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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沈醉被特赦后与杜聿明成好友

已有 221 次阅读2021-9-23 13:08 |个人分类:普评制点评|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普评制点评沈醉被特赦后与杜聿明成好友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沈醉被特赦后:与杜聿明成好友,1981年探亲被女儿笑是“老糊涂”
青春娱诗心角标
5天前
1959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因为一份特赦名单“沸腾”了。

这是功德林特赦的第一批战犯,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邱行湘等人都在名单上。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员们都为他们开心,他们自己也是激动不已。

此时,在人群中有一人则显得十分低落,他就是:原军统大特务沈醉。这位被称为“军统三剑客”之一的风云人物,此时早就没了从前的风光。事实上,从他早年跟随蒋介石和戴笠,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时,就应该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杜聿明发现沈醉有些落寞,特意上前鼓励他:

既然有第一批,就肯定会有第二批、第三批。你今天还不符合特赦的标准,就好好争取嘛!

杜聿明之所以会说这句话,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跟沈醉走得很近。沈醉在功德林是如何积极改造,杜聿明是很清楚的。他判断只要沈醉能继续努力,被放出去是迟早的事。

在杜聿明的几番安慰之下,沈醉终于想通。1960年,他果然被列入了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成为新中国的一位正式公民。

这一年,他46岁。

毫无疑问,沈醉曾是一个实打实的“大魔头”,让人恨得牙痒痒。但这样的人,为何最终会被改造成功?在特赦后,为了赎罪他又做了哪些事?


本期,魂说要跟大家说的,正是这些发生在沈醉身上的往事。邪与正,个人野心与家国大义,到底该怎么选?这些尘封的往事,或许能给后世一些启迪。

一:在功德林,沈醉见到了很多老相识

沈醉是1949年12月,在云南被抓的。

自从1946年戴笠死后,新上任的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就视沈醉这个戴局长亲信为眼中钉。沈醉也知道自己在军统没好日子了,便自请调到军统云南站。也就是在这里,他在1949年成了战俘。

最开始,沈醉被关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当时的他始终觉得自己难逃一死,便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混日子。直到1957年,他被带到北京功德林。

他到功德林时已是深夜,便早早地睡了。谁知第二天醒来,他却看见很多熟面孔:宋希濂、王陵基等。

老熟人在这样的场合相见,要说的话自然很多,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聊天间隙,沈醉发现床上还躺一个戴眼镜的人。

此人正睡在床铺上的一个大石膏模型里,沈醉走近一看,才发现他正是大名鼎鼎的杜聿明。

“这怎么可能”,沈醉不敢相信。杜聿明早在1949年年初,就战败于淮海战役中,沈醉一直以为他已经死了,蒋介石对外也曾这样宣传过。沈醉是真没想到,杜聿明现在就在眼前。

像杜聿明这样的名将,以前都不太愿意跟沈醉这些特务接触,所以两人之前没见过几次。不过,这并不影响沈醉对他的敬重,毕竟人家以前是打过鬼子的。

因此看见杜聿明躺在石膏里,沈醉以为这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惩罚他,便替杜聿明伤感起来,他指着石膏问:“这是什么意思?”言语中,对战犯管理所颇为不满。

杜聿明听完后,倒是大笑了起来,表示:“这是给我治脊椎病的呀!”此时沈醉才知道,原来杜聿明的脊椎变形,工作人员才弄来这么个石膏模具。

之后,为了给沈醉解开心结,杜聿明给他讲了很多事:关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死,关于自己为什么现在对共产党打心底佩服?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失利后,本来是一心求死的。当时,他已经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是部下夺了他的枪,劝住了他。

做了俘虏后,杜聿明一开始也没想好好配合改造。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他都有,但他却不跟医生说,只想慢慢等死。


后来,还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他的脊椎变形,这才强行带他去医院检查,发现他已全身是病。于是,从那时起,管理所的同志们便对他进行了特殊照顾,又是给他求医问药,又是为他提供牛奶等营养品,还免去了他每天的改造劳动。就这样,杜聿明才保住了一条命。

当把这些事,都跟沈醉一一说清楚时,杜聿明还特意感叹了一句:“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就是这么一句感叹,让沈醉惊讶不已。他没想到,我党会这么厚待一个敌军将领。但听说着这些事,他也完全理解了为何杜聿明转变会这么大。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

从这以后,沈醉在功德林就成了杜聿明的“小跟班”。听说杜聿明报名当缝纫组组长,沈醉就赶紧也报名副组长,他的改变让杜聿明颇为欣慰。

二:沈醉觉得自己不符合特赦标准

自从受到杜聿明的开解,沈醉的表现一直很好。1959年听说杜聿明成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俘之一,他虽失落于自己不在名单内,却也为杜聿明高兴。但同时,他也跟杜聿明说了一句泄气话:我比不上你,我不符合特赦条件。

说这句话时,沈醉为自己过去做的很多事,愧疚不已。

沈醉比杜聿明小10岁,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村,曾经的他也是一心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的。18岁那年,他在长沙读书时,还跟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宣传过大革命的思想。结果因为这事,他被学校开除了。

没办法,他只能孤身一人到了上海,投靠姐夫余乐醒。说起来,这余乐醒从前也是个革命者,早年曾跟周总理等人一样,都在法国留过学。回国后,他还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教官,也曾在叶挺的独立团出力。

只是,他革命立场不坚定,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选择了跟反动派为伍,并在随后加入了军统,成为了戴笠的心腹之一。

当时年轻的沈醉,还搞不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分,什么事都听姐夫的。姐夫让他进军统,他就进了。后来姐夫又把他介绍给了戴笠,他也觉得挺好,从此在军统内步步高升。

说起来,第一次见戴笠时,年轻的沈醉也搞不清对方为何会一眼就“看中”他。

那天,沈醉被戴笠叫去,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他临走时,戴笠还特意说:“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同他一道去南京玩玩!”而后,戴笠还特意拿出100元,做为两个年轻人的游玩经费。


就这么100元,让沈醉记了很多年,让他觉得戴笠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1946年,戴笠的飞机失事后,蒋介石一度认为他的飞机是被迫降落在了我军根据地,便打算派人去救。当时,军统所有人都知道此行危险,无人敢应这个差事,唯有沈醉站了出来。

虽然最后并未成行,但从他此举来看,他对戴笠确实是忠心的。只是那时候的他,还不明白在任何时候,忠于国家都应该是高于一切的。这一点,直到进了功德林,他才想明白。

跟着戴笠的这十几年里,沈醉由一个能为了革命被学校开除的有志青年,变成了人见人怕的大特务。但杀人不眨眼的他,也有过心软时。至少在面对母亲嫌弃的眼神时,他内心是痛苦的。

沈醉的母亲名叫罗裙,是民国的一个大家闺秀,很擅长写诗词。父亲走得早,沈醉是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的。

罗裙从小教育沈醉:“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在遇到戴笠前,沈醉还能听得进母亲的话,但当戴笠让他20多岁就当上少将处长后,他便听不进去了。

有一次,戴笠又给他下了一个绑架革命者的任务,沈醉亲自带着部下去了。回来途中,他坐的汽车撞上了母亲坐的人力车。

当天,母亲是去寺庙烧香回来。母亲透过车窗户,喊儿子的小名,但沈醉却不敢认,生怕母亲知道自己的特务身份。他冲着母亲吼 :“侬瞎了眼!”老太太以为自己认错了人,便不吭声地回了家。

看着老母亲远去的背影,沈醉内心五味杂陈。回到家,他没敢跟母亲说话,他也知道母亲是替他去祈福的。只是,他已陷得太深而不自知。

三:被特赦后和杜聿明成挚友

对于所有战犯,我党都有明确的原则:只要真心实意地改过自新,达到了特赦标准,就能被放出来。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沈醉。

1960年走出功德林的那一天,对沈醉来说是一次新生。后来,他甚至还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写出来……让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

周总理的一句话,让沈醉找到了余生可做的事。此后,他在文史馆工作期间,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把自己知道的事都一一写了出来。为此,周总理还曾当面表扬他写得好!


多年后,包括红色特工张露萍等人的牺牲,也因为他和另一些同志们的作证,被一一揭开身份。这些被军统秘密处决的地下工作者,终于在多年后,获得了应有的鲜花和崇敬。为什么要特赦沈醉这样的人?或许这就是意义所在。

文史馆的工作,让沈醉找到了赎罪的途经,他内心是踏实的。但当闲下来时,他内心仍牵挂在台湾的妻儿。而在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时,杜聿明一直在出手帮他。

被特赦后,沈醉马上联系自己在台湾的妻子粟燕萍,希望她能尽快带着老母亲跟儿女,回到自己身边,但对方却迟迟不肯回来。

要知道当年他们夫妻的感情是极好的,一向喜欢诗词的沈醉,还时不时写情诗给妻子。沈醉不解:才过去10余年,她为何如此绝情?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收到了回信。对沈醉来说,这封信的信息量是巨大的:

第一个信息,是妻子已经改嫁。粟燕萍在中国台湾时,受到当地报纸的蒙骗。报上说沈醉在大陆已经牺牲,就连他的牌位都曾被请进所谓的“忠烈祠”。她一个女人为了照顾儿女,只能改嫁给国军老兵唐如山。

第二个信息,是母亲已亡故。改造期间沈醉一直有一个心愿:能堂堂正正做个人,向母亲道个歉,可惜上天没给他这个机会。

第三个信息,几个孩子中大女儿已病逝,小女儿沈美娟还在长沙的亲戚家,其他4个孩子都在台湾。

接到这封回信,沈醉不知如何是好。在北京独自生活的他,也没亲人可商量,只能匆匆赶去找杜聿明。杜聿明给他出了个好主意:跟统战部和民政局的有关领导汇报,请上级帮他找到在长沙的小女儿。

杜聿明的想法是对的,沈醉很快就收到了回复:组织上将安排他唯一留在大陆的女儿,到北京来见他。

经历过人生沉浮的人,总是更加懂得亲情的可贵,沈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小女儿沈美娟时,她只有三四岁,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学生了。沈醉很担心,自己在火车站认不出女儿。


后来,杜聿明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给女儿做一件衣服寄过去,等见面时让她穿上。就这样,在这年暑假沈醉终于见到了女儿。

接下来的一周,是父女俩最开心的时光。他像所有普通的父亲一样,陪女儿逛故宫、天坛、北海,给女儿买好吃的。在别人看来,沈醉真的变了,从一个大魔头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此后,沈醉和女儿就成了杜聿明家的常客。闲下来时,他们会一起在讨论北京城的变化。当沈醉写的回忆材料受到周总理夸赞时,杜聿明会真心为他高兴。

四:探亲前杜聿明叮嘱,到了香港后被女儿笑话

其实我们梳理沈醉的生平,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有主见的人。女儿沈美娟曾这样概括沈醉的性格:

表面上看,他开朗、乐观、风趣、健谈,实则一生萦绕于心的是深深的自卑和由此产生的孤独和悲凉。

有人说,这种性格可能与沈醉早年丧父有关,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替自己拿主意的父兄。因此,遇到戴笠这样的人,他会走上邪路;受到周总理接见,并在挚友杜聿明的开导下,他又能走上正道。

而在1981年的香港探亲之行中,这个内心有些自卑的前军统大特务,则做了件令人钦佩的事。

沈醉的这次香港之行,是跟组织上汇报过的。当时的香港仍在英国人手中,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仍然不少,但为了见一见在台湾生活的儿女们,他还是决定去。

出发前,心里颇为紧张的沈醉,又一次来到杜聿明家。此时的杜聿明已病重,他拉着沈醉的手再三叮嘱:

我们当中你是第一个外出探亲访友的,你应当做出个榜样……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的,要保持晚节……


杜聿明说的“我们”,指的正是被特赦的老友们。沈醉听完,连连点头。

此行本意只是探亲,所以沈醉很低调,只带了小女儿沈美娟和少量现金。但敏锐的记者们,还是很快得知这一消息。1月6日,他将到香港的消息,还是占据着香港多家报纸的头版头条。

此后,沈醉在香港待了20多天,见了很多人。这其中有昔日在军统的老友们,他们从台湾赶来;也有从美国、台湾等地赶来的儿女。

这些人都在不断劝沈醉:不要再回大陆,就算不入台湾,也可以留在香港。为了让沈醉留下来,他们甚至愿意给他出钱置屋。

这些人,有的是出于真心想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有的则是带着中国台湾那边给的“任务”而来。

对此,沈醉都拒绝了。因为这事,沈醉甚至还被二女儿笑是“老糊涂”。

沈醉的二女儿名叫沈小熊,在台湾长大,嫁人后一直跟丈夫在美国经商。这孩子其实也是很有孝心的,听说能见到父亲,她马上由美国回到台湾。确定父亲已到达香港后,她便赶紧赶了过来。

沈小熊见到父亲时,是在他的旅店里。一进旅店,她就抱怨起来:“您怎么住这么窄小的屋子?”

沈醉被特赦后,一直是受到国家照顾,小女儿沈美娟也由国家分配了工作。因此,物质条件上,他完全是过得下去的。

只是此时的他,早就不讲究什么排场,习惯了低调行事。于是,他便跟女儿沈小熊解释:“这间旅店每天两百元港币,够好的了!”

沈小熊显然不能理解父亲,嚷着:“至少要住1000港币的!”

而后,沈小熊见父亲苦笑了一下,还以为他真的为金钱所动了,便特意提到了一个名叫段克文的人。此人也曾是被俘国军将领,被释放后在美国生活。为了赚钱,他故意写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书,恶意攻击我党。对此,反动派当然乐于见到,段克文也因此赚了不少钱。

听到二女儿提到这种人,沈醉气不打一处来,表示自己决不会学他。二女儿没办法,为了缓和气氛,便赶紧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支票。

沈醉明白她的意思,笑了笑,说道:“这个钱是谁的我还不知道吗?”二女儿只能悻悻地收起支票,临走前还笑话了老父亲一句:

过去妈妈总说你如何如何精明,我看爸爸现在真是有点儿老糊涂了!

被女儿说成是“老糊涂”,这是沈醉来香港前没想到的。女儿不会明白,在经历过人世沉浮后,此时她的父亲恰恰活通透了。至于之前的那许多“精明”也好,野心也罢,恰恰是他深感后悔的事。


见劝不动他,不久反动派就出了狠招。他们在报纸上发文,称沈醉是叛徒。警告他如果不做出正确选择,将会遗臭万年。

被骂成这样,沈醉本来是想忍的。但当天晚上,他越想越气,实在睡不着,便取出纸笔,写了一篇长文作为反驳。在文章他这样写道: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会没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任何一个中国人,也决不会不赞成与渴望中国早日统一……

这大概,是沈醉第一次表示“不会没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作为一个内心自卑和敏感的人,处在反动派的声讨和威胁中,能发出这样的声明,是值得点赞的。

此次香港之行结束前,沈醉还特意跟前妻粟燕萍见了一面。

虽然沈醉当时已经在北京有了新家庭,与妻子也很恩爱。但粟燕萍还是担心沈醉会因自己改嫁的事为难她,吓得一直不敢见他。但没想到沈醉不但没怪她,还特意感谢她养大了孩子们,并称:“今后我们交个朋友吧!”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不得不感叹:沈醉真的变了!

此行组织上并没有规定沈醉回来的时间,是他自己选择尽快回到大陆的,无论那几个儿女如何劝他。果然,在这件事上他没让人失望。

回来后,沈醉马上赶到医院来看老友杜聿明。杜聿明听说了沈醉在香港的表现后,直接抱住了他,对他说:“我知道你会回来……”这一幕,让在场医护人员无不动容。

几个月后,77岁的杜聿明病逝,沈醉悲痛不已。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肺癌病逝于北京,终年82岁。

沈醉这一生,前半辈子活成了令人憎恶的模样,后半辈子都在赎罪。让他转变过来的有很多人:功德林的管理人员们,鼓励他的周总理和和老友杜聿明,孝顺的小女儿。

而在这种种背后,或许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这一点,是让他这样一向不太有主见的人,能有胆子、有信心,在1981年堂堂正正地跟反动派斗一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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