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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系统工程

已有 80 次阅读2022-6-26 05:44 |个人分类:地方学研究|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系统工程

    ——以闽南学和鄂尔多斯学为例

            包海山

      内容提要:“地方”“学”,是在研究“地方”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探索和揭示普遍规律来构建的综合性“学”科知识体系。闽南、鄂尔多斯等都是一个地方,都有当地文化特色,同时都受“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支配。多维视野,能够促进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地方文化、构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系统性是相对而言的,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每个地方学,都是当地小网格里的系统性学科体系,而各个小网格的学科体系相互连接并融合发展为地球自然村这个地方大网络的学科知识体系。世界各地都可以构建地方学,这并不是要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学科分割为各地新的学科,而是各地的人们根据客观规律在当地得以实现的不同形式和特色,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深层次探索和揭示普遍规律,共同促进人类科学文化的一体化融合发展。

      探索和构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是基础,目的是应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使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形成一个系统工程。以探索客观规律为根本任务、以道法自然为终极目标的地方学系统工程,它的最大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各地探索客观规律、遵循自然法则的人们,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共同参与探索和构建揭示普遍规律的学科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应用它来为当地社会发展服务。其根本原因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自然法则,对任何地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

      关 键 词:地方学  闽南学  鄂尔多斯学  学科建设  应用服务  系统工程

 

     目前全球各地有很多地方学,例如泉州学、厦门学、闽南学,香港学、澳门学、广州学、岭南学,鄂尔多斯学、内蒙古学,还有中国地方学、日本地方学、韩国地方学等等。就像每个地方都是地球自然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各个地方学也是全球地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2005年,鄂尔多斯学、泉州学、温州学等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北京学研究所担任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共同持续推动中国地方学研究的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2019年,中国北京学研究基地与韩国首尔学研究所、日本富士学会等联手,在北京召开“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共同推动亚洲地方学研究的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

     科学文化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当全球各地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和遵循人类和自然界都服从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规律时,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融合发展是必然的。系统性地方学研究顺应这种必然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各个地方学网格内,围绕内在规律,把所有的相关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二是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各个地方学网格连接起来,共同构建全球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大网络。

       一、地方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系统性

       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人们有遵循规律的思维和行为,也有违背规律的思维和行为。地方学,是在研究当地文化基础上探索和构建揭示客观规律的学科知识体系,突出当地文化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内涵。

       每个地方的历史进程都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恩格斯说:“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能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能不能在研究地方文化基础上构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这主要取决于能不能发现、认识和把握在无形中始终支配历史进程的内部隐蔽着的客观规律。只有认识和把握支配历史进程的内在的一般规律,才能以此为核心,把所有的相关研究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目前很多地方都在探索和构建地方学,共同点是都在探索无形中始终支配当地发展的内部隐蔽着的客观规律。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地方学研究,是合乎真理的探讨。马克思说:“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合乎真理的地方学研究,把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各个分散的学科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构建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

      在闽南有闽南学、泉州学、厦门学、金门学,将来漳州学也有可能被提出来;在内蒙古有内蒙古学、鄂尔多斯学等。这些地方学都注重探索规律,强调地方学的系统性。

      泉州学研究者林华东、林丽珍、苏黎明在《泉州学概论》中认为:“泉州学是以泉州为区域基点,以泉州族群及其创造的文化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发生、发展、传播和演变规律及其内在联系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泉州学概论》不仅研究“珠子”,而且把那些人们已经发现的不同学科的“珠子”,按照泉州独有的特色巧妙地串连起来。泉州学要“串珠成链”,建立一门学科体系,就必然会运用到综合思维法,以辩证的系统观把泉州的历史、文化、语言、生态、海航、商贸等现象融为一体,从理论的高度揭示泉州的历史文明。

     闽南学研究者陈耕先生在中国地方学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第3辑发表的《闽南文化研究新世纪的回顾与新时代的前瞻》中,提出“推动新时代闽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他说:“从宏观的层面,对新世纪以来闽南文化的回顾,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从20世纪80年代重新兴起的闽南文化研究,由于受西方分科治学理念和学科体系的影响,所以基本上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来研究闽南文化,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民俗学、民间信仰、口传文学等方面。总之是处于分散的、分门别类的,甚至是个别的研究状况。”他强调事物和思维的系统性:“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的问题。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才能正确认识它。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鄂尔多斯学是在内蒙古创立的第一个地方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勇于探索、持续推进,完成《鄂尔多斯学概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等专著,在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北京学研究基地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印制了会议交流材料《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以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学为例》北京学研究者李建平研究员在《地方学研究》第5辑发表的《从北京学看地方学文化研究》中认为:“一些地方学组织或机构开始探寻地方学的学科体系、发展规律以及服务地方的经验和教训,力求进一步完善这门学问。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成立比较早的地方学机构,其学术代表人包海山认为,‘地方学’是以‘人法地’为切入点、以探索客观规律为根本任务、以道法自然为终极目标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他还将地方学与地理学、方志学做了比较,认为地方学是一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同时又吸收了方志学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优良学风,客观、如实记述某一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特色的学问。”

       二、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系统工程

      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系统工程,包括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协同创新和融合发展。在这里简要探讨地方学学科建设跨地域的融合发展以及应用学科体系为社会发展服务两个方面。

       (一)融合发展

      全球地方学是一个大网络,各地的地方学是其组成部分的小网格。每个地方学都强调“立足当地,放眼世界”,努力看到同一片蓝天下的同一个世界。各地方学研究,是努力把各自的小网格与大网络连接起来。例如,澳门学作为一个“联结点”,探索与全球沟通融合的方法;温州学作为“地球一角”,探索变“区域人”为“世界人”的路径。

      对地方学的融合发展,《泉州学概论》作者认为:泉州学需要打通历史学、文化学、考古学、经济学、海洋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界限,全面系统科学地开展研究;需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全球站位。历史上的泉州早已把自己定位在世界的空间格局之中。今天的泉州学更要有世界性的胸怀,研究的活动领域要扩大到新的空间。虽然泉州学是以泉州为研究区域基点,但是泉州族群的对外交流和流动,泉州文化的海外传播以及进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内涵的丰富和发展,都应该是泉州学必须关注的方向。发展“泉州学”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发展开来,走向世界,融合世界文化。

       闽南学研究者陈耕先生认为,中国地方学研究到了应该协同创新,联合起来有所新的突破的关键时期。他《闽南文化研究新世纪的回顾与新时代的前瞻》中说:“地方学研究有一个问题,就是只顾了自己脚下这一方土地的研究,忘记了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看看全中国,看看全世界。这次鄂尔多斯学研究者提交的论文,提出了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中国地方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闽南文化研究的同志们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中国学的视野下,在对世界地方学研究的了解观照的前提下,来开展地方学研究、区域文化学研究;在厦漳泉金彼此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合作的前提下来开展各自的地方学研究。同时,携手推动我们共同的闽南文化、闽南学研究。虽然天南地北,但是地方学之间一定是有相同规律的,地方学学科的构建一定是可以而且必须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闽南文化在“多维视野中”来研究,日本文化也“从人类的视野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来探讨,地方学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是探索本质规律的国内外学者们共同的追求。2018年,在北京学研究所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日本富士学会理事长佐野充教授认为:“在当今世界,地方学作为以一个区域所有领域为研究对象,在综合研究中寻找更好解决问题办法的一门学问被广泛认可。我们富士学会所探求的富士学,是以富士山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人类的视野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解释明白日本文化本来的模样,摸索日本未来图景的学问”;“目前,我们正在以代表中国地方学研究最高水准的北京学研究所为带头人,和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一起,中、韩、日三方共同努力推进东亚地方学的研究。三方也应该更进一步地将地方学发展成为对全亚洲地区振兴和地方创生有所帮助的学科领域”。韩国首尔学特聘研究员李奎泰教授认为:北京学研究基地联合中国各地的地方学研究单位,形成了中国地方学研究全国化的趋势,促进交流合作,使中国地方学成为一个成功的学术领域。希望以此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构建中国的地方学研究界与韩国、日本地方学的合作网络,持续把中国的地方学研究的合作领域扩大为世界化。韩日地方学界各自国内学术联网,若由北京学研究所的中介与中国地方学研究界建立合作研究活动网络的话,我们大家期待的各个地方学的国际化的研究网络将会成功展现出来,一定会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学科。

       (二)应用服务

     相对来说,构建地方学是基础,主要靠学术研究团体来推进,而一旦构建起学科知识体系,并且被社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大众就能够应用它来社会发展服务。

     鄂尔多斯学研究者陈育宁教授在《地方学研究》第4辑发表的《对地方学的一点认识》中认为:“鄂尔多斯学=知识体系+应用服务,这是我们对地方学本质特征的认识”;提出建立一个“学”相对容易,但要坚持下去,让这个“学”保持生命活力,并非易事,地方学“最终是要用社会的认可和它所起的作用来检验”。

     就整体而言,很多地方学的创立已有二三十年,现在到了侧重于应用服务的发展阶段,使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成为一个系统工程。例如,2002年创立的鄂尔多斯学已有20年:回顾过去,主要是探索和构建学科知识体系,是在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推着独轮车艰难前行;展望未来,地方学将会走出研究机构的小圈子,走进并融入学校、机关、社区、企业等组成的社会大舞台,应用学科知识体系来为社会发展服务,使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成为双轮驱动的系统工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是通过市场的力量,通过满足市场需求来拓展产、学、研、用的融合发展通道。真正的融合发展,是促进文化、教育、科技、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的融合发展,还有城市、乡村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融合发展。具有生命活力的地方学走进并融入各行各业,特别是走进并融入市场主体,那就能够打破学术团体与市场主体的界限,使地方学成为促进各学科、各行业、各区域融合发展的系统工程,从而在应用学科知识体系为社会发展服务中创造和体现经济和社会价值,使地方学系统工程具有内在的生命活力。   

      如果说各地文化研究普遍“处于分散的、分门别类的,甚至是个别的研究状况”,那么各地具有科学内涵的高质量发展非常需要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系统工程。同样是对当地文化的研究,分散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与应用学科知识体系来系统性研究截然不同。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最终发挥的是学科知识体系的力量,是学科知识体系所揭示和转化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的能量。就我自己来说,探索和创建鄂尔多斯学以及地方学20年,在有关书刊和网络媒体刊载近百万字的探索性研究成果,对鄂尔多斯学以及地方学有了基本认知,现在到了应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时候,大概率还有十年的机会,之后该是精力衰退,渐渐老去。

     我第一次体会到应用学科体系为社会发展服务,是参与《鄂尔多斯地名文化》的写作。地名,是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专用名称,是人们活动和交往的地域标识。“地理实体”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地理单元,是特定时空中的自然或人工地物,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和人文地理实体。一个地方,从有了地名开始,才会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每个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无形地汇集和沉淀在地名里。如果说地名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代号,那么这个地方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一旦探索到文化内涵以及生命密码的内在本质规律,文化就不再局限于地方特色,而具有科学的普遍性,能够找到局部与整体的内在必然联系,看清楚地方小网格在全球大网络中的具体位置和独特作用。在学科知识体系内研究和展现地名文化,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当地小网格内的系统研究和整体展现;二是各个小网格彼此连接、形成大网络,使全球地名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展现出地球自然村整体画卷。

     1、当地小网格内的系统研究和整体展现

     鄂尔多斯有很多地名,现有文字出版资料的地名也至少上万。例如,《鄂尔多斯市地名志》收录7450多个地名,《鄂尔多斯大辞典》收录“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盆地”等有关地理实体辞条,《鄂尔多斯历史研究》有“鄂尔多斯古陆”“鄂尔多斯古海”等有关地理实体的文章。

     在已有的大量研究成果基础上,精选相对全面而概括性的具有代表性鄂尔多斯地名,其入选标准有6个: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是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名,三是国家级生态、森林、沙漠、动植物等自然保护区、公园等,四是国家A级旅游景区,五是市旗区地名,六是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地名。根据这些标准,可谓百里挑一,精选108个地名。

     《鄂尔多斯地名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彰显自然景色的地名文化”,细化为鄂尔多斯古陆、古海、高原、盆地、草原、沙漠、黄河几字弯等“自然生态,天地造化”,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鄂尔多斯国家生态公园、成吉思汗陵国家森林公园等“宜居家园,精心呵护”,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苏泊罕草原旅游景区、马兰花草原旅游景区等“放飞梦想,辽阔草原”,响沙湾旅游区、大沙头生态文化旅游区、鄂尔多斯库布齐神光响沙旅游区等“思绪连绵,神奇沙漠”,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旅游区、碧海阳光温泉度假旅游区、红海子湿地旅游区等“情深意长,湖泊河流”五类;二是“蕴含人文历史的地名文化”,细化为鄂尔多斯、康巴什、东胜、伊金霍洛等“旗区名称,各具含义”,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战国秦长城、秦直道遗址、阿尔寨石窟寺等“千年遗迹,文物保护”,成吉思汗祭奠与陵园、鄂尔多斯婚礼与婚庆文化园、鄂尔多斯短调民歌与民歌博物馆等“非遗文化,世代传承”,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成吉思汗广场、大汗行宫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准格尔召旅游区、佛教文化博览园、吉祥福慧寺等“清空杂念,静悟寺庙”,九成宫旅游度假区、昭君城旅游区、察汗部落旅游区等“遥望天涯,悠闲度假”,中共三段地工委旧址、城川延安民院纪念馆、独贵龙运动遗址等“峥嵘岁月,红色记忆”,康巴什旅游区、鄂尔多斯羊绒工业旅游区、博源生态旅游区、神东煤海工业旅游区等“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八类。地方学研究的系统性,就是把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2、连接网络展现出地球自然村整体画卷

     地方学的连接,一方面是研究对象即客观存在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的连接,另一方面是地方学研究者思维和认知的连接。对此可以从侧重于空间的横向和侧重于时间的纵向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横向来看,地球是目前宇宙中人类已知存在生命的唯一天体,是包括人类在内上百万种生物的家园。在地球表层上的生态环境,自然界的万物,彼此都有内在联系。地方学所研究的是“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例如,闽南与鄂尔多斯有海洋文化和草原文化等不同之处,而这些只有在更大的空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看清各自的鲜明特色和彼此的内在联系。

      在地域文化研究中,一般从生态环境角度划分为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沙漠文化、山川文化、江河文化、海洋文化等。就各个地方与生态环境而言,有些地方有多种生态环境,例如内蒙古有草原、森林、沙漠、山川、江河等;而在同样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也会有很多地方,例如在中国长江流域有19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学研究,就是在研究当地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探寻各个地方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在全球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大网络中,每个地方学作为小网格相互连接。如果把全球地方学比作巨幅画卷,那么各地方学是各具特色的点或片。只有不同颜色、不同明度的点或片的连接组合,才能呈现自然生动本真完整的画卷。

      从纵向来看,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发现、认识和应用自然规律,“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恩格斯说:“正如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纯粹有限的东西所组成一样,绝对地进行认识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个跟一个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其中,人脑一个挨一个是思维的横向连接,人脑一个跟一个是思维的纵向连接,由此形成“人类视野”和“全球脑”。无论什么地方、哪个时代的人,所研究和遵循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的相同性,使人类在无限的思维空间横向和纵向连接,可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因此,地方学研究,能够以地名文化为切入点,共同描绘地球自然村动态具有生命活力的整体画卷。

      参考文献:

      1.张宝秀、张勃编.北京学研究.201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6

      2.张宝秀、成志芬编.地方学研究(第3辑)[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0

      3.奇海林、杨勇编.地方学研究(第4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21.1

      4.张宝秀、成志芬、龚卉编.地方学研究(第5辑)[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5

     作者:包海山,1960年出生,鄂尔多斯市防汛抗旱服务中心退休人员,主要致力于鄂尔多斯学以及地方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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