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偶遇大师××》，被一网友批驳，认为这“大师”二字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担当的，仔细想想，还真有道理。我以为，这大师不仅要有学问，更重要的还要有信仰，不畏权势，敢说真话。

民国时期，章大炎着破衣烂鞋到总统府大骂袁世凯；蔡元培为了自由先后七次要辞北大校长之职；郭沫若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骂蒋介石是地痞流氓；张奚若教授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拼击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傅斯年在国民大会上痛骂宋子文；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学潮被蒋介石召见，居然敢当面骂蒋介石是“新军阀”；1940年夏，马寅初在重庆向一百多名将官发表演讲，痛斥宋子文和孔祥熙“猪狗不如”。

这些大师们骂得当与不当我不敢妄加评说，但我不能不对袁世凯、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大度表示钦佩。这些大师在当时不仅活得好，并且还得以重用。所以，有人说，民国时期是个可以产生大师的时代，而当今别说不可能产生大师，就是假设民国时期的大师能活到当朝，他们也早就进了监狱。毛泽东就对死后的大师鲁迅作过如此的假设。

我以为这个说法不够精准，因为当今还是有大师的。比如贺卫方，他就符合大师的条件。首先他有信仰，他对法律的信仰是一般人们所能比的。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意义，他不曾向任何人妥协过，甚至不惜“被支教”去了新疆；其次他不畏权势，我看过贺卫方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从首席大法官讲到首席大法盲，对中国的法制现状作了极为精准地批判；再次，他敢说真话，对某些方面只讲“政治”不讲法制的做法进行了高调地痛斥。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大师是我在当朝所见的唯一。

更让人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被贺卫方批评的高官们也有了蒋介石、宋子文的大度，贺卫方如今还当着他的教授，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关进精神病院。这一切均表明，当今之中国已到了可以产生大师的年代。

我们期待着，除了贺卫方，还有更多的大师出现。

参阅文献：《没有大师，没有崇高》，载《中外文摘》2011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