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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4年毛泽东怎样一步步地被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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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4年毛泽东怎样一步步地被靠边站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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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4年：毛泽东怎样一步步地被“靠边站”
2019-04-26 09:22 星岛环球网 作者：罗 雄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项英于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江西苏区，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于次年1月15日组织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代理书记，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
自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攻打城市失败后，毛泽东率领余部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找到了革命扎根的落脚点，发展和壮大了第一支由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从那时起，毛泽东便成为中共武装力量的著名领导人，成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者，成为蒋介石绞尽脑汁力图消灭的“共匪”头目，也成为与教条主义者格格不入而受排挤的对象。
从1930年末到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前这一段时期，以教条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留苏派压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逐步削弱和夺取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的领导权数得数失，最终被“靠边站”，中央苏区全盘“苏化”。
王明、博古“一步登天”成为党中央最高负责人
王明又名陈绍禹，安徽省金寨县人。1925年10月由湖北省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得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在学习期间，为了打压异己，王明等炮制了“浙江同乡会”事件，把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李剑如、余笃三等工人出身的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帽子。（后来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邓中夏等调查后，认为“浙江同乡会”根本不存在。同时也摘除了李、余等“工人反对派”的帽子。）
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圈定的新的中央人选，过去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的中央名义上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中共中央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从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此时，博古（原名秦邦宪）并没有跻身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但是很快博古得到了传奇式的机遇，最终由一名只有6年党龄的普通党员，跳过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阶段，成为党中央最高负责人，当时博古只有24岁。这一童话般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31年4月和6月，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迅速转移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很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在离开上海前的9月下旬，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
以博古、张闻天等留苏派领导的党中央，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给毛泽东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和工作上的困难。同时，随着各路“钦差大臣”陆续被派往中央苏区参与领导工作，毛泽东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权力逐渐缩小，以至于最后成为“光杆司令”。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项英成立苏区中央局，成为中央苏区法理上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前往江西苏区建立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为实现其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而采取的重大战略步骤，同时也是落实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关指示的具体行动。
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接见在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会议强调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实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开展”。
这些措施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屡屡批评毛泽东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充满农民保守观念”、“游击战是单纯的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甚至警告毛泽东“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项英于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江西苏区，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于次年1月15日组织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代理书记，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同时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由其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至此，从理论上来看，项英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但很快项英和毛泽东在对待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的性质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坚定地认为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AB团取消派“企图恐吓动摇一班同志反对毛同志个人，达到AB团取消派破坏革命的阴谋事实”，其性质是反革命的。项英则声称富田事变是“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斗争”，“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是唯心的结论”，并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肃反AB团提出批评。
项英和毛泽东的矛盾冲突，反映到了中共中央。周恩来在1931年2月20日的政治局会上代表中央对富田事变的性质和处理意见定调，周恩来指出：“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为AB团所利用”。会议决定派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全权处理这一问题，同时由任弼时起草致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要立即停止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
与此同时，在2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中央重新调整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任弼时分管组织工作、王稼祥分管宣传工作、毛泽东主管军事工作。中央苏区的二号人物改由任弼时担任，王稼祥则进入了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机关。项英虽仍代理书记一职，但组织上的改动使项英在1月成立的苏区中央局的核心地位大打折扣。
任弼时与毛泽东短暂“蜜月期”后的尖锐矛盾
1931年4月下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随后任弼时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批评项英“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从此，中央苏区的重大问题决定权都集中在中央代表团，项英实际上再也没有履行代理书记的职权。
同年5月24日，在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下，重新恢复了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10月，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项英领导能力不够，决定以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此时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短暂的密切配合。但很快，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之间就关于土地与富农问题和军事战略的分歧扩大了他们之间原本就有的裂痕。
在土地政策及富农问题方面，毛泽东曾先后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和《井冈山土地法》。在1930年2月7日制定的《土地法》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修改了之前土地法规中不适合革命实际的条款，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明确指出“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酌情分与田地”。
但1930年后，随着苏联反对富农斗争的深入，共产国际对中共反对富农问题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任弼时等留苏派在这种极“左”的土地政策的思想指导下，于1931年8月21日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宣布今后“地主豪绅及家属、宗教事业者（和尚、道士等）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富农只能分坏田”。
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评毛泽东“不没收富农多余及好的土地，向富农让步”，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会后，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毛泽东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方针，如绝不与敌人打消耗战，养精蓄锐，以逸待劳；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各个击破等。事实证明，这些主张是极其正确的。但留苏派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体现。赣南会议期间，临时中央批评红军领导忽视“阵地战”、“街市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会议还取消了红一方面军建制。毛泽东再次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临时中央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对革命形势作出夸大的估计。1932年1月9日，张闻天发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文，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毛泽东对于这种错误的战略方针，进行了抵制。苏区中央局攻打赣州失败，而毛泽东运用其“毛氏”军事战略却取得了漳州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闽西根据地。但这种胜利在张闻天等留苏派眼中恰恰是一种错误。4月4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又一次不指名地批评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像咒符一样去念”。
此时，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采取先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再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的策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而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与指挥战事。为统一军事领导，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指挥作战。苏区中央局不同意。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苏区中央局才勉强接受周的建议。
在对如何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反“围剿”的策略上，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而在前线的毛泽东、朱德等认为行不通。为解决红军军事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在宁都召开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把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任弼时、项英等指责毛泽东“不尊重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批准毛泽东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随后，毛泽东长期告假休养。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彻底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回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一职务在战争动乱的年代，几乎是一闲职。
博古全盘“苏化”中央苏区，毛泽东彻底“靠边站”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大规模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博古领导的临时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使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临时中央机关也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根据地瑞金。博古等留苏派在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为了掌控党政军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干部。
1932年2月，由于闽粤赣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写了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被博古等人认为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在党内立即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即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实质是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发表《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一文，指责毛泽覃实行“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即游击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很显然，这实际上批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当时中央苏区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熟读《三国志》《水浒传》等书，并从中汲取了许多精华。
同年5月，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在军委总参谋部，由留苏派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正副参谋长，留苏派王稼祥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被完全排除在军委之外。
1934年1月中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选举博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中央政治局12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中留苏派占了绝大多数，毛泽东未能进入权力核心。
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苏区参照苏联体制，建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设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制定党的军事决策。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党校、中央机关刊物编辑部等作为中共中央的直属机关，分工负责各方面的工作。留苏派理论家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在苏维埃政府系统，也仿照苏联体制，设立了一系列机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设立了人民委员会，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下辖21个人民委员部（局）及相关委员会。同时博古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此，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使得毛泽东成为“苏联的加里宁”，有名无实。
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苏式”氛围，以至于许多机构的名字都充满苏式色彩。如党培养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军队教育系统内的少共国际师、工农军郝西史大学；政府教育系统内的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院、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列宁师范学校、列宁团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更有甚者，在一些重要的集会上，还要选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著名领导人作名誉主席。如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把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高尔基等人列为名誉主席，并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电”。
在留苏派“左”倾中央的错误指导下，中央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队伍急速减员。对此毛泽东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此时的毛泽东虽“插不上话”，但他心系红军、心系根据地，在得到中央同意下，毛泽东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战况。据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将军回忆，毛泽东当时掩饰不住内心的万分悲痛而潸然泪下。
从项英受命进入根据地到博古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只有短短的三年左右。这期间留苏派与毛泽东矛盾斗争纷繁复杂，毛泽东数次被“贬”后又“崛起”。应该说，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毛泽东被彻底“丢在一边”。然而这种优势仅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因为在国民党大举围剿下，中央苏区岌岌可危，而博古等留苏派不能打破反“围剿”，不能在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上取得成功。因而这种优势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新站到了决策岗位上。这是中共中央克服“左”倾错误的胜利，同时也是毛泽东策略与谋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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