的角逐，那么无论双方孰胜孰败，都没有正义可言。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斗争只是爱新觉罗的家事而已，与我们何干？

在戊戌变法时，光绪与慈禧的关系非常微妙，但并不新鲜。远的如汉武帝和祖母，近的就如他的祖宗康熙和孝庄，都与他们处境相同。只要光绪按照“小事自行处理、大事事先请示”的原则，完全可以做到相安无事。光绪不肯满足现状，一心要打破两人之间的平衡，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人们或许会说，光绪是皇帝，在封建社会里他理应取得最高统治权，慈禧原本就是揽权。说这话的人，可能不懂政治。自古政治权力的交接并不是说只要慈禧放权，光绪就能接上。诸君可以观察蒋介石传位给蒋经国的过程，蒋太子历任了多少职位，才得以接班呢？老成持重的慈禧先放事权，让光绪在见习期逐步取得行政经验。虽然也有恋权的成分，但在那个政局不稳的年代，客观上说亦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

在光绪改革之初，慈禧一直抱有希望。因为她认为光绪系自己一手带大，不会产生威胁。这与她和肃顺、奕关系都不相同。在戊戌政变前，尽管光绪一再破坏游戏规则，慈禧都非常大度的予以优容，就是出于这种心理的结果。可惜，急躁冒进的光绪一上任就想着大干一场，并不理会慈禧事先设定的布局。诸如他一口气罢免礼部六堂官，创造大清历史新纪录时，背后固然有以非常手段震慑守旧大臣的良苦用心，但何妨事先知会一下老佛爷呢？光绪和慈禧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慈禧死的时候，光绪只有37岁，这个年龄比雍正和嘉庆的即位年纪都要小的多。原本不该成为政治对手，而竟然悲剧的站在了对立面。

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光绪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慈禧没有给出总督和巡抚的任免权，这些官员对光绪的圣旨百般阻挠，拒绝推行。身为史学大师的梁启超肯定知道，崇祯皇帝为了挽救明朝危局，先后换了五十多个宰相，结果又如何呢？况且世界上原本就没有绝对的权力。戊戌政变后，慈禧要废光绪，遭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激烈反对，废立计划不一样中途流产吗？我认为，慈禧给出的国家行政事务最终审批权和二品以下官员的任免权足以让光绪有所作为。就如打纸牌，如果你指望必须拿到四条A才能打赢的话，那你永远都赢不了。与梁启超同样幼稚的康有为说法更为荒诞：变法失败，全因西太后一人。连日本革命家宫崎寅藏都忍不住刺他：如果是这样，那事情也太容易了。你万木草堂三千学子还找不出一个刺客？即便找不出，我宫崎愿只身前往刺杀西太后，果能有助于贵国变法大计吗？

政治经验不足的光绪之所以选择了一条与慈禧对抗的道路，与康有为的煽风点火是不无关系的。在如何处理光绪慈禧关系的问题上，维新派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是康有为的对抗方案，这种方案的特点是，光绪不依靠朝中原有的实力派，如张之洞、刘坤一、荣禄等，而是另起炉灶，创造自己的团队。光绪以维新名义上马，凡是违抗皇帝意志的人，都以阻挠新政之名打击，同时以新政为名提拔新人，创造新鲜政治势力，并对外冠以维新派的名号。慈禧的原班人马一律归入顽固守旧的队伍中，利用国内强烈要求维新改革的舆论为自己的权力发展铺砖添瓦。除了政权外，他甚至要求王照去拉拢聂士成的军队，遭到王照拒绝，谭嗣同比他更激进，要求直接软禁慈禧。至今人们认为康有为是不是真的想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而争论不已。其实这个细节并不重要，只要康有为的对抗方案一直实施下去，慈禧就必有不可容忍的一天。

另一派是王照的和谐方案。王照比康有为要现实的多。既然慈禧并不反对新政，光绪何妨受点委屈，打着西太后的名义来领导这场改革呢？不但慈禧的政治顾虑大为减轻，光绪的手脚可以放的更开，慈禧手下的原班人马因为老佛爷的威望，对新主子的拥护程度也会相应上升。可惜这个方案最终因为康有为的反对而没有被光绪采纳。

大清朝的制度危机 

谈论戊戌变法，就必须对当时大清朝的种种问题做一番分析，然后我们才能就维新与守旧之间的是非得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实在来说，光绪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历经同治中兴的清王朝在内政外交各方面都已危机四伏，其类别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清朝内部自身制度演变导致的，一是西方国家入侵造成的。在第一类别里最引时人注目的是厘金制度，科举制度、捐官制度、教育制度等。

科举考试考八股文，文章的好坏不看内容，只看格式和书法，完全流于形式。国家没有大型教育机构，教不出人才，更选不出人才。即使是清政府早在建国初期也已有了大炮，但武科举考试竟然还是考骑马射箭。满清八旗早已崩溃，政府依靠的绿营兵马中许多士兵雇人顶缺，自己占着军队编制拿工资。实际上当时的满清已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为了筹建海军，满清政府出台了海防捐，卖官筹饷，每年约200万两，备受朝野清流诟病。

厘金制度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产物。太平天国一起，清朝的形势就有点像晚明了。崇祯皇帝为了剿灭李自成，直接向农民摊派军饷，把农民惹火了就加入李自成的队伍。曾国藩知道，在专制政体下，农民是最惹不起的阶层，所以他学汉武帝欺负生意人。在陆路水路遍设哨卡，凡有货物经过都要抽税。这些税款既没有固定比例，也没有时间规律。所得税款全部用于镇压太平天国。可是太平天国灭亡后，厘金却裁不下来。不妙的是，厘金增加了商业运输成本，运送同样的货物，本国比外国成本要高，加上西方国家利用机器制造，成本低廉，导致洋货盛行，清朝国际贸易逆差越来越严重。

以上几点还不过是浮于表面的几项不合理政策，最严重的是清朝所依赖的国家机器——文官集团老化严重。这是专制政体与生俱来的缺陷。当一个政府不属民选，并且他的运作国民无法控制时多半都会出现这类情况。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总量不大，政府机构相对精简，运作成本不高。随着经济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政府机构也越来越庞大，成本也大幅增加。如果中央不加以控制，一般而言，政府成本的增长速度都会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国家发展会呈现出明显的拐点特征。清朝的拐点就在乾隆时期，清朝以农业立国，随着耕地林地不断的拓展开发，初期经济呈现迅猛增长势头，但耕地林地开发到极限后，经济增速减缓，政府机构的膨胀却没有停止，雍正时期增加了军机处，原有的内阁还予以保留；洋务运动后又增加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等机构和职务。这只是编制内看的见的增加。编外人员的潜在滋长更为可怕。到光绪年间时，全国兵力未见增长，但军费开支却已是同治年间的两倍以上。全国的粮食早已市场化，北京人在天津就能随便买到米粮，清朝早期从南方运粮供应北方的漕运早已废弃，可是与漕运相关的如漕督等大批官员却没有下岗，还拿着政府的工资。许多身在庐山之中的官员们自己都觉得奇怪：乾隆年间，我们没有铁路、没有轮船，还有攻打大小金川等战争，国库每年盈余6000万两，为什么现在洋务运动20多年，开了这么多工厂，户部却干什么都没有钱呢？

除了成本无法控制外，政府的运作模式也逐渐呈现出畸形特征。这种现象最明显的特征是基层政权的薄弱。熟知现代政府概念人知道，政府基层机构是直接与国民接触的一线业务单位，他们的业务量要远远大于高层政府机构。因此一般的现代政府都是金字塔机构，越到高层人数越少。清朝政府机构的形状正好是倒金字塔。基层政权不但人数太少，而且没有税收来源，他们的行政经费依靠各类收费。就像我们现在去办暂住证要收钱一样。地方性的收费没有一定的规定，他们更多的是外包给那些政府雇员，这些人属政府聘用人员，长期经营，熟知各类潜规则，吸食民众膏血，无所不为。

文官集团畸形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精细化管理的规章制度。这个问题在洋务运动时就已暴露无遗。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时，轮船司机收受贿赂后，被指定要到某码头收货，可是事先没有约定时间，船到货没到，轮船多停泊一天，成本少则150两，多则180两。货到了之后，假设原本定好1000斤，装船却只有800斤，货物堆在船上，缺乏登记制度，肉眼当然无法辨别。英国的轮船公司每上一批货都要测量轮船的吃水深度，然后计算重量与核定装货量是否相等。李鸿章到底是李鸿章，很快就将英国人的一套制度照搬过来，填补了各项空白。可是他的公司仍然逃脱不了账目不清，公司高层挪用公款的弊病。洋务运动筹办的同文馆名义上培养通晓西方语言的人才，可那里出来的学生甚至连基本的英语都不会说。显然这个学校缺乏教育目标的量化标准和监督机制。

到了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官员胡燏棻管理铁路事务的做法更为荒唐。这位铁道部长不但往铁路上岗位大量安插自己的亲戚，铁路公司的财物报表竟然在户部和总理衙门都没有存档。铁路公司尽管生意兴隆，却年年喊着亏损。公司高层领导人事任免没有与经营效益挂钩。在我们现在相对严密的国有企业账目管理制度下，某国有企业领导都可以“我为祖国喝茅台”，胡燏棻领导的铁道部吃饭喝啥？总不会是天地一号吧？

没有一个良好的文官集团，清朝的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清朝内政改革的当务之急，除了教育和兵制改革外，最重要也最迫切的是制度改革，设计这种制度的人不但要深谙中国官场积习，同时要精通西方国家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又要有深厚的政治人脉，还要能有步步为营的稳重。可惜的是，当时的大清朝不但无人能担此重任，在戊戌变法里，维新派和守旧派都忽视了这个最基本的制度问题。

西方国家竞争带来的问题同样严重。大清朝有些制度如果闭关锁国，原本也不会有大的弊病，可是与西方国家先进的模式同台竞争，就未免捉襟见肘。当时清朝的货币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为了防止民间仿造铜钱，清政府加大了制钱成本，制造一个铜板所用铜料价值比铜板面值还要高。日本人窥破了这个奥秘，大量购买我国铜钱，拿到本国利用化学方法熔铸后赚取其中的差价。除了金融打击之外，西方国家还利用我国粮食储备的不足，搞粮食投机，大量收购粮食造成粮荒而后倒卖。当时的中央政府要应付甲午海战后的巨额赔款，户部早已拿不出钱来。要兴办铁路，发展企业对抗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只能依靠民间资本，可是民间资本十分分散，没有银行的清朝无论是国家办厂还是民间搞企业都遇到了资金短缺问题。

西方国家的入侵给清朝的行政机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洋务运动中，许多很奇怪的职务和机构被创造出来，这些机构给原有机构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让行政管理发生了叠床架屋的弊病。清朝有个很怪异的职位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两项职务通常是同一个人兼的，李鸿章和荣禄都做过这个官。直隶总督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北洋大臣的相当于现在的分管北方进出口贸易的商务部副部长。两个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职位竟然必须凑在一个人身上。其原因是，在洋人通商频密的地方，最容易发生国内外居民摩擦，让军区司令员兼商务部长方便调兵镇压本国居民，以免惹怒了洋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恭亲王奕提议创建的，其基本职能是处理清政府与各国的外交事务，但随着这个部门职能的扩大，一切洋务都被总揽其中。包括铁路、电报、邮政、造船、借款等等。这些业务原本是应该属于六部的，清朝一搞洋务运动，举国工商业、外交、财政、金融无不与洋务有关，只要关乎洋务就被纳入总理衙门的管理范围，原来的六部的业务被逐渐侵蚀。如何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光绪要解决的难题。

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一般人早已手足无措。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光绪能有勇气走上前台，并不容易。这场深远改革最重要的是确定改革的先后顺序，然后就每个步骤制定缜密的方案，稍有不慎，必有倾覆之危。在这场改革中，清朝的维新派和守旧派各自做了些什么呢？

守旧派：一个伪造的概念

关于光绪的步步夺权，我们还有另一种解释。中国自古人事不分离，要想取得一般行政权力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人事任免权，你无法罢免部下，如何让官员们听你的话呢？光绪的百般折腾无非是因为守旧大臣对他的圣旨阳奉阴违，这种清洗政府官员的做法并非针对慈禧。这种说法成立的前提是，当时的清朝政府中，除了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外，其他大臣都反对戊戌变法。事实果真如此吗？

兵制改革和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改革是推行最早的措施。这个并不奇怪，日本明治维新中，最先推的也是这两项，清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康大圣人也在奏折中多次强调改革武科举考试和设立学堂。其实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创建江南机器局时就敏锐的感觉到：枪炮是西方人的枪炮，学堂却是中国人的学堂，考试考的还是弓箭刀石。既然改了第一步，就必须有第二步、第三步，没有回头路可走。在戊戌变法前半年，光绪皇帝最讨厌的守旧派荣禄提出武科举要改试枪炮。到正式着手改革时，另一位守旧大臣张之洞拿出了一整套系统方案。张之洞认为，不能简单的将武科举的内容一改了事，必须做通盘考虑。清朝原有的武科举考试与文科举一样，考生都系自家准备，尔后参加考试。武科举改试枪炮，难不成要考生们自己准备枪炮在家练习？枪炮的款式日新月异，就算让考生各自训练，考试时以哪一款枪炮为标准呢？考生们的考试如果只是简单的练习准头，如何保证考试内容与战场需要相衔接？鉴于以上考虑，张之洞建议，将清朝原有的科举制度与行伍制度合并。非军队编制人员不得参加武科举。换句话说，将原来向全民开放的武科举制度只面向军队，由军官们参加考试，并作为晋升依据。然后创立武备学堂供军官们学习，非从军事学堂毕业的学生不得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军队。这样不但可以统一枪炮考试标准，还可以让考试与战场实用对接，做到学有所成。这套方案立即被总理衙门批准并上报光绪，称“最为完备”。这套设计尽管当时没有来得及实施，但在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与现代军校制度不谋而合。

教育制度改革的重头戏是设立京师大学堂以及各州县学堂。这个政策是戊戌变法里执行最到位的政策。康有为也有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不过其基本内容仍然是设立京师大学堂有何意义而已。具体行动中，康有为只不过提出了将民间多余的祠堂改为学校场地，以补行政经费之不足的建议，没有系统性的方案，何况这项建议许多守旧大臣也提出过。就在大臣们为了学堂的细枝末节问题而争相递交奏章的时候，另一位守旧大臣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从制度上对教育制度作了全面剖析。他认为，不能光只设立学堂，必须在中央设立学部（教育部）以在业务上做一个总的指导。学部的职能是订立统一的学堂章程以及考试标准。各省、州县的学堂经费由地方政府予以经费保障，各学堂负责人也由地方政府任命。两者对学校进行条块管理。在设立学堂的同时还应设立师范学堂，培养专业老师。师范学堂的老师由同文馆学生或外国人充任。学生毕业后必须参加统一的考试，且由地方官会同面试，合格后核发毕业文凭，学生凭该文凭就读更高一级的学校。在省级以上学校毕业时，国家应按照学生的专业分配就业。这套方案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制度实际已相差无几。能在百年前的办公桌上勾画出这样的蓝图，是仅仅守旧二字能轻易概括的吗？

科举制度的改革也是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康有为的想法是，先将八股文改试策论，然后再徐图废除科举。我认为，这是康有为所有奏折里面最为靠谱的想法。因为他本人就是举子出身，深知一旦废除八股，天下成千上万和他一样依靠八股文博得功名的学子们将利益受损。八股改试策论只是科举考试的自我调整。科举考试内容原本就有三场，只是发展久了，考官们为图方便不再看二三场的成绩，而第一场又只考八股，所以科举就蜕变成了八股考试。其实只要恢复科举原来三场并重的考法，科举的许多弊端就能被自动废除。因此，张之洞提出，三场考试，分别考经学子学、历史事务、时事政治三场，以考验他们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体会和对当今时事的看法，按照三场成绩高低逐次淘汰。同时张之洞强调，科举无论如何改，四书五经必须列为考试内容，这是我“中华之所以为中华”的张本。这些掷地有声的话放在如今高考改革中恐怕也不能简单斥之为保守吧？

在守旧大臣里，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昏聩的无知党徒，如刚毅和徐桐。但这两名军机大臣无论是资历还是实力都远远不足与荣禄、奕劻、李鸿章、张之洞相提并论。他们的保守似乎并还没有到能够成派系的程度。在戊戌变法的上千封奏折里，我发现了这样的规律：维新派的想法大多都流于形式，少有实际的操作内容。他们考虑更多的是我们该做些什么，而守旧大臣们考虑更多的则是这事该怎么做。康有为在上书中的大多数内容与保守派的改革意图并无矛盾。如铁路、开矿、开农学会、建立农工商总局、办学堂、改科举。那么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还在奏折里说维新、守旧二人势成水火，到底所指为何呢？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那个礼部六堂官事件。礼部尚书许应骙因阻碍王照上书而被革职。在革职前，光绪让许应骙上了一个情况报告。许应骙在奏折里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守旧。他还列举了两个证据，一是自己识得26个英文字母，二是以前在户部工作的时候引进了西方的记账方法。他之所以反对维新派是因为讨厌康有为，但反对康有为并不是反对戊戌变法。许应骙与康有为素无交情，为什么讨厌康呢？自明朝科举兴盛以来，读书人出身的官员早已形成了一个集团，他们中有些人慨然以孔孟传人为己任，一心要将自己打造成道德化身，以清流自居，虽说脑子里也不乏迂腐的成见，但其为人处事终究还是强调光明磊落。康有为在接受光绪召见前，曾写出了七封上清帝书，均无人代达。他在北京城里，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举子，所有的不过是当年因公车上书而造就的名气。他要见到皇帝，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圈，没有北京城里达官贵人们的鼎力支持，是万万做不到的。因此，在戊戌变法前，康少不了一番钻营，这些夤缘攀附的事难免引起清流们的鄙视。再加上康有为性格傲慢高调，持论怪癖。跟着他的乡人只要意见与他不同，必遭一顿痛骂，乡人呼他为康圣人。其他人则呼其为癫康。他在朝房遇到荣禄，竟然说，变法三天可成，只要杀几个一品大员就可。这种偏激的话语显示出其人缺乏必要的政治风度和偏激幼稚的心理特点。他所写的《孔子改制考》公然否定孔子，甚至连同是维新派的陈保箴都觉得太过荒唐，上奏折要求康有为销毁此书的版样。这本书的观点后来被国学大师钱穆以详细的论证证明为“一派胡言”。就在许应骙等人被罢斥的当晚，康有为摆了一桌子酒菜庆祝。

其实，维新派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王照看不惯张荫桓的贪污情形，忍不住要上折请光绪严惩。当天晚上，康有为会见王照说，奏折万万上不得，张荫桓是皇上的人啊。同在官场，同为改革即使维新派内部都有分歧，何况这些老成谋国的实力派与毫无政治经验的新手之间呢？有分歧是正常的事，但按照康有为的对抗方案，以维新之名铲除朝中原有势力的想法，维新与守旧之间当然少不了一番较量。

有改革就有利益受损失的官员。既然光绪集团已经垄断了维新的旗帜，他们要反对只能抬出所谓祖制不可违的招牌。这些官员成天跑到慈禧那里哭诉，要求老佛爷出来训政。这里有切身利益的原因，也有与维新派政见不同的原因，之后我们还会讲到。在杨崇伊上了请慈禧训政的奏折。慈禧銮驾回到皇宫将光绪一顿臭骂，就此宣布训政。这场政变持续时间不过几个小时，而且风平浪静。在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训政上谕里只字未提戊戌变法的事。慈禧的观点很明确，反对康有为，但不反对戊戌变法。可是训政之后，慈禧又废除了大多数新政，甚至将已经改为考策论的科举改回到考八股文，这么离谱的做法又如何解释呢？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慈禧就是守旧派的代表，她率领守旧集团疯狂反扑，将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之外的所有内容全部毁于一旦。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准确。慈禧虽然一直独掌大权，可是她要训政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训政能否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尚是一个未知数，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存在风险的。要稳住局面的慈禧，第一个想到的是并不是维新守旧孰是孰非，而是稳定压倒一切。既然这样，那些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官员就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迫切需要他们的支持。再说，光绪既然将自己作为维新的化身，打倒了光绪，势必就要暂时搁置变法。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一口气裁掉了大理寺、詹事府等大批行政机构，地方上包括省长级的高官也裁掉不少。这些戊戌变法的失意人，一旦看到变天，少不了反攻倒算。慈禧以祖制为名大开历史倒车，施以拉拢之术，更多的只是权力的需要。因此，在慈禧宣布废除的新政里，还包括将武科举改回考弓箭刀石，不考枪炮，而强烈主张武科举考枪炮的，正是她的宝贝亲信荣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慈禧的反扑绝不仅仅是针对光绪和康有为这么简单。仅仅两三年之后，慈禧就宣布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将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全部恢复，并且推行的更加深远。戊戌变法后的这幕保守派露脸的大戏对慈禧而言，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作秀。

新政的内容也没有到全部毁坏的地步。除了京师大学堂外，慈禧还保留了各地的农工商局，只是废除了在北京的总局。因为总局对各省分局的业务指导几乎阙如，形同虚设。此外湖南地方新政还设立了保卫局，其职能与现在的公安局基本相同。当穿着巡警服装的人出现在大街上巡逻时，湖南臣民始而大感骇异，继而因其对街头现行案件打击得力，民间又大感方便，连上街买菜都觉得安全感有所增强。不过最终保卫局还是被裁撤，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行政经费。在政变后，总理衙门负责人奕劻列出了我国最早的铁路管理章程。其中详细的列明了铁路的建设过程中各项规定。包括外国贷款应由总理衙门审批，地方政府负责保卫铁路运输安全，铁路的外国股份不得超过25%，铁路中由公司自主经营，国家不予干涉，公司的财务报表要存铁路矿物总局备案，总局不定期派审计专员对公司账目进行纠核。维新派人士胡燏棻的铁路管理混乱时代被终结。        

外强中干的维新派

一个戊戌变法有很多种说法。读者不要以为，戊戌变法只有维新和守旧两个版本。我们对照光绪的上谕和康有为的奏折可以发现，光绪对康有为几乎是言听计从，戊戌变法的绝大多数政策都是康有为提出的。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之间一切都若合符节。在上文中，我们只是讨论了维新守旧者们的变法方案和他们的态度，不妨再考察一下戊戌变法各政策的执行情况。

变法中的重头戏是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由于朝臣的意见都比较一致，这两个政策在执行上都没有什么阻碍。学堂方面，连远在山西云南的巡抚奏折中都详细列明了当地学堂的校舍选址、经费来源、购书途径和教师聘用情况。科举方面，在八股改试策论后，光绪帝也许有感于心，还出了“天下得人难论”的题目。

变法中的大手笔就是裁官，光绪初步地感受了到了文官集团的问题，他的做法只是简单的裁员，而不是如我们上文所说的重新在制度层面整顿一番。首先被裁撤的中央政府机构很多，包括大理寺、詹事府、光禄寺等等。从功能上讲，这些挂虚名的部门被裁撤并无不妥。但光绪在执行上却暴露出经验不足的弱点。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裁员，首先要公布的是裁员之后的去处，裁员的具体方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人心和杜绝谣言；其次，这些被裁的部门原有业务要合并到其他部门，业务交接如何进行要有一定的章程。当然，这些在光绪看来可能都不值一提。他大笔一挥裁撤部门后，京城中谣言四起。有的说，可能还要裁更多的部门，也许连六部都要裁；还有的说，皇帝已经吃了康有为的药水，准备加入天主教。部门交接的时候更是一片混乱，那些没有找到下家的官员一听裁员，顿作鸟兽散。太仆寺管理马政的办公室满屋狼藉，文件档案丢的到处都是。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光绪处理一般事务的能力。戊戌政变后，俞廉三取代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在裁撤保卫局时，他将原有人员并入保甲局逐年淘汰，实现了平稳过渡，那份娴熟的政治手法当然为只有27岁的光绪所不能及。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光绪所依赖的大多都是和他一样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胸中怀着美好的梦想和伟大抱负，恨不得国家一夜暴富，但在通往富强的路上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印迹，而不仅仅是一腔热血。

裁官的事光绪还能大笔一挥，裁兵就由不得他了。按照光绪的意思，全国六十万绿营兵要裁撤三分之二。他的圣旨一下，刘坤一、张之洞等总督巡抚就给他四个字：裁无可裁。大清朝的空饷问题十分严重，绿营旧疏战阵，本已破旧不堪。可是裁撤的这些兵丁接下来去哪里呢？到现在为止，我国都十分重视退伍军人的复员工作。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一定军事训练的人。前苏联的军人因为利益受到伤害，把坦克开上了克里姆林宫。要裁兵就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并不是圣旨一下就可以解决的。有名无实的绿营兵固然需要改革，但如果只是简单的裁兵，没有妥善的安排，数十万武装人员一夜之间失业，会出现怎样的混乱局面谁敢逆料？可惜的是，光绪的圣旨里就是一个字，裁。深谙政治形势的地方大员们当然知晓其中利害，但他们不敢直陈皇帝的幼稚，只能以世故圆滑的裁无可裁来虚与委蛇。这些现象在康大圣人看来，当然是守旧派阻挠维新变法了。

整顿原有的体制外，康有为还大陈改革的洋务内容，比如开设农工商总局、开农学会、大建铁路、邮政淘汰驿站等等。所有内容光绪一律照单全收。这些观点如建铁路淘汰驿站等是李鸿章已经做了但没有做完的事，并非康有为的发明。李鸿章早在洋务运动中就遇到过守旧大臣们阻挠建铁路的事，大臣们认为建铁路会破坏风水，至今历史学界对这些守旧大臣们的评价依然是“无知”。事实果真如此吗？同治年间，在反对李鸿章建铁路的大臣里固然有从未见过铁路的无知者，但同样有到德国和英国亲身体验过铁路的驻外使臣。他们反对铁路的理由是：铁路建成后用来运兵？那么铁路就是国防工程，可是李鸿章建铁路的资金系借助国外贷款修建，铁路技术用的国外技术。一旦有战事发生，西方列强可以通过拆除铁路阻止清政府调兵，而自己却可以通过修复技术沿铁路长驱直进。况且，铁路贷款用什么来偿还呢？因此，守旧大臣们提出，要建铁路就必须使用本国资本，向民间筹集资金，其次进口铁路零部件，但修建工人必须由国内技术人员充任。

他们反对铁路的理由还有，如果铁路用来运送客货流，那么铁路就是商业运输平台。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用，洋人也可以用。铁路运送多寡取决于国内工商业的生产水平，清政府的当时的工商业实力当然不能和英美等国相比。铁路一通，本已充斥国内市场的外国商品势必沿着铁路深入到清朝乡镇等二级市场。这对本已贸易逆差的清朝而言不啻雪上加霜。有趣的是，他们还提到许多细节。他说，铁路只要断其一处，全线废弃。英国初建铁路时就有完善的巡逻防范制度。大清朝当时的国情时，货物值一文不能路上放一刻，否则立刻有人偷盗。一建铁路，沿线百余里，拿什么保证乡民们不去拆铁路卖钱呢？如同现在英国有些社区路边有公用的笔记本电脑供行人临时有急事上网，我们能不能也学英国人一样，将笔记本电脑放在路边呢？别说电脑，就是公用电话亭何尝不是被拆的七零八落呵。

我费笔墨叙述这场洋务运动的官司，其用意是提醒读者，大清的保守派里不乏迂腐之言，但也有清醒的棒喝之语。李鸿章办洋务运动时与康有为一样深感守旧大臣太过落伍。但守旧大臣里同样有着远见卓识的人物。他们的观点可能已经落伍，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并非不值一哂。这场铁路之争其实道出了清朝改革的一大盲点，惜乎无人加以重视。那就是，没有产业改革，仅仅依样画葫芦的引进铁路、邮政等洋玩意有用吗？

生产力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有对民间工商业的大力扶持，有银行等金融体系作为民营企业经营的后盾，有健全的教育体系为其输送人才。改变我国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建立工商业为主的新体系，同时配套以文官集团的制度完善才是当时大清朝比较合理的改革方案。这套方案也是中共执政后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先从生产力入手，于是我们能造自行车，有了凤凰、永久；然后能造家用电器，我们有了海尔、格力；然而向汽车进军，比亚迪虽然没有掌握太多核心技术，但按照其发展方向一如当年的家电企业。产业体系逐级往上吃，一直吃出能与空客、波音叫板的企业。

李鸿章没有这样做是迫于当时国内形势的无奈，康有为有机会却没有推行。因为康有为对铁路的认识还停留在“大建铁路，驿站可以全裁……只在皇上一转移之间耳”的水平上。在建铁路的问题上，康有为还大发其癫康本色，上了一条足令光绪大跌眼镜的奏折。他在奏折中提出，要大建铁路和大建海军，但国家没钱，康有为请求光绪向西方国家贷款6亿两白银！这下，光绪不敢照单抓药，也抓不起了。

从康有为的奏折看，他的改革方案全部集中在国家的上层建筑方面，无只言片语涉及产业体系。当然，守旧大臣也没有涉及，唯一有点沾边的是盛宣怀的货币改制和筹组银行的方案。康有为在奏折里一再强调，改革要成功，顺序很重要，何者应先来，何者须靠后要有一番仔细的探讨。可惜，我从他的诸多方案里没有看出太多的条理，改革方案仍不过是洋务运动的延续。梁启超说洋务运动是皮毛之皮毛，他的戊戌变法也不过半斤八两。

没有产业改革，只动上层建筑是无法使一个国家富强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鼓励民间申请专利这一条新政的执行上看的十分清楚。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光绪下旨设立专利局，鼓励民间申请专利，保护知识产权，激发国民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这条新政是照搬国外的，执行下去之后，国家倒是批准了一批专利项目。但除了极少数如纺丝机器专利外，大多数都是一些手工艺品的专利。专利和铁路一样，只是工商业体系的配套用品，他的作用依附于工业体系。大清朝仍处于手工业时代，设了专利局也是白搭，鼓励的都是手工业品，铁路建成了运的还是糖果、陶瓷、染布。

改革的条理除了从生产力到上层建筑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顺序。那就是依照难易程度，先从人们容易接受的下手，然后再慢慢引进难接受的项目。我个人总结，当时清廷的改革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原有体制层面的，改变这些项目不会对原有的制度造成任何实质的变动，改革无需依靠国外力量，关起门在家就能改。如变动科举制度、修改部门的则例；二是必须依靠国外力量的，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洋务，但仅限于生产环节。这些包括铁路、邮政、矿产开发等等；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把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吸收进来，这一层如果实施，中国数千年的体制势必全盘西化。从难易而言，第三个项目最难，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根本无从实施，第一个因为要拿既得利益集团开刀，也有一定难度，从事这项没有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铁腕决心，是不容易办到的；最有第二项最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李鸿章先从洋务入手的原因。

反复强调顺序的康有为也没有遵循这一项规则。在他的字典里，三个层面的改革是同时启动的。第一项涉及裁撤中央各部门、裁兵、裁漕运机构；改革科举和兵制，除了科举兵制等改革在守旧大臣的推动下进展顺利外，裁员计划要么无法推行，要么一团糟；第二项是铁路、邮政、矿物改革，最后被他弄出个贷款6亿两的计划；第三层改革是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也就是君权向民权的改革。康有为的奏折中有取消建立议院、取消满汉不通婚、改变着装和年历纪法的内容，而且一再要求光绪着西服、满汉合一、开设议院，实现民权。康有为在民间开办学会时，曾接触过这些西方政治学的书籍，但不知是他一知半解还是故意歪曲，在他要求开议院的奏折中，将议院描绘成皇帝的一个私人顾问机构。议院有民间人士组成，有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权力，但最终决定权仍在皇帝手中。这与西方国家的议院当然差的很远。关于议院，守旧派也有相关的奏折，他们实施议院的建议比康有为要现实的多。保守派官员认为，以中国当时的条件骤然实施民主不太可行，但不妨可以由小及大，逐步实施。可以先在决策圈里实施民主，比如官员的升迁要有其下属各官的投票，重大决策有分歧时，也由下级官员们投票做出裁决。等这套方案运作娴熟后再逐步向全国各方面推广。保守派官员的想法当然要比康有为要好的多。不过这些建议，光绪都没有也不可能理会，其他人也就无从置喙了。

这些政治文化改革项目不但当时无法推行，相反给正常的改革带来了不必要的阻力。慈禧得知光绪暗自订购了三百套西服时，不禁勃然大怒，这当然成为那些不满光绪的守旧大臣攻击的口实。如果是政治老手，一般都会将这项改革推后，以减轻人们的反对心理，让改革顺利进行。康大圣人可不作如是想法。他领导戊戌变法的目的并非为了国家富强，而是实现个人取代孔子成为至圣先师的伟大抱负。

否定康梁的意义

戊戌变法早已过去百年，我无意与两位早已作古的文豪为难。所感叹者，惟系国人看待历史的模式仍然秉承了霸道盲目的两分法。否定康梁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戊戌变法，而是要刷新国人以贴标签式的简单公式给每位历史人物下并不准确的结论。反对康有为就是反对维新，就是守旧，这个逻辑和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革命、反对蒋介石就是反革命，反对林彪就是反革命如出一辙。这种充满暴力的历史观不得到纠正，我们看待历史的心态就不会平和，看待历史的角度就不会全面。

戊戌政变时，康有为仓皇出逃的时候，康广仁成了牺牲品，他在监狱里后悔的以头撞柱，在杨深秀等人安慰之后才说，我不怕牺牲，我就怕我们牺牲后，再没有改革的志士了。戊戌六君子被问斩时，表现最英雄的是谭嗣同，他骂骂咧咧的从监狱里出来，坐上第一辆囚车，非常豪气的成就了一段道德传说。徐致靖被捕后，李鸿章托荣禄为他求情，最终慈禧网开一面。张荫桓原也要问斩，被洋人们救下，最后被发配新疆，一路上他在摆足了部长级高官架子的同时，也像现在被双规的官员一样，不停的问：我的头能保的住吗？张元济受到牵连，后拜访李鸿章，谈及戊戌变法之事。李叹了口气，说，你小孩子懂什么。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的更远，可以发现，戊戌变法只是一个很短的片段。在变法前，实际上设立京师大学堂等政策已经开始；变法后，新政并未彻底停止，相反得到了更深远的实施。那么，这段一百多天的历史价值，我们是否因为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做了过高的估计呢？诚然，这段短暂的昙花一线因为谭嗣同的鲜血，因为康梁两大文豪的笔墨显得比其他淡漠无闻的改革要炫目的多。但除去这些华丽的外表，还原到朴素的历史，我们必须承认，这段历史并无我们想象的那般重要。

历史还是那个历史，他并没有因为谭嗣同而加快脚步，也并没有因为刚毅和徐桐而退后。拥着第二天东方升起的曙光，无论世上少了谁，历史的车轮都滚滚向前。

（忘不了中国的过去）

*.晚清慈禧的改革和李鸿章的最后一首诗

西南

戊戌变法是一场改良主义者（康有为）通过光绪皇帝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1898）运动，主要是效法西方的科学文明，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制度的改革即变法图强。这次运动由于直接触动慈禧太后的权力遭到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激烈反对。同年九月慈禧太后携守旧派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见大势已去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斩杀于菜市口，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了。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还有一次改革，也即清王朝的二次改革。这次改革是慈禧太后亲自发起的。此前她经历了锥心刺骨的反思。这些反思是八国联军用武力强加给她的。1900年前后，义和团和清王朝里的守旧派联手，公然违反国际公约，肆意诛杀西方传教士引起文明世界一片哗然，引来了八国（实际上是十一国）联军的联合干预。（光绪26年）英、法、德、美、日、俄、意、奥等国派遣的联合远征军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占领天津后八国联军势若破竹直捣清王朝首都北京。在镇压了京津地区的义和团后占领北京。迫使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太原，后来又辗转逃往西安。

为化解民族危机最后由李鸿章出面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要求清王朝陪银四亿五千万两。这相当于大清朝百姓五年的税负。当时大清境内人口四亿五千万正好是人均一两。金銮殿摇摇欲坠之际，各省督抚隔岸观火，有的宣布中立。李鸿章并不想当汉奸，他知道签订《辛丑条约》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是整个西方社会能接受的谈判代表只有李鸿章。一是李鸿章在世界上的影响，二是慈禧太后当时再也找不出比李鸿章更合适的人选了。

李鸿章，国之大器也，百年不遇之才。是坚定的改革者，然而天时地利天不予其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大口吐血行将驾鹤西去。这时俄罗斯公使就站在他的床边，逼着他签字，把满洲领土划给俄罗斯，但是他至死不从。临咽气前老人写下最后一首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诗中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并对后来者寄予深切期待。可怜后世人却给他了个“卖国贼”的结论。

慈禧太后启动的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次改革是以政治改革为主线的。山河破碎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狼狈逃窜后慈禧太后痛定思痛，认识到没有政治改革大清朝只有死路一条。在慈禧太后逃难由西安返京的途中，慈禧颁布了“辛丑改革”条例。“开国会，畅言论，废科举，行立宪”给人民宽松的民主环境。允许光绪接见外国公使。她自己也接见公使夫人。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为重大新闻。戊戌变法是慈禧扼杀的。早期的改革偏重于经济和军事，但这时候中心向政治上转移不能不说是慈禧太后思想深处发生过深刻的革命。这才有了载沣前往德国赔罪，五大臣周游列国考察，创建君主立宪之说。1904日俄罗斯和日本为争夺在远东的利益爆发战争。立宪派的日本国战胜了专制独裁的俄罗斯国强化了慈禧太后坚定立宪的信心。

宪政文化的根本是人的解放和独立性。离开人权观念民主民权民生都将失去依托。慈禧作为一个政治家不能说她没有政治智慧，但是政治智慧受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慈禧启动的政治改革更多地来自慈禧自己的遭难境遇和深刻感受而不是对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的解释。她不知道对人的肯定和尊重是实现任何预想社会形态的前体。这就和科学发展观一样，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的肯定上才能实现。所以在慈禧光绪死后，中央权威削弱后慈禧的立宪继承人也跳不出这个怪圈，此后推出责任内阁制中，新内阁统共十三人中满洲亲贵就占了九人。

慈禧的改革并不是一次专制独裁政权的包装。我以为她的改革是真的。但是这种带有排汉性质（实质是自利观念的反映）、变相世袭性质，延续旧的封建组织原则建立的责任内阁无疑会遭到国人的质疑和反对。于是似乎包装被撕下。顶层和民间哗然。专制独裁的官员不管官职大小，他们只有对政治权力的嗜好而无对政治思想的追求不能不说是大清王朝的遗憾。四川保路运动一爆发，随即引发辛亥革命。君主立宪成了短命鬼。

在慈禧的改革中有一现象和今天很相似。那就是官员贪得无厌利用改革搜刮民脂民膏。“全民腐败”就是出现于这个时期。“全民腐败”首见于日本潜伏在大清朝的间谍撰写的战略报告书中。这大概是日本政府想要了解中国的实情，为发动战争做准备。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德、俄、意、法、奥......都想瓜分中国的领土。当时只有美国例外，认为大清主权不容侵犯。这不是颂扬美国，而是实事求是。这里面最险恶的就是俄罗斯，妄想吞并满洲。所以才有了俄罗斯公使逼迫李鸿章死前签字之说。

在这封报告书中间谍还谈到大清朝的官本位，认为大清朝的官本位使得大清朝的官员把当官作为终极追求。当官的集体腐败把利益固化，普通人上升的路子全部堵死。官员的不理性行为不但不能支持改革而是把改革推向其反面，把支持改革的民众推向对立面。这些只有政治权力欲望而没有政治理想和思想的官僚体系行将崩溃，间谍的立论依据是：大清朝当时几乎是月月天天有群体事件爆发。

有学者认为慈禧政治改革的失败是中央权威受到削弱。地方势力产生离心力，宣统皇帝年幼其父代行皇权，我以为这站不住脚。假如不是包装失败，也许立宪会成功的。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民主共和政体完全可能，阴谋家和革命派也找不到革命的借口。而用封建政体建立国家的组织原则和职权分配意识填充责任内阁，不是遵循建立责任内阁的原则和活动程序运作肯定是行不通。

*.李鸿章---艰难时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清末张之洞曾说过，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可以仅用两个字就概括：“道”和“术”。他认为自己在“道”上已经是极致了，但是“术”的顶级高手在当时是李鸿章。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和评价李鸿章。李鸿章所处的那个时代，国力衰弱，政府腐败，民众愚昧，内忧外患层出不穷，为“中华二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他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内乱、白莲教、义和团、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同时他是清代第一任北洋大臣，除了修铁路、造船、开矿和修电报局等公众事务，还主持建立了北洋匡威常青款舰队，另外在他晚年，他带队出使欧美诸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大臣…他的个人经历，其丰富和坎坷程度，面临的困境之多、之艰难和复杂，述中华4千年的历史，估计无人能出其右。另外，在他的头上还有一个复杂而且不团结的领导集团：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满清的王公大臣。他虽然是总理大臣，但是凡事也只能斡旋于这个领导集团之中。说他善于玩弄“术”一点也不假，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几十年宦海沉浮，临死他仍旧是清王朝唯一能够依靠的人。我们必须看到，李鸿章为了晚清王朝做了很多事情，清帝国在半个多世纪风雨飘摇中仍能够屹立不倒绝对有李鸿章很大的功劳。现代人看待清王朝，经常用腐败、卖国等字眼，但是在当时，对李鸿章而言，清帝国再不济，毕竟是国际唯一承认的中国政府，代表的是自己的祖国。我们试问自己，你会因为父母生病就遗弃他们吗，你会因为身处的政府腐败就放弃对祖国的热爱吗？当然不会，因此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李鸿章的处境和他的匡威all star心境了。历史的前进、朝代的更迭是必然的，总有人会推翻旧的创建新的，也总有人会反对新的维护旧的，前者有时叫“革命”有时叫“谋反”，后者有时叫“英雄”有时叫“败类”。功过成败，无非由生存下来的一方来定义，英雄狗贼无非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在我看来李鸿章就是英雄，甚至是民族英雄。为什么？第一，他是个真勇敢的人。多少次，他敢于承担别人不敢也不愿承担的事情。不说别的，就说签订《辛丑条约》，泱泱中华4万万民众，谁不知道签订这个条约的后果，但是李鸿章说“舍我其谁”。他做了，所以他成为“卖国贼”。试问有几个人明明知道会被万人、万代唾骂，仍旧愿意承担的。仅仅因为国家需要，所以李鸿章去了。第二，他是真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清帝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其实早已落后于世界。极小一部分国人清醒的认识到，必须开关和世界交流，向世界学习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李鸿章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他推行洋务，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可能有人说，仅靠“船坚炮利”是救不了中国的。这点没错，因为李鸿章也有世人都有的局限，他不是什么经济学家，所以他能够坚持推广洋务、试图增强国家的军力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要知道他的军费都是从慈禧太后的牙缝中挤出来的。李鸿章背负了甲午战争失败的罪名，他是北洋大臣，责无旁贷，可是我们再看看当时的国家环境，对比一下中日两国领导人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只能替李鸿章叹息了。第三，他是个爱国的人。李鸿章不仅是一个政客，也是一个文人。看看他的临死的绝命诗就知道了，只有一个真正热爱国家的人才有那样的气魄，才能写出那么感人肺腑的诗句。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赴日谈判，被人刺伤，他本也无意再活，那时其实死比活更容易，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了。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已经病入膏肓，俄国使臣希望他签订有关出卖东北的条约，他至死没有理睬。李鸿章死不瞑目，后来周围的人说：“公请放心去，未了之事，我辈可了”，李鸿章才闭上眼睛。李鸿章活了将近80岁，一生叱诧风云，官至宰相，又是慈禧最信任和倚重的大臣，还有什么事情想不开，让他死不瞑目呢。帝国风雨飘摇，国家命运沦为外族，未了、难了之事太多，李鸿章就是怀着满腔的愤恨离开的。李鸿章的绝命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城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拳拳爱国之心，尽显与此了。时过境迁，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富强奋斗不息。今天，我们回头再看匡威2010新款帆布鞋李鸿章，唏嘘之余，也希望能够从他身上真的学到一些东西。我们应该珍惜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国家财富，更应该珍惜他们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愿：所有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国富民强而奋战不息的先贤们安息！

李鸿章（1823年－1901年），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汉族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被西方人称呼为“东方的俾斯麦”。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肥东县东乡（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父亲

李文安为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甲进士，榜名李文玕。任刑部主事，历官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登科，并令其子李瀚章、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

兄弟：

大哥：李翰章。

女儿：李经萱，嫁曾国藩女儿曾纪芬之子聂其煐。

三弟：李蕴章，追随李瀚章，办理军饷，税务厘金，后以残废之，身居家不出。

四弟：李鹤章，同治三年，捐赠黄马褂，授甘肃甘凉道。

其子：

李经义：官至云贵总督。

李经馥：娶曾氏系曾国藩次子曾纪泽之女。其子李国芝娶清末政治家、二品工部左侍郎、企业家盛宣怀孙女盛毓菊花。

五弟：李凤章，李家首富。儿子李经翊，孙李国洵，曾孙女李家英，

六弟：李昭庆，雷擢至记名盐运使。

长子：李经榘，候选知州，候补知府，赏戴花翎，赏给一品封典，1895年诰授光禄大夫，娶郭氏系首任英国公使郭嵩焘之女。

次子：李经叙，上海制造局会办，金陵制造局总办，1897年随驻美大臣至美，以二等参赞住驻秘鲁，代办出使大臣事物。其子李国源娶皖系军阀、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长女段式萱。

后代

儿子：

李经方：驻美参赞，驻日公使，出使英国大臣。娶刘氏姐妹，系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女。

李经述：诗人，三品参赞官。

李经迈：出事奥国钦差大臣。其子李国杰娶状元张之万即两江总督张之洞侄女张氏。

李经溥

女儿：

李经璹：嫁张佩纶系同治进士。孙女就是张爱玲。

入仕之前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之职。

结交恩师

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湘军幕僚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定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支，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组建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淮军四字营或四大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镇压太平天国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 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镇压人民起义使社会矛盾尖锐。

洋务运动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

一、穷则变，变则通

1864年，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信，有三千余字。这封信是近代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重要文献，是洋务思潮最初的表现，自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之一。

曾国藩、李鸿章最初看到西方的“长技”，就是船坚炮利，因此他们谋求“自强”的活动即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1861年湘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后，在恭亲王奕訢的支持下，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或许是曾氏与洋人交往有限，或许是他对洋人抱有戒心，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而且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工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

而李鸿章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其中两所由中国人主持，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前两个炮局没有雇佣外国工匠而且也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起初也无机器设备，但不久就购置了一些机器，这些机器虽然非常简单，但毕竟是中国政府首次引进机器，意义不可低估。这三所“洋炮局”，不仅为淮军镇压太平军提供了不少炸炮和炮弹，补从西方购买武器之不足，而且为今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訢赞赏，在奕訢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此信虽长，看似松散，却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知识引进的观念变化。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作了详细介绍，其绘声绘色、浅显直观，犹如一个对新奇之物初有所知的小学生在向其他“小朋友”耐心讲解。现在想来，这些曾是最严肃认真的官方文牍，那些王公大臣如何一本正经地认真阅读这些文字，确使人忍俊不禁。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相对稍稍开明的王公大臣，开始“睁眼看世界”时懵懂初开的幼稚，亦可看出他们想了解“奇技”奥秘的迫切心情，而这与当时从上到下大多数人仍将“奇技”视为“淫巧”形成鲜明对照。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当有更深的目的。

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虽然浅白，却是中国官员对“西学”的知识谱系认识进一步深化的标志。而且，他开始把中西之“学”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标志。因此他的这番论述确实格外重要，其实这也是他此信最重要的目的。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西方的武器之所以强大精确，“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他强调“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器之学在西方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而制器之学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从不能列为“正宗”，所以其“创制之员匠”地位低下，“曲艺”同流。这种比较，颇有“知识社会学”的意味，在当时实属难得。他不得不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但目的是为了强调“独火器万不能及”；而强调“火器万不能及”的目的是为了指出中西不同的另一原因，即中国传统“理”与“事”分离：“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能对“儒者”有某种非议，当时至为不易。相反，西学则不仅能“造”而且求“通”，“通”即“理”也。也就是说，其实西方更符合中国传统理想的“理事相通”，所以“制器”才能发达。“制器”，并非中国传统鄙视的“形下之器”，而是有深刻的“道理”蕴寓其中。

其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读史至此，不能不使人倍感遗憾，近代中国的历史被李鸿章的后一种预言不幸而言中，近代中国“无以自强”，迅速强大的日本岂止是“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而是成为中国最疯狂的侵略者。不过，几年后当他初掌全国“外交权”时，却一度忘记此言，居然主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当然，这是后话。这说明，此时他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是为了激励国人。 

他痛心国人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拒不变改，语重心长地引用苏东坡的话说：变革“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也就是说，当形势从容足可以变革时，人们总不相信危机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机来临时，人们才相信应当变革，只是这时往往已没有时间了。纵观晚清历史，清廷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最终丧失变革图存机会的。

最后，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世界工业发展史表明，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李鸿章提出“觅制器之器”直接进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阶段，将大大缩短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历史过程。“觅制器之器”自然要有“制器之人”，而中国传统考“八股”文章的科举制度根本培养不出“制器”之人，他提出只有在科举考试中把自然科学知识“专设一科”以培养“制器之人”，确属洞见，但当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论，恭亲王奕訢在呈皇上的奏折中对此也只字不提。然而四十余年后，科举终被完全废除，不知在白白浪费四十年时光后，人们是否想起李鸿章的这番建议。

但对李鸿章此信提出的派京城火器营兵弁到江苏学习炸炮的建议，恭亲王却赞赏有加，并奏准实行。值得一提的是，恭亲王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缘旗人居有定所，较易防闲，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而慈禧当即下谕说：“该弁兵等到苏后，该抚务须加意稽察，妥为防闲，俾秘妙之传不至稍有漏泄，方为妥善。”清政府对民间深抱警惧的心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二、从求强到求富

自领兵沪上粗通洋务后，李鸿章就一直尝试办厂造枪造炮。经过一番“小打小闹”后，1865年他终于筹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对近代中国工业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他曾这样说道：“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由于当时风气未开，李知道用大机器生产遇到的阻力过大，担心总理衙门有独木难支之虑，故致书威望较高的御史陈廷经，阐明中国学习西方技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世界大势。他感叹自己略知国家富强的“底蕴”，故“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天下事终不可为矣。吾丈知爱素深，究心机要，附陈一一，伏希心鉴”。陈为信中的说理透彻和情真意切所动，于1865年1月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朝廷将此折发下，要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

李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对于开办方案，李鸿章也有具体的考虑。以往的经验使他认为，如果委托洋商从国外购买机器不仅价高而且难于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国机器厂学习，他也认为“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也难以判断。由于上海已有一些外国人开办的机器厂，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以适当价格就地收购一家，因此嘱咐下属丁日昌着手经办此事。1865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准备出售，而且该厂能够修理制造轮船枪炮，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丁以银六万两买下该厂及其所存储的全部原材料，合并原来建立的两个洋炮局后，终于奏准成立。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这样一来，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显然，陈廷经早先在他力劝下给朝廷的那则奏疏犹如一枚早已布下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如此重要、具体的作用，不能不让人深叹李鸿章的老谋深算。紧接着他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他称将此厂由旗记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系“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不过若深究一下，他起此名可能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明明是座兵工厂，它的英文名称即“Kiangnan Arsenal”（江南兵工厂），但他却不像此前办的“洋炮局”、“军械所”那样，名正言顺地给工厂冠以军工之名，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洋务”迟早要突破“求强”的“军工”范围，进入“求富”的“民用”领域，这种认识极为超前。他明确写到军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在此，他预言了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当时连恭亲王和曾、左、李等实权人物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创办这类官营军工企业都如此阻力重重，连他们此刻尚且无权创办生产民品以求富的企业，根本无法想象民间可以用大机器生产日用品谋利。而李鸿章却认识到大机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而且民间必然要用机器生产以“自求利益”且官方无法阻拦这一历史趋势，确实识见深远。他之所以能有此认识，因为他认为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中的道理应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复”。而“天下至奇至异之事，究必于本于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则推之必不能远，行之亦不能久”。

最后，他再次借陈廷经折提出自己的洋务思想：“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均超过“外洋之俗”，只有机器技艺不如西方。而“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国文化是“全体”应该为“本”，西方技艺是“偏端”应该为“末”，所以学习机器制造并不会伤害中国之本，不必担心“中学”之“本”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就是洋务派对反对学习西方机器技艺的顽固派的回答和反驳。

另外，此折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之事，他仍是在应付朝廷。曾经在1865年5月，京城受到捻军严重威胁，清廷要李帮助天津设厂但为李找理由拒绝。但随着捻军的发展，清廷在津建厂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接连发出几道上谕一再索要李鸿章在上海、苏州等地办厂的部分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要李鸿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对此要求，李鸿章还是拖延敷衍，实际决心机器与人员均不外放。在此折中，他仅承诺将“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同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接着他又声明：“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仍是行拖延之计。不过随着职位的变化，后来他对“津局”的态度又大有变化。当然，这是后话。 

三、后发国家的困境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也最为直观的认识，所以中国“向西方学习”也是从仿造轮船枪炮开始的。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在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于1868开始建造轮船“恬吉”（后改名“惠吉”）号开始的。到1870年，该厂又建造了“操江”、“测海”、“威靖”等轮。

紧接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另一重臣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但左宗棠立即被调任陕甘总督，于是请沈葆桢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在沈的经管下，闽厂发展迅速。1869年6月，该厂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终于下水。到1871年底，该厂又陆续建造了“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等船。

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如果“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造船。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认为不无道理，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且与位高权重的曾、左、李都有关系，因此将他的奏折交两江、闽浙等省督抚阅看，酌情议奏。这道“上谕”行文也颇为巧妙，一方面表示轮船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一方面又表示“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对宋晋的意见，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但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的文煜则表示支持。这使清廷依然举棋不定，便于1872年4月初再发上谕，要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三人通盘筹划、悉心筹议。

左宗棠、沈葆桢于5月初先后覆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6月下旬才覆奏，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在这次上奏中，他首先高屋建瓴指出，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通过印度从南洋逐渐向东北侵略，闯入中国边界甚至腹地，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中土、中国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国，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之后膛枪炮；中国传统的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攘夷”，就是维持现在局面也要学习、制造西方的船炮。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小国，为自保而学习西方，结果近年来反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进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这正是要求停止造船论的由来。因此“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坦言我们并非不知道开始制造船舰花费甚巨，“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但现在必须开办此事，否则今后将后悔不及。如果现在停办，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将为外人耻笑，并进一步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

反对者指责福建船厂在筹划开办时曾上奏花费不大，现在花费远远超过当初计划，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颇有“钓鱼工程”之嫌。对此，李鸿章辩解说负责创办福建船厂的两个法国人并非造船专家，估算可能不准；并进一步详细说明创办之初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培养员工确实花费巨大，然而经过初创阶段后造船越多，每艘船的成本则将越低。这一解释，确有相当说服力。

对于反对者即便中国建造兵船，与外国在水上打起仗来也未见得能赢的论点，李鸿章的反驳看起来相当低调，他不能不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但实际却非常有力。他承认中国在海上仍打不过西方列强，但他以结束不久的普法战争为例，说法国兵船无论质、量都胜过普鲁士，最终还是战败，所以“兵事胜败，固难言已”。接着不厌其详地介绍了英、法更为先进的军舰，其装备设施非中国新造轮船可以相比，他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中国想打胜仗也要造这样先进的军舰，而这将需要更多经费。他巧妙地利用了论敌的矛盾：我们新造军舰打不过列强是因为没有它们的先进，如果你要求我们能打赢，就应拨更多的造舰经费、而不能裁撤刚刚起步的造舰事业。他接着便反驳说：“今欲我数年创始之船，遽敌彼百数年精益求精之船，不待智者而知其不逮。然就已成者而益求精，未必其终不逮也。”何况，中国现在建造轮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只是为了防守沿海、沿江，这些地方由于水浅礁多，“外洋大兵船、铁甲船势难深入”，所以从保卫海防而言，现在所造船舰规模、水平完全够用。退而言之，即便我们的兵船打不过外国，但我们建造这些船就使他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反之，如果因我们建了这些船也打不过外国而停建，就会“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

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因此李鸿章在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接着他以相当篇幅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赢利赚钱。他指出，船坚炮利后面的支撑是铁与煤，而英国之所以最强大，就因它的铁、煤产量最多。如果我们一直像现在这样不能自己用机器生产铁、煤而不得不依赖进口，那么一旦中外冲突，“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这才是真正应该忧虑的。

其实，李鸿章早就想用机器生产各种民用品，但他深知守旧的反对力量太强，因而不敢提、不能提。确实，能否用机器生产枪炮兵船明显关系到清王朝的生死存亡还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用机器生产煤、铁，组建近代航运业等与“军工”无关的事业确更难推行。此时，李鸿章认为时机已到，便借反对者提出财政问题而提出只有以机器“求富”才是解决财政的根本办法。最后，他总结说：“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为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

清廷将左、沈、李等三人奏折又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这场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是否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结束。而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化为“求富”阶段。从“求强”到“求富”，不但是洋务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而李鸿章此折中“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 

四、在洋商与华商之间

在半年前，李鸿章即指出创办民用轮船公司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但现在的情况是“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当奏折被批准后，他就开始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准备，于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二十三日向朝廷呈上《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同日给总理衙门致函，将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创办轮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局面。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许多洋行经营航运业务，但最主要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和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它们资金雄厚，中国的航运业务事实上被它们垄断。在它们的扩张下，中国旧式船运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以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濒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创办轮船招商局可说是符合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不过，由于中国素来的“抑商”传统，再加上朝野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政府禁止商人办新式企业，所以中国商人还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一些巨商甚至投入巨额资金。这样的后果是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因此，李鸿章提出了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局的主张。

他在给总理衙门的这封信中指明当前的形势是：“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企业经营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瞄准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他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写道：“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临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当然，这是后话。 

李鸿章与晚清第一批留学幼童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洋务派在国内大力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又开始创办出国留学事业。办新式教育都阻力重重，派学生出洋的困难更不难想象，所以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一些重要奏折、函件，均由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联名，足见其对此事的重视，亦可见此事的阻力之大，非曾、李联名而难成。

曾、李或许早就有派学生出洋留学的念头，但将此事提上议程、付诸实施，则是接受了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译员容闳的建议。容闳是广东人，早年受美国传教士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对外国的深入了解，使他认为中国要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派学生出洋留学。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就不断为此努力，但四处碰壁，均以失败告终。但对此并不灰心，一直全力奋斗。1868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字雨生）向朝廷上了一个派遣留学生的条陈，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奉命前去处理，容闳担任曾的译员。容闳充分利用这次机会，通过参与办案的丁日昌向曾提出派人出洋留学的具体计划，并表示自己愿意带队前往。他的建议切实可行，终获曾国藩同意，即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旨准。1870年冬，朝廷正式旨准曾、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建议。

由于这类事属总理衙门管理，所以曾、李一直与总理衙门充分沟通，1871年6月26日他们又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论述了派人出洋留学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行性。他们认为留学可以“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这也符合“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对中国已办有新式学堂，故不必费资巨大派人留学的反对意见，他们反驳说“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兴之基也”，而“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中国不可能尽购外国兵船机器，只能派人出去学习，同时还以百闻不如一见，“欲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于庄岳之间”等中国古训加强自己的论点。他们认为派人留学所费虽巨，但有二十年时间，所以每年负担并不算重，“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他们特别提出，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早就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为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当然，这些学生在国外还要配备中国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同时，他们将具体制定的12条章程作为附件送上，征求意见。除经费问题外，这12条的主要内容大都是关于留学生的选派、管理和使用。规定每年选派30名十二三岁的幼童赴美，分4年共派120名；学生所学专业要由清政府决定，留学期限为15年，毕业后要回国听候政府派用，不得在外入籍他国，不得在外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规定在外留学仍要学习中国儒学传统经典，并定期由正、副监督传集学童宣讲《圣谕广训》等，若发现有品行不端或身体不适者将随时送回国内。

而后曾、李又几次上奏，再三强调派遣留学生的意义，并提出具体措施。在人们想方设法出国留学或让子女出国留学的今天，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派遣留学生之困难，所遇阻力之大。那时在国内上“洋务学堂”都被视为有辱祖宗门楣之事，要到“番邦”去拜“洋鬼子”为师，更是被认为“背宗叛祖”，所以愿意、敢于出国留学的人很少。为了完成留学任务，只得在穷人一向有出洋传统的东南沿海地方作为任务“摊派”。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地方官甚至挨家串户做劝说工作。本来“官派”就是出国所有费用全由政府负担，但愿意去者仍然不多，地方官不得不再许给这些穷苦人家更多好处。有些贫苦人家原本出于生计已经报名同意，但又听说西方的野蛮人会把他们儿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贴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于是立即反悔，取消报名。结果，只有30个名额的首批留学任务竟然没有完成。首倡留学并且具体负责此事的容闳焦虑不已，只得回到老家广东香山县说服动员，同时又在香港的新式学堂招收学生留学。首批留学生中的许多人都有家人、亲戚出洋闯荡的经历。后来大名鼎鼎的詹天佑，其父也是非常勉强地送他出国的。詹家虽不富裕，但非赤贫，所以詹天佑之父詹兴洪自然也要他走科举功名的“正途”，根本没想要他留学。詹家有位谭姓邻居长期在香港做事，对西方情况有所了解，他非常喜欢年幼聪颖的詹天佑，便力劝詹家送詹天佑留学。没想到詹兴洪一口拒绝，在谭的反复劝说下，并且谭还同意将女儿许配给詹天佑，詹兴洪才勉强同意詹天佑出国留学。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李鸿章首创留学事业的艰难。

1872年2月，曾、李奏准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经过一番运作，第一批幼童终于在1872年8月踏上了出洋留学之途，掀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晚清的政府与企业关系

晚清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戴红帽”企业的困境

由于清廷一直禁止私人创办近代新式企业，所以李鸿章在1872年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就是“官督商办”，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

由于招商局的成功，清政府主要是李鸿章又创办了“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这种企业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反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长期没有定论。轮船招商局是创办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所以围绕着它的争论自然最早、也最激烈。

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李鸿章的“官督商办”设想，客观上适应了华商的需要。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地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更加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招募不到商股。不得已，李鸿章于1873年3月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重订局规和章程。同时，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任命为会办。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长期经营近代航运业的经验，在他们的领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始迅速发展。

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后，上海商人信心大增，招募商股进展顺利。他们按照商业模式、规则办事，规定每百股举一商董，由诸商董中推举一商总，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使投资人对局务有一定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

创办之初，招商局一方面面临洋商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10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4艘发展到30余艘，总装载量近24000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16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重港口增设了分局。

有关数据表明，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这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虽然招商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受到顽固派的攻击。本来，顽固派注重的就不是经济，而是所谓的名分，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不要看经济效果，而要看政治效果”，宁要符合自己思想意识、政治标准的草，不要不符合这些标准的苗。于是，有人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招商局成立以来，参劾招商局的奏本便一直不断，此奏?出，更得到许多官员响应，纷纷要求收归官办，起码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控制。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立即上折坚决反驳。在此折中，他首先说明招商局是依照几年前所定章程经营管理的，当然，这也有提醒朝廷别忘了这些章程当初是经过你批准之意。他强调开始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与官无涉、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这些见解远超出当时其他官员，显然，他认为“官督商办”应以商为主。对于顽固派提出经营者贪污、滥用公款的指责，他辩护说与其他官办局开支公款完全不同，只是在开办初期由“官”借了一些公款：“惟因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何况这些官款早已归还，与官更无关系。对于查账的要求，他知道这并非官无权查账的纯商办企业，而是官有权查账的“官督”企业，所以不能以官无权查账反驳之，只能晓以“利害”劝说不必查账。他解释说如果查账会使谣言更多，现在是与洋商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洋商一定乘机打压招商局，再度垄断长江航运，结果“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总之“商局关系国课最重”，不能轻动。 

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此次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

不久，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在1881年3月中旬又上折反驳王先谦时，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有趣的是，李鸿章在此折中用得利的是“中华”而不用“华商”，说明他深知朝廷对“华商”等私人获取巨额利益仍心存警戒，所以刻意回避“华商”这种容易联想到私人的词汇。在激烈争论中回避朝廷敏感的字眼儿，当然更容易赢得朝廷的支持，而且华商得利确也可说是“中华”得利。一词之选，煞费苦心，反映了李鸿章写奏折的老练。然后，李鸿章才从有关章程、规定说明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如果“朝令暮改，则凡事牵掣，商情涣散，已成之局，终致决裂，洋人必窃笑于后，益肆其垄断之计。是现成生意，且将为外人所得，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政府遵守章程必要性的立论基础主要不是政府也必须遵守条约的“契约论”，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因为他很明白，朝廷根本不会将政府与私人所订之约放在眼里，不会将此作为一个决策的参考因素，只有这种与朝廷根本利益有关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打动、说服朝廷的最有力的理由。所以，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如果开始垫有官款，则“缴清公款”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当然，他又一再表明“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而是强调官仍要尽督管之责。其实，这类企业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从未放弃管制，干预太多，只是顽固派要求国家所有制应纯而又纯、容不得丝毫私人因素才会认为“商”的权力过大。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仍维持官督商办，而未被收归官办或官商合办。

在1885年以前，轮船招商局发展迅速，但以后就陷入停滞状态，直到李鸿章去世都没有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官”的色彩越来越浓。

1883年迫在眉睫的中法战争在上海发生一场巨大金融危机，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招商局也不例外。这时，一直存在的要求将其收归官办的呼声陡然强烈。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下，李鸿章不得不于1885年重组招商局，札委官员盛宣怀为督办。盛是官员出身，在任督办期间一直保有官职，因此“官”“商”两面性在他身上反映最为鲜明。与商人相比，他显得“官气十足”，习惯“官场作风”；与官员相比，他又更像商人，后来还不乏维护商人利益之举。

在他主事期间，招商局“官督”大为加强，“商办”大为削弱。在挑选高层管理人员时，他按“官场”规则，挑选自己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而不是以“商场”规则按股份多少或任人唯贤。这样，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都有深深的官方背景，但却缺乏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另外，招商局开始被官方视为“摇钱树”，户部不断要求“核查”（实为要钱）招商局账目，同时明确要求招商局总办应由高官会商遴派。从1891年后，谙熟官场规则的盛宣怀还不得不每年向官方“报效”10万两。

招商局已然成为一个“衙门”，既丧失了自主经营权，又不断被官方索财，终只能惨淡经营。在70年代末，它的船只数目和吨位远远超过英商怡和、太古公司，但到1894年它落到与怡和不相上下、远远不如太古的境地。

虽然如此，招商局仍是清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总有人想将其“收归国有”，所以十几年后，即甲午战后的1896年，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散置，大权尽失。这时，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有些现在派“工作组”的意思，虽未明说，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实明效大验”，反驳了王鹏的建议，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

创办于1880年的“电报总局”也面临同样命运。架设电线、成立相关机构对近代以来一直军情紧急的清政府本是重中之重，但与所有新事物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因顽固派认为这些是西方的奇技淫巧不能学而迟迟未有进展。李鸿章于1879年在自己的辖区内试架短短一线，后又于第二年藉沙俄准备侵略新疆伊犁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上奏请敷设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批准架线设局。1880年10月，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诞生。

官办电报局经营未久，便面临经费严重紧张问题。在李鸿章的支持、筹?下，电报总局于1882年春改为官督商办。改制后的电报总局，完全是商股商办。

或许因为轮船招商局创办在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成立稍后的电报总局命运则相对平稳，在1902年前未遇将其“收归国有”之议。

1902年秋，李鸿章病逝未及一年，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开始设法要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收归国有。袁以强硬著称，主张“强政府”，由政府兴办新式企业，所以想把“北洋”的官督商办企业都收归国有，增强政府、同时也增强自己的实力。此时，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的经营者盛宣怀父亲病故，袁世凯乘盛丁忧守制之机，夺去了盛宣怀的“督办”之职。 

刚开始，清中央政府想派人将轮、电二局收归“央企”，以利中央财政，对此盛宣怀坚决反对，错误地想争取“实力派”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当然也反对将此二局收归中央，但他的真实想法是一定要将其收归“北洋”，即“地方国企”。

盛宣怀是个复杂异常的人。他是李鸿章的心腹幕僚，精明超常，本身即是官员，对官、商两界都非常熟悉，深谙为官之道与经商门路。李鸿章乃至后来张之洞创办企业，都对他十分倚重。虽然他于1885年担任招商局督办、与前任相比他主政时的“官督”大为加强，官的色彩较浓；但与那些要完全官办的人相比，他又是“商”的代表，坚决反对“官办”。早在1894年2月初，他奉李鸿章之命接办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担心企业办好后为官收回，向李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以前的企业都是“局”，“局”乃官方机构名称，“厂”则是企业名称。由“局”改“厂”，一字之易，却是大有讲究。李鸿章同意盛的方案，将其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1901年，由于棉花价格猛涨，工厂亏本，盛宣怀串通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称由于亏损严重，“自应准其另招新商顶替，改换厂名，再接再厉”。经清政府批准后，盛宣怀以原价买下自己股权占优、一手经营的企业，改名为“集成纺织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机器纺织总厂——集成纺织公司，此厂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经过逐步改制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盛氏“私产”。对他的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是否“化公为私”或曰“侵吞国有资产”，一直争议不断。而吊诡的是这两种观点确实各有道理，正说明了在社会转型期造成了“制度灰色地带”，很难以简单的非黑即白来作判断。今天许多“戴红帽子”企业其实也是如此改制，盛氏百余年前的手法依然适用，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早就担心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可能被收归国有，盛宣怀在经营轮、电两局时就多次想方设法将盈利及各项收入转为商股，以便万一将来政府按票面价值将轮、电二局购归国有时，包括他在内的股东利益不至损失太大。

然而，此时“商人思维”的盛宣怀面对的却是“强政府思维”的袁世凯，他根本无意按股票票面价值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1903年1月中旬，袁世凯被清廷派为电务大臣接收电报局。袁世凯以政府资金紧张、无法全付商股为由，表示商人仍可“附股一半”，而另一半商股则以大幅度杀价“购回”。此法一出，商情哗然，但毫无办法。但此时清政府因要支付巨额“庚子赔款”连超低价的“价购”都付不起，在降旨袁世凯接收之时宣布：“该局改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对这种完全的“商股官办”朝廷还说是在维护既有体制之中“寓体恤商情之意”。无论盛宣怀及众商人多么不满，想出种种办法，都无法改变收归官办的命运。袁世凯的基本思路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官。

接收完电报总局，袁世凯紧接着就强迫盛宣怀辞去招商局督办之职，派自己的亲信杨士琦担任该局总理。这样，袁世凯通过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轮船招商局由他派人督办，从而将这两个大型企业实际收归己有。

以前有李鸿章作靠山，盛宣怀做事一直顺风顺水，现在靠山已去、且面对的是“强势政府”袁世凯，自然毫无招架之力，顿时败下阵来。他当然不甘就此作罢，于是暗中准备，窥伺时机，以图夺回企业。他本来就是亦官亦商，现在对“官”权之大的体会更深，于是在积极联络股东的同时又向大太监李莲英巨贿买官，终于在1908年3月授邮传部右侍郎。铁路、电报、航运和邮政都归邮传部管，盛氏顿时权力大增。有了权后，他首先联络电报总局的入股商人与政府交涉，要求退还收归官办的电报总局的商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最终按每股180元的价格将全部股票从股商手中买回，股商挽回部分损失。

就在这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政坛风云突变，袁世凯骤然失势，被贬归家，盛宣怀明白机会来临，于是开始努力夺回招商局。在被袁世凯收归官办的短短几年中，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不仅未添几艘船只、未增加一处码头、栈房，反而不得不将上海浦东、天津塘沽、南京下关的码头卖掉。盛宣怀以挽救招商局为理由于1909年8月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会上“组织商办隶部章程”，“注册立案”，并选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会议上报后，邮传部（盛宣怀任右侍郎）覆电承认轮船招商局“本系完全商股”，同意其设立董事会。招商局终于完全商办。

在招商局、电报总局的争斗中，中央（清廷）、地方（袁世凯）和商人都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产权不明”混沌状态下，自然是谁的力量大，权益就归谁所得。在这种时而“国有”、时而“民营”的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影响最大、失误最严重的是清政府的铁路政策。

铁路最开始引入时受阻力最大，但铁路的巨大利益终于显示出来，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因此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渐渐成为斗争的焦点。

修路耗资巨大，财政极为紧张的清政府根本无此力量，所以又不得不招商股，而更多靠举借外债。1905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朝廷也曾下令这三省由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的川汉铁路部公司也于1907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汉川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

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又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遭到这几省民众反对，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地方绅士和富商。在地方强烈反对下，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立宪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清政府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于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主张下悍然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几年之内，于国计民生大有干系的铁路政策竟如此反反复复，清政府真是“自寻短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前还同意铁路民营、允许民众大量入股，现在突然宣布“国有”，广大股民认为这是政府有意设套圈钱，怒不可遏，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应声而起。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或者说让股民满意）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两湖”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低价”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最终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值得再次一提的是，当年极力维持商民利益的盛宣怀一旦就任邮传部尚书，观念即随地位的变化而变，成为“铁路国有”的主要策划者。因铁路属邮传部管，一旦铁路“国有”，邮传部的“地盘”、实力将大大扩充。在“国有”的名义下，实际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并不考虑在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强行此项政策将危及整个王朝的利益甚至统治的根基。

 “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外资确实挤压中资，但外资却又是“中资”产生的温床，华商在自己的政府不许自己经办近代企业的情况下，正是在外资企业开始了初步的资本积累，学习到近代企业管理经验。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对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成败的关键之处在于“官方色彩”是渐渐淡化还是不断强化，“官”方对企业是支持、扶持还是将其作为一个下属“衙门”对待，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经验。 

由于“民”远弱于“官”，所以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将日甚一日。

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却又极不稳定经常大幅度摇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经常的大幅度摇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完全不知所措，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结果必然是“人治”。而政坛风云向来变幻莫测，今天赞成商办的官员得势，政策自然是“商办”导向；明天力主国有的官员上台，政策立即转向“国有”。

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人民不会安居乐业，社会没有安定和谐，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从前的人如何看待铁路？——晚清的铁路大争论

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强烈，争论时间最长也最激烈。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而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论。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这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訢时，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并请先造清江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交通。奕訢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恐难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訢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由此可见修铁路的阻力之大，而李鸿章便不再直接谈此问题，转而不断策动他人提修路建议。

1876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要他上疏建言，因台湾远离大陆，只有修铁路、架电线才能血脉畅通，才可以防外安内，不然列强总会对台湾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请，但此事却因经费短绌而中止。转眼几年过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紧张，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运兵成为重要问题。在这军情紧急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就防务问题提供对策。到京后，刘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节点。刘折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局势的演变和刘折的说理充分，清廷似为所动，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鸿章、刘坤一就此发表意见。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折，约四千言，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对修建铁路的最大阻力是“道义”、“传统”、“祖宗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自卫”或“意识形态证明”，论证现在修建铁路与中国古代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本质一样，目的都是以济不通、以利天下。如果现在不用火车，就如同早已用舟车的“中古”又放弃舟车回到茹毛饮血的荒蛮时代，必然要落后于人。针对顽固派一贯坚持的理论，即认为机器是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强调机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机器能使人的心智由“拙”而“巧”、“朴”而“精”，既是一种“知识论”，但同时也含有肯定进步观念的价值观，他以此反驳机器使人心败坏的“道德论”，确有说服力。

然后，他再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从国际形势再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铁路的“九利”，在这“九利”中，经济与军事是富国强兵最重要的。对这“九利”，他不吝文字，详细陈说，以期打动朝廷。具体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赞成刘铭传的主张（其实，刘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他当然明白，朝廷必然会担心修路经费和主权问题，所以直陈由于所需资金庞大，无论是官还是商，都难以凑集，只能向洋人借债。但他强调，在借洋债时必须在合同中订明一切招工、采购材料及铁路经营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而且还规定不许洋人附股，强调与海关无涉、由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归还借款。他不仅提出了由名望甚高的淮军将领刘铭传主持修路，甚至提出可用淮军“勇丁帮同修筑”，可谓中国“铁道兵”的首倡者呢。

由于创修铁路于国计民生确实至关重要，且是李鸿章的多年心愿，所以一折书后他感到言犹未尽，同时又附上《议覆张家骧争止铁路片》，对张家骧等反对者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反驳。张等认为，修铁路会使市镇繁华、民众富裕，因此会更加刺激列强侵略的野心。对此李鸿章反驳说，“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们如果能自强、百姓富裕，“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相反，如果“我不能自强”、百姓贫穷，则国势更弱，将更受外人轻蔑、更易为外人侵凌。李鸿章顺势进一步论述了民富与国强的关系：“盖强与富相因，而民之贫富又与商埠之旺废相因”，如果像张家骧等人那样因?心列强侵略“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其实未必能阻止列强的侵略；他甚至退一步说，即便这种百姓贫穷之法真能杜绝别人的侵略野心，“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对反对者提出的铁路将“有碍民间车马及往来行人，恐至拥挤磕碰，徒滋骚扰”的观点，他则不厌其详地描述了国人当时闻所未闻的铁路与普通道路交叉时的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旱桥”，即今天的“立交桥”之法，另一是“于两边设立栅门NE236望，火车将至则闭栅以止行人，俟火车既过，然后启之之法”。最后他情绪颇为激动地写道：“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他还鼓励朝廷说：“臣于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

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如有人上奏指责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把修筑铁路说成是“为外国谋”，将改革者说成是汉奸、卖国贼，而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凭借一套具有“道德优势”，但实际虚假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话语打压革新者，是近代以来顽固派的惯用伎俩。实际上，正是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才是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真正误国害国的，其实正是这些顽固派。

还有反对者奏称说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蠹民”的“邪说”。对铁路，还要问一问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看它是什么“性质”，这种传统，其实非常深厚呢！还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

洋务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刘坤一以圆滑著称，知道反对修铁路者力量强大，所以上奏时态度模棱两可，认为修与不修各有利弊，最后要求清廷饬令刘铭传再仔细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作决定。

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中国近代化再次受挫，但李鸿章此折，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化思潮的重要文献之一。 

近代铁路海军造

近代铁路海军造——晚清的铁路大争论二

1880年底，关于是否能修铁路的大争论以洋务派失败而告终。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机重提此事，而且，他明白修铁路虽然不可能作为一项“国策”，但有可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作为一项“地方”的“土政策”施行。

就在争论最激烈的1880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约10公里的短短一段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来“遇到红灯绕开走”的前辈。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環早已取代恭亲王奕訢，最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鸿章全力做他的工作。他多次给奕環写信，说明兴办铁路的种种好处，奕環有所心动，所以李才敢将唐胥路修完。但李一直认为修路应是举国兴办，所以在给奕環的信中说修铁路在中国“阻于浮议”一直未能兴办，并且明确表示希望由奕環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環、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環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同年，奕環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订修路办法。奕環后来说他对修铁路以前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但以奕環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商议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更加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更易办成。据此，李鸿章采取一点点来、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就在这一年便以要运煤以方便商业为理由，将唐胥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10公里延长到约40多公里，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25万两。就在1886年底，李鸿章又与奕環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1887年春，由奕環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130公里左右。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时，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唐山天津的线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说：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于1888年11月通过奕環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而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環，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与前几次一样，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还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大体而言，顽固派的意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修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认为如修筑津通路，一旦外敌入侵即可经由铁路直达京师。二，修路扰民。铁路所经之地，要拆毁民间田庐坟墓，必致民怨沸腾。三，修筑铁路夺民生计。铁路修通后，将导致成千上万原来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贫困失业，断了他们的生计。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李鸿章这次因有醇亲王支持，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相反，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1880年底关于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辩时，双方基本只能空论修路的利弊，无法以经验、事实来检验，再加上顽固派比洋务派强大得多，以洋务派失败告终。而这一次大争论，则有已经修成的唐津铁路以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更加中法战争后奕環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所以坚决支持修路，这样赞成与反对双方力量旗鼓相当。面对这种局面，朝廷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认为各位“廷臣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而各省将军督抚向身处各重要地方，亲自办理防务，“利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所以慈禧于1889年2月14日发布“懿旨”，要地方大员也发表意见。但这些“地方官”都谙熟官场的“游戏规则”，知道赞成与反对两派在朝廷各有势力，不能轻易得罪，结果明确表态支持与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含糊其辞、态度暧昧。这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态支持修铁路。不过，他的建议却是停修津通路，改修腹省干路，即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几经权衡，清廷最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历时半年的大争论遂告结束。

从是否修铁路来说，这次争论以洋务派胜利告终，所以奕環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高兴地称赞张之洞的建议是“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然而，李鸿章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一方面，若从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他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起，到现在已近二十年，虽然十分艰难、耽误了二十年宝贵时光，但朝廷最终同意修路，他当然为此高兴；但另一方面，张之洞的建议明显是为限制自己的北洋系势力进一步扩张，而朝廷决定也明显扬张抑己，所以又有深受打压之感，时有怨愤。而洋务派内部也有不少人对李鸿章北洋系扩张过快大为不满，如威望甚高的曾国荃上奏坚决主张要修铁路，认为今天不修明天肯定也要修，各国皆同，但对修津通线一事却三缄其口，决不附和。

不过，李并不甘心自己的计划落空、势力受损。他知道，要修长达三千华里的卢汉路谈何容易，约需三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朝廷年收入的一半。所以他在给其兄的信中不满地说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泻底”。因此，他对修卢汉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但张之洞不愧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也是官场高手，岂能让李鸿章作壁上观？想方设法也要让李鸿章“上马”为我所用，所以向朝廷建议卢汉路分几段修筑，先修南北两段；南段从汉口到信阳，由他负责；北段从卢沟桥到正定府，由李鸿章负责。他还提出以十年为期，前几年先建铁厂、钢厂，后几年再开始修建铁路，“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对此主张，李鸿章大不以为然，曾以此中前辈教导后辈的口吻致电张之洞说，从开采铁矿、炼钢到做成铁轨、机车实非易事。如日本一直在大修铁路，工、料虽然都用土产，但直到现在钢轨仍不得不从西洋进口。最后，他表示“自愧年衰力薄，不获目睹其成耳”!一是以此推脱，二是表示自己看不到那一天对张大泼冷水。就在他辞就两难之际，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直接威胁到“龙兴之地”我国东北的安全，他于1890年3月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东北、朝鲜受到日本、俄国严重威胁，因此建议缓建卢汉路、先修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以加强防务，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谕令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李鸿章大喜过望，再不以“年衰力薄”推却，并迅速派人前往测量勘路。以当时形势而言，确应先修关东铁路，而李鸿章也确实善于“把握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

关东铁路实行官办，将原来修卢汉路的每年200万两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因为唐津铁路已修至滦州的林西镇，李鸿章决定关东铁路由林西造干路出山海关至沈阳，再到吉林，再从沈阳造到牛庄、营口的支线。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醇亲王于1891年元月病逝，李鸿章此时在山海关设立了北洋官铁路局，生怕此事因而生变，所以在此函中格外提醒新任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NB036等人：“追思醇贤亲王临终之恨，未睹斯事之成”，大家都是这一提议的发起人，更加“责无旁贷”。他表白自己之所以敢于不畏劳苦、甘冒舆论反对担此重责，一因“欲报醇贤亲王之知遇”之恩，另外也是“自尽当官之职事也”。

当一切按计划进行，林西至山海关段一百多公里长的铁路于1894年春建成通车后，户部决定挪用关东铁路经费给慈禧太后作六十寿辰庆典之用，不得不停建。而奕環的去世使李鸿章在朝中失去强有力奥援，只能遵从停建之命。

“铁路”这种新式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命运真可谓一波三折。从要不要修铁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你争我夺……不啻是一幅当日官场的“缩图”。 

李鸿章---艰难时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鸦片战争（1839-1842年）以后，中国士大夫开始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而有效的海军，中国便不可能保卫自己，对付西方海上大国。创建近代海军成为中国努力西化的一项迫切而坚持不懈的大事。林则徐（1785-1850年）是在禁烟问题引起中英冲突的困境下认识到建立这样一支海军重要性的杰出的中国官员。他曾提出以广东海关税银购买西方船炮，作为实现中国海军近代化的第一步。他的建议不幸为道光皇帝所驳斥而未能付诸实施。林的挚友魏源（1794-1857年）在其《海国图志》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力促有关当局在广东沙角和大角设立由国家管理的造船厂和兵工局，制造枪炮和船只。魏源计划全面改革，将江、浙、闽、粤四省绿营水师改组为新式的海军劲旅。但是由于没有政府支持，整个计划成为空中楼阁，他的建议毫无结果。

同治元年，亦即1862年，出现一个新的机会。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向总税务司李泰国寻求帮助。通过李泰国的斡旋，清政府从英国购得7艘兵船，组成一支小型的“中英舰队”。总理衙门委任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为舰队统领。然而，英国人和中国人因为指挥权问题相持不下，结果双方都很失望。计划以失败告终。其后江苏巡抚丁日昌（1823-1872年）于1868年和1870年分别提出建立“三洋水师”和“内江外海水师”的建议。同一期间在上海（1865年）和福州（1866年）建立了新式的兵工厂和造船厂。不过由于朝廷态度消极，督抚相互推诿，终无可观成效。直至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清政府才下决心整顿海防。沿海防卫于是分为南洋和北洋两个防区。两江总督被指派为办理江、浙、闽、粤四省海防事宜钦差大臣；直隶总督为办理山东、直隶和盛京三处海防事宜的钦差大臣。即使如此，中国海军并没有显著加强。根据1878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报告，中国海军仅由上海和福州两地小型的地方性舰队组成。它的装备和训练都无法与欧洲的海军相提并论。就整个帝国而言，事实上并没有一支统一的海军，这种情况一支持续到中法战争，南洋海军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不过，在李鸿章领导下，北洋防区终究实现了近代化，在以后1880年代，开始被看作是代表清帝国的海军。这就是“北洋海军”或“北洋舰队”。北洋海军的历史背景复杂。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中国海防的安危，而且影响中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消长。这方面近代化的努力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建人，北洋海军的成就要完全归功于他。他创建海军的目的与经过，所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都与这支舰队的命运息息相关。

  李鸿章对近代海军的认识及其目标

  李鸿章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他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军事战略家。他有突出的多方面的才干，中国近代化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与他密切相关，他对那个时期的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过，本章仅将注意点集中在李鸿章对建立海军的作用上面。

  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他由曾国藩奏保出任两淮盐运使，办理淮扬水师。李在这一时期有关海军的知识尚限于传统的中国水师；对于近代西方大国的海军并无任何认识。及至1862年春，他奉命驰援江苏，同太平军作战，才开始认识到欧洲海军的挑战。他率领淮军及淮扬水师乘所雇英国轮船从安庆沿江抵达上海。接着同英国和法国在上海的军队协同作战，并且得到常胜军的帮助。他对于西方大炮的精纯，子弹的细巧，西式操练的雄整，印象非常深刻。他深感中国在军事能力方面远远逊于西方大国。

李鸿章指挥的淮扬水师由舢板和帆船组成。他痛感它们陈旧落伍，认为“有不如无”。他决心向其他国家学习，他诫谕部属“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而秘法”。在同他的上级曾国藩讨论时，他提出同样的观点：“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曾劝曾国藩仿效日本和俄国，“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 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陆军方面，他感到老弱必须裁汰，粮饷必须充裕，操练必须严格，绿营分汛必须重组和加强，然后绿营方可恃。至于海军，所有旧式船只必须更换。不仅如此，中国必须有近代船厂，并向外国人购买造船机器。必须先造轮船，“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方为可恃”。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对于中国建立新式的陆军和海军，已有一个具体的构想。他关于中国海军的想法，包括改革绿营水师、采用西式装备、设立能够生产近代船炮的造船厂和兵工厂。李的思想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如出一辙。福州船厂和江南制造局随后在李的支持下得以维持。他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近代化努力中的功劳值得赞赏。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的海军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他深感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以后，将目标放在对付日本挑战上面。发展海军是李鸿章对外关系和自强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在他看来，船炮和海军是西方大国强大实力之所在。中国赶上西方要有很长的时间。日本只是最近才向西方学习，因此中国同它竞争，还比较容易。

李鸿章创建海军防卫中国对抗日本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在自强运动领袖中，并非只有李鸿章一人有这样的洞察力。文祥、沈葆桢和其他一些人也持有相同的见解。李鸿章以日本为假想敌、建立中国海军的思想，当时至少在一些政治家中有共识。

不过，必须指出，李鸿章的海军思想局限于自我防守的战略。他并没有积极进取的海权观念。虽然他设想训练一支有铁甲舰装备的强大海军，“西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实际上他将军事力量主要看成是威慑力量。他仍然受到中国传统的陆权思想的影响。然而，日本则不然。日本最初也和中国一样，只注意海防。随后，部分由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影响，日本人的海权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向人民灌输重视海权的思想，同时作出向海外扩展的紧迫计划。反观中国，一直以一个普鲁士人写的《防海新论》作为海军战略的指导，结果是李鸿章满足于防卫北方京畿和南方财赋之区的少数口岸，而没有向海洋扩展海军力量的壮志雄图。中国和日本地理和历史上的差异导致两国态度的不同。不同的观念导致中国和日本海军的不同发展。

购船置炮——北洋海军的创建

北洋舰队建军比南洋舰队晚。1870年9月李鸿章受命为直隶总督时，北洋三口还没有近代的战船。直至1872年10月李兼任北洋大臣以后，才有“操江”和“镇海”两艘兵船由南洋拨到天津，作为巡洋捕盗之用。1874年5月，日本侵犯台湾。李鸿章大受刺激，力主购买铁甲战舰，以加强沿海防务。然而他的建议并未立即付诸实施。直到1875年5月他受权督办北洋海防，才采取积极的行动，开始组成一支新的海军。在以后10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为北洋海军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等。

北洋海军有战船26艘，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中国自制，一为购自外国。前一类数量较少，且不居重要地位。它们共9艘：“康济”、“威远”、“泰安”、“镇海”、“操江”、“湄云”、“利运”、“海镜”和“平远”，占船只总数的34.6%。其中“平远”系福州船厂制造的钢甲快船，其余8艘是补给船、练船和运船。另一类兵船被认为是舰队的主力，共有17艘，包括“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和“敏捷”。这17艘船只由外国制造，占整个舰队的65.4%，其中13艘英国制造，4艘德国制造。除“敏捷”一艘是练习用的机帆船外，其余为主力舰、巡洋舰和其他战船。“镇远”、“定远”为德国伏尔铿船厂制造，各长298英尺5英寸，宽60英尺4英寸，吃水19英尺6英寸。腰线护甲长144英尺，厚6英寸，炮台甲厚12英寸，令台甲厚8英寸。两船均为6000匹马力，时速14.5海里。它们各载炮10尊，包括口径为12英寸的重炮4尊。每艘船还有其他大炮，包括5管连珠炮10尊，以及鱼雷。两艘战舰威力极大，按当时的国际标准，质量堪称上乘。

除了这两艘战船，至少还有不少设备精良、足资战斗的船只。“致远”、“靖远”购自英国，他们和“超勇”、“扬威”同为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济远”、“经远”系德国制造。北洋舰队的建成，是李鸿章煞费苦心努力的结果。

 李鸿章对鱼雷艇也感兴趣。他相信只有鱼雷艇和铁甲舰同时使用，方可攻守有益。他于1881年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了10艘鱼雷艇；1887年他的代表同英国一家海军造船厂签订合同，订购可以在公海作战的新式头等鱼雷艇。鱼雷艇分别置于威海卫和旅顺港鱼雷营，水兵由英国和德国专家训练。这两部分的鱼雷艇尽管在1894年中日战争中未能发挥作用，它们却是北洋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洋海军船只中，还有6艘通过赫德向英国购买的蚊炮船，事后证明令人失望，并且招致许多批评。

海军学堂与训练

近代海军是西方技术的产物，它涉及许多领域的知识。由于海军有关航行、训练和部署调动都有高度的技术要求，建立海军远比陆军困难。李鸿章对此深为了解，常常劝勉海军将士学习西方技法，务求娴习精通。他鼓励他们“细心讲求，切实训练”，坚持实习，准备作战。每当新购兵船驶抵时，他就亲自前往码头察看，以期对船炮性质功能有所了解。

李鸿章保留一批外国军官协助教练，他要求管驾、轮机、司炉和水手都必须由熟手充当。李鸿章有系统地小心谨慎地着手海军建设。他不惜用费派遣数百名海军官兵前往英国和德国接受新购军舰，驾驶回华，以便使他们得以实地练习。

李鸿章深信海军学校极端重要。1866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便附设一所训练海军军官的学校。李在北洋舰队中利用了这所学校的许多毕业生。然而，福州船政学堂并不能满足新建舰队的需要。而且，北洋海军中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比例失衡，大多数人员是福州人。他于1880年在天津创立北洋水师学堂，训练北方学生。截至1894年中日战争时止，大约有300名海军学员是从天津水师学堂或北洋其他各校毕业的。在同一时期，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有630人，为北方毕业生的一倍。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不仅继续在北洋舰队，而且也在南洋舰队供职。。由于历史较久，人数较多，北洋海军军官中大多数仍为这些福建人。

海军学堂只是提供基本的一般训练。李鸿章坚持派遣海军学员出国留学，尤其是与航海有关的技术。从1877年至1890年，共有3批35名海军学员派送英国。有些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有些送乌理治皇家炮术学校，其他的人派往英国海军实习。这些学生归国后在北洋海军中居于高级地位，并被委以重任。刘步蟾和林泰曾是其中的佼佼者。35名留英学生中，有89%（31名）来自福州船政学堂；其他4名来自天津水师学堂，但其中仍有一名是广东人。南方人显然成为北洋海军军官的主体。

遴选将才与组织舰队

除了购买船炮和安排海军人才培训外，李鸿章也十分注重遴选指挥军官。然而，由于中国的海军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被认为是需要专业训练的职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前所见，许多福州船厂出身的学生曾出国学习，但是由于年纪较轻，经验缺乏，他们作为指挥军官还不符合条件。看来李鸿章除指派淮军旧部丁汝昌充任提督外，别无选择。丁汝昌是一个英伟、忠厚、勇敢的军官，富于陆军经验，但缺乏海军方面必需的条件。李鸿章感到必须雇聘外国专家协助丁汝昌，由此造成了北洋舰队的一个根本问题。1879年，李鸿章指派3个英国人，船长葛雷森、哥嘉和章斯敦为北洋海军教习，以葛雷森为总教习。这3个船长由于过去完全在商船上工作，没有海军船舰工作的经历，事后证明并不合适。

最后李鸿章以另一个英国人琅威理代替他们。琅威理毕业于皇家海军学院，曾任英国海军舰长。他是一个热情负责、阅历丰富的军官。他很自然地成为北洋舰队总查的首选人物，于1882年和1885年两度受聘担任这个职务，供职共计6年。北洋海军在他的精心计划和指导下，取得重大进步，并且受到国内外的密切注意。1890年在著名的“升旗之争”事件中，他受到一些中国军官排挤，不得不离开北洋。琅威理离职之后，李鸿章雇聘其他一些外国军官到北洋海军：两个英国人，两个美国人，4个德国人。不过他们没有一个人有琅威理的才干和技能，也没有一个人有和琅威理匹敌的权力和权威，以解决北洋舰队内部的问题，纠正对它的态度。北洋海军自1890年以后日益衰败。

北洋舰队一直到1888年才正式成立。造成这一延搁有几个原因。向外国购买的船只驶达要一段时间。李鸿章最初对于舰队应如何组织和调动，并没有把握。自1860年代以来曾经分别提出三个海军计划：曾国藩所拟“内江外海水师”计划；丁日昌所拟“三洋水师”计划；和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所拟“北洋水师”计划。所有这三个计划都不充分具体，因此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正式组成便大为推迟。1888年3月经朝廷催促行动，李才令其僚属——天津海关道周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和林泰曾，以及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向琅威理咨询。3个月后，北洋海军组织章程拟就底稿。经李鸿章同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讨论以后，这份文件终于1888年8月奏准实施。这一计划虽以传统的绿营水师和长江水师的组织为蓝本，但是它也有选择地参照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海军组织。

根据所定制度，北洋海军分为前军和后军。前军是舰队的主要作战单位。它由9个营组成（一船为一营），分为中军及左、右翼。后军为舰队的后勤，负责全舰队的训练和补给。它由16个鱼雷营组成。北洋海军到此时共有舰艇30余艘，41000余吨，大炮120门，官兵4000余名。除了外籍专家，包括轮机在内，有87名高级军官，其中有43人，即占总人数近一半，受过正式训练，35人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8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他们中间，24人曾在国外留学：留学英国13人，美国10人，德国1人。未受国外正式训练的人员中，有一些曾去英国、法国或德国作短期考察，协助监造船只，或接船驶返中国。这些军官在整体上显然比起他们在绿营水师或长江水师中同等地位的人，更为胜任。

北洋舰队最初并没有标准的操练规定。在《北洋海军章程》公布以后，才有以下八种规定：小操、大操、会操、会哨、合操、操巡、巡历和校阅。每次都记录功过，据以分别赏罚。北洋舰队不仅强调正常操练，而且经常派往南北洋各口巡弋。此外，它还出访海参葳和朝鲜港口，南面则远达新加坡和东南亚水域。

北洋海军曾经成功地维护中国在东北亚的海权。但是随着1890年琅威理离职，督责训练乏人，它开始衰退。李鸿章也年事已高，他忙于其他紧迫事情，对海军详情细节便无暇多顾。

修筑海军基地防御工事

近代海军必须有基地，修筑炮台以资防卫，建造船坞以便船只维修。北洋防线起自鸭绿江口，迄于胶州湾，包括海域辽阔。沿海港湾包括青岛、烟台（芝罘）、威海卫、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北塘和大沽，都需要构筑防御工事。然而由于经费限制，李鸿章只能择要设防：大沽、威海卫和旅顺口最受他的注意。让我们逐个看一下这三个港口的情况。

大沽

这个基地是天津的外港，也是北洋海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因此，津沽对于北洋海军特别重要。许多重要的海军机构，诸如大沽船坞、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以及鱼雷营、水雷营、电报局、电报学堂、贮煤处、海军医院、北洋医学堂，都设置于此。大沽和天津因而成为北洋海军的基地。

威海卫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北端，与大连、旅顺同扼渤海湾入口，地近京畿地区。威海卫宽阔的港湾内的刘公岛及其附近深水，形成船坞的优良地址。由于经费所限，李鸿章直到1887年2月才开始充分注意到威海卫，他派遣戴宗骞和刘含芳前往察勘。于是在威海卫修建炮台，以及兵工厂、鱼雷厂和鱼雷学堂、火药库和贮煤厂。在一名德国工程师指导下，建造一座铁码头，供装煤之用。第二年，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在刘公岛设立。随后丁汝昌又在威海卫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和一所海军医院，进一步增强了它的重要地位。

旅顺口

这个战略基地位于辽东半岛尖端，久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李鸿章长期以来就注意到它的重要性，淮剧重兵驻守这个地区。在这个基地修筑炮台，设置鱼雷营和水雷营，不过船坞工程极其艰巨。袁保龄最初被指派主持旅顺营务工程局，它后来由一家法国辛迪加接办。整个项目于1890年最后完成，先后历时10年，耗银300万两。它的石船坞比一般规模更为宏肆，给人印象尤深。《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提督每年应有6个月驻扎在此，旅顺口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旅顺、威海卫和大沽的铁三角中，旅顺口是最为重要的基地。

自清末以来，应否在旅顺口建设一个海军港口，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主张青岛作为海军港口，位置更好。有人指责李鸿章选取旅顺口是处于一己之私。我认为在旅顺口建立军港并没有错。李鸿章主要由于经费的限制，未在青岛也修建一个有防御工事的军港，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合乎情理的。李鸿章自己在当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推论：“胶州湾地居南北洋之中，为北来第一深水船澳，……唯目前限于经费，无可筹拨。”

无法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崩溃

北洋海军自1875年筹画，1888年正式成军。它不幸在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中为日本海军完全摧毁。李鸿章的努力全付东流。北洋海军的失败，导致中国丧失了制海权。辽东半岛的军事形势因之改观，影响了中国此后几十年运蹇境窘。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北洋舰队的毁灭可以部分归咎于清政府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不过北洋海军本身也有若干严重的缺点。一是制度上含混不清。北洋海军名义上隶属于北京海军衙门。由于海署大臣醇亲王对海军一窍不通，舰队实际上是归李鸿章节制。李忠于清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至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

其次是指挥系统不清。由于李鸿章未能经常顾及，北洋海军由丁汝昌负责。丁未受过海军正轨训练，他因此常为部下所轻，他们大多数人是由中国水师学堂毕业。丁汝昌所依赖的外籍军官有的傲慢自负，要求过分。这些外国军官和中国军官之间关系紧张，经常有不快发生，“升旗之争”便是这种冲突的反应。因而发生的琅威理去职，它导致北洋海军进一步衰败和腐化。

第三，经费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初海防经费预算每年200万两，但是从未如数收足。北洋海军改隶于海军衙门以后，舰队每年的预算减至不及130万两。最糟的是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这些建议得到朝廷准许。这使舰队及其装备的更新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即为北洋海军能否生存发展感到忧虑。及至中日战争，北洋海军连遭失利，终至彻底失败。纪律不整导致一些部队在战役白热阶段弃阵脱逃。北洋海军的缺点暴露无遗。李鸿章深知这些缺点，极力设法避战，不与敌舰交锋。他因此受到许多历史学者的严厉批评。然而，就北洋海军的弱点而论，采取一种更加勇敢的政策或战略，是否将带来不同的结局，恐怕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作为西方国家海上力量勃兴的反应，尤其作为日本威胁日增刺激的结果，中国决定建设海军。李鸿章恰是适逢其会，适充其任，他肩负起这一历史性的责任。不少学者认为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借应付外侮为名，而行扩张淮军势力之实。从历史发展的经纬来看，我认为这种解释殊属臆测，缺乏充足的证据。

近代海军是19世纪一个革新事业。海军的发展要求有复杂精致的装备和高度专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工业、科学和技术、人才、财政，中国当时完全不具备条件以支承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的诞生，几乎全靠李鸿章一人的独自努力。他以10年持续不懈的努力，造就了一支拥有30艘战舰，120门大炮和4000名官兵的舰队，它至少在数量上超过了日本的海军力量。

  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给予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内部情况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

北洋海军的运用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

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战争是国家间经济竞争、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于是有了战略，其本源含义是指导战争全局性方略。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与战争指导观的结合，是谓战略文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和哲学思辨传统的区别，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特点，并从根本上对各国海军运用理论产生不同的影响。今天，将19世纪末中国北洋海军的运用与中国 战略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思考，进行“扬弃”，是有意义的。

一、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理论规定性与北洋海军运用模式的必然性

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以农耕文明为基本形态。其依附于土地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倍加珍惜天时、地利、人和的社会心理，是导引以“和”为最高价值取向的中国战略文化产生、发展、形成传统并难以摆脱传统的客观基础和依据。

从传说中的五帝开始，生活在黄河流域文化相对先进的诸夏民族就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称谓，“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正宗，“中原”成为中华民族的福祉。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族对四周的“夷、狄、蛮、戎”等其他种族和民族，开始了漫长的征服和融合过程。征服与融合必然伴随战争，而战争实践是中国战略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夏王朝建立奴隶制国家后，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王朝更替，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初见端倪。首先是“服事观”，即服从、治理国家的观点，是为中华民族政治思想的理论奠基。 《尚书.禹贡》有“五服”说，《周礼》有“九服”说，都是以中原都城的“天子”为中心，每方圆500里为一“服”实施治理，由内及外，而内附天子是其核心，是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政治理论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以国家社稷和领土为最高目标，从而引申了“华夷”说、“中国中心”。它导引和产生的战争观，重天命，讲礼义，以大一统为最高目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征服扩大陆地领土为功业；以“德治”为基本价值观，认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战法本于政胜”，“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此，虽然至少从夏代开始，古代先民们就对中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的自然地理特征有了清楚的认识，但中国的战略文化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内涵式的发展道路：没有必须实施海外扩张的生存需求，没有必须进行海上战争的战略需求，国家运用军队的领域主要在陆上，根本目的是谋统一，求和平。这一根植于中国的民族特性，规定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基本走向。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改革、大发展中，运用军队进行争霸、兼并、统一的战争十分频繁，军事技术、战术、军事制度大发展，促进了战争艺术、军事思想的大发展，对战争的认识明显深化。《左传》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孙子.计篇》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儒、道、墨家学说也不断向军事思想渗透。如，儒家把“义”、“仁”、“和”等政治和道德概念引入战争理论。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主张“仁政”，荀子主张重义轻利、取义舍利，道家主张“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和“后发制人”的战争观，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都对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的形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表现在军队的运用上，义战、慎战、守战、谋战的思想理论纷纷浮出水面。

义战。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讲究战争的正义性，其核心是保国安民。《吴子.图国》说，“禁暴救乱曰义”；《孙膑兵法》说，“义者，兵之首也”；《司马法.仁本》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战之可也”，主张“攻无道而伐不义”。而秦统一以后，“义战”的内涵自然延伸为谋求国家的统一。

慎战，主张理性用兵。孙子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此对待战争必须“慎之”，“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而应当以“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为用兵原则。

守战，注重防御作战胜于进攻作战。《尚书.泰誓》中有“罔或无畏，守执非敌”，《孙子.军形篇》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而道家的“后发制人”和墨家的“非攻”思想则最为著名。

谋战，追求在战争中以智谋和方略取胜，以战略取胜。《管子》强调，“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孙子兵法》极讲究讲究“庙算胜”，是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全胜理论，成为中华民族最高境界的战争艺术。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由特定的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性所派生，呈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理论规定性，它决定了甲午战争前后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基本思路和模式。

谋统一，讲义战。鸦片战争后，面对外敌频频海上入侵的“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清廷不得不从“夷夏之防”转向“中外之防”，其“义战”的内涵放大了，但保国安民、谋求统一的核心以一贯之。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就是来自于日本侵略台湾的刺激，清廷认识到海防“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 ，“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为国家久远之图”，决计海塞防并举，筹建南北洋海军，“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 1884年中法战争惨败之后，清廷进行第二次海防大筹议，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并集中购买大舰巨炮，先精练一支北洋海军，以抵御外来侵略。进入80年代，藩属国朝鲜政局不稳，日本屡屡插手，清廷数次派遣北洋舰队赴朝鲜支援，实施义战。1894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事件挑起甲午战争之初，清廷也是正式宣战并准备“以战止战”的。

求和平、重防守。1874年海防大筹议时，总理衙门在“原奏”中提出“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 凸现了“守”为主，“战”为辅，“和”为目标的思想。李鸿章说得更明白，“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 因此，清廷“以守为战”、“三洋布局，海口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是必然的，即使1885年后“大治水师”，购买大舰巨炮，精练北洋海军，也仍旧是为了“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 。其兵力部署是：北洋在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在长江口外，南洋在厦门、虎门；作战设想是：在沿海重要口岸建大威力火炮的炮台，以精练陆军配合守岸；以巨炮铁船为“水炮台”并附设水雷近岸守口；以部分外海水师近海御敌，实施“专守防御”。

建威消萌，伐谋伐交。清廷建立了一支远东居首的海军，不能说完全没有运用于海上以战取胜，但更多的是作为威慑力量而进行“伐谋制敌”，用李鸿章的话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固之谋相表里” ，认为“百战百胜，未若不战而胜” 。两次海防大筹议，其奔走呼号，购买大舰巨炮，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奕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 1881年，中国海军向英国订购的轻型巡洋舰“超勇”“扬威”抵北洋后，便开始在日本、朝鲜实施海上威慑。此后，北洋海军“每年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弋辽东、高丽一带；或率两三舰，往日本口岸，冬春则巡南洋群岛”。而在海军实施威慑的同时，清廷更着重于伐谋伐交，利用矛盾，以夷制夷，希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境界。

二、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历史局限性与北洋海军的败殁

19世纪60年代后，面对外敌频频海上入侵的“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清廷从“夷夏之防”转向“中外之防”，发起洋务运动。经过30年的努力，建设起一支号称世界第十、亚洲第一的近代化海军。然而，甲午一战，北洋海军灰飞烟灭，全军覆没。究其原因，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负面影响，值得反思。

（一）清廷以中国传统的“德治”价值观和“义战”战争观念看待近代海上战争，对新的战争根源、战争形势判断失误

鸦片战争以后发生在中国沿海的中外战争，深层次的看是中西方文明及其战略文化的直接碰撞。源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从希腊罗马时代起就形成了分裂与扩张的传统，由于土地贫瘠、农耕文明发展空间小，便自然选择了海洋为文明发展的主要方向。航海文明以外向发展和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开拓海外市场、抢占殖民地、实施海外扩张是其天然使命。这种具有外张力的战略文化传统，导引了地理大发现的实践。“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它“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导致了工业革命，有更加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而以世界为对象进行战略运筹，以战争为手段进行世界性扩张，以进攻型的海军为急先锋。于是，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到了东方，打败了中国，也打败了日本。

然而，历史上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从此抛弃了东方战略文化传统，开始尽学西方，展开了明治维新。“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将海军发展作为日本的“当务之急”。尽管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海军发展基本同时，但日本一开始就以谋取海外经济、政治利益为目标，确立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公然提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的理论，1870年制造琉球事件，1874年侵犯台湾，1880年后屡屡侵犯朝鲜。1882年，日本将中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1887年出笼《征讨清国策》，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反观中国，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海上威胁，却从未将海洋作为生财之道，也从未想将海军用于海外扩张，传统的“德治”价值观和“义战”的战争观基本没有改变。李鸿章说，“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 恪守“后发制人”的战争道德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从这一点出发，清廷不可能对西方和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源有清楚的认识，对入侵者的战争决心及其力量有清醒的认识。因此，虽然清廷对世界的看法有了不少变化，但一叶障目，不可能对整个世界大势、对战争形势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二）清廷以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指导战争，采取了消极的“专守防御”，处处被动，屡失战机

  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注重防守并不是错误，问题在于“斤斤自守”。19世纪60年代后，清廷确立了备御外患的战略目标，确立了“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 实行海口防御的指导方针。为此，清廷引进了一支近代化的北洋海军，以为从此筑起了“海上长城”，却不知近代化海军的优长是海上作战的机动性。而一个不立足于海上作战的海军、一个不懂的进攻的海军，违背了海军的本质属性，也不可能实施有效的防御。甲午战争前后，清廷在建设和运用北洋海军中，逐渐脱出了明代以来“炮台为经，师船为纬”的海上防御的指导方针，但总体上还是承袭了中国传统“守战”理论中的儒家、道家和墨家消极保守的一面。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是十分丰富的，其中不乏积极防御的思想。《孙子》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明代在打击海上倭寇的实践中，提出了“御海洋”，即“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 的海防思想。清廷在海防大筹议中，也有“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之说。然而，清廷在30年的海军建设中，一直以“专守防御”为指导思想。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便停止了外购舰船的海军经费，认为其海军力量，攻人不足，“自守则有余。”北洋海军还重点建设了旅顺和威海两个基地，目的是共扼渤海门户。除了港口建设外，重点加强炮台建设，使之成为“以守为战”的要塞。

1894年丰岛战役后，清廷担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进而决定“海守陆攻”的战略和“保船制敌”的方针。黄海海战后，更是群集在威海港，“避战保船”不敢再出海机动，直至陷入束手待毙的绝境。纵观整个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在指导北洋海军进行防御作战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下达过任何一道战役、战斗的进攻命令，将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消极防御的一面推向极至，以至于处处被动，屡失战机，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覆灭。

（三）清廷对中国传统的“谋战”理论运用有失偏颇，重外交而轻军事，重威慑而轻实战

19世纪7、80年代，李鸿章在提出购置铁甲等船的时候，曾经一度雄心勃勃，希图铁甲舰游奕大洋，“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 1881年，当中国海军向英国订购的轻型巡洋舰“超勇”“扬威”抵北洋后，清廷运用海上威慑，成功平息了“壬午之变”和“甲申政变”。购进“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后，北洋海军在北至朝鲜、日本东海岸及海参崴海域，南至香港、新加坡、西贡及马尼拉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远洋训练、舰队出访等活动，显示武力，认为通过这样的海上威慑，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然而，中国建设近代海军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进行的，30年过去，传统衣钵如故，不可能学到西方海军建设和运用的真谛。没有外向型发展的需求，就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其盲目以为北洋海军力量自守有余的时候，便停止了发展。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与日本的本质区别。以西方海权思想指导发展的日本海军，是一支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的进攻性的海军，建设和作战思想都高中国海军一着，于是很快后来居上。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已经有“自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以来，至今未添一船，窃虑后难为继” 的危机感，感到中国已不具备足以对日本实施威慑的海军实力，便日益重视外交斡旋，而在兵力运用方面变得日趋保守，对于实战的指导更加消极。

1894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日本政府见有机可乘，便别有用心地怂恿中国政府出兵代韩平乱。清军从牙山登陆不久，日军7000人也在仁川完成登陆。接着，日本方面提出了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其侵略野心暴露无遗。清政府断然拒绝后，日本利用中日双方谈判撤兵的时机，继续向朝鲜派遣和部署兵力。其陆军占据了仁川至汉城的所有战略要地，海军军舰进驻仁川港。在日本国内，大本营御前会议做出对中国开战的决定，海军组成了联合舰队，完成了发动战争的一切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却拒绝调兵备战，认为：“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 他派出少数军舰去进行象征性的威慑，但决不想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是采取外交斡旋，先后请求俄、英等国出面干预，期望联西洋而制东洋，阻止战争爆发。结果，外交努力失败，也贻误了中国军队在朝鲜占领先机的时机，在战争之初便处于被动状态。在丰岛海战后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北洋海军奉李鸿章的命令，曾先后三次出巡朝鲜洋面，但“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 仍没有作战的打算。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积极寻找北洋海军的主力决战，以实现“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的作战计划。北洋海军却以“保船制敌”为策，无意实战。李鸿章说：“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 实在是自欺欺人。应当说，在甲午战争前后，清廷对中国传统的“谋战”理论运用进入一个误区，对整个战争的指导重外交手段而轻军事手段；对北洋海军的运用上重威慑而轻实战，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败殁。

三、北洋海军运用的辩证思考：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不应被埋没的一面

一段时期以来，史学界对19世纪末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最痛心的一页——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的覆灭进行了全面的、有突破、有见地的反思。即是反思，则以批判性为主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毕竟，当是时中国战争思维和战略思维的历史局限性，导致了惨痛的民族灾难。然而，既是历史的局限性，就有客观历史造就的不可抗力因素的缘故。今天，从中国战略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北洋海军运用的正面因素应当给以肯定。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北洋海军作为因应中国“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的代表作，容纳了当是时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和中国的重新认识，对旧的单纯陆上防御军事传统的否定，以及大胆学习西方的成果。然而，中国特定地缘环境孕育的中华民族，其学习西方有着天然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的鸿沟。不可能像日本，其岛国的地缘环境和民族特性与西方航海民族的共性那样多。因此，北洋海军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代成果，本质上的“变异”还是否有限，它只能是中国的北洋海军，不可能是日本的联合舰队。

世界只有一个，但不同文化对同一个世界的理解却差异很大。战略文化传统为决策者提供对战略环境认知和判断的范式，影响战略目标的确定和战争手段的选择。西方近代形成的战略文化传统以“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作为人之本性和认知世界的基本范式，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演绎的竞争和冲突作为生存的基本法则。在这一逻辑下，侵略、扩张、掠夺是合法的，战争是必需的，世界是强者的世界。但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对世界则是另一种看法，崇尚“人之初，性本善”，崇尚“和为贵”，将基本战略目标定位于守国土、求统一、保和平，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手段选择的最高境界。不错，这一战略文化传统曾经使中华民族蒙受过诸如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结局，但中华民族善良平和的民族特性并不会因此而埋没其光辉，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优秀一面也同样不应当被埋没。

任何事物都有事物对立统一两个方面：按照西方和日本的战略文化传统的逻辑发展，经过18、19两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走向了顶点，征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世界弱小民族，瓜分了整个世界，但同时，也走向了帝国主义战争，以致有了惨绝人寰的“一战”和“二战”。战后的世界，人类渴望和平，热战变成了冷战，即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得不坐在一起，寻求军备控制，传统的战争思维及其战略逻辑发生了改变。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更成为世界性的追求，紧紧抱着诉诸武力的冷战思维不放的美国面临着“911”和伊拉克战争等新的挑战。而按照自己的战略文化传统历史逻辑运行的中国，既在早于地理大发现近100年的时候，创造了郑和七下西洋和平走向世界的范例，也也未能避免19世纪中叶以后屡战屡败、落伍于世界的近代历史。中国不应当不总结迟滞中国发展这一历史的教训，不能不反思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中的保守、消极的一面。但同时又不应否定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精华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优秀一面不断光大，从50年代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冷战后的“新安全观”，中国建立了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国在以一种中国式的战略文化逻辑，引导世界的共同安全。可以说，中国以一贯制的和平传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辉煌，这是中华民族应当引以为自豪的，即使是在反思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殁的命运时，也是不应当以偏概全的。

同治四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外交事件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

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

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 多个条约根据我所收集的资料，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1 年8 月《中日修好条约》；1876 年9 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 年5 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 年4 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 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 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中日《辽南条约》；1896 年3 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 月《中俄密约》；1898 年6 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 年9 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洋务重臣

李鸿章军功显赫， 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 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建设海军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甲午战争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公历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究其原因，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念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在为慈禧准备的万寿庆典的颐和园中，清朝库银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颐和园，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北洋舰队的先进战备是不可能的。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翁同龢鉴于与李鸿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 ；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原本是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李鸿章遇刺与《马关条约》

1895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对于李鸿章而言，甲午战败是他一生的耻辱，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熟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不得不听从岛国晚辈伊藤博文的摆布。

战前，李鸿章在1894年6月中旬曾经请俄国和英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中日之争。但英国人此时正想拉日本制衡沙俄，不愿意趟这滩浑水。英国领事曾告诉李鸿章，英国政府请日本与中国共同退兵。但也仅此而已，别无下文。俄国公使喀西尼也告诉李鸿章，沙俄政府会不惜以逼迫的手段压制日本人。李鸿章信以为真，一心等待俄国人出面，但最终却不见动静，导致军事部署被动和延误。

  平心而论，甲午战争的失败，并非李鸿章一人之责，而是清政府腐败所致。由于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自1889年以来，海军未添新舰，未置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北洋海军在作战中，炮弹发射速度慢，炮位少，炮弹击中敌舰要害部位后竟穿而不炸；北洋海军被日军围堵在威海卫之际，清政府竟不发援军，眼见舰队被日军围歼，舰队外籍顾问又伙同候选道牛昶炳等人威逼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签字投降；眼见大势已去，生性懦弱的丁汝昌不禁悲从中来，服毒自尽。

日本人点名要李鸿章出面谈判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派员议和已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李鸿章左思右想，觉得如果在日本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之时，派大员贸然前往，恐怕会遭日方奚落。因此，他在给恭亲王奕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在下与张荫桓等人再三商量，觉得现在只想派一名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既容易得知对方的意图，又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李鸿章最终选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在天津海关工作20余年的德国人德璀琳。

对于德璀琳，李鸿章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德璀琳在天津工作20多年，对我很忠心，中法议和等事他都暗中相助。先前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我订约时，他认识伊藤幕僚中的一位英国人，于是又从中相助，很是得力。如果让他前去日本酌情办理讲和一事，或许能够相机转圜。”

在日本方面，外相陆奥宗光在得知清政府准备派洋人来日本代为商谈议和事项之后，马上与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商议。他们认为，现在还不是与清廷停战的最佳时机，日本应再次扩大战果，占领东三省部分领土，以此来逼迫清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更何况，中国政府此时派来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来打探虚实的，日本政府不得不防。因此，二人商定不见德璀琳，迫使中国政府派出更有资格的代表。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国。1895年2月1日，清政府又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但伊藤博文对二人百般刁难，甚至不允许他们发密电和北京取得联系。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双方互换国书。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字样，遂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的惯例不符，于是拒绝与他们谈判。张荫桓和邵友濂急忙写信给陆奥宗光，申明光绪皇帝的确向他们授予了议和全权。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饶，甚至驳回了张荫桓和邵友濂发电报给国内修改国书文字的请求，还借口说广岛是日本军事重镇，不许闲杂人员逗留，将张荫桓和邵友濂赶到了长崎。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的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也还是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伍廷芳又问：“那么中堂也要来广岛吗？”伊藤未置可否。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日军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李鸿章不想做“卖国贼”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此时，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满朝文武，谁都不愿意背上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

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了李鸿章。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堂上争执不下，乱作一团。李鸿章表示，不能够承担割地的责任，更何况连日本人要的赔款现在都无法凑齐。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騄等人也说，宁可多赔款，也不可割地一寸。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情形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就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为了寻求背后支持，李鸿章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中日议和开始后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无果而终。

3月4日，光绪帝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13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世子李经芳，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

春帆楼上唇枪舌剑

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此楼所处之地居高临下，风景秀丽，附近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不通医术，但独具慧眼，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

对于春帆楼，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别有一番感情。当年的伊藤博文经常在马关一带活动，经常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一日，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碧波之上的点点渔帆令其感动不已。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伊藤博文不禁兴致大发，为此店取名“春帆楼”。选此地为谈判地点，想必伊藤博文也如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所作的一样，要拼命吃下清政府这条“河豚”。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围着方桌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本政府还特别为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安排了痰盂。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四条命令：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不论何人有何事，一概不得踏入会场；二是各报的报道必须要经过新闻检查后方可付印；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凶器；四是各客寓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已成功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中国使团与中枢往来的电文日本人一览无余，自然也乐得送个顺水人情。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要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切驻扎费用开支要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起了觊觎我台湾的企图，向李鸿章隐瞒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李鸿章遇刺改变谈判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左右未及反应之时，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后不久，李鸿章就苏醒过来。李鸿章毕竟见过大风大浪，面对此景表现得异常镇静，还不忘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所幸的是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李鸿章在日本遇刺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德国驻日公使馆的医生赶来为他看病。各国医生会诊之时，日本医生建议开刀，但德国和法国医生坚决反对。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害，不如暂时留在体内。他们担心，如果贸然开刀，将会危及李鸿章的性命。

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短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小山六之助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此时的伊藤博文最担心的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列强手中，让一直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从中干涉，坐收渔翁之利。小山六之助的行为恰恰无异于授人以柄。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清政府给李鸿章来电，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曲之时，李鸿章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当时，如果李鸿章就势回国，再怂恿列强进行干涉，也许《马关条约》的内容就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可是被列强与日本欺负得没脾气的清政府压根儿没有想过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只是担心如果不及早结束谈判，在华日军将会继续制造战端，危及京师安全。

28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大清丧权辱国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撤出朝鲜半岛，并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向日本开放多个中国内陆的港口城市，日本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中三千万两为清朝换回辽东半岛的费用），经济迅速发展。而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1850年代起洋务运动技术改革并未完全成功，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再次成为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清朝国内的改革派对自身的弱点有了更深的认识，积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

战败一次不可能标志着历时30多年，花费过亿银两，覆盖教育、课税、军事、科举等等方面的大洋务运动完全失败，而只是未完全成功，或者说，暂未成功。这么大的一场运动，大大超越改革开放的规模，所谓“功绩”，其绩可察于运动期间，因为屡屡有绩；其功未必可得于几十年内，因为国家太过庞大，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况欲成泱泱华夏一国之功？！

这一次战败后，洋务运动各方各面的机器仍在运转，未有停过。

因此甲午之战，只能说标志着日本怕我发展甚于它而伺机袭击。就像怀揣嫉妒心的孩子眼见旁边另一位即将把积木搭成城堡而一手扫过，积木无损，可继而续之，搭建无碍。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经方；嫡子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经迈（莫氏所生）。女三：分别适郭恩垕、任德和、张佩纶。

不履日地

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此段为《走向共和》电视中的故事，并非史实）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

李氏故居

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

李鸿章生于合肥，葬归故里。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故居面南背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走马楼。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显的江淮官宅特点。

李鸿章故居建于19世纪末。故居当年规模很大，许多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气势。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在十年动乱的时候，李鸿章故居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在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的督导下，合肥市政府对李鸿章故居采取保护措施，根据历史照片，在原地修复重建，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模样，只是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但是，主要部分仍旧保留。

从步行街进入大门，行数步即到过厅。厅正中是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上书“钧衡笃祜”四个字，钧衡，比喻国家宰相一类重臣；笃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鸿章官显福厚。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褒奖他对大清帝国的功绩。过厅过去为来客稍候，待佣人通报后再入中厅与主人会面之处，现兼作展厅之用。厅内展示与李鸿章有关的各种图片、资料和实物。展览分“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李鸿章与淮军、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外交以及毁誉参半的一生”等五个部分。

推开把前院与后宅严密隔开的屏门，即是典雅古朴的小姐楼。楼与前院中间有道墙，墙中间的门，便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了。墙门把小姐楼与外界严密隔开。男子严禁进入二门半步。小姐楼又叫“走马楼”，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小姐楼后一进的楼上摆放着古老的绣床、雕花的梳妆台、大理石面的圆凳，床、台、凳都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红木家具。屋内一个漂亮的粉彩瓷礅，放在红木梳妆台前，古色古香。

小姐楼造型独特，为一封闭回廊式木楼，楼下正中的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气，符合阴阳调合之风水学。楼上东首第一间据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所住，正中则是老夫人所居。原先的老宅有一个比现存面积大得多的后花园，但光阴荏苒，后花园早已湮没，无法恢复，只保留下这座美丽典雅的小姐楼供人观瞻了。

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的事件。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与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及各地方长期割据，则是源自强势人物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权力出现真空、各地派系拥兵自重，与东南互保并无直接关系。

最后谢幕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大清国的都城北京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却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身后哀荣

李鸿章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另付一遗疏：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济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为辛弃疾纪念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李公趣事

在英国餐桌上有很多礼仪，如吃烤鸡先用叉按住，再用刀割，再用刀摁住，再用叉戳肉吃。1896年李访英，受到热情款待，李用手抓鸡，大家愕然，出于尊重，也学样。从此，英国人吃鸡不必拘泥于刀叉。

同时，天天西餐使李无胃口。于是他让厨师将西餐的原料和蔬菜和在一起，烧成了一锅大杂烩。扑鼻香味使英国官员们馋涎欲滴，忙打听是什么菜？答曰杂碎。李示意他们尽情享用，结果一个个赞不绝口。据说后来饭店的菜单上就有了“李鸿章杂碎”。

这说明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礼仪，无高下之分。李鸿章作为一个中国使臣，在桀骜不逊的日不落帝国人面前，没有卑躬屈膝，而是巧妙地宣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而影响至今，不得不说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观念。

后世评价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英国及美国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其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鸿章对自己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慈禧改革与清末新政

张鸣

慈禧回到北京后，从1901年到1905年，先后颁布30多道上谕，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有： 

一、改革官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应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为适应“新政”的需要，光绪二十九年着设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处（后来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光绪三十一年又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在此期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等“冗衙”，并宣布裁汰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虚衔、封典、翎枝、贡监”等除外）、废除勒索性“陋规”、“供应”等。自隋唐以来传统的六部建置至此瓦解。 

二、改革经济。由前一年派往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考察的宗室亲贵载振任商部尚书，管理商、工、矿业和铁路。并制订商法，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以及《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奖励公司章程》后经修订，还公布了《奖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等。提倡奖励实业，振兴商务，鼓励私人出资兴办企业、交通，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促进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中城市，新的“商绅”阶层开始崛起，他们不仅跻身于传统“士绅”的行列，而且有取代“士绅”地位之势。 

三、改革教育。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内容。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大、中、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朝廷再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东、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学成者回国给予任用。当时以留日学生最多，许多留学生在国外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成为以后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光绪二十九年，颁布学生章程。此时已实行了对各级学堂毕业生分别授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的办法，而且规定按照科举考试制度通过会试的人必须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光绪三十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法律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近代学制，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光绪三十一年正式宣布自翌年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科举的废除加速了学堂建立的步伐。据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万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万所，学生达156万人。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长。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或多或少接受了西学之后，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逐渐走向朝廷的对立面，成为清朝统治者所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 

四、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举。光绪二十九年，于北京成立练兵处，任命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又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领导各省编练新军。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六镇是最先成立的新军，清朝末年各省新军亦在此时开始形成。为培养新军官兵，光绪三十年，颁布《陆军学堂办法》，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各主要城市建立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事。清廷的军事改革，有利于中国军事的近代化进程，但新军并没有起到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许多新军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鼓动下，投身反清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五、改革法律。光绪二十八年起，清廷参照西方各国法律，修改《大清律例》。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废除枭首、凌迟、黥面等酷刑。此外，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并开始编纂新法典。等等。 

导读：如果慈禧再活10年，可能新政会完成，这个情况会好一点。因为西太后毕竟是一个能负人望的这样一个，不能说政治家，至少她是一个统治者，能负人望的。

慈禧如果再多活十年，中国也许有不同的局面 

许知远：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对新政的变化，好像发生了很戏剧性的一个变化？ 

张鸣：现在新政的地位又开始高了一点了，大家评价比较正面一点。由于一段有一些史料的准备，史料的发掘也发现，其实有一些人在学生看来新政还做得不错。但是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什么？为什么好像做得不错的新政最后反而革命了呢？这是一个困惑。 

外国人的说法，像美国人的斯考协波（音）的说法是什么呢？他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他认为革命的发生不是说你最苦难的时候就会发生，压迫最重的时候是不会发生革命的，反而是压迫松了一点，往往是在改革进行当中最容易发生革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 

许知远：托克威尔好像也是这个观点是不是？ 

张鸣：托克威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是这样的，他那个法国大革命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法国的变革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他还不是这么直接，不像后来似的，你直接一场改革，很快就会导致革命，这个稍微有一点区别。但实际上，我不是这么看，我不认为新政的改革导致了革命。而是我们可以说改革没改好，或者改革出了差导致的革命，如果改革改好了，比如像土耳其的变革也就变过来了。 

如果说，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不是说改革导致革命是一个规律，改革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改革，可能就不是革命的问题，而是一个大动荡。我们看来包括辛亥革命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动荡，还是一个低密度的革命。我的观点是改革，我们现在看来，从清朝末年开始看，我们觉得对中国来说，如果能够改良转过来是最好的，是最佳策略。比如我们可以避免让中国经历辛亥后那么几十年的动荡，这可以避免。但事实上我们又很尴尬。为什么？我们当时这个变革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和平的进行，能不能不出错，关键取决于当政者他们是否明智，实际在社会上没有那么一股力量能够遏制。社会是有力量的，但是力量不足以遏制他不犯错误。所以叫我来看，实际上新政的问题，就是在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后，新政已经变质了，已经出现了大问题。社会又没有力量把它扭过来，这个时候革命党人一直想革命，以前没有机会，这时候有机会了，于是革命发生了。 

许知远：慈禧活着的时候，中国不管怎么分化，四分五裂也好，还提供一个政治权力的中心，一个权威性，她一死，整个权威都瓦解了，象征性都失去了。如果她能够再活10年，这个情况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吗？ 

张鸣：如果她再活10年，可能新政会完成，这个情况会好一点。因为西太后毕竟是一个能负人望的这样一个，不能说政治家，至少她是一个统治者，能负人望的。其实当年义和团的时候，八国联军是把她当祸首的，要把她除掉的。但是发现她逃到西安之后，全国各地都给她上贡，就知道这个事还是不行。于是就把她从祸首中排除出去了，退而求其次，实际上她确实是一个能负人望的。而且她后来变得比较快，义和团之后她马上改弦易张，又倾心于跟西方拥抱。她的改革，由于她的坚定，新政的改革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从后面看，她的改革进行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首先是官制改革。官制改革以前在戊戌的时候几乎是动不了的。从1903年中央开始改，然后是法律改革，然后就是推行一系列的戊戌维新时期的经济政策，然后是科举改革，05年废科举，紧接着就是立宪。一步一步的。当然这其中还有，1903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军事改革，就是我们后来成为革命党主力的新军，就是这个改革的产物。 

许知远：新军不是应该推到1895年他们开始练兵吗？ 

张鸣：对，1895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引子，还不算是一个全国的影响，只是一个局部的，就是说直隶总督要在他的麾下练一支小规模的7000人的新建陆军。那时候甲午战争还没打完呢，但是已经觉得中国陆军不行，于是要完全引用西方的方式，以前是半西方的，像淮军是半西方的，后来练军也是半西方的。他要想搞一个全西化的这样一支新军，但是他只是搞了一个7000人的一个小引子，然后把这个模式推广那是后来的事情。 

光绪曾游说袁世凯杀慈禧 

许知远：我很好奇，比如要说到新政，必须回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 

张鸣：对。 

许知远：现在很多史料上对那个事情似乎又搞得半清楚不清楚的，因为过去传统的价值观是说西太后扼杀了整个的改革，但是现在看来还不是这么一回事。 

张鸣：不，扼杀是西太后扼杀的，如果她不出手的话别人谁也扼杀不了。因为如果她不出手，谁能扳倒皇帝呢？ 

许知远：当时的改革，那一代他们也是休克疗法。 

张鸣：也不是，1898年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改革。问题是这样的，它赶上的时候不好，当年朝廷因为1895年甲午失败了，人家归结为女人当政，而且光绪又成年了，他已经亲政了，要他实际亲政。 

许知远：对。 

张鸣：要光绪实际亲政，整个朝野的舆论就说女人当政是不行的，坏就坏在你这儿了，所以你要退休。所以她就去颐和园了吗，她就真的退了。但是你想想看，她又是不想退的，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退出权利的。她权利欲这么强，她已经是政治人物了，而她就是一个政治人，她除了政治以外没什么乐趣，你想她退了以后她能甘心吗？所以她遥控。但是她又感觉到一种威胁，一旦光绪亲政，这个改革如果真成功了，那么她就真的退出了。因为光绪缺什么呢？光绪就是缺点实功，缺点政绩。你干了那么多年，你干了30多年，就是因为你有政绩，在你手上把长毛打掉的嘛。 

许知远：对。 

张鸣：如果光绪他从此改革成功了，那么你西太后就当不成了，这个幕后操纵者就干不成了，所以她有一种失权的恐惧感。所以权力结构就呈现出两个东西，一个是帝、一个是后。这个是隐患。一改革呢，又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触及满人的利益，好多满人的既得利益。比如说国家以前满人老是寅吃卯粮，已经欠债欠得很厉害了，国家都给你搭，等于把你赎出来，把你的债给你还了。现在可能就不给你还了，有一些传统的职业，比如像漕运的这一套东西，本来没有事干，漕运实际上已经改海了，但是这一套机构还不能废，不能废就是因为给你，包括北京的一些职业，专门就是养你们的。这些都要撤，要裁撤。这一撤就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建言上书，把礼部日常官全给撤了，日常官里面有三个全是满人。 

许知远：1898年的百日维新里面？ 

张鸣：对。然后这一大帮满人就到西太后面前告状，诉苦，说这个改革怎么怎么不好。满人这个圈子是很厉害的，因为政权毕竟是满人的，所以满人的声音很大，加上西太后本身从心里讲不愿意这样干。因为改革，如果改良派是奉她的旨意改革，这个事好说。恰恰他们是奉光绪的指令改革，把她扔在一边，这样的话，当然她就不情愿了，你改革越好，我越不情愿。你改革，我反对你当然没有什么更多的理由，因为事实上大势所趋她也明白，非改不可。但是问题只要有人出来诉苦，诉苦多了，我就会对你有压力，所以光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就老挨骂。光绪说我干不下去了，然后不就写了个折子让杨瑞，就是四小君子之一杨瑞，想想办法，怎么能即刻把这些干掉，又别惹老佛爷生气，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于是谭嗣同他们说不行就冒把险吧，于是就游说袁世凯，说你能不能带你的军队进京搞一把，拼一把。袁世凯怎么想，这事儿怎么可能？我又不是一个敢死队。这么点兵，北京那么多兵呢，我怎么能去把圆明园包围了，怎么能把慈禧太后抓住，万一抓不住不就完了嘛，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个事情就弄大了。他只能把这个事和盘向他的上司荣禄提起，荣禄又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慈禧太后军权一直在手里抓着。但是整个武卫军都在荣禄手里控制着，荣禄一听这个事儿肯定不行，完了就（向西太后汇报），西太后正好没有借口呢，马上就把你打住，就把这个事怪罪到光绪头上。你小子居然敢，我毕竟在名义上还是你妈。 

许知远：我养你这么多年不容易，你还这样对我。 

张鸣：对呀，养你这么多年不容易，小时候在他4岁的时候就把他带进宫了。小时候你还经常一动就吓哭了，还经常不干 。

许知远：他们俩的母子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张鸣：她实际上是姨母。她妹妹的孩子。但是她等于是养父嘛，就是皇爸爸。满人叫皇爸爸，就是妈，就是养父，所以像这么强势的一个妈，谁都感觉到很可怕。所以她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当然西太后也清楚，新法也不能尽废，但是人家就说了，怂恿她出来的这些顽固派就说了，新法不废你凭什么出来亲政？理由何在？这么着你把改革废了以后怎么办，只能向后转了嘛，你只能反动了嘛，反动反动就反到一个上去了。 

许知远：慈禧太后她对义和团到底怎么看，就是觉得要借用一下？ 

张鸣：她开始并不信，也不想用，因为义和团开始等于是民间搞的东西，你不是我秩序之内的东西，不是我组织让你干的，你自己搞的。她还是要镇压的。问题是什么，一旦改革不成，她马上跟洋人的关系就紧张了，因为洋人都希望中国改革，这真是很奇怪，包括日本都希望中国改革成功。一旦她不改革了，洋人马上就翻脸了，不高兴她了。比如说她要废光绪，洋人就不同意，洋人出来干涉，洋人的舆论一面倒的谴责她。而且你想想看，当时改革是为了什么？改革就是为了应付洋人，为了应付洋人的压力。我要属于亡国危机嘛。 

许知远：当时瓜分中国这种说法。 

张鸣：有的。 

许知远：真是一个很强大的声音吗？ 

张鸣：有的，尤其是1899年，真是有的，当时真是有人在议论，就说我们被瓜了。她就是因为他们各自占一个势力范围，然后下一步就给你瓜分了，中国真可以瓜分。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小日本把中国打成这样，中国太弱了，我为什么不瓜分呢？当时就是有这个压力。但是很奇怪，洋人又希望中国改革，中国改革他又可以，中国改革的目的是要抵制洋人的压力，改革不搞了，洋人压力还在嘛。 

许知远：他们希望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动力是什么？他们为了不同的利益吗？ 

张鸣：不是不同利益的问题，希望中国改革不是不同利益的问题，它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制度和文明的问题。你改革是归向我，如果你自己改了，归向我，我就不一定瓜分你了。而瓜分你是帝国主义政策，他们国内实际上不光是有帝国主义这一面。

慈禧一面下令攻打使馆，一面送水果蔬菜 

许知远：是，内部有很多争吵。 

张鸣：对，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了，西方的民主主义势力，包括工人党什么的都起来了，已经不一样了。整个的局面已经跟殖民时代不太一样了，所以不是一个声音，所以他是希望你改革的。你不改革了，那么中国的压力还在嘛，你怎么应付他？你跟洋人的关系又恶化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很焦虑，尤其是她想废光绪，洋人又不同意，这时候她很焦虑，这时候说义和团是打洋人的，民心可用。这时候没办法了，就倾向于向后转，找武器。我想进一步的变革武器不行了，那我只能向反动的方向去找，找武器对付洋人。尤其是他们说顽固派伪造了一个各国的诏书，说要让她退位，那更生气了。你们竟然还不让我… 

许知远：那个诏书肯定是伪造的？ 

张鸣：假的。 

许知远：是高邑给她的？ 

张鸣：不是高邑，就是载怡拿给她的，是伪造的。这更是生气了，所以这时候就属于死马当作活马医，其实她也不真的相信义和团，不是真的完全相信义和团。她是想试一试，让高邑这小子去看看，到底是真的假的。去验一验，高邑告诉她是真的，真的有法术，刀枪不入，真的厉害。后来发现不是，不是以后也没办法。 

后来才发现不是的，发现不是也晚了，所以当时攻打使馆的时候她真是很矛盾，一方面攻打使馆，激动的时候让上炮。荣禄就比较有心眼，荣禄没让这个炮真打。 

许知远：是。 

张鸣：真打了还真麻烦，真就攻下来了，就假装打，有的时候她还让人家给使馆送西瓜什么的。蔬菜什么的，她本身就很矛盾，实际上她并不是真的完全相信。结果当然是北京城被攻破她也跑了，跑的一路很狼狈，最后终于明白了，说这玩意儿靠不住，洋人惹不起，真明白了。这个时候慈禧太后改革。当然中间还有小插曲。比如说我觉得有两个事件挺好玩的，一个就是经济特科，本来经济特科是要征集改革人才，各省都推荐这种有洋务之才的人进行考试，结果考完了之后又有人进谗言，说这个改革有点像跟康梁有关系，你看第一名是梁士诒，梁头康尾。这个名字，康有为之主义嘛，梁头康尾，这人其心可知。她最恨的就是康梁这俩人，最恨了。所以她又整个把经济特科给废了。 人才后来都去了哪儿了？这些经济特科的前几名，梁士诒、杨度都是前几名的，都进了袁世凯的帐下，袁世凯是比较聪明的，都收了。一个“苏报案”，她没有得逞，实际上她是想把章太炎都杀掉的，结果人家只判了几年刑，租界给挡住了。再一个就是把沈荩给杖毙了，引起各国强烈的反弹，于是从此以后她对新闻界比较重视。 

许知远：新闻界实际上从1903年的“苏报案”和这个事情之后出现的。 

张鸣：对。逐渐就开放了，到出来了，就是新闻法就出来了。逐步的开放。西太后在学习中，在这种跟西方的碰撞中逐渐的越学越乖，包括改革也是。改革最大的契机是1904年的立宪。一开始人家说立宪嘛，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不立宪的沙俄，你看，而且是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刺激很大。不是像我们过去教科书上讲的，我们对日本人很痛恨，当时中国人一片欢呼，而且对这个立宪刺激很大的。实际上新政的进程跟整个世界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戊戌变法，实际是满汉之争 

许知远：当时满汉矛盾的问题呢？在1895年的时候，满汉矛盾还没有很严重。 

张鸣：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其实新政最后没搞好就跟这个有关系。满汉的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问题，但是以前是潜在的，统治者力图不让他彰显出来，比如说我尽量的笼络你，在形式上我跟你一样，满汉一体，而且我满人大部分跟你是隔绝的，我在满营里头，各地的住房也基本上都是在满城里头，一般不出来。所以我不让他直接成为像当年女真人，金朝或者元朝的蒙古人似的，跟你们混居，作为统治者架在你头上，我让你看不到。 

许知远：中兴名臣。 

张鸣：中兴名臣的崛起，汉人能臣用的很多，汉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这样使得大家看不到，满汉的问题不是太明显，没有那么明显。但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刚才我讲了，戊戌实际上当时就有人看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满汉之争。是满人把这个废了，满人相对要保守一点。到了新政时期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为什么？满人整体的政治势力在下降，政治智慧、政治能力也在下降。能人越来越少了。比如同光中兴的时候，还能出现像文祥这样的一些能人，满臣还可以的。但是后来已经出不了这样的人了。你看我们那个时候认为像端方这样的，像瑞澄，像辛亥革命逃跑的总督瑞澄这样的算是能臣了，都是满洲能臣。那桐，就是给清华题字的，这都是能臣。实际上我们讲，从后来看，他们都是三流的水平了。 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但是又不肯，不服气，觉得江山是我们打的。就不服气，西太后也刻意的想培养一个，李鸿章死后她想把荣禄培养出来，把荣禄培养成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但是恰恰荣禄是不行的，荣禄算是不错的，但是荣禄也是不行的。结果出来一个袁世凯。她根本培养不出来一个，她先后想做这个事，但是做不出来，她也就不做了。但是她把权利交给了一帮年轻亲贵，像载沣这种人，皇帝给了他儿子，让他来摄政，他才25岁，他没有任何的具体工作经验，没有在底下干过，一下子担子就给他了，一下子大权在握。我们不是开玩笑，说他仅仅是一个挂牌的，不是这样的。因为她把能臣赶走了，她把袁世凯赶走了。袁世凯走之后她就死了，朝里没有能臣了。 当时就三个能臣，一个是张之洞，一个盛宣怀，一个袁世凯。盛宣怀已经外放到外面了，张之洞不久死了，袁世凯被赶走了，朝中实际已经没有什么，特牛的人已经没有了。她就是想收权，我把你汉人废了。 

许知远：等于把几个柱子全都拆掉了。 

张鸣：拆掉了，自己把柱子拆了，尤其是在拆袁世凯的柱子，她假借说先帝的遗愿，就是光绪的遗愿。光绪是不是有这样的遗愿现在根本查不到，反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收权。这个收权可能还好，她进一步收权就是我们讲她在立宪请愿中的收权。 

立宪请愿是一个运动，各地实际上不太满意这个立宪老是需要九年，我要进一步走。因为这个立宪过程当中，在预备立宪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各地比较扩张的这些发达省份，马上就跟督抚发生了冲突，在很多问题上。因为这个等于是一个准议会，他们督抚又不是太明白，以前他的权利是很大的，突然间跑出一个议会来限制他，他好多事儿都不通过你，不跟你通过。完了我还上裁决，大家弄的很狼狈。 但是底下就想，我们进一步，干脆一步到位就算了，我们就变成省议会，他们就想资政院干脆就变成国会。就想进一步推，大家都在推。推的最厉的就是这些已经当议员的，省议员或者国家议员，就是资政院议员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大绅士，他们就是最明显的。比如像江苏省像张謇他们。江苏、浙江、湖南、湖北，还有就是直隶，都是非常厉害的，声势很大的。 

许知远：他们这些领头的，最杰出的是什么，比如像你说的张謇、汤寿潜他们对整个的立宪也好，议会政治也好，看法还是出于一个非常幼稚的阶段吗？ 

张鸣：相当幼稚，但是他至少还知道是议会制。 

许知远：还是口号话的政治时代。 

张鸣：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他说我可以同时跟你分权，而且他们议政，你也不能说，他对议会政治的看法是比较天真的，但是他们确实干事是比较认真的，比如他们真是议政的时候真是非常认真的，也很文明。真是很认真。他们真是在讨论事，不是说像我们想的是在作秀，真是讨论事，他们真的有点像议国政的感觉。而且他们也是想通过这个分权，我进一步跟你分享权利，你满人不行了，这是很明显的目标，你满人不行了。这也是看底下的议员像刚刚你讲的似的，西太后死后这个权威没有了，唯一的满人权威已经丧失掉了。你满人不行了。 

许知远：而恰恰这个时候他们还收紧权威，这是最可怕的。 

张鸣：收权，她不仅没有答应人家立宪，而且她还收权。 

许知远：弄一个皇族内阁。 

张鸣：对呀，她名义上说我是要立宪的，因为从把军机处变成内阁是一个进步嘛。但是你内阁不能搞皇族内阁呀。你搞皇族内阁大家就没指望了。因为人们眼睛看的还是行政权，那时候行政权是一种标志，虽然说立法权很重要，但是他们习惯性的还是认为，谁是大臣，谁是内阁大臣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下子人们就觉得很凉。而进一步收回路矿权，地方上说我这不管地方的矿办的好不好，那是我地方的权利，说不好听是我士绅的权利，你凭什么来收？你办得好也没有资格来收我。我的权利你还要收，我跟你分权利没有分成，你还要收我的？这事办砸了。 他们认为收权是普遍性的。就是比如他们清朝重建海军，重建海军那几艘最大的巡洋舰的舰长，满人都变成了。后来为什么海军去镇压辛亥革命，镇压武昌起义他们不干活呢？就是因为你收权收的，你让在颐和园办了一个满人的贵族海军学校，颐和园这个地方训练出来的海军能当舰长吗？一个小死水里头出来的人，但是他就真的当舰长了。收权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所以这个就麻烦了，得罪了大多数的官绅。 第一个，绅反了，包括大绅士，包括像汤化龙这样的，我都分析过了，你说汤化龙是湖北省的议长，是中国进士，留洋日本的大绅士。他能当议长的就是这个省第一号的绅士了。居然造反第二天他就闹了。你想，你造反这么容易啊。你可以想他心中的怒火是很满了。好多人都说干脆给你反了算了，包括请愿你不答应，我给你反了，一肚子火。汤寿潜这样的，非常平和的人，最后当都督了，张謇原来也是相当平和的，最后也从政。 

汉人官僚没一个给慈禧殉节的，说明这个阶层反了 

许知远：对，他看到武昌起义第一反应还要掉兵来镇压的。 

张鸣：是，后来最后都反了，就绅士实际上已经反了，官已经都反了。官实际上至少他不会给你玩命了，我查过了，汉人官僚没有一个给她殉节的，没有玩儿命抵抗的。杀的都是误杀，像山西巡抚似的，稀里糊涂没怎么样一顿乱枪打过来打死了，其实他也不太清楚就死掉了。真没有殉节的。一个王朝的灭亡，后来遗老说清朝260年深恩厚泽，结果临覆灭的时候没人给她殉节，这说明什么问题？这个阶层实际上反了，对你极度不满意。所以革命党才有机会。 新政实际上没搞好。但是我们讲了，新政搞不好，他们这些士绅就没有力量制约他不犯错误，他们当时一旦请愿之后不答应就想我给你反了算了，我是玩不了了。当时外国记者他们也有一些采访，他们也有一些反应，他们的态度就是非常，这些大绅士就说，清朝太不行了，太不讲理了，我们就给他反了算了，虽然他们是说气话，其实如果革命党不点火，他们也不敢点火。但是革命党点了火，他就敢扇风。有人点了关键是，所以不是革命党有力量，整个辛亥革命革命党人其实没什么力量。最后袁世凯去二次革命，废三督，也无非就是三个省的都督嘛，其实没有多少力量。 

许知远：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在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他们搞了一个小规模的东西被镇压以后，大家已经很少再谈论这件事情了，已经很平静了，大家没人觉得指望还出现这样的事情，徐党还怎么样了。 

许知远：就是革命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 

张鸣：对，它很意外。之前的时候实际上没多少机会。你看虽然搞了10次革命，这10次多数都是在两广的边角。 

许知远：边缘性范围，对。 

张鸣：潮州就搞了两次。潮州在广东都是边远地区，何况对中国而言算啥？在镇南关那个地方搞，在武州那个地方搞，那算什么呀？说实在的，都是清朝根本就癣疥之地，搞成了都不行，何况你搞不成。比较信服一点的就是像徐锡麟，徐锡麟没搞起来，徐锡麟那哪是起义？满打满算就三个人，就是暗杀嘛，哪算起义呀。愣裹挟着那些学生往上冲，学生都不知道这是干嘛呢，都不知道。事先你也不动员动员，他动员都没做到。秋瑾是还没等发动秋瑾就被抓了。 安徽安庆那次起义还算不错，但是也就是趁着光绪…总算是还是拉了几个营的部队打出来了，最后也没搞成。那次算是核心一点的，就是一帮会党，会党实际上是一帮菜货，那清军撵着他们打，根本不行的。基本上起义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因为整个国家的主旋律是立宪，不是革命。大家都觉得我们是要立宪，就搞好就完了，那些是乱党。其实新军我都觉得是未必非起义不可的。包括那些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新军军官，到后来你说起来他们都是革命的，实际当时很难说。 他们都给他们官当了之后，他们都干得很好，他们都给清朝编了新军，都干得很好，你能说他是为，后来说都是为革命做准备，谁知道啊？而且你看包括武汉新军，武汉新军当时革命的时候，军官基本上没有参与的，军官几乎都是反动军官。实际上你给了我官当了之后，国家又比较稳定，我仕途又比较顺利，干嘛非要革命啊？我有病吗？ 如果清朝的立宪能达到辛亥革命以后他们宣布的那个程度，那你革命干嘛呢？啥都有了，你要民主有民主，要自由有自由，只有一个皇帝而已，除了这个皇帝剩下的都是一样的，那我干吗要革命呢？ 

许知远：我们看这10年，从1901年在西安开始发表上谕要变革，到1911年这10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情绪的变化，比如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我们怎么分呢？ 

张鸣：她显然是从开始到1905年这是一个筹备阶段，1905年预备新政这是一个阶段。 

许知远：开始比较有朝气了？ 

张鸣：对，很有朝气，1908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1908年以后又是一个阶段。 

许知远：到1908年以后这段时间还是一段充满希望的。 

张鸣：还有希望，但是只要她没有最后的，比如说搞皇族内阁，收回路矿权，这两个错误她再不犯，大家还觉得可以，事还是在做。 

许知远：真正的幻灭就是1910年国会请愿之后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幻灭？ 

张鸣：对。大家那个时候就很绝望了。这个时候觉得没办法了，改不了了。 

许知远：包括你说载沣他们，满族人他们自己的无能产生的，包括他们自身是不是有很强的一种身份交流，他们一小群满族人被这么大的汉族人包围起来，特别焦虑，越焦虑越要收回权利。 

张鸣：对。我又自不量力，他们确实是不懂事。确实他们不太懂事儿，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政治历练，太年轻了。一帮全是二、三十岁的家伙，太年轻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而且你知道北京那个圈子的文化，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年青人都很牛，什么事都无所不能。现在北京那个毛病还在。 一说起来什么都能干成，实际上什么都不会干，就是这个问题。当然就会促成这样，一有事儿就麻爪了。全麻爪了，一下子派兵去镇压，他就没敢进入湖北，在信阳就败下来了。打个鬼仗啊，两万多部队还不亲自带上去，有不是说一百万大军还差不多。开玩笑嘛，所以说这就是没用，真是没用。 不是说北洋军指挥不了，就没去指挥。真是没用。另一方面实际上革命党的宣传，你别看他起义不管事，暗杀可能也不顶什么事，但是他的宣传还是顶事的。什么事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原来这个政权是个异族政权，不是跟我们一族的人当家，这就增加了这个当家者的执政难度，你稍微干不好那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你如果是一族的，那你干不好，你犯错误了，你是一时糊涂。如果不是一个族的呢？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说当时的皇族内阁能起这么大的反弹，也跟革命党的宣传有关系。 

许知远：也是另一种民族主义的兴起。 

张鸣：对，觉得你真是指望不上了，完了，真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了。 

许知远：你看整个这10年越来越激进化，激进化的过程是？ 

张鸣：激进化是革命以后的事。当然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激进化的改革，改变我用激进的方式… 

许知远：包括种族化也是一个激进化的方式，就是找一种简单的方式解决一切。 

张鸣：对，但其实说良心化，革命党人的排满力度还不是，他还是比较文明一点的，他没有说像他之前宣传的那样，非得食人肉，噙人皮那样的。 

许知远：邹容那种。 

张鸣：对，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没有，他还是挺文明的，能不杀尽量不杀。各地起义都是这样，除了西安。西安发生过一点比较算是成规模的屠杀，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基本上比较温和的。但是这个排满的问题，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的确也是由于两方面，第一方面满人做得不好，第二方面革命党宣传导致了人们觉得你确实不行，你之所以这样犯错误，就是因为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你不是想把中国办好，中国不是你的。就这个问题，大家很容易马上对他彻底失望。 

盛宣怀就是个糊涂蛋 

许知远：包括你怎么看康梁他们所谓的保皇党，在1908年皇上死了之后也没什么可保的了，他们在之后的三年那种变化是什么？ 

张鸣：后来他们也被赦免了，他们可以出来了。他们在立宪请愿中是起很大作用的，立宪请愿如果没有他们掺和的话不至于。 

许知远：等于是流亡的势力，流亡的势力孙文他们是一派。 

张鸣：他们后来可以回来了，中国政治就是这样的，当事人走了，大家就没有什么冤仇了。 

许知远：载沣赦免他们了。 

张鸣：对，载沣赦免了，他们就可以回来了。他们回来以后立宪请愿实际上跟他们有关系，实际上尤其是梁启超。梁启超实际上参与了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梁启超起了很大作用，他实际上是参与的。 

许知远：很多包括奏章、建议都是他写的。 

张鸣：就是立宪的报告嘛，考察意见报告就是他的手笔，还有好多像立宪的时候一系列的文章，报纸上一系列的文章都是他写的。他其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所谓从前的保皇党就是后来的立宪党。 

许知远：包括整个的，因为现在重新看那10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力量还是非常大。 

张鸣：相当大。 

许知远：包括他们整个在价值上，道德上，包括实际力量上的。 

张鸣：对呀，老百姓跟他们走。老百姓跟小绅士走，小绅士跟大绅士走。他不是直接跟朝廷走。所以只要他们变了，老百姓就无所谓了。老百姓不是跟着革命党走。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力量反制，比如说我让你别搞皇族内阁，他没有这个力量。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当时他有一个力量反制他，那么朝廷不至于这么荒唐，可能事情就好办一些。 

许知远：这个系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张鸣：没有，最后像资政院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也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就废了，没有这个功能。而且其实他们也不想做，所以很奇怪。因为时间也不够了，如果说他们有机会，因为那时候在休会期皇族内阁推出来，还没等再开会呢，辛亥革命就爆发了。爆发之后资政院再开会，已经把皇族内阁给废了，但是革命已经爆发了，都没戏了。 如果革命不爆发，资政院再开会，可能还是会把，他们会提案，把皇族内阁废了。因为既使是没有这个功能，他们也敢提。把它废了。这个时候如果有效力的话，那么革命可能还可以避免发生。但是时间不等了。 

许知远：这其实跟当时的人的素质有最直接的关系。 

张鸣：问题是你不知道革命党人什么时候发动啊。你革命党发动的时候，这帮人正好在火头上就掺和了，一掺和的话，清政府就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镇压。 

许知远：收回路权的问题，盛宣怀当中起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 

张鸣：盛宣怀是个经手人，这个人是个糊涂蛋，因为皇族内阁他是少数几个能进内阁的汉人，而大权在握。等于是说邮船部就等于是国家国有经济部。铁路交通和邮政，包括电信、电线。那时候是国有经济的大头。而且他还管矿产开发，也是个贪官，一涉及到国有经济，国有资产基本上都是他管。他当然权大了，满人就是想用一个懂经济的汉人来管这个事嘛。你满人不懂。当然他就踌躇满志，但实际上他这中干法恰恰是汉人最不高兴的，所以后来革命以后，皇族内阁弹劾他，他下台了。人家就要去抓他，把他抓起来，把他杀了，他后来是得到了英国大使馆的保护，把他送到了青岛去了，这才没死，要不然就被杀了。汉人把他恨死了。他在里面起了一个很不好的作用，但他其实是一个经手人而已。 

许知远：所以收回路权的问题和皇族内阁是两个真正的导火索。激化了所有的矛盾。 

张鸣：激化了所有的矛盾。路矿权的问题实际上好多人都不满意，但是真正反了的是四川人。四川已经反了，这已经是很危险了，就把四川逼反了，这已经很危险了。所以这至少是这些绅士不一定造反。但是如果有人造反他们是会顺应的。 

许知远：包括怎么看待两种力量的赛跑，如果看当时很多描述，尤其是一些外国记者的描述，他们认为新政之后一个新中国已经开始诞生了。一种新的制度，新的精神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另一方面衰亡的速度也特别快。这等于是两个不同的中国在同时并存着，怎样理解这种？ 

张鸣：内部这种腐朽的势力，比如满人是一个统治集团，是一个正在腐朽的统治集团，它是一个民族面目出现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实际上在衰亡。但是它的最高统治者又从这里出，实际上这是一个大隐患。你一个正在变革，正在有欣欣向荣面貌的中国不是他们的中国。但是他们的这个中国，这个腐朽的中国确是要从这里出最高统治者的，这两个东西的拉锯，最好的方式是让这个腐朽的烂掉，然后让新兴的势力强大到足以遏制它，这是最好的。但是他们俩实际上，这个新的力量没长到那个程度，居于中间力量的一些东西，比如像袁世凯，就已经被搞掉了。 

许知远：因为他是沟通者。 

张鸣：对。他其实可以站到这边来，如果他们都在的话，其实皇族内阁是搞不出来的，没戏，肯定没戏。但是他被搞掉了嘛，所以就麻烦了。所以这些基本的力量，中间的力量，没有力量去把他，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挡住，他们也不敢，比如说这帮人也不敢答应策划一个兵变或者搞一个什么，他没有力量去搞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会还没开呢，他又没法儿用体制的力量，就是开会去遏制一下你，都做不到。两个东西就，最后实际上是腐朽的力量把进步的力量给毁了，这个势头给毁了。 

许知远：对，最明显的感觉是整个沟通机制全部消除。 

张鸣：是。 

许知远：然后上面开始自我封闭完成一些过程。 

张鸣：他自己很自信的，觉得自己能把事办好，实际上你根本就不行了。后来一有事发生证明你根本就啥都不是。你根本没戏，各地的满人什么抵抗力抗过？基本上就是无条件缴械，你又不是没有枪，也不是没有炮。 

许知远：包括载沣、载泽这些人他们在事后想过这段时间的问题吗？ 

张鸣：好像没有回忆，载沣没有什么文字。 

许知远：载泽他们都没有？ 

张鸣：载泽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过。 

许知远：所以好像… 

张鸣：没有多少反思，估计也没有什么。 

许知远：也不知道为什么。 

张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完了。因为实际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到了那个时候，满人已经是一个相当被动，相当无奈的这样一个集团了。第一方面他们其实没有能力变革，第二他们确实是根深蒂固的反对变革。他们生怕变革以后，他们现在的这种地位会被损害，得过且过，我能过一天是一天。那时候我看谁的回忆录，就是跟梅兰芳在一起的？ 

许知远：齐如山。 

张鸣：齐如山的回忆录，他记录了这段，他也是旗人嘛，他跟满人一块混。他说八国联军来之前满人都在骂李鸿章，李鸿章是汉奸，都骂李鸿章是汉奸，说这小子是个大坏蛋，汉奸。结果八国联军一占领之后，一听说议和大臣是李鸿章，都非常高兴，天天盼着他来，天天盼他来。说你们当年怎么那么骂他，现在怎么又盼他来？他们说哎呀，这个事就得人家办呀。他不办就完了。这已经反映出他们的心态了，就是只要我能混过去就行，你们只要能让我混过去就，得过且过。就是这样的一个统治阶层，其中一些少年亲贵居然敢干这种事。 

许知远：你记得赵文烈对曾国藩说的那些话吗？（按：赵文烈在1967年提出“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张鸣：我记得。 

许知远：他说正好是50年嘛。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其实当时已经发生了。 

张鸣：你想一个民族安享尊荣260年，什么都没经过，什么也不让他干，那基本上就是废掉了。完了这个集团又统治着这个中国，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隐患，中国变革的隐患在这儿。 

许知远：可能… 

张鸣：另一个问题，就是满汉问题，满汉问题一直有的。那个时候非常彰显、凸显。双方都不得劲。满人不得劲，汉人也不得劲。

*.张之洞， 新政的设计师

张之洞作为新政的设计师，几乎所有能够“采用西法”的措施，均已提出，而且不再抨击“民权”学说，卫道的彩色也要淡得多，在揭露官场腐败的同时也提出了切实的整治办法。他对清朝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只是恪尽职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是65岁的老人，来日无多，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如期如意地进行，只好听天由命。

中国古代的儒学精英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忧社稷，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历朝历代，都不乏大大小小的商鞅、王安石式的人物。在清末改革史上，有两位堪称“设计师”式的人物，一是康有为，二是张之洞，他俩都写出过影响维新运动的思想性著作，提出过系统的变法建议，在不同时期，受到帝、后的重用，充当了改革的政治推手，但因思想不同，地位悬殊，二人的行事大相径庭。

康有为毫无政治根基，人微言轻，只能凭口舌文辞博取皇帝恩宠，挟天子令诸侯，自上而下，走大跃进式的激进变法之路；张之洞久任封疆，位高权重，在枢臣督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可以从从容容地按着自己的思路在辖省搞改革，自下而上地推动变法运动。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两位设计师的思路大体相似，但实施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其个人命运也截然不同，思之再三，令人喟叹。

从清流健将到洋务先锋

不同于以军功出身的刘坤一，张之洞是科举时代的幸运儿，是由翰林名士出任封疆大吏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三代仕宦之家，曾祖、祖父、父亲均曾任知县，父亲张瑛，自道光中叶起，一直在贵州做官，由知县、知府而至道员，咸丰六年（1856）病逝于军中。道光十七年（1837），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贵州度过，他自五岁起，便接受私塾教育，迄14岁，共换过13位教师，其中生员六人，举人四人，进士三人，皆系乾嘉两朝科场老前辈，业师优秀，学生精勤，12岁就出过诗文集，14岁考取秀才，隔年考取顺天府乡试头名举人。同治二年（1863）四月，27岁的张之洞入京会试，中式第141名贡士，五月入正大光明殿复试，列一等一名，六月廷试对策，列一甲第三（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从此，张之洞仕途顺利，步步高升，三年后，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1867）、湖北学政（1867-1870）、翰林院庶吉士（1871-1872）、四川学政（1873-1876），从1876-1881年，历任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教习庶吉士、右春坊右庶子、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咸安宫总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光绪七年十二月任山西巡抚（1881），十年升任两广总督（1884-1889），十五年调补湖广总督，至二十七年辛丑（1901），已督湖广12年，其间，在刘坤一出缺时还署理过两江总督（1894-1896）。（见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以下简称“张谱”）

以光绪七年为界，张之洞的宦历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18年，主要任学官（十年）与翰院谏官，在此期间，他与张佩伦一起被称为“清流角”，虽是士子瞻仰的清流名士，因官微势薄，除了上疏言事，纠弹大臣，在政治上并无建树。时人拿他与袁世凯作对比，说袁“不学有术”，讥他“有学无术”，他的才干是从光绪七年十二月出任山西巡抚之后才显露出来的，那一年，他4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山西是个穷省，“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到山西任谢恩折”，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全集》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p83。以下简称“张集”），这是张之洞赴任途中的观感。他在谢恩折中提出了治晋的初步设想，“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柢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边屯固圉之谋，苟为世所便而时所宜”，此非空言，经过半年的调查，他提出了“治晋要务二十事”（“整饬治理折”，“张集”第一册，p101），在以后两年多任期内，虽未完全达到他的治理目标，但历练了“治国”的手段，为其以后治粤、治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抚晋三年另有所获的话，那就是结识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思想上经历“西化”的转变，走上了他的前辈督抚们开辟的洋务运动之路。他在衙门旧档里发现了李提摩太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方面的建议，便派人去请李提摩太，想让他放弃传教，参与中国政务，李提摩太回答道：“尽管我理解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个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引进大量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是十分必要的。”后来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他建立了一座钢铁厂，开始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厂和学校，这些都是我在山西时向他提议的。”（［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pp150-151）

张之洞初任两广总督时提出的治理方针与治晋略同，没有太多的洋务色彩，虽然思想上曾受李提摩太的影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所了解，但山西是内陆省份，人才缺乏，经济落后，不具备兴办洋务的条件，两广则不同，广州是最早开埠的口岸，邻近港澳，是中西通商的窗口和洋人来华的跳板，华洋杂处四十余年，西方文化浸润既久，其开放的程度远非闭塞的山西可比。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对清军“器不如人”深有感触，“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利，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他痛定思痛，立志改革，在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连上《筹议海防要策折》《试造浅水轮船折》《创造炮划设立广安水军折》，提出“储人才”、“设水陆学堂”、“制造枪炮”“开煤铁矿炼钢铁”、“西法练兵”、“雇德国教习”、“架设电线”、“造轮船”、“组建炮艇水军”等一系列兴办洋务的举措（见“张集”第一册，pp307-321），并在原“洋务局”的基础上，改设“办理洋务处”，督饬各衙门讲求洋务，培养人才。

在督粤的后几年，建成铸钱厂，创设枪弹厂，创办水陆师学堂，建立练习洋操的广胜军，筹办枪炮厂、织布官局，成效卓著，为他日后督鄂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戊戌变法与《劝学篇》

在晚清名臣中，很难找到一位像张之洞这样经历全面的人，学政、翰院、部郎、抚晋、督粤、督鄂、督江（署理），治理过八个省，若论政绩，当属总督江、鄂这12年，但若与政绩相比，更大的成就则是，经过20年督抚八省的磨砺，他已经成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融会中西，精通吏治、教育、实业、军事、外交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对变法维新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他的变法思想集中体现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春所著的《劝学篇》一书中。

《劝学篇》分为序、内篇、外篇三部分，四万余字。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前四篇申明保国、保教、保种之大义；“宗经”篇，尊孔孟为圣道，“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正权”篇驳提倡“民权”者，“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为乱政也”；“循序”篇明辨中学西学之关系，“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守约”篇讲西学东渐趋势下，保存中学（儒学）之道，“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去毒”篇讲戒毒戒烟，“中国吸烟之始，由于懒惰，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使孔、孟复生，以明耻教天下，其必自戒烟始矣。”

外篇十五，曰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皆论文化、教育、实业、练兵、路矿、外交诸方面“采西补中”之事。“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张集”第十二册，pp9704-9770）

有清一代，文网严密，著书立说是件风险很大的事，士绅学子可以为之，枢臣督抚绝不敢轻率为之，戊戌乃多事之春，张之洞甘冒风险作《劝学篇》，而且恭呈御览，实有政治用心。原来，张之洞对康有为得宠发迹持有戒心，他在给梁鼎芬的信中感叹，“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张之洞对康有为受皇上召见及在京的动向极为关注，发电给其侄张俭（时任吏部主事），要他报告“康有为召对详情如何？政府诸公赏识否？康与荣（作者注：荣禄）有交情否？派在总署，想系章京，上谕是何字样？到总署后是否派充总办？有主持议事之权否”。（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33》，以下简称“茅著”）

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受光绪帝召见后，奉旨进呈其编写的各国改制书籍，他在召见前已进呈所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他人所著《泰西新史摘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召见后又进呈所著《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二次进呈本）《波兰分灭记》《日本书目志》以及《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日本地产一览表》，这些书对光绪帝的思想影响很大，其中《波兰分灭记》进呈后，光绪帝赏银两千两，康也获得了通过军机大臣廖寿恒代递其条陈的权力。

这些消息对张之洞刺激很大，作为昔年的翰院名士，当朝的儒学正宗，他必须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对变法的态度，以抵消“康学”对皇上、朝臣和士人的影响，于是，在多名幕僚的参与下，数月之间，就写完了《劝学篇》。书成之后，即由专差运往北京三百本，由张俭、张权（张之洞儿子，新任刑部主事）广为赠送、宣传。六月初一，张之洞的亲信黄绍箕在光绪帝召见时，向皇上推荐了《劝学篇》，过后，黄通过翰林院向军机处致送该书二本（副本四十）；六月初七，军机处将该书正式呈递，光绪帝当日下旨：“本日翰林院奏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劝学篇》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钦此。”（“张集”十二册，p9703）

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参加过为写作此书召开的预备会议，他在谈到该书的写作动机时说：“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南出版社，1996，p320）。

两年后，张之洞在写给浙江按察使世杰的信中说：“附上拙作《劝学篇》□部，此书成于戊戌之春。其时因末流波靡，邪说纷出，大有犯上作乱之忧，又以迂谬书生，食古不化，亦将有神州陆沈之祻。爰酌中持平，抒其管见，冀杜横风，而弃迂说。乃未及数月而康党逆为乱阶，驯致今年，而拳匪又开巨衅，各执一偏之谬论，遂致大局之几危，不幸言中，可为浩叹。”（“致新任浙江按察使司世”，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张之洞函稿》，转引自“茅著”，p40）张之洞晚年谈到《劝学篇》时亦不讳言著书之初衷：“自乙未（作者注：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订约’）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编者注：小人，奸人）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有人以此书进呈，奉旨颁行天下。秋间，果有巨变。”（“抱冰堂弟子记”，“张集”第十二册，p10621）

从《劝学篇》到“变法三折”

其实，《劝学篇》用意如何并不重要。乙未之后，士人皆谈变法，“康学”异军突起，风靡天下，自有道理，并非一无可取；而“张学”看似中庸，实则保守，并非完全可取。康、张都有“各执一偏之谬论”，张氏“内篇”谬论最多：“教忠”开篇断言“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列举清朝十五“仁政”；“明纲”篇侈谈“三纲五常”，“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正权”篇更视“民权”之说为洪水猛兽，“民权之议”为“召乱之言”，一面痛斥“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一面大申“官权”，完全与西方立宪国兴“民权”、抑“官权”背道而驰……其他谬论不一而足。张之洞把变法视为保国（实为保清朝）、保教之举，他为变法制定了一条政治标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一切有损君权、官权、儒教的变法思想都是异端邪说，这种“体”、“用”之说，经过后人的发展，成了迂腐顽固分子维护帝制、君权与儒教，抗拒变法的利器。

当然，处在张之洞的地位，在那样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那么写，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扮演卫道士的角色。但他内心深处却在矛盾中挣扎，他并非不知西学与西法之益，并非不知中学与中法之弊，但囿于身份，不便言说，而违心之言，还非说不可。经过戊戌、庚子之变，他对变法有了更多的思考，他的思想也在与时俱进，他没有写一本新书去修正旧著，但把时隔三年所作“江鄂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变法三折”）与《劝学篇》作一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变法思想演变的脉络。

“变法三折”是由刘坤一、张之洞的幕僚在江、鄂两地拟稿，再交张统稿，最后由刘审定、上奏的，在拟稿期间，刘、张函电不断，重要问题反复磋商。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十六日，张之洞致电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八人，倡议仿效英国上议院的选举制度，促进中国官僚体系的民主化，以提高行政效率。“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考宋‘磨勘转官’之法，必有荐主十人；明‘廷推’之法，则大臣皆与；似可略仿之。督、抚由司、道、府、县公举，司、道由府、县公举，府由州、县公举，州、县由通省绅民公举。但不能指定一缺。举员多者，用之京官。除枢垣不敢轻议外，部院堂官由小九卿、翰詹、科道部属公举，科道由翰詹部属公举，司员掌印补缺，由本部候补者公举。每一缺举二三员，候钦定，岂不胜于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乎？推之各局总办，亦可由局员、工匠公举。惟武将不在内。盖今日营哨官并不知兵，不能举也。流弊亦不能无，总是利多害少。贿赂、情面、庸劣、尸位之弊，必可绝矣。姑妄言之，请诸公略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岀幸甚。铣。（“张集”第十册，pp8540-8541）

此电对了解张之洞思想的转变非常重要。他的本意不在设议院，而是提出了政府各级官员的选举制度，要点有三：州、县长由绅民选举；高一级的官员候选人，由低一级的下属公举产生；皇帝有核定适当人选的最后权力。这一建议，很有创造性，其目的显然欲以选举为手段，推进官制改革。

刘坤一收电后回复张氏，并电告盛宣怀等人，表示不便同意：“鄂铣电悉，议院意美法良，但恐事多阻格，未能照行。”尽管如此，刘还是希望由张来主稿，态度至为恳切：“此次变法为中国治乱兴衰一大转机，关系极巨，香帅博通今古，贯澈始终，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非由香帅主稿，断难折衷至当，万望勿在客气，主持办理。”（“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张集”第十册，p8541）盛宣怀等人受刘坤一的影响，没有表态，张之洞也不再坚持，他的这一“骇人”想法，未写入“变法三折”。

但“变法三折”还是融入了张之洞的许多新思想，尤其是“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如提出广派王公大臣及宗室弟子出洋游历，考察外国政情，促成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多处提倡学习日本，使得日后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学习日本兵制操练新军，学习日本的司法制度，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在“西化”的程度上较之《劝学篇》大有进步。

作为新政的设计师，可以说，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能提，几乎所有能够提出“采用西法”的措施，均已提出，而且不再抨击“民权”学说，卫道的彩色也要淡得多，在揭露官场腐败的同时也提出了切实的整治办法。他对清朝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只是恪尽职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来日无多，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如期如意地进行，只好听天由命。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张之洞不会想到，他开办的新式学堂成了民主思想的摇篮，他训练的湖北新军成了武昌起义的民军，他建的枪炮厂为民军制造军火，他曾经居住十多年的官衙成了辛亥年被义军攻占的第一个总督衙门，他更不会想到，作为新政的设计师，死后两年，清朝就被推翻，他成了大清王朝变相的掘墓人。

*.袁世凯与清末新政

作者：张华腾

摘 要 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轨迹清晰可寻，他领导的北洋新政既是清末新政的核心部分，又引领着清末新政的发展。北洋集团在清末新政中崛起，成为清末新政时期实力最强最大的政治集团，北洋集团的崛起影响了清末民初政局的发展与走向。

清末新政是清朝统治阶级为挽救统治危机而发起和领导的一场自救运动、改革运动，但在客观上是中国被动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而进行的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清末新政成效卓著，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要转型。

晚清重臣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创造的清末新政样板——北洋新政，引领了新政的发展。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最大受益者，其北洋集团在新政中崛起。因此，专题研究袁世凯与清末新政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清末新政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发起的，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流亡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新政的诏书，清末新政由此发端。

新政诏书长达1200余言，清廷求治之心切，要求变革之广泛，是过去从来所没有的：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①

众所周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领导了新政，袁世凯怎么是发起者和领导者呢？

经过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侵华之难，清政府陷入深刻危机之中，尤其是在从北京逃到西安的途中，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吃了不少苦头，从自身计，从王朝计，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必须进行变法，挽救统治危机，雪耻也好，自强也好，清廷有了改革的主观愿望和内动力，但如何变，怎样变？却一无所知，不得不请求各省督抚拿出变法的具体意见，于是发出新政的号召。

清廷领导新政仅仅是表面的，清末新政的实际促动者和领导者是汉族督抚，②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岑春煊、盛宣怀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更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清廷变法诏书下达之前，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就新政问题已经开始酝酿了

就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在慈禧太后下达诏书之前的整整一个月前，即1900年12月29日，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给盛宣怀的电文中谈到新政问题。他说：

担保赔款，似应由用人行新政入手，如蹈常袭故，绝无办法。③

此电提出必须进行改革，实行新政的问题，而且新政一词，也准确表达出来。

几天后，即1901年1月3日，再电盛宣怀，谈到当前时局，“再无实政，何能自立？”①对新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探讨。

1月6日，再次致电盛宣怀，认为新政必由破格取才始，“必须改学校之法”，又“必须除冗散之职”；此外商务若兴，必须改变官尊商卑，“以商为鱼肉，以商为奴隶”的旧况，“必须官商一体，扫除官习，提倡保护，官力任之，始可有起色”。②此电实际上提出了新政内容问题，如教育改革、经济改革以及社会风气和国家政策的改变等问题。1月13日，袁世凯致电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

前数日曾致书，行在谓和议将成，赔款甚巨，此后愈贫、愈弱，势难自立。如蹈常习，故直无办法。宜请旨饬内外臣工条陈富强之策，以备采施各语，惟承乏疆寄，未便畅言。拟请杏兄（盛宣怀，字杏荪、杏生）酌电枢相，谓和未定，弱可忧；和既定，贫可忧。运筹在枢臣，奉行在疆臣合谋。如何补救，应请旨饬下诸疆臣各陈所见，毋拘成见，毋存顾忌，毋涉空谈云云。倘奉此诏，便可进言，仍请三公酌裁。③

此电讨论的是新政如何开展问题，先有人启发最高决策者，由中央发出号召，征询各省督抚的意见。后来新政的开展，竟然是按督抚的设计进行的，由此见督抚尤其是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他们在新政酝酿时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完全可以说：

清末新政是在袁世凯等督抚的主动建议下，得到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的赞同，按照袁世凯等督抚拟定的方法和步骤而开展起来的。最高决策者的背后，是袁世凯等汉族督抚的促动。

以上史料充分说明，在清廷下诏新政之前，东南督抚就已经开始酝酿新政了，袁世凯作为山东巡抚，是新政的积极推动者。清廷颁布新政诏书，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

（二）新政诏书颁布后，袁世凯第一个响应，设计了第一个新政方案

清廷新政诏书要求大学士、军机大臣、各省督抚、将军限两个月内上陈，可是至3月29日，两个月过去了，竟然还没有一个人上奏。究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人们对慈禧太后在戊戌年扼杀维新变法记忆犹新，对她缺乏信任，还在怀疑和互相观望。袁世凯的建议于4月25日率先呈上，这是袁世凯在新世纪、新时期所提出的变法新建议。袁世凯说：

臣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核其要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乃能图终。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施，因时制宜，兴利剔弊，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④

该奏议主旨：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虽然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开放等方面的内容，但其重点在教育、经济与军事等几个方面。

袁世凯的建议，全面深刻，切实可行，为清廷所高度重视，折上七天后“奉旨：留中”⑤作为清廷决策的重要参考。（原作者：张华腾）新政最后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但袁世凯的建议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实质、核心是一致的，即以人才为中心，全面推行教育、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只不过比袁世凯的建议更加丰富和完善而已，袁世凯的建议早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两个多月70多天，袁世凯奏折在4月25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在7月12日，从学术意义上说，袁世凯的建议更具有创新性。

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没有立即采取袁世凯的建议，而是又等了两个多月而采用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呢？我们是否这样思考：这时候的袁世凯年龄42岁，虽然在处理山东问题上已经崭露头角，但出任山东巡抚才1年有余，政治影响力还不大。

张之洞（1837—1909）此时64岁，出任督抚已经20年（1881年任山西巡抚）。

刘坤一（1830—1902），此时71岁，出任督抚37年了（1864年任江西巡抚）。

张之洞、刘坤一无论是年龄、资格、阅历、政治影响力比袁世凯要大得多，袁世凯与他们相比，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清廷采纳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显然还要借助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元老重臣的影响。

（三）袁世凯是新政的核心领导成员

从新政开始到袁世凯1909年1月被罢，袁世凯一直是新政的核心领导成员。我们从几个方面说明：

第一，督办政务处核心成员

1901年4月21日，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具体来领导新政。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匡力为首长，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予政务处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负责制订各项措施，掌管各地官吏奏章及办理全国官制、学校、科举、吏治等。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也成为督办政务处大臣。

第二，身兼中央八项职务

1901—1906年官制改革之前，袁世凯本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外还身兼中央八项职务：

督办政务大臣

会办练兵事务大臣

办理京旗练兵大臣

督办邮政大臣

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

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

督办京汉铁路大臣

督办商务并会办商约大臣

这八项兼差除了参与政务大臣是全面领导外，其余七项兼差实际上主持了具体的四项工作：即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当时也是今天中国的三条主要铁路干线京广线北段京汉线、京沪线北段津镇线，京哈线南端京沈线）、办理邮政（电报、电话、邮寄等新兴产业）、发展商务（即发展工商业），都是新政中的大事、要事，现代性、现代化的主要体现。

第三，天津直隶总督署为新政核心，新政的实际领导机关

新政是由清廷发起的，是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新政的核心领导机关、权力中心自然在京师北京，而实际上北京的核心领导机构是名义上的，而袁世凯的直隶总督署才是真正的核心领导机关。时人说：“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①当时的权力中心不在北京，而在天津，在北洋，以至于天津袁世凯的直隶督署有第二政府之说。这种说法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当时人们都认可的，甚至公诸于报端。1906年12月22日《大公报》报导说：

近年来兴学、练兵、整饬吏治，各省之中直隶为第一，而练兵处、政务处之实权，亦不在北京而在天津，此第二政府之说所由来也。②

第四，任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直接领导新政

1907年9月，清廷免去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调他到中央任职，1907年9月至1909年初，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进入清政府的军政中枢，主管外交，同时还主管宪政编查馆，负责官僚机构改革、逐步向宪政过渡的工作。他与同时进入军机处工作的张之洞互相配合，具体领导新政的各项工作，两人风格、特点不同，但对新政的总体认识是相同的，应该说二人的工作配合还是很不错的。关于两人的工作配合，袁世凯的幕僚张一■在其《古红梅阁笔记》中记述说：

预备立宪之招牌既挂，实行无期，请愿者踵至，枢府旧人不足以应付危机，乃有命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湖总督张之洞同入军机之举。袁、张初入京，深相结纳，南皮与同僚为诗钟，③得“蛟断”二字，有“射虎斩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句，即引为两人同心之庆。但南皮主张缓进，项城主张急进，微有不同。④

袁、张二人军机处合作期间，正是新政向深入发展阶段，即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筹备立宪事宜。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文件均在此期间制定与颁布。如：

《拟定资政院总纲、选举》两章（1908年7月8日）；

《咨议局章程》（1908年7月22日）；

《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1908年7月22日）；

《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8月27日）；⑤

这些政治改革档的制定与颁布，显示了新政政治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即效法和模仿西方和日本的议会民主制，逐步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这是中国数千年政治中从来没有的政治景观，因此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虽然清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议会民主制的企图和打算，但这些法律档的颁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过这些成绩不能都计算在袁世凯、张之洞的头上，但档的制定是皇帝指定由资政院总裁溥伦、孙家鼐“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订，请旨施行”。①袁世凯、张之洞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军机大臣，他们两个在期间起的核心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袁世凯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在清末新政期间做的事情确实太多了，几乎没有人能与其相伯仲。他为清末新政的开展和持续进行做出了突出贡献，不仅为国人所重视，而且为国外所注意。

1908年6月14日，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在他的《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中开篇就说：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认为第一。②（原作者：张华腾）

二、袁世凯创造了清末新政的最大成果

——北洋新政

1901—1906年，袁世凯的实职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北洋地区是其直接统治的区域，短短任职的几年间，袁世凯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将直隶—北洋建设为全国的模范省、新政的样板， “各行省咸派员视察，藉为取法之资”，③“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④北洋新政既是清末新政的样板，又是清末新政的最大成果，不仅代表了清末新政的水平，而且还推动了全国新政的开展。

（一）北洋新政前的直隶

众所周知，北洋新政之前，在华北，在直隶及北洋地区经历了两场大的政治动荡，一是义和团运动的风雷，一是八国联军的入侵灾难。两场政治动荡，直隶、北洋是中心。

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进一步发展和高潮在直隶。反帝爱国风起云涌，烧教堂、杀教士、掠教民、拔电杆、毁铁路等爱国举动，无可厚非，但这么多的民众投入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能隐讳的。

继而，八国联军入侵，八国联军侵华对华北尤其是直隶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侵华分子为了报复，追逐杀人，抢劫财物，整个华北鸡犬不宁，社会混乱，动荡不安，人们流离失所，造成商业萧条，物价飞涨，土地荒芜，财政拮据，直隶经济被破坏的状况是可以想见的。

外国学者，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R.麦金农对袁世凯直隶新政前的形势进行了研究，“袁世凯从李鸿章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一个财政枯竭的烂摊子，这对袁世凯恢复直隶秩序、结束外国人对天津和京沈铁路的占领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⑤“到1902年10月，直隶财库的亏空几乎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有20万两白银是从山东财库中借来的，余下的欠额还有一年要经过特殊的许可，从直隶的土地税中取得。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袁世凯的管理很难达到正常运行的地步，更不用说此后进行的大规模军事、经济和教育改革的计划”。⑥

谁能想到，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不仅恢复了经济，稳定了社会，而且进行了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直隶，北洋一跃成为全国的模范省、样板区域，为全国所瞩目，这真是一个奇迹。思想解放以来我们对北洋新政进行了客观研究，给予肯定，但还远远不够，其地位和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二）北洋新政的主要内容

北洋新政是全面的一次改革，广泛的一次现代化运动，涉及政治、社会治安、军事、经济、法律、教育、城市建设等。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1.编练新军，军事现代化卓有成效

编练新军事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初袁世凯在直隶的编练新军，是小站练兵继续和扩大，1905年北洋新军成军。袁世凯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集团军、野战军，总共6个镇和1个混成协——第十三混成协，总数为8万人上下。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一共编练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4个标和1支禁卫军，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占一半，装备最优，战斗力最强。外国人评论说：“按照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①当代学者经过对清末新军的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如台湾研究新军的著名专家刘凤翰先生，对清末新军以兵源、干部、装备、训练、成军时间、战场经验以及兵员满额与否为评定标准，将新军分为优、良、佳、可、差五级，其中优级四个镇，即北洋新军第二、三、四、六镇。北洋新军第一、第五镇和湖北新军第八镇为良级。②

2.创办巡警，区域治安良好

最初，袁世凯创办巡警主要是为了接收天津。他任直督时，天津尚在八国联军设立的“都统衙门”的统治之下，他不得不在保定就职，但已着手收复天津。由于列强限制天津四周20里之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袁世凯据理力争，争得了一个变通办法，“迭经电请外部向各国公使磋商，始议明巡警不在此列”。③于是，袁世凯比照西方和日本的办法，在保定设立警务总局，指令赵秉钧办理警务学堂，培养巡警将弁，从其军中挑选精干士兵3000人，改编成巡警，在保定进行训练，并率先在保定推行警政。1902年天津收回后，这支3000人的 巡警部队，浩浩荡荡开进天津，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

1904年袁世凯设立天津四乡巡警总局，下设8局15区，每局约万户上下，每区约3000户左右，富裕地区每50户一名巡警，贫瘠地区每100户一名巡警。④巡警制度深入到天津广大城乡。保定、天津施行警政的成功，促使袁世凯将巡警制度扩大到直隶全省，饬令各州县一律办理。到1907年袁世凯调离直隶总督以前，直隶全省确立了巡警制度。不仅如此，还由一般巡警到消防、铁路、水上等多种专门巡警，现代警察的各种警种基本齐全。

巡警制度这一现代治安管理方式在直隶的推行，立即显示出传统的保甲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各方面都反映良好，“中外商民交口称赞”，“不二年津埠治安为各省冠，有六个月不见盗窃者，西人亦为叹服”。

1905年出国访问的五大臣在北京车站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袁世凯的天津巡警又开到北京，随后清政府成立巡警部，在全国推行巡警制度。

3.废科举、兴学堂，区域教育现代化显著

兴办新式学堂、培育新型人才是北洋新政的又一主要内容。袁世凯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是一个教育家，但他对新式教育的执著追求和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贡献，在中国新式教育中的地位很少人能与其相比。其主要贡献：

第一，为培养高素质新型人才，1901年11月初奏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即今山东大学之前身。

第二，1902年，恢复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奏请将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旧址复校。

第三，在督直期间，在北洋辖区掀起了一个创办新式学堂的高潮。1907年学部曾对各省创办的学校进行全面统计，直隶的学校计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所，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即幼儿园）2所，总计8723所，学生164000余人，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财产480万两，名列各省之冠。此外专门学生人数、师范学生人数，直隶均居全国首位。⑤袁世凯不仅注意普通教育，而且还非常重视专门教育，诸如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私人教育等，在督直的六年间，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原作者：张华腾）第四，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8月，由袁世凯主稿，联合了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署两江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等六督抚大臣，联衔向清廷上了《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要求废除科举。袁世凯等六督抚的建议，两天后被清政府接受，“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校，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①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特大事件，扫除了发展新式教育的障碍，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次大革命。

4.兴办实业，北洋区域的经济发展

袁世凯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发展经济的努力是一贯的。他对发展经济的认识是非常到位的，他说：“窃维富国裕民之道，农、工、商务三者，实相为表里”，②“农、工为商务根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③早在山东巡抚时期，他就在山东成立商务局，统领全省商务。督直后于1902年分别在保定设立农务局，在天津设立工艺总局，统揽全省实业，动员、指导、推动全省实业的发展。《直隶工艺总局局规·总纲》规定了直隶工艺总局的责任和义务是：

一、本局以提倡维持全省之工艺为宗旨。二、本局以诱掖奖劝，使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为应尽之义务。三、本局以全省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④

直隶工商业在袁世凯等人的督导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仅就天津来说，据统计，在庚子以前，天津近代工业企业仅有四五家，资本总额110万两，经过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以及袁氏后继者继续袁世凯辅助和大力发展工商的政策，到辛亥革命前已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⑤直隶工业企业不仅仅表现在数量的增多和资本总额的扩大方面，还表现在工业产品的质量方面。1910年5月，清政府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商品展销会，即南洋赛会。直隶提供了12110件合格商品，其中有27种被选到意大利参展，有129种到德国参展。直隶商品在这次南洋赛会上共获特别优秀奖6个，超等奖8个，优等奖18个，金牌58面，银牌142面，在各省名列前茅。⑥这一时期，袁世凯还对周学熙所办的企业——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公司等给予重点扶持和支持，给予资金、减税、运输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后来孕育成为华北最大的资本集团——周学熙资本集团。

5.推行法制改革，创办模范监狱

袁世凯是清末法制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和实行者。早在1902年4月，他就会同张之洞、刘坤一保举沈家本与伍廷芳主持修律馆。清政府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大都与他的努力有关。比如将沿袭几千年的司法、行政分离，搞司法独立；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设总检察厅，受法部监督，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等。

与中央的司法改革相呼应，袁世凯着手进行地方司法改革。直隶是地方司法改革的试点，袁世凯选择天津作为直隶的突破点，先在天津进行试办。到1907年2月，天津司法改革初见成效。天津府设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县设地方审判厅，天津城乡分设乡谳局四处，天津地方司法体系初步确立。

与地方司法改革紧密相连的就是刑狱制度的改革。他多次派人到东邻日本学习，具体考察日本的监狱，“以日本大阪监狱习艺法良意美，饬令（天津府凌福彭）前往考察一切，详细记载，以资仿效”。随后在天津和保定各设立一所习艺所，进行试办。天津习艺所有大小房屋241间，厅屋、工厂、监所、浴场、医室、病室、厨房、厕所一应具备，清洁卫生，袁世凯实际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文明监狱，就管理而言，管教结合，劝惩并施。根据犯人的个人兴趣和需要，每人在所期间要学习一二种工艺，工艺有粗有细，先简后繁，逐步提高，“要在因才施教，就地取材”。⑦犯人的居住条件得到根本改变，犯人的人权得到尊重，这在中国来说是首创。

6.推动预备立宪，试行地方自治

袁世凯是清政府内部官僚立宪派的领袖，他与张謇等民族资产阶级立宪领袖上下呼应，共同推动清廷迈上立宪道路。1905年7月，袁世凯奏请清政府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了解各国情况，以备中国参考，“乙巳六月，直督袁制军世凯奏请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改政张本。朝旨俞之。”①袁世凯的奏请被清廷采纳。为表示对清廷此举的全力支持，袁世凯慨然从直隶拨银十万两作为五大臣出国考察费用。②1906年8月，五大臣回国上奏《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要求立颁明诏，以定立宪国是。慈禧太后阅后，“踌躇莫决，急召世凯入商。世凯26日入京，奏言变法须先组织内阁，组织内阁须先从官制入手，孝钦许之。”③他接连四次面陈西太后说：“若不及早图新，国事不堪设想。”④西太后终于采纳了袁世凯等人的意见，9月1日，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未可操切从事，先从官制入手。”⑤清廷的预备立宪活动经过袁世凯、张謇等人的上下努力，终于开始启动了。

地方自治是预备立宪的主要内容，袁世凯同样走在全国各省之前。袁世凯等认为，根据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地方制度，必先乎立宪政治而兴”。⑥所以要实行立宪政治，必须先从地方自治开始。清廷根据各方面的要求，谕令地方自治先从直隶、奉天开始试办。自1906年以后，袁世凯一面参与筹划清政府中央预备立宪事项，一面在天津试办地方自治，准备以天津县为试点，天津试办成功后再推行到直隶各州县。为此袁世凯的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组织宣传到调查户口、选民登记，从初选到复选，最终于1907年8月18日（七月初九）宣告天津县议事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选举，袁世凯派人代表自己表示祝贺：

今日为天津议事会成立之日，可以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且可为我中国前途贺。自客岁预备立宪之诏下，朝野士大夫莫不万口同声，曰地方自治为立宪之基础，于是各省纷纷议办自治。独天津地方自治奉旨试办，实在预备立宪诏旨之前，今果先各省而成立，则发达地方上之一切公益及增造天津人民之幸福者亦必先各省而收效。（原作者：张华腾）天津既可为直隶全省之模范，亦各省急欲仿办者，是亦全国自治之模范也。全国之自治成而立宪之基础成矣。此所以为中国前途贺也。⑦

他在《天津自治章程草案》上批示道：

此次试办地方自治，为从前未有之事，凡在官绅务必和衷共济，一秉大公，以为全省楷模。凛之，慎之。仰将此项章程刷印多本，详候谘明。民政部并由府录报司、道查照。此批。⑧

7.重视市政建设，不遗余力建设天津大都市

20世纪初的世界，现代化、城市化在全球普遍开展。中国城市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发展于清末新政。袁世凯的天津建设，为中国这一时期城市化的样板。袁世凯治下的天津，不仅区域扩大，人口增多，天津的现代性体现得更为明显。

时袁世凯兼任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他利用职务之便，从关内外铁路借款余存项下拨出英金3万镑，命关内外铁路总局于海河北加设一车站，即天津北站。袁世凯以天津北站为核心，规划建设了一个河北新区。他指令由北站向南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行辕修一条大道，即大经路（今天的中山路），然后以大经路为中心，南北向向西依次修筑了二、三、四经路，东西向从南到北依次修筑了天、地、元、黄纬路，这些道路纵横垂直交叉，形成了新的笔直的街区。河北新区的建设，大大开拓了天津市区，而且逐渐取代老城区，成为天津的政治中心和文化商业中心，这是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袁世凯不仅开发建设了河北新区，而且还对天津老城区的街道、房屋进行改造，大大改变了天津的市容风貌。袁世凯专门设立工程局，统一规划城市的发展，街道的修筑、门面房屋的改造以及新建房屋的设计等，都由工程局统一办理。

袁世凯还引进电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安装照明系统，提高了天津城市的品位。据我掌握的资料，天津的电车，是中国最早的。袁世凯对西方现代化城市称赞不已，他说：

欧美各国通都大邑，电汽各车纵横驰骛，故能荟萃商旅，百货骈臻。电灯照耀，通宵不息，巡警易于稽察，盗贼无可潜纵，于闾阎更有裨益。①

总之，袁世凯在新政期间，对天津城市进行了全面建设。经过几年的内整外治，使天津城的市容风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天津成为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的地位更加牢固。袁世凯建设天津的这一过程，其弟子沈祖宪等概括的比较准确。他说：

公（指袁）既驻津……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新。■骈填，街衢修治，一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焉。②

8.发起和推动清末禁烟运动，取得显著实效

烟毒泛滥，危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摧残，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巨大祸害，新政期间，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还发起和推动了清末禁烟运动的开展。

1905年，唐绍仪奉命出使印度，与英国谈判关于中国西藏问题，梁士诒作为唐绍仪的随员一同前往。梁士诒在会议期间，对印度鸦片的生产、制作及销售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调查，取得了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向唐绍仪提出严禁鸦片问题，得到唐绍仪的赞同。二人回国后向袁世凯认真进行了汇报。袁世凯大为赞同，并制定了从外交和清廷两方面做工作的步骤和方法。袁世凯、唐绍仪、梁士诒分头行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内得清廷的支持，外得英国的配合，清末禁烟运动由此发端。

1906年9月20日，清廷发出禁烟上谕，标志着禁烟运动的正式开始。禁烟上谕谓：“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瘤，而蹈康和。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③

外交方面，唐绍仪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进行了多次会商，英国最终同意逐年减少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即从1907年起，出口中国的鸦片，每年减少一成，十年禁绝。前提条件是中国政府必须自己严禁鸦片。由于中国政府的禁烟，英国政府不得不遵守承诺，至1917年，英国由印度进口中国的鸦片绝迹。80年前林则徐领导的禁烟任务至此完成，九泉之下的林则徐应该含笑了。④

袁世凯在自己的辖区北洋推行禁烟，不遗余力，特设直隶禁烟总局，专司禁烟之事。早在1906年12月，他就制定了直隶禁烟章程十条：一、严厉禁止种植罂粟；二、吸烟者给牌注册；三、勒令吸烟者递减；四、禁止开设烟馆；五、稽查土药店；六、施药戒烟；七、设戒烟会；八、地方官查禁，分年较核，以定功过；九、官员限期戒烟；十、递减、禁止洋药进口。⑤直隶督署所在的天津，袁世凯认为：“尤宜首先禁绝，所有天津城厢内外，应责成南北巡警局切实查明，凡有开灯之烟馆，统限于十月底以前概行歇闭，不得稍涉玩延，致滋隐匿。并谕饬各处饭庄酒楼，不得备烟供客。至租界地方，应由津海关道会商各国领事官，所有界内开灯烟馆，酌定期限，一律饬禁。”⑥袁世凯在直隶的禁烟，下手早，行动快，措施得力，效果明显，为各省又树立起一面禁烟的旗帜。

由此可见，北洋新政是一次全面的改革运动，最有成效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北洋新政是袁世凯创造的新政样板，引领清末新政的向前发展。

三、清末新政的最大受益者

——北洋集团崛起

在新政过程中，袁世凯的团队不断扩大，最终形成北洋集团，成为清末最大的政治势力。

1.北洋集团崛起

北洋集团，集中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各个方面的精英人才。我曾在《北洋集团崛起研究》一书中将这个集团概括为：凝聚了全国许多人才的政治集团、以中青年为主体的官僚群体——勇于锐意进取的改革力量，是清末新政的一支中坚力量等。⑦

军事人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等北洋三杰为代表（清末总督、侍郎、都统，民初总长、总理、执政，总长、总理，代理大总统）。

政治人物：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等（清末总督军机大臣，巡抚、邮政大臣，侍郎；民初先后国务总理）。（原作者：张华腾）经济人才：周学熙、梁士诒、杨士琦等（清末经营金融、工矿、铁路、轮船、电报等新型产业，民初财长、总统府秘书长、政事堂左丞，相当于副总理）。

外交人才：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等（清末外务部侍郎、外务部大臣，民初交通、外交总长）。

教育人才：严修、傅增祥等（清末学部侍郎；直隶提学使、全国教育会副会长；民初教育部长）。

2.北洋集团控制的区域与部门

区域方面：从北到南依次为：东三省、直隶、山东、江北等区域，遍布北洋人才。

中央行政机关：邮传部、外务部、巡警—民政部、练兵处等是北洋集团控制的部门。

3.北洋集团控制的武装力量

北洋新军6镇和第十三混成协，总数在八万左右，居全国新军的一半以上。

4.北洋集团控制的新型企业

铁路：京汉线及其支线、京沈线等

航运：上海轮船招商局等

邮电：上海电报总局等

煤炭：滦州矿务局等

金融：北洋造币局、天津官银号等

北洋集团的兴起仅仅是五六年间的事，是随着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同时进行的，是随着新政的深入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军事政治集团，与曾国藩的湘系、李鸿章的淮系集团相比，均超乎其上，是清末实力最大的政治集团。

如何认识新崛起的北洋集团？主流学术观点认为，北洋集团是袁世凯扩张自己实力的结果，奠定了以后北洋军阀的基础，或者就说北洋军阀的兴起，北洋军阀代表了地主、官僚、军阀、买办的利益，因此北洋军阀是中国社会腐朽反动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原来笔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近年经过笔者对北洋集团的深入研究，改变了这一看法。笔者认为：北洋集团是清末新政期间崛起的新兴势力、进步势力，他们的崛起与成长，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的改革力量，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较多的现代性，他们是这一时期现代化的领导力量。①

北洋集团的崛起威胁到清廷为核心的清政府，摄政王载沣上台控制大权不久，就将新政功臣袁世凯罢黜，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和失策，不仅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的危机，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引起了人们对袁世凯的同情，为袁世凯加分。三年后，袁世凯之所以在武昌起义后东山再起，之所以被南北各种政治势力所认同，中国南北统一非袁不可，中华民国大总统非袁不可，是新政时期袁世凯所作出的贡献为基础的，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改革家的形象，应该成为历史的记忆。

【作者简介】张华腾，男，1955年生，河南滑县人，安阳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袁世凯北洋集团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迟到的新政--晚清的最后十年

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这个似乎不能算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成问题的问题。庚子年后的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这段历史让人眼花缭乱，说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实不为过。在这段短短的十年间，各派人物、各种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搞维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要革Ｍ，这热热闹闹的一台大戏刚刚开场，还没有等到各方人物进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

一、国难当头家难当，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1901年，也就是中国农历的辛丑年。这一年，如果按照西历的话，应该是二十世纪的头一年，听起来颇有万事待兴、朝气蓬勃之气象。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就在前一年的夏天，由于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慈禧太后也只好带着光绪皇帝狼狈的逃到了古都西安。当二十世纪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慈禧太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气。此刻的她，正在焦急的等待着北京谈判的结果。好在老臣李鸿章在洋人们中间斡旋，虽然最终赔了不少银子，但总算把这些外国兵给打发走了。慈禧太后闻讯后，叹了口气，虽然有些伤感，但也算是心定了点---终于可以回銮了。

老太后逃出北京后，天下大乱，人心汹涌，几乎国将不国。这大清国也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再难慈禧太后也得继续当下去，她也不想这大清的宗庙社稷最后败落在自己手里，日后无脸去见列祖列宗。于是乎，为了平息因义和团错误政策而带来的民愤（当然也不乏讨好洋大人们之意），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出人意料的打出一张“新政”牌。

这道变法的上谕是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中大谈变法经，什么“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又是“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随后，谕旨又批评了洋务运动，“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舍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谕旨中明确表态，说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最后，朝廷下发任务，“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并要求以两个月为期限，“详悉条议以闻”。

众所周知的是，慈禧在三年前还亲手扼杀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这时为何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如此开通了呢？慈禧太后想到这一点也颇为尴尬，虽然她事实上是接过了维新派的变法旗帜，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便借光绪皇帝的口在谕旨中与康梁等人撇开关系：“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给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打维新派一耙，“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这次新政没他们什么事。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杀了几个维新派倒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是义和团的事闹得太大了，闹得几乎让大清帝国彻底玩完。要不是她老人家还有点威信，这大清哪还不早东南互保、西北独立，支离破碎了？如今此一时彼一时，老太后仓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的话是吃不开了。

好在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虽然她当年已经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妇了，但当时脑筋还过得去，不像后来的几年每况愈下。为了挽回民心，慈禧太后带领她的流亡政Ｆ不断的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干脆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变法，以示开明。

可惜的是，慈禧太后毕竟是妇道人家，文化水平也不高（据说她常写错别字），正如评论家所言，“她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好在当时做统治者未必就要什么“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慈禧太后有驾驭群臣、稳固统治的权术就够了，而这又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慈禧太后执掌大权近半个世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老佛爷可不是白叫的。

老佛爷的缺点当然也很多， 嗜权如命、心胸狭窄、心狠手辣、生活奢侈， 等等。这些还都是小问题，最关键的是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被革职的维新派大臣王照语），看问题只看到“利害切身”（晚清大臣陈夔龙语），既缺乏远见和魄力，也不具备近代意识。倘若慈禧太后执政的嘉庆道光时期，做个守成之君倒也问题不大。但慈禧太后的运气也不好，正好赶上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转弯处，即使她努力掌舵，也只能不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你要让她领导清廷走出困境， 使国家走向复兴和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

但话说回来，你要说慈禧太后一味守旧顽固，一味的和时代对抗，倒也不尽然。历史人物往往是多面性的，我们的理解也不能完全的年谱化。就说变法这事，你说慈禧太后完全反对，也不是历史事实。从各种情况来看，她最恼恨的似乎是“康梁新党”和不听话的光绪皇帝，对于变法维新倒也不是一概的排斥。因庚子之役护驾有功而一度成为慈禧太后宠臣的岑春煊在《乐斋随笔》中也曾透露说，“朝廷自经庚子之变， 知内忧外患， 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 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 太后首以雪耻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 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

在两度被洋人们赶出紫禁城后，此时的慈禧太后恐怕是真心真意的想要“雪耻自强”，而且是“其心甚切”。小县令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曾接待过西逃途中慈禧太后，他也曾听老太后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

慈禧太后的确没处述说，因为她在民间的信誉糟透了。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Ｚ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怎么没过两年自己也来搞变法？在老百姓的眼里，慈禧太后此举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秀，他们有理由感到怀疑，甚至感到滑稽和别扭了。

对于慈禧太后提出的“新政”，国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毕竟，三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并未消散，这时慈禧太后提出的到底是真变法还是假维新，地方官员们不得不仔细揣测其用意了，不然，万一马屁拍到马脚上，头上乌纱帽不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片猜疑的气氛中，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居然无一字回奏。这个结果，让慈禧太后颇为的始料未及---她本以为自己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呢。无奈之下，清廷再次发出通知，催促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们赶紧“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在发出第二个通知之后，清廷便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其职能便是未来新政的领导机构，倒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当时被委为政务处督办大臣的包括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玑等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员，而地方实力派督抚大员包括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后加入）也被命遥为参预，这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最豪华的阵容了。

不过，仔细一分析，这个阵容貌似强大，实则不然。有见识有实力的，如李鸿章，他当时为辛丑和谈而呕心沥血，于当年积疾而亡；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当时也年事已高，随李鸿章之后于次年病逝。1903年，最为慈禧太后所信任的荣禄也去见了上帝，而取代荣禄地位的庆亲王奕劻，对变法既不了解，也不甚热心。如此看来，当时真正能起到支柱作用的唯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取代李鸿章地位的袁世凯，而此时张之洞也几近七十，血气已衰矣。

在朝廷的督促下，各省督抚也只得勉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在督办政务处成立后没几天便上奏朝廷，提出了包括整顿吏治、改革财政、整修武备、遣派留学生等十项建议。随后，其它地方大员如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和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也都纷纷上奏，提出自己对新政的看法和具体建议。

李鸿章死后，当时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抚当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而且这次他们两人又被朝廷双双挑中，“参预督办政务处”，这种其它督抚大员所没有的殊荣，也体现了朝廷对两人的重视。

由此，张之洞便和刘坤一商量是不是一起搞个折子，两人联名上奏，也好显示咱俩是参预大臣，与众不同。刘坤一听后大表同意，两人商议各自先拟个初稿，然后再合并修订上奏。当然，奏折的初稿不会是刘坤一和张之洞亲自去写，而是他们手下的幕僚去做这个事情。当时刘坤一手下有张骞和汤寿潜等幕僚，张之洞则有长期跟随他的军师郑孝胥、梁鼎芬和黄绍萁等人帮他拟初稿。在最后合并修订的时候，则是由张之洞来主稿。对此，资格更老的刘坤一并无意见，因为他本是行伍出身，笔头和见识远不如进士出身的张之洞，既然张之洞愿意出力，他当然乐得逍遥。

此时的张之洞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朝廷里激扬文字的“清流”了。在其它督抚大员已经交稿、朝廷一再催促之下，张之洞仍旧不慌不忙，他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时，也不断派人打听各地的动静，以保持与其它督抚大致接近的论调，避免自己走得太远，伤了大家的和气。

慢工出细活。张之洞的谨慎和精明对这个奏折的出炉还是颇有帮助的。为了把这个奏折写好，张之洞还特意将刘坤一的幕僚张骞等人请到武汉，一起商议细节问题。据参预拟稿的人说，当时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成”。这个联名奏折，就是后来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刘坤一和张之洞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 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实际上相当于整个清末新政的路线图。那这变法三折具体讲的什么东西呢？

先看“育才兴学”折。这一折，讲的是科举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其中就明确提出，搞“刀弓石”考试的武举对现代军事毫无用处，应当立刻停止，今后的军事人才必须由军事学校来负责培养；至于文举，则通过改变考试内容和减少录用名额的办法来逐步废止；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废除科举而带来的人才培养和选拔问题，全国应当仿照西方国家（其实是仿照日本），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设立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和大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并给予毕业生相应的功名，如高等学校毕业生为举人、大学校毕业生为进士等，以逐步代替科举中选拔人才的机制；在教学内容上，采用大量的西学内容，改变以往科举考试中经书为主的历史。最后，折子中还提到要奖励留学，特别是自费留学，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海归，要给予相应的举人和进士同等出身。

第二折是“整顿中法”，讲的是内政改革。除了提出要整顿吏治、选拔优秀人才等一般性建议外，折子有这么几个亮点：一是提出要建立警察制度，取代差役；二是要仿照西方，改良司法，改善狱政；三是裁撤一些有名无实或者无用的机构和部门，如屯卫和绿营；四是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实际上是废除沿用了两百多年的八旗军事驻防制度。

第三折是关于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也许是在历年的对外战争中输得太惨了，这一次要下定决心在军事上“全盘西化”。折子中提出，要完全采用西式方法练兵，从采用西式军械到建立军校乃至训练和管理，都要切实向西方学习靠拢。另外，他们也认识到，武器的制.造不能完全依赖外人，从长远来看，这还是要靠自己。但是，军事工业需要很好的经济基础，由此，折子提出了一整套的经济改革方案，包括改良农业、发展近代工业，制定经济法规保护工商实业等。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并非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通观全局后提出的系统变革方案，难能可贵的是，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可行性建议。折子上去后，慈禧太后也很满意，认为“事多可行”，随后朝廷下诏各省督抚大员，将刘坤一和张之洞会奏折子中的内容，“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练，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刘坤一和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实际上确立了清末新政的指导方向。随后，清廷以“江楚会奏三折”为范本，通过一系列政令和措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就这点而言，张之洞和刘坤一对清末新政开了个好头，也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国家开了个好头。

回头看来，在鸦片战争后，洋务派、维新派和清末的新政派其实是同根所生，一脉相承，他们在晚清历史上的相继登场，实际上也不断推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以波浪式前进，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深入。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其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原因主要还是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统治。

科举考试制度在最初的选拔人才上，具有一定的历史优越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科举制度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古代来看，科举制度关系到官员的选拔问题和全民族的教育问题，两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从前的人读书大都是为了做官，想要做官就要参加科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人参加科考实际上是向朝廷求取利禄的过程，势必对当权者俯首贴耳，志气丧尽；而当权者也利用科举制度收买读书人，使其悉入彀中。由此，科考的内容决定了教育的内容，而明朝开始的八股取士则更是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

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以清朝为例，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考初试、院（省）考复试合格后，方能成为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秀才。秀才的名额是有限制的，每次在全国范围内录取二万五千名。二万五千名听起来不少的，但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的，譬如当年洪秀全就是因为秀才考不上而大病一场，最后才撕了圣贤书去Ｚ反的。

乡试的科举考试的第二级，在各省举行，三年一次，一次三场，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举人。举人的名额也是有限定的，全国每次约录取一千四百名。举人的含金量比秀才高出许多，一般来说，考中秀才最多只能开馆授学，做个教书先生，而中了举人后，往往能够进入朝廷的储备干部名单，可以利用“拣选”、“大挑”等机会去做个小官，最不济也可以去衙门里做个幕僚帮办什么的。总而言之，中了举人便等于进入了上流社会的门槛。但是，举人这关很不好过，想当年，康有为考秀才考了三次，考举人可是在十六年中足足考了七次哪！怪不得范进同志中举后会兴奋得一时得了失心疯。

不过，要真正靠科班出身去做官的话，还得参加第三级的考试，这便是会试。会试是全国性考试，参加者都是举人，也是三年一次，一般在京师礼部举行。一般来说，会试的录取名额为三百名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过关的，随后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叫廷试），一场定终身，或金榜题名、名满天下，或功亏一篑、名落孙山，就看皇帝的取舍和自己的运气了。殿试考中的，那就是所谓的“天子门生”（皇上点中的嘛），而其中呢，又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前三名，通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直接授翰林院修撰、编修这样大有前途的职位；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总共约二百名上下。这些人考完后，便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分配工作，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者留在中央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或者分到地方上去做知县。

古代做官何其难，这七品芝麻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那时的官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考出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机会三年才有一次，全国的名额也就两百人上下，粥少僧多，能够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是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多少人青灯黄卷，最后也不过是熬白了少年头！

最要命的是，让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那些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行政管理方面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同文馆招生的时候，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它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都不能做官啊！

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在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由此看来，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的确到了不得不废的时候了，科举一日不废，中国的振兴便无从谈起。

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高考或者研究生考试，它还是国家和地方的公务员考试。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科举考试的废除，将关系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可以想象其中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康有为差点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要这么看的话，大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大败特败，一点都不冤枉。

战争的失利让停止武举也就成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朝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和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所以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时隔一年，1905年9 月，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 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太后在时势危迫之下，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 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 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还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对此，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中大加赞叹道： “科举制度的废除，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意义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应该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并不是有意的拔高溢美之词。

也许有人要问，停止科举考试之后，那些读书人的出路问题怎么办呢？

所幸的是，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康有为那些维新派要成熟老练许多。他们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更新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

随后，清廷又开始紧锣密鼓的制定新学制。在几经修订的基础上，清廷在1904年推出了以日本为模式的新教育体制，即所谓的 “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把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块，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从划分上来看，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了。

在兴办新教育上，张之洞管辖的两湖地区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当时首先设立湖北学务处，并将湖北自强学堂改为普通中学堂，两湖书院改为大学堂（后改为高等学堂），另设有师范学堂等。事实上“癸卯学制”的出台也主要是张之洞的努力。作为少壮派官员，袁世凯也不甘落后，他设立了直隶学校司并聘请前贵州学政严修为学务总办，并在直隶地区设立小学、中学、师范、法政、工业等各级各类学堂。在地方的推动下，清廷于1904年设立学务大臣（次年改设学部），并令各省设立学务处，主管新教育事业。

但是，当时发展新教育的困难也是很多的，譬如合格的师资、教学设备和经费都极其缺乏，其中尤以师资问题最令人头疼。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大学及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留学日本的占三分之一，出身科举的占四分之一；而中等学堂里出身科举的教师则占到三分之一，小学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师资教育背景的限制，加上大多数学堂都是在原先的书院基础上建立，新政时期的教育也就难免带有传统教育的颇多痕迹了。

为了解决西学人才的匮乏问题，清廷随之大力提倡留学教育，其中又以留学日本为热潮。在新政之前，留学日本的学生很少，在1896年也不过十来个人。后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极口称赞留学外国效果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以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当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在其中大力推动，并称愿为每年接纳二百名学生前往日本提供便利。

后来，清廷更是积极推动官费留学，鼓励自费留学，并对学成回国经考核合格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在用人的时候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使得海外留学掀起了热潮。由此，留学日本的人便开始激增，1905年的在日留学生达到数千人，第二年甚至接近一万，因为人数增加过快，有三千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入学。

当时留学西洋的也有，但人数远不如日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本来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撤回，后来去欧美留学的大都为自费或者教会选派，人数也很有限。清末新政后，朝廷和各省也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减收庚子赔款后，将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六十名。为此，当时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还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插句题外话，当时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却远高于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甚至拿到更高的学位，如赴美留学生；而留日学生参加的大都为速成班，鱼龙混杂，参加革Ｍ的倒为数不少。有例为证，1906年清廷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参加考试大多为留日学生，却无一及格，而及格的前五名均为留美学生。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新式学堂与出洋游学还是让新政时期的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据当时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的学堂总数为四千多所，学生总数为9万多人。到了1909年，学堂总数增长为5万多所，而学生总数扩展到156万名，其发展速度不可不谓惊人（现在的扩招与之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新政推行者本以为废除科举会遭到那些传统士绅们（特别是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的强烈反对，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的顺利，根本没有发生决策者所担心的事情。相反，那些有钱有势的士绅们非但没有阻挠，反而极为热心的加入到兴办学堂甚至留学海外的热潮中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废除科举、推行新教育的同时，朝廷注意到新旧的衔接，采取了逐步替代的战略，这其中主要采取了这么几个措施：一是在 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以稳定那些上了年龄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士人；二是在兴办新学堂的时候，各级毕业生，从高小到大学，都分别授予附生、举人、贡生和进士的相应功名。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士绅们得到些许安慰并机敏的停止了抵抗，反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的建设中去，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学部每年举行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这也是让很多士绅及其子女对留学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

废除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变化，它更是一种社会的变革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科举和教育本身。从短期来看，废除科举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正如萧功秦先生在其著作《危机中的变革》中指出的，“废除科举制度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和新时代价值之间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这种制度资源的丧失，同时也为清廷的覆灭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反作用。

萧功秦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中国古代的那些王朝之所以稳定，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科举制度。因为有科举制度，这样皇帝就有一大批的读书人来支持他，而且这个社会有一个相对公正的的机会来保证读书人向上流社会流通，由此也构筑了传统社会的一种超稳定结构。作为一个反例，蒙古人不重视读书人和科举，而专门倚重本族人，这也是元朝之所以短命的原因之一；而与之相反的是，清朝虽然也是异族人统治，但却极其重视科举考试，而且满汉不断融合，所以清朝能够坚持近两百六十年。

历史总是这样，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把士子们推向了时代的洪流，不管你是惶恐，还是哀怨，或者愤懑，这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数。但清廷没有想到的是，废除科举也让那些士子们失去了对朝廷的忠心（因为不需要通过这个来做官了），在随后的革Ｍ浪潮中，他们大多袖手旁观，甚至反戈一击，这一顺一逆之间，还真有点说不清楚呢。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

清朝建立以后，其中央权力机构沿用的是明朝的内阁加六部制度。所谓六部，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雍正即位以后，用军机处架空了内阁，变成军机处加六部的结构。进入近代社会后，清廷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传统的六部之外特设立一个新部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是专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外交机构，但后来其功能越来越广泛，包括洋务运动的兴办实业、派遣留学生等，都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庚子年后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大大提升了总理衙门的地位，清廷在外国人的要求之下，将总理衙门改名为外务部，并列于六部之首。在当时，估计就再没有比和洋人打交道更重要的事情了。

新成立的外务部还有一大创新，那就是部中不分满汉，领导职位只设立一尚书两侍郎，打破了原先六部中设置满汉尚书和侍郎两套班子的制度。这一举措，等于是打破清朝沿袭了近两百多年的祖制，而外务部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后来的机构改革之先声。

为了适应新政的要求，清廷开始设立新的领导机构。1903年9月，为了振兴商务、发展实业，清廷在六部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商部，其职能不仅仅局限于商业，还包括实业（工业）和农业。后来，商部又将老的工部吸收合并，新成立的部门称为农工商部，成为一个负责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央部门。与此相对应，地方上也纷纷成立了农工商局，作为地方上的经济管理机构。

在一个长期奉行农本商末为基本国策的国度里，从事商业和实业的人即使富有四海，也一向被那些羞于谈利的士人们所蔑视，但这次不一样了，当时农工商部的地位仅次于外务部，足见朝廷的重视程度。清廷公开倡导并奖掖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就连那些朝廷大员们也不再羞于谈及商业和利益，都与时俱进了。

鉴于旧式军队毫无用处，清廷在商部成立后的次月又设立了一个新部门，这就是主管全国编练新军的练兵处。练兵处有庆亲王奕劻总负责，袁世凯和铁良协助办理。练兵处的成立，为袁世凯练就北洋军阀提供了天赐良机，这是后话（在下一节作详细阐述）。后来在清廷的中央官制改革中，兵部更名为陆军部（海军部另设），练兵处也被归并其中。

紧接着，清廷又成立了财政处，作为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在中央官制改革前，财政处主要负责清查各地财政收入；中央官制改革后，财政处与户部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即度支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1905年10月，清廷又决定成立巡警部（后改名民政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以管理全国的警察并负责各地的治安，取代原先的地方保甲制度。同年12月，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为了适应新教育体系的要求，清廷又成立了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并将原先的国子监吸收合并。为了法制交通和通讯，后来清廷又设立了邮传部。经过这些变化后，原先的六部制已经是支离破碎，这也为后来的中央官制改革提供了契机。

1906年11月，清廷进行中央官制改革，除内阁和军机处仍旧不变外，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11个机构，即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新政时期的机构调整规模可谓前所未有。至此，隋唐以来的传统六部建置便不复存在，在这些机构里，清廷废除原先的满汉尚书双人负责制，而实行单一的领导制，革除“数人共一职”的低效管理方法。此时的清政Ｆ可谓是半新半旧，看起来虽然还有些别扭，有点但终究迈出了走向近代社会的重要一步。

一般来说，在设立新机构的时候阻力较小，而裁撤改革旧部门的阻力极大。原因很简单，设立新机构可以为一些人提供做官的机会，而裁撤旧部门则要敲掉原先官员们的饭碗，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不只是清末新政有，历朝历代的改革都是如此。不过，清廷当时还是排除了重重阻力，将一些有名无实、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旧衙门加以裁撤或者归并。

从1902年2月开始，清廷便开始有计划的裁撤归并那些有名无实或者职能重复的中央主管部门。首先被裁撤的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到的漕运屯田卫所。屯田和卫所本是为漕运而设立，但当时漕运早已是有名无实，屯卫反成为一大弊政。同时被裁撤的还有河东河道总督，这个机构本是为治理黄河而设，但收效甚微，而每年靡费无数，其被裁撤后，由河南巡抚兼管相应事务。1902年3月，清廷又将一些闲衙分别裁并，如管理太子事务的詹事府（清朝最后三个皇帝都没有子女，哪来的太子？！），被裁并入翰林院；通政司直接被裁撤；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被并入礼部，太仆寺被并入陆军部。

1904年后，清廷开始对地方上的一些冗余机构进行清理裁并。当年7月，粤海关、淮安关两监督和江宁织造被撤，粤海关事务划归两广总督管理。当年 12月，由于总督和巡抚的机构重叠，云南巡抚和湖北巡抚被撤，其事务分别由云贵总督和湖广总督兼管。同样情况的广东巡抚也于次年被裁撤，其事务由两广总督兼管，这样，就避免了总督和巡抚同处一城、同管一省的冗政。福建水师提督在中法战争后作用不大，也被裁撤。1905年1月，漕运总督被裁撤，改设江淮巡抚；三个月后，此机构再次被撤，改淮扬镇总兵为江北提督来代替。由此，漕运制度便也成为了历史。

在裁撤冗余部门的同时，清廷也加强了吏治的整饬。首先是废除捐纳制度。所谓捐纳，就是捐纳买官，其实是一种公开的买官卖官行为。捐纳制度本来一向控制甚严，但后来清廷为了解Ｚ压太平军的一时之困，导致口子大开，各色人等由此混入，而捐官者出了钱，捞到一官半职后当然是挖空心思，以贪污勒索为能事，这也是经济利益驱动之必然。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捐纳制度永远停止。

随后，清廷对各级衙门进行整顿，裁汰书吏和差役，简化各级衙门的公文形式和办事程序，改陋规为公费等。由于制度的缺陷，书吏和差役在清朝的待遇极薄，如果按名义上的待遇的话，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养家糊口。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书吏和差役往往在衙门里“舞文弄法，朋比为奸”，而那些科举出身的官长大都不懂实务，“奉吏为师”，往往被这些人搬弄，在地方上为害甚大。新政时期，朝廷严令各级官长亲理政务，裁撤那些扰民害民的书吏和差役，以期提高办事的效率。

在清末新政全面铺开的同时，对不合时代的旧法制进行改革也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大清帝国当时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传统专制体制，加上外国人借口中国的法律严酷而在租界内行使领事裁判权，拒不遵守中国法律。为了废除洋人的治外法权，1902年5月，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命他们“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由此，沈家本和伍廷芳经过两年的筹备，成立了修订法律馆，开始了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修律活动。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确极为严酷而残忍，甚至到清末还在实行如凌迟、枭首、戮尸、斩决等极不人道的酷刑，而且行刑时往往在公众聚集之所，有意制.造恐怖气氛，这和当时西方文明社会的要求实在差之甚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后人因为肉刑问题去指责洋人颇为滑稽（应对其抗议表示感谢才对，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可能还得挨板子）。

另外，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政刑不分”，这种法律传统已经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不过，好在清廷选中的两位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都是熟悉中西法律的专家型官员。清廷的这次选官用人得当，两位大臣也的确是人才难得。两位大臣接受任命后，第一件事情便是成立修订法律馆，并首先组织人员翻译西方法律，整理对中国法律旧籍，然后对中西法律进行比较、研究和评介。

在两位大臣和法律馆人员的努力下，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法律及论著得以介绍到中国，进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修订旧律或创立新法。不仅如此，为了培养法律人才，沈家本还亲自到日本聘请法律专家前来中国的法律学堂授课，这也是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开端。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这些都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沈家本和伍廷芳在修订法律的时候，第一件事便是将中国传统的“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结构打破（如当时的基本法《大清律例》），先区分出实体法和程序法（诉讼法），然后在实体法中再细分出刑法、民法、商法等专门的法律部门。换句话说，也就是使中国“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律向“诸法分立”的体系转变，这无疑是一种革Ｍ性的变化，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法制改革的进程当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特别在推行司法行政机构改革的时候。原来，中国传统的地方官是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的，而新的法制改革则是要推行西方法律体系中的司法独立原则，另设独立的审判体系，这让地方督抚觉得自己的权力被部分剥夺。就连主张行政的张之洞都对此不理解，说“督抚但司检察，不司审判”后，“则以后州县不亲狱讼，疆臣不问刑名”，那些地方官的权力（及由此带来的油水）岂不是少了老大一块？

阻力虽大，但法制改革依旧要向前推进。在中央司法机构改革中，刑部改名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这个改革并不是简单的换个名字，而是结构性的调整，改革后的大理院相当于最高法院，“与（法部）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其节制”。随后，在地方司法机构改革中，也在各省各级普遍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庭以行使审判权，而以原先的按察司改为提法司，负责司法行政和监督，以实现地方上的司法独立。

这些司法机构的改革，加上后来《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实施，实际上是把司法行政权和审判权分开，审判权开始独立于行政权之外。这个变化，实际上是废弃了中国长达千年的行政兼理司法体制，也可谓是中国司法独立之起源，迈出了现代法制的第一步。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变化，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另外，狱政改良也属于清末法制改革的一部分。有人曾说，监狱的好坏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此言不差。传统监狱的黑暗可能比严苛的刑法更要残酷，对此，方苞曾在《狱中杂记》做了触目惊心、令人胆寒的描述（可参考拙著《帝国的绯闻：大清野史三百年》中的记叙）。当时的狱政改良主要本着人道Ｚ義和改造Ｚ義的原则，改革监狱管理制度，改善犯人的生活待遇，并重点在于感化犯人，教之以谋生手段，而不是残酷破坏。应该说，这些观念和实践在当时和未来的狱政管理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清末法制改革最重要的，还是其推出的一系列修订的新法律。经过精心准备后，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陆续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法律，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906年）、《新刑律草案》（1907年）、《大清现行刑律》（1910年）、《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1911 年）、《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1911年）及其《商人通例》、《公司律》和《破产律》等一系列的民法、商法法案。在清朝覆灭之前，这些按照西方法律分类编制的法典基本都已经修订完毕或者已经在起草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沈家本、伍廷芳修订的这些法律（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的法律），并没有被革Ｍ所埋葬；相反，革Ｍ后的政Ｆ依旧长期沿用清末修订的那些法律，特别清末修订的三个总结性Ｄ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和《民律草案》（尚未颁布），辛亥革Ｍ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或者是北洋军阀和國Ｍ党政权，都只是对这些法律略加删改后继续沿用。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框架和基本原则也都是来自于一百年前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

在法制提倡文明的同时，社会生活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变革。其中，引进西方的警察制度颇为成功。清朝原本实行的传统的保甲制度，另外，绿营和地方团练也承担部分的社会治安职责。但总的来说，都不够专业，效率也不高。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试办警察制度初有成效，于是朝廷命各地以直隶为模板，加以推广。

当时的一些生活陋习也受到新政的调整，其中包括缠足和吸食鸦片。缠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丑陋和残忍的制度，居然沿袭千年，也是令人匪夷所思。对此，很多西方传教士和维新派人士都对此极为反对，但一直到1902年，清廷首次发出上谕，劝戒缠足。由于清廷的公开提倡，晚清社会的 “不缠足”运动蓬勃发展，这才使得那些饱受缠足戕害的女性同胞得以ＪＦ。

对于鸦片，大家是很熟悉的。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鸦片贸易得以合法化，这不但卷走了中国巨额的财富（鸦片贸易是十九世纪最大的单宗贸易），而且让中国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1906年，清廷在发布禁烟上谕的同时，派出使臣与英国交涉禁止输入鸦片事宜。 1909年，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会，中国的禁烟运动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答应逐步消减鸦片输入中国，直到1917年彻底禁绝。

由于清末革Ｍ党经常宣扬“排满Ｚ義”，当时的满汉冲突也变得日益加剧。为了维护统治，清廷决定取消满人的特权，调和满汉矛盾。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满人入关后八旗在各地驻防，世代为兵，并享受国家供养和免税等特权，但两百多年下来，一般的旗人（大多数人连满语都不会说，和汉人已无区别）早已穷困不堪，甚至连普通汉人都不如。因为当时清政Ｆ给满人的供给极为微薄，却不能从事他业，能养家糊口已属不易，真正享受特权和富贵的其实主要是极少数的满族亲贵。

正因为如此，清廷也觉得遵循祖制毫无必要，便于1902年放开满汉通婚的禁令，并于随后对汉人开放原先只能由满人担任的职位如将军和都统等。1906年官制改革中，清廷又废除了满汉尚书的双人平行制，改由不分满汉的一人制。一年后，清廷又下令废除旗人不事生产的特权，授予旗丁土地，责令耕种，让普通旗人们自谋生计。而在法制改革中，除了宗室亲贵，一般满人在礼仪和刑罚上都和汉人同等对待。可惜的是，靠牺牲普通旗人的利益来消除革Ｍ威胁，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

张之洞和刘坤一在《江楚变法三折》的最后一片中，专门提到办理新政需要筹集巨款一事，果然是有先见之明。事实上，无论办什么事情，不管你报什么样的美好愿望和善良动机，没有钱终究是什么都办不成。你说你搞新政，练军队，办实业，兴学堂，还有警政、地方自治什么的，好不好？好得很！但钱呢？

清末新政的推行，需要大量的经费作保证，可惜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事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但是，“不变亦亡”，清廷也只得拆东墙补西墙，清理财政，广开财源来竭力维持了。据周育民先生在其著作《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里的记载，1903年清廷的财政收入为 10492万两，支出为13492万两，当年赤字3000万两；到了1910年，累计的赤字已达8000万两，而后一年（1911年）的预算收入为 29696万两，预计支出为33865万两，当年预计赤字高达4000万两。我们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廷最后十年的财政收入剧增，但支出的数额却更大，这和赔款及新政有着莫大的关系。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36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5400万两，而当时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结果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据就是有名无实。袁世凯完成任务，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北洋新军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当时还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Ｚ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据清史稿的记载，当时清廷和地方政Ｆ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以前所没有的，恐怕也是清末新政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如袁世凯督抚直隶期间规定“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这便是一例。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也是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也为数不少，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给新政的铺开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如1901年无锡发生的毁学事件，当时因为新建学堂需要经费，地方官决定米行所纳庙捐转归学堂，由此触犯了部分米商的利益，结果在他们的煽动下和指使下，数座学堂被毁。这事后来还惊动了江苏巡抚端方，在他的干预下，学堂才得以重建（详见赵利栋：《新政、教育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以1904年无锡毁学案为中心》）。由于经费不足，很多地方的学堂办不下去，一些偏远山村的文盲率反有上升之势（废科举对私塾的打击也是一部分原因）。

当然，办法总是有的。由于当时的财政紧张，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便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奉行重农抑商、压抑私人资本的传统政策，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迟缓，于是很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实业论者如张骞等人大声疾呼，要求朝廷制定奖励实业、扶植工商的政策，所幸这种呼声得到了及时的回应。 1903年商部的成立，也可谓是清廷经济政策转轨的重要标志。

商部当时在中央行政体制中的地位，仅次于外交部而位居第二，这也显示了清廷对振兴工商、发展实业的重视和期待。商部的宗旨，以保护和开通工商实业为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Ｆ首次公开扮演倡导和奖掖实业的角色，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先河。

商部成立后，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制定和颁行一系列商律，从法律上确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并为解决工商业上的纷争提供法律依据。当时制定的商律包括《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矿务誓行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等，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袁伟时先生在其著作《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指出，“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速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他认为，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还有政Ｆ官员的腐败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主要原因是“政Ｆ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Ｆ效率奇低等）的影响”。就这点而言，这些商律的颁布无疑是对私人经济的一个确认和鼓励。

袁伟时先生在书中举了两个例子，说为了维护国内利权，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即上海机器织布局），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到1890年开车生产，中间足足折腾了14年。其间，李鸿章又请朝廷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这下好，后来张之洞也想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发电报问电李鸿章：“听《申报》上说，你给上海布局奏批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不知是否专指上海一地？”说到这里，张之洞有点底气不足，又赶紧解释道：“我们广东织布官局主要自产自销，应当不至于妨碍沪局的利益。”李鸿章收到后答复说：“你们广东设官局织布，距上海较远，似也无妨。”

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这个矛盾在官场上很顺利的化解了。但是，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换了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譬如大清帝国的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他在回国退休后，想筹办一个航运公司，但屡经波折，办不下来。后来他写信给李鸿章的抱怨说：“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 第三次是郭嵩焘亲自出面筹办并已筹集资本两万余，但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

“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郭嵩焘的话点到了问题的本质。开始兴办洋务的时候，那些顽固守旧的士绅阻挠，而士绅们开化后，想要兴办实业的时候，却又遭到官府的阻难。当时清政Ｆ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最为典型的便是在兴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的时候，一律实行批准制，而其中则是为效率低下、腐败成风的官办企业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连郭嵩焘这样的官场退休人士都难以通过官方批准这一难关，更不要说一般人了。

这个障碍一直到新政时期才被打破的。1904年初，清廷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等商律，其中便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也就是说，国人兴办企业，毋需经过官府批准，只须登记注册即可，这也是当时通行的国际惯例。

商部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大力革除“耻言贸易”的旧观念，奖励在工商实业上有特殊贡献的工商业者。当时的奖励分为二类，一是能制.造轮船、火车、铁路桥、发电机及对探矿、冶炼、水利、垦植等有突出成绩者，奖以不同等级的商勋；二是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且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

清廷在经济改革上的转轨，受到实业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著名侨商张振勋在评价商部实绩的时候说：“商部设立以来，纲举目张，以保商为己任。”苏州一带的工商业者也称商部“实行保护商人，振兴实业政策，……诚富强之至计。”在私人经济的大发展和实业救国论的大力宣传下，国人对工商实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工商实业界人士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商部做的第三件事情便是鼓励并推动各地商会的成立。1904年1月，清政Ｆ批准下达商部制定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推动各地组织建立商会。1902年2月，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先成立。此后，商会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后来是武装商团势力）。

商会的成立，对工商实业的发展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商会作为行业管理的自治组织，承担了相应的工商管理功能，如调解商业纠纷、企业的信用公证以及推动和支持创办公司等，都在其功能之内。另外，当时的全国各城市的商会还普遍组建消防队和商团，特别是上海的商务总会，后来由其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了当时老上海城厢内外所有马路、电灯以及警察的一切事宜，已经基本具备了市政管理的功能。

总的来说，经过各级官府和实业界的努力，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Ｚ義经济还是有了明显的发展。据汪敬虞先生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的统计，1895到1898年，投资万元以上的新设厂55家，而1904至1910年间，投资万元以上新设厂276家，其数量远高于之前的时期。当时兴办的工厂主要集中在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和机器制.造业等，由此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另外，清廷制定了《矿务誓行章程》后，各地掀起了兴办矿业的热潮，在1904至1910年就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此外，在交通、商业、金融等领域，民族资本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应该说，从清末新政到Ｋ戰的全面爆发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Ｚ義发展很快，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Ｚ義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 1912-1920年的发展速度高达13.8%。即使到1937年Ｋ日战争爆发之前，虽然有内战不断、社会动荡的影响，但当时的经济仍旧维持了一个较高的速度发展。比如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中国工业仍旧年均增长了9.2%。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是有衔接的，我们不应该忽视清末新政在其中起到的基础作用。

五、清末新政是本难念的经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一种“冲击---反应”型的理论来解释，譬如在晚清七十年的重大事件中，都可以找到其对应的对象。譬如，洋务运动是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而发起，戊戌变法是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勃兴，与清末的新政相对应的则是八国联军的**战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的第三次波浪。不过，这一次的变革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之前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正如侯宜杰先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中指出的，清末新政后，“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Ｚ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Ｚ義近代化演变迈进。” 毫不夸张的说，清末新政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基础，是中国告别传统社会的第一步。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夸大其词，给清朝统治者脸上贴金。但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的来看，也许就会发现，清末新政的意义和成效远远大于后来的辛亥革Ｍ。我们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一是清末新政的机构调整和官制改革，其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政Ｆ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二是废除科举和教育改革，其完成了中国教育面向现代化的转型；其三是法制改革，其废弃了“诸法合体、政刑不分”的传统，分离了行政权和审判权，开创了司法独立之先河；其四是军事改革，使中国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陆军，推进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五是清理财政，首先引进了西方通行的国家财政预决算制度；六是奖励实业，保护工商，直接促成了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实事求是的说，清末新政达到的实效、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度及对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非但是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无法企及的，就是辛亥革Ｍ也未必能达到这一高度。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一提起晚清，特别是辛亥革Ｍ前的十年时，大多数人满脑子想的都是清朝统治者是如何的腐败无能，革Ｍ志士是如何的让人热血沸腾。这种革Ｍ史观固然极为浪漫，但至少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革Ｍ要比改革要难，因为革Ｍ要冒掉脑袋的风险。但事实，改革未必就容易。任何的改革，它都会遇到正反两方面的攻击和阻力，激进的改革者往往指责当局敷衍欺骗，缺乏诚意，而顽固守旧者则詈骂改革过于孟浪轻率，不成体统。改革的主持者往往夹在中间，左右平衡，这需要何等的高超艺术！革Ｍ史观只记取革Ｍ烈士，而对贡献更大的改革者加以漠视，这又是何等的荒谬。当然，笔者并非是为清朝鸣冤叫屈，而是希望人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清末新政在中国走向现代化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此做出贡献的人。

诚然，清末新政的确是清王朝的自我挽救，但要是放宽视角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晚清的最后十年其实是在完成一个国家的转型，而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自我救赎。我们不能因为主持新政的那些人是仇视革Ｍ，就把清末新政归为“假维新”，这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当时的清廷在最后的十年中困难很多，但决心也很大，也确确实实推动了改革、取得了实效。革Ｍ党指责清廷的新政是出于欺骗，“假维新”，这种宣传口径是站不住脚的。毕竟，慈禧太后也是可以转变的，她并不是时代变革的天敌。

可惜的是，清末新政毕竟是一场迟到的变革，甚至已经来得太晚了，清王朝已经错过了好时机。历史经验表明，在近代化进程中，起步越晚，困难越大，情况就越复杂，而国内的期望和国外先进国家的示范效应也越大，这或许是明治维新与俄国改革能够成功而清末新政却难以挽救大清的重要原因罢。

清末新政是一场传统君主制下的国内改革运动，它需要强有力的政Ｆ来进行社会动员。但太平军战乱之后的清政Ｆ已经陷入一种软政Ｆ的境遇，而其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屡受重创，加之贪官污吏的横行，导致民众对清廷能力的持普遍不信任的态度。而更要命的是，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人眼中，清王朝是个异族政权，在排满Ｚ義思潮的鼓动下，清廷的合法性已经大成问题。

当时的清廷可谓是进退两难。新政的种种变革措施，如废科举、练新军和法制改革，都从根本性上动摇了传统专制体制，而清廷当时又无力对其进行新旧整合，其动荡在所难免。比如废除科举消除了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障碍，但同时也割断了那些士绅阶层与清王朝的联系，使清王朝陡然失去原有的中坚支持力量。这些社会精英分子从原有机制中疏离出来后，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和编练新军上。清廷推行这些措施的本意是强国强军，但现存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毫无吸引力，而新军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反而走到朝廷的对立面。

清末新政对政治的改革也收效甚微。澄清吏治向来就是一件长期而困难的事业，稍有松懈，必有反复，历朝历代决无例外。就拿废除捐纳制度来说，当时即使能把明的公开捐纳停掉，但又岂能防得住暗的买官卖官---倒还不如公开捐纳，至少朝廷还有一份收入。

事实上，后来捐纳制度在遇到水灾等困难时期，地方上依旧通过捐纳的办法来筹集资金。而当时作为另一大弊政的陋规，当年雍正也曾大张旗鼓的清理过，但过了几十年后，依旧死灰复燃。当时新政时期也不过把众所周知的陋规变成公开的办公经费，但并不能杜绝向上级行贿的事件发生。吏治腐败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有，而且历朝历代都无法根本消除。

不过，新政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不要说停止，就是减速，清王朝也会被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盲人摸象，小马过河，清廷也只能在矛盾中摸索，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至于走到那一步，已经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了。

*.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大大促进中国现代化

凤凰网历史综合

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彷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本文拟就这一课题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

清末新政加剧了正在发展的城市化趋势，新型资本主义工商型城市急遽递增，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源与加速场。

中国古代城市出现虽晚于古巴比伦，但其发达程度却是无与伦比的，与西方城市特质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而存在的。据施坚雅统计，19世纪90年代中国关内18个省的39000个城镇有1546个是地方政府所在地。[2]城市职能为政治控制与赋税征收，结构格局体现了等级制度的帝都型模式，如长安、北京均以皇城为核心层层扩散依等级而逐次递减。城市经济则依赖乡村供养维持，城市人口以消费人口为主，商人工匠少且居末等地位。唐宋起城市商业繁荣，但作为王权支持依附系统的城市性质未变，“很难成为引导社会发生变革的中心”。[3]与欧洲城市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自治体，市民藉此向封建王权发动进攻，终成现代化的发源地不同，为数甚多的中国城市却“孕育不出与封建社会相对抗的市民阶层、市民运动，发动不了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对抗的工业革命，也无法启动近代化的闸门”。[4]

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批资本主义工商城市相继出现，成为接触外部世界与孕育现代化的前沿地带。买办、资本家、工人等新的职业群体的出现与壮大，改变了传统的“四民”结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代化的动力也主要在城市中产生，然城市化的速率无疑与传统的一体化结构解体的程度成正比，天津从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人口仅为40万，[5]上海人口从1852年至1881年的30年间，始终徘徊在50—60万人之间。[6]

清末新政的改革促进了城市化的潮流，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地方民间自由度日增，城市因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功能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强大的吸纳能力，无论经商、求学、谋利、求生甚至享乐的人们都要去城市，于是，各种资金、多元文化与大量的异质人口通过不同渠道涌入城市，使得新型城市日益发展起来。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是城市人口增长率，清末新政于此起了促进作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最初几年，是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成长的时期，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增长率增长，它大大超过了0。4—0。5的人口每年增长率”。[7]上海人口从1882年的60万人速增至1910年的129万人，仅30年即翻了一番，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8]天津人口从1900年的40万增至1910年的60万，增加了50%。[9]即使是一些二流城市人口也猛增，宁波1855年仅21。4万人，到1912年已有65万人，年递增率为3。56%。杭州1884年仅25。3万人，1911年增至68万余人，年递增率为6。22%。[10]重庆1850年为9。8万人，至1910年达25万人。[11]可谓惊人。

这一时期城市化潮流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第一，城市的兴起是以乡村衰落为代价的。乡村大批人口、劳力、资金涌向城市，自然经济愈趋解体，而绅士城市化，使得原本由他们管理的县以下乡村自治与宗族事务因鞭长莫及而日渐松驰，农村宗族群龙无首，走上了漫长的自然解体之路。据黄宗智研究，民初至20—30年代，内地如华北农村“极少是地缘界缘与血缘界线一致的宗族共同体”[12]。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绅士地主入城缓解了自耕农急遽佃农化的趋势，新型的经营地主与富农经济随之出现，1880年地主经济标准形态中商品粮只占总产量的10%，20世纪初则达20%左右。[13]绅士入城也是个资金资本化的过程，汪熙统计了清末10大行业中300名创办者的出身，发现1913年前的创办者半数以上为官绅，只有一体化结构解体后新式商人才占主体。[14]第二，新兴通商口岸城市甚至新型交通城市的出现造成了传统郡县城市的衰落。明末湘潭即有“小南京”之称，19世纪70年代人口已达100万，此时却因新兴的长沙、汉口的崛起而迅速式微，1916年人口竟降到了5万人，而原先人口远不如湘潭的长沙则成为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5]施坚雅认为不具备传统城市功能的现代通商城市的兴起，必然带来传统城市网络的破坏，从而形成新的中国城乡结构与关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城市化区域与程度上的新的不平衡。这主要是东南沿江沿海与内地区域上的差别，如辛亥时期江浙地区城市化程度高达13%，比之全国的6%竟超出一倍以上。[16]

新兴城市出现后以其独特的功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传统城市历来是政治中心，新兴商贸城市却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的多元荟萃之地，清末地方自治与城市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新兴阶级的发展，往往使之成为反对中央政府的基地。

从20世纪开始，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与工业基地，金融和商业中心、文化中心，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社会对抗与社会矛盾也凸现得最为激烈，无论是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地方自治、立宪运动、革命党起义、辛亥光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六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上海都有其独特的地位。这些新兴城市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基地与动力源，在考察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时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清末新政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加剧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流动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绅权作为与皇权抗衡的重要力量脱颖而出，进一步削弱了本已腐朽的清廷统治，为民初政治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承明制，实行了以皇权为核心辅以中央宰辅部院制与地方督抚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军机处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灵便度与效能感，然在总体上并不能适应开放条件下的外部世界挑战与现代化大潮。清末新政在政治体制上作了一系列改革，调整、裁汰原有机构，新设商、学、外务等部；整饬吏治、裁汰胥吏、考核兴办新政之实绩；改革刑律，仿西法行新律；改革军制，废旧军办新军，等等，整个统治体制出现了新变化，给予地方与民间更多的政治自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活力，比较过去更能适应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改革从器物层面终于走到了制度层面。虽然它远未彻底完成“三权分立”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创立，但毕竟直接触动了千百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政制，可以说，这是辛亥以前中国近代史上走得最远的一步。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地方官僚、士绅、宗法家族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形的一体化结构，而清末新政一系列改革造成了一体化结构中三个层次秩序与功能的失衡，表现为以绅士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集聚与力量的增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打破与多元取向的定位。位置的错动释放了结构中中下层社会的能量，激化了与上层的矛盾，从而带来了直接的对抗。

传统绅士是一个以农村为根据地“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理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17]在常态情况下，作为官民间媒介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使之成为维持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们与上层统治集团在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常有矛盾，农民起义、社会动乱的背后也常常闪过他们的身影。但因其分散于广大农村，虽作为一个阶层却远未释放出集聚能量。随晚清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动，绅士大批入城，及至清末已逐渐显示出规模效应，成为一支从传统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并在清末民初的转型社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社会政治力量。

绅士入城决非清末才有，传统乡绅入城经商历代不衰，但封建时代的乡绅入城并未割断其与农村的各种联系，他们一只脚探入城市，另一只脚仍稳稳地站在农村，即使在因社会动乱产生的乡绅入城的高潮中，也不因潮起潮落而失去重心。如1862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攻至上海周围，公共租界人口从2万余人增至1865年的9万余人，与法租界合计净增11万人。70年代太平军失败后两租界又骤减至5万余人。[18]这些突然涌来又突然消失的人口中不乏缙绅及其附属人口，战乱平息后，迁返乡村重建秩序。这两种情况与清末乡绅城市化的概念与内涵有本质的区别:传统乡绅入城经商，仅将其资产的一部分投入商业手工业中，职业兴趣导致他们将商业利润返购田产或捐纳得官，获利与风险的巨大势差使之牢牢固守有着稳定收益的乡村土地。而清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与清廷“奖励工商”的优惠政策，使入城办实业成为有暴利可图的重要门径，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建立，后顾之忧已成现实。这样，绅士在城市化浪潮中两只脚都站到了城市。清末广东咨议局的议员居住乡间的仅占17%，绝大多数住于城中，仅住广州的即达30%。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广西，居住城中的议员也达到33%。[19]

大批绅士入城固然造成乡村自治的衰败与一体化结构中上下层的断裂，却使他们以城市为新的基地，将原先分散的势力集聚起来，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在新的基点上形成了新的政治认同与成就取向。1908年清廷为准备立宪而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资政院，又为他们直接介入政治层面及其能量的释放创造了条件。而咨议局议员的品格、学历、财产、功名及办理公益事务的资格规定，“非我莫属”为之大开方便之门。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绅士占大多数”。[20]张朋园对全国21省1643名议员身份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达1288人，占78。4%，其中进士占4。35%，举人占21。27%，贡生28。73%，生员34。78%。

当时全国绅士总数为145万人，与有资格选举的169万人大致相等。[21]大批有新式经济实力支撑又有地方行政能力的绅士被集中在一个新的高层次组织中合法议政，即使这一组织“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似乎仅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22]也足以使这些有着强烈参政意识的绅士为自己的（或扩大的）利益而干预朝政，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又以政治上立宪、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代表和领导了地方自治势力在政治共同体内与集权的中央皇权分庭抗礼。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23]从咨议局成立到清廷覆亡的短短数年间，中国大地上风云激变，原已十分突出的中央地方、官方与民间的矛盾由于绅士的加入而愈益激化。在晋、皖、鲁、川、滇等省的收回路矿运动和收回苏杭甬路权斗争中，绅士主持的保晋公司、安徽路矿公会、山东保矿会、江浙铁路公司以及日后的各省咨议局都起了主要的领导作用。1910年关于粤汉路是借外款还是地方商办的斗争中，咨议局更是站到了前台，湖北咨议局连续召开全省绅商军学各界大会，派出代表面见大总统徐世昌，一连几天，踞坐徐门，哀号痛哭，“不饮不食，不遂其志不止”。[24]1910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士绅多已绝望，连张謇都认为“全国为之解体”。[25]一些激进者则随之转向革命。徐佛苏回忆道:“各省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国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说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26]在京的各省咨议局首脑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等也各怀异志，始组全国性政党，以谋更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利益。

这一切，表明了新政后数年，一体化结构已从分解迅速走向崩溃，从中分离出来的既代表传统的地主经济又代表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实力最强的士绅阶层，在是否搞现代化与搞怎样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与清廷发生了从政治疏离、对立到严重冲突。政治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结构内部的大冲突使清廷进退维谷:既无法回归传统，又无力使对方就范，政治权威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的冲击而降至零点。士绅阶层的行动与革命党人的实践互为表里，在动摇清廷统治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点上有同工异曲之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屡起屡伏延续多年而未竟其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一体化结构尚未撼动，革命党人的行动未能得到代表强大的地方势力——士绅阶层的认同与支持。及至20世纪初年，脱颖而出的绅权与皇权的冲突已使清廷失去了原先极为重要的统治基础，矛盾难以调解，一体化结构已支离破碎再也无法修补了。1911年源于铁路风潮的辛亥革命的爆发，遂成为士绅们“发难”的突破口，最早独立的12个省中有10个省的咨议局都担当了发动与组织的角色。[27]革命党人的点火播种作用在士绅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双方联合起来摧毁了皇权统治，其中绅权担起了重要的角色，尽管是自觉不自觉的。

清末新政的重要领域是教育，而教育改革的一大后果是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肇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是在否定魏晋九品中正制后的产物。作为增加社会垂直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保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有序化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上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至清末“经文之义”的八股帖括大盛，限制了人们去追求新知识新学问，造成了病态人格，对民族危亡与社会危机漠不关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的制度障碍，梁启超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28]废科举的呼声连绵不断，从60年代天文算学馆的设立、70—80年代特设一科论争、经济特科之允行，至戊戌时期废八股与新式学堂之兴，一浪一浪地对科举制进行了冲击。1905年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被废除，同时设学部以为管理教育之最高行政机关。兴学堂、派游学，产生了最早的学制《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学制、新的教育内容及毕业生地位予以规定，以期造成具有新知识、新人格、尚实际的新型人才，这与新政教育改革的目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评价教育改革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社会精英的培养选拔方式不同，必然造成人才类型、模式与发展取向的不同，至今我们对其认识的程度实在是不足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政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直接加速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教育改革:一方面，堵塞了传统的读经—科考—仕进的人生正途，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垂直流动系统被打乱，从而割断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的传统联系，直接破坏了原先的支持系统与社会基础，使原先效忠于朝廷的士绅阶层变为无所依凭、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并不断地将其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加剧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分化与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一代具有新价值观与新的成就取向的新知识分子的出现，新政后的社会整合机制又远不足以像过去对付士绅阶层那样去吸附与制衡这批源源不断产生的对现实与未来起极大影响的新型人才。

这实在是个极大的悖论，也是个无可奈何的失误。事实上，正是这批新政后产生的新型人才，成为以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与社会基础，也正主要是他们直接成为旧社会的裹尸者与掘墓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集权制下的改革运动，几乎成了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社会动员过程，这股社会新生力量，与绅权构成前后相连的锁链环，但其意义却是那些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人数日趋减少的绅士们所无法比拟的。及至1909年，全国新式学校总数达52348所（不包括教会、军事学校），学生人数达1638884人，如果加上教会学校学生与军事院校学生，总数约在170—180万人左右。到辛亥时期，国内学生数约为300万人，为1905年的12倍。[29]同时，清廷重视留学生，选派官派生，鼓励自费留学，回国后赏名列班，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达到高潮。甲午前后留日学生仅数十人，1905年猛增至8千人，至1911年总人数在2万人以上，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30]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学生，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新式学生毕业后，除从政经商外相当部分充当师资从事教育工作，遂使一代代新式学生以几何级数不断增加。教育基地重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整个中国的教育结构与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廷为培养新型人才所作的改革，不久就得到了与其期望相反的回报。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具有着与旧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人生理想与行为取向，他们已逸出了热衷于个人功名利禄的狭小樊篱而执着地追求一种参与改造社会的救世理想与社会实践，他们身上少了许多逃避现实的“出世”意识，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入世”冲动。这一群体的出现，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期望:“盖学生者，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接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于是，人们将“绝望”中的“一线希望”寄托于“学生社会”身上。[31]其实，这种期望并非没有道理的，新型知识分子崛起后，很快承担起社会与时代赋予的使命，成为改造社会、推进中国前进的生力军。

第一，从清末民初政坛人物的教育背景来看。

清末传统士绅为144万人，而1912年新式学生为其两倍以上，这表明了知识分子结构的变化和重心的转移，也意味着一代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批判绅权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传统绅士走上历史舞台。新政时吴禄贞、曹汝霖、唐绍仪、颜惠庆等一批归来未久的留学生被遽升高官，曾一度受到朝野官绅的嫉恨与攻击，[32]这固然与新式学生初入宦海人少力薄有关，折射出新政后的政治机制吸纳新型人才的有限度，但也表现为一种新式学生已闯入传统政治核心圈的信号。随新型社会中心体的建立，新式学生广泛进入政界并成为主角，在有传可考的328名清末革命党人中几乎多为新学堂毕业生，仅留日出身者有285人。[33]首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18名总、次长中，除3人外其余15人均为留学生。[34]民初国会499名议员中，传统功名出身者仅占18。84%，新式教育出身者占81。16%（其中留学生占51。7%）。国民、进步两大政党200名重要党员中，新式教育出身的分别占83。15%和77。65%。[35]北洋时期32届内阁中的31名国务总理（一人重复）中有18人为新式教育出身，占58。05%，109名阁员中为71人，占65。13%。[36]1929年国民党63万党员中，大专院校毕业者占1/10以上。[37]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109名行政院正、副院长中新式教育出身者占107人。1942年219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则占86。28%。[38]

民初政局因一大批受过新式教育和留学教育人员的加入而曾经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现代政治发展趋向，民主共和为社会普遍认同，系统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四订宪法，两开国会，多达几百个党派，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物遍及全国，深入人心，“从外观上看，……即使美国革命之后也没有这种迹象。”[39]胡适认为这一黄金时期的出现与参与操作的新式政治家们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有关，譬如民初国会的议员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这自然是相对科举制培养出来的旧式官僚而言的。

清末民初文人投笔从戎的现象更值得注意。从清末开始的新式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的潮流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辛亥时期各省都督多为留日学生，民国时期的军界上层人物也多为留日学生，以致于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龟郎次在1927年感叹地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曾经留学我国。”[40]

这表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科举入仕的传统渠道已不复存在，新政治中心体控制在军阀手中，难以完成改造社会的抱负，唯一的办法是以武力平定天下后再去实现所学的政治理想，这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不同，反映的是现代社会中文人“入世”、“救世”的多元选择。这种行为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投身辛亥革命，又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政治和思想启蒙，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抱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要旨，一改过去文弱书生不从军的传统，成为近现代一种重要的政治改革和参与方式。[41]二是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的负面效应是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与连年内战，以至于舒新城激愤地指责道:“军阀如此横行，留日学生应负重大责任。”[42]其实，仅仅归罪于留学生是不公的，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动，造成了许多真空，为新式知识分子运用武力纵横捭阖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与主体力量——新式知识分子的大批产生则不能不上溯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第二，新政后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日后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

我们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的学历背景与知识结构为例分析。人们评价废科举、办新学意义时，往往忽略了教育本身的时段性特征与间隔性后果。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好是在1905年废科举以后10年出现的，而10年恰好是办新式教育培养一代新知识分子所必需的时间。1915年全国新式学校教职员与学生已达495。94万人，新旧绅士只剩70—80万人。[43]这样，一方面实际掌权的绅权日趋没落，难以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处于失序散乱状态，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新式知识分子迫切要求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这道现代化的最后屏障，在西方多元思想的冲击下，出现了“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

如果我们分析这代人的年龄与学历背景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批1880年前后出身的人的知识结构与世界观形成期间多经历过废科举的影响与受过新学的启蒙。我们试以部分五四新文化领袖年龄、学历、身份作分析:[44]

不难看到这些人多受过新学的启蒙，本身又是新学的启蒙者。而那些199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学生更具解剖学上的意义。五四青年许德珩废科举时正处少年时期，从这时到北大所学的主要是新学，以他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那种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内在责任感的冲动，与新式学校中所学到的新知识以及培养出来的新的价值观、世界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无这10多年的新式教育的学习，很难想像会有“火烧赵家楼”这种过去被视为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举动。虽为北大教授但仅比许德珩大一岁的胡适后来曾得意地回忆他15岁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的一件往事。当时他曾以所学的一点浅近的地心说等科学知识，在学校中作了一次批驳孟子“性善说”的公开讲演，“很受同学的欢迎，我也很得意”。[45]黄宗羲曾以“时者以为神之往来，而不知灵气之发于山川也”的朴素唯物论来驳斥鬼神说[46]，秋瑾也以“人生原是最灵物”来批评“神仙鬼佛诸般说，尽是谣言哄弄人”，[47]相比之下在新学校经过现代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已由知识结构的改变，升华到对价值观、世界观的重定，由此必然突破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科学、民主、白话文向愚昧、专制、文言文进行冲击，成为总体性批判绅权、传统意识形态和寻求新意识形态的生力军。[48]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各种新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如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才得以引进、产生并蔓延于中国大地上。这样，从绅权兴起到批判王权，从新式知识分子产生壮大到批判绅权批判传统，这两个依次递进，有序展开的不同层面正是清末新政后社会结构变动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就此而言，与清末新政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清末新政打开了封闭已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闸门，为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高潮到来奠定了基础。

作为儒家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的体现物，“重农抑商”政策在防止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抑制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的发展。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来应付西方列强的示范性挑战，但不发展资本主义，使得这种“官办现代化”缺乏来自广大民间的支持，也就使之难以获取持续有力的后颈。及至清末，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社会迫切的要求，清廷在“库储一空如洗”的困境中也认识到“以农立国”的耕读社会弊端丛生，无法适应现实，遂将挽回流失的统治权威合法性乞灵于改革。

1903年4月的上谕中明确指出:“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49]亟呼改变积习，“振兴商务”。9月商部成立，统管工商铁路各项事务，奏定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其核心是鼓励民间私人资本自由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

首先，奖励实业政策与提倡重商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之一，这需要政府的保护与鼓励。清廷此时已认识到“从前各省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牵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50]洋务运动未能带动民间投资热潮原因即在于此。故命各省“一律认真恤商”，“饬行保商之举”。[51]并按投资现代工商业数额多少与贡献大小而分授不同等级的勋号与官阶品衔，凡投资2千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千万元以上封男爵，10—30万元者分授三、四、五品衔。如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的张振勋，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商务大臣、太仆寺卿等高位。这一举动的确非同寻常，杨杏佛曾感叹地说:“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年军贱商人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52]这种落后国家以行政力促进民间投资热情和加速原始积累的手段与传统的卖官鬻爵迥然异趣，以后的“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局面与此重商政策有关，新政后数年民间投资很快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林增平统计前30年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占总资本额的77。6%，商办只占22。4%，此时正好倒了过来，商办资本已占76。3%。[53]1905—1908年中，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与甲午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54]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1911年已达977家。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其次，促进商会建立，为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1909年清廷颁令各地设商会，使得新式商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分散封闭的行会中解脱出来，合法联合成一个跨行业的现代社团。及至1912年，全国商会达2000所，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55]新政法令也有利于提高商人地位，如规定体面商人可随时“谒见本部堂宪”，各级衙役“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交送司务厅严办”。[56]并允准商务总会致督抚以下各级衙署之公文用平级官署间的“移”和“照会”字眼，意味着作为民间社团的商会地位之崇已非一般。尽管实际运行中仍有滞碍，但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商人千百年来地位变化的一个界标。

商会成立后在经济上与地方自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各级商会互为联络，各通声气，调查中外商情，兴办商业教育，举办各类商品展示会、博览会、劝工所，设立商事裁判所以保护工商利益。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及以后历次收回利权运动中都充当了骨干。不过商会真正以阶级代表形式释放出强大的社会能量的是在地方自治与立宪运动中，商会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大权。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经创立即以一个粗具规模、较为完备的地方自治团体面貌出现，它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户籍管理、道路工程、城市建设、农工商务、公用事业、慈善赈济、财政税收以及其他例归地方政府的各项事务，比较全面地担当和掌握了市政建设与管理的责任和权力。正因此，1909年清廷举办地方自治时仅将名称改为“自治公所”外基本无大变动。在总工程局、城自治公所、市政厅这一脉相承的自治组织经营管理下，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东方大都市初显宏伟气势。[57]上海商会也初步发育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展现出类似西欧早期自治城市与市民阶级的某些特点。

经济力量的增强与社会功能的放大，使得以商会为核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介入社会干预政治。虞和平认为正是有了商会才使资产阶级开始有组织地参与社会重大政治改革运动。[58]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上海总商会表示“欢欣鼓舞，翘盼实行”。[59]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他们联络各地商会纷纷动员参与其事，遂使第二次请愿运动规模与声势明显壮大。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商会普遍失望开始转向革命。武昌起义后，各地商会多公开支持革命，武昌、汉口商团与革命军协同作战，商会上层人士发起国民捐，黎元洪大喜:“商人如此慷慨，吾决不忧军费之缺矣！”[60]以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商团为核心的全国商团联合会主要成员（如名誉会长虞洽卿、副会长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等）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会长李平书也转向革命。由绅商为主体的商会与革命党人联手是上海光复的关键所在，上海商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起义后的沪军都督府财政开支主要由商人捐助，从其借款一览表上可见，上海的钱庄、商行与银行是主要资助人。

现代化推动力量的形成与社会支持系统有关，而现代化的支持系统又有赖于政府的“让利”为代价的培养，这样，获利者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支持“回报”这一政权，这种“让利一回报”方式曾构筑了日本现代化社会支持系统的基本模型。然清廷的“让利”政策之所以未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回报，原因就在于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无法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所容纳，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魔鬼”羽冀丰满后必将按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提出更高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上民主立宪，经济上全面发展资本主义，而这又恰恰触及一体化结构的核心，到了这个界限上清廷再也不可能让步了，从将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支持系统变为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恩将仇报”一说也是事出有因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第三，清末新政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被列宁誉为“世界贸易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61]的铁路，1895年仅360余公里，至1911年已达9600余公里，六、七年间增加了27倍。矿冶业1911年前的40年共投资4100余万元，而1905——1909年5年间共投资1600万元，占40%。[62]5年间现代机器动力的厂矿投资占全部投资额的45%。[63]许多手工业工场出现了迅速向机器工业生产过渡的倾向，种类遍及生产与生活日用品的主要方面。从史料来看，新政后几年中，从沿海的江、浙、粤到边远内地的川、鄂、晋等都有类似现象。农工商部在各省设工艺局，内有12科，主要传习现代工艺制造、质量检验与销售，以“练习其技能”，“甄验其货品”，“增益其见闻”，“开拓其智识”，“疏通其销路”。[64]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枢纽与关键的银行业在政府支持下迅速发展，著名者如直隶、户部、浚川源、信成、浙江兴业、交通、四明商业储蓄、信义、裕商、浙江、贵州、北洋保商、殖业、福建、四川等银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垦殖公司也应运而生，从1904年到1909年，地区及于14省，数目50余，至1912年已达170余个。[65]

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的10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与洋务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仅仅将其归结于“设厂自救”未免简单化，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新政的经济改革尽管有很大局限性，但毕竟适应了历史潮流，其积极意义实在不应忽视。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各种体制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引起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方面的变化，而包括移风易俗在内的人的现代化则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指指标之一。

民俗风尚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联络点，具备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其变异与传承的特质使之成为文化诸要素中既是最易变更的文化，又是最为顽固难以变易的部分。民俗的变异与传承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开放抑或封闭。恩格斯指出，直到1847年，欧洲山地之国瑞士仍与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66]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民俗亦因未开放而难以见到民俗的更新。二是政府的认同保护。中国传统风俗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同构的，清朝的男子蓄发女子束胸裹足既是法制所定，也是男尊女卑意识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因此，民俗风尚的改变有待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剖析晚清上海与北京习尚的不同变化是颇有兴味的。

作为口岸城市的代表，上海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受到欧风美雨的熏染，大批来自各国各地的移民进入定居，新兴职业、新的生活方式使传统的生活被打破，多元人文政治地理格局的产生与定型，租界中全盘西化的生活方式的移植与展示，使上海民俗率先发生了变异。

沪上众多的岁时节俗如兰花会、晒袍会、棉花节、观潮、菊花会、煮饼节等古朴淳厚的传统民俗已被西风吹得烟消云散，日趋淡化。王韬在《瀛壖杂志》中谈到，清季上海服饰旧礼“已亡”，“衣服僭移，上下无别，而沪为尤甚，洋泾浜负贩之学，猝有厚获，即御狐貉，炫耀过市……衙署隶役，不著黑衣，近直与缙绅交际，……恬不为怪”，[67]京师内地等级森严、各示级别的传统服饰制度在上海已被打破了。而火葬公墓、新式教育、牙刷肥皂、圣诞节、公共厕所、“先生太太”、西洋大菜的流行，无不显示出了半殖民地的深深烙印，却也透析出了上海人对旧有生活方式的否定与追求新型生活方式的双重内涵。而甲午后的商品经济发展与维新派的移风易俗之举更对上海民俗文化的变异有重大影响。[68]

相比之下，京都北京风俗因封闭而基本沿袭旧俗，然新政后的北京风习发生了嬗变。严昌洪分析了清末北京竹技词，令人信服地展现了首善之区的新风尚，如狭袖窄腰、形不掩臀的新式服饰，不施黛粉、衣着朴素的女学生，“菜罗中外酒随心”“门外电灯明似昼”的西式饭店，“千龙万蛇地下排”的电线、煤气管与自来水管，以及“游人争看万生园”的动植物园等，无不表现出“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多少给京城带来了些许清新的空气”，而为辛亥前后的革故鼎新、飙转豹变创造了条件。[69]

“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70]清末新政虽说不上改朝换代，却具有一定程度上变革社会制度的意义。难怪有人说:“20世纪初年‘天下移风’形势的出现，‘新政’和预备立宪也起了重要作用”。[71]新政确实对中国社会风气的变异起了促进作用。

首先，改革旧制，允准满汉通婚。顺治帝一度允许满汉联姻，但禁八旗与宗室子弟娶汉女，以保种族纯洁，江山万年。及至清末满汉矛盾因排满革命再度尖锐，清廷遂于1902年“开除此禁，所有满汉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72]1907年复诏令彻底化解满汉畛域，携手共存。200多年来满汉通婚的禁令于此化解，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也有助于改革旧式婚俗。

其次，废除恶风陋习。清初入关后，男子是否“留发”竟涉及到能否“留头”的问题，“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景由此生发。而自南唐沿袭的女子缠足恶习在清代也得到强化，风俗与制度的同一性于此可见一斑。戊戌维新时康梁均倡社会改革与启蒙的重要性，光绪帝也甚至“欲易服以一人心”。然此举却由当年的禁止者清廷于新政中完成，1902年宣布废除缠足恶习，“全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各地总督如袁世凯、端方、张之洞等积极响应，李鸿章、袁世凯还让子女亲属放天足。[73]1911年底，清廷许官民自由剪发，这样，沿袭多年的女子缠足男子蓄发恶习终于废除。现代化的原则之一是人的身心自由发展，清末新政向此跨了一大步。同时，清末禁烟运动规模之大、态度之坚决，措施之有力都超过了道光年间。1906年9月20日诏令严禁鸦片，限定10年内务除净尽，委派多名禁烟大臣办理此事，以致竟有人因戒烟而死。1908、1911年相继与英国签订《中英试办禁烟章程》与《续约》，1909年又在上海发起召开第二次万国禁烟会议，通过了禁止外人在华“制造、贩卖内含鸦片烟质或鸦片提制品之戒烟丸药”的决议。[74]虽未能根本禁绝，但比之以前效果要好。连孙中山也承认:“前清末年，禁种成膏，成效渐著，吸者渐减。”[75]宣统年间清廷还配合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禁赌禁娼的行政措施，一些地方官与警察也取缔严禁，尽管效果有限，但这种努力是积极的。

这样，清末新政引发的社会风俗的改革，使清末10年社会风习在原有的局部变异基础上加速变化，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缓至速的过程，中国人对现代化也有个从认同到积极参与的认识与实践的过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认为西方各国现代化“一日千里”，相比之下，“我们可是惭愧无地”，反映了中国人比照反思后的急迫心情。其实，这五十年如用于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缓确是十分贴切，但在清末新政10年中，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一日千里”，梁任公大可不必为之“惭愧”。在总结了早期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清末新政改革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它以自身覆灭为代价，为适应开放的新形势而培植了现代化的动力，为中国人全面拥抱现代化创造了比之以前更好的条件。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课题，也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主线索，我们讨论清末新政时不能不注意及此，而清末新政于中的促发作用更不应予以漠视。

*.慈禧太后新政评议

（选自历史网，作者不详）

慈禧新政是清末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稍后的预备立宪、辛亥反动曾发生间接直接的影响（狭义而言，“新政”历时十年，包括预备立宪，这里次要以1901—1905年的新政状况停止讨论）；再者，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旋律是新的经济形状（资本主义）和新的阶级力气（资产阶级）的开展，慈禧新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音符，所以，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对研讨清末政治与中国近代化诸成绩，夫疑很有价值。

一

戊戌变法是在慈禧集团的防御下失败的，情随事迁，两年后慈禧在西安联翩下诏；声言“变法”，完全是出于国仙外情势的通迫。

首先，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武力瓜分中国的狂妄希图，列强在处置中国成绩的态度上发作了转变。正是经过“拳乱”，列强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肉体的力气，不得不供认：“瓜分之事，实数下策。”（中国近代史材料丛刊：《义和团》（三），第244页。）列强之间的矛盾也不许他们到达这个目的，由于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抢夺霸权和领土，八国联军这人结合体是暂时的，今后关于中国，“仍须以华人治华地，……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中国近代史材料丛刊：《义和团》（四）第249页。）故辛丑和约后，列强逐步以“保全”中国的论调替代瓜分中国的希图，并以为：“我因得坐以收其利，比即有形瓜分之手腕也。”（赫德《中国实测论》。）为了便于有形瓜分，列强要求清政府有所“改造”，赫德就曾写过一篇《更新节略》，针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武备、商务提出了许多详细意见（赫德《更新节略》，《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九）。）

其二，清政府对国际危机的严重性有所看法，并开端寻求处理危机的路子。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在政治、军事、内政、财政经济、文明教育等方面都堕入窘境，满清宗庙社稷的命运危在旦夕，慈禧“每一念及，常为泪下”（《光绪朝东华录》（四），第5193页。）。与八国联军侵华的要挟比拟，中外矛盾绝对紧张，国际矛盾则更趋激化。如何改动现状，寻求出路，慈禧等人开端有所清醒。

其三，统治阶级中，洋务派倡议的“改造政治”倾向日渐增长。经过义和团运动，顽固派权力一蹶不振，洋务派重新失势，他们不愿看到本人赖以生活的根底塌陷，便重弹“自强”、“求富”的调子，要求朝廷变革，慈禧下令变法，他们便成为施行新政的次要力气。

其四，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端衰亡，20世纪初有了初步开展，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气有了较快增长。民族资产阶级为求得本身的存在和开展，对清政府提出了种种要求并展开了各种方式的妥协。其下层次要依赖与统治阶级的亲密关系扩张资本，他们想走战争开展的路途，因此希看清政府能“变卦”一些障碍商务的法则条例，张謇就起草过一些变法方案送呈两江总督刘坤一（《张謇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四日、二十四日。）。其中上层力图政治上的对等并迫切希看自在开展资本主义，但由于遭到多方面的压榨，以及清政府所做的一切，真实令人绝望，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便积极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活动中去了。 

二

慈禧新政怎样开扬、包包括些什么内容呢？光绪二十六的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以光绪名义发布了一道变法上谕，内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原封不动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无妨如琴瑟之改弦。……总之，法则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抖擞，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如今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推敲尽善，实在实施。”（《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下册，第914—915页。）

尔后，朝臣疆吏纷繁条陈变法意见。袁世凯最先提出十条措施，次要是整理吏治，注重实学实科，变革财政，守旧民智，整修武备，遣派留先生等项（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9；第1—11页。）。稍后，刘坤一、张之洞三次结合会奏（亦称《江楚会奏三折》），以“育才兴学”、“整理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议题（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3册，第27卷。）。“三折”影响甚大，慈禧也以为“事多可行”（《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下册，第1328页。）。4月21日，清廷下诏“变通政治，力图自强”，成立督办政务处，著奕劻、李鸿等6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随后，慈禧“母子二心，励行新政”，一系列“令甲令乙”的新政诏书次第颁发。

慈禧新政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以下数端。

（1）内政上，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过来的总理衙门所派诸王大臣多系兼差，在操持内政事务方面“恐未能殚心职守”，故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下册，第1256页。），以便与列强“讲信修睦”。

（2）政治上，停止了多方面的整理变通。

调零件构，整理吏治。清政府自朝廷至各府州县，衙门层迭，“弊窦丛生”，为了实在整饬，清政府首先着力扩充冗衙。1902年后，清廷下令裁撤河东河道总督，并撤督抚同城的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衙门，又裁粤海关、淮安关、福建水师提督、江宁织造衙门，同时，罢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闲衙。为了便于推行新政，另外设置机构，除督办政务处、外务部外、又设商部、学部、巡警部、练兵处等。1906年重定官制，除内阁、军机处依旧外，共设11个部等机构，调整规模史无前例。

清末吏治，糜烂至极，“各省院司书吏亦多与部吏沟通，其各府州县衙门书吏又往往沟通省吏舞文弄法，朋比为奸，……至差役索扰，尤为中央之害。”（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3册，第27卷。）清政府鉴于吏治损坏，不时激起民变，便在1901年连下两道上谕，诏令整理部务，裁汰胥吏。同年又令“永罢实官捐例”（《清史稿》（四），第939页。）。此外还下令每年都要严厉考核各级官员政绩，对守法者作出奖励。

变革刑律，废弃酷刑。清朝刑律，条法酷虐，各级官吏乱政扰民，合法断事，“一案牵连动数十人”，以致民怨沸腾。1902年，清政府命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依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4册，第28卷。）。1905年，清政府同意废弃凌迟、枭首、戳尸、刺字等酷刑，并规则可以罚款替代笞杖，有力交纳罚金者，可“折为作工”（《光绪朝东华录》（四），第5328—5392页。）。并在各地设法律学堂，培育法律人才。

举行警政，设巡警部。1902年，袁世凯重新建陆军中抽调兵员编为警察，并在保定设警务学堂。同年8月，联军交还天津，条件之一是在津城四周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袁世凯便将保定新军3000人改编为巡警，派段芝贵统领，驻守天津。同年底，袁又在天津设警务学堂，聘洋人教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31，第14—15页。）。1905年，清政府以为举行警政“关系重要”，决议设立巡警部，并诏令订立警务章程，各省遍设警务学堂。

变革旧习，弥合民族成见。八旗供养制历时数百年，旗人骄纵堕落。慈禧新政时，令旗人“自食其力”，“劝谕旗兵妇女学习蚕桑，以裨活力”（《清德宗实录》卷578，第4页。）。又准令满汉通婚、为“堕民”恢复自在、兴办女学，等等。

（3）军事上，变革军制，练兵筹饷。

清朝武备向以八旗绿营为支柱，反抗太平军时，湘淮军逐步取而代之，经过甲午和平和义和团运动的冲击，湘淮练勇一蹶不振。慈禧新政时，把“练兵”摆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非练兵无以卫国，亦非练兵无以保民”（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4册，第28卷。）。1901年8月，诏停武科举，并令各省裁撤绿营防勇，改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操习旧式枪炮。1902年底，清廷在京设立练兵处，派奕劻总理其事，袁世凯充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操持。1904年9月，练兵处会同兵部奏定《新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方法》等条规，确定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的常常军事编制，军官由陆军学堂毕业生或留先生充任。清政府后曾方案练成陆军36镇，实践上，至辛亥反动迸发，全国只练成16镇。

筹饷在新政中与练兵偏重，“非练兵无以自强，而练兵必先筹饷”（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4册，第28卷。）。由于国库干涸，筹饷较之练兵更为迫切，慈禧“因筹款事，几至废寝忘食”（《辛亥反动前后》（盛宜怀档案材料选辑之一），第12页。），练兵处方成立，她便急急向各省分摊900万两的练兵费。1903年8月，清廷派奕劻、瞿鸿时机同户部整理财政，11月下令各州县官吏每年上交中饱浮费320万两，并每年加征烟税、酒税640万两上解。所筹款项次要用于练兵，也用于其它各项“要政”。

（4）经济上，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工商、复兴实业的措施。

封建政府一向主张“以农立国”，迨至此时，清廷也认识到，临时遏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展，结果不良，“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5册，第29卷。），因此有必要“仔细恤商持平，力除留延搁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清德宗实录》卷521，第1页。）。1902年，奕劻奏设商部，以“复兴商务”。1903年4月，清政府命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参订商律。同年9月，商部成立，统管商务、工矿、铁路等项。尔后商都奏定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工商、复兴实业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操持农工商业赏爵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则允许公家资本在一定条件下自在开展，奖励兴办工商业成果卓著者，安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开展。

（5）文明教育上，废弃科举，兴办学堂，选派留先生。

清政府推行新政，在操持内政、整理吏治、编练新军、变革财政等方面无不急需旧式人才，废科举、兴学堂成了清政府思索的另一个重点。新政伊始，清廷诏罢时文试帖，改试策论，停武科举，许各地兴办学堂，但收效卑微，张之洞等人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幸运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官方更相率张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看”（《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390页。）。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会奏，请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加，三科减尽。1905年，袁、张再次会奏，请“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一切乡会试一概中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中止”（《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999、5390页。）。清廷笤准，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废弃。

废弃科举进程中，学堂渐兴。新政之初，诏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并诏令各省书字一概改为大学堂，各府学及直录州学改为中学堂，各州县学改为小学堂，各地多设蒙养学堂。1904年，清政府公布张之洞、张百熙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一致全国学制。

同时，清政府还倡导、奖励出洋留学。1902年，外务部制定留先生章程，凡学成归国者，辨别奖以翰林、进士、举人等出身，并按等录用。同年，张百熙等奏派“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包括宗室、京堂、翰林以及侯补道府各级内外职官以官费出国游历游学，并订立详细奖励条款。关于公费留学，只需考试合格，即可由政府出具公文保送，费用困难者还可酌情补贴，毕业归国，与官费生同等看待。尔后，留先生人数逐年添加。兴学堂、派留学，使一个旧式知识分子群体迅速生成。

以上便是1901—1905年慈禧新政的根本内容。1905年底，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调查宪政，1906年9月1日公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这是清政府停止政治体制变革的学尝试，也是“新政”的深化，但立场一仍其旧，最终激起了辛亥反动。  

三

慈禧新政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清政府掌管推行的一场政治变革运动。事先，资产阶级心反动正在衰亡，新政之举是为了援救封建民主统治的命运，因此在实质上是革命的。不过，我们该当看到，慈禧新政毕竟带着比洋务新政、戊戌维新内容更广、步伐更快的姿势呈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舞台上，关于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慈禧新政中的经济政策推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展。传统观念发作了变化，相当数量的地主、官僚、买办开端将资本投向工矿企业；清政府实行奖励实业的措施，实践上一定水平地抓紧了对民族本的压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开展。假如以1895年国际厂矿资本额指数为100的话，那么，1905年前后国际厂矿投资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参见下表（参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材料》第2辑，第649页。原表中“资本（千元）”一栏在此省略。）：  （附图）

国际商品市场和休息力市场也在迅速扩展，拿上海人口来说，1900年为107812人，911年增至125万人，这一方面标明乡村自然经济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减速崩溃，少量失业人群向城市活动，另一方面也标明事先商品经济市场的扩展对休息力的需求急增。这些条件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开展。

民族资本主义的开展关于壮大资产阶级的力气并推进民主反动运动和产宪运动的衰亡起着重要作用。这时，中国资产阶级毕竟开端一步步走向成熟（成绩是这个进程没有完成），并盲目与不盲目地担当起他们应该担当的角色。如1904年，广东总商会成立时，其章程称：“本商会创办后联络各埠调查商业如何可敌洋产，如何可塞漏后，并纠合公司，创设银行，用钞票，倡导农工路矿各种实业，次第劝办，挽回利权”（《西方杂志》第1卷第12期，第154页。）。1906年后，立宪派逐步构成，并上演了一场以争取政治民主、支持封建民主为主旨的立宪运动。立宪派为资产阶级利益奔波呼吁，在政治上要求革新封建民主体制，在经济上要求开展资本主义，他们指导的立宪运动代表了另一种倾问的提高潮流。同时，中小企业的开展，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力气的壮大，促进了清末旨在推翻清王朝、树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主反动运动迅猛开展。

慈禧新政中的文明教育变革培养了一个旧式知识分子群体，使西学思想尤其是民客观念普遍传达。由于“为政之要，首在人才”，清政府废弃因循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大兴学堂，广派留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严重成就，其影响之深远，又大大超出了文明教育范畴自身。随着习尚渐开，到1911年，全国各极学堂总数已达5万多所。新政时期，留先生数量逐年递增，1906年，仅留日先生就达12000人。这个旧式知识分子群体与封建士人的最大区别是，他们承受的教育次要是东方近代化社会迷信和自然迷信知识，他们中的大少数人都有一腔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暖血，很容易承受民主反动思想并间接投身民主反动运动。先生运动成了培育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的温床，广阔先生尤其是留先生成为传达民主思想、停止民主反动妥协的中坚力气。

清政府在军事方面的变革煞费苦心，但客观事态的开展，与它的客观愿看恰恰相反。新军用洋枪、练洋操，虽然也曾用来反抗群众的对抗妥协和反动党起义，但后来逐步被留先生和旧式军事学堂的毕业生所掌握，这些人或许是反动党人，或许遭到反动思想的陶冶。“新军之变”是清王朝的倒台的重要缘由。

慈禧新政最间接的结果是加剧了国际固有矛盾，统治者在“苦楚的退让”中还是走向了沦亡。统治阶级外部，满汉之间、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不时加剧，以致“事事有尽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糜烂如此，何尝见政治兴旺”（《准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56页。）清政府整理吏治没有收到实效。为筹措各项经费，又大肆添加捐税，各阶级人民不能忍耐这种牛马奴隶的生活，纷繁起来对抗，民变汹涌，反动党起事，新军倒戈，汇成了辛亥反动的激流。民主政权的倒台，毕竟是中国历史的提高。

因而，我们不能以为慈禧新政仅仅是一场历史骗局。客观革命性和清王朝的最终沦亡只是成绩的一面，另一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展与资产阶级力气的壮大，不只在事先，也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发生了深远影响。

*.慈禧主持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

《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中国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计23条，由“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构成。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立法旨意。《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 。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另外，又以附则形式规定，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法律的义务。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担任公职等权利和自由。《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但由于君权强大，议院立法权和监督权非常有限，臣民的自由权利微不足道并缺乏有效保障。

《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文本

《钦定宪法大纲》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四、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 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

五、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六、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八、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九、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十、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

十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

十二、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

十三、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十四、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

一、 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二、 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三、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四、 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五、 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六、 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七、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八、 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九、 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十九信条

一 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

二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三 皇帝权以宪法规定为限。

四 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五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布之。

六 宪政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七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公选之。

八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官。

九 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非解散国会，即总理大臣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解散两次国会。

十 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

十一不得以命令代法律。但除紧急命令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委任者为限。

十二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宣战构和，不在国会会期内，得由国会追认之。

十三 官制官规，定自宪法。

十四 每年出入预算，必经国会议决，不得自由处分。

十五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概依国会议决。

十六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十七 国务员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十八 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宣布之。

十九 第八条至第十六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清末君主立宪的方方面面

马勇：革命党始终不愿承认清廷立宪诚意

[导读]革命党始终不愿承认清廷立宪的诚意，在后来的几年，革命党一方面用武装起义激励追随者，另一方面就是调动舆论批评清廷立宪的虚伪、欺骗及不可信。

原载《清亡启示录》

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面内容，也就只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新教育体系从上到下建构起来了，盛行千年而越来越不合乎现实需要的科举制度波澜不惊地被终结了；中国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了司法体系，行政官千百年来随意断案的习惯终于被专业的独立的司法机构所取代；近代警察体系创建了，城市管理的雏形也出现了。特别重要的是，随着政治变革的进程，政府的职能权限逐渐收缩，社会越来越大，自治的民间组织逐渐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带来的新气象。

新政带给中国许多新的东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来究竟怎样，其实又失去了方向。许多人将先前的发展看做是过去皇权专制主义的延续，以为凭借皇权专制主义才能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动员，更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才能获取这样的效果。这显然是不对的。根据梁启超1901年的介绍，中国人那个时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治架构，民主立宪不必说了，在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这两者之间，许多中国人其实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以为中国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过政治架构的改造，为至上皇权配置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拥有一定权限的责任政府，另一个就是能够凝聚民意的议会。

对于君主立宪的构想，清廷在最初时期是不积极不反对，但内心深处无疑倾向于专制皇权，不太满意于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一个立宪的“小日本”战胜了一个不立宪的“大俄国”，这当然使朝廷惊醒，特别是这个“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从深层分析，其政治架构其立宪体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见贤思齐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不要说中国人保守，也不要说中国的统治者保守，其实在家天下的时候，没有哪个统治者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强大，在国际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刺激后，在东三省治权从俄国人那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之后，朝野上下还是很受刺激的，于是就有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些皇亲国戚通过对东西洋立宪各国政治架构与实践的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君主立宪无碍于皇权，反而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消弭革命，有利于抵御外患。君主立宪既然有这样多的好处，又是皇亲国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郑重宣布争取用九年时间走完日本二十几年走过的路，将君主专制改造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

清廷启动九年预备立宪，最受伤害的无疑就是中国革命，所以当清廷委派五大臣前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时，革命党人吴樾就在前门火车站用自杀性攻击进行抗议。只是这个行动不仅没有阻止五大臣的决心，反而将先前还有点儿犹豫的清廷一脚踢进了预备立宪的不归路，使清廷最高统治者意识到，看来君主立宪可能是个正确方向，否则革命党为什么这样害怕呢？

革命党始终不愿承认清廷立宪的诚意，在后来的几年，革命党一方面用武装起义激励追随者，另一方面就是调动舆论批评清廷立宪的虚伪、欺骗及不可信。只是在百年之后公平地看，在涉及国家体制方面的改革上，清廷是不敢拿大清江山开玩笑的，他们的立宪不是真诚与不真诚的问题，而是必须成功，必须将大清带到现代民族国家，重构国家体制，前提当然是大清国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大清国，江山不能移主，但江山必须改变，必须尽快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一境界和地位上。

基于这种视角，我们看到清廷在短短几年时间确实做了不少改革，重建了中央及地方官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关系，地方自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各地的发展、竞争和相互模仿，也就成为那时各地发展的常态，地方的活力与激情真的被激活了，国家的精神面貌也就不一样了。到了190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将一个美好的未来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起来，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不曾有的事情，确实意味着中国有可能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中国的未来就是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过去许多批评者由于不太明白清廷内部结构，以为这是年迈的慈禧太后使的损招，大意是慈禧太后同意用君主立宪限制皇权，是因为她自己已经年迈，用九年预备进行拖延，当宪法必须实施时，她个人已经不在。这个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在光绪帝亲政后，虽然发生过垂帘听政，但皇权中心并没有偏移，清廷的政治权力始终就在她们母子两人手里，那时的光绪帝年龄不过三十八岁，按照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的经验，光绪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他们存心不想将这个宪法付诸实践，他们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候坦然拒绝，大清国说到底不过就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

治国当然不是儿戏，走上君主立宪在朝野各界经过充分讨论，所以清廷在启动之后只能按照计划继续执行，只是计划跟不上变化，《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的是一个强势的君主立宪状态，在那个框架里，虽然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但皇权依然是政治的中心，皇权至高无上，因为年轻的光绪帝雄心勃勃，他就是要以明治天皇为榜样，就是要成为光绪大帝。

光绪帝没有想到他在颁布了这个宪法大纲后不久却突然去世，更想不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也随之归天。清廷由此进入一个比较弱势的权力架构，光绪帝的弟弟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监国，光绪帝的隆裕皇后被尊为隆裕皇太后，享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特别是否决权，载沣年幼的长子溥仪被立为皇帝，领入宫中进行培养。

新的权力架构显然没有办法与光绪帝及慈禧皇太后的组合相比，因而先前以皇权为中心的宪法构架就显得有点问题，一个弱势的皇权如何保证国家利益，尤其是在外交连连失败，东三省危机一波接着一波的情形下，这不能不引起忧虑。被预备立宪激发起来的各省立宪党人对此忧虑重重，他们连续请愿，希望朝廷遵从民意，调整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规划，早日立宪，以一个民选的议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去协助皇权中心，维护国家利益。

立宪党人的请求有自己的逻辑和理由，经过交流和博弈，清廷同意修订预备立宪规划，将九年预备改为五年。也就是说，到1913年的时候，中国就将进入一个立宪国家，而在这种调整的时候，已经是1910年，剩下的时间确实不太充分。

清廷的宣布平息了立宪党人的情绪，也使革命陷入空前困境，孙中山等人在策动黄花岗起义后流亡国外，或潜伏国内，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出现革命高潮，国人的情绪被充分调动，都在静等国家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

按照规划，进入君主立宪时代的第一项宣布是组建一个责任政府，这标志着国家进入君主立宪门槛。然后由这个政府负责国会选举，等到国会正式召集时，就标志着国家进入完全立宪状态了。这是一个稳妥的政治日程表，然而想不到的是，等到清廷宣布责任内阁名单时出了差错，一个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十三个阁员竟然有九名来自皇室或皇族。更为离奇的是，新内阁成立第二天又出台一项新政策，宣布将各省民营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各省民营资本的股权由朝廷使用向四国银行团贷来的款项统一赎回。这两项重要宣布无疑是两个巨型炸弹，原本充满希望的中国立马陷入混乱。 

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

载泽：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

窃臣等伏读谕旨，特派亲贵大臣，分赴东西各国考求政治，本年八月二十日钦奉上谕：前有旨派载泽等分赴各国考察政治，该大臣等各至一国，著各该驻使大臣，会同博采，悉心考证，以资详密。钦此。伏维我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奋发为雄，薄海臣民，固已庆鸿业之有基，冀幸福于无既。而海国士夫，亦以我将立宪，法令伊始，必将日强，争相走告，臣等耳闻目见，尤不觉忭庆逾恒。

窃维宪法者，所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滥觞于英伦，踵行于法、美，近百年间，环球诸君主国，无不次第举行。窃迹前事，大抵弱小之国，立宪恒先，瑞典处北海，逼强俄，则先立，葡萄牙见迫于西，则次之，比利时、荷兰，壤地褊小，介居两大，则次之，日本僻在东瀛，通市之初，外患内讧，国脉如缕，则次之。而俄罗斯处负嵎之势，兵力素强，得以安常习故，不与风会为转移，乃近以辽沈战争，水陆交困，国中有职之士，聚众请求，今亦立布宪法矣。最强之国，所以立宪最后者，其受外来之震撼轻，故其动本国之感情缓。然而强大如俄，犹激动于东方战败，计无复之，不得不出于立宪，以冀挽回国势。观于今日，国无强弱，无大小，先后一揆，全出宪法一途，天下大计，居可知矣。

且夫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而独不便于庶官者也。考各国宪法，皆有君位尊严无对，君统万世不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诸条，而凡安乐尊荣之典，君得独享其成，艰钜疑难之事，君不必独肩其责。民间之利，则租税得平均也，讼狱得控诉也，下情得上达也，身命财产得保护也，地方政事得参预补救也。之数者，皆公共之利权，而受治于法律范围之下。至臣工则自首揆以至乡官，或特简，或公推，无不有一定之责成，听上下之监督，其贪墨疲宂、败常溺职者，上得而罢斥之，下得而攻退之。东西诸国，大军大政，更易内阁，解散国会，习为常事，而指视所集，从未及于国君。此宪法利君利民，不便庶官之说也。而诸国臣工，方以致君泽民，视为义务，未闻以一己之私，阻挠至计者。

我国东邻强日，北界强俄，欧美诸邦，环伺逼处，岌岌然不可终日。言外交，则民气不可为后援，言内政，则官常不足资治理，方练兵，则少敌忾同仇之志，言理财，则有剜肉补疮之虞。循是以往，再阅五年，日本之元气已复，俄国之宪政已成，法国之铁道已通，英国之藏情已熟，美国之属岛已治，德国之海力已充，棼然交集，有触即发，安危机关，岂待蓍蔡。臣等反复衡量，百忧交集，窃以为环球大势如彼，宪法可行如此，保邦致治，非此莫由。惟是大律大法，必须预示指归，而后趋向有准。开风气之先，肃纲纪之始，有万不可缓，宜先举行者三事：

一曰宣示宗旨。日本初行新政，祭天誓诰，内外肃然，宜略仿其意，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誉黄刊贴，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

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今州县辖境，大逾千里，小亦数百里，以异省之人，任牧民之职，庶务丛集，更调频仍，欲臻上理，戛乎其难。各国郡邑辖境，以户口计，其大者亦仅当小县之半，乡官恒数十人，必由郡邑会议公举，如周官乡大夫之制，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有休戚相关之情，无捍格不入之苦，是以事无不举，民安其丛。宜取各国地方自治制度，择其尤便者，酌订专书，著为令典，克日颁发，各省督抚分别照行，限期蒇事。

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然集会受警察之稽察，报章听官吏之检视，实有种种防维之法，非若我国空县禁令，转得法外之自由。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励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宜采取英、德、日本诸君主国现行条例，编为集会律、言论律、出版律，迅即颁行，以一趋向而定民志。

以上三者，实宪政之津髓，而富强之纲纽。臣等待罪海外，见闻较切，受恩深重，缄默难安，用敢不避斧诛，合词吁恳，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特降纶音，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一面饬下考察政治大臣，与英、德、日本诸君主国宪政名家，详询博访，斟酌至当，合拟稿本，进呈御览。并请特简通达时事、公忠体国之亲贤大臣，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颁行天下。一面将臣等所陈三端，预为施行，以树基础。从此南针有定，歧路不迷，我圣清国祚，垂于无穷，皇太后、皇上鸿名，施于万世，群黎益行忠爱，外人立息觊觎，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胜屏营战栗之至。谨奏。

文章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24页

载泽：立宪利国利民，最不利于官

原载《1911》

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恳请两宫“改行立宪政体，以定人心，而维国势”。他陈述了立宪制度的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在君主立宪制度下，皇帝虽然没有绝对的行政权力，但无论政府机构如何变动，甚至政府首脑被弹劾下台，都与皇帝没有任何关系，即“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二是“外患渐轻”。各国之所以轻视大清国，除了自身国势衰弱之外，还因为大清国的政体专制陈腐--“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改行宪政”，西方各国就没有鄙视的理由了，他们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三是“内乱可弭”。现在国内会党纵横，暴乱不断，革命之说所以能够“煽惑人心”，就是因为总拿“政体专务压制”说事，言“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改行宪政之后，执政文明，法理公正，任何蛊惑之说都会失去借口。至于各省督抚、内外诸臣有人反对，那是因为“立宪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官吏们都有私心，唯恐立宪使“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利必不如往日之优”，因此纷纷以损害君权为名加以反对。这些人“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朝廷切不能为了他们而“只顾目前，不观久远”。为了让太后通晓什么是“皇位永固”，载泽在奏折中特别开列了立宪之后君主仍可享受的十七条专权：一曰，裁可法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由君主；

一曰，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停会及解散议会，由君主；

一曰，以紧急敕令代法律，由君主；

一曰，发布命令，由君主；

一曰，任官免官，由君主；

一曰，统帅海陆军，由君主；

一曰，编制海陆军常备兵额，由君主；

一曰，宣战、讲和、缔约，由君主；

一曰，宣告戒严，由君主；

一曰，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由君主；

一曰，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由君主；

一曰，战时及国家事变，非常施行，由君主；

一曰，贵族院组织，由君主；

一曰，议会展期，由君主；

一曰，议会临时召集，由君主；

一曰，财政上必要紧急处分，由君主；

一曰，宪法改正发议，由君主。如果什么都“由君主”，还是立宪政体吗？

载泽的另一番话，或许让慈禧更为动心，那就是：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立宪，直到明治二十二年才开国会实行宪政，大清国“可仿而行之”。这就是说，朝廷可先宣布预备立宪，宣布得越早越利于稳定国内局势，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可待民众宪政知识完备、朝野共有“望治之心”时再说。

慈禧十分欣赏“预备”二字。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大清帝国权力中枢召开了研究立宪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醇亲王载沣、所有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因为要依次传阅载泽、戴鸿慈和端方的奏折，而每封奏折均甚长，以至天黑“不及议而散”。次日，会议在外务部公所继续召开。军机处首领庆亲王上来就定了调子：应该立即实行立宪。既然考察大臣都强调立宪制度让西方各国强大起来，特别是君主立宪之后太后和皇帝的权力“虽略有所限，而荣威则有增无减”，那么这种“有利无弊”之事何乐而不为？况且，立宪是目前全国新党们的呼吁，中外报纸和海外留学生们慷慨激昂也是为了立宪。民声如此鼎沸，若“舍此他图”，无异于“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军机大臣孙家鼎提出：“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全异，而其异之要点，则不在形迹而在宗旨。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譬之重心一移，则全体之质点均改其方面。此等大变动，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有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以予视之，变质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似但宜革其丛弊太甚诸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加剧了官员的离心倾向

清末新政对辛亥革命的间接推动

原载 《人民论坛 》2011年第14期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指导和影响下爆发的，从1900年10月的惠州三洲田起义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接连不断的起义使得清朝统治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慈禧太后于1901年正式宣布实行“新政”。此后，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共和革命同以君主立宪为主要内容的清末新政形成相互竞争之势，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间接推动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君主立宪削弱了清廷的控制力

1901年开始的仿行立宪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表面看来，君主立宪似乎既能让屡战屡败的清政府恢复体面，维持君主统治，又能稳定社会，强国富民，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一种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改革。

但政治改革风险极大，它尤其需要最高领导人（层）在长期执政经历中形成的领导权威。这种权威是攻克改革难点，稳定改革成果的关键所在。而清政府在与外敌入侵的较量中却一败再败，大失人心，1900年与八国联军开战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重臣合奏：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提出：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紧接着抗旨发兵救京，实行东南互保。反击八国联军的失败使慈禧的执政能力受到极大质疑，而1908年光绪、慈禧的相继去世，使得形势更加恶化，清政府也失去了稳定和控制社会政局的最有力法码。这样，君主立宪的主要领导权就落到了以醇亲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手里，而政治资历和权威的缺乏使得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困难重重，也迫使他们更多地依赖本族亲信，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维系满族高层的实权，而这恰恰同君主立宪要求的权力开放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改革中的许多做法使一大批被点燃改革热情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与不满，清末的政治新政进入了不改不行，越改各种政治势力越不满的怪圈之中。

而与君主立宪配套的中央官制改革加剧了更多官员的离心倾向。1906年，“五大臣”组成的政治考察团结束日、美、欧访问回国，在随后的考察报告中，他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而随后的改革事实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这也是相当多的官员在君主立宪与共和之间采取骑墙态度乃至最终抛弃清朝的原因。1906年起，中央官制改革开始实施，三权分立、分职专任、责任内阁等西方先进的行政体制初露端倪：实行内阁成员大臣制，做到“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中央机构则通过留、改、并、增，使设置更合理；官员人数采取以事而定，以职而定的方式，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清末的官制改革却使部分汉族官员丧失了一定权力，而对满族官员影响较弱，因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大权不旁落满族之外。如政府规定凡涉及皇族、宫廷事务的机构，如宗人府、内务府等或予保留，或改换名称，导致在军机处和11个部中，满人、王公亲贵占多数。尤其是1911年5月清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后，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仅四人，被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这次事件直接导致汉族重臣和民众的不满，也极大推动了人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热情。

此外，地方自治改革也加强了地方离心力。为准备宪政改革，清政府提出了地方自治改革：“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又为宪政之初基，诚非首先开办不可。”①地方宪政的第一阶段是自发建立以新式绅商为主体的地方自治组织，其中以“南学会”与“保卫局”最具代表性。第二阶段是颁布法律来支持和规范地方自治，如1909年1月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又相继颁布了《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钦定宪法大纲》等。如果说1900年的“东南互保”是一次被迫无奈的部分地方自治，而这次却是得到清政府推动的全国地方自治。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督抚和士绅的自治能力和参政水平大为提高，为辛亥革命后许多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作了思想、组织和人才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清朝权力的顶端失去了应有的权威，中央官员对自身权力丧失或缩小的不满，地方势力自治独立能力增强等因素，清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离心官员群体。为克服地方分离倾向，清政府就必然会要求权力的再次集中，政府与地方矛盾日趋尖锐。这也是后来辛亥革命能轻易爆发和迅速蔓延的一个客观条件。

经济新政触犯众怒

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使地方政治人物的参政热情日益高涨，同时经济新政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物欲，促进了兴办实业的浪潮。但清政府在铸币、路权上的新政举措却使地方相关群体十分不满。

其一，铸币及货币发行权政策朝令夕改，导致清政府经济掌控力丧失。由于铸造和发行货币利润丰厚，各地银元、铜元滥发现象严重。受当时世界金本位机制的影响，中国不合理的战争赔款被迫以金价结算，使得清末银贱金贵和通货膨胀现象严重。为此，清政府曾就钱币的铸造和发行进行过三次较大力度的集权改革。1899年6月，清政府下令除湖北、广东以外，所有造币厂停止铸银，遭到地方强烈抵制。不久，天津、江宁造币局、吉林造币局、福建造币局先后获得了清政府的铸银许可，统一银元计划被迫流产。1901年8月，清廷又一次发布上谕，除湖北和广东以外，其余各省停止铸银。但在强大的地方势力软硬兼施下，江南、四川、山东、奉天等不久仍获得了铸银许可。1903年，清廷决定在京师设立银钱总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设立铸造银钱总厂。俟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所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②但这次改革仍未解决以各省督抚为中心的币制“分权化”局面。统一发行，控制金融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须，但币制改革欺软怕硬的做法使许多地方势力更加轻视中央权力，进而加剧了当时的经济乱象。一篇名为《国民破产之恶兆》的时评这样记载，当时由全国重大的钱庄、商号倒闭所引起的社会混乱事件，“宣统元年（1909年）三件，二年八件，今年仅过五月而已有五件。其救济用款约三千余万两，而搁而不理者尚多”。③

其二，清政府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使得民怨沸腾。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允许商办铁路。结果“在1903年～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④四川等内陆省的积极性更高。川路集股总额达白银1170多万两。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也就是川汉铁路总公司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摊派集资，这使得大量的农民入了股。不久，新入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人认为民间集资方式影响铁路建设速度和其它经济发展，铁路管理也更难。因此，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建设粤汉、川汉铁路的资金转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这使川汉等地百姓“发财梦”破灭。而把借款利益转给西方国家的行为更使百姓无法理解。另外，清政府对原铁路集资公司投资橡胶亏空的300万两百姓血汗钱不予认可，种种行为激起民愤从而导致了1911年6月的四川保路运动，并由此促成了武昌起义。

各自为路成不了国家铁路系统，这一认识是具有现代感的。但正如袁世凯、张之洞所奏之言：“错在决策的不合时宜”。因为它忽视了帝国主义入侵，尤其是八国联军带给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懑情绪，更无视百姓的直接利益。此外，盛宣怀既是新当选的邮传大臣，又经营着许多大企业。他主掌的汉冶萍公司可生产当时所需的一半左右的铁轨，有理由怀疑当初的决策同他个人的私心有一定联系。当然，不合时宜的决策背后是清政府的经济窘相。《辛丑条约》9.83亿战争赔款，加上新政所需巨额开支使清政府入不敷出，如1910年，清政府财政收入29000万两，财政支出35000万两，亏空达6000万两。为补财政缺口，各级政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社会动荡。这就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社会条件。

文化新政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文化环境

辛亥革命要在全国取得成功，单靠孙中山深刻的革命思想和他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起义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社会大背景的配合，而清末新政在教育与舆论等方面的改革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

新政中对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废除科举制。清政府从1901年起开始逐步废除科举，在袁世凯、张之洞等推动下，慈禧于1905年9月2日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19世纪时，每次科举考试有近20万名考生，中榜率约为0.9%，做官率更低，为0.4%左右。但科举制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种改变人生的希望，从而把大量才子吸引到浩瀚的古籍中，抹平了他们的反叛思想。而科举废除后，官员选拔渠道多样化、知识新颖化和人生价值多元化等因素使得新式学堂中出现了一大批读书不为做官而为追求真理的新式知识分子。清朝学部总务司编的教育统计图表显示，1902年在校学生数仅6912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其中相当数量的学生投入到军校学习中，不少人还远涉重洋出国留学。新式教育使传统旧思想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催生了各种新的思想观念。他们组成了各种学派和团体，许多人后来又进入了官界、工商界、出版界、军界等社会重要领域。而新式知识分子中的相当部分成为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这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准备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见解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去影响社会，清政府不自觉地配合了这一渠道的建设。新政中，清政府相对放松了“报禁”和“言禁”。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全国各地的新办报刊为34种，1911年达209种，十年增长率约为515%。⑤1906年起清政府发布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应守条例》、《大清报律》等法律条文来规范和保护报业。此外在《钦定宪法大纲》中还规定“臣民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出版、著作及集会、结社等，均准其自由”。当然，清政府扩大报刊与言论自由度的主要目的是使舆论对新政能“以息邪说，而重关防”，“用以维持正义，防止讹言，使舆论既有所发抒，而民听亦无淆感”。⑥但舆论环境的放松为社会新的语境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西方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孙中山深知报刊的政治教化功能，“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⑦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在报刊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用高度凝炼的词语，使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传向整个中国。

革命党人深知文言文报刊是给读书人看的，所以大力推广白话报刊书籍。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直言不讳地正面号召反清反帝，奋起革命。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曾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此外，口口相传更是底层百姓的沟通方式。这种传播更易形成许多不利于清廷的“误传”。如浙江省遂昌县设立学堂，调查户口，南乡一带人们却在传说学堂会害人虐民，不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结果造成大批农民聚集，提出“誓灭学堂，以安农业”，旋即爆发了民变。⑧又如宣统年间，革命党人景梅久在陕西长安仰望当时天上出现的彗星，随口造出“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的谶谣，并假说此谣已流传了好久，不知是什么意思，故意引别人做出预兆“大清家快亡了”的解释，结果此谣使得“人心大摇动起来”。⑨

清末新政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客观上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力冲破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其一，不合时宜的君主立宪改革与恰到好处的武昌起义两者的交汇加剧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崩溃力度，尤其当清末新政无法使大多数人感到受益时，社会希盼一种更猛烈的革命冲击的到来。其二，孙中山是辛亥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革命党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梁启超所言：“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地把全盘交出”。“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起迸现的结果”。其三，国家改革的成败关键是看能否让大多数人得利。虽然清末新政也涉及农业，但其主要内容是举办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引进与培育新品种等，这些对广大农民生活的改善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新政愈多，靡费愈重；筹款愈繁，民生愈蹙”。总之，处在极端贫困和国耻中的中国需要一种巨变来改变，清末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辛亥革命的进程。（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人文思政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95卷（宪政3），第11458页。

②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庚辰条，第5013页。

③《国风报（十）》，中华书局，中国近代期刊第二辑，第7159～7166页。

④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56～58页。

⑤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1、419页。

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第45页。

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91页。

⑧柴德赓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9～460页

⑨《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5页。

张之洞给后人印象不佳 似乎他一直反对立宪

清末，当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张之洞的态度模棱两可，令人不可揣测。他时而赞同变法，向清廷上书，保举维新派骨干梁启超、黄遵宪诸人“思想开通，堪任艰矩”（《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时而又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书中痛诋康有为之处不一而足，张氏以此颇蒙慈禧诸权贵之赏识。戊戌政变发生后，张之洞又极力向慈禧、荣禄等人投靠并通过梁鼎芬等亲信，向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必欲将流亡在外的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置之死地而后快。到了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又千方百计地为支持利用义和团而身处困境的慈禧出谋划策，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并且残酷镇压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扼杀了勤王运动，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张氏恨之入骨。他们在日本和上海等地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布文章，把张之洞骂得狗血喷头，一钱不值。康有为、梁启超在舆论上所造成之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以至于到今天谈论这段历史时，人们都认为张之洞反对变法，阻挠改革。

具体到清末立宪而论，张之洞更是态度消极。据张氏年谱记载：

甲辰（光绪三十年）之夏，有人倡议会奏，请立宪法，项城密以告岑西林，公闻而讶之。丙午（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考察政治大臣归国，行抵上海，以立宪事徵公意见。公电覆云：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未议。七月，有旨以载泽等陈奏，各国富强，由于实行宪法，立即宣布中外，预备立宪，从厘定官制入手。……议既定乃举大纲电询各督抚。公电致张筱帆云：“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太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京电催迅速作覆尤怪，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定案耶？足下不宜言去，如鄙人之衰朽迂庸，愤懑填膺，无能补救，乃当速乞罢耳。（《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

上文中提到的项城，指直隶总督袁世凯；西林，指两广总督岑春煊；筱帆，指两江总督张人骏。胡钧所编《年谱》对张之洞颇多颂扬之词，而所记张氏之对立宪态度，尚且如此，可见张之洞对立宪态度消极，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奏对大略》的发现使人们耳目一新

然而，近年来我在档案和未刊书稿中发现的一些史料却改变了我的看法，事实上张之洞非但不反对立宪，反而还敦促慈禧尽快实行之。我的这个结论是在看到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后得出。该文系清人钞本《时务汇录》中的一篇，所记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潮发生后，清廷内部的争权夺势，愈演愈烈，慈禧太后六神无主，惶惶然不知所终。于是，她于七月初二日颁谕：“张之洞着迅速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七月二十六日又命张氏补授军机大臣。

据张氏《年谱》记述，八月初二日张之洞交卸篆务。初三日渡江北上，初五日到京寓畿辅先哲祠，初七日诣宫门谢恩召对，即日入直。慈禧召见张之洞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宫闱森严，外间概莫能知，许同莘与胡钧所编《年谱》亦付阙如，而在《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中记述却颇为翔实，现徵引如下：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今日你轧我，明天我轧你，今天你出一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我好打定主意。

张之洞对：自古以来，大臣不和，最为大害，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

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

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不敢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预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问：现在用人很难，你看究竟能大用者有几人？

对：此事仓猝问不敢妄对。

问：徐世昌何如？

对：徐世昌未始不可用，总之太得意，阅历太浅。

问：岑春煊何如？

对：岑春煊极有血性，办事勇敢，但稍嫌操切。然当今人才难得，投闲置散，亦殊可惜。

问：林绍年何如？

对：林绍年才具开展，操守极好。

问：庆王何如？

对：奕ピ睦甚深，稳当有余。

问：赵尔巽能胜湖广总督之任否？

对：赵尔巽才堪应变，任湖北绰绰有余。但臣愚见，鹿传霖拜跪维艰，不如简任湖北。以赵尔巽调度支部，使之整顿财政。载泽人极开通，可调农工商部。溥人极颟顸，公事不甚了了。农工商部诸事废弛，部务非其所长。

问：再派王公出洋如何？

对：王公出洋，匆匆游历，决不能有所得，侍从多人，徒招外人訾议。不如减少随从，宽以时日，留学数年，庶有心得，且亦可省经费。

旨：你说得何尝不是，他们这般人，享惯得福，如何办得到？遂命退下。

张之洞对慈禧的问话对答如流，显得胸有成竹，明确地表示了他对宪政的支持态度，《奏对大略》实在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未刊史料。

对话中所提及的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直隶天津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结识袁世凯故，被派往小站协助袁氏练兵，戊戌政变时，又打入维新派阵营，刺探消息，有功于后党，故颇蒙慈禧、荣禄宠信，光绪末年，以内阁学士会办练兵处，旋入值军机，调任东三省首任总督；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广西西林人，庚子事变期间，八国联军攻陷京师，慈禧挟光绪帝仓惶出逃，恰在此紧急时刻，岑春煊及其所率马队自迢迢千里之外赶来救驾，并护送慈禧及光绪帝自雁北而太原，自太原而西安，颠沛流离，多著辛劳，被慈禧视作“恩人”，故宦途一帆风顺，由巡抚而总督，丁未入京，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在两宫召对之际，岑氏面劾袁世凯勾结庆亲王奕 狼狈为奸，贪污纳贿，扰乱朝纲，慈禧为之动容。由此而掀起了“丁未政潮”的狂涛巨澜。

所谓“丁未政潮”是清廷上层的一次激烈的权利争夺，因为发生在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丁未年，故称之为“丁未政潮”，以军机大臣瞿鸿机、林绍年并联合岑春煊为一方，向奕ジ缸蛹爸绷プ芏皆世凯发动攻击，起初颇具声势，但由于奕ビ朐世凯在朝廷势力盘根错节，党羽众多，终于反败为胜，岑春煊被排斥出京，瞿鸿机则被罢斥归里。满腔悲愤的瞿鸿机离京南下，在途经武昌时曾欲拜谒张之洞，张之洞则惧怕引起非议，故不敢邀瞿氏至衙门会谈，而是乘夜色驾小舟与瞿鸿机会面于江心，把酒临风，共叙衷肠，表现了张之洞对岑、瞿这一派的深切同情。了解了这一背景，对张氏于慈禧召对之际，称赞岑春煊“极有血性，办事勇敢”；林绍年“才具开展，操守极好”；贬斥徐世昌“太得意”，“阅历太浅”，就不会感到太突然。

张氏之《奏对大略》还提到了鹿传霖。鹿氏字滋轩，号迂叟，河北定兴人，同治元年进士；授庶吉士。次年散馆，被发往广西任知县，后擢桂林知府，升任巡抚。庚子之后出任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等要职。鹿氏思想守旧，才能平庸，晚年官运亨通，主要是得助于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妹夫张之洞，另一个是他在任陕西巡抚时结识了被贬斥到西安作将军的荣禄。丁未政潮时，荣禄已去世数载，鹿传霖耳目昏花，老态龙钟，故张氏于奏对时称鹿氏“拜跪维艰，不如简任湖北”。张之洞是想把自己在汉阳三镇的宝座让给其姊夫，实在是私心太重，故未被慈禧采纳。

但是，不管怎么说，《奏对大略》的发现已足以使人们耳目一新。张之洞反对王公大臣匆匆游历，以为徒靡国帑，收效甚微；积极主张尽快立宪，愈速愈妙，并认为“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充分表现了张氏之远见卓识，清廷未采纳张氏之建议，不数年即有亡国之灾。

庆亲王奏更足以证实 张之洞对立宪态度积极

也许，会有人觉得，仅凭《奏对大略》这一件孤单之史料，似乎还很难使人信服张之洞对立宪之积极态度，恰好我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军机大臣庆亲王奕上给慈禧太后的密奏一件，堪与本文上引之《奏对大略》对照阅读，奕之密摺曰：

奴才奕跪奏，为据实声明请旨事：窃查实行立宪，屡奉慈谕，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察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实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张之洞、袁世凯拟以预定年限，即开议院。据奴才愚见，不可预定年限。在军机处详细妥商，张之洞等总以定准年限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宪，二十四年宣布开设议院。今本朝立宪，一切应办各事，尚未举办，先宣布开设议院年限，无此办法，此事关系甚大，唯有据实声明，恭请圣意坚持，总以应办各事，实力奉行后，届时再行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不可先定准期，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仅此据实直陈，伏乞慈鉴。谨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内政类奏摺》）

奕ブ密摺，至此嘎然停止，其后面部分按照惯例，还应书写递摺之年月日，时而还会有朱笔批语，但由于该摺保管不善，或是其他原因，后面部份尽被撕毁，因此难以判断。不过奕ブ密摺提到了“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察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多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据清档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二日、十三日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两次电请于二年内开国会；六月十四日河南代表胡汝霖、杨懋源又请速开国会；随后江苏国会请愿代表雷奋、孟昭常，安徽许承尧、方皋，直隶及京师代表刘春霖等，山东代表于洪起及八旗吉林士民纷纷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七月十五日各省代表联名上书请开国会，次日山西代表松寿到京请愿随后并递上有两万多人签名之请愿书。迫于舆论压力，宪政编察馆资政院王大臣奕ァ溥伦等于八月初一日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奉旨命刊刻分发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督抚府尹司道，悬挂堂上，责成依限举办，并限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揆之上述史实，可以推断奕ハ虼褥进呈之密摺应是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前后的事。

如果说本文前引张之洞之《奏对大略》出自坊间流传，未可深信的话，那么，庆亲王奕ブ《据实声明请旨摺》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文献，它深藏宫禁，迄今尚未见有人引用，亦未刊布流传，该密摺之发现，足可以说明张之洞对立宪之态度。

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是清朝末年权贵们最为敏感之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权柄之下移。大多数宦僚为了他们一己之私利，对立宪态度消极。而张之洞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清廷上层两派激烈斗争中，张氏旗帜鲜明，全力促成立宪，成了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这种促进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是不宜低估的。难怪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土崩瓦解，皇冠落地，面对突兀其来之变局，不少文人学士出来探讨清王朝迅速垮台之原因，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即于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之日记中写道：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之不顾也，民力之不恤也，其为害智者知之，愚者亦知之，即当权之大老亦未尝不知之，所不知者，我监国及四亲贵（洵、涛、泽、朗）耳。大老知而不言，廷臣言而不听，日Ｔ孪鳎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

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张之洞与张百熙早已去世数载，而恽毓鼎却将二张称作亡国之罪魁祸首，是因为他们在朝时极力提倡立宪，编练新军及派遣东洋留学生，这三件事被眷恋清朝的遗老遗少们斥作“亡国三妖”。恽氏在日记中还记载说：

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是则侈言维新之足以亡国，圣母盖悟为深悔之矣。（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

恽毓鼎的言论从反面证实，张之洞实在是晚清立宪运动中鲜为人知的重要角色。返回腾讯网首页>>

陈夏红：曹汝霖为慈禧讲立宪

笔者读史过程中，无意在曹汝霖的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看到了曹汝霖回忆在颐和园接受慈禧和光绪召见并为慈禧讲立宪的细节。

曹汝霖在颐和园为慈禧、光绪讲立宪发生在1907年。当时，朝廷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保举人才以强国兴邦。曾为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讲述过东三省问题的曹汝霖，被徐世昌以“学识兼优，才堪大用”七次保举，终获最高当局召见。

曹汝霖笔下的觐见是这样的：“进殿后，殿内漆黑，稍闭眼，才见偌大殿座，只有两支大蜡烛在御案上，御案下斜列拜垫一排，是为军机垫，遂在军机垫下面跪下，脱帽花翎向上，不叩头，静听问话，这都是项城告我的。”

我们且看看曹汝霖向慈禧、光绪讲述立宪的具体情形：

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先由皇帝问，你在外务部当差几年？对：臣由商部调外务部当差，才不到一年。太后即将绿头签（绿头签上写明年岁籍贯出身现官，召见时先递）展阅，阅后即问，你是留学日本的，学的哪一门？对：学的是法律政治科。问：日本立宪是哪一年立的。对：日本于明治十四年颁布立宪，到明治二十三年，才开国会。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问：日本国会的议员，怎样选举的？对：他们国会分上下两议院，上议院又名贵族院，议员是按照定额，由日皇于贵族中有功于国的，及硕学通儒，大实业家中钦派的。下议院是按照各省定额，由各省人民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当选。问：听说他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有吵闹的事？对：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

问：他们党派哪一党为大？对：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厉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太后听了，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对：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

曹汝霖晚年的这段回忆是晚清立宪史上很有价值的一则史料。曹汝霖甚至还曾遐想，戊戌变法中假若康有为等人先拟定全套变法计划并加以说明以便告诉慈禧，各国强盛都由立宪开端，祛除慈禧认为立宪只救中国、不救大清的错误成见，没准儿那时候立宪大业就完成了呢！

其实，晚清中国在从帝制向民治转型的过程中，山高路远坑深，坡陡礁险水急，立宪这张驾照能否带领晚清走出险滩，完全是个偶然事件，甚至可以说失败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稍微一不小心即会翻船，或者在暗礁上撞得粉身碎骨。曹汝霖是当局者迷，加上奴性作怪，怎么可能看明白历史的走向呢？

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说这是中国的耻辱，人民都很愤怒等等。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的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革的中国人，对日本人战胜其实是兴奋的。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动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介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她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与官绅、绅商分享，尤其是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袴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

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内阁未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帅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袴子，丢了祖宗的江山。

*.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中日盟约》包括什么卖国内容?

孙中山1906年以来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

日本黑龙会1901年2月3日成立，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的创建者和领袖是内田良平。从黑龙会的宗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凶恶的侵华组织，其目标是先击退1900年庚子之变中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俄国势力，进而吞并东北三省、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一地区有著名的大河黑龙江，所以定会名为“黑龙会”----

黑龙会通过公开的舆论鼓吹和私下游说高级军政官员，对推动日俄战争的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的结果终于使日本侵华势力侵入我国东北。值得一提的是，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1894年就曾经建立“天佑侠”组织，深入到朝鲜东学党起义军中，对推动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起过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急先锋。

然而就是这个凶恶的侵华组织黑龙会以及它的领袖内田良平，却与中国同盟会以及孙中山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

内田良平1898年就通过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相识，1900年到新加坡帮助孙中山组织广东惠州起义。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就是于7月30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会上内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内田良平在《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提到孙中山1906年以来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1912年2月初南北议和成功的前夕，孙中山、黄兴通过森恪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商谈由日本提供给革命党一千万到二千万日元的援助，换取中国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与日本，由于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这一意向无形打消。实际上，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巨大的反对力量，这一意向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孙中山、黄兴曾有这样的意图，经由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国学者俞辛焞的考证，应该是确实的。

内田良平当时就在会上加入了同盟会，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北一辉也加入了同盟会，那么孙中山与黑龙会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黑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当然你现在可以说就是一个类似于黑社会这样的组织，但是它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组织，它的名字起源就是那些日本大陆浪人觊觎我们的黑龙江，它是来帮助日本军部来以后夺取中国东北的，所以它起名黑龙会。把革命的中心能够安置在日本东京这个地方，也说明了它这个日本政府这个朝野的人士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支持他，支持孙中山。黑龙会由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创立于1901年，从性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凶恶的侵华组织，它的宗旨是维护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说白了就是希望在革命胜利后获得相应的权益，分裂中国建立满蒙政权。

内田良平

内田良平（Uchida， Ryohei，1874-1937），号硬石，日本福冈县人。东洋语学校毕业。1894年为支援朝鲜东学党，参加右翼组织天佑侠，前往朝鲜活动。1897年经宫崎滔天介绍，认识孙中山先生，其後曾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0年中国东南互保局势形成後，策划组织敢死队前往中国谋杀大吏，以便革命党趁机起义，遭孙中山反对，因而中止。1901年倡导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细亚主义与天皇主义，组织黑龙会。1903年参加对露（俄）同志会，主张对俄宣战，又周旋於孙中山与黄兴之间，促成革命党的团结，使同盟会得以成立。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曾借其住处举行筹备会，内田亦列席会议。後来他成为日本右翼组织领袖之一。

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中日盟约》包括什么卖国内容

2011年01月14日 11:44 凤凰网专稿

孙中山日本晤黄兴 两人相见恨晚共创同盟会

解说：1905年的孙中山今非昔比，当他到达横滨时发现竟然有近百名留学生在那里迎接，孙中山或许不知道，在他离开日本的几年里，他的名字在中日两国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得感谢宫崎寅藏和章太炎的帮助。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系研究员）：1903年这个日本人宫崎寅藏写了一个《三十三年落花梦》，然后章太炎呢，又根据他这个宫崎写的这些情节，又用中文写了一本这个《孙逸仙》，然后这两个读物一个是在日本，一个是在中国，那个泰山北斗这样写的，就是这个说很高很高的评价，革命就要跟着孙中山，就这样来写的。

解说：孙中山刚下轮船，就被老朋友宫崎寅藏带走了，他们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物黄兴。

萧致治（武汉大学教授）：黄兴他们呢，两个英雄相见嘛，一见如故，两个人很快就谈到革命道路上来了，谈到革命的道路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解说：孙中山与黄兴的见面直接催生了同盟会，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此开创了崭新的一页，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是，同盟会的筹备会议竟然是在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中进行的。

内田良平当时就在会上加入了同盟会，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北一辉也加入了同盟会，那么孙中山与黑龙会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把革命的中心能够安置在日本东京这个地方，也说明了它这个日本政府这个朝野的人士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支持他，支持孙中山。但是支持的目的不一样，你刚才讲的不一样，它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一种人就是说希望支持你，你把清朝搞倒给我那个利益。

赫连勃勃：黑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当然你现在可以说就是一个类似于黑社会这样的组织，但是它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组织，它的名字起源就是那些日本大陆浪人觊觎我们的黑龙江，它是来帮助日本军部来以后夺取中国东北的，所以它起名黑龙会。

日本黑龙会欲借孙中山“驱除鞑虏”占领满蒙

解说：黑龙会由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创立于1901年，从性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凶恶的侵华组织，它的宗旨是维护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说白了就是希望在革命胜利后获得相应的权益，分裂中国建立满蒙政权。

赫连勃勃：比如说这个头山满经过中国东北的时候，他当时就发出赞叹，多么辽阔，多么美丽的土地啊，这个地方得有我们日本人来经营。因此就是这些人对中国的东北垂涎已久，包括内田良平这些人，也包括在日后就完全暴露出他们狰狞的嘴脸，包括1913年开始，这个内田良平就不断写文章，就是把中国人（说成）和犹太人一样，他们是无法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的。

解说：如此一来，革命派驱除鞑虏与黑龙会的夺取黑龙江具有一致性，在孙中山当时的革命理念中，清朝并不代表中国，满蒙的利益似乎从来没有在他的考虑之中。

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所谓驱除鞑虏嘛，就是（沿袭了）传统的夷夏之变，传统的那种思想的影响，就是中国还是我们汉族的，汉族的文化是最先进的，你其它少数民族都是蛮夷。

赫连勃勃：当时中山先生当然也是出于当时时代的这种局限，出于他个人当时实践的局限，包括我就说当时是铁血十八星旗，就是认为咱们汉族就是十八省。当时好多人有这种局限的，所以就认为只要我们消灭了满清，我们独立了，我们就把汉人以外的东西送给你们亦可。因此这样一来，就当时使内田良平包括这些人就把消息传出去，说孙中山这个人太可以利用了。

解说：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利益是永恒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接受日本人支持的时候，对于这一点恐怕也是心知肚明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日本人的付出似乎更多一些，他们支持革命党人实际是为自己的在华利益作预期投资。

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对于日本的利益来说，无论是现政权掌握还是这些人掌权，日本的利益在中国的利益是不会受到到任何损失的。

赫连勃勃：孙中山先生他对日本人的这种好感和他以日本为源的这样思想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地理方面，日本确实近，对咱们如果有帮助的话，从地理方面非常近；第二、就是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民间人士，对中国革命所抱有同情或者支持的态度；第三、特别重要就中山先生他有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是什么？叫大亚洲主义。

他认为就是当时的斗争是一种黄、白两个种族之间的斗争，因此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胜利了，中山先生欢呼，这是我们黄种人的胜利，包括孙中山以为的大亚洲主义，他呢是认为日本应当充当盟主，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以来确实是取得了巨大进步，认为他日本人应为亚洲人做榜样。

陈晓楠：由于孙中山和黑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史学界曾经有人竭力地去辨析，近年来质疑者居多，认为孙中山这种借助心怀叵测的国外组织来反对本国政府的行为是不妥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孙中山当时的国家观念确实存在缺陷，但是我们作为后人以此来指责孙中山好像也并不太公允，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人中，现代国家的观念并未形成，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从来就是一姓一家的天下，所谓家天下的传统是直到共和革命进行了数十年之后逐渐消除的，正是因为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在后来的故事当中孙中山还有过更为出格的动作。

*.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酝酿和爆发

挽救专制统治的“预备立宪”

1．清廷“新政”上谕片段

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①以来，皇太后宵旰②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收十年积敝相仍③，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④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⑤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胜于红巾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除，欲求振作，必求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⑦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⑧，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条），第4册

【解读】这是通常所谓清末“新政诏”中的话。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流亡于西安的慈禧太后主使，以光绪帝名义发布所谓“变法”上谕（通常也称“新政诏”），宣布进行变法，实行新政，并号召有关大员发言参议。在此上谕当中，清廷对变法的原因、范围、方针原则等进行了阐述。有些话语颇显冠冕堂皇，似乎变法的用心极诚，新政的范围很宽。但从其所定方针和基本原则（见课文该目下的“资料回放”栏中语）看，仍不出“中体西用”的窠臼。这段材料也可对相关问题提供进一步的具体印证。从中可以体察： ①这时清廷拟行变法是应急之举。促使其作此部置的主要原因是为时势所迫，清朝统治者面对现实，切实感到不变法就摆脱不了穷途末路。②清廷将此次变法明确与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变法严格划清了界线，对康、梁的变法仍完全持否定态度。③虽说表示对“朝章国政”等等都可以“参酌中西政治”实行变革，但真实可行性则大打折扣。④尽管如此，但清廷这次提出的变法议案，从力度上讲的确是过去所未见。综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时清廷拟行“新政”的动机和客观时势条件，有助于对辛亥革命背景情况的全面了解。

【注释】①播迁：指因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流亡西安。②宵旰（gàn）：宵衣旰食的简称。意思是天未明就起来穿衣，傍晚才进食，比喻勤于政务。旰，天色晚，晚上。③积敝相仍：积弊因袭下来。敝，通“弊”；仍，因袭。④懿训：指慈禧太后的指示。⑤丁戊：丁酉、戊戌年，指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即1897、1898年。⑥红巾：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军包括太平军以红巾裹首，故以“红巾”称之。⑦度（duó）支：规划测算。这里代指财政。⑧慈谟：慈亲和尊上谋划。这里指由慈禧太后谋划定夺。

2．载泽奏陈立宪之“大利”三端

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①。海滨洋界②，会党纵横，甚至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解读】这条资料录自载泽1906年上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1905年，清朝派出五个大臣出洋考查宪政，载泽是五大臣之一，并且他为皇族贵胄，俨然居首领地位。考察归国后，他曾具折吁请筹备立宪，被慈禧太后召见。大约在1906年的夏末秋初之际，他又上此折，作进一步敦促。他特别阐说，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并引日本宪法中对君权的具体规定作为例证，意在劝说慈禧太后不要顾虑立宪法会损害其统治权，应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对其统治只会有利，折中具体阐述立宪“大利”之三端。

对这条资料进行分析，可以认识：①清廷进行筹备立宪的最基本立意是要使“皇位永固”。②“外患渐轻”之说，只是载泽辈的一种设想。如果真正实行君主立宪，自然有助于抵御外患，问题是当时清朝统治者的筹备立宪并不等同于真正实行君主立宪。③“内乱可弭”之说，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借立宪抵制革命的险恶用心。这与“皇位永固”一项正相辅相成，也是清廷筹备立宪的主要动机。

【注释】①弭（mǐ）：平息，消灭。②海滨洋界：当时革命党人主要在南方沿边沿海一带和海外活动，“海滨洋界”即就此而言。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

3．张炳麟（太炎）驳保皇改良而倡革命

夫长素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耳。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②，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③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矣。盖自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欣；非交通外人，得其欢欣，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④太后之权力。载⑤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⑥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⑦，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

──章炳麟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下册

【解读】这是章炳麟于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话。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党人。他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光绪皇帝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曾被清朝勾结外国租界工部局逮捕。当时正值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勃兴、革命运动向高潮发展之际。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著名文章中，在指斥清朝统治者的同时，尖锐地批判保皇派的改良主义谬论，为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张目。

从这段材料中可以体察：①章炳麟认定，康有为辈力主的“立宪”，必是在以皇帝为“圣明”、而自处于奴隶地位的前提下来搞。这揭示出其“立宪”与革命的根本差异所在。②章炳麟又认为，光绪皇帝为与慈禧太后之间为权争，因此而“交通外人”是“铤而走险”，光绪皇帝也不过是个并没有什么见识的“小丑”。当然，事实上其间除了权争因素外，也有政见上的抵牾，光绪皇帝倾向维新自有其相对开明的一面，对此章炳麟在这里恐怕是有意回避了。③章炳麟作为颇为坚决甚至不无些偏执的“反满”派人物，这里的论说中，也将满、汉矛盾视为问题的根本症结之一，从其“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的归结即可看出。

【注释】①长素：康有为号。②敝屣（xǐ）：破的鞋子。③向者：从前。④排沮（jǔ）:排斥抑制。⑤载湉：光绪皇帝的名字。⑥：昔日：从前。⑦夭殂（cú）：夭折，死亡。

4．陈天华呼吁革命救国警世人

须知各国在中国已经数十年了，中国从前一点预备都没有，枪炮又不完全，这起头几阵，一定是要败的。但败得多，阅历也多，对付各国的手段也就精了。汉高祖和楚霸王①连战七十二阵，阵阵皆败，最后一胜就得天下。湘军打长毛②，当初也是连打败仗，后来才转败为胜。大家都要晓得这个道理，都把精神提起，勇气鼓足，任他前头打了千百个败仗，总要再接再厉。那美国独立，也是苦战了八年才能独立的。我如今就是要苦战八十年，也应该要支持下去。怎么要胆小！怎么要害怕！这个道理我实在想他不透。俗语说的，“一人舍得死，万夫不敢挡”。一十八省，四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各国的兵很贵重的，倘若死了几十万，他就要怕中国，不敢来了。就是他再要来，汉人多得很，死去几百万几千万也是无妨的。若是把国救住了，不上几十年，这人口又圆满了。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诸君！诸君！听者！听者！舍死向前去，莫愁敌不住，千斤担子肩上担，打救同胞出水火，这方算大英雄，大豪杰，怎么同胞不想做呢？

──陈天华著《警世钟》，《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下册

【解读】这是陈天华名作《警世钟》中的一段文字。《警世钟》写于1903年，共计两万余字，初刊于日本东京，其后一再重刊，影响很大。此作以非常通俗的文字，沉痛指出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之下，已经处于被瓜分的危亡境地，呼吁国人警醒，起而革命救国。其侧重点在宣传抗击列强侵略的救亡图存上。本段话语的主旨在于，警示人们不怕失败，敢于牺牲，争取最后胜利。从中可以具体体察：①引用中外诸多事例，说明先败后胜乃常见之事，关键是最后的胜利，用以鼓励人们不要怕暂时的失败，须坚持战斗。②从意思上表述出，中国地广人众，外国兵精器利，各有优劣，中国人要敢拼死，发挥人众的优势。至于所说“汉人多得很，死去几百万几千万也是无妨的”，需要从其出于激愤、鼓励国人丢掉畏葸而勇于牺牲的意旨上正确理解，而不是轻贱同胞性命。③从本段材料显示出的重在警示和激励，而非理论阐释的文体风格，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大致了解《警世钟》全篇的风格。

【注释】①汉高祖和楚霸王：指刘邦和项羽。②长毛：本为对太平军含有轻蔑意义的指称，这里似作为不含贬义的俗称。

5．革命党人论“革命”真义

〔材料一〕夫今日之中国，及其敝坏固已达于极点，而毁屋，而重构，轮奂①一新，未尝无及焉，则革命之谓也。弥缝补漏，跼蹐②以处，立宪之谓也。今世各国，其号称立宪，而未尽泯③乎专制之性质者有之。自今以往，世界之程度愈高，则其政体之于民必愈便，百年千载，终不尽易立宪为共和不止。一度革命之后，而复有再度，非所愿也。况中国之立宪，又异于是，如吾向之所言，异族执政，求一开诚布公之改革而终不可得耶。是故不革命则其弊若是，而惴惴④于革命将召瓜分之祸者，又与现世适相反。

──汪东著《论支那立宪必先革命》，《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下册

〔材料二〕夫革命云者，将以举凡从前之陋俗弊政，悉掀翻而摧拉之，非仅以杀人流血为能事也。抑革命云者，虽属于破坏的名词，而一方破坏，一方必相继以建设。使仅有破坏而无建设，则言王侯将相，骈首就戮⑤之后，犹不得谓革命也。他日革命之结果若何，一视于今之仁人志士之造因若何……今之流俗，闻革命而骇者，不知革命者也。而一二狂放躁进之士，谈革命而色舞者，亦不知革命者也。不知革命而骇革命，犹属夫人⑥之情，乃若⑦不知革命而言革命，罪其容一诛乎。

──汪东著《论支那立宪必先革命》，《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下册

【解读】这是一位叫汪东的革命党人在《论支那立宪必先革命》一文中写下的话。汪东（1890-1963），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为《民报》编务、撰述。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民报》第二号（1906年5月8日），署笔名“寄生”。在其整篇文章中，剖析了“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宪论者”的错谬，并对“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作出了区分（所批驳的“立宪论”自然是“君主立宪”论），并正面阐说革命的真义所在，指出了有悖于此的模糊和偏颇之见。这里所录的“材料一”中，主要论说革命、共和与“（君主）立宪”之别，以屋宇为喻，“弥缝补漏”谓之立宪，毁之重构谓之革命，形象生动，贴切易懂。接着又表达出君主立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革命恰不会导致“瓜分”的观点。在“材料二”中论及，革命绝“非仅以杀人流血为能事”，既行“破坏”又行建设，不必害怕；而所谓“一二狂放躁进之士”乐谈的，也非革命真义。由所录两段材料，可以有助于体察当时革命党人所持的比较正确合理的革命观。

【注释】①轮奂：形容屋宇高大众多。②跼蹐（jú jí）：狭隘，不舒展。③泯：消灭，丧失。④惴（zhuì）惴：形容发愁又害怕的样子。⑤骈（pｉáｎ）首就戮：头挨头地被杀。⑥夫人：这里当为“众人”之义。⑦乃若；至于。

6．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宣言片段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①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其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立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②，惟我四万万之同胞共鉴之。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

【解读】这是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发布的宣言中结尾一段话。本书第3单元第3课第1条材料则为同一宣言的开头一段（首尾两段中间有若干文字未录）。这首尾两段照应起来把握，自有助于整体理解。从这尾段当中可以看出：①孙中山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保持着比较清醒和理智的头脑，深知民国建立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开端，以后的艰难还会有很多，任重而道远。②孙中山明确表示不怕困难，要保持革命精神，一往无前，“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立于大地”。尽管后来的事实是，孙中山不久便卸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取而代之，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遭到严重的亵渎和戕害，有悖于孙中山的夙愿和初衷。但孙中山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不屈不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绝没有违背此就职宣言中所表达的意志。

【注释】①克：能够。②披布腹心：披露真诚的心迹。

7．孙中山论说倒清之由

近年以还，人民不胜专制之苦，亦时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满政府坚执锢见①，一再不许。即万不得已而暂允所请，亦仅为违心之举，初非有令出必行之意。朝颁诏旨，夕即背之，玩弄吾民，已非一次。其于本国光荣，视同秦越②，未尝有丝毫为国尽力之意。是以历年种种之阻挠，不足激其羞耻之心，坐令吾国吾民，遭世界之轻视，而彼殆无动于中③焉。

吾人今欲湔除④上述种种罪恶，俾吾中华民国得与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故不恤⑤捐弃生命，以与是恶政府战，而别建一良好者以代之。犹恐世界各邦，或昧于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⑥陈于各邦之前，我各邦尚垂鉴之……

──《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

【解读】这是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其名义“宣告各友邦书”中的文字。该外交文书系由孙中山签署，由外交总长伍廷芳奉命以外文电报形式通报各国的。在中华民国刚刚建立之际，新政权立意于尽量削减来自外交方面的障碍，主动表示对外交好之意，并且提出了若干具体事项，甚至包括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特定条件下的无奈因素固然不应忽视，但这毕竟反映了其软弱、妥协的一面。不过，这里所录段落，主要是论说倒清之由，由此有助于认识辛亥革命的宗旨。

从这条材料可以体察：①其中指陈的之所以推翻清政府的理由有三：一是它坚持专制，压迫又“玩弄”人民，不真正进行改革；二是无“丝毫为国尽力之意”，漠视国家利益；三是导致国家和人民遭世界轻视。话语虽然侧重于外交角度，但也不失确实。②表示出以“一良好政府”取代罪恶的清政府，更利于“与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的意思。这显然是要从外交方面向列强解释倒清的利处所在，有其策略意味，但就真正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而言，的确只有独立自主的国家而非清政府才有条件，只是民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缺憾。

【注释】①锢见：成见。锢通“固”。②视同秦越：意思是不当自己的国家来看。③无动于中：即“无动于衷”。④湔（jｉān）除：清除。⑤不恤：不担忧。⑥披沥：竭尽。

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干涉

8．英国表示“敬爱”袁世凯

尊处①十一月十二日电悉。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顾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外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与外交上竭力支持。

──《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

【解读】这是英国外部于1911年11月15日致该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电报。当时武昌起义爆发月余，革命军正与袁世凯控制的清军对峙。袁世凯成为一个颇为微妙的角色。他已完全左右了清方，而对南方革命势力在以武力对付的同时，也酝酿采取“和平诱引”的招数。他对列强则极力献媚，列强选中他为自己在华新的代理人。其时围绕中国问题，国际关系颇为复杂，各有关国家自然首先是基于本国利益考虑问题，展开争逐。英国的在华势力范围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它对革命造成的时局颇为关注，插手干预。从这封电报中便可见一斑。

此电文虽短，但涵义颇耐揣摩：①表明了英国政府对袁世凯的支持态度。而袁世凯当时还公开站在反革命立场上，英国支持袁世凯自然意味着对抗中国革命。②其所谓中国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保全内地治安”云云，只不过是要维持相对稳定的秩序，以保全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并继续扩大（如所言“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正是出此考虑，英国积极支持袁世凯。

【注释】①尊处：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处。

9．列强支持袁世凯

四国银行①代表正提议借款三百万两给中国政府，以华北铁路为担保。

我赞同借款，因为我认为，行动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列强不欲负担使北京政府瘫痪的后果。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我的美国同僚，正像我的英国同僚一样──他已放弃其反对──已向其政府建议借款，法国同僚也赞成。我方才谈到的美国公使在这方面建议拉入一切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作一笔救济借款，特别因为其政治性质，并照顾法、俄与英、日的联合。我指出这个建议的重要性，并强调四国银行团将来有单独行动的必要。公使也许会向华盛顿提出该项建议。

──《德驻京公使哈豪森致外部电》，《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下册

【解读】这是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于1911年12月7日致其外部的电文，内容主要是关于四国银行团借款支持袁世凯事情。此时在外国“调停”下进行“南北议和”的局面初定，列强成为双方争逐格局中的一颗重要砝码，而其支持袁世凯的意向十分明确，并且其支持是多方面的。本段材料中所反映的，主要是从财力方面进行支持的筹划。从中可以看出：①列强此时向袁世凯的借款自己也承认为“政治性质”者，是为了“不使北京政府瘫痪”，其这种“投资”所预期的政治回报自然是无法用款额计量的，何况，眼下还要“以华北铁路为担保”，经济利益也无风险。②在此借款问题上列强的协同及联合的背后是其对侵华权益的争逐，反映出其间复杂的关系格局。它们基于本国的利益“纵横捭阖”于其他国家之间，而最终受害的自然是中国革命政权一方以及中国国家的利益，袁世凯在事局中角色的卑鄙性更显而易见。

【注释】①四国银行：为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联合成“四国银行团”，下文中涉及。

10．民国之初列强在华的角逐

日本的大陆利益干涉到各行省的存在。但是，在这里它触及欧洲列强，包括英、美的利益。加上在英国的对华商业中心，扬子江区域内，日本是英国最尖锐的竞争者。据扬子江方面最近消息，日本正力图贷款予革命党政府（以中国扬子江商船队及铁路一条作为抵押）来增强其商业地位。但是，日本在大陆上权力的扩充不仅威胁英国的商业利益而且也威胁其东亚政治权力地位。在这里埋伏着英、日矛盾的一个萌芽。这个矛盾可能因中国变乱更为显著。它们将指示英国使它的中国政策要比目前格外地从欧洲观点上来安排，它们也能使它感觉与德国接近是有希望的。但是，只要英、日同盟要求在中国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共同利益将促使其他列强一致行动。

──《德驻京公使哈尔森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下册

【解读】这是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1912年2月向德国首相的一件呈文。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的时候。包括德国在内的列强国家，出于各自的在华利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辛亥革命和民国的建立是列强非常关注的大事件。武昌起义爆发后，列强担心其在华利益受到威胁，说曾调集军队准备进行干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列强觉得武装干涉难以达到阻止革命的目的，于是就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积极扶植袁世凯为其新的代理人，并对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夺取权柄。列强各国的所作所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来考虑的。为此，他们十分注意搜求相关信息，观察和分析形势，包括观察和分析列强内部的利益关系。

本段资料显示，当时德国特别注意到日本和英国在华角逐的问题。认为“日本的大陆利益干涉到各行省的存在”，而日本又是在英国长江流域利益的“最尖锐的竞争者”，英日矛盾“可能因中国变乱而更加显著”，这有可能促使英国出于与日本竞争的需要而“接近”德国。德国要利用这种矛盾格局来做自己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列强之间在侵华问题上关系的复杂微妙，这不能不对中国政局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