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

　　类，中国古代逻辑的一个基础，发现辩者常常变换“类”来进行狡辩，主要原因是对“类”缺乏共识而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是概念范围没有确定的缘故啊。

　　类，分析概况出类别的异同，比较是在同类中进行的，不同类不能比对。故，“故”是经验，是指经历过的，通过经验抽象出规律，可以知道过去猜测未来。

　　理，“理”也是规律，但和“故”是不同的。“故”指的是个别的具体的，“理”具有普遍的抽象的特点。但又不同于“道”的广泛而在类得范畴，而是高于具体又适用于具体的类得规律。

　　宇宙有两种，一种是物质宇宙，一种是精神宇宙。精神以物质来展现的是精神宇宙，物质包含有精神的是物质宇宙，面对浩瀚的夜空，我感到稀里糊涂，精神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精神，万物都在自然精神下运行都服从或包含自然精神。一种是心灵的精神，客观服从于主观的感受，客观世界是主观精神的对应。主观的心灵世界是印度带给中国的，佛教传入前中国无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是对自然宇宙的感悟模仿解释，心处于自然精神之下的即对天道的遵循。

　　邓析的“无厚”、“无穷”我以为是对皇权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哲学的而非政治的，其实也是对儒家的秩序高低等级的挑战，哲学的挑战反过来又是具有政治学意义的。

　　“无厚”本质上不是分类，而是用类的概念打破分类，是对原来分类的不合理的破坏，“礼崩”的必然结果是秩序的重建，怎么重建？在原来的等级基础上重建就不是重建，重建的衔接条件是重新分类，分类前齐物是必须的。

　　重建分类前要对事物重新下定义，重新下定义就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去伪存真的深入研究，以为“无穷”就是深入研究的结果，“无厚”“无穷”这两个概念取决于研究成果。

　　如果阅读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的卜辞可以发现“天”是逻辑（这是这种思想的前提，当然还上升不到逻辑，这里用逻辑一词是表明其推理的依据和推理获得结果的必然）的基础，“天人合一”构成神学、社会学及生产的基石，而到了春秋时这一基石动摇了，又开始向自然秩序自然法则中寻求答案。

　　春秋周皇室微弱，面对诸侯的纷争的挑战皇权威信受到了质疑，社会变革伴随着思想爆发，自然是人类的文化之源，这一企图从“类”开始的文化变革有着自身的合理性。“无穷”是对自然划分的演算（假设为数学的）是理性的使然，如果设想当时人把无穷的概念指向神呢？或许人会直接疑问具体物化人格神的存在，神也要重新定位。“圣”的思想可以是对神的重新定位，君不再是龙子龙孙了即天人合一神和神的后代的即上天（上帝）和天子，家族代传皇权的必然性受到了挑战，“王侯将相焉有种乎”，这样的思想在春秋战国的主子中比较普遍，当然这是停留在学术上的，如果中国也再有600年时间的自由思想的探索，痛定思痛或许会走向联邦，或许中国将是一个引领世界先进文明的伟大的国家，所以我认为大一统并非好事。

　　中国的思辨有点烦，它不是概念思维而是形象思维的，是通过故事来展开的，没概括概念而是得出实效作用，并进行横向类比，即由此及彼的类比。我想的不是故事而是------是什么样的思维产生这样的故事。是我们现在的思维改变了变得难以理解中国古人了还是古人的理解本身就有问题？作为理论，显然没有达到理论的抽象出的纯粹，作为故事它又想承担理论的凝练，是比喻，是思维推理概括不够说不清楚理论呢还是语言不看重负呢（似乎中国古代的语言难以承担起逻辑的层层推理）？譬如施惠对概念的把握可谓娴熟到了可以颠倒黑白的程度，可就是没能划分出概念即概念的内外属性。

　　概念是西方语言的引进，中国原来是没有概念这一词的，中国对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点采取的是不确定的做法，使得论辩常常成为了狡辩，譬如“道”和“理”之间混乱不清，美学理论上更是如此，一词多用、相互混用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