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娘胎里挤出来的那年月，正好赶上反右派运动，接踵而至的是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那些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不仅是饥饿和贫穷，还有令人惊心动魄的批斗、魂飞魄散的公判枪毙人。其中，每次挨斗的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历反），大多数都识文断字，有的甚至很有学问，在那文化荒漠的混沌年代，引人注目。

这些右派和历反的帽子，是如何被扣上去的，他们当年经历了什么，摘帽后又如何对待这段历史？本文试图以自己熟悉了解的相关人物，为那些事儿说些什么。

一.读过抗日军政大学的姚老师

毕业分配到乡村学校后不久，学校调来一位快退休的老教师，并且安排至和我同一宿舍。姚老师文字功底还可以，但说话抖抖呵呵，不会烧饭做家务。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初步了解认识了他的历史。

姚老师经常拿出一张泛黄的毕业合影告诉我，他在哪个位置，还有谁谁谁，我也搞不清他说的那些人，只记得有“抗日军政大学第某期”字样。

新中国成立后，姚老师从教。57年时被劝导，老革命要带头向党提意见，一开始其不愿意说，后经不起领导的磨缠，就轻描淡写的，提了几条关于学校管理方面的意见。

划为右派，开除工作，监督劳动！接着离异，儿女归娘。

由于其不会务农做家务，只有一把尚可的力气，姚老师在农村与一寡妇结合，未生育后代，没有工资，凭苦力拿点工分。

后来平反摘帽，补发工资，恢复工作，这到好了姚老师的后续一家人。但我和姚老师相处两年，从未见过其儿女来人来信，也基本不提他的儿女。姚老师的儿女比我大几岁，划右后的日子，一定是另一片心酸的故事。

“我是知道延安整风的，好糊涂呀！”“我不是右派，是革命派”，姚老师在我面前几次捶头流泪。

开除工作，这在处理右派六种类型中，是比较严重的。

二.差点儿成了遗腹子

前些年，认识了一位和我同龄的小区保安俞师傅，此人身材中上，眉清目秀，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十分健谈，毫无保留。他告诉了我其家庭的悲惨世界。

俞师傅的父母亲，都生于扬州的大户人家，新中国成立后来南京农村教书，其父亲教中学，母亲教小学，共生育三个儿子，一家子生活在某名镇，日子过得蛮好。

57年搞阴谋阳谋，俞老师被划右派，保留工作监督改造。后不服，和领导吵了一架，摔了一个搪瓷茶缸。这还了得？加一个现反，判无期，发配新疆！

俞老师坐牢时，俞师傅还未出世，这家子后来的日子可想而知。三年饥荒时，俞师傅的两个哥哥又相继饿死，只剩下孤儿寡母。

平反后，俞师傅按约去火车站接人，等了好长时间，找不到其父，正准备离开时，发现地上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带着几个烂得不像样的包包，俞师傅特意的看了一眼，觉得应该是他的爸爸！俞老师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差一点成了遗腹子！

平反摘帽，补偿工资，回原单位，县城范围，除了公检法，其他单位任你儿子挑！俞师傅说自己文化浅，就到教育局后勤打杂吧，“不行！俞家后代不得从教，也不沾教！”，俞老师暴跳如雷。俞师傅只得去了当时最红火的纺织厂。

几年后，俞老师夫妇相继离世。纺织厂倒闭，俞师傅下岗。

俞师傅只生了一个弱智女儿，这来自扬州大户的一大家子，只落得如此结局。

我曾经托关系，查阅俞老师的相关档案，在档案局居然查不到相关人员的具体档案。

三.一根筋

57年给知识分子划右派后的组织处理阶段，许多右派都到了农村教书，不得留在县城，跨省跨市地遣散安排，所以我们苏南地区，来了不少上海浙江名牌大学毕业的右派。

77年恢复高考前，那些身处偏远的右派历反，成了香饽饽，后来都安排到了教师进修学校。由于多年的压抑和价值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有本事的老师，真的是鞠躬尽瘁。

80年代初参加高师函授，我们专业数学的几个老教师，都是右派出生，其数学功底，叫你不得不佩服。

郑老师的专业是物理，由于没开设物理班，就安排其教《高等代数》，这玩意儿的计算倒是不难，其理论证明令人胆颤，郑老师教高代，居然也能得心应手，可见其功底非同一般，有时还冒出几句俄语，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郑老师教我们时已经50多岁，居然没结过婚，单身一人，不善交流，烟酒茶一样不沾，不用心穿着，没什么其他爱好，家里都是些理工科的书。郑老师上课从来不面对学生，总是对着黑板叽叽喳喳，当他听到下面有学生说闲话时，会背对着学生发火训斥。

据了解，郑老师出生在浙江一大户人家，在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解放前夕，其家人要带他赴美，被其拒绝，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

80年代，其家人终于联系上了郑老师，其姐姐还再次要求他赴美，还寄来一台彩色电视机，遭拒绝和退回电视机，他还拒绝了家人来华看望。

退休后的郑老师，依然独身，最终悄然离世，同事们给他做出了一根筋的评价，而我却想起了胡适那自杀的小儿子胡思杜。

四.军校教师也当上了右派

梁老师，不高不矮，长得很帅，一副金丝眼镜架在完美矩形的脸上，非常得体。

梁老师原是某军校的数学教师，带上右派帽子后到了一所远离县城的公社中学。

作为高等数学老师，梁老师的功底也非同一般，20多年不摸高数，居然也能用一根粉笔一张嘴，把高数理论证明讲的那么透彻，50几岁的居然能连续两小时上课，了不得。

梁老师，喜欢抽烟喝茶，乐观健谈，但一直回避其右派问题。后来，我从知情人处获悉，梁老师是因为成分高，在军校教师群体里太高调，被凑数带上帽子的。

其摘帽后，居然通过关系，弄到了离休干部待遇，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梁老师真的是错划了右派，可能是一左派。

五.拒绝在摘帽通知上签字（也是江淳的初中老师）

冒老师，身材高大，方面大耳，气质非凡，英俊潇洒，没有架子，非常健谈。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帮学生跟着他，听他讲故事讲历史。

冒老师教我读高一时，恰逢小平复出抓教育科技（“四人帮”称之为复辟回潮），每次上课都能提前站在校门口和学生聊上几句。他上课只除了一本书，什么都不带，而那本书始终扔在桌子上，没有打开。冒老师讲鲁迅，讲儒林外史，分析的非常细致，简直神似，在我的印象中，上冒老师的课，你再辛苦也睡不着。

在上海读大一时，冒老师就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后奔赴解放区，随着部队做文化教官，专门给军官扫盲，是名副其实的过江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安排在镇江某师范学院教书。由于其“过江干部”的身份和其性格，冒老师在提意见阶段，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政工干部不要干涉教学业务等意见（那时，大学里的主要领导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军官），这比其他绝大多数右派提的意见，高出了几个层次。

结果可想而知，冒老师被划右派，而且还是中右，再上一台阶，就是极右。要不是过江干部的身份，可能也到了夹边沟。

带上帽子的冒老师，57年并没有被下放，而是到了镇江一所高中，文革中也没有遭受激烈批斗。到了70年，才被以下放干部的身份，离开镇江，全家下放到了我们公社。

冒老师有一儿两女，全家都不会务农，好在冒老师的人缘关系好，下放后不久就被安排到了公社中学，再由于一帮学生总喜欢围着冒老师转，又被调到生产大队一级的七年制学校。

高中毕业40周年聚会前夕，我们十个同学特地去江苏某大学教授公寓看望冒老师，除了走路慢一点，中气降了一点，觉得他还是那样健谈。

席间，我看冒老精神状态不错，就拐弯抹角地抛出了他的右派问题。不曾想到，冒老师却异常兴奋，表扬我提出问题，并且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

有关部门将冒老师全家调回镇江后，由原师范学院的领导开会宣布：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宣布平反，补发下放期间的工资，恢复教师身份。

在冒老师发言时，谁曾料到，冒老师却在大会上公然拒绝摘帽平反：我本来就是右派，现在还是右派，是极右，划我右派没错，不存在摘帽，不需要平反！随后，冒老师拒绝在回执上签字，后来得知领导们帮他代签了交差。

有关部门在冒老师退休时，还是给了个离休干部待遇。

我问他如何看待未来，冒老师只说了一句：此路不通！

我们似懂非懂。

作者：自由西贝（教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