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布莱希特

2021. 6. 1

李俊华

广州花城出版社麾下的《随笔》杂志2021年第三辑刊登了景凯旋先生的文章《诗人布莱希特》，把布莱希特充满矛盾的一生做了扼要介绍，其中许多常识颇有意义。

布莱希特是二十世纪德国最具世界影响的剧作家。他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如果最终能改变世/又何必考虑你是否行善？/你是谁？/跳入泥淖/去拥抱刽子手吧/改变世界: 需要这样”。

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往往会原谅暴力，而布莱希特却直言暴力是正当的。他是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极致代表，在他的头脑中，没有任何善恶概念。三十年代他去过苏联，了解到大清洗的情况，事后说到那些被审判者，他却说“他们越是无辜，就越是该死”。他为苏联入侵波兰辩护，认为社会主义是最不坏的制度。

战后布莱希特选择定居东德，在西德出版作品，拥有奥地利护照和瑞士账户，晚年他还在丹麦买了一所房子，并打算移居苏黎世，他在东德享有崇高地位。他给东德领导人写信，有人认为他是在讨好当局，是希望政府奖励给他一个剧院。1954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剧院，并接受了斯大林和平奖章，然后把大部分奖金存在瑞士银行。

进步是布莱希特的唯一信仰，他是通过进步主义来思考暴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革命者越是被冤屈，就越是会损害事业的正当性，因而就越是应当做出自我牺牲。当他把暴力归结为必然，为暴行辩护时，他也就无意间洞悉了必然论的内在悖论：既然事物都是出于必然，那也就不需要任何自由了。

布莱希特是一个矛盾和难以捉摸的人。阿伦特夫人曾指出，敏锐的感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构成了布莱希特的主旨：想要改造世界的人不可能是善的。在许多作家眼里，布莱希特就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恶棍，甚至就是一个文学领域的希特勒。

实际上，布莱希特的成功在于用历史哲学取代经验常识，在宗教意识衰落后的现代社会，这种超越性的历史哲学对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十九世纪斯塔尔夫人说，德国人的服从性极其旺盛，他们会用哲学推理去解释世界上最不哲学的东西。布莱希特正是以历史必然论来解释自由的概念，并对实践历史目标的力量献上溢美之词，认为可以为此付出一切代价。

正因为布莱希特用辩证法来否定常识，这使他的诗歌产生了某种奇特的双重意涵，不同的人对他的诗歌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从理性的观点看是在赞同制度，从常识的观点看又是在反讽制度。在布莱希特创作的《三分钱歌剧》中，似乎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与丑恶，观众却从中看到对现实的批判。

当布莱希特认同马基雅维利对道德的含混观点，将理性推到极端时，他实际上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一个黑格尔的原理：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布莱希特无疑是这位辩证法大师的最好学生，借用科拉科夫斯基的话，他的每一个矛盾都是他的胜利。然而，从一个普通观众的常识看，这样的辩证法是难以理解的，恶就是恶，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善。尤其是，他赞赏以进步的名义施行暴力，而暴力的重负则是由别人来承担。

布莱希特晚年也认识到，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会使人腐败，就像他的戏剧《伽利略传》所表现出来的，暴力的胜利不可能是和平的胜利，邪恶的胜利不可能是正义的胜利。

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德国文化界人士用朗诵布莱希特的诗表示抗议。1981年波兰事件中也把布莱希特的诗印在传单上散发。而这些仅仅因为布莱希特诗歌本身的表现主义象征意味，而不是由于他的世界观。他心里很清楚，现实是平凡无奇的，一个诗人只对梦想负责，不对现实负责。

布莱希特在1956年去世。此前他看到了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秘密报告。当有人询问他的感想时，他说，我只有一匹老马，它斜眼、腿瘸还长着疥藓。可我只有这一匹马，所以我想我还是少想它的缺点。

在他死后发表的诗作《致后代》中，他写到：

然而我们知道：/仇恨，即使是对卑鄙者的仇恨，/也会扭曲外貌。/愤怒，即使是对不公正的愤怒，/也会使声音粗哑。啊，我们/这些想为友善铺设基础的人/自己却不能友善。

但你们，当人终于可以/帮助人的时代来临，/请带着宽容/想起我们。

我们可以将这首诗看作是他一生的总结，终其一生，布莱希特一直昂首阔步走在历史进军的队列中间，这支队伍曾无情地毁灭了数以千万的生命，从那些牺牲者身上跨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们的动机是高尚的，他们的理由是正当的，所有发生的罪行都是迫不得已。

他再一次以历史的发言人自居，这使他不免有点沾沾自喜。辩证法在这里再度发挥作用，行恶是为了崇善，仿佛他和他的同伴才是受害者。然而，他同时也心里明白，历史将会进行的是善恶审判，他希望审判不要过于严厉。正是这种接近谦卑的恶构成了他诗歌的双重意涵：悲悯与冷漠。

但是，那些真正被洪水淹没的人不会原谅布莱希特，因为他们的标准不是历史目的论，而是善与恶。

2021. 6.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