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同样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难以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其他对美国未来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的立法；中期选举的政治不确定性及其对 2024 年总统竞选的影响；容易受到共和党对任何对华战略调整为软弱的攻击；在台湾或南中国海问题上突然升级时的军事漏洞，等等。鉴于美国国会的强烈保护主义情绪，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和全球经济影响力，美国的朋友甚至盟友对华盛顿的长期领先地位、战略可靠性和保持世界主导力量的政治意愿表示怀疑。

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和美国都希望避免意外危机或冲突，双方都需要时间来应对他们面临的大量困难和不足。这就是为什么“有管控的战略竞争”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概念。事实上，北京和华盛顿都对彼此的意图有相当准确的理解，但几年来，他们一直在进行战略上的混战，走着没有规则的道路。

“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包含以下四项要素：

首先，美国和中国需要对彼此的硬性战略红线建立清晰、细致的了解，以降低因误判而发生冲突的风险，双方必须在与对方的关系中建立“护栏”，建立必要的高层对话和危机沟通机制，以减少过度扩张、沟通不畅和误解的风险。

其次，两国可以在其他关系的大部分时间里进行非致命的战略竞争，将战略竞争引导到提高经济和技术实力、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甚至军事实力的竞赛中。但是，至关重要的是，这将是有管控的，从而降低了它可能演变成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

第三，“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应该为国家利益一致的领域中的合作，提供政治空间，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全球金融稳定和核扩散。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世界其他地区），都不能让合作应对全球挑战被搁置一旁。

最后，这种关系需要双方专门的内阁级官员仔细和持续地管理，无论国内政治或国际动荡可能发生什么，都需要稳定地维持这一框架。

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尽管言辞交锋十分激烈，事实上，这种对护栏的公开强调已经成为美中外交的一个持续特征。今年6月，杨洁篪与沙利文举行的四小时会晤尤其明显，按照白宫的说法，会议的重点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最近就全球经济状况进行了接触，就中国可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上市的会计准则达成了协议，并且为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指出积极的方向。此外，华盛顿为了降低通胀，有可能在降低中国商品的关税问题上取得进展。

值得记住的是，在经历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濒死体验之后 ，美国和苏联最终达成了一系列稳定安排，这些安排后来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中得到巩固，使他们能够在不引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度过又一个30年的激烈战略竞争。

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但稳定仍然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