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经史学者王应麟（1223-1296）在其编著的《三字经》中，开宗明义地说道“人之初，性本善”。然而犯罪遗传学研究发现，人类的某些基因（如“冲动基因”）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在出生时，就已具备了与一般人不同的犯罪倾向，也就是说“人之初”，性不一定就是善的。

对于在出生时就善恶各异的人类来说，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也会使他们后天发生变化。比如一个有犯罪倾向的新生儿，如果生活在一个良性社会里，他不但不会犯罪，反而可能会变成一个好人；而一个没有犯罪倾向的新生儿，如果让他生活在一个恶性社会里，他不但不一定成为善良的人，反而可能会变成一个罪犯。

澳大利亚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英国十八世纪的罪犯流放地之一，但正是这些罪犯以及他们的后人们，借助英国文明的社会制度，将澳大利亚建设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

1980年，古巴为了给美国制造难题，以放开移民为由，将15万名罪犯、妓女、流浪汉、甚至精神病患者推向美国的迈阿密。而今天的迈阿密却是除了纽约之外的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美国最干净的城市，也是除了华盛顿、纽约之外整个拉美最大的城市。

这一切都是社会制度使然。

我们要办一件事，如果可能有多种结果发生，那么我们所能遇到的结果往往是最坏的那一种。尤其是在一个缺乏良性制度的社会里。

爱德华·墨菲是美国的一个空军上尉，1949年，他和他的上司斯塔普少校参加美国空军进行的火箭减速超重实验，其中有一个试验项目是将16个火箭加速度计悬空装置在受试者的上方。当时有两种方法可以将加速度计固定在支架上，而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将16个加速度计全部装在错误的位置。于是墨菲十分感慨地做出这样一个著名论断：如果做某项工作有多种方法，而其中有一种方法将导致事故，那么一定有人会按这种可以导致事故的方法去做。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假如你手中的一片面包掉到了地毯上，那么这片面包两面都着地的可能性大于一面着地的可能性。而如果这一片面包的一面涂上了果酱，那么就很可能是带有果酱的一面着地。

有一个城市投放了两种共享单车，一种是黄色的单车，设计者把它的用户都当成了好人，于是没多久，一群损人不利己的孙子就把车胎扎坏了，车圈踹扁了，链条弄断了，百分之九十的小黄车都趴窝了，甚至丢失了。另一种是橙色的单车，设计者把它的用户都当成坏人，把轮胎设计成实心防爆橡胶，不论扎到钉子还是玻璃碴照样能骑，采用压铸合金轮毂，再也不用担心车圈被踹扁了，取消链条，设计成封闭的转动轴。开锁密码也不像小黄车那样永远不变，而是随机变动；到了目的地必须锁车，否则会一直计费，而不像小黄车那样不锁车也无法监管。车锁内还有GPS定位，一旦将车子弄到市区范围之外使用，软件会以每小时100元计费。如此，小橙车最终以严格防范的管理方式赢得了市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和市场的健康运行，都不能单纯地依赖于参与者的自律与善意，那些稳定存续下来的秩序都是由冷峻、谨慎和细致入微的制度在支撑着。

如果没有一个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并得到严格执行的良性法律制度，所有蛊惑心的“政治教育”或心灵鸡汤，都会成为毒杀人类的砒霜。相反，只有在一个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并得到严格执行的良性法律制度下，那些所谓的“政治教育”和心灵鸡汤，才有可能成为所谓的正能量。

对于那些抛弃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的良性法律，用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所谓的“政治教育”去欺骗百姓的伪君子们，我们只能引用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回敬他们：“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相信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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