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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研究经验与启示

已有 626 次阅读2020-7-28 06:02 |个人分类:地方学研究|系统分类:科技教育分享到微信

       鄂尔多斯学研究经验与启示
               包海山
          一、鄂尔多斯文化特色
      我们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主要有地理区域、新兴城市以及在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这三个含义相对而言,鄂尔多斯地域文化与城市文化比较容易理解,而更具有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的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作为众多宫殿和忠诚部落的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例如,目前鄂尔多斯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鄂尔多斯婚礼、鄂尔多斯短调民歌、漫瀚调等6个项目,主要是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遗产,特别是其中成吉思汗(圣主)祭典、查干苏力(蒙古帝国国旗)祭祀、鄂尔多斯古如歌(在宫廷举行隆重仪式时演唱的歌曲)这3个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鄂尔多斯人近八百年来守护、祭祀、传唱蒙元帝国的圣主、国旗、国歌,足见鄂尔多斯人的忠诚与执着。
          (一)地理区域名称
           蒙古语“鄂尔多”是汉语“南”之意。古代戈壁沙漠以南为“漠南”,阴山山脉以南为“阴山南”,黄河以南为“河南”。久而久之,三南之地统称“鄂尔多斯”(南面)。古代汉文书籍中出现的“漠南”、“河南”、“南套”、“南匈奴”、“南蒙古”等记载,符合蒙古语“鄂尔多斯”称呼。学者认为:“在鄂尔多斯保存着很多匈奴蒙古祖语”;“鄂尔多斯这个名字是很早以前在匈奴时期出现的,是指地理位置的名称”例如鄂尔多斯古陆、鄂尔多斯古海、鄂尔多斯盆地、鄂尔多斯高原等,都是指鄂尔多斯这个自然地理区域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演变等。
         我们现在所说的鄂尔多斯地理位置,是指鄂尔多斯市的地理位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面积约8.7万平方公里。鄂尔多斯市在中国版图上的位置非常独特。每天晚上央视新闻联播之后,从天气预报图中来看,鄂尔多斯是全国唯一明显而完整地画出区域的地级市地区:西、北、东三面黄河呈“几”字形环绕,南面以古长城为界与陕西相邻,即长城与黄河环绕之中的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就是鄂尔多斯。
          (二)当代新兴城市
         2001年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伊克昭盟设鄂尔多斯市所辖7旗2区,即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以及东胜区、康巴什区,总人口203.5万(其中蒙古族19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地级市。
        鄂尔多斯市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被中央确定为改革开放30年全国十八个典型地区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五个典型城市之一,被列为国家资源型经济创新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和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鄂尔多斯自然资源富集,羊绒制品产量约占全国的1/3、世界的1/4,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绒城、世界绒都。煤炭探明储量1930亿吨,约占全国的1/6,预测总储量在1万亿吨以上。境内粘土、高岭土、铝矾土等一系列非金属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品位较高,具有极大开采价值。全市探明天然气储量4.4万亿立方米,约占全国的1/3,世界最大的整装气田——苏里格气田位于境内,煤层气远景储量达5万亿立方米。此外,风能、太阳能等资源也十分丰富,发展新能源条件优越。黄河流经全市728公里,年过境流量306亿立方米,资源与区位组合条件良好,具备发展大工业的优越条件,是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区之一。鄂尔多斯生态环境适宜,是最适合人居环境的生态园林城市之一。全市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度分别达到到25%和70%以上。境内既有成吉思汗陵、秦直道、萨拉乌素文化遗址等著名的人文旅游资源,还有响沙湾、黄河大峡谷、生态草原等自然旅游景观。

       (三)宫殿与部落

        在蒙古族人文历史中,“鄂尔多斯”到底是宫殿还是部落,人们感到困惑,毕竟宫殿与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总的来说,鄂尔多斯作为宫殿和部落,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为四个阶段来理解。
         1.两个方面
         一是都城宫殿与祭祀宫帐。
         据《鄂尔多斯大辞典》以及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奇斯钦的《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考》等,作为众多宫殿的鄂尔多斯(四大斡耳朵),是成吉思汗创建的,地点在蒙古高原曲雕阿兰、萨里河原野、土刺河黑林、杭爱山北麓。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把原有的主儿勤部、乞颜部、克烈部、乃蛮部部落首领的旧营分别交由四位夫人管领,形成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每处大斡耳朵以一座斡耳朵为中心,有“车帐千百”鄂尔多斯(四大斡耳朵)类似于现代的一个城市群。成吉思汗时期没有固定的都城,大汗根据所需幸行于四斡耳朵之间,处理军国大事,当时众多的宫殿鄂尔多斯发挥着蒙古帝国的首都作用《史集》第二卷《铁木耳合罕纪》:所称四个大斡耳朵”,系指铁木真前期於三河之源地区建立的四个斡耳朵。就这四个斡耳朵的布局来看,各占一方而共同构成一个四边大致相等的棱型:阔帖兀阿阑在东、近水,宜春季放飞;哈老徒在南、居川,宜夏季避暑;哈剌屯在西、依林,宜秋季围猎;阿鲁兀忽可吾在北、傍谷,宜冬季趋暖。日本蒙元史学家箭内亘在《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中,对斡耳朵的考证,其资料虽少,而作者能以零碎之记事,勾勒其真相,从语义分析得出斡耳朵有“中央”之意,故为君主宫殿,其主人非皇帝而为后妃,为元代极有特色之制度。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窝阔台把成吉思汗的皇宫(大斡耳朵)改建为祭祀宫帐。20世纪60年代,蒙古和东德的考古学者在肯特省德勒格尔罕县境内,对在克鲁伦河和僧库尔河交汇处的曲雕阿兰(该地原称阿乌拉嘎,蒙古语有来源、含义之意)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成吉思汗第一斡耳朵遗址。2001年和2004年,蒙古和日本的一支考古队,对该遗址重新挖掘,发现了带有明显的祭祀性质的建筑遗存,并初步确定为成吉思汗灵庙遗址。参与发掘的日方负责人——日本新泻大学教授白石典之在后来撰写的《成吉思汗庙的源流》一文中明确提出:“最初的成吉思汗庙是成吉思汗的皇宫(大斡耳朵),是由成吉思汗建造,经由窝阔台改建的祭祀宫帐”。北元初期的14世纪末,将四大斡耳朵改造成八座毡帐,为了躲避明军锋锐,使它们撤离故地进入流动状态。1956年成吉思汗陵园落成,将分布在鄂尔多斯各旗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哈日苏勒德及其它圣物集中在成吉思汗陵,并举行仪式和陵宫新建筑落成典礼。
       二是都城居民与祭祀部落。
       在成吉思汗时期,“鄂尔多斯”作为蒙古帝国都城,由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精锐卫队守护。当时有成吉思汗的近卫部队怯薛军以及斡耳朵组织,其职权范围涵盖皇室的安全保卫、中央政权的军政事务、皇室成员的饮食起居及后勤供给等诸多领域,又是担负各种要职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元朝建立后,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鄂尔多斯)先后设置了四所总管府和一所都总管府,下辖提举司、长官司和各种造作匠局等二十几个机构。一直到元末,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仍旧存在。留守四大斡耳朵的常住居民,“约有十万口上下”。居住在成吉思汗创建的都城鄂尔多斯的人,都是鄂尔多斯居民。
       鄂尔多斯部形成的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成吉思汗时期创建的斡耳朵组织和怯薛组织为该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从成吉思汗建立四大斡耳朵开始,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其中从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守宫岁月,这一时期居民与部落的界限不明显;三是北元初期的14世纪末,“斡耳朵思”(鄂尔多斯)人为了免遭明军袭击,将四大斡耳朵改造成八座毡帐,撤离古都“斡耳朵思”(鄂尔多斯),守护具有象征意义成吉思汗灵宫斡耳朵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流动迁徙岁月,而在此过程中“斡耳朵思”(鄂尔多斯)的部众也以鄂尔多斯部的名称活跃在历史舞台,因此有学者认为“斡耳朵思”(鄂尔多斯)真正成为部落名称是从这一部分人的流动迁徙开始的。 
        2.四个阶段
        一是蒙古帝国都城鄂尔多斯与部众共存的阶段。
        在蒙元帝国时期,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子孙三代有四大都城,即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第一个都城“众多宫殿”鄂尔多斯、窝阔台建立的哈拉和林以及忽必烈建立的元上都与元大都“两都”。成吉思汗时期,鄂尔多斯是都城;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作为都城宫殿鄂尔多与祭祀宫帐鄂尔多并存。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成吉思汗季子、大蒙古国监国托雷为成吉思汗建立“白色宫帐”(白宫)。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汗位,在都城哈拉和林建立成吉思汗祭灵白宫。1264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元上都建立成吉思汗“失剌斡耳朵”(黄色宫殿),1266年在元大都建太庙“八室”。成吉思汗去世之后,蒙元帝国四大都城鄂尔多斯、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均有祭祀宫帐,有其管理和祭祀人员,而在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祭祀成吉思汗的群体,并没有称其为鄂尔多斯部;而只有在都城、古都鄂尔多斯的部众是鄂尔多斯人,这一时期居民与部落没有明显界限。
        二是鄂尔多斯部落守护祭祀宫帐流动迁徙阶段。
        元末至北元初期,蒙元帝国都城元上都、元大都、哈拉和林先后被袭击、摧毁;北元初期的14世纪末,“斡耳朵思”(鄂尔多斯)人将四大斡耳朵改造成八座毡帐,撤离古都“斡耳朵思”(鄂尔多斯),直到1634年北元末代大汗林丹在西进青海途中去世,守护具有象征意义成吉思汗灵宫斡耳朵经过了长达二百多年流动迁徙岁月,鄂尔多斯人以鄂尔多斯部的名称活跃在历史舞台虽然在15世纪中叶,白色宫帐随守灵部迁至鄂尔多斯地区,但是鄂尔多斯部还是基本处于流动迁徙状态。
        三是鄂尔多斯部落入驻鄂尔多斯地域阶段。
        1635年,鄂尔多斯部济农孛儿只斤·额磷臣,率部归顺后金。1649年,清朝封他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札萨克多罗郡王,兼任伊克昭盟第一任盟长。清朝将鄂尔多斯蒙古部划分为6个旗,即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鄂尔多斯左翼前旗、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鄂尔多斯右翼前旗、鄂尔多斯右翼后旗。1649年,额磷臣从黄河南岸的伊克昭迁至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中部,并将成吉思汗八白室同时迁移至他的封地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中部伊金霍洛。从此,鄂尔多斯人入驻鄂尔多斯地区,有了封地,成吉思汗八白宫及祭祀圣物分布于鄂尔多斯各旗。1956成吉思汗陵园落成后,将分布在鄂尔多斯各地的奉祀之神,全部集中于成吉思汗陵供奉。
         四是在现代名城鄂尔多斯各民族融合阶段。
         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伊克昭盟设鄂尔多斯市,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各民族的人们都成为鄂尔多斯市居民。穿越时空,迁徙上万里,历经数百年,从蒙元帝国第一个都城演化为现代草原文化名城,城市鄂尔多斯依然是鄂尔多斯,鄂尔多斯人也依然是鄂尔多斯人。这种神奇现象,或许绝无仅有。
      传说,成吉思汗远征西夏途经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时,看到这里美丽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在享受融入大自然的喜悦和惬意中,他的心身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放松,使马鞭从手中滑落在草地。当随从人员想去拣马鞭时,他挥手制止,并深情吟诗一首:“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人享乐之邦”。或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或许是长生天在冥冥之中的有意安排,总之,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历经数百年沧桑岁月,经过上万里流动迁徙,创造过辉煌,经历过磨难,书写过无数传奇故事,最终来到并植根于成吉思汗生前眷恋的并且愿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古老而神奇的鄂尔多斯大地,而且又与新兴城市即“现代名城”鄂尔多斯融为一体,这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作为宫殿与部落,具有转换自如的应变能力和生命活力。宫殿如城,部落是人。鄂尔多斯不是人受围城所封闭,而是城随人所变迁。现在,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和谐生活和发展的人们共同成为鄂尔多斯居民,在鄂尔多斯大地、在现代草原文化名城,融为一体共同温暖全世界。
        、鄂尔多斯学研究经验
        鄂尔多斯学是地方学。地方学研究既要立足当地,又要跳出当地鸟瞰更大区域。鄂尔多斯学研究,立足当地8.7万平方公里土地,跳出当地鸟瞰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都城鄂尔多斯所在地蒙古高原、鄂尔多斯人迁徙万里走过的区域以及鄂尔多斯与整个世界的联系
        地方学研究地方研究不同。地方学研究既注重当地文化特色,更注重学科的普遍原理,构建学科体系,使地方学研究“朝向学科化、国际化发展”。科学无国界,具有科学性的地方学研究能够国际化发展。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经验,既注重鄂尔多斯文化特色,更注重学科的普遍原理,以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根本任务、以道法自然为终极目标,以在本质上同一的规律为核心,把所有相关鄂尔多斯学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且把鄂尔多斯学作为全球地方学的组成部分,努力与全球地方学网络连接在一起融合发展。
         (一)探寻一个本质规律
         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是具有科学精神,基于信仰和信念,来探索、构建和应用遵循自然法则的学科知识体系。
         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主要创始人、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奇朝鲁在《回顾与瞻望——写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一周年之际》中认为: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融多学科为一体的“鄂尔多斯学”,旨在构建包容性很强的地域性、系统性专门学问。这就是创意“鄂尔多斯学”命题的基本内涵和依据。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定我们去追求这种选择,去做信仰和信念决定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志同者必然道合。对事业的认同感汇集成一股巨大的信心和力量。
      只有认识和遵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才能围绕这个核心把相关研究都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构建融多学科为一体的“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奇朝鲁在《浅议地方学和地域文化》中指出:“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去探寻认知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包括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文化及其与鄂尔多斯经济、政治、生态等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客观规律,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运用规律,引领发展;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集成创新,道法自然是终极目标。”
        由此,我们对为什么要构建鄂尔多斯学,以及构建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根本任务、终极目标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知,从而使鄂尔多斯学研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努力通过学科研究揭示和转化自然法则本身的能量。如内蒙古文联原主席、鄂尔多斯学研究者阿云嘎在《读<成吉思汗箴言选辑>感想》中所言:“何为长生天的力量?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主张‘以诚敬天’,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
        地方学研究不局限于外在表现形式上的描述性“文化解释”,而是深入研究在无形中支配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规律。世间万物“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因此地方学研究一定要达到尊道贵德的层次和境界。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地方学不局限于仁、义、礼层面上的文化研究,而是努力不失道或者说入道、顺道,尊道贵德。以此来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鄂尔多斯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成吉思汗文化,就不再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不再只是看把他的遗物当作“神物”跪拜祭祀了多少年,而更注重他所敬仰的长生天即所顺应的自然规律,以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激情四射的豪迈、走向文明的智慧,渗透到我们的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知识学问可以学会,而骨子里的优质基因只能遗传,这是鄂尔多斯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从而形成鄂尔多斯学研究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
      鄂尔多斯学研究促进鄂尔多斯文化、成吉思汗文化研究学科化、国际化,由此能够看清楚“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成吉思汗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自美国《华盛顿邮报》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以来,成吉思汗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出现一批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或力作,成为畅销欧美的热血读物,再掀英雄史诗的热潮,鼓舞人们为梦想而战,像成吉思汗一样创造英雄传奇!德国历史学家巴克霍森在《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帝国的崛起》中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一位几乎白手起家的卓越经营者,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团队。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认为,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觉醒。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个在自己征服过的各个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韩国学者金正洛在《千年历史人物》一书中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成吉思汗的经济政策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因特网的前奏。成吉思汗的开放政策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先行。 
        (二)突出两个重大贡献
         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代表的蒙古族文化,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对中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两个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一是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体量、提高质量;二是给予人类全部社会体系整体性旋转的初次动力。
      1.改变中华文化体量和质量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在不断碰撞、交流、融合中形成的,而蒙古族文化对中华文化体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认为:“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在这种改变中,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如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格·孟和在《蒙古文化概论》中所言:“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
       应该说,成吉思汗成为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也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做出了贡献,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理念的对接与融合。其中,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以及元大都即北京中轴线具有典型意义。
       先说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格·孟和教授在《论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的历史意义》中强调两点:1.成吉思汗是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而蒙汉文化广泛而深入交流主要是从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老子道学开始的。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会见,原本都有功利目的。前者志在平息战火,后者意在讨求不死之药。然而,两个性格绝不相同乃至于相悖的历史人物,在亲切的交流中各自显露其真诚、睿智及人格魅力,于是便有智者间的倾心,结下了至死不忘的情感,找到了文化交融的结合点。2、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
      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们能够意识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更大的自然能量客观存在。人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一般认为来自神仙法力或者天地灵气,而老子认为来自“道”,揭示了道法自然的规律,因此崇拜天地、注重人的天性、遵循自然规律的蒙古民族,容易接受阐述自然法则的老子道学。
      再说元大都即北京中轴线。北京作为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历史见证,中轴线是其中最精华的表现,“是古都的脊梁与灵魂所系”。蒙古语“忽必烈”,有汉语转世、演化、升华之意。忽必烈不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更重要的是忽必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衣钵,一统了大中华,并且使元大都演化为汇集和融会中国历代都城最后结晶的北京城。元大都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元大都的缔造者是蒙古人忽必烈,设计者是汉族人刘秉忠。忽必烈将国号以“大元”来命名与元勋刘秉忠有密切的关系。刘秉忠,曾入全真教苦修,后被时称“再世惠能”的天宁寺住持虚照禅师招为僧徒,并因其博学多才而任掌书记。后来刘秉忠行脚云中(大同),留居于南堂寺。恰被尚未即位路经云中的忽必烈发现了刘秉忠的才学,从此展开了一代君臣的开国大戏。刘秉忠精通《易经》,乃得道之人,谨守万物根本,宁静淡泊,虚静无为。忽必烈采纳刘秉忠以《易经》中的“大哉乾元”的建议,以“大元”为国号。

      在元大都中轴线的规划中,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种完美结合。北京学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建平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

      2.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 
      成吉思汗不仅扩大了中华文化的体量,也给予整个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通过武装力量和经济手段促进了全球化。
      从经济角度来看,人员流动、产品交换、货币通用是全球化的基础。在商品的流通、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草原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
      到了蒙元时期,蒙古人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通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蒙古帝国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和信用,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千方百计吸取时代精华,东西方文化交流也被他推进了。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我把成吉思汗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蒙古帝国靠武装力量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那么元朝时期则是靠经济利益和货币权力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流通,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直到13和14世纪,蒙古民族创造的纸币成为通用货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从16世纪开始,西方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可以说这是蒙古族货币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到了现代社会,货币力量发展为资本力量,而且如恩格斯所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就货币和资本而言,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通过纸币的权力和信用“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必然性中,我们可以看到“长生天”的能量与“真理”之光芒的交相辉映,也由此能够感悟到围绕成吉思汗形成的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又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鲜明特色。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使鄂尔多斯学能够成为穿越时空、探索规律、道法自然的学科体系。
      ()促进三个经典融合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成吉思汗遵循客观规律,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才能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体量、提高质量,使“长生天”与“道”理念对接融合,并且给予人类全部社会体系整体性旋转的初次动力,使“长生天”的能量与“真理”之光芒交相辉映。
       那么,世界第一哲人老子感悟之“道、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敬仰的“长生天”、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探索的“真理”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必然联系?带着这些问题,近年来开展了“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课题研究,于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人,人所创造的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转化的自然法则本身,这是三个不同层次上的不同概念。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他们从不同角度探索、揭示、遵循自然法则而创造和形成的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而“道”、“长生天”、“真理”只是称谓不同,但实质上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可以统称为自然法则。相对而言,个体生命是短暂的,科学文化可以穿越时空在社会“公共大脑”里得到传承与发展,而自然法则是永恒的,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之所以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结晶,是因为他们的感悟和认知更接近于自然法则。我们学习和研究他们的科学文化,是为了学习和掌握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最终目的是更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本身,也正是在更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过程中,我们能够促进三个经典的融合。
         揭示规律的人、所形成的科学文化,可以分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而所揭示的规律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例如,世界各国学者因为感悟老子道学内在实质而理解和热爱道学。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说:“《道德经》出自何人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他所蕴涵的思想”。美国汉学家艾兰教授说:“‘无为’正如水之所为:它缺乏意识不能有‘行为’,但自然而然地流淌而不需任何人为的努力······其是‘无为’的一个侧面,由于‘道’也是基于水的意向,故‘无为’亦是‘道’的体现”。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卡普拉说:“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美的生态智能”。加裔美籍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说:“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自然的规律,是一种统一的和自发的行动。世界万物和每一种变化都有它内在的必然性,都是部分的协同的合作来促进一个整体”。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说:“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体人类的最终命运”。比利时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说:“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实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德国人尤利斯噶尔认为:“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可见,无论哪个地方、具有什么专业知识的人,都可以感悟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及其能量的客观存在,它“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不同时期人类智慧结晶可以融合,不同地方的人们可以共同创建全球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是因为形成智慧、创造科学文化的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同一的。恩格斯说:“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系统性地方学研究,就是为了认识和把握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这“两个系列”运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从而实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由此能够深刻理解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探寻规律,终极目标是道法自然。
         三、对地方学构建与应用的启示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以探寻客观规律为一个核心,把所有相关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内容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努力把鄂尔多斯学与其他探寻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的地方学相连接形成一个网络,共同构建全球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这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经验,也是对地方学构建与应用的启示。
       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系统工程,面对全局性重大社会问题形成问题导向,就能够汇集、整合更多的资源,在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中有效解决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系统性现实问题,最终共同回归自然,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一)学科建设

      真正全局性的重大社会问题,需要人类共同来解决。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就是通过汇集和整合更多的人类智慧,构建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学科知识体系,从而应用学科知识体系有效解决每个地方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例如,创立温州学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温州人的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变“区域人”为“世界人”,从而汇集和整合“世界人”的智慧来构建与应用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有效解决“区域人”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

        构建学科体系是基础,只有构建起学科体系才能应用它为社会发展服务。对学科建设,可以从内容和路径两个方面来探讨。

        1.内容

        地方学的构建,要面对全局性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共同探寻解决问题的内在本质规律。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以及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是涉及到每个地方、每个人的人类社会全局性重大社会问题。跨学科的系统性地方学研究,也需要“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从而共同有效解决涉及到每个地方、每个人的现实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知道人所创造的一切商品都有交换价值,都可以用金钱来买卖,同时要更要深刻理解创造其它商品的人的劳动也变成了一种商品。正因为人的劳动本质异化为一种商品,有钱人和没钱人都受资本的支配和奴役。如马克思所言,“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着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因此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地方学就是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促进各国、各地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共同有效解决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每个地方的全局性重大社会问题。

     从“劳动的解放”到“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分为不同阶段的系统工程。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因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而真正的人的自由“是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二是构建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就是要通过探索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社会资本具有不断高度集中的内在规律,而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围绕一个“引力中心”高度集中起来的唯一的单个社会总资本与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将会形成怎样的关系,人类将怎样促进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发生系统性改变,使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所具有的资本属性逐渐淡化消失,最终还原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原本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这些都是通过构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来有效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内容。例如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在《中国科技发展经典文库》《中华优质教育》等书刊发表的《草原文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草原人有智慧有能力训导资本狼》《灵气活化“资本论”——试让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体现巨大经济价值》《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文章,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2.路径

       对地方学学科建设的路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是学术联盟的建设。

     在中国,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的创立,可谓是中国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的一种探索。2005年,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倡议下,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扬州学、徽学六家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第一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所,目前会员单位有30多家。十几年来,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学研究机构以及海内外从事地方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发挥人才的聚集效应,形成合力,有组织地开展学术交流、互通信息、共享成果,把地方学研究工作引向深入、走向世界。例如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与北京学研究基地、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泉州学研究所等联合举办“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地方学应用与创新研讨会”“走向世界的地方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等,编辑出版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在亚洲,北京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执行主席单位,逐渐成为“带头人”与韩国首尔学和日本富士学等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通过在北京举办“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共同推动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如日本富士学会理事长佐野充教授所言:“目前,我们正在以代表中国地方学研究最高水准的北京学研究所为带头人,和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一起,中、韩、日三方共同努力推进东亚地方学的研究。三方也应该更进一步地将地方学发展成为对全亚洲地区振兴和地方创生有所帮助的学科领域。”韩国学者李奎泰教授也认为:中国地方学的研究活动方面,北京学研究基地联合中国各地的地方学研究单位,形成了中国地方学研究全国化的趋势,促进交流合作,使中国地方学成为一个成功的学术领域。希望以此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构建中国的地方学研究界与韩国、日本地方学的合作网络,持续把中国的地方学研究的合作领域扩大为世界化。韩日地方学界各自国内学术联网,若由北京学研究所的中介与中国地方学研究界建立合作研究活动网络的话,我们大家期待的各个地方学的国际化的研究网络将会成功展现出来,一定会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学科。

        二是交流平台的建立。

        在辑刊与专著方面,从2018年开始,中国地方学联席会与成员单位合作,每年编辑出版2辑《地方学研究》辑刊。作为联席会的研究成果系列出版物,汇集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成果,促进相关系列成果的持续积累,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不断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扩大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打造“中国地方学”特色品牌。《地方学研究》第1辑、第4辑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负责编辑出版,第2辑、第3辑、第5辑由北京学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可以说《地方学研究》辑刊展现了中国地方学研究的现状以及走向世界的趋势。例如《地方学研究》第5辑,是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蒙古、加拿大、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提交的70篇论文基础上择优编辑出版。

      相对而言,论文汇编可以汇集和积累很多基础资料,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学习、借鉴和总结,许多创新观念和思想火花可以有效整合、激发活力;而对于创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来说,必须要有各种明确概念的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著作来构建,专著是在论文基础上的汇集、整合、提升,是进一步的深入而系统性思考和探索。例如北京学研究基地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共同印制的“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材料”《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以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学为例》专著初稿,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北京学、首尔学、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合作开展“创建世界性一流学科,促进全球化交流合作”课题研究,也在推进实质性的国际交流合作。毕竟,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各国地方学研究者共同的社会事业。各国地方学研究者共同努力,才能形成全球化的研究网络,而世界性的一流学科,将由世界各国地方学研究者的系统性研究的一系列专著成果来支撑。

         在“互联网+地方学研究”方面,当地方学研究真正“走进”并“融入”网络世界时,也就意味着“走出”了研究机构的小圈子,促进“知识体系+应用服务”的融合发展,使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成为社会大众可以共同参与、分享成果的一种社会事业。例如地方学研究通过互联网走进并融入大学,就不只是几个老师带着自己的教材或者PPT给数十个学生讲课,也不只是偶尔一次的专题讲座,而是能够全方位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以及教学科研领域,可以把研究机构多年来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整体性走进并融入大学。而且,不仅使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走进大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能够让师生们随时感知和参与创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全过程,这才是地方学通过互联网走进并融入大学的真正魅力所在。

      地方学走进网络的起步阶段,主要是在网上刊载文章、展现成果。例如,在公益性思想类网站草根网建立“地方学研究”团体博客以及个人博客,刊载数十个地方学的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的博文1470多篇,访问量达2690多万人次,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为地方学研究的交流合作、学科普及等开辟了新的路径和空间。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使科学文化的创新发展除了现实社会中个体头脑的物质结构载体之外,还形成了网络世界里的“全球脑”信息结构载体,这是全球地方学研究在一个巨系统内以信息形态穿越时空融合发展的新的空间。人类发现、认识和遵循自然法则而形成科学文化,因此科学文化与自然法则接近或融合而具有生命活力,并且能够具备“自我繁殖”能力。随着科学文化自我繁殖能力的形成,全球化系统性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将由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同来完成,汇集人类智慧和能力来构建的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一切细节和联系,将率先在网络世界清晰地推演并展现出来。

        (二)社会实践

     地方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应用是学科研究、科普教学、应用服务、社会实践各个环节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根据发展趋势,可以预测:2025年初步形成学科框架,有些大学将在研究所、研究中心等基础上开设地方学专业,将出现应用地方学服务社会发展的新的社会职业;2030年基本形成学科体系,有些地方将创办地方学构建与应用大学,将出现把地方学学术研究、科普教学、社会实践各环节连接起来融合发展的新的市场主体。

        1.社会职业

     职业是个人所从事的服务于社会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当人们能够创建有价值的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并且在应用它为社会发展服务中体现出价值的时候,就会出现构建与应用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新的社会职业。职业需求是一定时期内用人单位可提供的不同职业岗位对从业人员的总需求量,它是影响个人职业选择和职业兴趣的客观因素。职业需求对个人的职业兴趣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在一定条件下,它可强化个人的职业选择,也可引导个人产生新的职业取向。职业兴趣增加个人的工作满意度、职业稳定性和职业成就感。社会舆论对个人职业兴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政策导向、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社会时尚等方面。政府就业政策的宣传是主导的影响因素,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改变就业观念和就业模式,而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尚职业则是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追求的目标。对地方学职业的需求,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

      一是现有研究人员的职业变化。

      目前,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等很多地方学,在当地大学有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机构,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有各自的专业、职称等,地方学研究是副业、兼职。随着地方学形成学科框架、形成学科体系,随着大学开设地方学专业,特别是随着创办地方学构建与应用大学,将使很多研究人员的职业发生变化,地方学研究将会成为新的职业。

      二是各行各业出现新的职业需求。

      地方学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系统性研究,使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研究向着学科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使地方各行各业研究质量有显著提高,因此,各学科、各行业、各领域都会生产构建与应用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现实需要,与之相适应,将会出现满足广泛需要的新的社会职业。

          2.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即商品进入市场的监护人、所有者等。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它具有盈利性,这是其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我国有上亿市场主体,其中庞大的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劳动就业或者创新创业,只有创造和体现价值,使企业盈利,使资本增殖,才能使市场主体持续发展,从而奠定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经济基础、现实条件。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的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要遵循这种规律,特别注重三个要点。

        (1)科学文化成为真正有价值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

         地方学构建与应用的产业化发展,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创造和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价值。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以自然力为主的农业经济、以大机器为主的工业经济和以科技为主的知识经济发展阶段,而地方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系统工程,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基础上,努力使揭示、反映和转化自然法则巨大能量的科学文化,在社会劳动生产力体系中成为发挥指数效应的第一生产力,并且成为改善社会生产关系的第一法宝,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生态环境等一体化融合发展。

         恩格斯说:“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的分工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富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分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

        这里的“关键”, 一是科学文化成为真正有价值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二是还要变成社会全体成员可以共享的财富和资本并且促进它进一步发展。

        之所以能够使科学、教育、艺术、交际方式、生产组织、劳动管理等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形成的广义文化,变成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变成全社会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并让人类共享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是因为科学文化揭示和转化的自然法则能量原本人类可共享。

        从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角度来看,老子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也就是说,遵循客观规律的智者,不积蓄身外之物,总是想为别人服务,结果为别人服务的能力越来越强;总是想给予别人更多的财富,结果能够给予别人的财富越来越多。从最能促进生产的分配方式来看,恩格斯说:只要分配为纯粹的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市场主体,既要认识创造社会财富的规律,也要把握最能促进生产的那种分配方式。

       (2)人心所向形成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引力中心”。

      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只有社会大众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共同参与,资本才能运转起来。资本属于个人拥有是虚拟的(除了直接消费的“资金”之外),而资本只有转化为社会生产能力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对于资本的集中规律及其消亡过程,马克思说:资本的集中,不论是通过吞并即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合并为唯一的单个资本,“集中才算达到了极限”。他说:“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了,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具有的资本属性消失了,也就是世界上不需要资本、没有资本了,最终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要发现、认识和把握社会资本高度集中以及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的内在本质规律。

         从宏观上来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作为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 ,哪些资本遵循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就会成为对其他资本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违背自然规律的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自然法则是有效整合人类智慧的“引力中心”,也是高度集中社会资本的“引力中心”。人类智慧和社会资本整合与集中的共融点,是遵循自然法则这个共同的“引力中心”

         从社会大众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相互促进来看,形成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引力中心”是人心所向。就消费与生产的互动关系而言消费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例如科学文化产品的消费与生产,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一定目的和愿望。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作的。科学文化产品创造出懂得欣赏科学文化产品并且理解其使用价值的社会大众。因此,生产不仅为消费主体生产对象即科学文化产品,而且也为科学文化产品生产消费主体。社会大众普遍的需要,是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地方学遵循客观规律,顺应人心所向,为满足社会大众普遍的需要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从而创造和体现构建与应用地方学学科体系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3)造福社会大众的智慧和能力改变资本和劳动关系。

      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资本只是像一面无形的大镜子,所窥探、反射和映照的都是人类自己的思维、欲望和灵魂;资本只是像一台无形的大电脑,根据人类按照自己的生产条件、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等设定和编排的程序在机械地运作。人类可以利用资本剥削劳动,也可以为社会大众造福,如恩格斯所言:“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无产者和有产者的阶级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随着劳动者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普遍提高,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简单重复性的程序化劳动将逐渐由智能机器来代替,从而把大多数完全委身于直接生产的创造低价值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向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创造高价值的创新型高级智力劳动方向发展,创新型高级智力劳动将会成为人类未来主要劳动形态和价值形成主要来源,从而消灭生产的不足这个划分阶级的基础。

      由此可见,消灭生产的不足这个划分阶级的基础,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也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如马克思所言,“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怎样使资本从盲目、不自觉到主动、科学地完成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怎样使资本自觉地用来为社会大众造福,这就需要创造和使用资本的人类有智慧、有能力赋予资本符合发展规律的各种新的社会职能。资本关系因人而变,因此随着社会大众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普遍提高,能够使资本的条件、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劳动价值评判体系、社会分配机制等能够发生整体性、系统性改变,而改变资本实质是关键。

         对资本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成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资本支配劳动,还是劳动支配资本,这取决于哪个能量更大。随着社会发展,我们从三个方面能够意识到改变资本实质并且最终使资本属性自然消失的必然性:一是科学文化是在过去劳动中形成和积累的,同时也是现在直接活劳动所掌握和发展的,因此当科学文化成为第一生产力并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决定性的指数效应时,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将有条件有智慧有能力支配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二是当只有在创新和共享中才能无限增值的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时,这种共享性和无限增值性决定了,现在直接的活劳动通过提高效率和奉献创造更多剩余价值时,便可以使社会资本具有为未来活劳动提供服务的功能;三是随着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具备几十天之内就能够使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文化总量翻一番的能力,随着资本具有为直接的活劳动提供服务的功能,人类不仅可以改变资本实质,改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且还能够通过不断提高可共享的社会公共产品比例和总量,来逐渐淡化并最终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属性。从人类有智慧有能力改变资本的实质、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来看,资本关系的“外壳”不是突然“炸毁”的,而是逐渐淡化最终自然消失的。

     总之,应用服务,特别是新的社会职业的出现以及新的市场主体的形成,将大大加快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系统工程建设,并且在各行各业整体性发挥其各种社会效能。

     作者: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草野思想库副理事长、草根网地方学研究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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