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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对改开前后的历史缺乏客观公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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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对改开前后的历史缺乏客观公允的认识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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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先生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缺乏客观公允的认识
——二评《郑永年：中国会再次封闭起来吗？》
肖明 · 2020-04-30 · 来源：乌有之乡
我们很难对郑永年先生所盛赞的这些改革开放政策成果照单接受而不进行反思。
郑永年先生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缺乏客观公允的认识
——二评《郑永年：中国会再次封闭起来吗？》
肖明(2020年4月29日星期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先生2020年4月28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会再次封闭起来吗?》一文，文中充斥大量错谬观点，今起对其逐段批评。(【】内为原文)
【中国的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机遇，这也是开放政策比较顺利的原因。这里面有一个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推”和“拉”的互动关系。中国主动“推”，积极推动自己的开放政策;西方是“拉”，拉一把中国，即欢迎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全面交往和融入，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事情。】
中国的确在主动“推”，但是又有不同的“推”。有人在“推”，是继承毛泽东、周恩来的道路，利用美西方的先进科技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例如华国锋时期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后来被批为“洋跃进”的那些。但是，也另有别样的“推”，他们是为了用开放倒逼改革，用引入美西方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冲击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如厉以宁鼓吹的“鲇鱼效应”之举。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推”，我们还要做些认真的区别。郑永年先生显然缺乏这个视角。
西方“拉”中国加入美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出于帮助中国的大善义举吗?非也。尼克松之所以屈尊访问北京，是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对立，以集中力量与苏联争霸。毛泽东当时之所以做出决策不失原则地暂时缓和与美国的对立，也是为了一时减轻国家安全的压力，抓住美苏争霸的时机争取加快国家发展的机遇，坐享渔翁之利。美西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也是为了获得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美西方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并觊觎中国极大的市场，就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更加有效地推进。
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放弃了过多的原则和利益，致使后遗症至今还难以消化完毕。的确，这是一个标志，是一个中国融入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里程碑事件。
【毋庸置疑，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状态转型成为最大贸易国家，从农业大国转型成为世界工厂，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开放政策的结果。】
郑永年先生的这个总结评论是存在严重片面性的。改革开放伊始，新中国已经不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了，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研究指出，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无论毛时代的经济发展还存在那些不足，它仍然是一个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时代。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43%。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这是比郑永年先生更为真实的认识和更为公允的评价。
以GDP数量为标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说明中国这块地方的经济活动规模庞大之外，不意味着有多少进步意义。清朝从鸦片战争时期到甲午战争时期GDP的数量当时还是世界第一呢，但是其经济成分、工业实力、技术构成、军事力量没法与西方相比，政治腐朽程度、汉奸买办当权和社会矛盾尖锐状况更是造成国家没有应对外敌的坚定意志和实际力量，这才是致使被动挨打、割地赔款的内在原因。现今中国以牺牲自己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路线为代价，改变自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与美西方接轨，半依附性地全面融入美西方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虽然成为所谓世界工厂和贸易大国，但是只不过是给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打工而已。中国主要承担组装任务，自主研发实力有限，所得利益很小，工人福利损失和环境污染代价很大。中兴公司被美国逼死就是明证，运十被下马造就的航空业发展悲剧就是教训。倘若再看看买办势力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舆论领域的空前影响，国内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国家自主意志形成的重重困难，我们很难对郑永年先生所盛赞的这些改革开放政策成果照单接受而不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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