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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绸之路与鄂尔多斯传奇

已有 1439 次阅读2016-8-29 03:25 |个人分类:学术研究|系统分类:杂谈| 鄂尔多斯, 传奇 分享到微信

                      草原丝绸之路与鄂尔多斯传奇
            “鄂尔多斯”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众多的宫殿,也有人说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那么,鄂尔多斯作为众多的宫殿,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建造的?它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什么?鄂尔多斯作为蒙古族的一个部落,是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中形成的?宫殿与部落之间是什么关系?与草原丝绸之路又有什么联系?等等,对这些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就会了解,“鄂尔多斯”在草原丝绸之路怎样演绎了很多具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
            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奇·斯钦,在《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考》和《成吉思汗八白室原址的发见记》中,对鄂尔多斯作为众多的宫殿、作为蒙古族的一个部落所形成的年代、环境等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从三个方面来简要介绍和初步探讨。
           一、作为宫殿,鄂尔多斯主要发挥了蒙古帝国首都的作用。
           “鄂尔多斯”作为“众多的宫殿”,是成吉思汗建造的。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系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大蒙古国最初的首都,在当时大蒙古国的政治生活军事活动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四大斡耳朵不仅是皇帝和后妃的居住之地也是成吉思汗处理军国大事的地点同时也是相互独立的济集团。大蒙古帝国大汗斡耳朵并非由一座斡耳朵组成,而是一处以一座斡耳朵为中心,有“车帐千百”。从职能角度讲,成吉思汗时期没有固定的都城,大汗根据所幸行于四斡耳朵之间,处理军国大事,四斡耳朵起着大蒙古国政治中心的作用。当然,其中的第一斡耳朵作为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的象征意义更大
      有关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的所在地在,研究有关蒙元斡耳朵体系的日本学者箭内亘,继承发展了日本学者那珂之说,提出蒙元皇帝的斡耳朵是固定宫殿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冈田英弘对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的来源做了简要的说明:大斡耳朵为主儿勤部的薛扯别乞、台出的旧营;第二斡耳朵为萨里川的乞颜部旧营;第三斡耳朵为克烈部汪罕的旧营;第四斡耳朵为杭爱山中的乃蛮部塔阳汗的旧营。换言之,所谓的成吉思汗四斡耳朵是在蒙古四大部落首领旧营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把原有的主儿勤部、乞颜部、克烈部、乃蛮部部落首领的旧营分别交由四位夫人管领,形成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其中自然包括大量的财产和人马,具有都城功能。
           二、作为部落,鄂尔多斯主要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的英灵。
           历史上的鄂尔多斯部落,不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而是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组合在一起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形成是以成吉思汗创建的斡耳朵组织和怯薛组织为前提的。怯薛组织的职权范围涵盖皇室的安全保卫、中央政权的军政事务、皇室成员的饮食起居及后勤供给等诸多领域。可以认为,怯薛军既是成吉思汗的近卫部队又是担负各种要职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总之,斡耳朵组织和怯薛组织的人户共同构成了鄂尔多斯部的先民,四斡耳朵属民后裔后来成为鄂尔多斯部的主体
      元朝建立后,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先后设置了四所总管府和一所都总管府,下辖提举司、长官司和各种造作匠局等二十几个机构,私属工匠、打捕户遍布大都、上都、保定、东平、彰德、泰安、河间等地。一直到元末,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仍旧存在。那么,留守四大斡耳朵的常住居民情况如何?《元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至顺二年(1331年)八月甲寅,“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畜牧多死,民户万七千一百六十,命内史府给钞二万锭赈之。”陈得芝先生在其《赤那思之地小考》中说:“这是有关该地户口数目的唯一资料,若按每户五、六口计,该地区人口约有十万口上下。”这十万人口当是成吉思汗四斡耳朵真正的守宫部众,也是后来称之为“鄂尔多斯部”的直接祖先。
                元末明初,太祖四斡耳朵没有遭遇不测是事实,而在此后演变为八座毡帐也是事实。于是我们可以做出判断,爱猷识理答腊携太庙神主抵达漠北后,对四大斡耳朵进行了一系列安排和调整:首先,集中四大斡耳朵及所属人马;其次,有可能参照元大都八室太庙的定制,将四大斡耳朵改造成八座毡帐;最后为了躲避明军锋锐,使它们撤离故地进入流动状态。从此成吉思汗灵宫斡耳朵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漫长的流动迁徙的岁月。而在此过程中,守护斡耳朵的部众也以鄂尔多斯部的名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三、围绕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鄂尔多斯,在草原丝绸之路发挥了特殊作用。
           从物的角度来看,先建造了宫殿,后来变成了八白室、陵园;而从人的角度来看,从成吉思汗时期的近卫怯薛军,到成吉思汗去世后变成守护和祭祀成他的英灵的部落。总之,无论是宫殿还是部落,“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与草原丝绸之路也密切相关。如果说“草原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那么可以说,是成吉思汗为此奠定了基础,而且当时很多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决策,出自蒙古帝国最早的首都“鄂尔多斯”。
           据百度百科资料,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组成部分。作为当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其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草原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元王朝正式建立驿站制度,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 ,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这三条通往欧洲的驿路,构成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达,使中国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到了欧洲,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元代全国有驿站1519处,有站车4000余辆,这些站车专门运输金、银、宝、货、钞帛、贡品等贵重物资。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商队络绎不绝。此时最为著名的商贸城市是元上。元上都城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史载:“(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在元上都,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频繁来访。例如,印度、缅国、尼波罗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过元上都,元上都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元朝建立后,由于在不断西征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并直接统治了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在辽代的草原丝绸之路基础上,重新连通了东西方文明,许多欧洲与西亚等国的使臣、商人、教士与旅行家相继前来。此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完全南移至长江中下游流域,而政治中心则北移至元大都,至此,因为历史和经济等多方面原因,草原丝绸之路最初三个主要部分只余其一,其发展也主要是围绕元大都(今北京)。
           我们应该强调的是,蒙古族不仅有游牧文明,也有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例如,蒙古人所建的哈剌和林、元上都、元大都,在当时都是举世瞩目的“草原皇城”、“国际大都会”。哈剌和林遗址、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故宫等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现在的北京就是历史上的元大都,她保留和蕴涵着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可见蒙古族城市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而且特别神奇的现象是,作为蒙元帝国都城的固定城池及其称谓消失了、改变了,而当时成吉思汗亲自创建以及他去世后数百年世代守护和祭祀他的灵魂的“鄂尔多斯”依然存在,而且在成吉思汗生前眷恋地鄂尔多斯,融合为现代化城市鄂尔多斯。相对于蒙元帝国失去功能的城市遗址,具有生命活力的“鄂尔多斯”才是真正的活态世界文化遗产。
           从商业文明的角度来看,据有关资料,近几年在蒙元时期草原城市的遗址当中,相继发现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大量实物。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发现了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钞票实物“中统元宝交钞”;在额济纳旗黑城古城遗址相发现“中统元宝交钞”“至元行宝钞”。在元朝,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来过元上都等地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回国后写下了《马可·波罗行纪》,向西方详细介绍了中国生活和礼仪,特别是对纸币惊叹不已:“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说它可以用于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货币的流通,特别是纸币成为主体货币,是资本产生的基本条件。蒙古族创造大范围通用纸币,使纸币成为主体货币,为资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而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可见,成吉思汗不仅在草原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改变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美国学者、蒙古国成吉思汗学院名誉博士捷克·法萨切伏德就认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在自己管辖的多国建立金融系统,并执行了成吉思汗坚持的商业政策。在中国执政的蒙古人开始流通纸币”;“在已过去的千年,成吉思汗在为近代生活打下基础方面超过了任何一个人”。
          总之,无论是宫殿还是部落,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当代鄂尔多斯人提出成吉思汗文化概念,就可以在更大的系统内来深入研究和探讨诸多问题,就可以把成吉思汗文化与草原丝绸之路结合起来,与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对此,作为姊妹篇,在《“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学视野下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将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资料:
          1、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考》,奇·斯钦,刊载于《鄂尔多斯学研究》2015年第2期。
          2、《成吉思汗八白室原址的发见记》,奇·斯钦,刊载于《鄂尔多斯学研究》2015年第3期。
          3、《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包海山著,九州出版社,2015.5
            作者:包海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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