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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ZT

已有 4247 次阅读2019-11-5 08:09 |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来源: 共识网整理编撰: 孙陇

思乡曲  (马思聪演奏珍藏版)马思聪 - 马思聪音乐作品集


按:笔者(孙陇)在文G中“湖南揪黑线战团霜晨月编辑部”一九六八年一月编辑的《霜晨月》第一期上看到了被用作反面教材的马思聪逃亡到美国后发表的《我为什么逃出中国》一文,阅读之后深深地为这位音乐家在文G中的遭遇感到悲伤,文中详细地讲述了文G初期中国的乱象和他的遭遇,虽然,马思聪本人在文G中的遭遇在现在来看并不是最悲惨的,至少他没有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或者不堪忍受而自杀,即使如此,通过此文也已经完全能够感受到文G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惶恐心理。本以为这样一篇文章会早已有全文在内地流行,但可惜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的原始文本,有的只是对他这篇文章的介绍和他出逃的过程的描述。笔者抽空将此文录了下来,以供大家阅读。另说明一下,《霜晨月》上所刊登的翻译的文本是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苏联《文学报》的俄译本翻译的,因此此文可能与马思聪的原文有些出入,特别是里面的人名、职务名称等与我们了解的有所不同。同时,《霜晨月》也是转载而来的,在转载和印刷过程中也可能有错误。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不同或错误并不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


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关于“文化D革M”的可怕真相


马思聪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D革M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消灭。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多年来在终于起显著作用的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人民(即使并非一直掌握)——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怎样开始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D革M”。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D革M”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什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广播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没有说过什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着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


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我没有什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着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什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我们被改造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分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


他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来告诉我们关于周扬和他的部下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们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动分子”包围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居住地整个中南海地区。我们当时对外发生的事件所知不多,虽然偶尔我们也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在我们自己房子上的墙上用大字写着“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从各个学校和部队来到卡车开到学院。在一辆卡车上写着四个汉字“黑帮专车”。这是八月九日,一进大门,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群众。我们被从卡车上推下来,我的脚还来不及着地,就有人在我头上倒了一桶浆糊,别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贴了大字报,戴上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理人”(译者:原文如此),然后又加了一块上面写着“吸血鬼”的牌子。后来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脸盆——“丧钟”和一根棍子,我们必须用它来敲盆子。在赵沨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分子”,还给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天气是很热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会低于38度。



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好像疯子一样,在喊着各种各样口号的人群的喧嚣声中,我们被带着游遍了整个的音乐学院,沿路人们一直推撞我们,啐我们。我认出我的几个相貌变成了畸形的学生。最后,他们强迫我们低头,在一间房子的台阶上排出两排,开始百般辱骂,那些被认为“罪行”最严重的“黑帮”分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后面。在后排站出的有钢琴家刘诗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赛时克里伯斯的竞争者,后来他的手被打断了,已经不能再演奏。


看守们的横行霸道


然后我们被带到学校后面的一排矮小的房子里,过去这是放钢琴的仓库。我被领到其中一间房子里。这里仅仅够放一张床。房间的一面墙几乎全是玻璃。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观看你。在我房间的墙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词句:“打倒吸血鬼!”和“如果你们不老实,我们就砸烂你的狗头!”。在过去的仓库门上挂了一块牌子:“牛鬼蛇神窝”。



每天早晨我们六点钟起床学习毛选和报纸社论,吃早饭然后从八点工作到中午,我们干的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把分散的石头垒成一大堆,或者是把屋子里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屋子里去。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必须写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充满了这样的词句,如:“我们是赵沨的资产阶级黑匪徒”,“需要对我们进行斗争,需要对我们进行改造”,我们每天把这些作品交给我们的看守。


每天早上、晚上,必须合唱,这个歌的名字叫《黑匪徒的狂嚎》(原文如此),歌中唱到:“我是牛头怪物,我有罪,我有罪。我应当服从人民的专政,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应当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碎砸烂。”


我记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一个一个地叫出来折磨我们。红卫兵可以在任何时候命令我们“低头”,然后他们强迫我们四肢着地爬行,好几次他们在我的房间里大吵大闹,扔掉我的书,翻我的床,撕碎我的床单,一个“红色看守”抓起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然后喊叫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有时候,“红色看守”命令我们面墙而立,要一直站到他允许转过脸为止,可是过后他们完全把我们忘记了。他们或者强迫我们低着头站在太阳暴晒的洋灰地里。有一天夜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传来了激烈的喊叫声……。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起来”他们命令到,我一跃而起,小伙子开始用皮带抽我,而姑娘却啐我的脸。我还不算受罪,而赵沨碰到这种情况则总是被打的趴在地上,鲜血淋淋。


这一切都发生在八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当时红卫兵在北京的狂暴行为发展到最高潮。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在一所中学里,学生们简直把自己所有的老师都打得要死。


由于被这种闻所未闻的残暴行为所吓倒,我的家人不得不把一些东西转移到我的朋友家里,其中包括我全部未发表的近作,十四首大型作品,把另外的一些物品卖给了一家小铺,然后逃出北京。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个穷人的破烂衣服,坐公共汽车到华中的一个城市,那儿有我的朋友。


雪莉亚告诉我们,六月间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生了长时间的无尽无休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间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学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样,红卫兵的队伍把自己称作“八一八”、“东方红”或“毛泽东思想”运动。在十一月,“八一八”运动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东方红”和“毛泽东思想”这些队伍的攻击,但同时这三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的“毛派”。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局势变化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中国的各地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学校的校舍里,虽然街上有时还是很危险的,但学校里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却缓和了一些,我们的门旁已经没有看守,也不注意我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还在写忏悔。在九月初,我们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六。后来我们又被允许从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们已经能够回家过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学校里“工作”和“学习”。


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九月底到北京来想和我见面,但是我不能够走出门,也就没有能见到他们,他们是乘坐挤满红卫兵的火车来到,她们受到严密的盘问,并且差一点被当做嫌疑犯逮捕起来,雪莉亚开始说话,并且吃了没有洗过的梨,这样使他们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贫苦的农村妇女。妻子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想住我们的朋友家里,但没有人敢接待她们,她们只好在乘上火车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几个小时。


在这次尝试以后过了两个星期,雪莉亚一个人来到北京,这一回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在我们的一个远离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里会了面。我们在院子里一间小厕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说话,而我们的朋友则站在入口处给我们看望,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


脱逃


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从中国逃出去的各种办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么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确切,但是她确信,我们也能那么做。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走这一步,我不可能轻易地离开去和我的家人会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个地区,红卫兵的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可能在那儿逮住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逃跑的计划失败,那么我们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紧张,不能入睡。正如中国常说的那样,我是“背水一战”,最后我和一个熟人交谈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是“走”——他说,于是我同意了。雪莉亚排了半夜的队,但终于弄到了火车票。我到学校去上了早班,然后说:“我病了,要去看门诊。”我和雪莉亚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东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后用绳子捆成两个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来。


——马思聪


【后记】根据网上的资料简单梳理了马思聪逃亡和逃亡之后的事情:


1966年末,马思聪小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在厨师贾俊山和医生倪景山变卖自行车的资助下,马思聪化装前往广州。


由于他的失踪惊动了公安部门,马思聪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被抓回北京,其结果必定性命难保;或者偷渡香港,逃离灾难。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16日凌晨,登上香港九龙海滩时,马思聪从胸前摘下毛泽东像章,扔进茫茫的大海。1967年1月19日,马思聪一家登机飞往美国,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当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1967年1月,马思聪被公安部定为“叛国投敌分子”。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对马思聪的“叛国投敌”案进行了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1967年4月12日,马思聪在美国发表《我为什么要逃出中国》。


1985年1月文化部发布《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为马思聪平反。


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马思聪先生自逃亡后未踏入大陆一步。


2007年12月,马思聪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白云山麓的“聚芳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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