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等。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这就是语言腐败。（来源：新上海SHANGHAI/订阅号）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具有话语权的人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河南省扶沟县有一位叫朱中洲的老人，因抗议家里的房屋和菜棚均面临拆除，不满政府强征强拆，而且补偿标准过低，最终跳楼身亡。经过当地政府的“鉴定”，官方称该老人为“自主性坠亡”。不得不佩服当地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把“自杀”变为“自主性坠亡”，当然血腥味就少了很多。不得不说，“自主性坠亡”是河南扶沟对强征强拆的又一项伟大“发明”和“贡献”。

　　其实，在网络上稍加检索，我们会发现“自主性坠亡”这样的句式如今已经蔚为大观。在此之前曾出现保护性拆除、休假式治疗、戴套式强奸、轻度型追尾、幻想型自由、试探性自杀、合约式宰客、倒退性改革、疯狗式贪污、挽救性枪毙、正确性错误、保护性销毁、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临时性员工、普遍性无耻、自愿性强奸、隐蔽性收入……等新鲜词语，这些颇具中国式创造性词语的出现，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语言的又一个特色：可以为事故和问题化妆！

　　中国语言之复杂神奇世所共知。过去官场上有刀笔书吏之人，老吏断案，一句话可置人于死地，也可活人于断头台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与“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仅仅颠倒一下，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或许能无罪释放，后者就难免要吃官司了。武松仇杀西门庆和痛杀西门庆一字之差，就能使得武松笔下超生。曾国藩的事迹更是告诉我们，讲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换个说法”后果也会大不一样。

　　很多词好像稍微改动一下，“意境”就大为不一样了。比如：用“下岗”、“待业”来取代“失业”；用“待富者”取代“穷人”；用“失足女”代替“卖淫女”；用“负增长”代替“下滑”。别说“罚款”，要说就说“执法”；别说“涨价”，要说就说“调价”；别说“停滞”，要说就说“零增长”；别说“跑官要官”，要说就说“要求进步”；别说“渎职”，要说就说“管理不到位”；别说“权力是上级给的”，要说就说“人民赋予”。有的时候，甚至管打麻将叫“政治学习”，与情妇幽会是过“组织生活”。更有意思的是，有位公仆进了那种有“特殊服务”的歌厅，被有眼不识泰山的“扫黄”执法人员鲁莽拘留了，为了有个交代得过去的“说法”，执法人员只好煞费苦心地称之为“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但没办不该办的事”。“说法”到了这个份上，也算到了一定境界了。

　　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1、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语言腐败使得人类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人类的大脑在萎缩，人类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人类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

　　2、语言的腐败，毁坏了人们的道德。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理论上是不诚实，说假话，从人类本性上来讲，要让一个人说假话，比他干坏事还要具有挑战性。从法律上来看，使犯罪人对犯罪事件供认不讳，就是他敢于干坏事，但是不敢说谎话，如果敢说谎话就没有道德底线了。

　　3、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政府就会廉洁起来，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