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为了制定更好的对华政策，沙利文求助于克林顿的前东亚事务高级外交官、“重返亚洲”政策的总设计师库尔特·坎贝尔（外号“亚洲沙皇”）。作为白宫的首席“印度-太平洋协调员”，坎贝尔负责监督许多涉及亚洲和中国相关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理事会。坎贝尔说："我们想在亚洲做的每件事，我们现在都有机会做，我们继续做下去非常重要。"

奥巴马的”乐队“也许是回来了，但是所奏的”乐曲“已经不同了。沙利文与外国外交官员会晤时曾经说：“我们不是特朗普，但我们也不是奥巴马。”

文章最后说，人们有理由认为拜登的"建设得更好"哲理带有特朗普“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特征，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外交政策将联盟视为怀疑对象，拥抱威权强人，并将美国的领导视为负担或讨价还价的筹码。拜登和沙利文都认为，联盟是力量的源泉，中国问题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矛盾，而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使外国的威胁远离美国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