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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文化的民族特色(包海山)

已有 1950 次阅读2011-5-15 03:39 |个人分类:鄂尔多斯城市主题文化|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鄂尔多斯是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从民族文化角度来看,鄂尔多斯文化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鄂尔多斯地区有过很多民族。据有关资料,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形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布局,各民族互相依存,打不散,分不开,共同创造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有利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鄂尔多斯成为民族融合的基地,文化交流的舞台,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唐宋时期,鄂尔多斯地区也一直是汉、突厥、党项等多民族杂居和交往的地区,孕育着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鄂尔多斯更是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内地汉族频繁交流和联系的联结处。明清以后,大批汉族进入鄂尔多斯地区,政治上的战争,始终割不断各族人民经济上的依赖、交换和文化上的依存、交融现在,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通婚的现象更为普遍,这是血液的交融,经济的交往,也是文化的融合。作为主体民族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在吸收融会多民族文化精华基础上传承下来,得以不断发展和繁荣。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在世界大舞台才更能彰显民族特色。以蒙古族为主体的鄂尔多斯,其文化的民族特色,主要就是蒙古族文化特色。马克思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蒙古民族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也由此形成了最大的民族特色。蒙古民族不仅是鄂尔多斯主体民族,而且也是“走向统一、走向世界、走向文明”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民族。真正的统一是世界的统一,真正的文明是世界统一的文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时,货币和资本是以文明方式促进世界统一的主要途径。如曹龙骐在《金融学.导论》中所言:“现代金融首先表现为全球战略问题,由金融业所经营的货币资金的同质性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化趋势所决定,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马克思称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货币作为‘纽带’来实现。”正是从货币和资本的全球战略高度,当我们探索货币产生和资本形成过程时,能够清楚地看到蒙古族文化的民族特色和历史意义。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也是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在商品流通、货币产生和资本形成过程中,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如马克思所言,“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2] 。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变成商品交换,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是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的历史意义所在。

    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的作为货币主体的信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我国是最早创造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据有关资料,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就曾使用过白鹿皮币,唐代又出现过飞钱,这些都属于纸币的雏形。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则是北宋天圣元年发行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流通的现金收据,随时可以兑现。金代也用纸币,但是因为币值不稳,三五年就更换新钞,所以流通范围并不很广。而到了元代蒙古帝国时期,则以使用纸钞为主,纸币成为主体货币,最基本的是“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两种。这种纸币的功能与现代的钞票已基本相同。由叶李拟定、由尚书省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件》十四款,内容颇为周详。这不仅是我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较完备的币制条例,对后世的纸币流通产生很大的影响。

     纸币成为主体货币的最大难度、同时也是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国家的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世界征服者”,在外在形式上靠武装力量,而内有本质上靠货币权力即“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使四十多个国家、七百多个民族、五亿多人口都归服于大蒙古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实践了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所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流通,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直到13和14世纪,蒙古民族创造的具有信用价值的纸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从16世纪开始,西方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在蒙古帝国的推动和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出现了文艺复兴,“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曙光”。现在,征服世界的武力作用消失了,但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的通用“纸币”即具有“同质性”的信用货币的社会权力却日益增大,以至货币成为统治世界的一种社会力量。 正是从这种历史传承中,我们能够看到鄂尔多斯文化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民族特色。  

     参考资料: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0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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