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一周年，由于总体规划仍未出台，“雄安速度”并未出现在这个当初外界认为将超越广东深圳和上海浦东的改革新区。

过去一年来，规划中100平方公里的起步区里，投资8亿元（人民币，下同，1.6亿新元），占地约0.24平方公里的市民服务中心接近竣工，

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在兴建中的工程项目。目前，新区最重要的生态支撑白洋淀，不仅缺水而且污染严重，

区内现有100多万人口主要以农业和传统工业从业者为主，这些现状与宜居、创新之城的定位，似乎还有一段距离。

从中国国务院去年4月1日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迄今已过了一年。新区成立一周年前夕，《联合早报》记者前往新区采访发现，曾为新区人身份欣喜若狂的民众情绪已转为失落，失业及物价上涨让他们私下怨声四起，对今后出路的忧虑给人们未来的憧憬蒙上了一层阴影。

民众普遍焦躁的情绪似乎并没有传到当局，中央政府和河北省官员，多次重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提出过要“保持历史的耐心”，稳扎稳打朝向千年大计的目标推进。

记者从白洋淀高铁站驱车不到10分钟，就可以看到被称为雄安新区“一号工程”的市民服务中心建筑工地。

起重机和推土机等重型机器在轰鸣中笨拙地移动，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建筑工人在飞扬的尘土中往来穿梭。在他们身后，数个单体建筑已经封顶。这些楼高不过三四层的建筑将作为雄安新区的规划展示馆、政务服务馆、会议馆等。

在工地警戒线以外，则是一番堪比夜市食肆的场景：小贩们推着装满不同快餐、饮料的三轮车从四周聚拢而来，面条摊、包子铺……各种摊铺都有建筑工人去光顾。10元钱管吃饱的现煮面条也受到工人的欢迎。

这里是新区获准施工的工程项目之一，也是一些失业多日的当地人不愿错过的生意机会。一名周姓煎饼摊主无奈地说：“市民中心完工后又要失业了。”他自称是当地一家机械加工厂的老板，新区确立后，工厂被迫关停，一直靠打零工谋生。

与工地的火热场面形成对比，容城县城里的不少商铺则清冷多了。距离“央企一条街”一公里以外的书店加杂货铺老板梁民（化名，48岁）告诉本报，生意愈发难做了。

“房租涨得太快。”他不停地嘟囔：“卖书不挣钱，好在我这多种经营，彩票一张赚一毛多钱，再卖点冰棍饮料，虽然都是薄利，但也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两年经济不好，本指望房租能往下落，可现在反而一个劲地涨，去年涨到3万5000元，今年5万元，明年肯定涨到七八万元，不拆租不起，拆了更租不起。”

房租大幅上涨是当地民众最直观的感受。去年新区成立后，为防止未建先乱和炒房等乱象，当局对土地、楼市，以及户籍进行全面管控。

炒房被遏制，但由于响应中央政府号召的央企国企蜂拥而至，房租霎时被推高，有报道揭露，央企国企的房屋租金甚至一度远高于市场价。

对于当地人来说，没有固定资产出租的大多数人并未从房租暴涨中受益，他们关心的是拆迁补偿金。

一个月前，容城当地政府进行拆迁安置推演，梁民也跑去看了，对补偿金并不满意。“如果按照500元一平方米补偿，2013年我花50万元盖的小楼，500平方米只能拿到25万元，亏大了”。

远不及预期的补偿金让他愤怒地提高了声量：“都一年了，一点实惠都没看见，就看到房租蹭蹭涨，收入却往下走。”

发泄了一肚子怒火后，他又为将来的收入来源发愁：“新区需要高端人才，我一没技能，二来年龄也大了，就想守着房子安安稳稳过日子，这也看不到希望了。”

他长叹了口气：“新区如果招保安，大概只有这个还能去试试。”

由于土地、楼市、户籍等一系列管控禁令仍未解除，街面上几乎看不到有房产中介机构，甚至婚庆公司也很少见。

一位即将嫁入雄安新区的外地准新娘对本报说：“不能买新房，旧房也不能大兴土木地重新装修，即使领了结婚证，也不让转户口，要做雄安新区的媳妇还真不容易。”

和容城和雄县相比，雄安新区辖下的另一个县城安新县，还没有任何大动静。

安新县的大王镇曾经是传言中的行政中心。然而随着市民服务中心在容城县动工，京雄高铁站在雄县启动等，仍然“按兵不动”的安新县让当地村民有些失落，他们也同样担忧未来的生活出路。

大王镇村民王勇（化名，30岁）与妻子在村里经营一家小吃店已四年。两人起早摸黑，把孩子托付给父母照看，过去每个月能挣到1万多元。

自去年4月1日以后，村里不允许建房，加上一些村工厂因环保问题关停，顾客陡然减少，“收入少了一半”，他沮丧地说：“工人都去外地打工了，村里闲人多了，都在家自己做饭，外面吃的人少了。”

相对于得到补偿金，王勇更想继续经营小吃店。他有些激动地说：“说我烧煤污染，我可以换成烧电，只要给个门面房，让我用双手努力，靠我这小手艺，就不担心养不起全家，（拆迁）即使有了100多万元的补偿，也会慢慢花完，想想就好怕。”

“要文凭没文凭，要文化没文化，新区咋要我这样的人呢？”一筹莫展的他唯一能想到的是，雄安高铁开通后，谋个疏导员的差事，每月挣上两三千元。

新区高新产业发展须与传统产业接轨

根据规划蓝图，雄安新区未来将进驻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端高新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当地30多万传统产业人口得面对去留的问题。

张守成（化名，25岁）就是这30多万中的一名。他与父母共同经营毛绒玩具厂。父亲负责生产，他做网上销售。这种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在雄安辖下的三县非常普遍。

三年前，全家投入30多万元用于设备更新，前年才刚开始有盈利。问及今后的去向，他无可奈何地说：“如果被迫搬迁，只好不做了。”

不过，他仍心有不甘：“这是整个村子的谋生手段，自从做了毛绒玩具，全村再也没有闲人，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熟练工种，每人每天能缝制上百个，挣上百十块钱，靠自己就能养老。”

虽只有初中学历，张守成说起生意经来却头头是道：“如果换去其他地方，重新雇用非熟练工人，短时间内产品不可能再有竞争力，很快就会失去市场；如果单个搬迁，没有整个村子协同生产，整个产业就没法存活了。”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受访时表示，处理好未来新区产业的发展与现有产业的关系，是雄安新区最需要处理好的关系之一。

他说，即使培训，受到现有技能和素质的限制，原有人口也不可能都提升到从事高端产业，“传统行业应尽可能多些保留，满足当地和地区需要，使其能够融入到未来雄安新区的产业链，主要目的就是最大程度地容纳就业。”

他强调，三县已经形成了县域经济的特色，带动了一定的就业人口，除非是污染产业需要关停，有些产业可以帮助转型升级：“有市场，意味着有必要存在”。

与当地人忐忑不安、不知所措的心态不同，到雄安淘金的外地人则看好未来的无限商机。

一位自称花了50万元（年租金），在容城县城租下约60平米门面房的何姓商家信心满满地说：“政策随时都可能放开，不愁找不到机会，重要的是要先抢占一席之地”。他告诉记者，过去大半年虽没赚到钱，还要支付员工工资等，但这并不影响自己的坚持。

何先生指着店门口一箱箱印有雄安字样的白酒得意地说：“当地人一般不会买，可是外地人却很喜欢”。

在生意人眼中，雄安无疑是金字招牌，记者在容城县的一些书店发现，一张雄安新区的山寨地图直接开价150元，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刘太格：

城市规划不能只谈创新

要先了解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说到‘创新’这两个字我就很担心。做城市规划首先要确保城市的健康，要了解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和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能只谈创新。”

新加坡著名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刘太格博士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直言，城市规划不应该以“找别人没想过的东西”为出发点，而是要踏踏实实把基本功做好，合理地规划城市各项基本功能、妥善布局各种基础设施。

刘太格把一座城市比喻成一个人。他说：“高科技、创新，这些都是‘补品’，如果不把身体搞健康，即使吃了补品作用也不大，这个人还是不会健康的。”

刘太格目前是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他指出，人口规划直接影响城市的宜居环境，因此城市规划的第一步必须先测算城市的预计人口、设计面积，以及进行长远的概念式规划。这个过程至少要花一年半的时间。

他以中国的超大城市为例说：“北京和上海的人口接近或超过整个澳大利亚，但澳洲本身包含几座城市，你把这么庞大的人口都集中在一个城市，相当于把五六个人的体重放在一个人身上，你说这个人会健康吗？”

他提议，雄安如果是单一的城市，人口应控制在500万人以内；如果人口超过1000万，则必须以若干个独立城市来规划。

按照官方提供的资料，雄安新区远期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将承载200万至250万人，符合刘太格对健康城市人口数量的定义。

根据刘太格的经验，城市规划在确定了远期指标后，下一步就是进行详细的设计工作，这包括规划中心区、片区、卫星镇和小区等。

刘太格提出，把居民的生活配套和基础设施分散到中央区以外的各个片区，再通过快速公路和公共交通把片区中心连接起来，可以避免人口过度集中和交通堵塞的问题。

第三步，就是开始开发建设，包括征地拆迁、基础设施的投放，以及吸引人才和企业落户当地。

谈到拆迁和安置问题，刘太格引述新加坡的经验说，政府以市场价格征地赔偿，而且赔偿率公开透明，因此执行效率也较高。

他强调，做城市规划最重要是要有人文学者的心、科学家的脑，以及艺术家的眼睛：有了人文学者的心，就能构建出城市生活文化；科学家的脑，能建造一个庞大完美的生活机器；而艺术家的眼睛，则要求规划师跟土地谈恋爱，不随意开发土地。

他说：“有了这三个元素，城市就会健康、环境美丽，城市人也会有乡愁。我希望雄安也可以设计得很健康，争取不破坏土地、保留其历史文化优势，过程中也不要落下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