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名片中的”顾绍骅的诗情画意”

【现实背景】当前，无论是中国画展览，艺术市场上，还是书画课堂等等，能够见到的中国画，基本是没有题画诗的“白板”。当下不少画家以西方绘画作为中国画创作的参照，以此倡导所谓融合中西绘画以加强“视觉冲击”和写实效果。其结果造成了中国画的发展不但失去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也一度出现了极其萧条的现象，在这种外来文化意识决定下会将中国画引入末路；因此，顾绍骅自95年备课时，就思考中国画必须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画的发展出路；我们不能舍本求末，尤其是当前中国处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的情况下，更应该加强民族文化观念，“诗情画意”应该是中国画艺术发展的大趋势。

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无不是文化的产物。首先是文化、思想（文学），然后才是艺术（技艺）。中国画的本质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中国人文情思里最为深重的沉淀。中国画的文化蕴藉又远在绘画之外，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思想史，是朴素的中国古典“宇宙观”的最佳窥探视角。潘天寿曾写诗评价明代上虞书法家倪鸦宝说：“上奥诗亦虎，画以诗为主”，他认为，“画”在本质上也是“诗”，画家本质上应是诗人。在中国古代，读书和为官（书画家）是同步的、一体的，互起作用，所谓为官学养论就是这个道理，经历过寒窗苦读，学习过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等，有着较深的文化素质和综合修养。当代国人，由于快节奏、注重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修养比古人差，没有文化是二十世纪的书画家，因为传统文化意味着“落后”。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确认、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所具有的文化优势的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坚定信念。

中国画是中国人文情思里最为深重的沉淀。中国画的历史是同书法、诗文同辙的历史。中国画中的题跋集诗文、书法篆刻于绘画一身，使其成为世界美术史上的独特，增强了中国画的抽象韵味和丰富内涵，平衡出了文学性与绘画艺术性巧妙结合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是朴素的中国古典“宇宙观”的最佳窥探视角。本质上，中国绘画富于“形而上”的意味，中国画的本质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中国画的根本在于“造境”（创造诗情画意的意境，以表达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思想主体）而并不重形（造型）；从中国美术发展史看：一、顾恺之 《女史箴图》箴文，卷末的 “顾恺之”名款，梁元帝 萧绎《职贡图》为例：“楷书榜题，疏注国名及其山川、风俗、历史及历代交往情况、纳贡物品等”从此开创书法与绘画一体“中国画题跋”的样式。二、唐代时期的绘画成就，超过了以前各代，影响到当时的东方各国，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2、王维开创诗与画的结合——“中国画的诗情画意”的萌芽；苏轼曾经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三、宋徽宗赵佶在书法、绘画、诗词等方面的艺术成就却是不可否认的，有“书画皇帝”和“丹青皇帝”的称号。他创立了“中国画的诗情画意”标准形式——集诗书画于一体，奠定了中国画审美评判标准的基础，自此成为了中国文人永恒的精神追求；“诗情画意”是宋代书画人的必备修养--------    宋以后，历代画家都以诗情画意为贵！如：“奉诗情画意至上的“吴兴八俊”与“以诗情画意为本的“元四家”等等，明代唐寅等“江南四才子”、徐渭等，清代的绘画艺术，继续着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的创作以及水墨写意画盛行；出现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画派----------。

没有知识积累怎么能读得懂呢？惠崇为宋初“九诗僧”之一，跟苏轼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苏轼是只见其画，未见其人。此僧诗画俱佳，尤其擅长画水乡，再放上几只飞禽走兽，人称“惠崇小景”。惠崇的《春江晓景图》没有流传下来，不过从苏轼的诗中我们可以想个大概：一片竹林，三两枝桃花，一条江，几只鸭子，河岸上满是蒌蒿，芦芽刚刚破土，天上还有两两归鸿。河豚是看不到的，是苏轼在想：河豚该上来了，用蒌蒿和芦芽一炖，比东坡肉鲜多了。文同作诗赞美竹：“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他命其住舍为“墨君堂”，在四周广栽竹林，他观竹，赏竹，画竹，提出了“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见解。他曾指点苏东坡：“画竹必先得成竹在胸，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然而他的画竹，不只是画竹之状，更是寄情于竹，借竹之荣、枯、丰、瘠，抒写人的悲、欢、穷、达。徐渭在《葡萄》上的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如果抛开这首诗，只是—串葡萄而已，还有何意义。八大山人朱耷，系明皇室王孙，明灭亡后，国毁家亡，心情悲愤，落发为僧。他画两只丑陋的孔雀，蹲在一块尖而不稳的石头上，孔雀的尾巴上有三根难看的翎毛。题诗云：“孔雀名花两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讥讽对主子奉承拍马的官员，本该五更上朝，二更就去了。“三耳”，指的就是这些奴才。画中的孔雀尾巴长了三根翎毛，指帽子后面戴着三根“花翎”的高官。那块不稳的石头，暗喻清朝的江山并不牢固。 题画诗，还可以使画家爱、憎、悲、愁、褒、贬、扬、弃等多种情感更加强烈地倾注于画面。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中国画并非历史图片、写真照片；倘若离开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就无从说起“中国画”，充其量只能算是漂亮的废纸。

鲁迅先生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历代先民智慧的结晶，是现实中国的精神母体，是中国历史积淀的灵魂，它孕育并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和感情的载体，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因此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上意义深远。傅抱石说︰“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钱文忠教授的观点：国学=国运，摈弃了传统，中国画就不复存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赞同郭继承教授的观点：“我们弘扬中国文化其实是在维护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一个民族被殖民，其实最根本的殖民是精神上和心灵上做了奴才，一个人在灵魂深处已经把自己当做奴才，跪在别人那里，去仰视别人，这是永远也无法站立起来的；所以文化特别重要，他是培养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实际上不仅是为天地立心，也是为中华民族立心；所以要弘扬国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程十发指出：作画追求和真的一样，那不是艺术家而是科学家！

自从1918年5月14日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主张改变了中国画近百年来，是以西方绘画的评价标准来评判的；徐悲鸿将中国画带入“至暗时刻”（可能不是徐悲鸿的“初心”吧），违背中国画的本质，本性！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都需要“东施效颦”的话，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请记住：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在于自身；外来文化，只能是参考借鉴；如果“本末倒置”？便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看中国画，如何看虚与实。有人说中国画不科学，留那么多的空，那么多的虚，看人家西洋油画画得多么厚实。事实上这恰恰就是中国画的妙处所在——中国画就是用虚不用实。并不是说不能写实，唐宋画就把“写实主义”搞得很好。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中国人的思想受道家影响深远，不愿心为物役，追求境由心造的平衡心态。唐司空图《诗品·雄浑》所说“返虚入浑（指诗作空灵，入于浑然之境。）”，意即返虚方能入浑。这个“浑（“全部、满是”之意也）”，而是更高级的无所不包极端复杂之浑。“实”就在眼前一览无余，最大也是有边际的，最满也是有限度的。只有返虚入浑，方能无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如李煜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他不实答，却一下使你面对滔滔东流的大江。如果只是一实，还能有那样丰富的含义，那样阔大的境界吗？诗情画意是时空的融合，因此，“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令欣赏者没有统一“标准”，并且，在创作与欣赏中需要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虽然，少了西画那样的“清晰、一览无余”却存有东方审美特有的含蓄、朦胧，甚至有些模糊、迷离……；这也有了“神秘感”，增强了“想象空间”，犹如：“隔纱观美景、月下看美人——越看越喜欢”，在理解“诗情”后，更能了解“其中味”；这是西方绘画所望尘莫及的。不是文人大约画不好中国画，因为没法通达笔墨的精神内蕴。没有文化而成为中国画家，是20世纪才有的事。为什么呢?审美标准发生了变化。宋以来，诗画一律的观点成为主流。苏东坡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不直白，以比兴手法抒心志创设境界，这需要丰厚的文化积淀。像清代以来王鹏运、朱孝藏、陈寅恪诸人的诗，没有知识积累怎么能读得懂呢？

中国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即：传统文化的厚积薄发。因此，品评中国画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品味，而不是看西方绘画那样的“一览无余”；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去品味“中华文化精髓——诗词歌赋”；二、从中国书法艺术上去品味字体的美、线的美、力的美、以及表现个性精的美。三、中国画的本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借物象以寄予作者思维、情感的艺术，是“物我合一”的艺术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