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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和林彪叛逃时为何都未能带走贴身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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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和林彪叛逃时为何都未能带走贴身警卫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张国焘和林彪叛逃时为何都未能带走贴身警卫？
2020-05-23 10:18 星岛环球网 来源：解放军报
核心提示： 1938年4月中共内部发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叛逃事件。张国焘叛逃，连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他的贴身警卫员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1938年4月中共内部发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叛逃事件。张国焘叛逃，连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他的贴身警卫员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追问：张国焘变节叛逃时，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林彪作为一代名将、元帅，叛逃时同样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为了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制度和措施。为什么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1938年4月，正当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时，中共内部发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叛逃事件。
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叛逃，连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他的贴身警卫员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历史教训，明确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他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条根本原则，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确立并逐步完善的。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全国组织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也标志着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理论上阐明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政治委员制度成为一个崭新创造。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第一次明确提出：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
纵观我军80多年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国外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在解放军历史上，出现过高层领导人脱离、叛变这个组织的事情，但从未出现过成建制的“叛军”。他们得出结论：解放军不会哗变！
这个发现只是表象，背后的奥秘正是“党指挥枪”。
1971年9月13日，历史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林彪作为著名战将、元帅，叛逃时与张国焘一样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
改革开放环境下，党指挥枪作为一条根本原则，成为划清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与西方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界限。党指挥枪这个建军之本、立军之魂，决定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搞什么“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
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2004年9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2010年重新修订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党指挥枪，确保了我们这支军队不断创造辉煌的历史。党指挥枪，同样能确保我们这支军队拥有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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