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质疑者，此处锁定的人物是沈敏特。
　　“潇洒浪漫、气质优雅现代的男人”加“知名学者”，等于“沈敏特”。

　 　知名学者一般不潇洒不浪漫，潇洒浪漫的文人一般不易成为知名学者，一人占有这两者，就注定要格外引人注意了。
　　这个男人身高挺直，浑身透着一股说不清的魅力，但五官却有异人之相。分而视之，说它俊，是骂它；说它一般，是夸它，说它有点怪，不算太过份。肤色偏暗，分布于其上的眼睛窄小而后退；嘴唇倾向扁平自然不饱满；中心部位的鼻子该挺直而没有挺起来，这就少了气势；额头智慧地前伸，但不该张扬的下巴却不知趣地以15度左右的倾斜角向外探索，整个脸形，一个漫画家对其作了极为夸张传神的勾勒：上下向外前伸，中间向内收缩，呈月弦形。神奇的是，这些“次品”经过造物主的创造，反而超凡脱俗了。这张独特的脸啊，只要看上一眼就不会忘记。尤其是那双眼，目光精闪，凝含着意义，智慧而多情。两眼生辉，满脸皆活。于是感叹起来：有人五官皆为上品，却一脸平庸；有人五官件件平庸，却形象独特，气质高贵。说的正是沈敏特。

　　说沈敏特，先要将他定格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思想启蒙的年代，呼唤现代化和推进思想解放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个决定中国现实命运的年代，一个优秀的知识精英该做的他都做了。他在学界激进前行，名和声远扬。他的正业是高校教师，其文学研究的主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相比，他的知识不算渊博，学养不算深厚，但足够用且多有盈余。他所优所长在思想，思想的前行与特立，使他的治学更多是在行使思想家的职能，而非一般的学术研究。思想之敏捷，论理之尖锐，观念之现代，提升思想之彰显，在学界他算出众的一位。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思想像酵母，经它的发酵，知识和学养立马见涨。思想是有穿透力的，凭着思想的优势，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章一篇篇闪亮登场，《当代文学——新的社会信息》、《论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关于爱情题材的札记》、《自我的丧失与重建》等雄文，亮了文坛，也亮了文的主人沈敏特。

　　无论是作为大学教授，还是作为学者，80年代都是沈敏特最风光最得意的年代。他的学问好，文章好，大家都知道。但他的教学更好，关于这一点，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块，论学问，他上有学养深厚的前辈学者罩着，下有王富仁、陈平原、汪晖、陈思和、王晓明等一批锋头正盛的中青年学者可以同他一较高低。但在教学上，他绝对一流，就连对他有看法的人也不否认这一点。课堂教学说穿了就是个人的学问、才情和魅力的综合表演。一进入这种情境，他才情横溢，魅力四射。他讲课的语速不紧不慢，声音不大，传得倒远。音质厚实，韵味绵长，难得的是，声音中有一种磁性，这就有了魅力。人生得风流潇洒、浪漫帅气，又当盛年，听者便先有了好感。在学校，他有成群仰慕他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听着听着，听者渐渐生起崇拜之情，还有那多情者，眼里又多了一层朦胧。于是，他的讲座一个接一个，凡是他的讲座，一概爆满，在省内各高校如此，在省外许多高校，包括全国重点大学也如此。由此，他最好的朋友曾私下戏言，说沈敏特是一流的教学，二流的科研。话虽不中听，却也大致不差。

　　他自我自信，但不自大自傲。作文尖锐深刻，待人却热情随和，善广交朋友，一派学者风度。这是他人性人格向善向和的一面。他很自尊，始终守护着人格不受侵害，对于有意诋毁他的人，暗中对他使歪力的人，他一点情面也不留，反击之尖锐，让人瞠目结舌。他曾当面回击一位系领导，令这位领导无地自容，颜面大迭。他说：××系学问最差的就是你，我打瞌睡时写的文章都比你强。够损的吧！够自大自傲的吧！冷静想一想，这还是文人使的招，全无心计城府的明招，尖刻全飘在空气中，出出怨气，过过嘴瘾而已。话一完，你还是你，他还是他，双方各自既不损一根毫发，也不添一根毫发。人在激动愤慨的情境中，常常会夸张膨胀，把话尽量往大处说，沈敏特也不例外。我愿意看到的是前一个沈敏特，这可能与我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原则相关。后一个沈敏特难以相容于这个社会，会给自己招致许多麻烦甚至伤害，他可能至今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话又得说回来，真要是像我意愿的这样，沈敏特也就不是沈敏特了。

　　他在学术里自由驰骋，春风得意，就连没入门的政治，他也是说拿就拿，说放就放，玩得甚为精通。但一入现实，他却成了一个最不会弄政治的人，最不懂社会的人。一不小心陷入矛盾的漩涡，他的幼稚与迟钝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在矛盾漩涡里，他做学问的智慧和精明全没了，有的只是呆头呆脑，东张西望，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对手，待他有点感觉时，已遍体伤痕。他又浪漫多情，文人有的毛病他也沾了一点，纯属个人私事的“小节”，若有意将其与政治与道德揉到一起放大，也会致人于死命。不幸而言中，在80年代的最后一年，最讲思想解放最讲政治的他最终被政治所抛弃，思想的启蒙者反而被现实所启蒙。他被挤出学校，到一个可以什么事都不干的单位挂个闲职，领一份工资。文人退到这一步，正好可以闭门反思，修身养性，做自己想做的学问，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可这个不安分的家伙还没稳住情绪，突然只身闯入改革最前沿的南方，一边经营商业性的文化出版，一边为自己挣钱，此时的他，一半是文人，一半是商人。从此，他成了圈内文人们谈论的对象，他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在他身上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任何事，都成了大家见面的一个话题。至于这些年他在南方都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我不了解，也不愿去问。传言较多，我以为多不可信。深为遗憾的是，他这么一走，高校少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教授，学界少了一位敢说真话且会说真话的知名学者，而商界则多了一位可能并不出色的商人。凭我对他的了解，我至今仍主观地认为，他的长处在文而不在商，在思想创构而不在工具操作。

　　南方虽好，可那是年青人闯天下的地方。世纪之交之年，六十开外的沈敏特尽管依然保持着三十岁的精神，四十岁的思想，五十岁的身体，但他还是非常理智地离开了南方，从北京转道回到安徽。才两年，他又忙开了，一边办杂志拍电视，一边写文章。文章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杂文散文随笔评论一篇接着一篇，透着思想的力度和深度，奔着一个思想主向：质疑现实、批判现实。十多年前的沈敏特又回来了，不过，此时的沈敏特已由文学研究转向现实批判，但变中之不变的则是一以贯之的直面现实的思想、态度。有意淡化学术含量，加大思想含量，成为沈敏特近期创作的策略性选择。这个不甘寂寞的家伙又不安分了，且看：

　　——明知思想文化领域的文化产品一贯由领导“把关”，他却对此提出质疑，说什么“把关”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把关者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天生掌握了判断是否真理的标准。你没有掌握这个标准，凭什么“把关”？还说“洞察一切”的伟人毛泽东应该是最权威的把关者，但恰恰是这位伟人判出了许多错误。谁敢说他比毛泽东还高明？领导不能“把关”，那么谁能“把关”呢？他说真正权威的把关者是“实践”与“民主”。（《欢迎“把关”》、《真理谁来掌管》）

　　——崇高严肃的政治生活中有荒诞庸俗的事象，权力系统有消极性的运作。例如，凡是开会，主席台上除了主持人之外，还有一大帮既不发言也不主持会议的领导，他们按照官位与权势的大小从中间向两边依次排开。若有领导讲话，一定也是根据官位与权势的大小依次排列，讲话的内容大致不差，但重要性却不相同。这些庸俗事象，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甚至达到了麻木不仁、见怪不怪的程度。他偏偏要把官场的荒诞及庸俗政治的泛化现象撕开，顺着他撕开的口子朝里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封建等级观念、人格的丧失与荒诞的平常化等内容。（《“主席台”情结》、《说“椅子”》、《荒谬与平常》、《寂寞，并不寂寞》、《常用语质疑》）

　　——收拾了政治的庸俗化与权力的消极运作，他转而又指向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过度赞美“心连心”的节目。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全国各地演出，声势浩大，经电视转播，影响波及全国。此项活动的意义不同凡响，它被认为代表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代表了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可不会顺势说好话的他偏偏倔着劲说，不对！这只是个好事，是个善举，不值大轰大嗡，硬要把它上升到什么“方向”、“方针”的政治高度。过度赞美，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作为媒体，最重要的是向老百姓传送科学与民主的现代观念。说完了“心连心”，他又借势直指中央电视台是高度垄断的机构，而高度垄断紧跟着的就是权力腐败；另者，垄断的背后是贫乏和虚弱。为防范权力腐败和高度垄断，必须引进公平竞争机制。话可以这么说，理也如此。但他就没有想到，中央电视台能听你的？即便他们认为你说的都是对的，也不会让你来开导他们。垄断是权力高度制度化的生成物，代表着权威，不可动摇，不可怀疑，难道你不懂？（《致崔永元的公开信》、《坦言春节联欢晚会》、《号脉与寻药》、《要重视“赵安现象”》）

　　——看到社会科学生存维艰，处境尴尬，学者们困惑埋怨，作为曾经身处其中而如今与此也没有完全脱开的他不仅不同情，反而质疑：你们有什么理由埋怨？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面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功劳不大，负面不小，有时真不如一个好的歌手还能给劳累的观众带来松驰、宣泄和愉快。我国的社会科学家，就整体而言，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是与掌有决策权的决策者保持信息等量，只具有复制能力，而没有生产能力。历史的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形成坚强的科学传统，现实的原因是，知识分子没有建立一个自主的、独立的人格，失去了对现实批判的能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当老百姓大难临头的时候，这支队伍只能发挥“无用有害”的作用，老百姓要你“干甚”。话说过了，他还是狠劲地说。一直以知识精英自居的人文学者们本来就活得不轻松，让他这么狠狠地一戳，价值全无，颜面全无。看来，他是有意要让他们讨厌了。不过，这个聪明的家伙终于没把话讲绝，我生怕他说：要社会科学干什么？让它见鬼去吧！他终于说了一句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又恢复了一点信心和尊严的话：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是需要社会科学的。
……

　　初看这些思想尖锐的杂文随笔文评，颇不以为然，以为这是他一时兴起之作，当不得真。读到后来，再联系到他前期的学术思想，我终于明白和意识到这是他知识活动的重要内容。他近期知识活动的主要思想指向就是质疑现实，包括对权力、权威、体制、意识形态、终极价值、政治、文化，以及庸常事象的质疑。也许是近十多年来看够了文坛乃至整个学界形形色色文人庸俗低劣的表演，也许是腻味了一味平面化的时代，才逐渐深悟到如今的文坛还真需要这种鲁迅的批判精神。这已不是思想启蒙的时代，却仍然需要思想启蒙。批判成了沈敏特与现实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他的任务正如鲁迅所说，“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也如萨义德所表述的那样，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其实，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职责与角色定位。我关于批判型的知识分子的理解一部分源于萨义德1994年出版的《知识分子论》，要义我录：

　　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与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他们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

　　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

　　总之，知识分子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艰难险阻地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

　　毫无疑问，沈敏特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让人敬佩，但不是谁想当就当得了的。首先是他必须高尚纯粹，有胆识有勇气，不怕失去什么；其次是他要有智慧和思想，二者缺一，成不了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沈敏特天智秀出，独立特行，向来不以集体式的热情来思考问题，在他看来，集体式的热情里从来没有个人的思考与判断。在气质和观念上，他是自由主义的，但在知识活动中，他的思想和智性则是现实主义的。他质疑权力、权威、专制、强势话语，以及种种荒诞庸俗事象，主张自由、民主、科学，在尖锐凌厉的质疑批判的背后，流淌着的则是人道的热情、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人文主义精神，而这一切，均源于他对现实的信心与希望。他表面偏激尖锐，内心却是热的，向往着理想、崇高、美好。看到了这一层，我也就理解了沈敏特在质疑批判现实之时，为何又写下了似乎不像出自他之手的《我爱祖国，因为……》、《我爱今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青年的危机》等文章的深意。
　　

   我生怕误读了沈敏特，一来怕对不住沈敏特，二来怕圈内文人指责。文至此，我自信我的解读大体不会错。起笔之时，设计文路由解读沈敏特其人进而解读沈敏特其文，以析人始，以论文终，就连沈敏特近作的思想资源、析理的特点、文本展开的方式，以及我不满意与不看好的方面也作了布设。没想到写着写着，出了状态，最终写出的还是沈敏特这个人。

　　沈敏特是幸运的，不论他怎么折腾，不论他有多少坎坷，他身边总有一帮爱他护他的朋友。现如今，他在体制外写作，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自由人当然好，可以避去许多不必要的牵累，甚至伤害，但也少了遮风蔽雨的绿荫。现实的质疑者注定要前行，我不知道他在行进的路上会不会再遭遇风雨，我只能道一声珍重，祝愿他一路好走！

本文作者：王达敏：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3年1月1日

沈敏特简介 （应是2004年之前的简介）

   作家、评论家、教授。 

   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恰逢父亲，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沈季湘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沈敏特自知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不宜于在电台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主动辞去电台的工作，开始了长达30年的大学教学生涯；曾先后在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劳动大学、安徽大学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汕头大学、黄山学院任客座教授。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离开教育界转至安徽省文联任专业作家、评论家。在此期间，曾去海南考察“经济变动与文化变动”；考察期间曾兼任杂志《新世纪》执行总编，接受海南省政府文化厅委托，创办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现改名为南方出版社），任总编辑。

   现已回到安徽，从事专业作家的工作，并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制作中心创作室主任；最近又成立了沈敏特文化工作室，任总干事。沈敏特著述广泛，有大量文艺评论，文学史专著，还有大量杂文、随笔、散文、专拦文章，也写小说、电视剧剧本，客串电视台新闻节目的特约评论员。最近即将出版家书型的散文集《给儿子：提前十五年的信》，邵燕祥作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7年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雪雁补充）。

今晨在沈教授专栏看到大量文章，我会发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