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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抗美援朝战争之四:朝鲜还会与中国“对表”吗?

热度 6已有 11724 次阅读2015-10-27 04:12 |个人分类:史海泛舟|系统分类:军事分享到微信

人们常说的“对对表”,是指在时间和行动上的协调一致,政治和军事上也是如此。

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与中国“对表”是常态,无论军事行动还是政治、外交举措,中朝基本上都是强调步调一致,而朝鲜对中国的意见和决策也非常尊重。

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后,朝鲜人民军经过收拢、补充和调整,已有3个军团可以投入作战,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作战问题,开始提上议程。

在作战指挥方面,不公开的组建了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中方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朝方由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任副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任副司令员,统一协调和指挥中朝军队的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问题解决了,但中国和朝鲜还存在“时间差”,即朝鲜的时间比中国的北京时间要快一个小时,这对联合作战显然会带来很大影响。

为此,中朝双方进行了协商。金日成的态度很明确: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同志,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手表为准,作为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对表时间。

在此之后,中朝军队在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开始实施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朝联军”。

中国与朝鲜在作战指挥上是如此,在重大战略决策和政治外交斗争中同样是如此,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成为很正常的事情。

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在打下汉城后,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此次战役。他的考虑是:我军连续作战,部队很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军需给养得不到补充,加之战线已经拉长到将近700公里,后方供应不上,因而无力再向前进攻。

更为重要的是,彭德怀看穿了新到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的诡计,认为对方败退并撤出汉城,是有计划地撤退,其有生力量并未遭到歼灭性打击,很可能找机会反扑,我们不能上当。

然而,对于彭德怀的决定,苏联驻朝鲜大使、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大将却坚决反对,朝鲜领导人也感到很不理解。

在与彭德怀会晤谈话时,拉佐瓦耶夫厉声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他坚持要中朝军队不停顿地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釜山,将美军赶出朝鲜。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拉佐瓦耶夫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彭德怀也将这种意见分歧向国内作了汇报,毛泽东则把彭德怀的报告转给了斯大林。很快,斯大林有了答复,他在回电中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行动,都应听从彭德怀同志的指挥。

随即,斯大林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并撤了他的职。在此情况下,朝鲜领导人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决定。

时隔不久,李奇微果然如彭德怀所料,推出了他的“磁性战术”,在对中朝军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之后,由东到西发动了大规模反扑。战场实践证明,彭德怀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朝鲜在这个重要关头与中方“对表”,也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进程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之后,中朝双方都意识到要把美军“赶下海”,已经不现实。况且,恢复朝鲜国土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有停火的意愿,因此中方开始考虑在朝鲜战场采取边打边谈、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

195163,金日成抵达北京同毛泽东会面,双方商定应开始谈判并寻求停战,这是朝鲜与中国“对表”的又一个重要时刻。会谈结束后,中方决定派高岗去苏联向斯大林说明情况,并听取他的意见。此时,金日成也提出,希望与高岗一同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同意了这种安排。

在会见高岗和金日成时,斯大林对中朝共同做出的停战决定并不赞成,他甚至显得很激动地说:“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该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

不难看出,斯大林的考虑,还是出于苏联的战略利益。因为在朝鲜半岛持续进行的战争,可以把美国的注意力拖在远东,这对以欧洲为重点的苏联自然有利。

然而,由于中朝双方通过“对表”,已经有了共识,寻求停战和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理由也很充分,斯大林很难强求中朝去改变业已做出的决定。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做出了让步,表示如果你们一定要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

随后,斯大林先后致电毛泽东,不仅表示赞成停战,而且强调说:“是您,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斯大林的这一态度,等于是把朝鲜战场战与和问题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关头和重要时刻,朝鲜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与中国“对表”,都体现出中国所发挥的主导和引导作用,而朝鲜也尽可能与中国相协调。由此在朝鲜战场上也形成了中朝双方并肩作战,同时在政治外交斗争中步调一致、统一行动的局面,这也就是后来被人们形容为“血盟”的关系。

中朝关系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这是因为中朝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并且政治上相互尊重,尤其是中国对朝鲜不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促成了中朝关系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担负着主要作战任务,对朝鲜战局发展以及其后的谈判起着主导作用,因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是必然的事情。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迎来停战与相对和平局面,中朝关系虽然一如既往的保持着亲密状态,但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朝鲜在和平建设时期,更多的依靠苏联,并且加入了“经互会”,因而相对重视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关系,与中国“对表”的情况渐渐少了,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朝鲜的态度也较为暧昧。

中朝关系的这种变化,并非是朝鲜的“忘恩负义”,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对朝政策影响到朝鲜的选择。作为一个小国,且依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朝鲜不能不另找依靠,另有所图。

其一,中国在朝鲜半岛实现停战后,没有像美国那样,仍然在韩国长期驻军,形成坚强的美韩同盟,并且对韩国提供安全保护。相比之下,中国则在1958年实现从朝鲜全部撤军,中朝之间虽然仍有互助友好条约,但这样的“同盟关系”难免显得松散。

其二,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通过“华约”把东欧国家搞成自己的“卫星国”,甚至不惜出兵波兰和匈牙利,收拾那些所谓“不听话”的伙伴。中国始终尊重朝鲜的主权和尊严,也力所能及的向朝鲜提供各种援助,但中国对朝鲜并不具有“约束力”,朝鲜为了自身利益,也宁肯更多的靠拢苏联。

其三,中国在拥有核武器后,不仅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也并未表明向朝鲜提供“核保护”。相反,美国却宣称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并且一度在韩国部署大量战术核武器,这就使得朝鲜不仅面临强大的常规武力威胁,而且也面临现实核威胁,这也是促使朝鲜寻求苏联的“核保护”并日后自主发展核力量的重要原因。

中国在对朝政策上采取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中国的立场和道理。中国逐步淡出中苏同盟,也不在中朝(包括中越)之间搞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反映了中国既不想被别人控制,也不愿控制别人的原则立场,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也反对任何外国在别国驻军,中国从朝鲜撤军也是贯彻这个原则,

在所谓“核保护伞”问题上,中国对此更是反感。中国发展核武器,主要是为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维护自身安全。中国既不想让别人提供这样的“保护伞”,也不会给别人打这样的“保护伞”,所以中国不可能向朝鲜提供“核保护”,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这里顺便提及一件事情。基辛格是毛泽东的常客,他每次来中国几乎都要会见毛泽东,但有一次却遭到毛泽东的拒绝。基辛格对此感到很纳闷,后来才知道,他在此前与中方的会谈中,曾经提到过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因而拒绝了基辛格的会见要求。

中国对朝鲜的上述做法,究竟对还是不对,也许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中国的做法没有错。拿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相比,虽然同属于大国,但彼此的历史传统、战略理念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立场,都有很大不同,因而没有可比性。中国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历来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因为某个国家(包括朝鲜)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外部形势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

尽管如此,朝鲜虽然与中国“对表”的时候少了,但中朝关系大局却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事情的逆转主要发生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此时,俄罗斯已经疏远甚至“抛弃”朝鲜,而中国也与韩国正式建交,中美关系更是得到飞速发展,朝鲜对于自身安全的忧虑则日益加深,同时对中国也产生严重的不信任,由此走上“先军”和“拥核”的道路。

中朝在发展理念上的分歧,尤其是朝鲜先后进行的核试验,使中朝关系开始出现重大裂痕,甚至多次走到低谷。中朝两国尽管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但形势比人强,朝鲜半岛每一次核危机的发生,都迫使中国不能不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是很痛心的选择。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金正日晚年。这个时期,他重新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理智的看待中国取得的巨大成果,并且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对朝鲜的耐心劝告。那段时间,他多次来到中国,考察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此番朝鲜主动与中国“对表”,并非是中国如同当年抗美援朝战争那样,对朝鲜的局势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是中国所做的大量说服工作以及自身取得的成就,对朝鲜产生的感召力,从而让朝鲜重新认识了还是中国靠得住。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因为金正日的去世和朝鲜国内的政治动荡,被人为的打断了,直到今天虽有复苏和重启的动向,但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朝鲜还会与中国重新“对表”吗?这个问题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影响到中朝关系的未来。中国并不想朝鲜成为自己的“附庸”,也无意再搞当年的“血盟”,抗美援朝战争前后朝鲜与中国频频“对表”,那是形势造成的结果,并非中国的意愿。当下,中国更乐见中朝建立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同时对朝鲜的安全关注也不会熟视无睹。

实践证明,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对表”,既取决于对局势的干预能力,也取决于影响和感召能力。如果说,当年朝鲜主动寻求与中国“对表”,是由于中国在朝鲜处于危难时挺身相救,并且在战场上发挥着主导作用,体现出对局势强大的干预力;那么,在今天的形势下,中国更愿意看到朝鲜能够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中国虽然不会“约束”朝鲜,但却希望其能够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朝核”问题上,能与中国彼此理解,相向而行。

西方人习惯于说,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朝鲜的身后始终站着一个强大的中国,因而也会高看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其实,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还是把中国视为朝鲜的“近邻”更为现实。形势可以变化,近邻却无法改变,中国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原则立场,以及今后的对朝政策,都会以此作为出发点。因此,无论朝鲜是否还会与中国“对表”,中国都不会坐视朝鲜半岛生乱生战,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注:本文资料来源于《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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