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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论文】人的最高尊严何以实现

热度 1已有 259 次阅读2019-6-19 09:24 |个人分类:学术 文化|系统分类:杂谈| 尊严, 存在, 信仰 分享到微信

                    人的最高尊严何以实现——《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读后




【作者】杨新磊 
【摘要】尊严,是人拥有的一种特性,意味着人的价值被认可,人格被尊重。尊严,来自人的权利有保障,大体遵循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五种需求层次论”。人的最高尊严,就是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自我最大的价值,也就是获得最高程度的尊重。古往今来,人人无不要有尊严,直至要实现自己的最高尊严。信不信神、信不信基督教,都是扯淡,最终都不如尊严重要。尊严史,是法国年鉴学派缔造者吕西安•费弗尔心态史的最高境界,亦是灼照其《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这部历史学煌煌大作的思想曙光。
【关键词】尊严    心态史     年鉴学派     信仰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B9+K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原创论文】人的最高尊严何以实现_图1-1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Lucien Febvre(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的代表作Le Problème de l’ incroyance an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 (《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比较难读,因为其历史观不是中国读者自幼学习并熟悉的那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部曲式历史观,而是基于History of Mentality(心态史/心灵史)来构建体例,运思行文。
心态史或心灵史,是思想史的一支,与History of Idea(观念史)一样,都是思想史的四梁八柱。吕西安•费弗尔在《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驾轻就熟的论史方法与Arthur O. Lovejoy(阿瑟•奥肯•洛夫乔伊,1873-1962)在其代表作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存在巨链》)中游刃有余的论史方法一样,都是思想史最典型的范式:以思想作为历史时代的基元,不唯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马首是瞻,穿过改朝换代、宫廷内斗、战争战役的迷雾看特定时代某种思想(如私有制、自由、基督教、宪政、三权分立、女权主义等)的交锋与嬗变,透过聚讼纷纭、波诡云谲的经济现象深窥普通老百姓的婚姻史、家庭史甚至私生活史,编纂一部犀利细腻却又人情味十足的正史。思想史与中国大陆民众思想深处的“历史”甚至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历史观相去甚远,因为,我们饱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浸淫与遮蔽,且被政治化、中国化,其主要服务于一届又一届政治领袖及其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
进入《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需要巨大的勇气,即使历史学博士生也未必全都具备。在这里,宗教与信仰、有神论与无神论、神学与宗教、科学与宗教等几组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是最大的拦路虎。读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宗教学基础,很清楚这些,否则,当作者把这些极易混淆的概念置于十分遥远而陌生的十六世纪,且一个个按在Francois Rabelais(弗朗索瓦•拉伯雷,1483-1553)、Jean Visagier (让•维萨吉耶)、波旁、艾田•多莱尤其是“吕西安”——一个幽灵般游荡于16世纪直至今日都阴魂不散的欧洲人名头上后,你必然会晕头转向,如坠五里云雾中。更莫提,此书在法语、英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之间纵横捭阖,引文来自前后几个世纪的学术论文、专著、信札、随笔、诗歌与民谣,脚注常常长于正文大多还是间接引用且嵌套着译注,尤其,全书章节看不出总与分、主与次。当这些典型的欧洲古典学术专著之“卷帙浩繁”叠加于500年前陌生冷峻、高傲晦涩的基督教会史和经院哲学史之上,《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无疑是对中国大陆读者知识乃至常识、精神乃至灵魂的一次巨大折磨!这书,到底是在讲什么,逻辑是什么,观点是什么,结构是什么样的?
当你连一本书的内容、逻辑、观点与结构均不能掌握的时候,你肯定十分沮丧,你肯定读不懂它。二十世纪初期,“五四”前夕,马君武、朱执信、胡汉民、刘师培等留日学者与李达、李汉俊尤其李大钊等留苏学者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也遭遇了这种情形,且比这更甚,因为那时尚无汉译本,原著全是日文、俄文甚至德文。怎么办?要学以致用,要活学活用,切不可死读书。早期共产党人译介马克思的经典是为了给自己的理想,尤其信仰,提供一个深厚而强大的理论屏障,使自己的革命行动有说法,有依据,这和水浒英雄扯起“替天行道”大旗、太平天国假借洋教、义和团标榜“扶清灭洋”、孙中山仰仗“三民主义”一样,都是意识形态斗争之必需。没有思想的统一,就不会行动一致,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抛开具体的历史时代,摈弃中外国家、地域之别,弗朗索瓦•拉伯雷、让•维萨吉耶、波旁、艾田•多莱、四个即使再多的“吕西安”、马克思、毛泽东乃至凯撒、拿破仑……古今中外,所有人,尤其是有所成就的人,究其一生,无不竭力寻求其尊严的最大化,即最高尊严之实现。
尊严,是人拥有的一种特性,意味着人的价值被认可,人格被尊重。人的尊严从何而来?来自人的权利有保障。什么权利?首先是生存权,其次是工作权,再次是社交权,最后是自我实现,大体相当于美国心理学家Abraham Harold Maslow(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1970)的“五种需求层次论”。拉伯雷首先要吃饭,要有住处;其次要有工作,这样才会衣食无忧,生活才有保障;再次是要有自己的朋友圈,且必须有几个粉丝如信徒、学生、读者等;最后他的尊严才会体现出来,自我价值才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古往今来,孔子、耶稣、释迦牟尼、拿破仑等有大作为的人,莫不如此,无一例外。不要小瞧吃饭问题,不是人人都有饱饭吃,因各种原因入狱的囚犯、遭受各种灾难的难民、乞丐都吃不饱饭,连饭都吃不饱,遑论其它?也不要小瞧住处或住房问题,直到今天,全中国人的神经还都紧紧绷在住房这根弦上,因为住房比吃饭更容易分配不均,以权谋私,更容易摧毁一个家庭,引发社会动荡。拉伯雷的时代,体制或威权不会给疯子普代伯分配宽敞的住房,不会给他发放餐补,看着他饱食终日都会感到粮食被浪费,他只配像《巴黎圣母院》里的Quasimodo(卡西莫多)那样住在钟楼里,蜗居某个犄角旮旯,甚或流离失所。更不要小看工作,自古至今从来都不是人人都有工作,失业比失恋更普遍,更常见,更能钳制一个人的发展甚至生存,因为,道理很简单,有工作就有收入,就有饭吃。如果信仰基督教可以令人有事做,有饭吃,有住处,那教会还愁没信徒吗,无家可归、饥肠辘辘、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人难道不会去教会/寺庙/道观吗?古往今来,很多人当兵,不为别的,就为吃粮,当兵吃粮跟借债还钱一样天经地义,能吃饱,就足以说服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去当兵,去卖命,去殉道,去改变自己的信仰。更何况,这世上乌合之众、庸碌之辈比比皆是,思考诸如有没有神、什么是信仰、啥是共产主义等这些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头疼,累,远不如吃饱穿暖实在,远不如吃喝嫖赌来得痛快。信仰问题、宗教改革、神、科学实验,都建立在吃饱饭、有住房之上,都是工作的一种形式或形态,其区别只在于能否实现人的最高尊严。
什么是人的最高尊严,如何实现人的最高尊严?人的最高尊严,就是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自我最大的价值,也就是获得最高程度的尊重。教皇、神父都实现了人的最高尊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修女则未必,她们要受制于此二者,从精神甚或肉体,正如《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第二部分《信或不信》第二卷《16世纪无宗教信仰的极限》第一章《宗教对生活的影响》之1《私生活》描述的那样,在那个时代,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行为,一天天一日日,都被宗教填得满满的”,那是一个“愿意相信的世纪”,是一个信仰过剩的时代。这与今天极为不同,在物欲横流、腐败横行、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今天,人们对政客、企业家、投资项目尤其演艺明星各种虚伪的表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会通过各种媒体深扒他们的幕后,撕开他们层层面具遮掩的真相。当今国人思想深处的道德预设是“人性本恶”,凡事凡人十有八九为“假恶丑”——这是严重的不信,典型的信任危机,十足的信仰虚无。天主教、基督教的黄金时代,没有人怀疑世界的秩序,从宇宙、太阳、月亮、星星到国家的政体、国体直至日常生活,因为,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神是存在的,相信有基督耶稣,所以,教会、神学院、神职人员、宗教仪轨等都是合法的,神圣的,不证自明的,不容置疑的。一个人信神、信基督教也就是向世人宣示自己是理智的,有理性,因而可获得来自宗教的庇护,会得到公众的尊重,于是也就获得了尊严。倘若他/她还念过书,受过教育,有一技之长或真才实学,甚至能写出Gargantua et Pantagruel(《巨人传》)、Cymbalum mundi(《洋琴世界》)这样的著作刊布于世,自然会实现人的最高尊严。因为,正如此书第256页指出的那样,16世纪的心理是——灵魂,那时人们笃信灵魂永生不死。至于探索地球的Cristóbal Colón/哥伦布、Fernão de Magalhães/麦哲伦和探索宇宙的Nikolaj Kopernik/哥白尼、Giordano Bruno/布鲁诺、Johannes Kepler/开普勒、Galileo Galilei/伽利略,也就是当时质疑并挑战基督教权威的那些所谓“科学家”,在16世纪,无不被基督教视为异端,教会一定会设法使其尊严尽失,威信扫地,令其失业,令其无住处,令其吃不饱,直至剥夺其生存权。这些人的“科学家”光环,都是后世加封的,在其栖居的那个时代,他们活得还不如疯子普代伯,还不如巴黎、伦敦、罗马街头的乞丐,因为,疯子和乞丐尚有生存权,而他们大多最终被基督教会烧死或绞死。16世纪的“科学家”,是最没尊严的人。
吕西安•费弗尔写作《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一书,是在“二战”期间,那时德国纳粹攻陷了巴黎,法国沦陷,他生活窘迫,吃饭都成问题。由于曾当过兵,扛过枪,打过仗,吕西安•费弗尔的爱国主义情怀比一般法国人要强烈得多,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要在德占时期一直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坚持要把《年鉴》杂志办下去的原因。这份杂志不倒,法国精神就不会倒,就像教堂不倒则基督教就不会倒一样,就像游荡于本书里的四个“Lucien/吕西安”不倒则Pantagruel/庞大固埃就不会倒一样,就像法兰西的Pantagruelism/庞大固埃主义不倒则乐观浪漫、积极进取的欧洲人文主义精神就不会倒一样。
具体来说,在吕西安•费弗尔的笔下,确有其人的“吕西安”只有政客Lucien Buonaparte(吕西安•波拿巴,1775-1840),拿破仑的三弟及其忠实拥趸,到大文豪巴尔扎克1837-184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就已经不是真实历史人物了,至于“宗派分子吕西安”尤其“猴子吕西安”则只是对某些愤世嫉俗、特立孤行、标新立异、卓荦不群者的讽刺,对各类犬儒主义者的戏谑。法语的“Lucien”来自拉丁文的“Lucine”,与希腊语的“Λάμψη”同源,本义是指古罗马神话里在孩子出生时给予第一道光芒的女神,所以,Lucine有启蒙、照明的意思,相当于汉字的“耀”。以Lucien给自己取名的人都深知此词的蕴含,画家Lucian Freud(吕西安•弗洛伊德,1922-2011)、“垮掉派”重要人物Lucien Carr(吕西安•卡尔,1925-2005)、汉学家吕西安•比昂科 ( Lucien Bianco,1930.4.19 - )莫不如此,《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的作者吕西安•费弗尔自然更清楚。即使来再多的“吕西安”,不论这些“吕西安”们与中国十三朝古都西安有无关联,不论此书的译者闫素伟为什么非要把“Lucien”与西安扯上关系而不译成“吕锡安”或“卢锡恩”,自古至今,古往今来,所有走过这个世界的人,无不要吃饭,要住房,要工作,要有尊严,直至要实现自己的最高尊严。信不信神、信不信基督教,都是扯淡,最终都不如尊严重要。
尊严史,是年鉴学派缔造者吕西安•费弗尔心态史的最高境界。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第六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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