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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林彪合伙江青成功扳倒刘邓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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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林彪合伙江青成功扳倒刘邓内幕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林彪合伙江青成功扳倒“刘、邓”内幕
2020-05-12 09:21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作者:薛庆超
核心提示： 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给他们加上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原因就是因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键点上，刘少奇、邓小平坚决予以抵制。
林彪合伙江青成功扳倒刘少奇和邓小平
毛泽东、林彪、刘少奇接见红卫兵（资料图）
对“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刘少奇、邓小平义无反顾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毛泽东重新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与刘少奇身陷逆境，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还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党的九大则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给他们加上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在会前经过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其中有两大段文字是毛泽东亲笔增写的。这是两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广为引用的“毛主席语录”：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当时，不仅与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们不知道“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谁，就是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也不知道这段话指的究竟是谁。他们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一无所知。
会后，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煽动下，各地青年学生开始起来“造反”，混乱局面开始出现。
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机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为了控制局面，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于6月初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各省、市委也相继采用了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领导运动的方法，力图将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正确轨道。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认为工作组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应“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运动”，这是以后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实际上，在政治运动中派工作组（工作队、工作团），这是中共领导政治运动所采取的一贯方法之一。远的不说，仅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例，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哪一次政治运动没有派过工作组?
1966年7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坐在前排，其他领导同志都坐在后排。开始是汇报会，刘少奇、邓小平要与会的有关领导同志讲一讲学校的情况。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大学情况，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汇报中学情况，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汇报总的情况。
胡克实的汇报通过了。吴德的汇报没有通过，还要改动。
当时各大学都在酝酿赶走工作组。因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因此他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比较了解。刘少奇在会上讲得十分尖锐，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刘少奇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替。刘少奇是反对赶走工作组的。
这时，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上和刘少奇顶起来了。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疾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话等于把各地党委都否定了，把责任推到刘少奇、邓小平的身上。
这时，邓小平站起来，两手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邓小平的话义正词严，反映了当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与会领导同志的共同心声，迎头痛击了康生、陈伯达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会议正开着，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在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江青是偷着进来的，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打招呼。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原因就是因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键点上，刘少奇、邓小平坚决予以抵制。对“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刘少奇、邓小平坚定地坚持党的正确原则，义无反顾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与以前历次中央全会不同的是：与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数不是中央委员）和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
会议期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运动初期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进行严厉的指责，认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铅笔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初无标题，经秘书誊清后，毛泽东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以后又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据笔者研究，这可能是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社论时，有感而发，遂信笔写出，其中不乏激愤之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到今天，许多传单和纪实文学甚至历史著作中都写道：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有的书中说是贴到了中南海的饭厅里）。甚至还有人想当然地画了这样一幅画：毛泽东身着带有红五星、红领章的草绿色军衣，站在一堵高墙边，手握一管正在滴着墨汁的毛笔，目视远方，旁边墙上贴着一张大字报，上面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标题和虽不甚清晰但隐隐约约可以辨认的内文。这幅画的名字就叫“炮打司令部”，给人们以深刻的视觉印象。这幅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广为印制、复制，也给人们留下了毛泽东曾亲自在中南海贴下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深刻印象。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这样写道：“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92年，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纪实报告中，写得更是言之凿凿。该书中犹如亲历目睹一般写道：“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毛泽东的“大字报”，既没有用“大字”写出来，也没有贴在中南海，更没有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而是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印发给与会者的。
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既使参加全会的与会者们极为震惊，也使他们感到极为困惑不解。这张大字报不仅把毛泽东与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在1962年、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向中央全会公开，实际上也等于向全党公开；而且把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关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不同认识和正常的意见分歧，上升到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高度，并明确号召“炮打”这个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每一个与会者，都面临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众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想不通，“很不理解”，但不敢表示异议，只能缄默或违心地表态拥护。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则在小组讨论会上，借阐述毛泽东的大字报，向刘少奇、邓小平发动攻击，以示“紧跟”。陶铸夫人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顾了陶铸同他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情况：“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发言。’”
会议期间，除了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接受批判和诽谤，忍受各种信口雌黄的诬蔑和攻击以外，邓小平有时还必须到一些学校去参加群众集会和回答问题。以前，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爆发，他曾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邓小平的看法，而且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心声。这句话，表示了他们当时对于“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很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后，邓小平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心存厌恶。有时，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伸张正义，说明一些被颠倒了的事物的本来面目。8月2日，邓小平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于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在林彪集团策动的打倒贺龙的狂潮中，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当时，“二月兵变”这个无中生有的谣言出笼后，仿佛一下子长了翅膀，不胫而走，弄得中华大地，无人不晓。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2月，北京军区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再组建一个团，担负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曾想在北京市借一些房子，为此曾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进行过联系。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治委员刘绍文知道后，认为部队住学校的房子不妥，制止了此事。决定让驻在南苑的卫戍区部队调整出一部分房子给新建团住，不足部分搭帐篷和住靶场解决，并通知了联系过房子的学校。
此事到此为止，已经结束。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1966年7月，北京大学团委的一个干部写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说2月份北京卫戍区到北京大学联系住房一事“是要搞政变”，并言之凿凿地定名为“二月兵变”。
随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看了这张大字报后，联想到北京卫戍区也到中国人民大学联系过借房子的事，又写了一张《郭影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质问已经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民大学驻兵，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此后，这个“天方夜谭”式的“二月兵变”的谣言，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越传越玄。这两张大字报被林彪、康生知道后，成为他们打击、诬陷贺龙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炮弹”。
7月27日晚，康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宣称：“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他们的计划之一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
由于康生发了话，肯定有“二月兵变”这件事，事情便愈闹愈大。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他不顾个人安危，不顾自己已经身陷逆境，不顾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康生却不甘心阴谋被揭穿，继续信口雌黄，恶意诬陷。于是，各种震撼全国城乡的爆炸性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不胫而走，到处弥漫：什么“贺龙为了发动‘二月兵变’给体委发了枪、炮，大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什么“贺龙发动‘二月兵变’未遂，坐着飞机逃到苏联去了……”肆无忌惮的诽谤和恶毒的谣言交织在一起，使善良的人们一时真伪难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决定》对起来造反的青年学生表示支持和肯定，认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决定》还强调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对于哪些人犯什么性质的“错误”，才能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没有划出具体的判断标准。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下至工厂车间主任、农村生产队长、商店门市部经理，只要有人纠集一帮子人说他是“走资派”，便可以戴上“高帽子”，任意批斗，随便侮辱。而被批斗者却没有丝毫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只有听任被批判和斗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期间，8月10日下午7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亲切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并对他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迅速传遍了全国城乡。
8月12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其原来接班人的地位已被明显排除。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在全会选举时最初提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排列顺序中，邓小平被列在第四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但是，这种名单排列顺序，却引起了江青的强烈反对。江青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仅仅在3个月前才刚刚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而中央设立“文革小组”时，仅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并没有赋予它更大的权力，以至能决定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
江青大为不满地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竟然干预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真是咄咄怪事！
于是，江青找到已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定为接班人的林彪，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此时刚刚得势，踌躇满志，气焰正盛，对江青却不敢怠慢。两人不谋而合，意见完全一致。于是，林、江共同合谋，改变了预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名字排到了邓小平的前边。这样，名单的排列顺序变成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但江青对这个名单仍然很不满意，说：“‘老夫子’（指陈伯达）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成为：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名单。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据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忆，林彪回到毛家湾住地后，掩饰不住得意的心情，对工作人员说：“这次全会，我由原来的小六变成了老二”）在这次全会上，并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但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特意写道：“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对林彪作出这样高度的“评价”，确实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中共中央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的结束。从此，毛泽东正式由原来的退居第二线返回了第一线，重新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经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处于“靠边站”的境地。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由林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实际上已被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判邓小平，而且还由林彪亲自出马，将邓小平的问题性质说成是“敌我矛盾。”
邓小平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很不平静。回家后他虽然什么也没有说，却夜不能寐。夫人卓琳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3点多了，怎么还没睡?”邓小平说：“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卓琳问：“谁批你?”邓小平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便不再多言。邓小平知道，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新账旧账一起算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邓小平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邓小平本来就沉默少言。“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从此以后，邓小平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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