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林菁纽约报道

    罗红玫（Aly Rose），一个在中国生活了12年的美国人，在接受了专业中国民间舞蹈训练后于2007年回到美国，目前在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开设并教授中国现代舞课程。值此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她想把自己编创的融合了东西方艺术精髓的大型空中舞蹈作品——人体建筑《壹》（Human Architecture ONE）展现给美国观眾。虽然《壹》被纽约州四百周年庆典组委会选中，在今年10月份的庆祝活动上作现场表演，但不幸的是，州政府表示无法提供资助，但欢迎他们作为志愿者来演出。为了能够参加演出，罗红玫目前正在四处奔走为《壹》筹款。

　　1996年，罗红玫获得美国Claremont McKenna大学心理学和舞蹈学学士学位后，到贵州大学学习中文。1999年，她考入北京舞蹈学院攻读编导专业研究生，2002年获得硕士学位，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位外国毕业生。她还是第一个在中国“荷花杯”舞蹈大赛上获得中国舞金獎的外国人。

    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曾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中华艺苑》栏目。2003年，作为音乐剧《黑暗中的女郎》的舞蹈总编，第一次把美国百老汇搬上了中国舞台。2005年，在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舞剧《南京1937》的编导与主演。同年，与美国华纳兄弟合作，制作完成了音乐舞台剧《卡萨布兰卡》在北京的全球首演并获得巨大成功。

    2006年，她根据中国神话凤凰涅磐创作编导的现代舞剧《凤凰》应邀参加“北京大山子国际艺术节”。2007年，罗红玫回到美国，目前她在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执教。

    罗红玫这十多年的中国缘其实源于一次朋友的邀请。

中国之旅始于农村

　　1994年，罗红玫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次，她和朋友受一位中国朋友之邀，到湖北安陆县做客。他们乘坐火车和巴士，又经历了几个小时小巴的颠簸，终于在傍晚来到当地。那时候正好是夏天，天气闷热，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不能上网，没有干淨的水可以洗澡，一切对罗红玫来说都是陌生的，但她却喜欢上这种新奇的感觉。

　　这个夏天，她过起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她住在农民家里，和他们一起种田，煮饭，打麻将，睡硬板床。她想，如果下次再来中国，她一定要学习中文，从中国人的角度来了解他们生活的意义。

现代舞教授罗红玫   本版图片均由罗红玫提供

难忘淳朴贵州人

　　1997年，罗红玫再次来到中国，在贵州大学学习中文，贵大位于花溪，虽然她现在已经记不起“溪”字怎麽写，但对花溪仍念念不忘，她说当地人非常纯朴，这是她决定继续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

　　在阴冷潮湿的贵州，罗红玫学会用冷水洗衣服，用水桶盛水，在宿舍里点蜡烛。她还发现了“关系”在中国社会发挥的巨大作用。例如，如果你买烟送给楼宇工作人员，他就会帮你修理坏了的门，如果你请保安吃饭，他们就会乐意为你修补墙壁，如果你免费教他们的孩子英文，他们就会帮你在浴室里筑一个暖炉。明白了这些“窍门”后，她在中国社会里生活得更加游刃有余。

　　罗红玫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校园内，她和中国学生在一起坚持说中文，但中国学生却要她讲英文，于是她就到校外找普通老百姓聊天，例如司机、农民、卡拉OK厅舞女，在交谈中她了解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她还跑到附近的苗族居住地，学习苗族的舞蹈，参加苗族的节日。罗红玫的普通话，就是在跟人打交道过程学来的，直到后来去了北京，她才发现自己的普通话带著浓重的贵州口音。

　　1999年，罗红玫受贵州电视台的推荐，代表贵州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外国人歌唱比赛，那次经历让她的中国之旅发生了转折。代表全省参赛是一件大事，一个工作组专门负责把罗红玫打造成一个出色的参赛者，他们教她唱周旋的《四季歌》，教她在舞台上如何表演，还为她量身定制演出的旗袍。

　　那次演出，罗红玫夺得了“最佳表演獎”，唱歌项目获得了铜獎。她还遇到了很多富有才艺的外国人，包括在中国家喻户晓、会用中文说相声的加拿大人大山。在那里认识的一位朋友帮她写了一封推荐信，把她介绍给了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

　　1999年5月8日，罗红玫到昆明参加外国人入学汉语考试，但不凑巧的是，那天正好是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美军炸弹击中，昆明发生民眾抗议游行。罗红玫看见游行队伍举著克林顿头像配希特勒胡须的抗议牌，她流下了眼泪。她感到这一天将改变她的命运。

《壹》人体建筑表演中，舞蹈演员们在钢索上翻飞变换出各种造型

舞蹈中的中国哲学

　　罗红玫被北京舞蹈学院破格录取，开始攻读为期3年的中国舞编导硕士学位。那时候她已经二十多岁，是年龄最大的学生，虽然在美国学过踢踏舞和爵士舞，但她主修的是心理学，舞蹈是第二专业。她身边的中国同学，个个都是从各个省百里挑一选出来的，她们从小就开始练舞，个个基本功扎实，学起来比她要轻松得多。罗红玫说，在舞蹈学院，她只想做到“一般”就可以了，这种想法让她自己都难以置信。

　　在舞蹈学院，罗红玫真正体会到怎样才能“融入集体”。她说，其他美国学生，基本不到3个月就离开，因为他们受不了。但她认识到，要融入到中国学生和老师当中去，就必须把个人完全拋开，“不要把自己当作美国人，而要把自己当作从贵州来的小姑娘，你能够到北京来学习现代舞，你应该感到荣幸”。

　　罗红玫和中国同学过著一样的日常生活，她说，“我和大家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洗澡，一起上夜自修，因为我知道要在这个社会读书、工作，就必须成为它的一部分”。

　　在中国这些年，她有意识地不跟其他外国人交往，而是往中国人里扎堆，跟中国人一起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中国的人情风俗。

　　罗红玫讲著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偶尔还会拋出一两个俚语。她的言谈举止也有著中国姑娘的俏皮活泼，在表演中国民间舞时，她的一颦一笑，一扭一摆，都充满著东方女子的妩媚风情。

　　虽然已经回到美国两年了，她看上去似乎还“很中国”：她喜欢喝开水而不是冰水；她穿黑色高跟鞋配一条很有民族特色的苗族裙子；她翻杂志的时候会先用手指从嘴里蘸点口水；她会在电梯里很随意地把手里一大摞杂志塞给你，说“帮我拿著”。她喜欢说中文，碰到一时记不起的字，她会固执地摇头摆手不让别人告诉她怎麽写，一定要折磨自己直到想出来为止。

　　罗红玫就是凭著这一股劲在中国学习舞蹈。她选择的是中国民间舞，她说自己最拿手的是东北大秧歌，安徽花鼓灯，还会苗族、藏族、蒙古族舞蹈。

　　3年学习期间，罗红玫师从王玫老师，她提起“我的老师”时语气充满敬重，但她会毫不忌讳地指出，王老师“十分挑剔，每次都要求十全十美，对她来说，所有动作都是有意义的，没有一个动作是没有意义的”。

　　罗红玫从中国舞蹈中体会到中国的哲学理念，她说，大家都一模一样，动作整齐划一，什麽时候不整齐，必须有意义。这跟她在美国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美国舞蹈强调个人，极少出现所有人重复做同一个动作。她说，在中国舞蹈中你可以有个人，但不能脱离集体，因此，为了学中国舞蹈，她必须把整个自我完全拋开。

　　在课堂上，她还要习惯中国老师的教学方式。她说，在美国，老师和家长总是鼓励孩子，对孩子说你是最棒的，一定能做得好。但是在中国，她发现一个秘密：“如果老师不管你，那是最可怜的。”她说，“如果我站在最边上，而且老师一直对我说好话，那我一点都没戏。”

　　对老师“管”学生，罗红玫说自己一点都不反感，因为她在贵州花溪的农村，看见过母亲怎麽对待自己孩子，有一个母亲天天罵儿子，后来儿子被罵得跑掉了，再后来儿子又回来，母亲还是天天罵。但罗红玫看在眼里，知道那位母亲罵孩子是为了孩子好。她说，“把这个带到舞蹈学院，你就明白老师罵学生是怎麽回事了。”

　　她说，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中国老师感到满意，是因为全班所有学生都学得好。演出的时候，不是每个人在演一个角色，而是所有人，整个集体造型形成一个符号，我们每个人都连起来不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