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1500名红卫兵，在毛主席接见后，他们的欲望更高了，谁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总理也指挥不了他们了，方队乱了阵，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平台乱串了。毛主席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这时，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贯注地留意着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围住毛主席的红卫兵，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别的什么也未写。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尔后得知，她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楼上下欢呼、沸腾的场面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这时，周总理生怕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危及国计民生，他在每次讲话中，总是力图讲一些限制性的话。这次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实在是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了。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总理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
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每一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接见。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秉承总理的旨意，统管八大联指的工作，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参与组织指挥的具体工作。
进入9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总理不断地像战争动员那样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总理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万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187师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接受接待任务。
迸人9月中旬，第3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安排70万红卫兵参加接见。因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了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并抢走了他的手枪的事件，为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增加到了100万。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晚上7点多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
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过来了，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为了保证毛主席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到天安门路线畅通，行驶安全，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着力加强这两条路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后经报请总理同意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警卫3师。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警卫3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街、北长街部署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以应付突发事件。为便于指挥，在南长街南口开设了师指挥所，师长邱巍高坐镇，忠诚、坚决、认真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保证了主席尔后行车的畅通和安全。邱巍高在周总理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0月15日凌晨l时多，周总理在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联指”有关人员开碰头会，研究布置准备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周总理撑着疲倦的身躯，焦虑不安地说:“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43天中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不忍心让主席再这样受累了，我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接着他问道:“北三环通到哪里了?”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并问我带地图了没有，我即从挎包里取出丝绸印制的1万分之1比例的北京市地图展开在总理面前的地毯上。周总理立即把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尔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地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尔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红卫兵。今天上午你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地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保证主席的安全问题，你们要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明晚11时拿到这里研究。”
16日午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在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总理认真审查后，认为这两个方案可行，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进行准备，18日12时左右实施接见。
按照总理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个“联指”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
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我们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17日晚11晚，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在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部署、严密的警卫措施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在实施中要“万无一失”。
18日上午，离接见不到1个小时了，周总理又从大会堂来到了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5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通知》的内容，我在小本上边记边整理。讨论后总理叫我把《通知》稿念给他听。总理听后说：“就这样，马上交给宣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主席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在沿线上逐步向前广播。”
12时45分，宣传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时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1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开道、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见。只用了1个小时，就接见了巨龙似的、排了50里长的150万红卫兵。
但接见结束后出现了意外险情。当主席的车由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来京的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涌而上拦住了主席的车。整个车队顿时被三四百名红卫兵围住了，周总理和主席的警卫处长毕庶畅等急忙下车疏导也不管用。
一个男红卫兵跳上了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在主席左后侧)，想通过此车再跳上毛主席的车。蔡洪江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极力挣脱，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扯破了，蔡洪江则死死拽着他不放。
这时围观圈越压越小，就在主席有被冲撞挤伤的情况下，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4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地出现在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第六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第五次接见的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主席的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不敢在50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
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要在3天内调度6000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当时北京能通卡车的大街不多，二环路、三环路尚未连通。6000辆卡车的编队，登车点的确定和各路卡车纵队通过出发点、天安门的时间，以及疏散出口的规定等等，都必须作出科学的计算、准确的规定、密切的协同，进出路线都不能交叉运行。首都工作组把制定这一科学规划的任务交给了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他对摩托化部队的集结、开进、疏散有经验。他和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通宵达旦地制定出一份蜘蛛网式的地图注记式的行车计划。
周总理在福建厅听取了刘光谱、邱巍高的汇报后，又亲自审查了这个计划，并指示按这个计划组织一次演习。
11月1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组织6000辆卡车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工作组没有邀请周总理观看演习，因为考虑到:这时的周总理既要把日益混乱的国家管理好；又要把局面混乱的外交处理好；为防备林、江一伙的暗算，又必须把红卫兵当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这个外交内政的“大管家”实在是太难当了，接见红卫兵以来，他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大家没有惊动他。
可是总理极为重视这次演习，他未让首都工作组知道，独自在大会堂的二楼观看了演习的全过程，并在演习结束后，又召集首都工作组、卫戍区领导在福建厅开会，研究解决演习中发现的问题，又重新规定了6路车队的车速、车距和间距。
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开始。林彪讲话后，10时20分，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队开始缓缓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事与愿违，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队，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主席，车厢南面的人拼命地往车厢北边挤，任凭广播员怎么劝说，他们都不听。这样，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再放慢速度，不能按计划行进，致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
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进入11月份以来，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他力图说服毛主席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主席同意，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没有约束力了，他们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
为了早接见、早让他们回去，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因人数太多，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
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漩涡来回走。
为引导红卫兵西进，毛主席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总理不断地叫我们打电话告诉邱巍高组织部队疏导。这种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城楼上站了整整6个小时。
11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接见。这次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东、西长安街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
第八次：接见250万红卫兵
进入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当时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
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这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的衣物。这时，周总理遇到的最大困难、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可是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
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后，周总理像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周总理的高超指挥艺术，在这个关头使林、江一伙未能找到茬儿。
这时，毛主席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已过，周总理怕发生冻伤事故，设想在25日、26日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250万红卫兵。当周总理把这个设想报告毛主席时，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主席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天又冷，了不得，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同意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为人数太多，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周总理决定把250万红卫兵分两批进行接见。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
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25日接见完广场、东西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后，总理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尔后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
不多一会，主席催着要出发，总理怕西郊机场未准备好，去早了怕主席在野外受冻的时间长，打电话询问又怕不准确，便叫蔡洪江坐他的“吉斯”专车亲自去看一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驶到机场，仅用了几分钟，就用总理车上的无线电话向总理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
总理这才放心地让车队出发，到机场后，一点时间也未耽搁，进行得很是顺利。
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接见后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撒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把主席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在70天的时间里，毛主席8次分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接见完后，总理叫首都工作组写总结报告给主席。蔡洪江让我起草。我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修改后，由郑维山签发报总理转报主席。
接见红卫兵真是累坏了周总理。未亲历其境者，是难以理解总理当时的处境和付出的巨大心血，他的辛劳真是达到了极限。
接见1200万红卫兵，国家消耗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后来红卫兵又被造反派取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