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恐怖袭击的创痛中重获新生

Tales of the Super Survivors

  恐怖主义时代是充满震惊的时代。意料不到的持刀伤人、枪击及炸弹袭击事件令个人、家庭及整个社会心碎。

这当然很可怕，但在过去几年中，有关这些创伤带来的影响的学术研究，已经转向更加积极的方向。人类的复原能力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强得多。很多人从不幸中振作起来，获得显著的创伤后成长。

首先，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PTSD)的比率低于我们很多人的想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做的一项研究显示，9·11事件的急救人员中只有13%的人出现的症状算是应激障碍。大约13%亲眼目睹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袭击事件的人，在接下来六个月患上PTSD。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最喜人的普遍规律似乎是，至少75%经历生命威胁或暴力事件的人没有出现应激障碍。

甚至很多不幸遭受PTSD带来的极度痛苦的人，都能重新振作，重建更好的生活。你有时可能会遇到这些走过生活最低谷，但仍然传播爱和快乐的人。他们获得重生，改正了他们在动荡摧毁一切之前所犯的错误。

就像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心理学教授菲利普·A·菲舍尔(Philip A. Fisher)在邮件中指出的那样，培养复原能力的重要背景因素是无条件的爱。挺过创伤并重新振作的人通常之前受到坚定不移的关爱，建立了强大的内在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可以支撑他们度过余生。

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因素——超级幸存者往往拥有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的特性。这些人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种良性的自欺欺人，但面对自己的处境时非常现实。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才能有着积极的幻想，乐观地相信自己能够掌控未来。但他们对周围的世界不抱幻想。他们很快就能接受自己遭遇损失的现实。他们看问题看得很明白。他们努力工作。工作是一种可靠的治愈悲伤的途径。

走出创伤基本上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就像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泰代斯基(Richard Tedeschi)指出的那样，创伤打破了你原本想象的生活故事的主线。构成生活的复现规律被扰乱。丧失了安全感。曾经面临死亡的人被迫面对生活的基本问题。

但一些人能够写出新故事。就像泰代斯基写的那样，创伤后成长不是由事件本身带来的，而是之后努力书写新故事，想象更好生活的举动促成的。研究人员发现，在遭受冲击后获得成长的人能够清晰地描绘自己的未来，而那些没有成长的人深陷对过去的反思。

第一本书就是事件发生前的生活。第二本书则是打破老故事的事件。但第三本书就是重新整合，重新构思故事的过程，这个新故事涉及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描绘一种比过去更高尚、更有意义的生活。

这些都是高度道德化的叙事，描述了具有更崇高目的的人生。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这让他认定，在集中营中最容易生还的人，是那些能够确信自己的求生渴望的人。即使他们在承受苦难，他们也可以关注亲人，关注于未来的生活中能够为之奉献的人。

弗兰克后来成为了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教授，他借用尼采的名言说，知道为何而生的人，能够承受几乎任何境况。超级幸存者告诉我们的故事有两大主题：乐观和助人。

有趣的是，这个恐怖主义时代催生了一些实用技能：讲故事的能力，理性思考及定义生活意义的能力。就像个人想要重新振作时需要听一些励志故事一样，各个国家可能也是如此。法国可能需要通过一个寓言来理解发生的事情，就像美国至今仍有一系列竞争性的9·11事件寓言。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追求与道德无关的现实政治的对外政策，总是不可行的。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辨别对外政策的道德目的，这个国家将会缺乏复原能力，缺乏走出遭袭阴影的能力。这个国家将会缺乏令人满意的叙事，丧失在恐怖袭击后繁荣发展的能力。

好消息是，我们没有理由对反恐战争持悲观态度。个人和社会都很坚强，都具有复原能力，通常会在遭到袭击后以更好的面貌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