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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到台湾,故宫文物的七次迁移(2)

热度 6已有 3730 次阅读2015-8-13 13:45 |个人分类:国宝传奇分享到微信

从大陆到台湾,故宫文物的七次迁移(2)_图1-1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制度:文物在点查、提集及装箱时均有军警在场监视以昭信天下。文物南迁时更是如此。



第二次迁移: 三路转运大后方


日军入侵,国军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下令转移文物。同时撤运所有文物来不及,就由工作人员分三队带着文物沿南中北三路运往大后方。19378月,故宫文物迁移中最艰巨的一段开始。



南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押运人员:庄严、曾湛瑶、那志良、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


1937814日,招商局“建国轮”装上了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包括曾送往伦敦展览的精品),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贮放文物。计划还未实施,日军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长沙危险,行政院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这次的迁移非常及时,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敌机炸平了。幸而文物已及早转移,没有任何损失。

 

南路迁运路线非常曲折。因当年的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为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十辆汽车绕道广西桂林、柳州,车至广西边境,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1月车到贵阳,11月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19394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 


在安顺一呆,就是6年。庄严的儿子庄灵便出生于贵阳,第二年跟文物一起迁到安顺。那时的贵州条件非常差,有俗语称其为“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两银”。据庄灵后来回忆,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的薪水时常发不下来。他母亲,即庄严的妻子需要外出兼职以贴补家用。兼职处在离家四、五里远的钱江中学,庄严的妻子走路去那里教书,换回一担谷子,再找人碾成米。每天吃的糙米饭里面还掺有石头、谷壳、麦子、虫子,被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戏称为“八宝饭”,菜就是辣椒粉拌酱油,衣服洗了补,补了洗,破破烂烂。 


有趣的是,等他们离开安顺回南京时,居然还摆摊想要卖掉这些衣服。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破旧的衣服,最后居然都卖出去了。条件这样艰苦,工作人员也没有怨言,抗战胜利后安顺的文物运往重庆集中,经清点,无一毁损。


从大陆到台湾,故宫文物的七次迁移(2)_图1-2

工人在做运输前的准备。



中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押运人员:马衡、杭立武、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徐森玉、朱学侃、刘官鄂、梁廷炜


中路这第三批文物启运之时,正是南京最恐慌的时候,杭立武就是在这个危机关头,正式加入迁运文物的行列中来的。


此前,杭立武与故宫博物院并无任何关系,他那时担任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一职,正在形势紧张的南京办难民区,收容老幼妇孺以免于战火。南京市长找到他,希望把朝天宫的文物库房也划进难民区范围内以保护文物。杭立武觉得此法不妥,便向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张岳军秘书长建议向后方疏散文物。张岳军急电蒋介石,第二日得到回电,同意文物转运后方,并嘱杭立武负责。杭立武把难民区的事交给德国副主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故宫博物院文物迁运的计划中。这一做,余生就与故宫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文物迁台,也由他负责主持。


南京此时一片混乱,敌机频频轰炸,筹措车船困难重重。有时就算在车上贴了国防委的标签,也会半路给人抢了去。杭立武几经周折,租到了英国的商船黄埔轮。


一听说有船可以去汉口,故宫工作人员立即先抢运了两千多箱文物上船。押船的人也是临时派的,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回去携眷属整行李。单身人士还好点儿,有家的不免手忙脚乱。有人回家一看,什么都不舍得丢下,又拿不走,最后只带了桌上放着的一把摺扇。还有的不知到底该带什么,情急之下,竟然与太太一起背了家里的一张方桌出来。等同事们问他带这个干什么?他又仓皇地想要背回去。最后把桌子扔在了码头上。这些还算好,毕竟是一家人还在一起,而有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比如梁廷炜,自己负责中路文物的押运,儿子梁匡忠却是跟着最危险的北路一起出发的。


这时日军已到南京城边,成千上万的人想要离开。难民们纷纷涌向黄埔轮,英商看到这种情形,害怕被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称除非杭立武与船一起走,否则没人敢负这个责任。杭立武毅然决定随同文物一起前往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因难民太多,杭立武上不了船,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


文物到达汉口不久,南京沦陷,汉口也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此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大,直到1938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之后院长马衡及办事人员先后到达,成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


运抵重庆的文物有9369箱,多为字画。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最终文物存放点有三处。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即今天的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建筑。第二处是吉时洋行仓库,位于南岸王家沱。第三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安达森是瑞典人,他的仓库高大结实。当时故宫在那里共租用了4个仓库,存放了近4000箱文物。


不久,日军开始空袭重庆。据安达森洋行当年的工人回忆,每当日机来轰炸时,安达森就叫工人把瑞典国旗在门口的旗杆上升起来,以求安全。其实日军未必看得见这面小小的国旗。但幸运的是,藏于安达森洋行的这批文物毫发无损。尽管如此,重庆已不安全,文物又向乐山转移。途中,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察看舱位大小时,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重伤身亡,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19399月,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成立。


故宫人在乐山的日子,与其他同事在安顺、在峨眉的日子一样,艰苦但充实。梁匡忠也赶来和父亲会合了。从南京到宝鸡再到乐山,十多岁的梁匡忠一直在路上,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长,没有办法好好读书。好不容易在四川与父亲团聚,但梁廷炜一个人的收入不但不能负担三个儿子的学费,连生活费都有些捉襟见肘。无奈之下,17岁的梁匡忠决定不读书了,经乐山办事处主任介绍,于19417月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担任看管库房 的工作。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因为乐山办事处人手不够,找外人又怕影响文物安全,个子很高,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的梁匡忠就开始帮着身边的大人们做事了。当时他做的工作叫“对签子”。一根竹签代表一箱文物,当文物从此地运到彼地时,交付了签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达。让梁匡忠欣慰的是,他从未丢失一个签子。在乐山的库房干了不到一年,由于峨眉办事处的库房缺人,梁匡忠又被调到那里,峨眉办事处的主任正是那志良先生。


多年后梁匡忠对自己的儿子梁金生回忆这一段经历,说:“1937年春节是在北平过的;1938年春节在宝鸡过,1939年春节在陕西褒城县(现汉中市勉县)过,1940年春节在乐山过”。 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故土,在别人的介绍下,梁匡忠与当地的姑娘结婚成了家。也许是为了纪念跟随国宝奔波的岁月,子女们的名字与故宫文物的迁徙地息息相关:长子在峨嵋出生,叫梁峨生;二女在乐山出生,叫梁嘉生(乐山古称嘉定);后面两个孩子,是抗战胜利后,文物返运南京后出生的,所以分别叫梁金生和梁宁生;1953年开始,故宫文物陆续北返,梁匡忠调回北京工作,又有了一个小儿子,取名梁燕生。


年轻的梁匡忠在峨眉已经独立看管文物,当乐山有需要时他还要回去帮忙。当时一个库房除一个职员和一个工友看管外,还有士兵进行把守。 


国民党政府也非常重视文物的安全。在陕西的时候,除了步兵保护,库房的所在地还有宪兵把守。到四川后,由蒋介石的特务团来看守库房。


从大陆到台湾,故宫文物的七次迁移(2)_图1-3

工作人员将青铜器装入木匣内准备南迁。



北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

押运人员:马彦祥、王志鸿、吴玉璋、蒋鼎文、那志良、黄贵生、梁匡忠


北路是三路中最为艰辛的路线。


北路的启运开始于193711月,那时南京一片混乱,调度车船极其困难,抢运装箱也异常艰苦。工作人员只能以车站为家,有车来了,就跳起来装箱,遇到警报,只能就地躲在车下,最后总算运出了7281箱文物。


文物经徐州、郑州到达宝鸡后,潼关形势突然紧张,文物又马上转移汉中。宝鸡到汉中没有火车,须用汽车运载。当时负责押运的那志良一算,七千多箱文物,需要至少三百辆车次,战火之中,实属不可能的任务。经多方联系,西安行营伸出援助之手,答应把文物的运输列在军运之内,车辆问题才算解决。 


正式启运了,那志良他们发现,车辆问题其实还是个小问题,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宝鸡到汉中,要翻越三千公尺秦岭,其时正值冬季,山上时常下雪,路陡山滑,有些危险,而且公路正在翻修,随处堆有石子,行车不便。初运的几批,倒也顺利,到第四批车时便发生了问题。 


第四批车队出发后,天开始下大雪,山路塌方。据说普通车辆仍可前行,但因车上载有文物,这第四批车队不敢冒险,于是停在途中一个小村庄里,想等雪住之后再向前进。岂料雪越下越大,车队被困在村子里,动弹不得。因为平时从宝鸡到汉中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车队没带多少食物。小村子倒是有一家饭铺,但太小,哪能供给这么多人,车队面临断炊之虞。 


消息由过路的商车带回来,那志良赶紧去买了大批食物,准备自己亲自送上山去。吴玉璋阻止他,说:“你去不得,这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你是这里的主持人,你不能出事,我去。”西安行营的杨崇耀副官也说:“吴先生去,我陪。” 


食物有了,人也有了,却因山路太过危险,找不到司机。重赏之下,终于有司机愿往。此时山中积雪甚厚,无法辨认道路,山上山下,只见一片茫茫白色,好几次车子开到山岩边才紧急刹车。这一路,不但司机全神贯注,注视前方,吴、杨两位先生也时刻提醒司机,哪里有深坑,哪里有块大石。总算是托天之福,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司机所穿厚厚的衣服,一半已被汗水湿透了。以后的雪,仍是时时在落,车子总是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


最终粮食运到,第四批车队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384月,文物全部运抵汉中,大家一口气还没喘过来,就听到敌机轰炸汉中机场的消息,文物被迫再次离开。刚离开汉中,汉中便遭敌机轰炸,原储存文物的库房,也中弹炸毁。此时看来看去,只有西南还算相对安全,行政院一个命令下来,文物转运成都。


据那志良后来回忆说,“汉中到成都有五百多公里,全靠汽车运输。途中有五个渡口,没有桥梁,必须用木船载汽车过河。汽车上船后,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游拉一段路程,再放了绳索,任其顺流而下,借水势拢到对岸。” 


那志良原本估计,这样的行程,每一车次需要两天时间。没想到所有的文物花了十个月才全部到达成都。一路上真是艰险重重:找不到车,找到车却没有汽油,进入四川之后蜀道难于上青天,乃至途中频频翻车……至于沿途吃、住之苦更不在话下:黑米饭,馊馒头拉得出“丝”,旅馆满是臭虫,洗手间设在猪圈里……好不容易抵达成都之后,重庆被炸,成都也不安全,文物再次往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峨嵋运送,最后终于在峨嵋安定下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嵋办事处。 


19557箱文物精华,就这样穿越遍地烽火,各自找到隐蔽处喘息稍歇。途中翻车翻船,惊险无数,却又总是死里逃生,人、物无恙。那志良后来曾回忆说:“我这才开始相信古物有灵,否则大家为什么总能在敌机轰炸,千钧一发时安然离去,翻车、翻船也都平安无事?” 甚至在文物东归的路上,也是如此。19461月,文物开始运回南京。这其中有10个石鼓,可能是西周的,年代最晚也应该是秦代,其价值不可估量。在黔江到龙潭的一段下坡山路上,装有石鼓的汽车司机为了省油,将油门关掉,任由车子按惯性往下冲。谁知在一个弯路处突然对面有一辆汽车开来,司机赶紧把方向盘一转,碰上了山头,于是他又再往反方向转动方向盘,车到崖边,翻进了山涧。幸运的是,一是人在车掉崖之前跳了出来,没有受伤,二是由于石鼓本身很沉,所以仅放在车上,没有用绳索捆扎。第一次翻车,车底朝天时,石鼓已经落到地上,第二次车子再翻,落入山涧时,石鼓仍在地上。如果当时将石鼓和车子捆在一起,这件稀世文物就一定被毁了。 


19458月,抗战胜利,分散在安顺、峨嵋、乐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庆,等待长江水涨,能行大船,“即从巴峡穿巫峡”,越长江三峡运回南京。 


在重庆等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工作人员谁也没闲着,新任务是——捉白蚁!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每人拿着棉垫、手电筒进入库房,跪在垫子上,打着手电筒寻找地上的白蚁隧道。一旦发现,马上卸下箱子,在地上挖个坑,倒入防蚁药水,再把箱子搬回原处。一天两次,实在是烦人。但是因为战事终于结束,回乡在望,文物也完好无损,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捉起白蚁来也劲头十足。 


1947129日,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之魂的国之瑰宝终于回到了南京朝天宫。第二年春天,胜利后的第一次文物展揭幕,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这批历经战火,却毫发无损的国宝。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批文物注定是要远离故土的,仅仅一年之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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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回复 曾经湘桥 2015-8-13 19:43
文物颠沛转碾令人依唏不己,可恨日人当年侵我国土罪行磬笔难书……
回复 小虫 2015-8-13 18:56
如果是现在文物转移,可能一半丢失,一半进入贪官的腰包。非常容易解释;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没有了。 现在的政府比当年的腐败,现在的人敬业的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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