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缺陷的长期存在，容易诱导国家在经历一定时期的兴盛之后走向衰退，最终损害所谓的“人权至上”。但是，在西方民主体制中，以权力制衡机制限制腐败、并实现自我纠错，以竞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的原理，值得借鉴学习。西方国家为什么不存在全国普遍性腐败？更无持续几十年的高强度腐败，原因是什么？？就在于它们的政体存在权力制衡机制！全盘否认与全盘接受西方民主制度，两种主张都是不切实际的极端思维方式！

       一党独大独尊、民权从属于党权式的民主政体，其优势在于具有极高的运行效率，在组织民众（包括军人）民主活动存在较大困难的战争时期，它的优势可以发挥到极至，这是中国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指挥枪”原则能成为战争时期的共识的主要原因。但是，它的主要缺陷在于：权、责、利相互分离，在党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两者之间，很难实现在所有时间内的完全重合，党权缺少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力，因而在发生权力腐败与利益分配规则不合理，以及发生集体思维冲动时，难以实现在外部压力之下的自我纠错，只能依赖于党内部有自觉性、悟性与号召能力较高的领袖人物来制约，当党内也缺少这一制约力时，便发展成为全党性错误，甚至是长期性的全党错误。 

       当一个党派成为执政党，经济利益分配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社会阶段，党权至尊的政体缺陷，便极容易充分暴露出来，很容易诱导执政党走向背离人民利益的反面。国民党初期也很先进，高举三民主义大旗，但它在中国大陆期间的中、后期，除了在对外抗日方面而有益于民众外，而在对内的很多政策与行动上，则严重背离了人民的利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发生的某些严重的历史性错误与现象，如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集体性冲动错误；改革开放之后，腐败之风在全国高强度蔓延长达数十年，局部发展到严重的塌方式腐败，大有举国欲倾之势，其之重要成因，都在于党权缺少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力。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实行高压反腐，这是党内出现了自觉性、悟性与号召能力较高的领袖人物所形成的制约力，仍需在政治体制上完成反腐与防腐的必要改革，否则有可能在今后的换届之后，埋下再次严重腐败的祸根！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反腐的口号是“老虎、苍蝇一起打”，但很多地方只打大老虎，并且公开审判者极少，普遍不打小苍蝇，看不到小苍蝇之严重危害，比老虎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打再多的大老虎，老百姓仍然不满意。中国缺少的不是有能力做官的人才，而是缺少有良心做好官的人才，更缺少权力制衡、全民介入民主防腐与反腐、避免依赖个人良心与道德治理社会的政治体制！！！   

      而无党式民主政体，由于仅有民众及其代表操控政权运行，同样缺少对集体思维冲动的外部制约力，容易发生非理智决策，因而也不是最科学的政体。

      总而言之，党派平等竞争式、一党独大式与无党式，共三种类型的民主政体，都不完全适合当代的中国。鉴于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是由它对本国的历史贡献所形成，并至今仍在国内民众中享有着较高的威望，在借鉴西方国家权力制衡与竞选促进原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共产党代表与人民代表两者政治权利平等、相互制约式的民主政体，可简称为“党民平等式民主政体”，双方同级代表大会在重大问题上，享有单方提议完全有效权，以及同等表决权与监督权；任何重大决议均需经同级党代会与人代会两边通过方能执行，任何一边否决均不能执行；各级代表与主要领导实行分级竞选的制度，这是权、责、利相互统一的政体，也是具有竞争促进与权力相互制约机制的政体，既可保障党的宗旨在实际行动中，在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轨道上运行，也能绝对保障人民的智慧与意愿得以充分地正确表达，并最有效地监督国家政权的运行，从而减少、甚至完全避免国家政权腐败，实现在所有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的自动纠错。因此，“党民平等式民主政体”，在表面上是限制了共产党的权力与影响力，扩大了民众的权力，但在实际效果上，恰恰是最大限度地，并且无限期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与威信，这才是最科学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党民平等式民主政体”的构架与原则，大致描述如下：

        一、最高党代会与最高人代会，是相互平等的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与监督机构，也是宪法与法律的立法机构。

        二、在重大问题上，同级的党代会与人代会是平等的权力机关，与同级政务、军务与法务的最高领导人，享有同等的单方提议完全有效权，而表决权则各居三分之一；但同级政务、军务与法务的最高领导人，只能在其职责范围内提议与表决；而同级的党代会与人代会，则可以在政务、军务与法务全部范围内提议与表决，并对执行过程，各行使二分之一的监督权。

       三、 在人事管理上，同级的党代会与人代会，享有各居二分之一的对军、政、法领导人的考核权、监督权、弹劾权、临时任免提议权与临时任免表决权。

      四、共产党代表与党的领导人，实行内部定期换届的自由竞选，而人民代表与军、政、法领导人，则实行区域范围内的定期换届的全民自由竞选。凡符合宪法规定竞选资格者，均可参加竞选。党代表与人民代表均实行任期内专职制，不允许兼任政务（含军务）与法务的领导职务，代表与民众建立互动机制，任何民众均具有对党代表与人民代表的弹劾权，但党外民众不具有对党代表的选举权。

      五、国家政权执行糸统，分为政务（含军务）、法务与党务三类。

       省级及以下的政务（含军务）与法务的非最低基层领导人，由同级人民代表（或相应的军人代表）投票表决；省级及以下的党务的非最低基层领导人，则由同级党代表投票表决。而最低基层的领导人，则分别由相关区域内的全民或全体党员投票表决。

     “总统”与“国家司法主席”，是执行国家最高党代会与人代会共同决议的最高执行机构的领导人。总统负责国家政务（含军务）的执行；国家司法主席负责国家公检法糸统相关决议的执行。

     “总统”与“国家司法主席”的候选人，分别来自由若干个省组成的不同区域的竞选，而最后投票表决成员，可由国家级与全部省级的人民代表组成，也可由全民组成。各区域候选人的竞选投票表决成员，则由所在区域的各省级人民代表组成。（注：如果政务、法务领导人的选举投票表决成员，改为由党代表与人民代表组成，则参加投票的党代表所占比例，按全体党员所占总人口的比例确定）

       各级党务领导人，只负责管理本区域的党务，不干涉政务（含军务）与法务。只有各级党代会才有权干涉政务（含军务）与法务。

       军人代表与军人代表大会的政治权力，在其所辖范围内，分别等同于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与人民代表大会。军队中的执法糸统的执行权力，在其所辖范围内，等同于地方的各级公检法糸统。

       六、在自下而上民主竞选产生各级军、政、法若干名官员候选人，并首先确定总统与国家司法主席的基础上，实行从总统与国家司法主席开始，由上一级的执行官员，自上而下地，从军、政、法官员候选人的竞选投票排序最靠前的若干名中，挑选任命下一级执行官员，当上一级的官员候选人没有被选中任命时，可以退返下一级官员候选人的任命挑选范围的制度，使民众意志与“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获得完美的和谐统一，从而建立既可随实际需要简政放权，也可号令全国的民主制中央集权。

       军事领导人在和平时期实行军内民主竞选制；在战时实行军事领导人对下级直接的临时任免制，以保障战时指挥的绝对权威与应急需要，但须报同级与上级党代会与军人代会备案，必要时同级与上级党代会与军人代会可以否决临时任命。

      七、各级政治协商机构，仍以现有方式参议同级决策。

        八、建立公务员个人与集体的待遇与贡献挂钩制度，由最高党代会与人代会制订高、中、低多个初步待遇挂钩方案，经全民表决通过。（注：须倡导“适当的贫富差别，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允许公务员与经商者具有平等经济收入机会，才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意识）

         在建立“党民平等式民主政体”的同时，废除人民代表、党代表，以及党、政领导由上级选出候选人的制度，以及废除领导人“无差额选举”等旧制度。

        或许某些人认为这种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很难运行，其实大可不必忧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不也是相互制约的民主政体吗？都运行200年了，它们存在运行困难吗？坚信党民平等式的民主政体，同样可以顺利、有效、长期地运行。

         为保障推行新政体过程的社会稳定，可以先从地方的局部区域试验开始，逐步扩大推广范围。新政体的优劣，让人民在实践中去评价，新政体的不足，也让人民在实践中去完善。 

第二章   国企的根本出路，在于实施民主与法治改革

     当前，全国国营企业总负债高达66万亿元（人民币），腐败成为它们的普遍现象。国企惨谈的历史与现状，验证出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 ：主管部门任命式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是国企衰退与腐败的总根源。

      国企必须结束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主导权力变更的历史，必须向民主与法治的管理模式过度。在企业内部充分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在外部实行法治强制管理，也即通过法律形式规定国企与社会、国家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同时规定国企内部民主管理的框架、程序、规则与法律责任。

      虽然中央巡视工作组对限制国企腐败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无法替代国企民主管理制度对限制腐败的及时、全面与深入功能，更不能把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职工创造力紧密联系起来。

     主管理部门在国企任命制中所确定的部门利益关系，特别是其中的个人利益关系，是国企民主改革的最大阻力。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国各地所进行的多次国企民主改革试点，都是因此原因而相继失败，必须吸取教训。改革过程须由中央主导，并充分调动民主力量，冲破部门阻力，在多点试验基础上进行全面推广。

第三章  限制农村贿选的途径，在于加强选举教育、完善选举立法及监督

      从农村普遍存在贿选现象可以看出，农民对乡村基层政权在个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影响缺少深刻认识，总是在公有财产被非法占有时，才明白上当了。这需要加强民主选举教育，提高村民拒绝贿选的自觉性。  

     农村选举，有必要建立由上级派驻的党政机构与法院监督团，或上一级党代表与人民代表监督团，并对监督过程负责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家有必要针对农村贿选严重的现象，补充完善选举法，进一步详细规定选举程序、方法与法律责任。同时还需加强与完善对农村集体公共财物管理与分配的立法。

  （作者：池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