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FP-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长文,题目是《沙利文模型》,副标题是《沙利文,拜登的“一代人仅有的智者”正在面临一代人仅有的挑战》。文章全面刻画了沙利文的国家安全观念和他的“外交政策模型”。(阅读全文点击这里)
文章称,44岁的沙利文是拜登政府最年轻和最高级的国家安全官员,也是60年来美国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拜登在介绍沙利文时,称他为“一代人中仅有的智者”,但是他现在却面临一代人中仅有的挑战:中国的崛起。
文章说过去几年来美国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但是沙利文对美国的“更新”renewal能力坚信不移。不久前在阿拉斯加,面对中国外交官员的猛烈抨击,沙利文回答说:“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审视自己的缺点,并不断寻求改进。这就是美国的秘密酱汁。”
文章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一个处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人来说,沙利文的重点是“国内更新”。(这似乎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称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他的幕僚长亚伯拉罕(YohannesAbraham)说,沙利文试图将国家安全、经济和国内政策融合为一个"无缝的更广泛整体",他与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赖恩·迪斯和掌管国内政策委员会的的苏珊·赖斯(Susan Rice,曾担任奥巴马的国安顾问)进行密切合作。
例如,沙利文积极参与了拜登提出的1.9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法案”,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全力支持白宫,确保该法案获得通过。去年他曾经在《FP》杂志上撰文写道:缺乏国内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比国债更严重。
文章回顾了美国的历史,指出从罗斯福以来的美国各届总统都必须决定:应优先考虑美国的国内需求还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沙利文和拜登的外交政策出发点是满足美国中产阶层(工薪阶层)的需求。
例如在奥巴马当政期间,沙利文曾经积极参与和起草了《跨太平洋伙伴》TPP贸易协定。沙利文曾经认为,这项贸易协定对于对抗中国和为"亚洲轴心"奠定经济基础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相信,虽然这笔交易可能为美国公司争取机会,但它忽视了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潜在负面影响。
文章认为沙利文曾经是美国传统的对外政策共识的支持者,对于特朗普所造成的混乱,他正在恢复外交政策的“严谨性”和“规律性”,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过去的条条款框框不能适应今天所面临的挑战,现在他正在试图构造一个全新的,可以持久并更有韧性的美国外交政策。
文章指出,为了制定更好的对华政策,沙利文求助于克林顿的前东亚事务高级外交官、“重返亚洲”政策的总设计师库尔特·坎贝尔(外号“亚洲沙皇”)。作为白宫的首席“印度-太平洋协调员”,坎贝尔负责监督许多涉及亚洲和中国相关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理事会。坎贝尔说:"我们想在亚洲做的每件事,我们现在都有机会做,我们继续做下去非常重要。"
奥巴马的”乐队“也许是回来了,但是所奏的”乐曲“已经不同了。沙利文与外国外交官员会晤时曾经说:“我们不是特朗普,但我们也不是奥巴马。”
文章最后说,人们有理由认为拜登的"建设得更好"哲理带有特朗普“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特征,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外交政策将联盟视为怀疑对象,拥抱威权强人,并将美国的领导视为负担或讨价还价的筹码。拜登和沙利文都认为,联盟是力量的源泉,中国问题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矛盾,而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使外国的威胁远离美国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