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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波兰的叛徒?

热度 1已有 348 次阅读2019-10-25 09:34 |个人分类:文摘|系统分类:文学分享到微信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波兰的叛徒?_图1-1


2018年,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凭小说《航班》获得布克奖。(东方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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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被誉为当代波兰文学女王,也曾被极端读者怒斥为“叛国贼”。在国际上,她早就享有盛誉,在东欧与米沃什、辛波斯卡、昆德拉齐名,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盛赞她是一位“辉煌壮丽的作家”。不过,在获得诺奖之前,很少有中国人了解她。(Vista看天下撰文 | 宗城/编辑 | 沈佳音


早在200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就引进了她的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当时这本书被翻译成《收集梦的剪贴簿》),可惜销量惨淡,大众不重视,国内文学权威也很少发声。


十年后,后浪出版社的编辑经过一位开书店兼卖猫粮的朋友推荐,读到了托卡尔丘克的作品,觉得这是任何一位文学编辑都不会错过的书,所以毫不犹豫地跟进了。于是有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本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这两本书一年的销量不到三千本,累计销量不到两万,诺奖开奖后,它们的销量数据才猛增为过去的600倍。


要了解一个全面的托卡尔丘克,不仅仅要读《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这两本代表作,还要注意到《雅各书》、《让你的犁头碾着死人的白骨前进》等其他作品。


在《雅各书》中,托卡尔丘克正面介入政治,她冒着被全国人民唾骂的危险,呈现一段祖国不光彩的历史。为此,她还收到了波兰右翼民族主义者发送的死亡威胁。


因为一本书,她被斥责为“叛国者”


《雅各书》是一本关于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书。它讲述了18世纪的波兰人如何强迫一个东欧犹太人群体改变信仰,令他们成为天主教徒的过程。


书中,犹太人本来与世无争,过着自己的小生活,但一系列政治动荡,把他们卷进洪流。其中,“一名叫雅各·弗兰克的反叛者宣布拒绝犹太法典,称自己是弥赛亚,并在犹太神秘哲学中寻找启示。他获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经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宗教动荡后,雅各最终率领信徒在天主教的教堂受洗。”(米琴:《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雅各书>引起的风波和思考》)


《雅各书》出版后,托卡尔丘克接受电视采访时指出:“波兰这段历史曾被形容为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对少数民族压迫的历史,可实际上波兰人曾作为多数民族压迫过少数民族,曾有过农奴制,也曾屠杀过犹太人。”她一下子激怒了波兰的爱国者,尤其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波兰的国家形象是神圣的,波兰怎么可能压迫少族民族,又怎么会像希特勒一样屠杀犹太人?右翼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他们觉得托卡尔丘克在侮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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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士兵在波俄边境的瞭望塔里观察(gettyimages 图)


于是,波兰文学女王顷刻间成为“全民公敌”,许多尊敬她的人,加入到唾骂她的行列。甚至有激进的反对者,要求托卡尔丘克道歉、修改《雅各书》,否则就对她发出死亡警告。但托卡尔丘克是个倔脾气,她不道歉,且坚持立场,在她看来,波兰的历史不应该只有“英雄”和“被压迫者”这两种叙述,波兰的历史也不该被极简化的爱国主义叙述所笼罩。历史就是历史,它有光彩的和不光彩的,有光荣与梦想,也有恐惧和灰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立场,这些所有加起来的总和才是历史,才是当代人要直面的东西。托卡尔丘克不认为这是叛国之举,在她眼中,这是尊重历史的方式,也是一位文学家可以承担的责任。


托卡尔丘克背后的波兰历史


其实,《雅各书》并不是托卡尔丘克第一次介入政治。早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她就对“波兰性”(在中国的语境里,可理解为“国民性”)有过深入探究;在《E.E.》中,托卡尔丘克把神秘主义和家庭故事结合,通过一个波兰和德国的混血家庭,探讨寻根、族群相处、人的非理性成分;在黑色幽默小说《让你的犁头碾着死人的白骨前进》中,作家借一个偏僻小村中发生的谋杀案,把视角对准了波兰的社会阶层问题和宗教伪善;在改编成电影的《糜骨之壤》中,她关注环保议题,继续批判基督教和右翼民族主义者;在《航班》中,她在延续诗意表达的同时,也关心波兰的游荡者如何找寻自己精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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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理解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就需要结合波兰的历史。波兰曾经是欧洲大国,沃野千里,人丁富足,但地处欧洲心脏地带,铸就它的荣耀,也令它处于“四战之地”。1733—1735年,俄、奥与法、西、撒丁为争夺波兰进行了战争,导致波兰部分土地沦陷;1772—1795年,波兰被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瓜分,历史上第一次被灭国,从此在欧洲地图上消失了123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灭亡,前苏联建立,废除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奥地利签订的关于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承认波兰人民享有“独立和统一的不可否认的权利”,再加上当时的奥地利、德国也自顾不暇,波兰终于等到了复国的机会,但二战时期,波兰又被纳粹德国吞并了。


二战后,波兰第二次光复,却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侮辱——作为战胜国,却被要求割让土地。在前苏联和英、法、美等国家操控的协议中,波兰被要求东部以寇松线为波苏边界,西部波德边界则向西推移至奥德-尼斯河,波兰的版图整体西移200多公里,东部大量土地丢失,面积比战前缩小了约7.6万平方公里。


这些历史时刻刺激了托卡尔丘克的创作。她在小说中反复描绘的西里西亚就是一个满是伤痕的地方。西里西亚位于奥德河畔,这个区域如今大部分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这里的人们对“西里西亚”更有归属感,但他们不得不分属三个国家,这一切都与战争和协议有关。讽刺的是,那些裁决他们的协议,主导者却不是他们,而是把西里西亚当作筹码的政客和战争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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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德国为自己入侵波兰寻找正当理由而制作的宣传画(gettyimages  图)


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里,有一个故事叫《去年我在西里西亚交易所收集梦》,里面就写道:“那是些亡命的夜晚,战争的夜晚,婴儿的夜晚,暧昧爱情的夜晚;是一些在旅馆、火车站、大学生宿舍、自家住宅的迷宫里徘徊寻路的夜晚;或者是敞开门、打开许多盒子、箱子、柜子的夜晚;或者是旅行的夜晚,那时做梦者往往要跟火车站、飞机场、火车、高速公路、路旁的蝴蝶打交道,他们或丢失箱子,或等票,担心着急,生怕来不及换乘。”


她的小说与寻根密切相关


当然,托卡尔丘克能走出波兰国境,成为一位获得世界认可的作家,并不仅仅因为她作品中区域性的部分,还在于她找到了连接不同族群的情感密码,她的写作对阶层不同、立场不同的读者有很深的包容度(右翼民族主义者除外)。


在写作上,她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喜欢做一系列新鲜的实验,比起显克维奇、莱蒙特这些波兰的文学前辈,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更梦幻也更关注“精神现实”。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她说:“现实主义写法不足以描述这个世界,因为人在世界上的体验必然承载更多,包括情感、直觉、困惑、奇异的巧合、怪诞的情境以及幻想。通过写作,我们应该稍微突破这种所谓的理性主义,并用这种方式去反过来强化它。”托卡尔丘克理解的写作“是一种拉伸运动,它拉伸着我们的经验,超越它们,建立起一个更广阔的意识”。


诺奖之所以颁给托卡尔丘克,是为了表彰她对小说这个文体的创新。长久以来,小说家面临一个“小说怎么写”的问题。尤其是20世纪以来,当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文学巨人已经把小说的故事穷尽,“小说怎么写”成为了一个严峻的拷问。


于是有了现代主义,有了乔伊斯、卡夫卡、伍尔夫,有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文学实验,它们都在回应“小说怎么写”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故事,而是你怎么讲述这个故事。故事说来道去不过几百种,但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无穷无尽。


到了互联网时代,小说面对的挑战又不一样了。托卡尔丘克这一代的小说家,面对的不只是故事被前人讲完的尴尬,还有互联网席卷而来的碎片化、浅薄化浪潮,一切事物被简化,复杂的东西被压缩成标签、情绪化观点,供每一个陌生人评头论足。站在河流冲刷的堤岸,作家该如何应对呢?托卡尔丘克选择的是顺应时代。她的小说不再是长篇累牍、佶屈聱牙,而是破碎、重组,混合了包括小说、诗歌、日记、随笔、歌谣在内的不同文体。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就是一次大胆的实验。这本书创造了一个叫“太古”的空间,汇聚了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和不同人的时间。小说的目录就是一系列事件的总和,包括:太古的时间、地主的时间、米霞的时间、麦穗儿的时间、盖诺韦法的时间等。这些时间的主人不局限于人类,万物都有它的时间、它的思考,比如在“椴树的时间”里,作家写道:“一棵树死了,另一棵树就会接受它的梦,将这种没有意义,没有印象的梦继续做下去。所以,树木永远不会死亡。”


在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时间里,生命是一个不断下坠的过程。他体验着反复的告别、不断的失去,他的人生在青春期达到一个快乐的制高点,往后就是无力和叹息,他读书、游荡、躲进小楼成一统,都无法克服这种命运的悲剧感,以至于他感慨道:“青春时代的最大骗局就是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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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出席记者会(视觉中国 图)


阅读地主的时间,我想起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托卡尔丘克在文学中描绘自己的理想国,这个国度里又充满了祖国乡民的气息。她的神话糅合了波兰当地的史诗、传说和各式各样的民间段子,她关注的对象不是王侯将相,而是史书上被掩盖的一个个平凡的人,是那些就活在我们身边,同样参与历史的生灵。作家描绘上帝,谈论永恒,反思战争,却是建立在这些平凡的对象上,所以她的文字才让人感到亲切,而不是知识精英的傲慢说教。


当我们回到《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们能看到作家在发挥一种辩证的艺术。那些我们以为是怎样的存在,在小说里焕发出另外的模样,托卡尔丘克令读者静下来,换一种方式思考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星空,那个朦胧奇幻的维度里,颠倒、反转、重置随处可见,波兰一个破败的村落,变成宇宙的中心,宁静淡泊的人们,跌落时代交接的裂谷。在那里,“谁只要见过世界一次,他就会锥心地感受自己遭受的禁锢”,也是在那里,“人是时间的囚徒”。


在答波兰《政治周刊》记者问时,托卡尔丘克曾说,她写这部小说似乎是出自一种寻根的愿望,出自寻找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根的尝试,好使她能停泊在现实中。这是她寻找自己在历史上地位的一种方式。


无论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还是《雅各书》、《航班》,托卡尔丘克都在处理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安放自己?更具体地说,他如何处理自己和历史、故乡、国家、记忆,那些日渐淡忘和无法被遗忘的部分之间的关系?


托卡尔丘克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可以自由地游荡,可以做一个寻根者,她打通了历史和此刻的通道,让梦境和现实融为一体,这既是魔幻的,也是真正存在的,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找到她对问题的回答,并且不用担心晦涩难懂。就像这位作家的中文译者易丽君所说:“托卡尔丘克建立了一种信念……文学作品可以是既易懂而同时又深刻的,它可以既简朴而又饱含哲理,既意味深长而又不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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