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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

已有 645 次阅读2012-7-21 19:45 | 青春 分享到微信

父亲曾在一所大学里做过88级中文系的辅导员,以及此后几届的老师。暑假他拿回学生的毕业纪念册的那天,整个下午我都趴在床上翻看,对于它们的浓郁兴致,是父亲无法理解的。每个人的照片背面,是一段寄语。女生们多是抱着一颗柳树侧腰倾泻长发,或是坐在草坪上环抱双膝,男生们则都在山顶眺望远方或是身后一条大河,他们看起来满腹壮志,身上没有电脑游戏和网络聊天带来恍惚和疲倦。那些寄语,是很有趣的,里面不约而同地用了"风景","远方","飞翔"和"梦想"等词汇,激情万丈。小时候我写作文的时候倒是常常用到它们,却不知道风景远方都在哪里,非常空洞。原来这些词是属于他们的,离我还太远了。

我以为只要自己快快长大,就可以拥有这些词,却不知道我在走,时代也在走。七十年代人的青春,在新旧世纪板块的交迭碰撞中,迸裂出去,像一个孤岛远远地漂走了。那些词,也被带走了。


但我至今仍旧记得他们的青春是什么样子,那么鲜明的轮廓。在最好的年龄,世界在他们的眼前打开,都是新的,都是未知的。他们可以运用无穷的想象力去靠近和迎接。
郑钧的《回到拉萨》唱出了许多人的梦想,西藏是圣洁和神秘的,去一次西藏仿佛就能成为英雄。他们想要去远方,但不是去旅行,"看到"对于他们而言,实在太轻了,他们要的是"抓住"。所以他们到处漂泊,一定要闯荡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这种笃信,可能是青春里最大的福气。他们伴随着中国的摇滚乐一起成长,最初的一声嘶吼让他们难忘,金庸的小说把古代的侠气带给了他们,从他们的视野里,可以看到一片江湖。海子和顾城是他们的偶像,所以即便置身于高楼大厦中间,他们也还怀着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田园梦想,也只有他们,还一厢情愿地相信黑色眼睛是上天的馈赠,用以寻找光明。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的书摊上用记号笔写着:新到:路遥《平凡的世界》(图书界还没有开始流行贴海报,广告语也根本不需要)。他们手抄席慕容和汪国真的诗,在300字一张的方块格稿纸里给同学写信。物质和精神,他们的选择都不多,视野也还有局限,因为如此,他们可以那么专注。可是所有的这些,都深植于他们对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热爱。
前几日,我特意让父亲把那几本多年前的毕业纪念册寄来。在上面又看到了姜丰。她是父亲的学生,十二岁的时候,我读她寄来的刚出版的新书,《温柔尘缘》。那时候她与现在的我差不多大,书中写得大都是大学生活,同学之间的情谊。结伴爬一座山,去一次海边。暑假的时候坐着火车去找从前的同学。代表复旦大学参加"国际大专辩论会",在训练中与队友和老师产生的深厚感情,那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与责任感,为荣誉而战的扬扬斗志,真是令人羡慕。她讲起那些事情,一件件,脉络清晰,细节质朴但有呼吸。尘缘应该就是如此,细微琐屑但经久流深的情谊。

十二岁的我,想要将来可以和她一样。十几年后,我出版了自己的书,却没有长成和她一样的人。我好像无法像她一样,饶有兴趣地记录成长的轨迹以及那些重要的人。当没有理想,没有集体的归属时,所有的记忆都是零落的。我试图将它们拾捡起来,梳理并且排列,这时才发现,整个青春期的感知都是非常虚妄和空泛的。

80一代,初懂事时看到的世界,满目都是新鲜的东西,琳琅满目,应接不暇。他们天性好奇,如果占星学不是空穴来风的话,82-年到88年出生的人,天王星在射手,对新生事物充满兴趣,随时可能因为受人影响或者任何奇怪的理由而狂热地喜欢上某种东西,那种感情甚或带有宗教一般的庄重感,可是不会长久,他们很快就会移情。

在日本漫画和香港电视剧里度过了孤独的童年,西方流行乐像单车一样伴随他们上学放学,肯德基和麦当劳是最好的犒赏。一时间,所有东西都是进口的,进口的代表一种品质保证,更重要的是,它也许代表一种时髦,是一种发誓要与父辈陈旧落伍的生活划清界限的决心。"舶来",真是一个形象的词,海那边运来的东西一定是好的,所以80后念书的时候,连一块橡皮也希望是舶来的。舶来的精神,舶来的物质,80后生活在港口边,每天接下舶来的东西,拆开一只只带来惊喜的礼物盒,用它们装点自己,充满自己。80一代,是"媚"的一代。"媚"可以使他们日新月异,"媚"却也使他们从来没有一块自己耕耘和浇灌的土地。

少女时代的记忆令人羞耻:我曾多么嫉妒同班的鹿鹿,因为她的爸爸在日本,每次回来总能带给她带回来洋娃娃和连衣裙。我甚至嫉妒她的父母离婚,印象里离婚也是个带有舶来色彩的词语。九十年代初,离婚还是一件时髦的事。我还嫉妒我的表姐,因为她有一个从火车上认识的丹麦笔友,他们用英文通信长达十年。丹麦。我可能把她的这位笔友和安徒生童话里的人物混为了一谈。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随笔中表达了对父亲浓烈的爱,说他很开化,甚至骄傲地说,他是一个在八十年代末期就会自制蛋黄酱做沙拉的人,还会煮香浓好喝的咖啡。难道这些,就是我依恋父亲的原因吗?沙拉和咖啡真是收买人心。而我对那位小学老师的喜欢,可能是因为他给我们讲了《麦琪的礼物》,故事中的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情景让我迷恋。在我最初的小说中,开篇写道:"我的中学对面是一座教堂……",是的,这是真的,那时候我每天都会注视它,幻想里面住着一位像《巴黎圣母院》中那样的丑陋而善良的敲钟人。哥特式的建筑吸引着我,那时候习画,背着画板去教堂后面的草坪上写生,故作忧伤的少女,这样的画面可能比绘画本神更吸引我。可是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注意到中学后面的菜市场以及萧条的国营商店呢?

我养过几只染成彩色的小鸡,绿色的叫格林(green),白色的叫怀特(white),灰色的叫布朗(brown),只有绿色的活了下来,小鸡格林陪了我很长一段时光,还好没有陪到读村上春树的时代,不然也许它要改名叫绿子了。我们以听打口碟读杜拉斯为骄傲,标榜品味,这简直是我们的爱好,80后的最初的文学创作中,充斥着各种外国品牌,乐队以及电影。仿佛当我们说出卓尔不群的品味时,就已经是一种创造。是的,整个青春期,鉴赏力代替了创造力,制造出繁盛的幻觉。
现在,我已经走出了对舶来事物艳羡的时期,试图摆脱多年被它们牵制带来的疲倦。这时才发现,内心最嫉妒的,也许是70年代人的青春。他们的青春里,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他们的目光落在自己和自己脚下的路上,而不是那些遥远而繁华的地方。但我们经历了"媚"的许多年,它没有带给我们任何力量,而是使我们变得更虚弱和自卑。改变世界?这样的话题太浩渺了,眼下我们只是担心不要被世界远远地抛下。
念初中的时候,住在大学的家属院,临街的楼,隔一道墙,外面有许多饭馆和小食摊,晚上九十点钟,生意最好,四月一到尤其热闹,当年要毕业的大学生,已经开始为了告别而聚会。小桌低矮而颤颤巍巍,大学生围坐一圈。唱歌,高喊,把啤酒瓶摔得粉碎。带着几分醉意,他们拥抱或者扭打起来。有人说出了埋藏的爱,有人泯去了心中的仇。他们唱着诸如《水手》,《一场游戏一场梦》,《大约在冬季》那样的歌,唱着唱着总会哭了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好像要经历的是生离死别。也许他们已经有了某种预感,这个质朴而单纯的时代正在渐渐远离,他们和他们的理想终将分道扬镳。
我看到过这一幕吗?没有,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对前途在意,对自己负责的好孩子,那时候我已经躺在床上,被毛绒白兔和长颈鹿簇拥着,沉入乏善可陈的梦境。可是在梦里,他们的哭声一定惊动了我。我或许是被拣选的见证者,所以有关这些,我都记得。










鸡蛋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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