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120周年校庆征文

一段充满阴霾的历史

1966年6月正值苏州医学院学生复习迎考的紧张阶段，一场厄运正在降临我校。6月1日晚2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揭发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6月13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各大专院校停课闹革命的通知。自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轰轰烈烈地展开。首先是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校园内公布栏、道路两侧教学楼一层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后来地方不够了，就在操场400跑道四周用草席搭起大字报栏。打浆糊的容器也由小桶换成大水缸。大字报内容大多数是批判揭发学院党委的，也有矛头指向专家教授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甚至是批判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后来“运动”愈演愈烈，多次召开批判揭发学院党委书记刘铁山、副书记赵凯，以及副院长黄文锦、陈少青等人的批斗会，记得有一次五年级学生王成标一跃冲上主席台，将事先准备好的高帽子戴到党委书记刘铁山的头上，紧接着拉出去游街示众。“四人帮”将大批知识分子视为牛鬼蛇神、臭老九，纷纷将张奎、杨汝杰、陈明斋、陈王继善、鲍跃东、陈悦书、陈灏珠、万竟先等老专家、老教授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进“小班子”进行批斗。我亲眼看到教我们组织胚胎课的教研室主任刘××教授不堪虐待跳楼自杀，倒在血泊中。那个年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们大学生是不准看业务书的。我只能躲在卫生系教学楼顶层阳台某偷偷地阅读教材或参考书。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与站在我前面的戈绍龙教授说了两句话被同学告密。后来两名工宣队员以走白专道路为由找我进行了一次非常严肃的批评。那时批斗班主任辅导员、教研室主任的大小批斗会更加屡见不鲜了。原来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同学一下子分裂成为两派，见面时形同陌路，甚至相互指责谩骂。1967年1月，我院的两派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团和红卫兵团）分别加入苏州市的造反派总部，一派叫支持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支派”，另一派叫踢开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踢派”。当时苏州市的两大造反组织对立情绪越演越烈，7月江青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武斗之风甚嚣尘上。8月2日凌晨，苏州市踢派司令部对当时驻守在苏州医学院一号丁字教学楼发起总攻，他们动用机枪扫射，氧气瓶引爆，我院年轻教师聂光立被当场击毙。中午教学楼被熊熊大火包围，浓烟四起。当时我班9名师生被围困在教学楼，他们紧紧地抱成一团。直至夜色降临、枪声依稀，他们才悄悄翻过围墙，通过100医院，连夜逃到苏州乡下，总算是死里逃生。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八·二火烧苏医事件”。后来两派实行大联合，苏州市共开展十大战役，全面清理打砸抢抄抓五类分子，我院基础部原党支部书记刘山海和卫生系教师钱声远因涉嫌参与组织武斗分别被判刑入狱，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党、我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对高等教育的干扰和破坏也是罄竹难书。苏州医学院停止招生长达11年，导致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包括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出现断层。文革前经过多年实践获得的医学教育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好在邓小平力挽狂澜，组织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全党拨乱反正、统一思想起到了历史性作用。

由于文革的摧残，导致我们这一届医学院毕业生知识体系“先天不足”，但是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家奋发图强，勤奋学习，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医疗或者公共卫生战线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许多人成为当地的知名专家。现在大多已经退休颐养天年。但是，我们要告诉后来者，在中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文革十年浩劫这一段充满阴霾的历史，以及对党和国家带来的巨大伤痛。希望年轻人记住前车之鉴，后车之师，珍惜当前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来之不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每个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