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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真:我曾经是红卫兵(十二):

热度 1已有 1504 次阅读2015-9-2 06:04 |个人分类:毛的时代|系统分类:文学分享到微信


       “清理阶级队伍”


        如果说1966年是自上而下舆论煽动,由北大、清华等首都高校领头全面制造混乱、破坏全部社会秩序和一切基础建设的年份。那么,1967年就是全国夺权年。这一年,由上海的小瘪三王洪文等人领头,造反派们在相同的旗帜下,在共同的领袖指导下,打倒了所有的“走资派”,捣毁了所有的党、政机关,砸烂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大战之后要瓜分“胜利果实”,接着,在“桃子该谁摘”的问题上,造反组织之间产生了分歧,开始争吵、争执。“文化大革命”实际操作者的妖妇江青一个“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出笼后,造反派们立即乱成了一锅粥,纷纷占据点、修碉堡、筑工事,明火执仗,彼此机枪、小炮地大打特打起来,于是,这一年又变成了全国武斗年。当然,如此长期的混乱下去共和国是承受不住的。于是手握乾坤、口含天宪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操纵者又来了一个《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个指示一旦发表,当时就有“作曲家”为之谱了曲,一时间唱遍大江南北,响彻北自漠河南至海南岛,东自延边西至伊犁。但是唱归唱,各方造反派们都以为自己是正统,是M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忠实执行者,没有人自觉亮出“我们都是一个战线的战友”的姿态,没有人以“大家都是M主席的红卫兵”而原谅对方,武斗依然继续进行。
       这个时候,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起了作用,他号召军队以所向披靡的强大武力强迫造反派们停止战斗,并收缴他们的武器,而后由“军代表”强制实现大联合。“G”、“P”两派握手、拥抱的宣传画贴上了街头,誓决生死、不共戴天的敌对双方终于又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大联合”以后,MZD发布了“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于是,省、市、县、区、人民公社以及企、事业单位彻底推翻、抛开了“解放”初期党所建立的所有的政府机关,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所有的“革命委员会”都由军代表主持,个别反刘运动中“转弯子”转的快、转的好的老干部被“结合”,表现突出的造反派头头由此也开始参政。然而,造反派们为数太多,当然不能全部参政。于是,神武、睿智、英明的领袖MZD又给他们分派了一个新的任务: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6月间,“群众专政队”宣告成立。大家基本上都是往日的造反分子,一律身着工装,头戴柳条帽,手持一根长约一米半的木棍。木棍中间漆成白色,两头漆成红色。白天,“专政队”扛着木棍在街上穿梭巡逻,见到“有问题”的人当即拿下、殴打、抓走,之后便是专门夜间抓人。“专政队员”用木棍砸门,用脚踹门。破门而入后,把要抓的对象几棍打倒,喝令跪好,同时喝令此人家中的老人、女人、小孩在一边不许哭叫,或是叫他们统统跪下。有忍不住哭叫的,当即殴打,无论老幼病残。而后,“专政队员”将被抓对象用麻绳紧紧捆绑,揪着头发,一路拖拽、殴打着扬长而去。
       那个时候,中国人看不到反映欧洲二战的记录片、电影片,因此没人知道“群众专政队”的组织形式与具体做法与当年希特勒的“冲锋队”如出一辙。“全世界人民最最敬爱的领袖”M主席以及他的老婆江青享有无上的特权,他们都可以随便看那些“内部电影”,想必一定是看到了“冲锋队”在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治时的特殊作用,受到启发,才如法炮制了中国毛式“冲锋队”。基于中国特色,名之曰:群众专政队。
      1968年7月1日,“伟大、光荣、正确”的党47岁的生日刚刚过罢,淮南市谢家集区“群众专政指挥部”突然采取了大规模行动。一夜之间,“专政队员”在街区里总共抓走了200多人,全部关在谢家集区工商联合会的会议室里。在被抓的人里面,首先是“走资派”,区委第二书记曹建华也在其中。其次是便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有国民党官员、军官等旧身份的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还有被打过“右派”的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现行反革命”、在武斗中杀过人的打、砸、抢分子。
       叫人感到极端荒唐的是,被抓的人里面还有一种人被叫做“三开分子”。这种人成分、出身、个人历史都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有一技之长,在日本占领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一直都受重用。因为江青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有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吃得开,在国民党时期吃得开,在共产党时期还吃得开?”所以就确立增加了一个迫害名目:三开分子。
       所有被抓的人一律罚跪在水泥地上,不给吃,不给喝,禁止家人探视。“专政队员”提着木棍或握着皮带在他们中间溜达,看谁跪的不好,或是看谁不顺眼就狠狠殴打。每一个人都遭到毒打,有的人被毒打数次。当时我的父亲已经60整岁,但是还有比我父亲年纪更大的人。一个70来岁的老人倒毙了,“专政队员”说他装熊,殴打数下没有动静,发现真的死了,这才通知所在单位来人将尸体抬走。
       两天两夜以后,经过一番“甄别”,一部分人被宣布执行“群众专政”----这是最宽大的,允许所在单位领回去游街批斗。另一部分则升了级,押送到正式监狱,或集中到蔡家岗第一小学去了。很多人膝盖肿胀发紫,根本无法站立。抓捕仍在继续,整个街区十有三户、四户都被抓了人。土产商店的女工刘某因为说某某参加红卫兵接见,看到了M主席,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立即以现行反革命重罪被抓;摆剃头摊的蒋某喝醉了酒,说解放军战士手中的冲锋枪不如烧火棍,不敢对他开枪,他家是八代老贫农,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抓。最后,连张家茶馆的张永乐(我的小学同学,17岁,犯过小偷的毛病(目前健在)、印染厂的傻子(18岁,坏脾气,总爱找人挑衅)都被抓了起来。
       从1968年夏天开始,谢家集街区成了异常热闹的世界。每天从早晨到晚上,总是一批又一批的人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颈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有的人还被画了大花脸。锁厂的一个批斗对象被指为保皇狗,游街的时候嘴里衔着稻草,肩上抗着一根大铁棍,意为“铁杆保皇狗”。修锁匠黄某被批斗,他的儿子不服,干脆拉过来一起批斗。说书的段立山为了保护儿子,竟让儿子在批斗会上痛骂自己,以显“划清界线”。
       谢家集第一小学六年级学生尹忠心(目前健在),上厕所用报纸擦屁股,因上面有领袖像,被判十五年徒刑。谢家集第二小学教师刘化文(目前健在),一时意气用事,推打了一个军代表,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五味斋饭店的经理黄家其在闹派性的时候与人结了仇,逃跑避仇,抓回来被判无期徒刑。
       很多人自杀,藉此躲开难以承受的精神迫害和肉体摧残。但是死了也不能干净,还要被指责为“自绝于人民”、“抗拒改造”、“仇视无产阶级专政”。
       我家同院邻居张风林,40多岁,以前饭店小伙计出身,一向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只因为说了一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样的民间俗语,便被抓了起来。当天夜里,因为害怕遭受非人的折磨,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在蔡一小用铁丝上吊死了。此后,单位为他开了三天死后批判会,让他的老婆孩子到场代受批斗。
       残酷的批斗一直延续到年底,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历了上百场。
       隆冬到来之际,所有的“专政对象”都被押送到淮河大堤上做苦役,在“专政队员”的监督下抬土垫堤,所谓“打坝子”。他们大多都是40多岁到60多岁的人,被强迫男女杂处,住在临时搭起的草棚子里,不脱外衣睡觉。这样的草棚子不遮风、不挡雨,任凭雪拥冰冻。没有人过问“专政对象”们吃饭喝水的事,全部由他们的家人一天往返几十里路给他们送饭送水。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批斗活动依然不会停顿。每天早上出工前,做完了“四个首先”以后,“专政对象”被排成列,专政队员喝令他们一个一个出来认罪、交待。每次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区委第二书记曹建华,随着专政队员的一声声喝令,这位四十多岁的昔日的女革命家,主动给自己戴上大牌子、高帽子,打开《红宝书》念上一些段子,然后交代自己的种种“罪行”,并一再指责、痛骂自己。有时候,赶上专政队员不高兴,叫她跪下交待,她必须当即跪下。接下来,便是其他的“牛、鬼、蛇、神”一个一个地“过关”。
       非人的凌辱与沉重的苦役摧毁了很多人,有人摔倒下去,再也没有爬得起来。人死了,专政队员通知死者亲属抬回尸体,并严厉规定不许在现场啼哭。
       1969年春夏之季,毛氏夫妇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私家店铺开张了整整三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刘S奇,一个始终没有招架之力,却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的可怜虫,连同他的一切势力都被彻底摧毁了。所有因为他而连带遭受冲击的人们,或被整死,或已自杀,一息尚存的一些人早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垂垂待毙。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人再对M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构成任何一丁点儿“威胁”了,但是残酷的迫害仍然没有休止。
       被愚弄的人民群众热烈而近似疯狂地庆祝过“九大”胜利闭幕之后,所有在河堤上做苦役的“专政对象”都回到了所在单位。
       在单位里,他们被强迫着在胸口前别上一块白色的布标,上面用黑墨写着自己的身份、罪名,或者是戴上一个白袖章,上面同样写着自己的身份、罪名。“专政队”方面严令:无论是上班、回家、聚会亲友,必须这样时时刻刻佩戴着,绝对不许取下!!!
      这方法并非"伟大的领袖"和他的夫人新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对待德国和占领区的犹太人就曾经使用过。
       “专政对象”们每天要提前上班,把一切脏活做完。其他“革命群众”来齐以后,先做“四个首先”,即向主席像鞠躬、念“万寿无疆”、念“永远健康”、背诵《最高指示》,然后让“专政对象”挂上牌子,开批斗会。大家把“专政”对象痛斥、痛骂一阵子,再后才去各做各的工作。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的下半年。这个时候,战无不胜的MZD尚未与“亲密战友”、“九大”党章既定的接班人反目,依然沉浸在倒刘成功的欢悦中。一个内部文件下来,终于对所有的“专政对象”们开始了实际意义上的清理。当时,“工人MZD思想宣传队”是各单位的钦差大臣,由他们对“专政对象”进行审问、调查、核实、甄别。至本年年末,一部分人被宣布“解放”,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我的父亲也在其中。另一部分人则依然定性为“敌我矛盾”,仍须继续“改造”和接受批判。
       无论怎样,地狱的深化工作至此停止,总算不再向十九层以下延伸了。即便是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这些人,也被开恩从此摘下了白胸标、白袖章。“专政队”的作用逐渐被“工人MZD思想宣传队”抵消,再没有人召开批斗会,再没有人强迫别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
       随着“九•一三”事件发生,“‘九大’是胜利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的欺骗宣传完全曝了光,丢了人、现了眼。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英明着、伟大着的领袖毛z东可能感到了懊恼、羞愧、不好“向全国人民交代”,因此而中了风。由此,类似“清理阶级队伍”这样伟大的、“千秋万代”的事业再也没有人能够挑头领导了。所幸幸甚,这样的历史悲剧自此再也没有重演、再也不会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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