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回望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欧美文明的交融历史，中华民族因势利导，御风而行，从小隐到大隐，展现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可谓大气磅礴、脉络清楚。这是一条自强不息之道，这是一条兼容并包之道。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世纪，中印两国就有了接触。约在公元1世纪，已有印度和尚来到中国。179年竺佛朗，197年竺大力，公元3世纪释迦跋澄、释迦提婆，5世纪求那跋陀罗，6世纪真蒂，这些来华的佛教徒开启了中印文明交融的大门。到了隋唐，来中国的印度佛教徒就多了起来。13世纪，南印度敦巴桑结曾经5次来西藏传教。特别是鸠摩罗什（344～413），这位印度高僧来中国悉心从事译经和说法，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期间，译出经论35部，294卷。据《开元录》载，罗什共译经论74部、38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毗婆沙论》、《中实论》及《十诵律》等。临终前曰：吾所传无谬，则梵身之后，舌不焦烂。在逍遥园依法火化，薪灭形碎，唯舌不坏。我国的佛教徒并不满足于请进来的学习方式，他们还走出去，到印度本土体验原汁原味的佛教文化。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人去印度学习佛教。从公元3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的500年间，从中国到印度的佛教徒就有160余人。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很多人深受其影响，对人们的思想、社会文化起到了刺激作用，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儒释道一体化的中国文化形态。

       中国与欧美文化接触始于汉朝。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前来中国，历时三年多，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利玛窦(1552年-1610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1840年后，中国开始向欧美学习，派出使团了解西方文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开展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不断推进中西文化交融。时至今日，中国与欧美的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已经到了一个需要飞跃的新阶段。

        印度文化和欧美文化，这是国际舞台上的小隐和大隐。在印度，梵我的关系在吠陀时期就明确起来了；在欧美，我思故我在的思辨与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名言一脉相承。在印度，一切再生的人都应学习，婆罗门的本分包括从事研究、教育；在欧美，即便在生活细节中，也浸透着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在印度，体现梵我一体的瑜伽文明得到弘扬光大；在欧美，消弭我与非我鸿沟的发明创造精神可谓登峰造极。

       印度文化和欧美文化，一个可谓小隐，一个可谓大隐，其精神是相通的，只是隔着一层窗户纸。这层窗户纸已经被捅破了。 克里希那穆提，一个印度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婆罗门家庭，他在深研了欧美文明之后，指出：“真理是无路之国，无论通过任何道路，凭借任何宗教、任何派别，你都不可能接近真理。真理是无限的、无条件的，通过任何一条道路都无法趋近，它不能被组织；我们也不应该建立任何组织，来带领或强迫人们走哪一条特定的道路。我只关心使人类绝对地、无条件地自由。”

       中华民族与印度、欧美的交融过程，正是从小隐走向大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逐步自觉起来，不断充实完善起来，不断发展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