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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平:香港前途和北京选择

热度 3已有 2782 次阅读2019-11-14 05:41 |个人分类:文摘|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郭良平:香港前途和北京选择_图1-1



近日笔者到香港现场观察示威游行,同街头抗议者交谈,以体会他们的心态、了解他们的诉求。总的感觉是香港社会在照常运作。在外面从新闻报道中得到的印象,是整个香港都闹翻天了,其实不然。


这是个典型的中产阶层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挣钱养家糊口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特区还是中央政府都没有必要过度反应,把事情搞得更糟,因为香港的问题是深层次的,只有长期努力才能缓解。


自建埠以来,香港和中国大陆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上世纪20年代省港大罢工时,香港人民的气脉还同大陆相通,1949年之后就基本是两个天地了,理解上的鸿沟很深。但两地的宿命是殊路同归,终归要合二为一。



但月有阴晴圆缺,时代变了,去年毗邻的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香港。但这种优越感还在,并且成了是现今港人挫折感和戾气的一个重要根源。换言之,中国大陆崛起后,港人的心态还没有调节过来,就像美国的心态没有调节过来一样。


心态调节的最大的障碍是价值观的冲突。大陆同香港、台湾、美国、西方国家甚至日本、韩国和许多比较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有这个问题。我同抗议青年交谈得出的一个鲜明的印象是,他们对中国大陆不但毫无认同感,而且充满了抗拒;对香港的殖民地历史毫无耻辱感,反而充满了骄傲。


晚上在立法局前面的抗议人群中,有人赫然打着米字旗和星条旗;在维多利亚港湾隔阻带的花岗岩上,有这么个涂鸦:“美军来了我带路!”这种卖国贼的言行以及港独主张,很容易激怒14亿中国人,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中断“一国两制”。


大陆有许多人简单地认为,香港出事的原因一是没有及时清算“殖民心态”、进行爱国教育;二是西方国家又在搞颜色革命。这是误诊。虽然这些激进的年轻人并不见得能代表全体港人,但他们行为中流露出来的“怕”字和对前途的悲观却相当普遍,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先谈谈这个“怕”字。这次抗议运动在香港被称为“反送中”,就是这个“怕”字的集中体现,而“怕”字背后蕴含的是激烈的价值观的冲突。由于价值观不同,许多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崛起感觉的不是自豪而是失落。


在他们看来,对比“暴发户”的大陆人,香港人的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个人修养都高许多。大陆的逼近是对香港的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害怕大陆的影响会逐渐剥夺香港人享有的权利,而且越来越把特区政府看作北京的代理。


我追问抗议者这次为什么闹得这么凶?他们主要提出两点,一是警察暴力;二是特区政府面对这么广大的诉求,竟然无动于衷,这让他们感到不可理解和气愤。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的主要是青年学生,他们显然吃了亏,仇警也很自然。但这种仇恨随着时间会慢慢缓解,尤其是当他们认识到,对比美国警察,港警是相当温和的。值得长期忧虑的是对港府的不信任。


郭良平:香港前途和北京选择_图1-2


香港人缺乏有效表达民意渠道


香港完全是个冲突的阵势:港府不是民选的,它又没有中共在大陆执政长期形成的收集和应对民情民意的多种渠道和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普选对港人来说更具现实意义,因而呼声很高。相比之下,在大陆却是普遍缺乏民主化的压力,长期以来这很让西方感到困惑不解,他们想当然地将其归因为大陆政府镇压异己的强大的国家机器,但又面对中共政权的高支持率的谜。他们无法理解大陆政府通过非选举方式来汇集民意和作出有效反应的多种渠道。


香港百姓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公共政策又为精英集团把持;反对派则是典型的西方模式,追求的是殖民当局都拒绝给与的民主选举,选择了一条与大陆对抗、挟洋自重的道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唯一能指靠来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就是香港的法治传统。一旦法治受到威胁(比如这次修例),他们的反应就会非常强烈;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一点大陆没能很好理解,他们往往简单地将这次事件归结为,外国和本港“别有用心者”的“颜色革命”阴谋。


再谈谈悲观绝望。在中环爱丁堡广场的中学生集会的布景台上,黑底白字口号是“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尽管那天宣称的是罢课日,但参加者大都身着校服,有许多似乎是下午3时放学后,从各区汇聚而来。年纪这么小就面临对未来的质疑,这可悲但更可怕。


《南华早报》对这次抗议有一个专题报道,他们采访了许多参与这次运动的大学在校生或毕业生,他们大多数都仍与父母同住,对他们来说,买房的中产梦可望不可及;他们在香港没有前途,在大陆又没有竞争力。


 我的观察是,参与者与冲在最前线的都是年轻人,有的甚至是小孩,而组织指挥者,包括在路上打旗指路的主要是成年人。对于青年学生,“逃犯条例”是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事,所以这次运动在实质上是中产阶级造反;无可失的年轻人冲在最前面,背后却是一大批艰难挣扎的中产家庭。他们的困境和诉求不是香港独有,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共同命运,这是个世界级的问题,中国迟早也会面对的。


香港面临的道路问题是:在自由主义理念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还有没有未来?在港独不现实的情况下,怎么才能与大陆主流兼容?北京面临的选择是:回归50年届满后,是不是要同化香港?在港人激烈反抗下,一国两制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两股道上跑的车要并轨的话,国家民族认同问题怎么解决?


毫无疑问,有不少西方势力在香港挑事,搞颜色革命。这是他们遏制中国所需,但不是问题的要害。没有当地的因素,任何外来的“颜色革命”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颜色革命”的力量来源于价值理念。香港社会撕裂的危险,是政府和精英集团逐步投向大陆体制,而整个社会仍信奉自由主义。


怎样处理好同国际主流价值观的关系,是中国崛起道路上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这次同香港的矛盾突出在前沿了,但后面还有整个西方和第三世界中的许多国家,更重要的是台湾,也包括中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问题。想对他们都进行“思想改造”?这不过是唐吉诃德式的幻想罢了。


邓小平讲“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他的下一句是“50年后就更没有必要变了”。很显然,他的意思是50年后大陆的经济水平赶上来了,也更加民主自由,人权得到更好的保障,法制水平更大的提高,总之同香港差别不大了,因而就没有必要变了。现在时间快过一半了,中国的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其他方面则被认为进步不大,甚至还倒退。


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试金石是,港人是否愿意接受大陆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这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就是回答。这不是一个克服“殖民心态”问题,而是牵涉到港人切身利益和香港有什么样前途的问题。


香港所处的地位决定了港府需要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强势特首。他既不当北京的傀儡也不做资本主义的奴隶,而是真正为香港人民谋幸福,在夹缝中闯出一条即适合本港现实,又能与大陆政体兼容、与全球化接轨的道路来。而北京也必须赋予他足够的自主权,容许他以创新来破解香港的难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来源:联合早报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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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回复 asdrtv 2019-11-15 06:41
文章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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