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凭小说《航班》获得布克奖。（东方IC图）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被誉为当代波兰文学女王，也曾被极端读者怒斥为“叛国贼”。在国际上，她早就享有盛誉，在东欧与米沃什、辛波斯卡、昆德拉齐名，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盛赞她是一位“辉煌壮丽的作家”。不过，在获得诺奖之前，很少有中国人了解她。（Vista看天下）撰文 | 宗城/编辑 | 沈佳音

早在200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就引进了她的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当时这本书被翻译成《收集梦的剪贴簿》），可惜销量惨淡，大众不重视，国内文学权威也很少发声。

十年后，后浪出版社的编辑经过一位开书店兼卖猫粮的朋友推荐，读到了托卡尔丘克的作品，觉得这是任何一位文学编辑都不会错过的书，所以毫不犹豫地跟进了。于是有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本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这两本书一年的销量不到三千本，累计销量不到两万，诺奖开奖后，它们的销量数据才猛增为过去的600倍。

要了解一个全面的托卡尔丘克，不仅仅要读《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这两本代表作，还要注意到《雅各书》、《让你的犁头碾着死人的白骨前进》等其他作品。

在《雅各书》中，托卡尔丘克正面介入政治，她冒着被全国人民唾骂的危险，呈现一段祖国不光彩的历史。为此，她还收到了波兰右翼民族主义者发送的死亡威胁。

因为一本书，她被斥责为“叛国者”

《雅各书》是一本关于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书。它讲述了18世纪的波兰人如何强迫一个东欧犹太人群体改变信仰，令他们成为天主教徒的过程。

书中，犹太人本来与世无争，过着自己的小生活，但一系列政治动荡，把他们卷进洪流。其中，“一名叫雅各·弗兰克的反叛者宣布拒绝犹太法典，称自己是弥赛亚，并在犹太神秘哲学中寻找启示。他获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经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宗教动荡后，雅各最终率领信徒在天主教的教堂受洗。”（米琴:《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雅各书>引起的风波和思考》）

《雅各书》出版后，托卡尔丘克接受电视采访时指出：“波兰这段历史曾被形容为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对少数民族压迫的历史，可实际上波兰人曾作为多数民族压迫过少数民族，曾有过农奴制，也曾屠杀过犹太人。”她一下子激怒了波兰的爱国者，尤其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波兰的国家形象是神圣的，波兰怎么可能压迫少族民族，又怎么会像希特勒一样屠杀犹太人？右翼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他们觉得托卡尔丘克在侮辱祖国！

波兰士兵在波俄边境的瞭望塔里观察。（gettyimages 图）

于是，波兰文学女王顷刻间成为“全民公敌”，许多尊敬她的人，加入到唾骂她的行列。甚至有激进的反对者，要求托卡尔丘克道歉、修改《雅各书》，否则就对她发出死亡警告。但托卡尔丘克是个倔脾气，她不道歉，且坚持立场，在她看来，波兰的历史不应该只有“英雄”和“被压迫者”这两种叙述，波兰的历史也不该被极简化的爱国主义叙述所笼罩。历史就是历史，它有光彩的和不光彩的，有光荣与梦想，也有恐惧和灰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立场，这些所有加起来的总和才是历史，才是当代人要直面的东西。托卡尔丘克不认为这是叛国之举，在她眼中，这是尊重历史的方式，也是一位文学家可以承担的责任。

托卡尔丘克背后的波兰历史

其实，《雅各书》并不是托卡尔丘克第一次介入政治。早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她就对“波兰性”（在中国的语境里，可理解为“国民性”）有过深入探究；在《E.E.》中，托卡尔丘克把神秘主义和家庭故事结合，通过一个波兰和德国的混血家庭，探讨寻根、族群相处、人的非理性成分；在黑色幽默小说《让你的犁头碾着死人的白骨前进》中，作家借一个偏僻小村中发生的谋杀案，把视角对准了波兰的社会阶层问题和宗教伪善；在改编成电影的《糜骨之壤》中，她关注环保议题，继续批判基督教和右翼民族主义者；在《航班》中，她在延续诗意表达的同时，也关心波兰的游荡者如何找寻自己精神的根基。

要深入理解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就需要结合波兰的历史。波兰曾经是欧洲大国，沃野千里，人丁富足，但地处欧洲心脏地带，铸就它的荣耀，也令它处于“四战之地”。1733—1735年，俄、奥与法、西、撒丁为争夺波兰进行了战争，导致波兰部分土地沦陷；1772—1795年，波兰被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瓜分，历史上第一次被灭国，从此在欧洲地图上消失了123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灭亡，前苏联建立，废除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奥地利签订的关于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承认波兰人民享有“独立和统一的不可否认的权利”，再加上当时的奥地利、德国也自顾不暇，波兰终于等到了复国的机会，但二战时期，波兰又被纳粹德国吞并了。

二战后，波兰第二次光复，却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侮辱——作为战胜国，却被要求割让土地。在前苏联和英、法、美等国家操控的协议中，波兰被要求东部以寇松线为波苏边界，西部波德边界则向西推移至奥德－尼斯河，波兰的版图整体西移200多公里，东部大量土地丢失，面积比战前缩小了约7.6万平方公里。

这些历史时刻刺激了托卡尔丘克的创作。她在小说中反复描绘的西里西亚就是一个满是伤痕的地方。西里西亚位于奥德河畔，这个区域如今大部分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这里的人们对“西里西亚”更有归属感，但他们不得不分属三个国家，这一切都与战争和协议有关。讽刺的是，那些裁决他们的协议，主导者却不是他们，而是把西里西亚当作筹码的政客和战争贩子。

二战时，德国为自己入侵波兰寻找正当理由而制作的宣传画。（gettyimages  图）

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里，有一个故事叫《去年我在西里西亚交易所收集梦》，里面就写道：“那是些亡命的夜晚，战争的夜晚，婴儿的夜晚，暧昧爱情的夜晚；是一些在旅馆、火车站、大学生宿舍、自家住宅的迷宫里徘徊寻路的夜晚；或者是敞开门、打开许多盒子、箱子、柜子的夜晚；或者是旅行的夜晚，那时做梦者往往要跟火车站、飞机场、火车、高速公路、路旁的蝴蝶打交道，他们或丢失箱子，或等票，担心着急，生怕来不及换乘。”

她的小说与寻根密切相关

当然，托卡尔丘克能走出波兰国境，成为一位获得世界认可的作家，并不仅仅因为她作品中区域性的部分，还在于她找到了连接不同族群的情感密码，她的写作对阶层不同、立场不同的读者有很深的包容度（右翼民族主义者除外）。

在写作上，她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喜欢做一系列新鲜的实验，比起显克维奇、莱蒙特这些波兰的文学前辈，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更梦幻也更关注“精神现实”。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她说：“现实主义写法不足以描述这个世界，因为人在世界上的体验必然承载更多，包括情感、直觉、困惑、奇异的巧合、怪诞的情境以及幻想。通过写作，我们应该稍微突破这种所谓的理性主义，并用这种方式去反过来强化它。”托卡尔丘克理解的写作“是一种拉伸运动，它拉伸着我们的经验，超越它们，建立起一个更广阔的意识”。

诺奖之所以颁给托卡尔丘克，是为了表彰她对小说这个文体的创新。长久以来，小说家面临一个“小说怎么写”的问题。尤其是20世纪以来，当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文学巨人已经把小说的故事穷尽，“小说怎么写”成为了一个严峻的拷问。

于是有了现代主义，有了乔伊斯、卡夫卡、伍尔夫，有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文学实验，它们都在回应“小说怎么写”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故事，而是你怎么讲述这个故事。故事说来道去不过几百种，但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无穷无尽。

到了互联网时代，小说面对的挑战又不一样了。托卡尔丘克这一代的小说家，面对的不只是故事被前人讲完的尴尬，还有互联网席卷而来的碎片化、浅薄化浪潮，一切事物被简化，复杂的东西被压缩成标签、情绪化观点，供每一个陌生人评头论足。站在河流冲刷的堤岸，作家该如何应对呢？托卡尔丘克选择的是顺应时代。她的小说不再是长篇累牍、佶屈聱牙，而是破碎、重组，混合了包括小说、诗歌、日记、随笔、歌谣在内的不同文体。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就是一次大胆的实验。这本书创造了一个叫“太古”的空间，汇聚了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和不同人的时间。小说的目录就是一系列事件的总和，包括：太古的时间、地主的时间、米霞的时间、麦穗儿的时间、盖诺韦法的时间等。这些时间的主人不局限于人类，万物都有它的时间、它的思考，比如在“椴树的时间”里，作家写道：“一棵树死了，另一棵树就会接受它的梦，将这种没有意义，没有印象的梦继续做下去。所以，树木永远不会死亡。”

在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时间里，生命是一个不断下坠的过程。他体验着反复的告别、不断的失去，他的人生在青春期达到一个快乐的制高点，往后就是无力和叹息，他读书、游荡、躲进小楼成一统，都无法克服这种命运的悲剧感，以至于他感慨道：“青春时代的最大骗局就是乐观主义。”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出席记者会。（视觉中国 图）

阅读地主的时间，我想起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托卡尔丘克在文学中描绘自己的理想国，这个国度里又充满了祖国乡民的气息。她的神话糅合了波兰当地的史诗、传说和各式各样的民间段子，她关注的对象不是王侯将相，而是史书上被掩盖的一个个平凡的人，是那些就活在我们身边，同样参与历史的生灵。作家描绘上帝，谈论永恒，反思战争，却是建立在这些平凡的对象上，所以她的文字才让人感到亲切，而不是知识精英的傲慢说教。

当我们回到《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们能看到作家在发挥一种辩证的艺术。那些我们以为是怎样的存在，在小说里焕发出另外的模样，托卡尔丘克令读者静下来，换一种方式思考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星空，那个朦胧奇幻的维度里，颠倒、反转、重置随处可见，波兰一个破败的村落，变成宇宙的中心，宁静淡泊的人们，跌落时代交接的裂谷。在那里，“谁只要见过世界一次，他就会锥心地感受自己遭受的禁锢”，也是在那里，“人是时间的囚徒”。

在答波兰《政治周刊》记者问时，托卡尔丘克曾说,她写这部小说似乎是出自一种寻根的愿望，出自寻找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根的尝试，好使她能停泊在现实中。这是她寻找自己在历史上地位的一种方式。

无论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还是《雅各书》、《航班》，托卡尔丘克都在处理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安放自己？更具体地说，他如何处理自己和历史、故乡、国家、记忆，那些日渐淡忘和无法被遗忘的部分之间的关系？

托卡尔丘克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可以自由地游荡，可以做一个寻根者，她打通了历史和此刻的通道，让梦境和现实融为一体，这既是魔幻的，也是真正存在的，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找到她对问题的回答，并且不用担心晦涩难懂。就像这位作家的中文译者易丽君所说:“托卡尔丘克建立了一种信念……文学作品可以是既易懂而同时又深刻的，它可以既简朴而又饱含哲理，既意味深长而又不沉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