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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革全面、彻底禁书、禁读数年是愚化青少年戕害全民族的滔天罪恶 ...

已有 137 次阅读2020-11-11 10:35 |个人分类:历史、良心|系统分类:科技教育分享到微信

文革全面、彻底禁书、禁读数年是愚化青少年戕害全民族的滔天罪恶

 

在我生活了整整十一年的原四川荣昌,最亲近的还是离我们那家大工厂五里路,离川南地区泸县不过几公里的双河小镇,我的少年时期的许多美好是在这里感受的,小镇有我的多个好朋友,连摄影暗房技术也是在小镇的照相馆“看”会的。

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形容双河,可能有点辱没它,在南方的镇一级单位,秀丽的它远没有同属荣昌的安富镇大,但比起许多小镇来,还算是比较大的。两条凑成它名字的小河,诗情画意着它周边辽阔的沃野,绿竹成荫,河水涣涣,这里成了我至今梦中时常游荡的地方。

双河确实不够大,我得以每次前往时都能从头到尾逛上一圈,曾经,到气枪摊儿上抛洒一两角钱是一定,在粮站对面的小人书摊儿看几本连环画也是必须,这都是我少年时美好享受。之后,再把文具店、百货店、书店拜访老朋友似得挨个串串门,再心满意足地走五里路回家去。

在北方太原时,附近的小书店已经有了吸附我热情的能力,但我不太敢进去转。原因是,那书店基本看不见顾客,小小的孤零零的我进去后,就成了两个甚至三个男性售货员冷漠目光瞩目的对象,于是弄得我浑身都不自在。若不是硬通货在手,已经确定了要买的某本书,我都不敢在那几个强壮的年轻人手里讨本书出来翻翻——北方式的“爱买不买”经营方式和仅有一小门的书店封闭结构,让我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双河的书店却不同,临街面三两步,下了门板后总是敞开着大门一副“热烈欢迎”的架势,加上双河老少们川式毫不掩饰的热情,让我在这里的感觉从来都很轻松。

书店的热情改变不了它那时倒霉的命运,有相当一段时间,这里除了少量“红宝书”外,几乎成了一个领袖像专卖店,热热闹闹凑合出“红火”的全是毛伟人的像,挂着的、贴着的都是一个“大明星”的笑脸,极其偶然会有毛伟人和林伟人的合框照,再没见过其他内容。

在荣昌十一年,在双河书店大概一共买过一二十本书,但这一二十本来历都有故事的书,本身也都富有传奇色彩。比如全国出版界几乎统统停业搞革命不出“宝书”之外的书时,我在这里买到了文革前出版的越南儿童文学中的一本中篇小说《金童》,还买到了当时觉得“非常好看”内部发行,香港出版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买到这些书的时候,都是我的节日,我会快乐好些天,并希望下回再去能买到更好的书。

全国大学停办、高中停办,文艺杂志停刊、出版停办“大好形势”之下,我的失望自然是多多的重叠复重叠,不过无奈之下,那会儿也完全习惯了这种失望。买到书就格外高兴,没书可买也不觉得太难受,买到每本书都有意外发了个小财的感觉。

前些年,有一次在我朋友多多的凤凰网博客上,有一吱哇乱叫白痴傻头傻脑叫阵,说“……文革时代,我们这里书店图书供应很丰富,什么书都有,外国书也很多……”我只好毫不客气骂他“打开水龙头冲洗干净你那一脑子屎,再来放屁!”后来我博客忠实的“粉丝”们一阵连环炮恶狠狠收拾,那白痴再不露面了。

在“新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后,我在双河书店买到了一本出版单位名称很奇怪,实是被弄残废了的上海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人造地球卫星》,我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仅有七十六页的书的,那一天阳光灿烂。这本书不但一下子激起了我儿时对科学漫无边际的遐想,还让我知道了卫星发射所涉及的多方面知识,比如“同步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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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本此书换回了残缺的连环画《格林卡》,之后许多年我都在寻找它,差不多五十年后才重新拥有了它。


后来我有机会就对他人讲述科学的力量:“等科学发达了,终有一天,我们就能随便想看哪国的电视就看哪国的电视了”。

那会儿大部分中国人连电视机是什么劳什子都弄不明白,自然认为我是在打胡乱说,直至十年后进入八十年代,还有人不相信这点。今天对年轻人说这事,他们可能会觉得我讲的是中世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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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看不到印刷数量,从书号可看出出版的书籍是极其稀少的。


文革时由于对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甚至手艺、技能传媒物——图书的禁绝,制造了远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严重许多倍的社会全面退化,导致了科学和每一个人——特别是对科学技术有生理期梦想和文化、精神渴望的青少年们的距离难以置信的遥远。而我清晰知道,在太原时,许多十三四岁的孩子已经掌握了自己组装多管半导体收音机的技术,这样一批数量很大的少年,如果不是被文革生拉活扯赤裸裸戕害耽误,谁敢说他们中间不成长出一批有大本事的科学家来?那么着,说不定我们的芯片问题早就解决了,或者这个问题根本就没存在过。

少儿时期,无论我想学什么,妈妈从来都是支持我的,每次跟妈妈要钱,妈妈都会满足我。我还是我们那一大群孩子里,第一个拥有了自己的小足球的孩子。爸爸也不反对我学什么,给我买了他两个月工资添几块才能拿下的手风琴,足可以证明爸爸对我的疼爱。但爸爸就他从长年跻身工厂文化领域,自“反右运动”到文革的经验,他更希望我和他年轻时梦想一样,成为一个靠技术“吃饭”的自食其力者。

有一次爸爸针对我对数理化的漫不经心生气,质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回答“我想搞艺术”。爸爸异常严厉地打击我的一腔远大抱负,回答我:“你搞艺术?你搞屁术吧!”

我一点不记恨爸爸对我的恶骂,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后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爸爸担任指导员的“工人创作组”主力成员、以小说为长的李叔叔费尽周折和爸爸联系上后来电话,一一问起家人情况,爸爸介绍我时,竟然很得意地说“大小子成功了,拍了电影。”爸爸对我的要求是多么的不高啊,我很惭愧!

记得儿时,在图书馆看过一本大概名字叫《世界的房子》之类的连环画后,就马上冲动出想当一个“盖高楼大厦”的建筑师。看过介绍古今中外各种车辆的连环画后,又想“长大了我要造汽车”。看了介绍世界各国著名桥梁的连环画,马上就再度见异思迁,“长大我要当桥梁建筑师,我要修建最长最大的桥!”

每个孩子都和我一样,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美好梦想,正常的社会的基本机能,就是给怀揣各种梦想的孩子提供成才、完成梦想的条件和途径,至少不给他们制造障碍。而邪恶的文革恰恰不是这样,而是相反。文革前半段时间,如我这样性格,为了读书敢于斗胆乱闯的孩子,千方百计努力好歹读了些书,有些孩子的家庭以及个人性格造成,文革时根本没有接触“课外书”的机会。这样的历史,细想起来是极其残酷的,这还是站在看待具体个体生命价值上说读书,如果站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看,在政权稳固前提下人为制造这一切不幸的人,完完全全是历史罪人,民族败类!

我相信,在图书供应品种已经长期稀少的历史阶段,再来个雪上加霜、斩草除根的文革时代“禁书、禁读”,导致整个社会文化荒漠化、蛮荒化,是造成举国智商低下最根本原因。历史是不可能也不会饶恕这一场邪恶之至的恶行的,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忘却,我们都无权忘记。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重庆瞎玩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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