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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50年斯大林为讨好毛泽东竟出卖高岗

已有 148 次阅读2020-8-14 19:31 |个人分类:普评制点评|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赫鲁晓夫50年斯大林为讨好毛泽东竟出卖高岗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赫鲁晓夫:50年斯大林为讨好毛泽东竟出卖高岗
2020-08-11 10:34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泽东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

本文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作者:[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适逢斯大林70寿辰。正巧在这一天我从乌克兰返回莫斯科,担任一项新的固定工作。斯大林对我说:“您把乌克兰那边的工作交代一下,务必在我70岁生日那天赶来。”我就照办了。我未能出席斯大林同毛的单独会谈或者有莫洛托夫在场的会谈。总共举行了多少次这种会谈,会谈进行得如何,要我现在来谈是困难的。不过,在这几次会晤之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因为毛而高兴过,也从未对他大加赞扬。然而在欢迎毛的宴会上,斯大林却表现得非常好客。他喜欢这种宴会,并且很爱炫耀自己如何好客,对待客人如何殷勤周到。只要他愿意,他会把这种事做得很漂亮。那次宴会我参加了。宴会和席间谈话都是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进行的。

看到同新中国似乎正在逐渐形成良好关系,我感到很高兴。我们这里大家都希望这样。不过,在毛访问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在那次宴会和席间友好会谈之后,斯大林有好些天根本不与毛会面。既然他本人不露面又没有委托别人,我们当中也就没有人去毛那里。这时毛开始流露出不满,说他被关在为他安排的住所里,什么也不给他看,没有人跟他会面;因此他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回国。人们向斯大林报告说毛表现出不满。于是我们再一次与他会面了,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午宴上。斯大林这时竭尽全力来满足毛的请求,同他搞好关系,并显示自己完全站在他那一边。

毛走了。当时担任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是一位铁路专家即泉盉 科瓦廖夫(1901年生),他于1944~1948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长),后任中国东北人民政府顾问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顾问,在北京人称“两位领袖身边的顾问”。。他从前在满洲工作过,日本人被驱逐后曾在那里修复铁路,后来当上了毛泽东的顾问。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位可信赖的人。不久此人便在他的密告信中报告说,发现对苏联的不良情绪,这种不满在刘少奇、周恩来及该国其他一些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高岗早在毛访问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情报。高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满洲全权代表兼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全权代表,就好像是那里的总督。他与我国代表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高岗只字不提毛本人的立场如何,但他同样也不提毛对那些明显表示对我们不满的人都采取了什么措施。高列举了许多事实以证明这种不满的存在。

这里我举出其中的一件。那天正在庆祝中国的一个什么节日。举行了阅兵式。当装备着我们的坦克的部队从广场上通过时,中国的军人气呼呼地说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旧坦克。是,这话没错。那些坦克不是新的,那时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新坦克可以送给中国。苏联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工业,坦克产量削减了。不这样做不行嘛。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我们的理由。坦克当然是旧的,但还完全具有战斗能力。但这种言论给不满意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而且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我,还有我与之交换意见的几位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不疑地认为高岗向我们通报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出于何种目的,我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他是站在对苏友好的立场上的。然而斯大林却把这些文件交了出去!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类似的现象,那么这很像科丘别伊瓦·列·科丘别伊(1640~1708)自1687年起任总司书,1699年起任东岸乌克兰(即俄罗斯属乌克兰)首席法官。他曾多次提醒彼得一世说首领(黑特曼)溪毖 马泽帕正在与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进行秘密谈判,然后他逃往俄罗斯,却被俄国沙皇交给马泽帕,后被处死。向沙皇彼得一世密告首领(黑特曼)马泽帕叛变。当时沙皇彼得把这封告密信退还给马泽帕,以博取其好感,并表示自己不相信他叛变。然而马泽帕处死了科丘别伊,并且开始帮助查理十二世讨伐俄国。普希金在叙事诗《波尔塔瓦》中对这个情景做了鲜明生动的描写。

然而我们一时失去了一位显示他与我们亲近并用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的人,高岗向我们通报了中国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我以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并因而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虽然高岗本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的看法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个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我们说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他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早在那时就已经处在某种被孤立状态了,他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应当加以考虑。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我并没有亲自从斯大林那里听到这种议论。但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居然把上面提到的文件移交给了毛。坦率地说,我们这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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