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现代婚姻家庭

　　       现代“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马克思恩格斯说：“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马恩选集》一卷289页）；因此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恩选集》一卷275页）。

              对于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婚姻组合方式，恩格斯说：“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至多只是在浪漫的故事中，才会存在”（《马恩选集》四卷69～77页）。

　　        确实，在现代社会，结婚时要多少彩礼等买卖婚姻的外在形式正在消失，但是更注重社会权力、经济来源、财产继承等买卖婚姻的内在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着。这倒也是，当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处于商品地位时，人的大脑和整个身躯都受资本支配，学习、工作、交际等一切活动都隐含着买卖关系，婚姻和两性关系又怎么可能除外呢？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因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是私人发财欲和彼此占有欲，因此使青年男女曾经拥有的人性化的纯真烂漫和美好情感，最终有可能被现实生活中的世俗贪婪和自我异化而损毁殆尽。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私人家庭，是商品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从而使家庭变成某种经济利益交易所，变成社会商品终端消费市场，因此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即“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最终必然集中地体现在私人家庭这个狭小空间里，从而使私人家庭最终承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分配。他们或者步入上流社会或者沦为下等阶层，或者享受山珍海味或者凑合稀饭咸菜，各自去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

               在婚姻中的彼此占有欲，通过各种形式的闹剧实现了相互捆绑，而忽视了人性的爱的本质。如西口文化研究会郑少如会长在《戏》一文中所言：人生多戏，最重的一幕是婚姻。只那序幕就够轰轰烈烈的了，寻找，碰撞，死去活来，痴笨呆傻，疯狂火爆。这一切，就是为了捆绑在一起。捆绑，还要有一种形式，这形式有些滑稽，一出闹剧。一鞠躬，二鞠躬······这戏是演给别人看的，无非是自己底虚，告诉大家这捆绑是合理的。吃呀，喝呀，大有堵人嘴之嫌。好让大家承认这个事实。你来演出，他来看表演，大家都在这么演，一出一出，天天在重复，代代在重复，大家都不在意了，却恰恰忽略了它的本质。

　　       对于“家庭这样一个社会范畴”，艾丰在《中介论》中说：“它可以是经济组织，也可以是社会细胞。这中间有生产力要素——人（劳动力）在这里生产出来；有经济基础——不仅在过去的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生产单位，就是在今天我们的农村仍然实行的是家庭承包经营；它也有上层建筑——与上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可见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是一个跨越性的系统。”

　　        受劳动和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私人经济利益核算单位时，家庭的发展阶段就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只能是私有制。对于在中国农村这个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民私人家庭生活状况，温铁军教授在《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中说：“大家都知道，农村中出现一种相当复杂的情况，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出去了，留下的呢，人们叫做386199部队，其实就是妇女、儿童、老人，甚至出现两千多万所谓留守儿童，在家没人管，爷爷、奶奶也管不了。你们想想，一个当家的，或者一个男劳动力出去了，家里剩下老人、妇女、孩子，这个家庭的很多矛盾难以协调解决，整个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恶化。”

              由于私人家庭生活受到冲击所引起的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必然导致包括婚姻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学者郝宗珍在《婚外恋：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一文中说：“在所调查的婚外恋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因为经济条件差，为了追求经济条件改善而导致婚外恋的。据有关统计，1999年，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高达119.9万件，比1980年翻了两番，平均每年增长8.1%。20多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不但离婚率大幅上升，而且婚外恋等问题更加普遍，包二奶、姘居、乱搞两性关系，渗透在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对一夫一妻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如果说，消灭资本这个现代私人家庭的基础，使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现存的婚姻受到巨大的冲击，这也是必然的。就像中国人生成功理论研创者杨光寿（笔名庄洪）在《蔚蓝国度》中所说的：“人类为体现男女平等、稳定家庭和社会所规定的单偶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日益显出不平等和不稳定，娼妓行为盛行、离婚率升高、独身主义兴起，单偶的婚姻制度在情风欲雨的吹打下，根基已动。”

　　       人们为了追求经济条件的改善而导致婚外恋，但经济越发展婚外恋的现象却越普遍，这与人们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和享受有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我们不是一下子变得贫穷落后，而是在比较和接触中，更真切地感受和体会到了自己的贫穷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管我们的小房子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而且我们国内的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大多数人的社会满足程度反而降低，这是必然的，这也是私人家庭和婚外恋会成为我们当代社会一个重大问题的重要原因。

　　       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出卖自己，但是在追求交换价值的商品社会，当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商品时，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在劳动的异化中，哲学家出卖头脑和妓女出卖躯体一样，都是在出卖着自己的内在本质。恩格斯说：“我们看到，人们用一定的方式出卖自己：他们求乞；打扫街道；站在街道拐角处等候某种工作；替别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样的零星杂货叫卖；或者像我们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穷人家的姑娘一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弹着吉他卖唱，仅仅为了赚几个小钱而不得不听各种无礼和侮辱人的话。而终于真正不得不去卖淫的人们又不知有多少啊！这些不得不采取某种方式出卖自己的失业者数量是很大的！”（《马恩全集》二卷611页）。这个感叹号，包含着多少理解和同情，还有多少辛酸和无奈。当然，只要金钱这个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外在本质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那么，就算人们不卖淫，就算建立了经济利益共同体的私人家庭，就算拥有了自己花不完的钱，那也并不能改变出卖自己内在本质的命运。它反映到专偶制的私人家庭里，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所以庸人的专偶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作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婚姻共同体罢了”（《马恩选集》四卷69页）。

　　       家庭这个跨越的系统，也是一种自然史的发展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但他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特别关注》里的三段话，我觉得特别耐人寻味：1.“严守一对这样的婚姻，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就像放到橱柜里的一块干馒头，饿的时候找出来能充饥，饱的时候嚼起来像废塑料。”就算婚姻是最美味可口的一道菜，但谁愿意一辈子只吃一道菜；何况还有人用干馒头来充饥，像废塑料一样去嚼。这不是变心背叛之类，而是人的生理自然反映。2.“永不结婚的人，那是他的地狱；结了婚的人，那是上帝对他的惩罚。”那怎办？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结了婚，但把它看得淡一些，这样既不进入地狱，又少受上帝的惩罚，还留给自己一个自由的空间。看来，在婚姻的两种选择之间，其实还有一个“中介”结合部。3.婚姻还有三种令人尴尬的境遇：“一辈子遇不到最爱的人，遇到最爱的人却不能结婚，结婚后遇到最爱的人”。其实，只要有卓越的智慧和诚挚的情感，不要套上本来不该有的束缚自己的精神枷锁，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在现代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目前构建相对和谐社会来说，我们既不可能消灭资本关系，也不可能消除家庭作为私有制经济核算单位的现状；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资本的基础和实质等，可以凸显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类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从具有盲目性向具有科学性社会转型升级，从而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私有制最明显的特征是贫富差距大、发展机会不平等。人们一出生就被限定了不同的家庭条件、存在环境和社会背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伊克巴尔·卡迪尔教授认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都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集中化不只是贫困国家的标志，也可能是他们的贫困之源。去中心化是消除贫困、带来财富的发展引擎。随着基础设施、教育和贸易去中心化程度的上升，财富会相应增加。只有在市民得到了经济市场的力量后，权力的天平才从中心的国王向去中心的市民倾斜。权力从中央权威移交出来的所有步骤——包括法律、贸易和教育——将带来民主的兴起以及共同发展的平等机会（《技术元素》74～75页）。

　　        目前对于我国农民这个人口和劳动力主体来讲，他们生产和生活所受的劳动发展的制约是小农生产方式，所受的家庭发展制约是私人家庭的孩子依赖父母。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主要是由日常生产生活所占有和使用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比例及其总量所决定的。例如，据有关资料，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人，拥有世界医疗卫生资源的2%；而在中国内部又有20%的人占有80%的资源，另外80%的人只占有20%的资源。这就是说，占世界17.6%的以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为主的10.4亿多中国人，仅仅拥有世界医疗卫生资源的0.4%。因此，在关乎人的性命这个最根本问题上，相对而言，拥有社会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是公有制，而贫穷落后的有病看不起的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都是私有制。这不是要什么制度的问题，而是看到底有多少可共享的社会公共资源以及怎样分配的问题。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放羊，放羊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成家，成家是为了生娃，生娃是为了放羊······在如此循环往复中，当放羊、挣钱、成家、生娃都是私人生活时，那么就是为了放羊，放羊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成家，成家是为了生娃，生娃是为对他来讲就没有公有制可言，而纯粹是私有制。

　　        人创造社会环境。同样，社会环境也决定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说：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不能有所帮助。并且这个受到特别培植的特性发展的方式如何，又是一方面决定于为他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决定于其他特性被压抑的程度和性质（《马恩全集》三卷296页）。

　　        在社会变革时期，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变化，也有一些规律可循。马克思对此做过形象的描述：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的豪华汽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道和公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由于意识到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即农民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颠沛流离，疾病缠身（《资本论》一卷722～728页）。

　　        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的基础是人自身生产的文明和谐。现代社会对生活资料的生产有科学管理，对产品质量有严格的要求，但对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本身的生产却不重视，还处在最原始的状态，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生儿育女是私人家庭的私事。婚姻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人的性行为，而人自身的生产这个历史发展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之一，却成了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的事情。本末倒置，该管的事情管不了，不该管的事情瞎管，这是最值得改变的社会现状。

           来源：《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包海山著，九州出版社，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