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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与彭德怀斗争的历史真相

已有 27 次阅读2020-7-5 14:02 |个人分类:普评制点评|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与彭德怀斗争的历史真相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与彭德怀斗争的历史真相
2020-05-11 10:01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的这些话抓住了彭德怀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泽东内心想说的话。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至今很难看到有关的材料。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革命”。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秘书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谁也说不清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东北白城子靶场视察,看到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水泥横梁和立柱,又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不动脑筋,听任苏联专家摆布。其实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场干部一个个吓的不敢吭声。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彭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是着军装去接见。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牵连,彭德怀不服气地作检讨

眼看着邓华等老部下受他牵连,陆续被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彭于心不忍,1959年9月4日,他终于给毛写了一封信,作了检讨。信中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请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信送到毛的住处,毛立即给彭打来电话,说已收到他的来信,欢迎彭的态度,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毛兴奋地一口气讲下去,彭始终没有插话的机会。放下电话后,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

彭的心里没有服气,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的老同志。”这个批示发到了全党。

但是两天之后,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上来就说:“同志们,我说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毛严厉批判彭“搞阴谋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直到“文革”中,毛还说:“机会主义的头子,要改也难。彭德怀改了没有?没有改。”彭最终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反右倾’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使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在党内进一步发展。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给一些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长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路。”“它使得党难于防范,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失误。”(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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