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龙治水【2】

大龙家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家庭。

米饭不多，蔓菁条子管够，三五碗喧肚皮。最好的吃法是晚上这顿饭，凤英把腌好的蔓菁擦成了丝丝，用凉水淘后放入盆里，再把马铃薯擦成丝丝，同时人锅，等锅开上几滚，把勺子里炼的冒烟的葱花胡麻油往锅里一拔“吱啦”一声，满院喷香，这菜汤灌大肚，直到饱嗝打响。

大集体一晚上倒塌了，实行了土地承包。

生产队的俱乐部、社房、牲口棚一晚上全部消失了。

大龙的生产队保管随着倒塌的土坷垃，自然也烟消云散了。

       刚解放那会儿，百废待兴。一乡除乡长，指导员，就是文书和财粮员，加起来拢共不过五六个人。人虽少，当时的事可不少，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一个乡的各种工作，也就生龙活虎的干将起来了。

到了一九五六年扩大了乡的规模，乡党委也只有正付书记、组织部长、宣传委员、群众组织也只是有团委书记、妇联主任、农协主席, 也才增到六七人，乡政府相应配有正付乡长，下设少数几个委员会，乡长依靠这些委员会开展工作，委员会配备文书和民政、财粮、生产、武装、公安、农业、工业、商业助理或干事, 也就八九人左右。党委政府两套班子加起来只有十四五个人。

政令畅通，纪律严明，世风日上。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党、政、武装、经济合为一体。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公社党委书记、公社主任、若干付职、武装部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以外, 便是 “八大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林业管理员等，农村基层政府还是非常精干的。农村行实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 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实行了土地承包到户。由于乡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膨胀，以至失控，使得农民负担的问题不仅“浮出水面”，而且日益突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了乡镇财政。

     乡镇政府可将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以及各种罚款收入, 都作为乡镇政府的自筹收入, 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与人员, 乱征收 乱集资 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一系列“分权让利”趋向很强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于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便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有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我们的干部一旦发展成为“特殊的利益”的阶层，与民争利的事就不可避免。

      到了一九九0年，仅由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项目高达“一百四十九项”的所谓的“三提五统”，再加上民办教师工资，盖学校等。那时在下而上形成干部吃喝风，农民如雪上加霜。近几年的“合乡并镇”，庙少了菩萨少，农民的负担自然轻。

刚改革开放，农民手里稍微有了点钱，涉农的部门都把眼睛盯到农民的口袋里。

大龙深受其害！

       管理农电的，大龙不给好处，停电要挟，“电老虎”大龙惹不起。

供销社卖化肥的，大龙没有给好处，买不上化肥，“肥老虎。”大龙惹不起。

卖柴油的吃拿卡要的“油老虎”，大龙更惹不起，新买的小四轮车要喝油。

杨家河管理灌溉的不送礼，不按时供水的“水老虎”，大龙说起来就头疼，三个能杀50多斤大绵羊，老婆娃娃都舍不得吃，进贡了他们。

甜菜收购站的不给甜头多扣杂的“糖老虎”，气得大龙再也不种甜菜了。 

小麦上场，要去卖。大龙不请吃饭就压等或借口小麦潮湿，让你凉晒三五天，如果遇到下雨，小麦就要和泥，大龙把“粮老虎”当做亲爹娘对待。

这六只拦路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逐步失去了威力，有的倒求在农民头上。如果配合的好，被农民喂成了真正的肥油疙瘩“虎”。

现在农民免去农业税，种地还给补贴。孩子上学免去学费，书本费，住宿还有补贴，可以说日子好过了！

内蒙古乌海刘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