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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严蕊

已有 50 次阅读2019-9-11 13:10 |个人分类:历史风云|系统分类:时政资讯分享到微信

怀念严蕊:

历史上总发生党争,互相倾轧,一方面是出于私利,故意误导庙堂,浑浊圣听,所以就发生了另一面的激烈对抗,比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发生的甘露之变,明朝发生的东林党之变,晚清发生的六君子之死。其实党倾一直存在,为了弄倒对手,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什么诬陷都有,罗织罪名总是掌握在胜利的一方,即使是个清廉的人,也会因为失势而被诬陷是大贪大奸。只要能打倒对手,无所谓牺牲什么人,什么卑鄙的手段,比如陷害对手身边的朋友,强迫他们诬告当事人,而一些红颜知己也被卷入党倾的漩涡之中。比如南宋时的朱熹,为了打击唐与正,他抓了对方的红颜知己严蕊,唐与正刚正不阿,在台州打击不法豪强,为朱熹所妒,而且唐与正也一直反对朱熹理学,更是让朱熹恼羞成怒。于是朱熹想出了诡计,拿他身边的朋友下手,便选择了风尘女子,因为唐与正的朋友都是心学传人,根本不畏惧朱熹,所以他要对一个弱女子下手,可以让对手防不胜防。但是,万万让朱熹想不到的是,严蕊虽然堕入风尘,却是一副侠骨心肠,宁死不屈,即使被酷刑折磨的遍体鳞伤,也不吐一字以诬陷良友。朱熹看似道貌岸然,实则蛇蝎心肠,卑鄙龌龊,面对视死如归的严蕊,朱熹最终也是无可奈何。事后朱熹被调走他地,换来了岳霖亲审,这个岳飞之后比朱熹更有人性,毕竟祖辈遭遇抄家之祸,懂得落难之人的不幸,便放归严蕊,让她从良,不过经此事变,严蕊不便再与唐与正接触,免得再遭诽谤,罪连朋友,一对诗情画意的知己就这样被朱熹棒打鸳鸯,想想真是可惜。秋瑾的诗《宝剑歌》有“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在非常时期和特殊的年代里,大家的本能反应都是保护自己,即使知道是诬陷也愿意随波逐流,毕竟是大势所趋,少有人敢于牺牲自己,也不愿陷害他人。几十年前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死我活,各种索命鬼粉墨登场,就嫌自己诬陷的人少,夫妻,父母儿女都成陌路,与严蕊相比,后人是自叹不如。而且仕途是非,也不是局外人可以一目了然,所谓善恶清浊都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那些被击倒的人身边的红颜总是被当成牺牲的工具,在舆论的炮轰之下,大众除了对她们的讽刺,厌恶,却没有半分的怜香惜玉。

 

 

现代人有精无魄:

坐公交车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一群人乱哄哄冲上车,是为了抢座位,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这样的习惯,如果说小孩,老人抢座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壮年,当然,假如老人倚老卖老,见人不让坐就动粗,滥用暴力,很容易被人觉得他的小时候属于破四旧的小将。还有一种人让我大吃一惊,就是很多属于壮年的人,二十到四十左右的人,他们一上车,在没有位置之下,身体很不牢固,动摇西晃,脚跟立足无力,甚至习惯靠着觉得舒服。我觉得他们是有精无魄,有肉无血,就是说只剩了躯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的精神没有东西,意志没有力量,所以身体像散架,人如软骨头,黏糊糊的。

我坐公交车少抢位置的,至于我依靠栏杆也是方便看书学习,因为我要做标记,一只手不方便做事,过去在北京即使坐一个小时的地铁,或是公交车,也是这样看书直到租房的城中村。以上这些人的现象属于国魂丧失,照此下去是国不将国,人如果精神没有东西,就没有意志,更没有理性和抱负,最后就只能想玛雅文明一样,被后人陈列在博物馆里。有一句话是“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先秦士人的思想结构,也是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些佐证可以读《庄子·论剑》,那些剑客因为觉得被冷淡是耻辱,都选择了自杀。

宋朝以前民风十分彪悍,一直都是任侠击剑,比如李白,他就是随身携带一把剑,更早的三国时代,这种任侠击剑的风俗更浓,身处乱世的本能就是保护自己,那么技术就是保护自己的法宝,所以当时没什么文武之别。普遍的武艺绝不是为了打家劫舍,而是实现平天下的抱负,这种抱负可以解释是汤武之道,也可以是除残去秽,比如东汉党锢之祸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士人,可以说是澄清天下。

除了武功,传统还有文艺的表现技巧,诗词歌画是我们的国粹,唐诗就是影响世界的瑰宝,成为东方璀璨的一个纪元,即使到了文艺窒息的满清,也存在桐城派,即使是混乱不堪的民国,也出现了许多享誉中外的大师。一个人,如果有精神文明了,爱好文艺了,他是激情的,是善恶分明的,是有刚正之气的,是会驾驭外物的,而非被外物驾驭,是出的了宇宙的,而非限制在人类的想法当中。

文艺可以让人斗志昂扬,激情澎湃,敢于奋发,敢于求索,三魂七魄皆在体内,精魄旺盛,灵感无限,有激情才有生命,有精神才有意志,这样的人怎么会脚落不着地,神形分离呢。现在很多人辜负了民族的瑰宝,活在没有灵魂的环境里,却意识不到危险,古往今来,那些风云人物几乎都是接受过文艺洗礼,都有一定的思想和精神。比如三国时的吕蒙,原属于匹夫之勇,在孙权的教化之下,他开始读书,接受精神文明,日后战功赫赫,还扑灭了曾经威震华夏的关羽。

现在到处闯红灯,抢座位,说脏话,动粗,都是礼仪之邦的毁灭,是文艺的丧钟,是精神文明的坟墓,是人格与国格的粉身碎骨,有此国人,必是华夏文明的掘墓人,如此下去,华夏危矣。

 

 

工农说:

我是底层人,在底层的环境成长,所以见证了底层人的众生相,一种无耻,丑陋,这些人都是工农群体。都说底层人有小农思想,有时候是天方夜谭,有时候是莫名其妙,有时候是不可理喻。小时候在农村,我考虑过学些技术,村里人个个故意说些技术没用的话,想学这个,他们故意说没用,想学那个,他们故意说没用,当我面说,也当养父面说。那个时候种地只能温饱,其实村人是怕我有技术可以翻身,他们看不惯我翻身,觉得让我维持种地就一辈子是穷鬼,这样就可以继续对我侮辱,取笑。

养父很多时候也因为我不是他亲生孩子有很多戒备,小时候我还有美术天赋,自己会模拟一些人物像,比如古装的女生,是用毛笔和黑墨水画的,但是养父不愿给我钱买纸,所以天赋就这样夭折了。后来又启蒙了文学,学习写诗,村里人当我是洪水猛兽,大惊小怪,成天冷嘲热讽,一个几千年文明的历史到现在,居然还有人会因为诗歌而看不惯,或没见过的。城市也有城中村,租房的基本都是工农群体,本来大家拥挤在合租的狭窄地方里,用着公共卫生间,随便一丝声音周围人都能听到,没有必要介入别人的生活。

其他城市多少可以做到不介入,不干扰别人的生活,福州就是做不到,我无论住哪里,都是把我当作异端,都觉得我读书,听歌,欣赏汉服,看电影,写诗会威胁他们的生活。都是有人来传播,丑化我一番,他们就疯狂配合,平日里也是对我谩骂,连房东说话也是阴阳怪气,真是心有多大胆,鬼有多大产,福州的产量不是人文,却是妖魔鬼怪。

工农看不惯别人文艺追求是有历史案列的,在文革的过去那些批斗大会,都是这些工农在表演,跟疯子一样,谁有文化就斗谁,谁有不一样的想法就告发谁,谁父辈是商人,做过官的,或海归等就举报谁。只要一给文艺群体贴上标签说他们属于异端,这些工农群体就真相信文艺群体会剥夺他们所谓的幸福生活,于是跟鬼附体一样到处打砸抢,非得把别人朝死里折磨。现在人没有德行,没有善良,没有教养,没有素质,没有文艺都是那些工农群体造成的。有人就会说了,是什么人怂恿了他们,那么现在为什么我没有被怂恿,看看现实生活里,工农群体都是在闯红灯,抢座位,乱丢垃圾,吐口水,说脏话,面前是人,有说有笑,背后是鬼,落井下石,暗箭伤人。为什么这些低俗的事我没有参与,我也生活在底层,我怎么就不被他们怂恿了。

其实我一样对生活不满,但是你让我加入义和团那样没有规章,没有建设的暴力,我宁可参与李世民的变革,和康有为一块公车上书,那是知识分子的魅力,和一群工农到处打砸抢,那是打着救世主的野蛮人。工农做事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我就是生活在底层,周围的这些工农,看到别人买了一件新衣服就羡慕,看到别人穿了新鞋就羡慕,看到别人有钱也羡慕,看到别人有关系更羡慕。他们从不羡慕敢于呐喊的良心记者和律师,也不羡慕敢于批判的文艺大师,他们根本不知道,推动时代进步的是那些人的无畏和牺牲才敦促着朝廷的变革。一个人怎么样,基因就是怎么样,他们的子女也是这样龌龊,无良,缺德,十年前有个人一直给孩子灌输一些歧视别人的话,十年后这个孩子在地下室偷电瓶被当场抓到。

经济社会的工农子孙永远都是暴力者和破坏者,因为富贵人家可以送儿女出国,去接受更健康的教育,虽然他们的二代也存在为非作歹的孩子,但是对比之下,没有工农子女多。工农子女一些是用行为发泄不满,一些是短暂隐藏在内心,一旦受到刺激了就容易发作,因为条件限制了他们对物质的获得机会,那么嫉妒,贪婪就加深了他们对人类的抱怨,对世界的仇恨。如果朝廷以德教化世人,那么经济观就无法占据主要影响力,大家都优先选择德行,文艺,像颜回这样的人就显得高贵,普通人也有自己活着的尊严。可在经济社会里,底层人如果要活着,不仅需要忍受被欺压,还得低声下气,任人摆布,既然斗不过上流社会的人,他们就会把私愤发泄到身边的人那里,看不惯周围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把和周围人争强斗狠当成自己的本事,别人越不理会他,他们就越觉得自己被歧视,就越有暴力倾向,所以工农的冲突都是很激烈,头破血流,甚至剥夺生命。

 

 

哀思秋瑾:

对秋君的仰慕是她能够做许多男人不敢做的事,欣赏她是因为她敢于为了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去抗争。人活在世,虽如蝼蚁,但是再微不足道的生命也有最基本的尊严和人格,当自己不敢去思考,不敢去维护的时候,自己的人格就消亡了,意识也随波逐流,承认自己的困厄是属于正常的,接受了被人侮辱和欺压的局面。当年我特意联系绍兴的网友,准备去绍兴找工作,其实就是为了秋君去的,可到了绍兴之后,约好的网友没有出现,人生地不熟,我没有把握呆下去,第二天就坐车去了杭州,杭州的网友出现了,还带我到城中村租到了房子,就这样,我和秋君擦肩而过,无缘邂逅她的光辉事迹。否则我可以去秋君的大通学堂浏览一番,可以去当年斩杀她的轩亭口哀悼一番,可惜不会写毛笔字,不然可以用我的诗性作诗一首。秋君有诗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又有“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其词有“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自宋理教开始,束缚人心甚嚣尘上,女性到满清时毒害深入骨髓,民族也病入膏肓,哪有唐人举世文艺的激情。秋君可以冲破家庭的桎梏,世俗的桎梏,国家的桎梏,东渡日本,携手革命党人,其一举一动皆是光复人性的自由,是为所有人脱去身上的枷锁。秋君的牺牲是为世人争一个人格,也是争一个国格,是为民族争一个尊严。司马迁曾言“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秋君虽死,是比泰山还重,岂后人可以轻易逾越,若后人有比肩者,唯北大彭令昭。我成长在野陋之乡,读书不出小学,虽然业余读书万卷,只作娱乐,不敢滥竽充数,夸有学问,我也是一个可怜人,入戏太深,曾经就想入非非,能够有一段荡气回肠,才子佳人般的爱情,这些是今生无缘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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