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趟进深水区 经济学家使命告一段落

当前，对改革的议论颇多，对经济学家的议论也不少。从这个现象看，大家把改革范畴也只是定位在一个狭义概念里。众所周知，改革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非经济学家就能独家驾御的。即便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息息相关的，需要方方面面的“学家”们参与。参与不是驾御，因此我们在对经济学家质疑的时候，应该更宏观或高度地看看我们的改革已经行进到哪儿了。

在此，需要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的改革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全会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大会，是中国改革开始的标志。由此，逐步成功地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1980年，国务院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兴办经济特区。1984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批准兴建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批准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1987年10月，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初级阶段理论，指出在这个阶段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0年4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邓小平视察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路发表一系列的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谈话，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中国的改革主要围绕“开放”和“市场”做文章，在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

一是，中国平稳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用自己的成功实践，打破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理论教条，在历史上首次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与发展道路，使国家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

二是，用世界银行专家研究报告说，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开始了一轮长达25年的快速增长。在这过程中，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中国的改革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段时期的改革进程里，经济学家可谓功不可没，但对改革的驾御、设计以及实施主要是靠政府、政策及决策者运筹，中国改革的“政策市”特征尤其明显。随改革的深化和细化，改革所涉及的面或层逐级剥离，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起来。与其同时，大众传媒的日新月异，经济学家的社会影响显得越来越大。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在一步步逼近深水区，由于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经济学家充当了中国精英的“发言人”角色。然而，在贫富分化日益突出、利益集团日渐成型的社会大拐点时刻，经济学家能否独善其身也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更需指出的是，中国改革当前所面对问题，已不是什么经济或理论问题了，不光是因为中国改革自改革始就没什么理论指导，而且还在于中国改革内容的唯经济特征已束缚了改革向更深一层迈进，以至部分经济学家对一些改革问题也是前后自相矛盾、顾首顾不了尾。比如，由企业改革、房屋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等引发出的问题一大堆，经济学家所开的药方不光不灵了、不管用，而且还受到广泛的理论和道德置疑。一句话：改革趟进深水区，经济学家头上原先的光环在日渐暗淡。

其实，对此也不必过虑。

从中国改革进程看，刚刚过去的十余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经济启蒙”。就目前来说，经济学家使命可谓告一段落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史可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满世界流行亚洲“小龙”“小虎”说。以笔者亲身经历，记得大学校园整天陶醉在断代文学、朦胧诗、儒家文化的“时髦”里，学者、诗人、画家、艺人只要开起讲座，他们又不约而同地都钟情所谓的“劣根”。劣根是何物也没人讲得清，思来想去好象就等同大汉民族或大陆人的性格习惯吧。每当收尾时，他们总要或表情凝重或慷慨激昂或声泪俱下地向听众交代：同学们啊！我们和他们一样是龙种龙子龙孙龙的传人，为什么我们落伍了呢，是文化出了劣根，至今还没找到症结，这要靠我们几代人去努力啊！由此得出，一个民族在踯躅不前、困顿无奈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走到自己的文化中去追根溯源这么一个说法了。

说实在话。在那个年代，笔者还不知经济学家为何物，文化学者、哲学家、小说家、诗人、科学家就是社会的精英和希望！在不声不觉中——张贤亮的《男人是女人的一半》、谢晋的《牧马人》和《芙蓉镇》、戴厚英的《人啊人》、街头巷尾的迪斯科和牛仔裤等等，帮助我们完成了文化启蒙。

文化启蒙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经济启蒙”。

星转斗移，又一个十年又飞逝而去了。对中国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的改革来讲，经济学家还不至于成为“古董”，但经济学家使命已经告一段落，让位“独尊”应该是时候了！中国改革必须向更深处推进，必须跳出桎栲、打破狭隘，需要多个“大家”诸如法学家、政治家等积极参与、担当重任，这样才能安全趟过深水区，达到大众所期望的理想彼岸！2006年03月20日新浪财经

政策暧昧才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本质原因

似乎心有灵犀。相隔不到一个星期，两大权威研究机构分别就房价抛出了看法。

上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房地产行业发展白皮书"预测，2006年全国房地产价格涨幅，将比2005年下半年的增速水平略强，商品房平均价格年涨幅预计将在6%左右。

报告称，全国房价持续上涨的趋势不会改变，从2005年全国房地产总体市场价格走势看，国家相继出台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给整个房地产市场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导致房地产销售价格上涨幅度持续放缓，这种市场态势还将延续3-5年。未来一年中销售价格将低速增长，但房价只存在增速快或慢的问题，整体房价持续涨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土地市场长期趋紧造成的市场长期供给短缺和消费者购买力不断提高引发的房地产需求不断扩大等，都是房价不断提高的原因。

在此，《白皮书》认定了两个“铁律”：一是，房价继续上涨没商量，而且这个没商量还将延续3-5年；二是，土地市场长期趋紧是房价不断提高的首要原因，至于消费者购买力不断提高是原因之一则很难成立。众所周知，土地掌控在政府手里，可见国家相继出台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对房价上涨起到实质的抑制作用，或者说没有调控到位。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牵头，大陆和台港澳近百名专家联合完成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出，过高的房地产价格会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增强，目前房地产价格过高、偏离应有水平最严重的5个城市依次为：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厦门。《蓝皮书》指出，一般来说，竞争力较强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会比竞争力弱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高，但过高的房地产价格会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增强。《蓝皮书》还指出，虽然房地产高速增长会导致城市经济较快增长，但若房地产发展速度过快、超过了有效需求，就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城市经济的低效率，也会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于此，《蓝皮书》指出了房地产价格过高、偏离应有水平，以及即将带来的负面后果。

尽管如此，两个“皮书”都没拿出什么办法或良方。对这个问题，有几个观点倒值得商榷。

萧灼基认为，市民买不起房有两个原因：一是收入低，第二才是房价高。他说，目前我国工资水平还较低，所以提高工资水平，特别是提高工薪阶层、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才能解决"买房难"的问题。降低房价不如提高收入。政府还要给中低收入者各种优惠。贷款要给予一定照顾，降低首期付款，降低按揭利率，这样可以鼓励中低收入者买房。在此，萧灼基说法应了一句老话叫：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难道叫中低收入者不吃不喝解决"买房难"？即便提高工资水平，又能提高多少，钱又从哪儿来？抑制房价叫政府绕圈子买单，可能或可行吗？萧灼基说来道去根本就没指到点子上。

林毅夫认为，房价贵是永远的，不管在哪个国家，百姓总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购买到一套房子。而由于进城从业者不断增多，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从长远来看，百姓对房屋还是有相当需求的，因此房价不会大幅下降。林毅夫还表示，政府应增加普通人买得起房子的供应。他认为现在很多房子标准非常高，有必要增加普通住房供应量，调整房地产供应结构，这个调整需要靠市场。话说，商人惟利是图，就中国目前的房地产现状，市场已经完全扭曲，指望所谓市场不是与虎谋皮吗？

易宪容指出，要想抑制房产涨价，最根本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银行存款利率调高，一个是开征房地产税。这两点做到了，房地产价格马上就会下来。"我们目前对于银行利息的调整微乎其微，利息过低才导致了房地产泡沫。" 2006年房价涨跌，完全在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理解，在于政府以税收政策及以要素市场的变化来调整房地产供求关系，特别是央行的利率政策。话说，国内存款居高不下本来就是银行负担和隐忧，所谓调高存款利率怎么可能呢？而开征房地产税，地产商不会水涨船高？届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吃亏的依旧是消费者，抑制房价只能又成枉然。

事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解铃还须系铃人——由政策扭曲的市场，还得由政策去匡正！一句话，管理层在房地产政策和措施作为的暧昧，才是房价不能回归合理价位的本质原因！2006年03月23日新浪财经

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只会让中国树大招风

去年十月，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加起来的外汇储备总额在6月底达到了8379亿美元,在同期超过了日本(8340亿美元)，首居世界第一。

半年不到，中国外汇储备单挑日本坐上了头把交椅。据悉，截至今年2月底，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为8 537亿美元。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该国截至2月底的外汇储备为8501亿美元，1月底时为8517亿美元。显而易见，中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在2月底超过了日本，位居全球第一。

其实，位居第一只会让中国更加树大招风。

不久前，美国前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将充满变数的美中关系称为新时代的“金融恐怖平衡”。该理论认为，由于贸易战或金融战将对两国的经济将带来毁灭性打击──“经济上的同归于尽”。因此，尽管贸易局势日趋紧张，但谁也不会首先挑起事端。按照这个理论，中国不会停止每月在外汇市场购买数十亿美元的做法。因为中国停止购入美元将导致美元崩盘，而这又将影响中国经济奇迹赖以存在的根基──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同理，美国也不会因人民币估值过低而实施严厉制裁，因为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利率上扬和经济衰退。

与其同时，美经济学家佛瑞德-伯格斯滕表示，“中国乃至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决定这个世界未来几年的战略格局。” 他在“China: The Balance Sheet”一书中，对美国对华政策开出了一剂药方，具体包括三方面：用国际准则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允许人民币升值，保护知识产权等等)；让中国成为确保这些准则实施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国不能按照新的方法建立中国居主导地位的国际组织)；另外，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解决美国自身高负债、低储蓄的问题，因为这从长期看将减弱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

大打理论牌同时，好戏才真正开演。

近日，《舒默-格雷厄姆法案》的始作佣者——美国参议员舒默与格雷厄姆造访了中国。在北京，他们分别会见了央行行长、商务部长等一系列财经高官。临走前，两议员都丢下重话——舒默表示提案的最终处理结果要等他们返回华府与财长斯诺等商量后再作定夺，“但我们不会撤回提案。”格雷厄姆称，“仅有3%的升值，恐怕难逃操纵汇率之嫌”。

紧随其后，美国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踏上了中国土地。古铁雷斯在重庆大学演讲时表示，中国企业在外国市场享受到怎样的待遇，华盛顿希望外国竞争者在中国也同样能享受到，他同时督促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并且制止国内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针对美国去年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2,020亿美元历史高点， 古铁雷斯表示贸易逆差让美国人感到担忧，美国政府不希望它演变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最终让那些希望孤立美国的人、以及那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在美国找到支持者。

在此，膨胀的贸易顺差固然是外汇储备增加的最大促成因素，但过溢的外汇储备不光成为攻击的靶子，而且还演变成负担和包袱。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保持的理想外汇储备额是“足以抵付三个月进口”。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订的标准是足付四个月进口外汇所需。国外专家认为，中国外汇储备的合适水平应在3000亿到4000亿美元之间。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应该保持在满足6个月的进口需要的水平上，同时还要考虑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因此综合考虑，中国外汇储备的保有水平应当在5000亿美元。事实上，应该保有在怎样的水平上，至今并没有一个可靠的定论。

话虽这么说，但以下事实不得不慎重对待：一是，普遍认为外汇储备是变相闲置国内资金，同时又以更高的成本引进外资；二是，外汇储备增加，会改变国内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削弱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增大本币的升值压力；三是，外汇储备迅速膨胀，还意味着中国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消耗过快，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四是，中国将大部分外汇用于购入美国债券，弥补美国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免遭紧缩之苦，这非但没有赢得美国的善意回报，而且被指责增加美国金融风险，更有可能面临美元贬值和资产冻结等国家风险。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外汇储备大国，去年初日本财务省公布了外汇储备构成和运用“三原则”，规定外汇储备必须具备“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日本外汇储备的原则是首先要确保流动性和安全性，在日元汇率暴跌的时候能够迅速投入使用，通过市场进行汇率干预，日本外汇储备一般用于购买外国国债、政府机构债券或存放在外国中央银行等,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美元资产。日本财务省表示,在最大限度地确保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还应追求外汇储备的收益性，努力促使外汇储备资产保值升值。日本首相小泉表态说，日本“外汇储备构成和运用必须多样化，以分散风险”。

据悉，小泉的发言被国际外汇市场理解为日本要对外汇储备政策进行调整，将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一时致使外汇市场出现抛售美元现象。

如今，汇率和贸易对中国来说是一本难念的经，对世界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的繁荣与世界息息相关，经济一体化已经深入到世界每个角落，利好大环境对中国可谓千载难逢，因此对待汇率和贸易上出现的问题不要惧怕，更不能丧失化险为夷的勇气！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表示，央行将进行三项政策调整：继续调整“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取向，解决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政策源头；扩展外汇资金运用方式，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有序可控地拓宽资本流出入渠道，稳妥推进对外投资，构建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促进体系。

由此，我们相信只要发扬大智大勇，中国就一定能够走出富有特色的汇率之路、贸易之旅！2006年03月31日新浪财经

不可片面理解周小川所云外汇储备不高

3月20日，周小川行长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汇率专题会上发言指出：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管理的角色将根据条件逐渐弱化，逐步减少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大家对于外汇储备的合适数量标准有了新看法，也有新的争议。这也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及其教训有关。如果相似国家外债水平不同、FDI总存量水平不同，外汇储备可能也不同。外债是要还的。FDI要分红，也有可能撤出。另外，有热钱的话，它会伺机撤走。这些因素都对外汇储备数量标准有影响。从人均尺度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高的。

一个星期后，媒体披露截至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8537亿美元，外汇储备总体规模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而周小川此前一番话被翻出来解读为——央行行长周小川:中国外汇储备不多。其实，周行长所谓不多是从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原因及可能趋势而言的。言下之意，多可以是一个绝对值，也可能是一个相对量，其实质是周小川为汇率和贸易博弈空间丢下利好辩论伏笔。

紧随周小川之后，人民银行发言人就汇率和贸易平衡问题对外界作了细致阐述。不可否认，巨大的贸易顺差是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动因。对此，该发言人指出，中国贸易顺差的扩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涉及多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近年来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外包与供应链重组的加速发展。所谓跨国外包，是指跨国公司将生产或服务的一部分搬到海外，人工成本更低廉，赋税更低，企业负担的其它成本也更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生产或服务转移到海外，再把产品纳入旗下的全球供应体系，形成供应链的重组。这种现象随着IT革命和基础设施如交通的改善呈加速发展趋势，使得过去不能跨国外包的现在都有可能外包了。

其实，美国著名作家、《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对此便有了很好阐述。托马斯指出，中国向全球市场开放，其跨国外包的吸引力越大、供应链越长，跟中国竞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越有必要增强自己的吸引力。对于世界各经济体而言，跨国外包和供应链重组将消除边界磨擦，使世界变平，从而提高效率与竞争力，在竞争中促进全球合作。外国直接投资在跨国外包和改变贸易平衡中无疑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且供应链不断延长，附加值不断提高。这种生产和贸易的汇率弹性相当小。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大幅增加部分替代了中国的进口。中国市场上外国品牌、外国设计的产品非常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转为由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生产。

由此看来，对周小川所云“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高的”，不可片面去理解。早在3月18日，吴晓灵副行长在某金融专家年会上就对外汇储备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这说明管理层对待储备问题已经未雨先缪了。

发言中，吴晓灵提出“藏汇于民”新论——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目标。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反映，是长期以来我国在政策上鼓励出口，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政策“宽进严出”取向的结果，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也要以政策调整来促进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一是继续调整“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取向，解决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政策源头。二是进一步扩展外汇资金运用方式，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三是有序可控地拓宽资本流出入渠道，稳妥推进对外投资，构建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促进体系。

近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中国未来会购入更多非美元资产，但不会大量减持美元资产，因为美元资产已占中国外汇储备超过55%，大幅度减持美债将令价格下跌，对中国构成不利影响。此前，成思危引用摩根斯坦利统计指出：由于使用了比较便宜的中国商品，在过去10年里，美国人节省了约6000亿美元。有美国人开玩笑说，从早晨起来以后用的闹钟、刷牙用的牙刷到跑步穿的运动鞋、晚上睡觉盖的被子都是中国制造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也购买美国的债券，等于把中国的外汇储备借给美国投资人使用。美国人用中国购买债券的钱去投资赚钱，中国只拿到债券的利息，美国人不也是得益了吗？中美贸易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中国有巨大的顺差，这是事实。双方需要坐下来好好研究如何妥善处理。

说来话去，对中美两国来讲“和为贵”，坐下来好好研究和妥善处理存在问题才是上上策。一方面应该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乃至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要看到，在经贸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和问题是难免的，需要双方认真地分析研究，找出合适的办法加以解决。2006年04月04日新浪财经

一叶轻舟怎敌大海 真正诉讼主体为何缺席

前不久，报道说“科龙事件”中的另一位主角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有点烦。一名科龙流通股东以其所购买的200股科龙电器股票损失与德勤审计有关为由，将德勤告上法庭，要求德勤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495元，代理律师认为本次诉讼完全符合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日前，传来消息称黄浦区法院已经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据法院认为，此案系涉及证券的民事赔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虚假陈述的证券民事纠纷的通知》和《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不应受理。言下之意，不受理是根据最高法院的通知和规定，黄浦区法院乃至中高级法院恐怕都是这个调了。也可以说，不受理符合现阶段国家的最高法制精神，小股东之诉愿不愿意都得就此打住。

在此，若讲法律苍白并不是事实，因为不受理是由于通知和规定使然，并不是区法院的作为，那么这里面又有什么玄奥呢？

其实，会计师事务所信誉堕落已成为世界通病，随国际大所挥师东移，在给中国会计界带来新方法、新技术、新理念同时，也将糟粕陋习嫁接了进来。

去年7月，财政部发布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作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首的普华永道被列在责令整改的范围之内。对国际性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在国内尚属首次，这引起了会计行业和金融行业的不小震动。据悉，在普华永道被责令整改之后，传普华永道的高层到北京公关，虽然普华永道否认被罚，否认公关，评论指出市场猜测想必不是空穴来风，被“罚”之后对监管机构“公关”，普华永道如是，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其实也是如此。

两个多月后，国家审计署10月下旬公布了《2005年第四号审计结果公告》。公告显示，国内16家具有上市公司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有14家会计师事务所的37名注册会计师出具的19份审计报告存在失实或疏漏。其中，大名鼎鼎的德勤华永、中瑞华恒信会以及信永中和等赫然在列。对此，德勤华永迅即向媒体发表声明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积极配合了审计署和财政部对德勤某前客户2003年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情况的检查，我们尊重并接受审计署、财政部已作出的检查处理意见，并将努力改进工作，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回过头看，德勤的积极反应和表态至少躲过了“媒体之劫”，因为彼时的科龙正在经受多重炼狱。

今年1月初，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直接管理机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外披露了去年执业质量检查结果，73家不符合设立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被移交有关部门，建议予以撤销。紧接着，中注协对14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公开谴责。谴责指出，这些会计师事务所是由于存在严重执业质量问题、不顾执业质量恶性低价竞争、内部质量管理失控乱设分支机构等原因，被中注协特殊“关照”的。话说，关照不是大事化小，就是不了了之。于此，不论是行业监管还是法律法规，对问题事务所似乎关照大于监管、谴责多于惩罚、惩罚又不痛不痒。

据业内会计师独白，一些地方政府从当地国有企业中挪用资金，但是又不想让人知道，于是就有“要求”企业做假帐。企业为了讨好政府，只有“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协助做假帐。会计师事务所为了经济利益，也就装着没有看见，毕竟这个市场就这么大，你不做，别人也会做。在中国，由于很多客户公司都是当地或国家重点企业，拥有强大的公关力量，通过“疏通”和“公关”，关照马上就立竿见影，最终处罚往往不了了之，立法和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则进一步助长了关照之风。

话说回来，所谓不健全追跟溯源是“不作为”或“作为不积极、不主动”。

据悉，在美国一旦出现会计审计问题，监管机构就按法规进行严惩，股民也可以利用法律武器讨回自己损失。比如，安达信一度是世界最大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卷入了安然公司财务丑闻，最终因美国司法部2002年对其美国合伙企业提起刑事诉讼而破产，百年老店毁于一旦。在与法律较量面前，美国司法部门没有心慈手软，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由此变成“四大”。在此，政府强力部门直接介入，对会计师事务所有效监管和处罚落实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

2004年11月，媒体爆料作为保险公司的审计机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因为牵涉盈余管理保险产品问题而面临高达20亿美元潜在索赔诉讼的危险，其他一些公司的收益管理保险产品正在接受政府调查。

2005年6月，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国际会计师公司(KPMG)突然遭遇调查。美国联邦公诉人已经立案调查毕马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销售避税产品。司法部讨论是否进行起诉，外界担心这可能使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去掉一家。

2005年8月，美国司法部开始着手调查毕马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避税。美国国税局声称，避税策略使20多家公司至少少缴了17亿美元的税款。

今年1月，德勤向日本一家保险公司支付了大约1亿美元的赔偿金，以便就此事达成和解。至此，该项诉讼已让德勤付出了2亿多美元的代价，成为全球审计公司有史以来为诉讼和解付出的最昂贵的代价。

比较而言，科龙流通股东诉德勤案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只能让我们在感叹之余，产生荡轻舟泛海上的幻影，除广袤、孤单更有些许震撼和心悸…………

--2006年04月06日 新浪财经

易宪容错了 假洋鬼子才是中国经济祸害

上月底，海外基金在上海楼市又有新行动。4月26日，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宣布，以8.7亿元出让上海城隍庙广场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接盘者是豫园投资公司。据悉，该公司实际拥有人是两家美国基金，是两美国基金为项目收购专门成立的公司。由于上海城隍庙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向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3亿元，据协议规定，在本次股权转让后，豫园投资公司将承

担此项还款责任。在此，大家不禁要问：海外基金难道是拯救大兵吗？

此前，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十分看好豫园庙前广场项目，现在转让的却令热望内费解。去年11月，豫园商城(600655.SH)发布公告称，公司已经和Cargill FinancialServices Corporation(嘉吉金融服务公司)和China RealEstate Partners I,LLC签订了《意向书》，这两家公司将通过其自身或关联公司向豫园商城及其全资子公司购买上海城隍庙广场置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两家公司应该向监管账户支付相当于人民币8700万元的等值美元作为交易第一期保证金。而此前一日，郭广昌表示他并不了解这个转让事宜，但他仍表示这个项目升值潜力很大。于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升值潜力很大，那为啥要丢手呢？表示不了解，郭广昌是否有什么顾忌呢？不然，为何要遮遮盖盖？

资料显示，豫园商城在沪上拥有大量物业，郭广昌名下的复星集团通过复星产业投资持有其20%的股权，也是该公司第一大股东。自2003年入主豫园商城以来，郭广昌一直在通过豫园商城的资产获利。目前，豫园商城商圈内的零售铺位租金，为各种业态之最，大致在每天每平方米2元美金；而处于一楼地段的餐饮铺位租金则稍微便宜一些，保持在每天每平方米1.2元美金。面对如此厚利，郭广昌为何要拱手相送，这的确叫人疑惑。

针对海外基金介入项目后将“快进快出、短线炒作”，复星集团内部人士表示，两大基金接手该项目后将由相关公司统一经营，以实现资产增值的最终目的，至少在3-5年内不会出手该项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长期持有。对照海外基金项目操作的一贯手法，我们不得不怀疑所谓海外基金真的就是“洋和尚”吗？

话说，在对“洋和尚”真假未弄清楚之时，国家外汇局资本项目管理司表示：外汇局对外资进入房地产和“其他投资”猛增已经高度关注。国家统计局也表态：对于外商作为直接投资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政策，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有学者则呼吁：要对外资进入房地产严格设防。与以上观点相反的，是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他表示，海外基金对内地地产业的关注由来已久，只不过由于先前整个行业透明度不高，风险无法预计，所以当时只有一些对内地市场比较熟悉的港台资金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内地房地产业，而这些海外基金仅仅是在做研究。随着全行业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再加上新鸿基、和黄在内的港台资金获利效应的体现，这些海外房地产基金才开始进入内地。

尚若如王石所云，海外基金是基于看好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对不动产进行投资，从大局和战略上来说，我们应持谨慎看好和乐成的态度。至于易宪容先生所谓“国外资金对房地产的炒作，已成为目前中国经济的一种严重祸害”说法，姑且是一种偏激的情绪罢！真正危害中国房地产业，进而制造金融混乱的，不是“洋和尚”，而是打着“洋和尚”伞的假洋鬼子！2006年05月11日新浪财经

重读红星照耀中国 以市场之矛破房价之盾

美国人叫斯诺的很多，《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则令中国人倍感亲切。七十年前的某天，老斯诺在党中央护送下安然通过了国民党最后一个岗哨，他感慨地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解放后，中国在很短时间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验证了斯诺的感慨。

刚解放时，新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物价。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全国各地区曾发生4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究其主要原因，是投机商人乘机大肆囤积居奇哄抬所致。在北京，投机资本家利用国营粮食公司对私商每出售面粉一袋，可向公司购进小麦的规定，大量套购国家的粮食。在上海，投机资本家以“证券大楼”为指挥部，利用几千部电话和专设的对话电话，和分布的各据点进行联系。一些银元贩子，也在到处造谣，结果在10天左右时间，将银元价格哄抬了近2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

彼时，物价剧烈上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混乱。稳定物价，实质上是从工商业资本家特别是投机资本家手中夺取市场领导权。为此，政府通过控制主要商品和打击投机活动来平稳物价。在几次物价涨风中，抓住时机集中大量抛售物资，使物价下跌，给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以沉重打击，把涨风压了下来。同时国营商业也在市场有利情况下，把物资收购进来，这样利用市场吞吐政策，壮大国家经济力量，取得市场的领导权。

以1949年11月为例，中央经过周密研究，全面布置各大城市调集主要物资一起行动，25日进行大量抛售，26日物价回落，囤积居奇者措手不及，受到严重打击，涨风被制止下来。事实证明，既有经济力量又加上行政力量，不但打击了投机活动，稳定了物价，而且还巩固和发展了国营经济，引导私营工商业走上正当的道路。在此，老斯诺的感慨也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弹指间，今日中国与彼时不可同日而语，物价上涨已属一般经济现象，但近来中国房价的背后却存留昔日阴霾。

在此情况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该意见对房地产指出“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基本住房消费需求、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意见》具体包括六大要件：切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进一步发挥税收、信贷、土地政策的调节作用、合理控制城市房屋拆迁规模和进度、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有步骤地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完善房地产统计和信息披露制度。

其中亮点多多，但有两大亮点值得一提。

一是，明确新建住房结构比例——“十一五”时期，要重点发展普通商品住房。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上述比例的，必须报建设部批准。过去已审批但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项目凡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应根据要求进行套型调整。

二是，规范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各地要继续抓好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进一步完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解决建设和销售中存在的问题，真正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严格执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各项政策，加大监管力度，制止违规购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严格规范集资合作建房，制止部分单位利用职权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进行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违规行为。

以史为鉴。如同解放初期——经济力量又加上行政力量，不但打击了投机活动，稳定了物价，而且还巩固和发展了国营经济，引导私营工商业走上正当的道路。我们有理由一扫先前对房地产困惑、伤感与愤怒，有理由相信在国务院《意见》指导下基层政府及部门会狠抓落实，中国的房地产业会逐渐远离阴霾，房价也一定能够摆脱“涨风”侵扰，房地产和房价走上“正当的道路”不会太遥远了。于此，让我们再一次念叨老斯诺的感慨：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2006年05月30日新浪财经

汇率步入后斯诺时代 人民币纷争再掀波澜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鲍尔森被提名美国财政部长，为近期斯诺去留猜测画上了句号。鲍尔森称，他期待与布什政府和国会一起努力，推动美国经济继续强劲发展，并保持强大竞争力。与此相应，布什所谓斯诺任财长期间已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便显得苍白。

让国人记忆犹深的，是斯诺任财长后的亚洲之行，这趟被称为“汇率之行”的访问使斯诺受到的关注度比以往访华的任何一位美国财长都要高。在到中国来之前，斯诺在与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会晤时就一致认为：中国不应该被强迫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斯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中国需要时间为人民币汇率调整作准备的做法表示理解，双方应以友好的态度着手此事，希望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实现双赢。

斯诺对中国并不陌生。2001年他曾以CSX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身份，获美国中国方案委员会颁发的马可·波罗奖。亚洲之行前，他在美国驻华使馆接受了中国某网络媒体授予其“2002世界十大财经风云人物”证书。当时，来自官方渠道的消息指出，中国在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将从两个方面研究改进今后中长期的汇率制度：一是研究相关措施令人民币汇率更富弹性，二是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中引进其他国家货币，即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现在看，这些在斯诺任内基本都实行或部分实践。斯诺在“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离任之际，斯诺言辞凿凿地告诫继任者———美国财长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阻止立法者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中设置贸易壁垒。此前，接近斯诺的人士说，今年66岁的斯诺最终决定放弃公职，是因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发表了一些独立见解，越来越让白宫感到难以接受。

基于“难以接受”，有人认为布什为挽救低落的民众支持率、重新在国会推动其各项政策，以及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共和党的优势地位，撤换财政部长是他人事布局的最新动作。如此一来，除经济原因之外，斯诺岂不成了大选的牺牲品？

回顾三年前斯诺的“汇率之行”———有人说：2004年美国大选要到了，老牌共和党人斯诺这一次到中国来，只不过是要给没有投资中国的美国中小企业作个“秀”。现在看，鲍尔森的走马上任是不是一次“政治秀”呢？

据悉，鲍尔森和鲁宾都在华尔街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人们由此猜测鲍尔森会和1995-1999年的财长鲁宾一样，维持美元汇率水平。鲍尔森在美元政策方面会持温和立场，但不会彻底改变美国政府已订的摆脱坚挺美元的政策。但也有人认为，鲍尔森会继续推行美元贬值政策，布什的新财长的工作不是制订政策，而是推行已经制订的政策。

即便是“作秀”奥尼尔也得按旨意做下去，否则斯诺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布什任期之内，斯诺牌“弹尽粮绝”，而鲍尔森粉墨登场，使布什政府在对内、对外的周旋上都腾出了运筹的空间。尽管中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斯诺任内已定下主基调，但随斯诺的离去，奥尼尔不可能不向国会山靠拢，一如他说的“期待与布什政府和美国国会一起努力”。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围绕人民币在中美间的争纷又将要掀起波澜。2006年06月01日每日经济新闻

董藩岂止是信口开河 抓痒的教授需要洗脑

日前，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科学道德”问题成了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强调的重点。路甬祥院士指出：科技界出现了一些违背科学道德的不端行为，有些问题在院士队伍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少数院士对院士称号的荣誉和责任认识不够清晰，还存在如何正确对待名利的问题，个别院士中存在兼职过多、活动过多过滥、浮躁浮夸、唯我独尊、福利待遇处理不当等问题。尽管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已经引起社会不满，严重影响了院士队伍的声誉，应当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无独有偶。在最近召开的2006浙商大会上，也招徕了一些披着教授外衣的“长衫党”。如叶檀所云：通常来说，学者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比较从容，像优雅的长衫党，因为不直接与利益打交道；商人与其雇佣的代言人像短衫党，得拎着板斧上阵……如果说任志强言论的效果是激怒民意，那么，董藩就是以理论根据为这些言语做注，充当学术美容师的角色。有人评说：所谓有教授称的“按照经济学原理，房价的常态是涨”的观点，或许属于信口开河，或许是基本不懂经济学原理，其常态就是信口开河。

事实上，岂止是信口开河呢？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该意见对房地产指出“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基本住房消费需求、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此，‘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九部门’之举，说明《意见》已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而且要以行政手段加以推动实施，同时也从另个角度折射我国房地产业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和形势面前，一个叫董藩的，所谓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跳上浙商大会讲坛“混淆视听”——“要理解中央政府的难处，但是对某些政策的后果十分担心”；前一段房地产调控“出发点是对的，但手段和措施是错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效果是很差的”；“我不主张目前的行政干预，而且也很担心其效果”；“暴利不是房地产调控的理由，不要拿单个的项目的利润率衡量。‘打倒任志强，没房子的还是没房子’。”“空置率过高是天大的谬论，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任志强是对的”……最后还对参加会议的浙江房地产商“卖乖”说：“房地产常态就是涨的，请大家放心。”

说实在的，对这个“在房地产商财富上抓痒”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再去一驳了。

六十四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作总结时曾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同样，我国房地产发展到目前民怨沸腾地步，我们的学者、教授们考虑怎样服务群众了吗？

接着，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说：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O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同样，反思一下董藩的言论和观点，这个早该解决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在解决了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后，毛泽东又指出：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在此，董藩所谓“房地产行业富人多，是因为石油、银行等行业还没开放，房地产是惟一开放的资源性行业”逻辑，便是他“如何去服务”、去提高的基础吗？2006年06月07日新浪财经

公有制光环遮不住房地产土地实质私有化

在不久前闭幕的地交会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贠小苏透露，在招拍挂地价中，作为政府土地纯收入部分的土地出让金，只占到地价的25%左右，占到房价的10%以下，而具体到北京，土地出让金只占到房价的6%-8%。于此，对所谓 “房价因土地招拍挂而被拉升”予以澄清。言下之意，高房价背后的超额高利润被房地产开发商及相关利益集团瓜分了。

那么，造成如此局面的谁是始作俑者呢？

社科院经济所汪利娜指出，土地供给制度在推动房价上涨。目前中国土地市场高度垄断，使土地供给的弹性很小，供给时间、供给多少都是由供应方决定。而且二00二年推出的土地“招、拍、挂”政策以来，使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土地垄断经营权。“如果土地制度不改变，房价怎么能下来？怎么能形成合理的房价？”

话说，土地制度怎么改众说纷纭，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有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国有土地私有化或者确切讲是使用权私有化过程中的中介市场，开发商就像一个批发商，从政府那里拿到地再零售给居民，中间环节产生暴利完全是一种制度性安排。什么时候，这个私有化的过程差不多了，什么时候这个市场的秩序才会正常，房价才会相对稳定。事实上，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土地表面上是“公有制”，但在利润分配环节却被实质私有化了。开发商及从事“灰色交易”的地方官员，就是这个实质私有化的既得利者。

前不久，一个地方官员公然向国家政策“叫板”说：“敢于拉动房价是负责任的一种做法。”“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需要高速增长，而土地资源又相当稀缺。房地产业现在已成为重要的税源和财政收入来源，为经济增长提供的支持很大。”然而，以经济增长作幌子，违法占地在一些地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越来越多。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指出，今年头5个月，全国国土资源部门共立案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涉及的土地面积达到12241.7公顷，同比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宗数和面积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和面积的60%左右和50%，有的高达90%以上。受现有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和财税体制等因素影响，最近一个时期内，土地违法仍将处于高发期。

其实，土地违法不光处于高发期，而且有其深刻社会背景。

何新在重读《资本论》札记里曾说过：低廉地租也是中国近二十年来房地产开发业高度发展、利润巨大的主要原因。九十年代初中国一些地区掀起了圈地运动。开发商通过官员审批取得土地使用权，然后将土地价值作虚拟评估，根据评估价再将其抵押给国家银行套兑资金。这一套办法是模拟西方土地市场的。但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即西方用作抵押的地产，是私有地产，而中国则是国有地产。实际上，当国家允许地产商将国有土地用作抵押品时，国家犯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错误。国家忘记了土地所有权是自己的，银行及其资金也是自己的。

为什么这个骗局能进行？因为从国家银行套兑到钱的那些开发商，往往会将一部分所得资金转移给批租土地的官员，此外也会转移给帮助其完成贷款过程的银行官员。而在这一资金转移的过程中，土地同时也由国有转为私人使用，又转为银行抵押资产，最终又作为银行拥有的不良资产被拍卖而私有化。

除此，私有化被成功实施的诀窍还在于，在垄断审批条件下，某些开发商以极低的批租条件拿到优良位置土地的开发权。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区位所造成的级差地租，叠加而成为房地产投资便成就了高额利润。从现实看，官商合谋将公有制光环下的土地在利润环节上化公为私了。2006年06月28日新浪财经

王小石喊的什么冤

上周笔者在此发表评论，问王小石案会不会卷土重来，这回要问王小石冤不冤。之所以要问，是因为王小石案“扑朔迷离”。

首先，被一审以受贿罪判处13年有期徒刑的原证监会官员王小石不服原判，今年初曾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继续坚持无罪申辩。然而时至今日，王小石案二审程序启动情况悄无声息，王小石怎么样了？其次，王小石在受贿案件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并不明确。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一般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构成要件，才能构成受贿罪。

具体而言，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法定要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认定：其一，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在事前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其二，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作出过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事实上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且其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因，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果。

审理王小石案的法院认定：对于某公司提出的能够尽快、顺利地获得审核批准的请托，王小石并不能通过其职务便利直接办到，因此王小石受该公司请托将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审核人员约出，王小石及请托人均向审核人员提出了要求尽快办理的请托事项。对于某公司要求对上市申请尽快审批的请求，通过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在该企业的上市审批过程中有被延误的情形，在对其申请按照正当工作程序进行审批的情况下，某公司的此种请托属不正当利益。所以，本案中王小石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王小石在“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个要件环节中，只是一个跑腿的或放哨的，并没有发挥核心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被王小石约出来的“审核人员”。但承诺谋取利益与是否得到利益并不是一回事，王小石收下了巨款就是一个承诺，而限于能力，他的承诺仅止于打通关节、通风报信，事实上，他也确实尽心尽力。至于后续结果如何，则涉及另一种承诺，不能与王小石案混为一谈。

王小石案提醒我们新股审核中，寻租链条之长、寻租市场之大，即便如“边缘人”王小石者，也能通过通风报信、暴得厚利。如今我国新股审批重新热闹开张，先不提王小石，光是那些围绕在“审核集团”周围的边缘人士的寻租清理，管理部门就必须下大力气才能见些微之效。2006年07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

弄清特殊利益集团到底特殊在哪里十分必要

日前，新华网载文指出：驻北京的一些观察家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团”，以免其损害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和谐。六中全会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将更多地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着手，消除各种危害公共利益的不利因素，营造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机制。

与其同时，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在参考文摘版转载了《约束权力才能平衡收入分配》一文。该文指出：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2005年两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现象并没有改变。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保障职能，对于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增长缓慢，其中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已经突破了多数国人的承受底线。除了需要进行政府体制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其从利益主体回归应有的服务者角色外，还须通过制度设计加大民众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重，以对政府行使权力的过程与方式形成有效牵制，因为经济与财富分配领域的合理性，须以政府、社会领域权力分配的合理为基础。

在此，我们看到“权力”对中国经济利益分配所起的作用十分之巨大。

此前，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权威时政思想理论期刊《人民论坛》报道指出，《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经过多年研究考察，总结出近年来买官卖官出现了“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和“批发”买卖四种新样式。根据王明高的研究，买官卖官中的“越级”买卖就是：买官者已不局限于向直接的领导人贿赂，而是向上一级、乃至上几级的领导贿赂，由他们出面施加影响，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与买官行为相对应，有点买官者不局限于自己职权范围，而是影响下几级干部任免。这些干预、招呼、影响都直接与利益挂钩，甚至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

而一份由中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耗费数年打造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总报告》则提示：在改革和利益分化的过程中，一些阶层由于拥有种种便利和优势条件而能够获得较多的好处，另一些阶层则难以获得多少好处，甚至其原有的利益也在改革过程中受到损害。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产业工人阶层，各有相当一部分成员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到损失。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相应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基于能力主义——业绩主义的资源配置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但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非法获取资源和机会的做法，譬如权钱交易、坑蒙拐骗、贪污腐败、买官鬻爵、任人惟亲、拉帮结派等，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些人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实现的向上流动，不但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且还广泛引起了社会的不满。

事实上，所谓的“仇富”，就是对这种权钱交易等的不满。分析表明，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但收入差距本身并不是导致社会不公平感的重要根源，权力对收入分配的干预以及权钱交易和官员腐败等现象才是社会不公平感及不满产生的主要根源。

真要说起来，“仇富”或不满早已是“星星点灯”。就基层来讲，处在权力的某个位置有什么实惠、有多少油水可谓“路人皆知”。据说，绥化的马德卖官，被称之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他在绥化卖了265个官位，市委大院成了官帽批发市场。而有一位有名的卖官书记叫武保安，上任8个月的时间，突击卖官收入达500万元。他的夫人退休在家除了打麻将就是到银行存钱。武掌柜卖官不标价，但同样也是一口价，就是他想卖个什么价就是个什么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曾有一桩奇闻，原宁波自来水总公司自来水工程建设公司总经理张晴涉，在收受贿赂时，如果对方送少了，他只咳嗽，送到数了，他才理你。在这些权钱交易背后，其最终负担要由广大的民众去承担，行贿的官员与商人都将去变本加厉地掏空国库或盘剥百姓，恶性循环的结果是造就了一大堆各层次的“特殊利益集团”。

事实表明，在中国要清除或清算几个贪官和奸商很容易做到，但要铲除孳生贪官和奸商的“土壤”却并不容易，在对体制和制度进行革新和建构之前，分析土壤、探究“特殊”之症结大有必要！如果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不将实质性问题摆到桌面上去讨论、解决，所谓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还是一句空话。2006年10月07日新浪财经

竞争力报告引出中国另类脆弱

“十一”前夕，北京市计生委副主任李芸莉做客首都之窗时表示，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希望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可以把二胎生下来，此举将有利于未来解决北京劳动和老龄化问题。几乎同时，从瑞士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WEF)传来消息称，在最新发布的2006-2007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在此次排名中名列第54位，相比去年下跌6位；而印度则由调整后的第45位升至第43位，比中国领先11位。分析认为，与中国相比印度至少在几个方面享有优势，其中之一便是印度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长能够跟上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却使中国经济面临劳动力供应不足难题。

其实，所谓“报告”我们大不必当真，但其中披露的端倪倒可以去思量。

此前，笔者曾撰文指出，由于性别比近年失衡严重，“中国或将成为新娘进口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公布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报告，零岁组的人口性别比为121.18。从历史数据看。我国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五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是104.9、103.8、108.5、111.3和116.9，从1982年以来有明显偏高势头，并有继续攀升的迹象。如果以107为合理范围的最高限，2000年全国只有西藏(102.7)、新疆(106.1)和贵州(107.0)在正常界域，其余都超过了标准，其中有7个省超过了120.0，海南和广东高达135.6和130.3。

性别比失衡的严重后果，近年在一些国家已经显现。以希腊为例，一些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未婚男女的比例高达100∶66，许多男子因为找不到老婆，成了大龄光棍汉，于是纷纷通过电视台向政府提议，希望希腊政府与邻国保加利亚政府达成一个“双边协议”，从保加利亚“进口”一些新娘以解“燃眉之急”。试想，假如届时新娘需要进口，我们的人口及繁衍又将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呢？

撇开“纯粹”的人口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劳动力“难题”。

众所周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除“第一生产力”外，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基础生产力”——劳力。就中国现实而言，人口的大头在农村，“基础生产力”就是农村劳力。在此，农村劳力又分化成——留守乡土的农民与奔波四方的农民工。从年龄上看，他们处于30-50之间，为新中国人口“爆炸期”所生，而他们下一代的繁衍则均接受过计划生育的“洗礼”。其实，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以30岁年龄段为分水岭，中国人口已由庞大逐渐转向稀缺了。而去年底、今年初，由南方局部城市所涌现的“民工荒”就作出了警示。

一个现象，在这儿不得不提醒大家。这就是，我们餐桌上吃的东西出自于农民，而且日常的生活及工业产品也大多出自来自农村的“民工”，仅仅是因为户籍他们暂时还没被称作“工人”罢了。而城市原先的工人要么下岗、要么转三产，留下来继续做工的只是少数了。话说，在工厂流水线上、在建筑工地上、在矿井隧道里……干活、流汗的有几个不是“民工”呢？

据8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指出，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对此，笔者在广东、福建一些外资、合资企业考察时也有亲身感受。通过交谈了解到，工人(民工)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基础工资，大凡约为300-500元(人民币)，另一部分为加班工资，也就是八小时以外工资，而这部分工资往往要占收入的大头，血汗钱之艰辛可想而知。在广大的城市，最脏最累最重的活计，有哪样不是民工在“代劳”呢？

于此，并不是着意替民工叫屈或鸣不平什么的，而是提示大家中国目前的经济繁荣，除改革开放政策、科技进步之外，所蕴涵的劳力“适时”释放、廉价使用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此，笔者想侃两件事与大家分享：

十余年前，笔者刚到一地方机关工作。某日，从基层来的新局长在见面会上第一次发言，第一句话便说：中国的经济就是剥削农民的经济。记得，新局长唐突的开场曾令我等瞠目，但随着后来对社会及工作的体验，虽觉得他说的偏颇，但对“农民“二字却有了深刻体味。另一件要说的，是笔者的表哥。表哥是位理学博士，供职部属研究所，每每相聚谈及饮食，他都要感慨知足有余，还常常提及小时在职工食堂伸手向人要馒头的日子。要是在饭店吃饭，服务生每端一道菜上桌，表哥总会虔诚地道声“谢谢”。“谢谢”二字谁都可以去说，但与表哥“谢谢”的蕴意并不一样。

仔细琢磨，不光餐桌上盘中餐出自农民之手，而且掌勺的大厨也大多使过锄头，端盘子洗碗的更是来自村村寨寨。也就是说，在我们享受生活富足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对我们的“基础生产力”说声“谢谢”。分工不同，固然可以将“谢谢”淡化，固然可以把“缝隙”掩盖，但当“基础生产力”变得越来越稀缺、越来越脆弱的时候，我们的“谢谢”又能值多少钱呢？届时，就怕想说“谢谢”也难觅对象了！

时下，在我们关注资源尤其是能源稀缺或危机的时候，对人口、劳力的“危境”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或多大的震动。但是，可以预期，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步伐的加快，对我们这样一个超级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生产力”的危机迟早会凸现出来。同时，也可以预言，十年之后，或者说不要十年，中国将出现真正的“民工荒”，“世界工厂”一说也将会成为过往，对于人口基数依然庞大的中国来说，经济转型、劳动保障将遭遇空前挑战。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巨量人口助推了繁荣，同时也给今后发展丢下了难以逾越的羁绊。2006年10月09日  新浪财经

走了谢国忠岂要大惊小怪

有篇文章叫《洋腐败催生新买办》，其中有这样一段：行贿成跨国公司潜规则，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十年来一直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9月20日中新社)。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洋腐败”可能造成的危害的分析，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对“洋腐败”可能会催生新的社会阶层———买办阶层，却缺乏足够的警惕。买办无祖国。买办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依附性，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外国资本……

据人考证，“买办”一词在我国明代已出现，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尚无近代“买办”的含义。鸦片战争前，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专为外商服务的居间人，这些人也被称为买办。他们一般是指外国商馆的内部经济和事务，诸如总管、帐房、银库保管以及照管外商贸易、生活事务的办事人员。这些“买办”是中国“公行”的雇员，受封建政府委托，管理和监督外商。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被废除，买办不受公行控制而由外国商人自由选择，被外国侵略者所控制。凭借在洋商和华商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地位，买办一时成了经济上的暴发户和政治上的特权者。

星转斗移。当今，一大批供职于“洋行”的海归被社会称作了精英，“买办”一词似乎销声匿迹了，然而其历史存遗的“买办”痕迹并未完全被抹去，甚至在某方面更加发扬光大。买办有无祖国，暂且不去议论，但祖国始终把“买办”当作游子却是不争的事实。

前不久，就职于摩根士丹利的亚太区经济学家谢国忠辞职，就引来了国内许多“惋惜”和“愤懑”。据介绍，谢国忠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此前曾在新加坡的麦格理银行企业财务部工作了两年，在世界银行工作过5年时间。谢国忠辞职，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一个在洋人那儿打工的，怎能用在国内也被淘汰的“终身制”来套呢？由于洋人给了谢国忠一顶“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学家”光环，所以谢国忠每每发言总会招徕“聚光灯”。话说：吃人的嘴软。作为所谓亚洲排名前位分析师的谢国忠，其声音既是本人的，更是摩根士丹利的，不然报道为何要说“离职与电邮内容外泄有关”？

简历显示，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从学业和职业上来看，谢国忠只能算半路出家，对中国经济不太可能有深入了解，按道理在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上不应该有那样大发言权或影响力。那么，这些“权力”是谁给的呢？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造就了“谢国忠”品牌。

话说，在做学问上，适合当谢国忠老师傅的，许小年无疑是最佳人选。从简历看，许小年1953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81年-1985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9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199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1996年，任世界银行咨询师；1997年-1998年，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1999年加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被聘为研究部董事总经理；2004年2月，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聘为全职教授。在中金公司期间，许小年曾经发表“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论”，引发证券市场震荡。

据悉，2003年11月中，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内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主持者为中金公司的掌舵者朱云来。平时鲜少出现在员工面前的朱此次目的无他——向研究部员工验证一条悬疑已有时日的传闻：研究部总经理许小年于2003年年末离开中金。此前，早有消息称许有意离开—— 一说为他与中金高层交恶，一说他在中金两大股东建行与摩根士丹利的公司政治中“站错队”而被迫出局——均为不欢而散。在中金内部，对于许小年的评价也分成两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有书生气，坚持个人主见，而不喜欢他的人则认为他性格固执、脾气暴躁。据说这正是他去职的关键原因。评论者认为——无论如何，进入摩根士丹利后，许小年需要尽快调低自己的姿态。摩根士丹利已经拥有一位在业内广有名望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虽然在职务上两人不会有直接冲突，但一旦对某一观点各执己见，向来高声发言的许小年将只能保持安静。

许小年离开之际，人们最关注的是小年去处，倒没什么情绪宣泄，这或许与小年供职单位的中资“含量”有关，否则打报不平也许不会少，发泄一回“中国式”愤懑，就如同谢国忠被炒后情形一样。其实，不过是一场“书生气”罢了。

记得年初，为了一个话题曾与张五常先生斗过气。最终，五常先生以“盲拳打死老师傅”收场，笔者则用“谁又能说张五常不可爱”搁笔。话说，对小年和国忠来说，盲拳打死老师傅的大有人在，胡祖六便是其中佼佼者。胡祖六生于1963年，为清华大学工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1991年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

据说，胡祖六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国内相关机构应消除外资进入金融业的“非理性恐惧感”，他的论据之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与该国金融开放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他还认为认为,关注金融安全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分析指出，作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也切身实践着他的理论。2005年股权交易和并购事件发生频仍，高盛参与了中国网通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收购案，及平安保险公司10亿美元的股权出售案。高盛在亚洲的业务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来自于中国,超过了日本。据说，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对其“老师傅”来说，胡祖六高明之处在于“轻声说重话”——你几乎意识不到他是高盛资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常言道：言多必失，事多必误。对于常在河边走的胡祖六来讲，终究会有哪有不湿脚或失蹄的时候。信不信，等着瞧！到时候，可千万不要再去大惊小怪，否则谁都要说你“不可爱”了。2006年10月13日新浪财经

复建圆明园与挖掘始皇陵究竟能带来什么

据悉，由国家文物局主管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横店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的中国圆明园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日前在浙江横店设立。这一专项基金的设立，被认为是圆明园复建工程正式启动的标志。

报道指出，复建圆明园的资金将全部来自民间，所需的200亿元将通过社会公募的方式获得。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表示，重建圆明园是由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发起并操作，和横店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又说，“在横店异地重建圆明园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空穴来风。”他为这个事准备了15年。“15年来，我们一直在收集圆明园的图纸和有关的资料，现在，我们已完成全景总平面图和效果图。”“横店的水土地貌十分适合修建圆明园。现在我闭上眼就能想见圆明园的全貌，只要条件成熟，我铁了心要做这件事情，让横店重现1860年以前的艺术辉煌。让中国人知道，1860年前的圆明园到底美到什么程度。”

在此，徐文荣虽不想把横店集团扯上，但实际的操作者是谁谁都明白，只是横店集团怕招惹“国难财”嫌疑罢了。

话说，即便复建了圆明园，但此“横店圆”毕竟替代不了圆明园。与徐文荣先生“复建”相左，最近张五常先生跳将出来抒发“怪诞”，扬言“现在是打开秦始皇陵墓的时候了”。

张五常说：秦始皇帝这个人不容易明白：一方面有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发神经，很大的神经……我认为今天打开秦始皇之墓是大好时机，二千多年来最适当是今天，不要再等了……俱往矣！今天科技没有问题了，可以做到应有的保护。更重要是向前看，虽然没有保证书，我们看不到兵荒马乱的将至。是的，打开始皇的墓，不仅可在地球上炫耀一下，也间接地公布，中国是个有恃无恐的国家。只两年北京办奥运，再两年上海搞博览，不知可否赶得上把始皇的墓一视天下，热闹一下呢？由此，人们不禁要问：掘始皇墓难道就为热闹一下？

其实，到底是谁神经，张五常难有自知之明。

此君还说：始皇陵内之物是炎黄子孙的公共财富，没有谁可以占有，但看一下不是很过瘾吗？原来，呼喊“现在是打开秦始皇陵墓的时候了”，不过是张五常想过眼瘾的呓语。为了让大家不要忘了自己是经济学家，张五常掐指算了一笔账：秦始皇陵每年大约可以接待500万参观人次，如每人收费人民币500元，每年门票收入就是25亿，远超打开陵墓及维修保养的所有费用。

不光画蛇添足，老五常更走火入魔——如果我是秦始皇……我会恨不得二千二百年后的好奇之士，把陵墓打开，让我对他们说：进来看看吧。墓内是你们先人的文物，要感谢我当年发神经才保存下来。看来，张五常是想把“神经”进行到底了。

两相比较，“复建”与“挖掘”似乎异曲同工。既然“神经”，就甭去理它。

圆明园与始皇陵都是历史遗迹，同时更是历史的见证，而历史是由活着和死去的人所创造的。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里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最近，一位可敬的老人走了，她就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她一生受了不少委屈，平反后却一直投身福利事业，用行动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她把自己的晚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广大的贫困母亲；她用自己人生的灿烂余晖，照亮和温暖了无数母亲的人生！” 11年来，在王光美奔走倡导下，幸福工程已在全国资助了15.4万人、投入资金3.1亿元，项目点遍及389个县、市、区。她为幸福工程殚精竭虑，却反过来感谢幸福工程：“它使我晚年的生活更充实，使我一再体会到‘给予’的快乐！”于此，大家也许要问：“复建与挖掘”工程，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吗？ 2006年10月24日新浪财经

胡润榜是否被注水 严介和又傻又可爱吗

日前，一份被披露《关于请求协调解决太平洋建设集团公司临时困难的紧急报告》，让严介和一次再次地成了舆论焦点。话说，焦点“焦”久了，也便成了饭后的谈资。有的说老严太傻*，有的说老严太可爱，讲到最后大家感慨：老严啊老严，兜里有钱的没吆喝，干吗乍富就挺腰凹肚呢？

其实，成就“严介和”这个三个字的是英国人胡润。

去年，胡润把严介和挂上了中国富豪榜排行老二，因为出人意外，所以大家对严介和的关注超过了首富。话说这个排行老二，事实上是个注水的冒牌货。

一开始，人们对这个排行老二感到惊讶——媒体说，严介和以与其他众富豪截然不同的态度认同了这个数字:“胡润出来的125亿和实际应该差不多”，他感到纳闷，不知道什么原因胡润对他盯得比较紧，对太平洋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真纳闷还是假纳闷，只有严介和自己清楚。

随之，大家疑惑——为什么严介和一年之内资产多出110亿元？是胡润去年失职还是出于严介和今年的高调安排？而根据今年7月严介和收购的华意压缩(000404)公告称，严介和掌握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总资产只有24亿元，净资产也只是12个亿。哪个数字更能代表严的真实家底……

然后，严胡俩人一唱一合——胡润表示，严介和的异军突起是因为他的企业能够介入一个相对垄断且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业——基础建设。胡润还称，太平洋建设的应收账款这一块成为严介和财富冰山的水下部分。严介和则称赞胡润“聪明”地发现了这一点，政府信用做后盾的“零风险”欠款无疑可以全额算为太平洋集团资产。他声称集团毛利率达到35%左右，且负债率只有30%。至于真实财富具体有多少，严介和却表示没有做过统计，因此没有全盘的数字。在此，大而话之的严介和给自己今后，及大家想象都丢下了空间。

最后，严介和大肆煽情所谓“111工程”—— “到2010年太平洋制造100个上亿富豪，这里面主要是集团高层的持股人员、大的供应商和承包商，1000个千万富翁——指较小的供应商、分包商，10000个百万富商”。

想想看，严介和如此煽情也就在三百多天前，如果不是时下响起四面楚歌，我们岂不是蒙在鼓里，或听之随之任之吗？所以，要说严介和傻，其实不然！

众所周知，严介和“第一桶金”是用亏损赚来的。报道说：彼时南京市绕城公路开工建设，严介和来到南京后，辛辛苦苦跑了11趟终于得到一个涵洞建设项目，而且严介和到手时已经是第五包了，那笔生意最终让严介和亏损8万元，而当初他来到南京时手里能动用的资金不过10万元左右。这出“苦肉计”却赢得了发包方的信任，他的施工队获得了绕城公路工程“指令性分包”项目，绕城公路完工的时候，严介和净赚800万。

话说，此一时彼一时。从时光倒流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画卷——2004年，严介和在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排名第66位；2002年，注册成立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集团相继并购了17家国有大中型企业，总资产达到60亿元，成员企业发展到46家；1995年，注册成立江苏太平洋工程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第二年6月完成"集团"更名登记，注册资金1.05亿元，任董事局主席兼总裁；1993年，开进国家重点工程沪宁高速公路；1992年冬，以亏损8万元敲开"省门"，掘得第一桶金800万元……

掐指算算，从掘得第一桶金800万元，到总资产达到60亿元，严介和用了10年时间。从严介和所从事产业和操作手法看，中国特色的政府机制与功能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造就了“太平洋”。其实，不论是“太平洋”还是“严式富豪”，在中国比比皆是，地下的地上的都有，而严介和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最不拘小节的一个。要命的在于，严介和将“不拘小节”当作了第N个“苦肉计”，除了打肿脸充胖子，幕后更有其它派场。

去年十月，笔者在《阳光下挣钱月光下挥金 骗子终将露出马脚》里写道：据悉即将于11月3日公布的2005中国福布斯400富豪榜上，没有严介和名字。此前，严介和以“黑马”身份一举冲上胡润富豪榜亚军。福布斯方面称，严介和落榜原因在于其企业产权结构和负债情况不明晰。争议归争议，倒也无妨，问题是严介和坐上“胡榜”便开始“胡说”，取而代之成了“出头鸟”，四处张狂无意中露出了些许“马脚”……严介和字里行间也不是没有最坏的打算——如果有一天企业实在发展不下去了，我就去做资本家。绝对不会像唐万里和顾雏军那样，为了做企业而落得个锒铛入狱的境地。话说，资本与实业是连在一起的，严介和想走又怎能脱得了干系呢？

近来，《严介和被限制出境 欠款3238万12套房产将查封》、《胡润自嘲调研员 严介和身价减50亿》、《太平洋面临困境 严介和紧急求援江苏省政府》、《严介和经济危机还是信任危机》等报道纷纷出笼。而今年胡润百富榜显示，江苏有两位“出局者”，一位是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另一位是斯威特集团董事长严晓群。同样吸引眼球的是，近期连160万余元负债都无力清还的严介和，今年以75亿元的资产位列“百富榜”第16位。资产从过去125亿元缩水至75亿元，缩水整整50亿元。于此，在我们呱唧又傻又可爱的严介和的时候，更有必要去问一问长着中国名字、出生于卢森堡的胡润先生——胡润榜是否注水或注水太多了呢？！2006年10月25日新浪财经

任志强请不要当票贩子 房市岂能克隆春运行情

既然被美誉得如此，那么就请任志强不要去当“票贩子”，把“没办法告诉大家”的东西想办法告诉大家。如此，北京房市的“春运状态”才能够早早儿点结束。

不知是叛逆，还是冲动？近来，一向牛气的任志强，竟然抛出——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于此，若说任志强推卸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房价离谱早就在影响社会和谐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任志强是不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告诉你——向来惟利是图，向来信口雌黄，向来大言不惭，我们相信谁也不能去相信任志强。所以，任志强说什么不要当回事，权当耳边飞过秋天的蚊子。

时下，秋天的风在北京越刮越冷，暖气马上就要在全城“开闸”了。用句浪漫的话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话说，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年一度的春运也就快要到了。春运是老话题，也是老难题，同时也是件大家有所体验或不甚愉快的事，说起来也许都有话要讲。说实在的，要不是去年春运期间，在北京站售票窗口亲眼看见一个人民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驱赶群众为票贩子保驾护航，笔者还真没激情写下《半夜西北风火车为什么变得越来越狰狞》、《一张车票为什么让我们想到许多许多》等“愤青”春运的文章。

在《越来越狰狞》里有这样两段：从经验看，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青春。这期间，如果要出远门，搭乘的交通工具往往就是火车。如果把火车和站台搬上回忆的银幕，闭上眼睛许多的难忘便会涌上心头，即便没了印象，情愫却依旧缠绵……常言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纵横比较，一纸簿簿的车票又算的了什么呢！过去，火车上的条件虽然简陋些，即便刮风飘雪的日子，但回忆起来还觉得温暖，喷着黑烟的火车依然叫人留恋。那些日子，难道就是传统的日子？回忆，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狰狞。

虽说狰狞被忘却，但又《让我们想到许多许多》——与春运对应。火车票拼命加价不说，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旅客还要遭遇票贩子的盘剥。票贩子，既有小的也有大的，既有前台的也有台后的，百姓真苦不堪言……车票年年涨价……为什么我们离“平价”时代渐行渐远了呢？

言归正传。与任志强丫鬟说相呼应，任志强还说：我们要承担大量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的公共事业，而这些公共事业是我们用企业其他的东西去弥补的，我们说国有企业从政府那儿占到便宜，其实有很多我们没办法告诉大家投入到公共事业的投资。在此，任志强老毛病又犯，故意卖关子“没办法告诉大家”。在此，大家不禁要问任志强是不是想揭“国务机要费”老底？

报载，陈水扁利用“国务机要费”虚报假账一说，源于SOGO礼券案“深喉”、“台湾红”公司董事长李慧芬。长期居住在澳洲的李慧芬在今年6月中就向媒体透露，她返台期间长期住宿台北的君悦饭店，其间有300多万元新台币的住宿发票，被堂姐李碧君要了去。李碧君是陈水扁妻子吴淑珍的密友，她跟李慧芬说这些发票是给“老板娘”(吴淑珍)报账用的，而吴淑珍很可能将这些发票交给陈水扁去冲“国务机要费”，以中饱私囊。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民众纷纷要求台湾审计部门彻底调查“总统府”的秘密账户——“国务机要费”。

撇开“机要费”暂且不表。此前，笔者曾断言《任志强是这个世上最为胆大泼辣的深喉》——深喉也可被分成两类，一类是通俗意义上的深喉，一类则是另类意义的深喉。这个另类就是如任志强般的，把社会背后深层的东西随时“暴露”的深喉，他所传达的是深喉们还没来得及传达的声音。志强先生不仅是另类深喉，而且是可爱的深喉，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志强先生“深吼”得坦荡、明白，让大家一点儿没什么悬念和幻想……叫人嘴嚼的仅在于，话让任志强说了，别人没说也未必敢说，而这就是任志强可爱之处……所以，任志强说的再有不是，他毕竟是深喉，而且是一个可爱的另类深喉——在这个世上，有哪个深喉能有任志强如此胆大、泼辣呢？

既然如此被美誉，那么就请任志强不要再去当“票贩子”了，把“没办法告诉大家”的东西想办法告诉大家吧。如此，北京房市的“春运状态”或许能够早早儿点结束。2006年11月14日新浪财经

从青瓦台辞呈说起 到底谁该对高房价负责

据悉，最近韩国房地产炒得相当火热，房价被炒得非常高。针对于此，韩国建设交通部长秋秉直以及青瓦台的两名官员，提出了辞呈以示负责。韩国媒体指出，青瓦台总统府发言人表示，韩国建设交通部长秋秉直、青瓦台负责宣传的首席秘书李百万、青瓦台总统府经济助理丁文秀，为了对日前发生的房地产政策问题负责，提出了辞呈。

发言人说，有关秋秉直等人辞职的原因，各自有原因，不过，可能不想为最近的事情给总统的国政运营增添负担。话说，受不受理辞呈是韩国总统卢武铉的事，但该国官员勇于接受并承担责任的态度或许让国内的官员们汗颜。话说回来，能指望他们“旱烟”吗？要说汗颜，也就一袋烟的工夫。

近年，对韩国建设交通部来说也是多事之秋。去年3月，韩国媒体突然报料：韩国建设交通部长官姜东锡涉嫌利用职权帮助大姨子及朋友从事房地产投机，帮助儿子就业谋位。消息一出，姜东锡就以“身体不适”为名递交了辞职信，卢武铉总统当天就接受了辞呈。

呱唧起来话长，也颇具幽默。

2004年中秋节之际，韩国曾展开一场反腐大战。当时，韩国建设交通部的一位科长因收了前妻送来的6000万韩元礼金而辞职，姜东锡一怒之下告诫下属：想挣钱去企业，图财莫当公务员！然而，时隔不到半年，韩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有关姜东锡涉嫌帮助亲朋投机不动产以及安排儿子就业等腐败丑闻：姜东锡的大姨子和他的一名高中校友1999年在汉城以西的仁川机场附近分别购买了3354平方米和2040平方米的土地。姜东锡的大姨子因此获益10亿韩元(约98.5万美元)。2004年4月，姜东锡又托人帮儿子在仁川经济自由区区厅找了个工作……看来，对别人搞“马克思主义”是个世界通病。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韩地理上相近，文化上也有很多的相似，经济上除互补，类似的东西更不少。比如，中国房地产炒得沸沸扬扬，想不到韩国同样不落后，不同的是在高房价下，我们这儿的官们稳坐鱼台，人家却火烧屁股呆不下去。不仅如此，还眼睁着任由地产商偷税漏税，而且令人不可思议——连房地产的成本都没有弄清楚或交代明白，如此逃脱税金、和弄大众自然成为家常便饭，甚至——出现为房子而泣的新时代奴隶，甚至——出现任志强之流亵渎公德，以至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大气氛极不相称。

所以，我们在此说什么都是多余，仅想问一句——到底谁应该对高房价负责？如果这个责任“实践”了，那么，房价离真实价值的回归就不会太远了！问题是，谁愿意做这个“勇敢者”？我们，你们，大家，都拭目以待。2006年11月15日新浪财经

高房价事出有因 任志强算不上开发商代言人

说起来惭愧，一直以来总以为任志强是开发商代言人，但这个世界往往喜欢开玩笑。参加一个座谈，与房产A老总一席对话，笔者才有所领悟，其中虽有偏颇，但兼听则明，在此给大家呱唧一下。说错了，大家批评；说对了，彼此共勉。

针对任志强一系列言论，这位老总竟然并不认同，相反，他认为任志强把水搅混了，让社会舆论把矛头都集中到开发商身上，什么事情都是开发商背黑锅。至于任志强所谓丫鬟子说，A老总并不认同——任志强坐在国企上，当丫鬟子是他个人的事情，别作践了我们，他并不是我们开发商什么代言人，在此情况下，让他代言不是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谈及敏感问题，A老总并不否认房价虚高。他指出——其实，开发商也不希望如此！比如，前阵子上海房价一天一个价，今天一万一、明天一万二、后天一万三，开发商也不知道房子该卖不该卖，因为开发商担心在建项目今后会怎样？激动之余，A老总“推心置腹”——高房价必有高成本，后续项目完成时，万一房价大跌，我们开发商不去跳楼，也会血本无归啊！任何一个明智开发商都希望赚取合理的利润，房价大涨必有大跌，哪个开发商都逃脱不了厄运，除非现在就离开这个市场。问题在于，并不是想走就能一走了之的。所以，对待房地产现状我们也很忧心。

那么，高房价是如何造就的呢？虽不能令人信服，但A老总却给了我们一个观察的“视角”。站在开发商立场，他抛出三大虚高元素：一是土地市场不规范依旧，土地高成本是房产高价格的首要因素；二是炒房推波助澜，分享高房价利润，开发商只管建房子，市场规范上政府做的并没有到位；三是地方政府对开发商硬性“摊派”，比如“无偿”为市政建设一些配套设施，而这部分地方政府则用“政策”回报开发商，而“政策”却成了房价高企和利润虚假等问题的“药引子”。话说，我们从任志强做丫鬟子一说里，似乎也能管窥到其中的端倪。

随后，A老总的话听起来更加“离经叛道”。他指出，中国房地产搞“市场化”并不科学，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多地少，搞房地产首先需要的是土地，房地产解决的是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现阶段怎么能够全部市场化呢？因此，我国房地产的有关政策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从土地上看，房地产也有“资源”属性，资源性产业当然需要国家宏观统筹，照搬所谓西方理论固然不可取，动辄拿“市场”帽子扣人更要不得。

针对高房价后果，他举例指出：现在，在上海要拆迁一个“棚子户”起码也要一百万，而一百万在上海也只算“贫困户”，开发商开发成本与城市生活成本都加大了，将来经济的发展还能可持续吗？至于解决办法，他提出两点：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要理顺；二是党政干部绩效考核要把科学观、和谐观落到实处。 2006年11月17日新浪财经

清算第一桶金本质是民众呼吁反腐的呼声

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说：对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如果不考虑历史的环境条件，一味用法律、用宪法大帽子扣下来，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法律应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产物。从某角度看，胡德平所云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因为胡德平所谓“说法不好”，法律和舆论就对“第一桶金”噤若寒蝉。至于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更不能令人苟同！

有人说，清算第一桶金不如清理权力寻租。其实，有“第一桶金”就可能有“第二桶金”、“第三桶金”，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在清算权力的寻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若干年前，一个人杀了人，现在被发现了，难道轻易就算了？既然“第一桶金”与权力寻租有关，那么授受的两方都一了百了了？难道这样，才叫肯定改革巨大成绩吗？于此，“巨大成绩”倒成了吓人的大帽子。

事实上，世面上所说的“第一桶金”是指不法商人发家的主要不法暴利收入。清算“第一桶金”，既然有宪法和法律作依据，又怎能与否定改革巨大成绩沾边呢？谈问题应该一码归一码，混淆概念岂不混淆视听？说来话去，只有洞悉清算“第一桶金”的背景，才能真正读透清算“第一桶金”的内涵及意义。就民情民意来说，你要问老百姓最痛恨什么，他(她)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腐败，虽然贫穷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敌人。在此，回顾一下历史、说两个片段，也许能对清算“第一桶金”有个明晰的说法。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東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青山和张子善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主席说：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们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可见，清算“第一桶金”不就是在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人吗？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安定。

2004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要继续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必须继续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200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意见》把舆论监督定性为社会发展的要求、新闻工作的职责、人民群众的愿望、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要重视舆论监督工作，支持新闻媒体的采访活动，为采访报道提供方便。基层单位不得封锁消息、隐瞒事实、干涉舆论监督，不得以行贿、说情等手段对舆论监督进行干预。有关地方和部门应当对舆论监督作出积极反应，对媒体揭露的问题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通过媒体公开处理结果。当前，清算“第一桶金”大多出自媒体之口，难道这样的“反腐”说法也叫“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吗？

从问题本质上来看，清算“第一桶金”并不是让大家眼睛都盯着民营企业或企业家们，如同把“仇腐”曲解成“仇富”那样。具体说，就好象把我们的国人都看作害了“红眼病”，都患有酸葡萄心理一样，对富人们的财富虎视耽耽并且编排着他们的不是。而国内的一些“富人”以及某些经济学家或代言人总爱拿“仇富”说事，并且断言如此的“仇富”，将迟滞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或杜撰一些耸人听闻的结果来吓唬人。其实，说国人患有“仇富心理”，实则是偷换概念，是给国人扣上一顶难以承受的大帽子。

同样，清算“第一桶金”的本质，就是大家呼吁反腐的一种呼声，虽然其间与一些问题富豪脱不了干系，但不能因此就武断地给人扣上“否定改革巨大成绩”这样的大帽子！要是如此的话，那就“实则是偷换概念”了。2006年11月27日新浪财经

小产权究竟动了谁的奶酪

自媒体6月中旬披露了北京小产权房热销、房价仅相当于现有房地产市场房价的25%-30%消息后，社会各界对此热论纷纷。一方面，它挑起了长期以来深受高房价压迫而买不起房或改善不了住房条件的普通市民的“驿动的心”；另一方面，它又招来了现有开发商模式下房地产商的竭力反对，建设部也明令小产权房违法，并叫停。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这种“小产权房”的出现，尤其在提倡“以民为本”的大政策环境下，小产权房究竟该给予引导，还是被扼杀，已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

政府部门的封杀理由是，小产权房破坏了现有的房地产市场“秩序”。但房地产的“现有秩序”是什么?是否合理？谁是“现有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显然不是广大百姓，而是开发商。而房价仅仅只有周边商品房市场1/3左右的小产权房的出现，直接威胁和动摇就是某些开发商的垄断暴利。而这样的垄断暴利，又成为某些相关政府部门和某些关员进行权力资本寻租的“黑色土壤”。

众所周知，住房是人的生存需要，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而对中国人来说，“居者有其屋”、“安居乐业”更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有居则安、有产则宁。所以当他们最基本的权益之一——居住福利得不到保障时，各种各样的“创新”就成为必然——很多人甘冒被没收和拆除的“楼财两空”的极大风险，“铤而走险”去买“小产权房”。

对此，一贯骄横的开发商代言人任志强又信口雌黄：买小产权房如同偷东西。他指出，法理上已经很清楚，小产权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即使我们要施行的物权法上，也明确规定了宅基地是不能向城镇居民转移的。那么购买小产权房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违法就是：如果我要偷你的东西，你说我富了。那么你认为这是合法的吗？那么现在就是和我们现在抢别人的东西，偷别人的东西是一样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农民一些享受的政府城市这个政府对农民优惠政策之后，就等于你抢其他人的钱没什么区别……

其实，在高房价之下，中国的房地产可能引发的危机已经四伏，小产权房的存在并呈现蔓延之势，是对城市开发商的一大威胁，所以开发商急了，任志强又按捺不住跳出来了。

说起来“活宝”一对。赶在任志强之前，另一“大嘴”开发商潘石屹就窜出来说：这就是“黑市”，当年钢材黑市、外汇券黑市、今天的外汇黑市，政府是如何解决的，这些“小产权房”黑市问题也会按以往处理黑市的办法解决。可见，小产权房是动了开发商的奶酪。

就小产权房的经济利益本质而言，它除了为农村集体创收外，也可算作中国农民的又一大创举。回溯历史，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了18颗红手印，搞起了“大包干”，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由此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就此，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历史拉开了新的序幕。

在此，我们应该历史而辨证地去看待小产权房，或许中国的经济或历史能以“小产权房”为契机，重新审视当前的经济等一些政策，演绎出新理论、新方法，开启又一页历史新篇？！2007年07月16日新浪财经

大政岂能朝发昔改 建设部汲取教训三思再行

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出尔反尔为什么竟也不看时候。

建设部表示，近日发布的《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不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和建设部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对《关于征求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予以废止。此前建设部公布《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声称所谓旨在贯彻落实90平方米以下中小套型住宅政策，将各地各类住宅套型建筑面积标准予以些许修正。由此，大部分地区的小户型面积标准在乘以相应的系数后，最高可达90平方米的1.19倍，约107平方米。

那么，意见稿中的关键是什么呢？

据悉，其中的“面积控制标准”规定，“以夏热冬冷地区6层以下住宅的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为控制标准的基数，该地区其他类型的住宅和其他地区各类住宅的套型建筑面积，由这个基数乘以相应的修正系数得出各地区各类住宅的套型建筑面积控制标准。”所谓的修正系数表显示，住宅层别分6层以下、7至11层、12至18层和19层及以上四档，气候类型分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暧及温和地区四档。交叉组成的共计16个修正系数中，除夏热冬冷地区6层以下住宅系数为1外，只有夏热冬暖地区6层以下住宅系数为0.99，其他地区的各类物业系数均大于1，最大值为1.19。且天气越冷、楼层越高的物业，系数越高。于此，“以气候情况确定套型建筑面积标准”，即便对业内来说也可谓闻所未闻。

之外，意见稿还规定，“每套住宅套型阳台面积不应超过8平方米。”至此，“70%的新建住宅面积须建设9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的房地产宏观调控“调控点”土崩瓦解。在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在以“节能”气候说作幌子，与“宏观调控”对着干，并向大众利益和生存权一再挑战？中央的三令五申哪里去了？为什么非得放大而不去缩小呢？背后的主持到底是谁？建设部的门究竟向哪面开？啊……！

其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已非一日。

2003年4月央行发布121号文件。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规定对购买高档商品房、别墅或第二套以上(含第二套)商品房的借款人，适当提高首付款比例，不再执行优惠住房利率规定。2004年3月“8"31”大限提高。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发文，严令各地须在当年8月31日前将协议出让土地中的“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否则国土部门有权收回土地，纳入国家土地储备，是为“8"31大限”。2005年3月房贷优惠政策取消。央行决定从即日起调整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2005年3月国八条出台。国务院出台八点意见稳定房价。2005年5月七部委意见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转发建设部等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把解决房价上涨幅度过快等问题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2006年4月房贷利率再次上调。央行全面上调各档次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在加息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再次上调利率。2006年5月国六条出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业内人士认为，这六条措施开启了2006年房地产调控序幕。

对照相关政策和措施，建设部哪一项落实到位、配合到家了？

可以说，近三年来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力度之大、政策之多、之集中史无前例，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行业。透过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日益加大这种市场表象，可以发现，除了房地产本身投资过热、价格涨幅过快等因素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过热。众所周知，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中国经济同时面临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调控势在必行，而房地产则首当其冲成为调控对象。当前的事实是，楼市投资过热、房价增长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

特别叫人遗憾的是，尽管决策层出台了很好的调控政策，但总是有人阳奉阴违，背地里绞尽脑汁大耍两面派，玩弄狸猫换太子名堂，以至令“大政”朝发昔改，但乌龙的结果最终是其果自食！我们期望汲取教训的，并不止是建设部一家。

2007年01月11日 新浪财经

富与贫同样脆弱 碰石油岂不就是动太岁

据悉，中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因涉嫌经济犯罪于近日被公安带走。耐人寻味的是，前不久，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下称“中商石油”)在北京成立。据说，该组织现有138家会员基本上来自石油商会。于此，大家不禁要问：难道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其中，龚家龙被誉为中国民营石油企业的代表。

为什么要搞这会那会，无非是造声势，就如同房地产商人们一个伎俩？

报道指出，龚家龙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本月15日。当天，他以石油商会会长的名义，在北京首都宾馆发表了石油商会2006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在资本市场中“长袖善舞”的龚家龙，在十几年间通过上市融资、兼并、收购、联合，拥有“天颐科技”、“天发石油”两个上市公司及几十家企业，高峰时号称拥有总资产60多亿元。

据了解，龚家龙所掌控的湖北天发集团共欠中国银行(2.89,-0.03,-1.03%)湖北省分行、农行荆州分行、建行荆州分行等9家银行多达29亿元贷款未还。天发集团及其附属子公司资产也已陆续抵押给各家银行。今年12月13日，S*ST天发发布公告称，其控股股东湖北天发实业集团及其关联方以非现金资产1.9689亿元抵偿对上市公司约1.82亿元欠款和277.27万元资金占用，超额部分将计入该公司资本公积金。但从2004年开始，天发危机显现，出现资金链断裂。天发石油、天颐科技相继进入股市ST行列，如果不能尽快扭亏，就要在2007年退市。普华永道完成的报告显示，天发集团资不抵债已超过10亿元。“调查门”发生后，石油商会与流通委员会将受到多大震荡呢？

其实，中商石油成立时间，正值商务部发布成品油批发市场开放通知之际，这虽给市场丢下想象联翩，但并不是问题的主旨。

知情人披露，身为中商石油会长的赵友山，原先在石油商会担任副会长一职，此次“另立山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石油商会会长龚家龙的意见不合。据赵友山介绍，“我们的做法和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很不一样。我们不会组织大家到海外去找油，更不会忽悠大家成立长联石油。现在国内民营油企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有钱去海外？就算去了，没有银行的支持，又有什么用？”观察指出，以龚家龙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民营油企在整合后具有巨大潜力，可以和国有巨头相抗；而反对者则认为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商会的工作重点应是考虑如何为民营油企服务，并且在石油体制改革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不是运作风险较高的具体项目，为少数会员牟利。赵友山表示，中商石油成立的目的是真正为民营企业服务，解决民营油企的生存发展问题，提高经营能力。

俗话说：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中商石油与其说是与石油商会，不如说是与龚家龙划清界线。一句话，赵友山们已经看到或嗅到龚家龙不光违规而且犯忌讳了！石油商会的牌子今后不好再打了————我们看到，以“中商石油”为代表的民营石油资本，一方面呼吁给予他们与中石化、中石油一样的国民待遇，一方面又希望与中石化、中石油和谐相处，这样的态度又如何在公平竞争的原则进行，展开一场纯市场的竞争？显然，“中商石油”的此番示好，要么是一种表面姿态，要么就是错会了和谐石油的意。因为和谐石油的本意应该是，允许多种成份的进入，允许各种成份的企业在石油领域内展开公平竞争，离开公平竞争的主题，就根本谈不上和谐。而“中商石油”幻想中的和谐石油局面，显然更像是一厢情愿。

话说，幻想总会夭折，一厢情愿等于搬石头砸脚。

去年5月30日，莫斯科当地法院宣布，对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诈骗和逃税等多项罪名的指控成立，并对其判处9年监禁。此前一天，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亲密商业伙伴普拉东·列别捷夫也被判了9年徒刑。主审法官宣称，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捷夫通过有组织的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私有化期间从政府手中诈骗了1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通过这些生意，霍多尔科夫斯基一度以150亿美元的身价位列俄罗斯首富。2003年10月25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入狱。他一手创建的俄罗斯石油巨头尤科斯公司也走向了没落。先是139亿美元收购西伯利亚石油公司打造世界第六大石油公司的计划失败，后又被罚欠税280亿美元导致核心子公司尤甘斯克遭强制拍卖，而他本人一直身陷囹圄。观察家表示，俄政府在能源措施上的铁腕政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不会改变，从这点看尤科斯事件还远未结束。克里姆林宫以全面掌控本国能源业作为今后的经济战略方向。克里姆林宫增加了石油税收，并拿走了大部分的增值收益。

以邻为镜。龚家龙还无法与俄罗斯石油大亨们相提并论，但无论是龚家龙，还是石油商会或中商石油，都必须记住——“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个常挂嘴边的道理。石油是工业和经济的命脉，同样也是国家机器的血液。

众所周知，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公司无法进入伊拉克，只能眼睁睁看着俄罗斯和法国等国的石油公司不断从伊拉克拿走巨额石油开采合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其日均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因此，确保美国石油企业在全国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就成为美国石油利益的应有“之义”。对美国来说，发动伊拉克战争是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最佳方式或必然选择，而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核心是要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亲美政权。其背后的主要经济利益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实现美国的石油利益。这也决定了这场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同时又说明了美国等主战国与法国等反战国在外交上激烈交锋背后的经济利益冲突。弱国结局如此，企业与人更不能免俗。俄罗斯如此，美国也一样。

时下，国内的民营企业似乎什么都想去弄一把，碰石油岂不就是动太岁？须知，在国家机器面前，富与贫同样脆弱。玩石油需要钱，需要钱就要玩资本，玩资本富豪怎能不湿脚？ 2006年12月27日新浪财经

最牛钉子望尘莫及  条例会否寿终就寝

唐福珍自焚注定要被写进中国历史的某一章节，而且会成为中国经济史的一个标志性段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近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就是城市化经济，而基本建设与房地产是城市化经济模式的主骨架，可唐福珍却为这个模式殉葬了，或者是被这个模式保驾的有关条条“碾碎”了。我们在痛惜之余，不禁要问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众所周知，针对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土地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在城市化进程中除了“圈地”之外，拆迁则是房地产取得增值的最有效、最快速途径。

值得玩味的是，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其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是这样定义的——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制定本条例。也就是说，所谓条例其宗旨开宗明义就是——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话说，当事人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拆迁人是主动行为，其所谓合法权益又怎谈得上“维护”二字？真正需要维护的应该仅是被拆迁人权益，拆迁人只能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事，或与被拆迁人在法律框架下打交道，在法院法庭里打官司，而不是用铲车和铁镐去“说话”。由此，也难怪《物权法》苍白无力呵。

言归正传。离唐福珍家乡成都不远的重庆，2007年曾上演过近似唐福珍式的拆迁“钉子”。

当年3月初，网上开始流传《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自从2004年8月31日开发商贴出动迁公告，随后整个片区280户都已经搬走，唯独剩下了吴苹一家。在与开发商苦苦对峙了两年半之后，这座小楼的主人吴苹和杨武终究还是选择了妥协，悲剧万幸没有发生。

同样也是2007年，一度妨碍了深圳“华尔街计划”的“钉子户”终于彻底消失。10月22日上午，开发商京基公司开始动手拆除这座六层高的农民房。它付出的代价是，与僵持了一年多的业主蔡珠祥、张好莲夫妇签订了补偿总额逾1200万元的协议。彼时，站在深圳地王大厦第69层的观光台上，能清晰看到一座赭色小楼，像颗顽固的钉子，深深楔在遍布黄土和施工设备的工地上。这里要建深圳的新地标——高400米的蔡屋围金融中心。事后，蔡珠祥坦言，“那时我们已经作好了誓死不搬的准备”，他和妻儿，准备死守空楼。

在此，“钉子户”成了“以死抗争”的代名词，不过“钉子户”也有幸运的。

据《武汉晚报》报道，每天到武汉市汉阳区“市五”医院看病的有1400多人，都会看到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观——医院门口的马路中间，矗立着一幢破旧二层小屋，里面经营着副食。“市五”医院门前的显正路以前只有20米宽，私房、民房成片，“生命通道”长年被包围其中，汉阳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呼吁打通“生命通道”。2004年开始，被要求拆迁的17户中，有16户陆续动迁。直到马路拓宽结束，这栋小房子岿然不动。至于现在如何，我们则不得而知该钉子户命运怎样了。

其实，“钉子户”古今皆有，命运多舛也不在少数，但不争的事实是他们的命运都再没有比唐福珍更惨烈的了。

南北朝时，王骞在南京钟山脚下有座别墅，这座别墅被梁朝的开国皇帝梁武帝瞧上了，梁武帝对王骞说：“你这别墅真不错，背山面水，风景优美，不如卖给我吧，我把它拆了，可以建成一座大寺院。”王骞摇头说：“它是我的命根子，我不想卖。”梁武帝说：“我又不白拆你的，值多少钱补多少钱。”王骞还是摇头。梁武帝恼了：“你真敢不卖？”王骞说：“若敕取，所不敢言。”(《南史》卷22)意思是你要买，我坚决不卖，你要是依仗权力强行拆迁，那我也没什么说的了。梁武帝很生气，还真就把王骞的别墅强行拆迁了。《南史》上说，他“由是忤旨，出为吴兴太守”，因为做钉子户，惹恼了皇帝，下放到吴兴当太守去了。王骞从中书令降到太守，等于连降三级。

乾隆元年，陕西某县城修建仓库，要拆迁20户居民，“其城内房屋，给价官买。”(《乾隆实录》卷14)“官买”就是官方采购。大家都知道，古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什么东西只要是官方采购，那价格一般都会比市场价高一些，好给采购的留些回扣；而在古代，凡是官方采购，一般都比市价低，好给政府省钱。当时给这20户居民的“官价”可能太低，待迁户不干了，拒不搬迁。负责修建仓库的官员是军人出身，心比较狠，他从陕西驻军那儿借了一个排，大白天里，浩浩荡荡开进了那20个钉子户家里，见人就砍，见东西就砸，大概杀了七八个人，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效果，然后胜利班师。

话说，历史上不畏强的“钉子户”，令当事者无可奈何的例子也值得一提。

时光回溯一百多年前。杭州城的东南角有座占地亩的豪宅，主人就是清朝首富胡雪岩。胡雪岩当年因为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受到嘉奖，朝廷封其布政使衔，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胡雪岩在建造这栋豪宅府第时，大宅西北角有一家剃头铺，怎么也不肯迁移，成了钉子户。胡首富愿意给剃头铺老板比市价多几倍的银子作为搬迁的赔偿，但是剃头铺就是不肯搬走。结果，胡雪岩一直到临终都没有动得了剃头铺。

以下，也许是一个子无虚有的故事。传说，蒋介石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以后，想把位于浙江奉化武陵镇上老家的旧房子拆掉扩建一下，于是要让周围的邻居拆迁，好给蒋家腾出地盘。邻居们得知蒋家扩建房子的事后，都纷纷让出自己的宅基地，可是隔壁卖千层饼的周顺房的主人却不愿意腾出自己家的地盘。原来，周顺房的主人与蒋介石都是儿时的小伙伴，并且和蒋介石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所以并不把他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物。周顺房的主人接到拆迁通知后，曾放出风凉话说：“瑞元(瑞元是蒋介石的小名)当皇帝了，他让我搬，我不得不搬……”并执意要让蒋介石亲自来说。蒋介石听后叹曰：“迁不迁由他去吧。”这个周顺房，因而被戏称为民国最大的拆迁钉子户。

令人唏嘘的是，乾隆元年(1736)离现在过去已经有整整273个年头了，“钉子户”的悲剧惨烈程度怎么有过而无不及呢？人们也许要问，唐福珍是要为摧毁这个“条例”殉道，还是在向造就如此“钉子户”的“条例”控诉呢？此刻，我们除悲哀还是悲哀。其实，唐福珍在天国里也算得上幸福了，一如她的名子，千千万万个“惜珍”化作了雪花般的纸钱，撒向天国让唐福珍美丽依旧。我们只能这样想，也只好这样说了。2009年12月08日  新浪财经

胡祖六为何盲拳打死老师傅

有篇文章叫《洋腐败催生新买办》，其中有这样一段：行贿成跨国公司潜规则，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十年来一直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9月20日中新社）。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洋腐败”可能造成的危害的分析，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对“洋腐败”可能会催生新的社会阶层———买办阶层，却缺乏足够的警惕。买办无祖国。买办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依附性，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外国资本……

据人考证，“买办”一词在我国明代已出现，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尚无近代“买办”的含义。鸦片战争前，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专为外商服务的居间人，这些人也被称为买办。他们一般是指外国商馆的内部经济和事务，诸如总管、帐房、银库保管以及照管外商贸易、生活事务的办事人员。这些“买办”是中国“公行”的雇员，受封建政府委托，管理和监督外商。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被废除，买办不受公行控制而由外国商人自由选择，被外国侵略者所控制。凭借在洋商和华商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地位，买办一时成了经济上的暴发户和政治上的特权者。

星转斗移。当今，一大批供职于“洋行”的海归被社会称作了精英，“买办”一词似乎销声匿迹了，然而其历史存遗的“买办”痕迹并未完全被抹去，甚至在某方面更加发扬光大。买办有无祖国，暂且不去议论，但祖国始终把“买办”当作游子却是不争的事实。

前不久，就职于摩根士丹利的亚太区经济学家谢国忠辞职，就引来了国内许多“惋惜”和“愤懑”。据介绍，谢国忠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此前曾在新加坡的麦格理银行企业财务部工作了两年，在世界银行工作过5年时间。谢国忠辞职，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一个在洋人那儿打工的，怎能用在国内也被淘汰的“终身制”来套呢？由于洋人给了谢国忠一顶“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学家”光环，所以谢国忠每每发言总会招徕“聚光灯”。话说：吃人的嘴软。作为所谓亚洲排名前位分析师的谢国忠，其声音既是本人的，更是摩根士丹利的，不然报道为何要说“离职与电邮内容外泄有关”？

简历显示，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从学业和职业上来看，谢国忠只能算半路出家，对中国经济不太可能有深入了解，按道理在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上不应该有那样大发言权或影响力。那么，这些“权力”是谁给的呢？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造就了“谢国忠”品牌。

话说，在做学问上，适合当谢国忠老师傅的，许小年无疑是最佳人选。从简历看，许小年1953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81年-1985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9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199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1996年，任世界银行咨询师；1997年-1998年，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1999年加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被聘为研究部董事总经理；2004年2月，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聘为全职教授。在中金公司期间，许小年曾经发表“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论”，引发证券市场震荡。

据悉，2003年11月中，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内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主持者为中金公司的掌舵者朱某。平时鲜少出现在员工面前的朱某此次目的无他——向研究部员工验证一条悬疑已有时日的传闻：研究部总经理许小年于2003年年末离开中金。此前，早有消息称许有意离开—— 一说为他与中金高层交恶，一说他在中金两大股东建行与摩根士丹利的公司政治中“站错队”而被迫出局——均为不欢而散。在中金内部，对于许小年的评价也分成两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有书生气，坚持个人主见，而不喜欢他的人则认为他性格固执、脾气暴躁。据说这正是他去职的关键原因。评论者认为——无论如何，进入摩根士丹利后，许小年需要尽快调低自己的姿态。摩根士丹利已经拥有一位在业内广有名望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虽然在职务上两人不会有直接冲突，但一旦对某一观点各执己见，向来高声发言的许小年将只能保持安静。

许小年离开之际，人们最关注的是小年去处，倒没什么情绪宣泄，这或许与小年供职单位的中资“含量”有关，否则打报不平也许不会少，发泄一回“中国式”愤懑，就如同谢国忠被炒后情形一样。其实，不过是一场“书生气”罢了。

记得年初，为了一个话题曾与张五常先生斗过气。最终，五常先生以“盲拳打死老师傅”收场，笔者则用“谁又能说张五常不可爱”搁笔。话说，对小年和国忠来说，盲拳打死老师傅的大有人在，胡祖六便是其中佼佼者。胡祖六生于1963年，为清华大学工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1991年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

据说，胡祖六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国内相关机构应消除外资进入金融业的“非理性恐惧感”，他的论据之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与该国金融开放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他还认为认为,关注金融安全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分析指出，作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也切身实践着他的理论。2005年股权交易和并购事件发生频仍，高盛参与了中国网通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收购案，及平安保险公司10亿美元的股权出售案。高盛在亚洲的业务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来自于中国,超过了日本。据说，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对其“老师傅”来说，胡祖六高明之处在于“轻声说重话”——你几乎意识不到他是高盛资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常言道：言多必失，事多必误。对于常在河边走的胡祖六来讲，终究会有湿脚或失蹄的时候。信不信，等着瞧！到时候，可千万不要再去大惊小怪了。2006-10-13

央行金融报告是为地产金融危机托词丢伏笔

日前，央行《2006年金融稳定报告》首次以专栏形式对房价下跌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作出预警。话说，美中不足的是，央行的预警还是来的太迟了。近年房价如脱缰野马，作为中央银行面对资金、资本高度密集的房地产，其作为的积极性说实话颇令人质疑。

正因如此，以至有人怀疑央行抛出《2006年金融稳定报告》是否藏有私心，进而质问央行——当前的房价出现大幅下跌的态势了吗？银行方面对房价波动如此敏感，甚至不惜“危言耸听”，到底意欲何为？甚至得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房地产和银行之间充斥着休戚与共的关联，银行才不希望房价大跌，更不愿意承担房价大跌后的恶果。对此，笔者倒不甚认同。

据悉，《稳定报告》认为，如果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那么银行自身持有的房产抵押价值将会降低，冲抵银行资本，进而影响到房地产的信贷投放，而这将推动房地产价格更大幅度的下跌。值得玩味的是，地产界竟然没有央行那样悲观。消息指出，近期，各大房地产专业分析机构都在预测宏观调控中的明年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住宅市场的价格走向。他们认为，如果银行紧缩银根，也会带来开发商资金短缺，融资成本增加，而使供应进一步减少，房价进一步拉升。对此，笔者更不能苟同！

话说，之所以不认同、不苟同，是因为大家对房价的认识有误区。那么，误区是怎样形成的呢？大话之前，先来看两则报道——

国外旧闻指出：郁金香是荷兰一种极为普通的花卉，17世纪时，成为人们炒作的对象。一些投机商大量囤积后，开始大肆炒作。郁金香价格不断涨高，购买者越来越多，最后全欧洲的投机商都云集荷兰，加入到了这一投机狂潮。1635年，一种叫childer的郁金香品种单株已卖到了相当于15头公牛的价格。但当人们对郁金香真正的价值产生怀疑时，郁金香价格便很快跌到了1棵普通洋葱的价格，最后成千上万投机者人在这次投机潮中倾家荡产。

浙江园林网消息： 2月27日，是温江第三届兰花节开幕的日子。听说一盆卖价1100万元的兰花将现身，摆放“天价”兰花的精品馆门前已排起了数百人的队伍，人们都是冲着这盆名叫“天逸荷”的兰花而来。一盆兰花卖价是1100万元，这背后是迅速壮大的10万户成都养兰、炒兰户。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在借高利贷炒兰，图谋暴利。专家称，成都兰市价格已涨到了疯狂的境地，投资兰花不能盲目跟风，“击鼓传花”式的投机最终会让人血本无归。

至此，所谓误区便是指对房价的虚拟性认识不足或不到位，房价就似被炒“盲目跟风”的郁金香。在这里，开发商与经纪商就是那“养兰、炒兰户”，而北京时下二手房的怪异价格及交易方式便是“炒兰户”最经典翻版。另者，房价成本不公开，一方面说明房价里藏着“郁金香”，一方面说明经济管理部门，尤其是物价部门渎职放任，至于背后秘密和潜规则，市面上解剖的已经非常透彻详细了。

既然这样，央行就没必要担心房价下跌，所谓担心其实是多余，因为表面上的房价下跌，实质上是房价回归真实、回归价值，市场里的机关已经算尽了！另一方面，房价下跌无非是让地产商少赚些“暴利”或多缴些“暴利税”，中央银行对此又有什么忧要去担呢？

话说过来，中央银行的担忧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今年8月31日，央行上海总部首度发布2006年《上海金融稳定报告》。报告指出，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需密切关注经济增长动力、房地产金融、金融业协调发展、完善金融市场制度建设、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交叉性金融业务监测与管理等六大问题。在《报告》中，央行对于2005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境外资金流入状况做出了明确的结论：“外资继续进入上海房地产市场”。《报告》数据显示，05年流入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境外热钱有37.63亿美元，较04年增长了约40%。从数据上来看，2005年境外热钱流入量与当年上海市房地产投资总额比值为1：4.14，说明流入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热钱总量不可小视，对于上海房地产行业的推动作用很可能比想象中的要大。

在此，《上海金融稳定报告》给房价是怎样炼成的开出了“处方”。那么，与其说让央行担忧，还不如说央行早就看透了房价的秘密。禅宗老祖慧能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同样，央行《2006年金融稳定报告》又何必惧怕房价下跌呢？房价下跌是假象，央行何必为假象所迷惑呢？阿蒙2006-12-15

宋祖德现象为什么会弥漫房市？

日前，娱乐圈炒作高手宋祖德在自己的影片发布会上，说要去变性并且让章子怡动刀。针对疑问，宋祖德表示他完全是真心实意，绝对不是炒作。对此，人们只会付之一笑，谁相信谁就是傻子，这点也许没什么疑问。最终，宋祖德还是吐露真言，他认为在娱乐圈“性”这个词总是很惹人注目，只要跟这个词搭上关系，炒作就很简单了。他举例说，“像肖琼和杨义巢，其实两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杨义巢连央视的正式导演都算不上，肖琼是谁？在她说杨义巢跟她提性要求之前，谁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就这么点破烂事，竟然把两人捧得家喻户晓，这娱乐圈也够变态的。所以说，现在的娱乐圈太浮躁了，而你们媒体，为什么要给邵雨涵这样的机会呢？如果没人搭理，他们能得逞吗？”

的确，诸如任志强和潘石屹之流，假若媒体不去搭理，他们能得逞兴风作浪吗？话说，不让他们去说，不可能，不搭理，也不太现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大家需要进一步认清“本质”与“嘴脸”。

凭心而论，这俩人都算是好人，但绝对算不上善人；这俩人应该说聪明过人，但充其量宋祖德第二。即便登过“绝顶”的王石，也不过是“井底之蛙”，因为这些地产商们都掉到“钱眼”里去了，与世界首富盖茨、巴菲特们精神和品格相比，简直是一个泰山另一个侏儒。

近来，不知是受人怂恿，还是情不自禁，一向沉稳的王石竟也抛出“谬论”说：正因为大部分房子被富人买走所以房价才高。殊不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一个垄断性十分强的市场，并且还是一个很灰色、腐败孳生最集中的市场，即便先富裕的人也在被这个市场盘剥，王石的话恰恰在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残酷程度已经登峰造极了。固然，商品的价格是受供需影响，但决不能脱离商品的“价值”，这是起码的经济常识。所以，大家不要被其和弄，更不要被“变性”的炒作戏弄！

用宋祖德的话说，现在的娱乐圈太浮躁了，而你们媒体，为什么要给邵雨涵这样的机会呢？是啊，咱们的媒体同样不是在给任志强和潘石屹机会吗？

据悉，上月20日在一房地产论坛上，任志强就“房地产暴利”和“房奴”这两大敏感话题再次表态：两份研究报告显示，房地产业并不是暴利行业，“房奴”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于此，是精神错位还是角色错位，这些子话应该由你任志强来说吗？接着，任志强又蛮横抛出——《关于成本公布——一个不应讨论的问题》、《不应讨论的问题公布房价成本是违法的》。话说，不讨论、不公布又怎能解释“暴利”与“房奴”这两大敏感话题呢？依照任志强逻辑——你们，也就是大众的你们，不应讨论敏感问题！从口气上，不光是不应该而且是不配！即便是教授什么的。

应了“此起彼伏”，潘石屹更没闲着。

颇善表演的潘石屹，在其近作（《开发商是与人民为敌该自绝于人民吗》）中开篇就买弄：前天，在北京的“798厂”召开了一次“2006前沿建筑论坛”，应主办方邀请，我也去参加了这次论坛。这天我的日程安排得很满，论坛正好在我早就定好的两个会议之间，所以我不得不既迟到又早退。快结尾时，潘石屹才拿出真家伙——周榕的发言的确让我有点坐不住了，他列举了目前房地产发展商的四大罪状……在他发言时我打断了他的讲话，我说我只记住了三条，第四条罪状是什么？他说会后把他的讲稿给我，但字很潦草，我不一定看得清。周榕发言后，我抢过话筒表达了我的不满和我的观点……收尾处，潘石屹还画蛇添足幽了一把默——我必须离开论坛去参加另外一个会议了，因为另外一个会议已经开始了。我和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付滔一起离开这个会场，我在路上问付滔：“周榕列举完房地产发展商的罪状后，我说了一些什么？”付滔对我说：“就是很激动。”

也许是巧合，就在潘石屹很激动的时候，财政部发布的第十二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显示：2005年，财政部组织检查了39户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查出资产不实93亿元，收入不实84亿元，利润不实33亿元，39户房地产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12.22%，而实际利润率高达26.79%。部分房地产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偷漏税问题，少数企业甚至通过虚构业务、编造合同等手段骗取银行信用……

于此，我们也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媒体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给潘石屹、任志强这样大放阙词机会，甚至任由他们去推波助澜，乃至混淆视听、影响决策呢？诚然，让媒体远离炒作很难，但绝对不能偏离建设和谐社会的原则，尤其是不能偏离人民大众的公共利益。

阿蒙2006-11-07

石油垄断是世界各国通行规则

俄罗斯媒体披露，越南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消息人士12月4日透露，公司准备与俄罗斯海外石油公司合作，在2007年与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中信集团)竞争，收购哈萨克斯坦西部卡拉赞巴斯油田25%的份额，交易价值1.25亿美元，远远低于中信集团4.75亿美元的报价。据悉，卡拉赞巴斯石油公司94.62%的股份为加拿大国家能源公司所有，后者则与中信集团达成了哈境内19亿美元石油资产转让协议，2006年10月底中信集团正式宣布已收购卡拉赞巴斯油田，但哈议员和政府官员在11月份否决了这一交易。可见，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价格并不是决定一切的绝对因素，在一定场合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意志。

去年6月，当中海油宣布希望以185亿美元的全现金方式，收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掀起了巨大反对声浪。尽管石油行业的许多资深专家一再作证，力陈中国公司收购优尼科不会“夺走美国的石油”，但国会反对派的强大压力最终还是搅黄了全盘交易。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理查德"庞勃和邓肯"亨特致信布什，要求布什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运用1988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赋予的权利，命令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对中海油可能进行的收购展开彻底调查。他们表示，美国日益需要将满足能源需求列入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考虑范围，当涉及中国时情况尤其如此。于此，号称最自由化的美利坚竟然也祭出了“垄断”大旗。

据悉，俄罗斯目前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基本政策是：不允许外国公司在战略性油田的开发中控股，不允许私人公司参与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到底什么样的项目属于战略性的或战术性的，俄罗斯政府内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尽管近年来，中国公司参与俄罗斯石油公司资产重组的机会大大增加，但是，中国石油公司在俄罗斯进行的具体项目操作中，还是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对中国石油公司来说，这种合作似乎很不平等，但在能源合作这种特殊领域，想取得平等很难，这是俄罗斯的现实。中石化收购“乌德穆尔特石油”就是典型：中国公司花钱买下公司，却要把控股权转让给别人，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根本没有胜出的可能。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公开表示，“乌德穆尔特石油”资产出售给中国公司以后，其管理权要交给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由此，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石油的内外政策处处都打着“垄断”的标记。

经过一系列较量，可以进一步领略到——石油是商品，但决不是普通商品。

回顾历史。上世纪70年代以前，原油一直维持在每桶3美元左右的低价，石油实在算不上什么战略资源。直到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油价猛然上涨的战略突发性，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受到冲击，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由此，石油资源的战略价值才充分体现出来。石油作为战略武器震撼了全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和格局。随着石油蕴藏量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石油的战略地位愈益突出。无论输出国，还是输入国都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国家石油战略。世界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包括战争在内的重大事件，背后都依稀可见石油的影子。

日前，商务部通过了《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两个办法将从明年1月1日起实施。为此，有人推断——持续多年的国家统一配置原油，成品油批发由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的格局自此改变。并且还进一步猜想——据了解，目前壳牌、BP、美孚等企业都已进入中国经营加油站、经营成品油零售和润滑油销售，但由于批发渠道被中石化、中石油垄断，很多时候都不得不采取合资的方式开展经营，而在原油方面，外资公司几乎没有经营的先例，此次开禁，为外资争夺中国原油、成品油市场提供了机遇。话说，一国之战略性物资——原油、成品油，中国政府能将控制权拱手送人，岂不显幼稚可笑吗？

话说，与其它国企一样，中国石油企业的体制、机制是需要进一步改革，成品油市场在一定范围内是需要进一步搞活，价格机制在一定限度内也需要进一步规范，让价格步入良性循环的竞争也是众望所归。但是，中国石油没有国内“垄断”，就没有中国自己的市场。中国如此，世界也是这样。殊不知，“垄断”有时候并不是过街老鼠啊！阿蒙 2006-12-09

中国股市：从酒瓶底脱落了说起

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感。上中小学时，老师最喜欢布置的作文往往是《一件最难忘的事》，但作文与生活并不是一码事。回首岁月，最难忘的事每个人都有，仔细琢磨意味深长。

有一件小事，至今还记得。与其说是事情，不如说是感觉。上小学时，家里某天来了一位山里老头，带着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孩。老头姓黄，跟我们家虽不是一个姓，但供着同一个祠堂，奶奶叫我喊他大爷爷，男孩是他孙子叫道全。吃饭前，大爷爷让我带道全去街上糖酒专卖店打粮食酒，他带来的帆布包里装了好几只瓶子。商店柜台后面有三四只釉亮亮的大酒缸，扑鼻的香气就是从那儿散来的。当盐水瓶子拿上柜台一字排开时，阿蒙习以为常且十分得意。

这儿阿蒙常来，道全却第一次，而且是第一次进城，站在那儿拘谨得很。酒打满一瓶，阿蒙就用橡皮塞子塞上一瓶，当完成最后一个动作时竟傻眼了，因为塞上塞子的酒瓶底子脱落了。抱着没底的瓶子，阿蒙任酒在柜台上纵淌，呆如木鸡，有生以来第一回品尝了“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滋味。

两年前的9月9日，中国股市上综指数开盘1307.47点，收盘1284.31点，终于突破千三大底，犹如当年阿蒙“抱着没底的瓶子”，但如今“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又岂止阿蒙一人呢？

时下,股市大跌,谁是罪魁祸首？见仁见智，议论纷争。“由此，大家只好“任酒在柜台上纵淌”，以至“呆如木鸡”，品尝阿蒙当年领略过的“滋味”了。

话说前头。没过几年，奶奶去世了，就葬在道全家屋后山上，从此每年清明阿蒙都要去山里给奶奶上坟，每回阿蒙都要绕坟一圈洒一瓶酒，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前年，父亲去世，也葬在道全家屋后山上，上坟时也照例要洒上一瓶酒。眼下，在城里散装的粮食酒早就很难买到，专卖店里原先的酒香也早已消失，瓶底脱落的故事恐怕也很难再发生了。尽管如此，“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事情还是常见，中国股市的境况就是写照。于此，若干年后也许是件难忘的事，但肯定是小事无疑！一如阿蒙，到现在还在怀念那酒洒时的喷香。阿蒙2006-06-18

斯诺离开让人民币与国会山正面交火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鲍尔森被提名美国财政部长，为近期斯诺去留猜测画上了句号。鲍尔森称，他期待与布什政府和国会一起努力，推动美国经济继续强劲发展，并保持强大竞争力。与此相应，布什所谓斯诺任财长期间已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便显得苍白。

让国人记忆犹深的，是斯诺任财长后的亚洲之行，这趟被称为“汇率之行”的访问使斯诺受到的关注度比以往访华的任何一位美国财长都要高。在到中国来之前，斯诺在与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会晤时就一致认为：中国不应该被强迫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斯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中国需要时间为人民币汇率调整作准备的做法表示理解，双方应以友好的态度着手此事，希望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实现双赢。

斯诺对中国并不陌生。2001年他曾以CSX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身份，获美国中国方案委员会颁发的马可·波罗奖。亚洲之行前，他在美国驻华使馆接受了中国某网络媒体授予其“2002世界十大财经风云人物”证书。当时，来自官方渠道的消息指出，中国在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将从两个方面研究改进今后中长期的汇率制度：一是研究相关措施令人民币汇率更富弹性，二是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中引进其他国家货币，即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现在看，这些在斯诺任内基本都实行或部分实践。斯诺在“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离任之际，斯诺言辞凿凿地告诫继任者———美国财长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阻止立法者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中设置贸易壁垒。此前，接近斯诺的人士说，今年66岁的斯诺最终决定放弃公职，是因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发表了一些独立见解，越来越让白宫感到难以接受。

基于“难以接受”，有人认为布什为挽救低落的民众支持率、重新在国会推动其各项政策，以及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共和党的优势地位，撤换财政部长是他人事布局的最新动作。如此一来，除经济原因之外，斯诺岂不成了大选的牺牲品？

回顾三年前斯诺的“汇率之行”———有人说：2004年美国大选要到了，老牌共和党人斯诺这一次到中国来，只不过是要给没有投资中国的美国中小企业作个“秀”。现在看，鲍尔森的走马上任是不是一次“政治秀”呢？

据悉，鲍尔森和鲁宾都在华尔街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人们由此猜测鲍尔森会和1995-1999年的财长鲁宾一样，维持美元汇率水平。鲍尔森在美元政策方面会持温和立场，但不会彻底改变美国政府已订的摆脱坚挺美元的政策。但也有人认为，鲍尔森会继续推行美元贬值政策，布什的新财长的工作不是制订政策，而是推行已经制订的政策。

即便是“作秀”奥尼尔也得按旨意做下去，否则斯诺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布什任期之内，斯诺牌“弹尽粮绝”，而鲍尔森粉墨登场，使布什政府在对内、对外的周旋上都腾出了运筹的空间。尽管中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斯诺任内已定下主基调，但随斯诺的离去，奥尼尔不可能不向国会山靠拢，一如他说的“期待与布什政府和美国国会一起努力”。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围绕人民币在中美间的争纷又将要掀起波澜。阿蒙2006-06-03

纳粹猎人PK农夫与蛇现代版

农夫与蛇，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故事也会历史重演。５月１２日，新华社记者从外交部最新开放的解密档案中，找到中国政府放弃起诉滔天罪行日本战犯历史资料答案。在一份份备忘录中，记者看到以下文字：“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１０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根据宽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关于日本战犯在押期间待遇，一份１９５６年４月－７月的《在押日本战犯参观情况简报》中记录：“关押在抚顺、太原的日本战犯共有１０６３人。自２月份开始，分别组织他们在抚顺、太原、北京和附近农村陆续参观了一些工厂、商店、学校、幼儿园、工人养老院、农业合作社等。参观后他们受了很大的感动，普遍反映良好。”为此，许多战犯表示不能想象自己身为战犯，还能允许到外面参观，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有的事情，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使他们既悔恨又感动。参观途中宽大的待遇也使他们深受感动，如坐清洁安适的寝车等。

回国后，一些战犯在感谢信中写道：我们所进行的那一战争，决不是‘为了国家’，也决不是‘为了亚洲和平’的‘圣战’。……我们决不再走侵略战争的道路，决不再受帝国主义者们的欺骗，我们一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而保卫和平。

可是中国的所谓仁义，如今又换来了什么了呢？我们来看看犹太人又是怎样对待战犯的。

 西蒙·维森塔尔，被人们称为“纳粹猎人”。二战期间，西蒙·维森塔尔曾被关押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虽然他和他的妻子得以从集中营里死里逃生，但是他们所有的亲人都死了。战争结束后，维森塔尔对纳粹战犯的持久追捕为他赢得了国际声望。他找到了包括一手策划了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的艾希曼，逮捕了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营长斯坦戈尔等1000多名纳粹战犯。他的工作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在此，德国人对纳粹战犯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维森塔尔在其间起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维森塔尔颁发勋章的时候说：“西蒙·维森塔尔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避免屠杀重演的事业。我们应该加入他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 2001年10月，92岁的维森塔尔宣布他将退休结束追踪纳粹战犯的使命，这时候他已经将1000多名潜逃的纳粹分子绳之以法。可是，他依然担忧——“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极端组织想要向世界美化纳粹的所作所为。我担心人们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啊。”“学校教育的沉默、教会毫无原则的宽恕以及家庭里父母对历史的否认将是巨大的失败。年轻的一代必须知道他们上一代拒绝讲述的事情。”

如同“暴力就像野草———即使实在最干旱的地方也不会灭亡。”

今天之日本，从政府到政党及各类组织，并没有深刻反省历史罪恶，而这些均是基于“大众的心理”上的。因此，昨日中国之宽恕并没有让日本感激、悔悟；相反，日本往军国主义上越走越远了，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没有受到历史的真正惩罚！中国政府放弃起诉日本战犯，从今日两国现状看，当年之举并不明智！虽然赢得了“恩德”名声，但历史却给出了讽刺式嘲弄。大家不禁要问：放弃起诉战犯是对历史负责任吗？

寻找彭加木是为还愿一个时代的图腾

彭加木如果能够找到，就应该为他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甚至比隆重葬礼更隆重的国葬。

二十六年前，笔者也还是一个小孩子，彭加木这三个字也许不知道怎写才算正确，但“彭加木”如同一个声音早已经镶嵌在孩提时的记忆里了。

想想，时间过得真快，世事、家事又是多么的沧桑啊！我的父亲去世已有三年了。

父亲喜欢看星星月亮，哪怕是天冷的季节，只要有月色，父亲都喜欢在楼上大晒台上一边喝茶一边望星空。对宇宙、生命、自然的眷念，父亲也深刻感染了我。因为年纪不大，所以有关彭加木失踪，最先是父亲告诉我的，一些零星的传说也是从父亲那儿晓得的。在当时，这既是一个自然之谜，也是一个社会之谜，由于是出自父亲之口，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日子，所以也就成了挥之不去的谜之情节了。

对父亲来讲，谜随着生命的消逝而埋进了泥土；对我而言，生命只要没完结、记忆只要还永驻，谜之情节不就是一个未解的图腾吗？

话说，罗布泊就是一个谜。

罗布泊被称为世界“旱极”，数百年前却是湖泊。到了近代，湖泊、古城、楼兰人都灰飞烟灭了。公元1980年6月初，一个叫彭加木的科学家如古楼兰一样，在罗布泊这块人类尚未征服的地带销声匿迹了。其实，科学家探险失踪并不是什么希奇，但彭加木为什么如此令中国人牵怀呢，而且还牵挂了几代人呢？

之所以说牵挂，是因为彭加木探险失踪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1980年，是中国百废待兴的年份，也是科学春天降临的时节。1978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曾说：亲爱的同志们！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方毅同志的报告，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的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我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革命加拚命，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你们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任重而道远。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两年后，属于中年一代科学工作者的彭加木，为了探索宇宙长河里的真理实践了——奋发图强、革命加拚命，在浩瀚荒漠上永远地拥抱春天了！清明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彭加木失踪后，解放军和中科院曾组织3次大型搜索行动，动用十多架飞机和一支地面部队，除了发现脚印外，始终未能找到有关彭加木的其他线索。从对彭加木失踪的关注，到不遗余力地搜寻，其实质意味科学图腾在中国人身上复苏了，这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必然要去做的，所以彭加木也就震撼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心扉。

撇开历史，回到现实。

去年4月12日，敦煌市七里镇政府几位乡镇干部前往罗布泊腹地进行生态环境考察。考察队进入沙漠腹地就迷失了方向，就在大家分头找路的时候，突然在一簇红柳旁发现了一具干尸。由于有人看过《彭加木的失踪之谜》一书，便说这具尸骨会不会是彭加木?于是大伙将干尸掩埋,并在上面做了标志。随后，中科院研究人员在干尸上取了样，ＤＮＡ鉴定由于样本没取好而失败。

非常巧合，刚过一年。本月13日，新华网北京电，中国科学探险队在神秘的罗布泊东缘发现一具干尸，他们怀疑有可能是26年前失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遗体。报载，一支科学探险队13日在距罗布泊东缘最近的城市甘肃敦煌集结，14日一早将向彭加木失踪的区域进发，试图确认新的发现是否为彭加木的遗体。

应该说，彭加木受关注或关注彭加木媒体“功不可没”。有人回忆当年----这事本来是封锁严密的，但事发三日，还是被新华社记者打听到了。先以内参形式向上反映，后于22日发出通稿。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失踪了。消息如同晴天霹雷，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亿万人!  “彭加木，你在哪里”的呼唤，很快传进玉门关传到中南海，传遍全中国，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彭加木，一时成了举国上下人所关注的焦点! 有的敦促政府不惜代价地扩大寻找规模；有的建议向罗布泊增派一个空降师，踏遍这中国“百幕大”的每个角落，找个水落石出。亿万中国人守候在收音机旁，希望随时听到彭加木的消息。

前后对比，内参通稿与新华网，虽同属是新华社，但不可同日而语，当今中国已进入信息时代。彼时，寻找一个人，一个失踪的科学家，动用国家通讯社这样一个资源平台可谓前所未有，况且是在一个消息严密封锁尚未解冻的岁月呢！事实上，寻找并关注彭加木是人们对消息闭塞、信息匮乏的一种群体性潜意识发泄，心灵渴望自由的图腾在“彭加木，你在哪里”的呼唤里不经意复活了！因此，寻找到彭加木，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现在告慰彭加木、还愿图腾的一种民族潜意识再现吧！

若真的找到了彭加木，父亲在天之灵也会微笑的。星星啊，月亮，如果有这一天的话，我就拜托你们俩捎封信给他老人家吧。油菜花儿早就开透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父亲常去垂钓的池塘也蓄满了春雨……  阿蒙2006-04-17

美国人不用怕睡地铁隧道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8189亿美元，数据显示，去年贸易顺差增长逾两倍至1020亿美元，膨胀的贸易顺差是外汇储备增加的最大促成因素。美财政部威胁，将被迫在其一年两度的国际贸易和外汇报告中给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除非中国证明其新货币制度将导致人民币在一段时间后实际升值。

开打“操纵国”标签之牌，美国已远不止一回了。

1988年以来，美国曾几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根据1988年美国贸易法案，列为汇率操纵国只是导致了有关停止干预的谈判。自1994年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中国就再未在汇率操纵国名单中出现过，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日渐改善。199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5240亿美元，而去年已一举达到2.3万亿美元。突飞猛进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美出口。今年1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179.1亿美元，接近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三倍。

去年11月28日，美财政部在向保护主义气氛弥漫的国会提交的半年度《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中表示，“鉴于中国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及其后对通过市场决定汇率更大灵活性的承诺与步伐，财政部此次不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美财政部一边为其结论辩护，一边则敦促中国尽快实现更大的汇率灵活性。同时，美财长斯诺在一份声明中向议员们吹风：要确认中国是否进行汇率操纵是难以确定的复杂技术性问题。

在此，美财政部萝卜大棒与红脸花脸都表演了一番，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操纵别国汇率才是其目的所在！

近日，《舒默-格雷厄姆法案》的始作佣者———美国参议员舒默与格雷厄姆3月24日在开记者会总结4天的“人民币之旅”时称，同中国高层的会晤使他们认识到了中国推进汇改的诚意与决心，他们对人民币汇率将迈向完全自由浮动表示乐观，但不会撤回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以高关税迫人民币升值”提案。

就在舒默和格雷厄姆离开中国之时，美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25日启程前往北京，据悉，古铁雷斯此次访华，将会在中美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与中方官员作进一步沟通。事实上，沟通就是博弈，此次博弈是否会两败俱伤呢？正在香港访问的美国前国务卿贝克给出了明智的回答。

贝克结合亲身体会说道：任何（把贸易问题转化为）汇率操纵的观点或看法都可能引发政治问题，使经济问题政治化。我们在1985年的时候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当时不是针对中国，而是日本。当时的日元被严重低估，而美元却是严重高估。我们后来通过适用于美国的政治途径解决了问题，但是那种解决方法今天已经不适用了。上世纪80年代，我正担任美国财政部长。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人将要永远睡地铁隧道了，而日本将会统治世界。我的观点是，中国让货币进行变动对它自身有利，而这对美国也有利。但是最好通过外交途径，以对话方式平稳地解决问题。

此一时，彼一时。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也不同于昔日的日本。“人民币之旅”需要中美两国政治家、金融家充分运用大智慧、扩展大视野才能顺畅，耍弄伎俩、利令智昏只会两败俱伤。历史经验昭示，美国人不用怕睡地铁隧道，对话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途径！阿蒙2006-04-10

国洪起跌倒究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最近，又一个富豪彻底栽下了！3月14日至15日两天，曾经轰动一时的国洪起金融诈骗案首次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控方总结时，公诉人、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给出了建议量刑标准——“国洪起案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影响极为恶劣；为严肃国法、维护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本院建议判处国洪起10年以上徒刑。”

从历史上探究，国洪起交恶政界始于“嘉利来”。三年前，国洪起曾幕后操纵北京“嘉利来”，并引发了北京二商集团破天荒地将中国商务部的行政复议行为告上法院，并导致商务部败诉。此举，或许为国洪起埋下了祸根。

国洪起跌倒的地方，不算大坎也称不上壕沟。

在国洪起涉及的众多经济案件中，包括涉嫌诈骗南京禄口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事件，虽然其涉案数额并非最大，但由于造成了江苏国有资产的重大损失，江苏警方于2004年3月在北京将国洪起控制并带往南京；随即，国洪起的其他众多犯罪事实被曝光。同年9月29日，国洪起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正式批准逮捕。目前，控方所起诉的正是在“宁禄投资事件”中，被告单位北京赛克赛斯公司、被告人国洪起与被告人吴克夫(吴系广东证券西华路营业部负责人)犯有合同诈骗罪，被告单位山东九九公司和被告人国洪起犯有虚报注册资本罪。

据悉，在庭审过程中，国洪起和律师田文昌屡次打断公诉人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国洪起就证券业务和国债等问题发表了长时间的发言，他认为，自己所运用的一些资本运作手段，是目前法律条文并没有明确界定禁止的；另有一些，虽然有法律法规的条文的界定，但在实践中，证券行业早已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了越界，直至现在仍然如此，不应当追究他个人的责任。事实上，国洪起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几家证券公司不存在不泛滥类似国洪起的勾当？

介绍指出，国洪起1958年出生在北京，初中文化程度，家境贫寒，很早就出来自己谋生。1980年因诈骗建设银行贷款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在北京倒卖进口大件商品指标和倒卖外汇赚钱。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洪起开始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可以想象，倒卖指标外汇均需要关系，赚钱的远不止国洪起一人，国洪起所得也只是零头。出生贫寒、跑腿的国洪起都能如此暴富，中国有多少国洪起确实难以统计了！

在美国证券业协会（NASD）的网站首页上，只有两句英文：M a rk e t In teg rity，In ve s to rsP ro tec tion。译成中文是：市场的诚信，投资者保护。而与国洪起如出一辙靠非法或灰色手段攫取财富，不光个人而且大国有机构不都司空见惯的现象吗？“黑社会文化”与权利资本早就浸透了中国经济的肌体，国洪起不过是一个托托！阿蒙2006-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