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

朱启钤是谁？他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可是个风云一时的人物，曾先后担任津浦铁路督办、交通总长、内务部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

1914年朱启钤曾兼任北京市政督办，建树颇丰：他利用商人、绅士的捐款在“社稷坛”的基础上扩建了中山公园；他主持改造了正阳门瓮城，使前门箭楼成为北京的标志之一；他拆除棋盘街、千步廊，开辟出最初的天安门广场；他主持打通南北池子、南北长街，由他设计的拱形门洞至今仍矗立在街口；他建议在胡同里种槐树、护城河边栽柳树，改变了北京街道不擅种树的历史；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古物陈列所（1946年与北京故宫合并），开放了天坛、雍和宫、北海、颐和园等一系列名胜……

此外，朱启钤亦是一位收藏大家，有“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的美誉。1950年他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文物56件捐给北京故宫。

可今天我不想评论朱启钤的这些“丰功伟绩”，只想谈谈他的老宅子，也就是他住了近20年的故居。

朱启钤的故居位于赵堂子胡同3号，是座四进院的大宅子，占地3000平方米。当年，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朱启钤买下它时，它还是座没有完成的建筑。院落买到手后，朱启钤对它重新进行设计并督造。院内的彩画和建筑上的构造，全都按照《营造法式》的规矩进行，木工、彩画工也都是找的曾为故宫干活的老工匠。可见朱启钤在这座宅院的修建上倾注的心血，亦可说明此院的建筑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建成后的宅院独具特色、颇具气魄。街门采用北京四合院里等级最高的广亮大门。进入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条纵向的长长的走廊，它像一条贯穿南北的轴线将整个宅院分成东西两部分，同时也将两部分的8个院落有机地组合为一体。院子间有垂花门相隔，院内回廊环绕，雕梁画栋的正房，精美的窗棂，无不透着古朴、大气。宅邸的前三进院落有房屋约70间，大多为硬山灰筒瓦过垄脊屋面。第四进本应是园林，但早就被改成他用了。

赵堂子胡同西起朝阳门南小街，东止宝盖胡同，长约250米。胡同东端稍向南弯曲，并与另外4条胡同相连，形成了一个胡同的枢纽。从赵堂子胡同往东是“后赵家楼”，往南是“宝珠子”，往西是“阳照”，往北是“宝盖”，5条胡同相交，这在北京实属罕见，当地居民美其名曰“五路通祥”，而坐北朝南的朱宅就此处于胡同开始向南弯曲处的北侧，恰在“通祥”的发源地。

也许是仰仗宅第的“风水”，朱宅虽几经落难，还是回到了朱启钤手上。北平沦陷时，日本人曾以10万元低价强行买走；国民党接收大员到来时，以为地下埋有珠宝又将所有地板撬开，险些将宅子毁于一旦；解放初政府认为这院落属于“敌产”，曾予以没收，是周恩来从中斡旋，得以返还。最终，1953年，朱启钤将整个院子捐给了国家，离开了居住近20年的家，迁到东四八条，住在他女儿的家里。

说到朱启钤的故居，不得不说说“营造学社”，因为，这朱宅建好后，前半部就成为“中国营造学社”办公的地方，朱启钤及其眷属只住在后半部。

1919年朱启钤受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委托，以北方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时，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北宋李诫所著《营造法式》的手抄本，便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这就是被后人称为丁本的《营造法式》。它是中国最早记录建筑规制与技术的书。但丁本经屡次传抄，错漏难免，于是朱启钤便委托版本学家陶湘等人予以校对，结果“时阅七载，稿经十易”，终于1925年发行陶本《营造法式》 。此后，朱启钤就有了建立专门机构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打算。

《营造法式》经朱启钤发现并出版的时候，梁思成还在美国宾夕法尼大学攻读建筑。1925年当他收到父亲梁启超从中国寄来的陶本《营造法式》并阅读后，萌发了要写一部中国建筑史的愿望。为此，梁思成付出了一生。

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下，朱启钤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并任社长。在学社建立后的5年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阚铎等前往全国15个省的220多个县，测绘、调查、拍摄了2000多座建筑。许多名扬海内外的珍贵古建筑，如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赵州桥等，都是由中国营造学社首先发现其价值的。学社存续期间，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等书刊。正如朱启钤说的那样：“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 ”

更有建筑史专家这样评价：“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能把这方方面面的人事统筹起来，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启钤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

从当年朱启钤将付出心血所建的宅院上交国家算起，时间已经飞驰了快60年。60年的风雨把昔日的朱宅变成了现在的大杂院，也许是因为它身居“五路通祥”之地，尽管进入“风烛残年”，可毕竟还是存活着。比起那些不见了踪迹的院落，它还是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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