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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为何凶残屠杀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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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为何凶残屠杀中国人？
与军旅作家、《沧桑旅顺口》作者陈明福对话
日本对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的举动，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严重伤害了中日关系，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懑和抗议，也唤起人们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滔天罪行的痛苦回忆：
1894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攻占旅顺口过程中，杀害清军2000人左右。占领旅顺口后，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挨户搜杀，1.8万市民惨遭杀戮，全城仅逃出六七百人，旅顺口成了一座空城、死城、血城。
1905-1945年的40年，日本对旅大地区进行殖民统治，仅在旅顺“关东都督府监狱署”(今旅顺日俄监狱)，就关押过成千上万中国人，其中多为中国抗日志士与和平居民。1930年日军对27.6万人次实行酷刑。1940年被折磨者达44.3万人次，被迫害致死者也激增。1936年受重刑而亡者150人。1942~1945年8月，被累死、饿死、冻死、打死和绞死者有700多人。
1931-1945年，东北沦陷的14年间，日军残杀群众无数。仅在抚顺平顶山，一次便屠杀了3000多无辜平民。美国记者爱德华·汉特于1932年11月下旬，化装成神父模样，进入“禁止各国侨民前往”的屠杀现场，得出结论：“抚顺三千人之大屠杀，男女老少，无所幸免，乃系确凿事实。”
1935年5月中旬，日军在吉林省吉林市老黑沟(今榆树沟乡)杀人放火达5天，把抓到的人用铁丝穿进锁骨，三五个人一串，然后用刺刀将其挑死，再扔进火海，或用铁丝捆绑居民双手，用木杆将20多人串起来，推入河泡子溺死。全村300户1000多人全部被杀。
1936年5月，日军放火烧毁吉林省通化县的白家堡子，枪杀无辜百姓368人。
1937年4月至11月，日军在哈尔滨一带杀害民众198人。
1937年9月，日军杀害修建孙吴县飞机场劳工250余人。
此外，日军还在抚顺、营口、虎石沟、辽源方家柜等地各杀害万余人。
1895—1945年，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50年，制造许多杀人惨案。
日本在掠夺中国的数十年中，制造许多杀人惨案。1928年日军在济南肆意奸淫掳掠，造成6123人死亡，1700余人受伤。
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进行长达6周的大规模烧杀淫掠，制造杀害30万人的特大惨案。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了多起屠杀万人以上的惨案，留下了很多万人坑。
……
据不完全统计，自甲午战争以来，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惨案，有据可查的达150多起，杀戮中国人达3000多万！这些并不遥远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我曾去过日本，对日本印象最深的是：社会秩序井然，国民谦卑有礼，碰面或分别时频频相向鞠躬。据日本友人介绍，这是日本的传统习惯。笔者疑窦丛生：按这位友人的说法，既然是传统习惯，就是说过去的日本及其国民也是如此。然而，追溯日本军队征战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罪恶史，每一次征战，总是犯下屠杀、奸淫、抢夺等等极其残忍的罪行。这样一个注重秩序礼仪的国家，为什么一次次发起对中国和朝鲜等邻国的侵略战争？这样一群在国内谦卑有礼的人，为什么到了国外就如此残忍、如此人伦尽丧，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民族心理？
带着这些疑问，我向自己的昔日恩师、大连舰艇学院专业技术四级(正军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陈明福请教。
陈教授今年75岁，出版各种著作30余部、逾千万字，可谓著作等身。他曾走遍甲午战争遗址的每一个山头和海湾，遍览几千万字的历史资料，历经14年，写成80万字惊心动魄的历史纪实巨著《沧桑旅顺口》。书中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落后就要挨打”、“懦弱必定受欺”的历史规律，还从理性思考着眼，深入研究了日军多次残杀中国人的文化根源、旅顺口陷落的历史沉思等。该书的背面写着四句话：“明羞知耻，鉴往知来；忆昔知福，励志知责。”这十六个字既体现了此书的社会价值，也寄托了作者的殷切期望。
“关于这一点，多年来有各种研究人士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研究日本民族特征和文化心理的著作也层出不穷。一个饱经苦难的国家，一个理性的民族，一个沉稳的人，遇事就不应受感情支配和情绪化，而是应多一点冷静、清醒和深沉的思考，善于从历史教训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来指导自己的正确行动，这才是有力量和成熟的表现，才不会重蹈覆辙。我们应摒弃激愤和成见，以冷静的头脑、平和的心态、理性的思维、辩证的观点，作个客观、全面、公正、合理的分析。”陈明福说。
日本国民表现出“小人秉性”
徐锦庚：一些亲眼目睹日军的欧美记者、外交官员，如美国《世界报》记者詹姆斯 。克里曼等人，曾经这样评价：日军“绝对是文明外衣遮掩着的野性放纵地发泄出来”；随着“权力的失控”，便造成了“野性失控”；“日本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野蛮民族，同时还是一个让人无法相信的君主政权，尽管它控制着全国的生灵和已经文明化了的那部分人的财富”；“日本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尽管用词和句法稍有不同，但表达出的意思是一致的。“文明”与“野蛮”，如此强烈排斥的一对矛盾，为什么会在日本及国民身上如此高度统一？
陈明福：研究一下日本的历史，便能发现，日本维护和延续皇权至上年代久远。当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国王一个个押上断头台，一顶顶王冠落地之后多少年，日本仍然狂热地崇尚皇权，并将其推至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绝对神化的顶峰。从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推翻幕府制急遽进入资本主义之后，仍残存诸多的中世纪黑暗落后的封建意识。这是“脱亚入欧”的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显著区别。资本主义发育不成熟，封建性、野蛮性却保留颇多，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等在日本国内十分陌生，正因为“文明”仅仅是“皮肤”和披上的“外衣”，所以，野兽的筋骨和实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对外侵略中表现出来，且暴露得淋漓尽致，毫无遗漏。
一些中国人习惯上把日本称之为“小日本”。这里的“小”不仅指狭小的国土和矮小的人种，而且还包含了非“君子”意义上的“小人”。为此，日本人对这一叫法十分恼火，并视为是相当不友好的表现。
但是，日本有一位相当著名的学者却对此分析道：日本被邻国视为“小人”使他深感遗憾。不过他认为，“这遗憾的理由恰恰在于中国人的这一看法很难说是个误解。”这也就是说，日本也确实存在着具有“小人国”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日本缺乏理性精神，而自有一套视天皇为至高无上的国民伦理观。这种伦理观的强化和潜意识化，使得这么一种说法在国民意识中得以正当化：为天皇而战，究竟何罪之有？
于是，二次大战中的战犯岸信介，在战后竟然就任了首相；于是，日本天皇也在战争犯罪问题上一直逍遥法外……这位学者认为，这就是“小人秉性”的表现。他说：作为一个日本知识分子，我为大部分日本人对自己的小人秉性无所觉察的现状痛心疾首。而要克服这些弱点的最好途径是“废除天皇制”。
这位学者就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先生。他是在《“小日本”与21世纪》的文章里，提出了上述的观点。还有比这更坦诚、更直率的吗？还有比这更深刻的揭示和批判的吗？这是摆脱了政治附庸，沉浸于学术理念之中的独立人格的表现。学者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因为即便是在民主自由的国度，学者拜倒在权势阴影下，成为他人理念的“捉刀”者，并不少见。
武士道提倡、崇尚以“杀伐为荣”
徐锦庚：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了《征兵令》，仿照欧洲的近代军队组织体制建立了近代常备军队。军队的领导基本上由萨、长等藩阀武士出生的人担任；军队名曰“皇军”，强调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在军队内部进行武士道的精神教育。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说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和“服从”等等。“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军人产生了哪些影响？
陈明福：所谓“武士道”，是指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10世纪时，武士领主不断兴起以来，在武士集团内部就逐渐开始形成一套武士的道德规范。自12世纪末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创立以后，为了巩固内部的等级制度和秩序，武士领主又不断制定一些“家规”、“家法”来约束武士的行为。1232年(贞永元年)制定的《贞永式目》第一条就强调武士必须敬神、保护神社和重视祭祀活动，把武士精神与神道结合在一起，为武士制定了从精神修养到行为规范的准则。
作为武士道的具体内容，首先强调绝对“忠诚”。武士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自己的主君，要以为主君献出自己的生命为荣。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可以任意打骂和处罚下级，不准稍有反抗。他们没有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其次，要养成“武勇”精神。武士必须经常磨炼武功、武艺，以杀伐为荣。特别是在江户幕府时期，明确规定武士拥有“砍头权”，即有权杀戮认为对他们不忠的人。为了挽回战败等他们认为的耻辱，武士要勇于切腹自杀，这被看成是武士“忠节”、“义烈”的表现而加以提倡。再次，作为武士道精神的物质表现，强调崇拜“日本刀”，规定武士拥有“佩刀权”。宣扬日本刀如不见血就算不上一个武士。
日本军人在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那更是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残酷典型：两个日本军人，高高举起战刀，面无表情地向面前跪着的中国人砍去。他们在比赛，一个砍了106个中国人的头颅，另一个则是105个。
日军的残忍和暴行，是与他们少年时残酷的武士训练是分不开的。再联想到二战时的“神风”特攻飞机，“回天”潜艇以及“死亡铁路”，他们是当今恐怖分子“人肉炸弹”的鼻祖，都是由“亡命徒”“敢死队”驾驶，与目标同归于尽。加上武士道的日本军国主义比任何其他的军国主义都要残酷，毫无人性。从这点上来说，武士道的极致也就是杀人之道，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武士道狂人、战后自杀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在《我与叶隐的密码》一文中，替武士道叫魂：“出鞘的日本刀在不曾砍过什么东西和什么人之前，不应该入鞘。”真是充满了杀气，也赤裸裸地暴露了武士道的残忍。
新渡户稻造为向西方人介绍武士道，竟如此不顾事实美化说：“ 对一名真正的武士而言，最高的胜利无须用血来祭祀。”
实际上，对武士而言，检阅其胜利之果的就是看其杀人多少。那个时候，为了试一把新刀的利钝，就可以随便找个人来杀。
江户前期成书的《叶隐》，对武士道作了系统总结，“所谓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发展成为近代军人的信条，同时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另外，武士道由于其尚武的本性，也就决定了它是要向外超越和扩张的，一旦给予外部条件时，势必要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日本历史上多次对外侵略，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就是武士道精神对外扩张的典型。当时自称下级武士出生的福泽谕吉就公开唱起了新形势下的武士道宣言：“一百部国际法抵不上几门大炮；几项友好条约值不到一桶火药。大炮和火药并非用来实施已有的道德准则。它们是在没有道德的地方创造道德的工具。”
伊藤博文这位日本近代史上的政治强人，17岁时就师从吉田松荫，而此人乃是武士道思想源头的师祖之一。他自己亦在29岁被处死前写下了《留魂录》，声称：“吾躯纵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灭”。
日本佛教成为军国主义帮凶
徐锦庚：日本佛教师承中国，也是个佛教大国。佛教宣传、提倡“慈悲”，在佛教教义中，小到一只蚁蝼，大至芸芸众生，毁灭生命，便是极大的罪过。既然如此，为什么佛教对日本军人没有教化作用和约束力？
陈明福：日本虽然是个佛教大国，但佛教中的轮回涅槃的思想却不是国民信奉佛教的内容。更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它宣扬什么人死后都要成佛，当然就没什么善恶之分。事实上，日本的佛教已经失去劝善功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禅宗是佛教的宗派之一，以静坐默念为修行方法。相传南朝宋末(公元5世纪)由印度和尚菩提达摩传入中国，唐宋时极盛。后由鉴真等高僧传入日本。禅宗后分成北方神秀的渐悟说和南方慧能的顿悟说两宗。但后世唯南方顿悟说盛行，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这便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语的来历。
“顿悟说”故然有劝人改恶从然的作用，但教义不如“渐悟说”严谨，尚留有给坏人作恶的“慰藉”作用。即“挥舞”屠刀、作恶再多、罪孽深重也无妨，只要“放下”，便可“立地成佛”。换句话说，这样一来，为使信徒觉得不必要去作长期的、苦苦的修炼，甚至可以这么想和做：今日持刀放纵“挥”，明日“放下”便成佛！
日本十分流行坐禅，但却不是为了进入禅的悟证境界，而是武士道训练自己的控制能力，以适应肉搏的需要。禅宗对生死的超然，成了武士的精神支柱。
于是，武士道精神就与禅宗联系在一起了，禅宗成了武士锻炼武技的必修课。要求武士念念悟死，达到禅宗对死的觉悟的精神境界。禅宗对意义的扬弃，正好被用来奴化武士，成了武士效忠主人的思想武器，成了无条件尽忠的行为模式。
把杀害人、结束别人生命当作儿戏，死是光荣的归宿。
所以日本兵把中国人脖子和胸腹视作是最好的“磨刀石”和“试刀器”，不仅军官士兵都嗜杀成性，甚至连军夫之流也要借来战刀，抓个中国人试试身手。
江户前期成书的《叶隐》，对武士道作了系统总结，“所谓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发展成为近代军人的信条，同时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在甲午战争前与后，曾任日清贸易研究所代理所长、为攻占金州、大连湾和旅顺口多次献策、引路的根津一都到京都林丘参禅，在他意志消沉时得到过寺里一个叫滴水和尚的参禅激励。
随后，潦倒的川岛浪速也前去京都林丘寺时，也是这个滴水对川岛不懈鼓励，使川岛浪速再次打起精神，来中国寻求发迹。
滴水和尚虽身披袈裟，却满脑子军国主义思想，志灭中华。这在日本和尚中不在少数。
还有一个名叫一休的禅宗传人，认为“入佛界易，进魔界难”。他对“进魔界难”的心情是：既想进入而又害怕，只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这种心境有时表露出来，有时深藏在内心底里。按这个理论作推断，即没有“魔界”，便没有“佛界”，凡意志薄弱的人是进入不了魔界的。于是，就有了禅宗另一句众所周知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号：“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若将佛教按“他力本愿”和“自力本愿”不定期划分宗派，那么主张自力的禅宗，当然会有这种激烈而又严厉的语言了。
主张“他力本愿”的日本净土真宗的始祖亲鸾，也有一句话：“善人尚向往生，况恶人乎”，这同一休的“佛界”、“魔界”，在心灵上有相通之处，也有差异之点。那位亲鸾也说，他“没有一个弟子”。一心想进入“魔界”，“逢祖杀祖”、“没有一个弟子”，信奉这样禅语之人，什么样的骇人听闻的事做不出来？
既不信奉因果报应，又极端看重死后名誉
徐锦庚：“因果报应”是一句重要的佛教语，“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佛教和某些宗教，都主张“修来世”，谓今世多做好事、善事，定会得到报应，能使“来世”摆脱困境和苦难，更加美好地生活。日本人不相信“因果报因”吗？
陈明福：早在公元11世纪，日本王朝衰落，政权也由公卿转到武士手里，从而进入镰仓时代，武家政治由武士阶级掌握政权、实行统治，一直延续到明治元年，约达七百年之久。西行法师(1118~1190)是跨平安和镰仓这两个朝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且来看他的一首诗：梦里相逢人不见/若知是梦何须醒/纵然梦里堂幽会/怎比真如见一回。
这虽是梦之歌，但却直率且具有它的现实性。此后的诗人，就变得更微妙的写实了：竹子枝头群雀语/满园秋色映夕阳/萧瑟秋风荻叶凋/夕阳投影壁间消。
有代表性的诗歌是民族的心声，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日本民族重实见轻幻觉，重当今轻未来，重现世轻死后，重既得轻憧憬的思维方式与处世之道。
存在主义哲学在日本深入人心，他们信奉：人不免有一死，但你思死时表明你还活着，你就必须为你的当下的存在(生)负责，必须为你的选择负责。日本人对死的不同理解和感悟，凸显出了不同的人生目的和不同活法。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生死观，使得日本世风普遍鄙视“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观。
日本战后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江藤淳在家中割腕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中自嘲：自己不过是只形骸，而自杀是自己处决此一形骸。日本另一位作家吉田兼好在《徒然草》里就有这样的说法：在四十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
武士道要求武士为名誉不惜一死，在武士看来，利和名这两种东西，谁都喜欢。不过，利只是一时的过眼烟云，而名却是万世流芳的。日本“风土”学者第一人哲郎说：武士之所以肯舍去一切，不过是为了名誉罢了。在他们看来，名誉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得失，还关系到祖先和儿孙的荣誉，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武士会不惜牺牲生命而保全名誉。这就是日本军人有那么多人选择切腹自杀的原因。
道德相对主义与双重性格
徐锦庚：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花与刀》中写道：“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 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观感，但当别人对其行为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她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如何理解日本人这种矛盾性格？
陈明福：菊花是日本皇帝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的书名形象地道出了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也指出其劣质性。
在日本，善与恶、是与非都是相对的。对日本人来说，忠才是最重要的道德，为天皇尽忠是日本人最高道德，不论行为本身是对与错或善与恶。他们既可以是狼又可以是羊，对下级是狼，对上级是羊，对外是狼，对内是羊。道德取向摒弃了“仁”，崇尚“忠”，实际上是“愚忠”。
这里，关于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确实有一种一脉相承的逻辑连带。日本独特的武士道精神和独特的道德土壤，确实有利于军国主义的滋生；而军国主义也巧妙地利用了武士道，利用其巨大的精神力量煽动国民对天皇的绝对效忠，煽动国民对外侵略。
中国学者李冬君这么一种说法，颇为深刻：武士文化及其思维模式具有复杂多变、极端矛盾的特点，服膺强者藐视弱者，对主子、对强权，恭顺忠诚，可以切腹、集体自杀；对弱者则刀劈、枪刺，拿来做活体实验。若技不如人则会虚心求助，一旦自觉强大则侵略扩张。明治政府建立后，又将这种本来是封建领主为约束武士的行为而制订的道德规范沿用下来，在军队内部大力宣扬，训练出一支毫无人性的、嗜杀成性的军队。
就以作为大和民族重要精神支柱的武士道来说，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得中肯，它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节而又野蛮残暴。它是一个日本体系，这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
残酷无情是日本人的天性。灌输这种思想的首先是家庭，其次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人是最重名誉、重面子的民族，但是，虐待、嘲弄和侮辱又是日本社会最常见、最重要的教育手段。在学校里，不仅教师随时随意惩罚学生，高年级学生也都有戏弄和虐待低年级学生的习惯。在军队中，这一切自然就更为极端。
虐待狂与受虐待狂的性格结构，使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了最强大的号召力。而一旦成为一种集团心理和社会行为，它的毁灭欲和破坏力还要增强千百倍。
日军虐待俘虏在世界上的军队中是最严重的。据资料记载，在二战中，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关押的盟军俘虏的俘虏死亡率是1.4%，而被日军俘虏的盟军战俘死亡率高达10%—12%，即比德军高出七八倍。
在凶兽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凶兽
徐锦庚：同情弱者，怜贫惜弱，应该说是人类的天性。面对手无寸铁、苦苦哀求的平民百姓，为什么日本军人无动于衷、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泯灭人性？
陈明福：按照日军将帅、官兵的逻辑与心理，应该是任凭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长驱直入，为所欲为，中国军人和百姓都应当是忠于“皇军”和“太君”的汉奸，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抵触和反抗，更不能损害日本人的一根毫毛；都应当笑脸相迎，低眉顺眼，主动献物慰问，热情为皇军效劳。即使这样，中国人也不能免遭屠杀的命运。何则？因为这么多英勇的武士要磨刀、试刀怎么办？需要中国人的脖子、脑袋、胸腔、腹部作工具，需要中国人的鲜血润锋、染旗；日本兵要进行杀人比赛需要很多真道具，不将中国人当活靶还能去找谁？还有，这么多日本兵要发泄强烈的性欲，需要千千万万中国的“花姑娘”供他们轮奸，任他们蹂躏……如果中国人不遂日本人的心愿，有“负”日本人的反抗行为，有惩罚日本间谍的做法，那还了得，便要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列宁语)，无休止的残酷报复，来发泄他们心头之积忿。这已被一百多年来日本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实践所证明。
但再深入研究一下便可以发现：日本的“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中的“人”，特定是指弱者中国人，再扩大一点范围也包括朝鲜人、东南亚人，即亚洲的黄种人，绝非欧美人甚至俄国人。这是与日本“欺软怕硬”，“在凶兽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凶兽”的德性是一脉相承的。
在日俄战争中，日军死伤成千上万，尸体覆盖战场，而当俄军投降后，他们并未虐待俘虏，更未杀戮报复，相反，将他们遣送回国时可以携带财物，关照备至。至于在二战期间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遭美国报复，当秘密研制的“小男孩”和“胖子”在日本广岛、长崎初显身手，让日本人第一次尝到了“原子核”的味道，在盟军的致命打击下，最后不得不无条件投降。日本人并没有对美国人结下什么深仇大恨，而是拜倒在美国脚下，甘当仆从。
战后，日本人给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大量信中，大部分是问安，激励，感谢乃至臣服的表示。同时，赠送家宝、土地、物产的也相当多。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日本居然有数百女性在信中对这个“至高无上”的男性写道：请让我生您的孩子吧。
这就是日本人的只信服胜利者的逻辑。
民族歧视导致民族仇视
徐锦庚：纳粹德国之所以对犹太人赶尽杀绝，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自诩为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日本把中国人蔑称为“支那人”，对中国人痛下杀手，可否理解为：由民族歧视导致民族仇视，是否也是日本统治者屡屡侵华的原因之一？
陈明福：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及文明程度，都有着高度的同一性，在血缘、地域和世代的演变中，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和延续性。在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世代承袭直至今天，而不像中国的皇帝可以由其他姓氏通过战争等手段取而代之。日本文化也没有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毁灭现象，没有欧洲中世纪长达千年的文化断层，没有过大陆国家那种异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和相互交融的现象。这样就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很容易衍生出优越、自豪、自我欣赏、自命不凡的民族心理。
日本曾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虚心学习者和大量吸收者，由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不思进取和改革，特别是几乎同一时期起步的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前者以失败告终，后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使两国的差距迅速拉大。日本“脱亚入欧”后，对落于他后面的中国及朝鲜等国竭尽蔑视、鄙夷、丑化之能事，似乎认为他们只配匍伏于日本人的脚下，永远当驯顺的奴隶。这是日本之所以对他们“杀戮不异犬与鸡”的重要原因。
日本人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存极端歧视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成见。“对中国这种劣等民族就是要杀。不杀，他们的"汉心"就换不成"大和心。"”这是当时侵华日军的主旨。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些日本官兵当了战俘之后，仍以其“优秀民族”自居，他们鄙视朝鲜籍战俘。他们甚至认为，把他们与朝鲜人关在一起，“简直是把人和猪狗等同起来”。而朝鲜籍俘虏公开控诉日本人继续压迫、欺凌他们的种种劣迹。
在这个问题上，早年便提倡“脱亚论”、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福泽及其弟子尾崎行雄，他们曾竭力宣传过：“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他们说：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为反对人类之幸福，亦为反对世界之利益也。如此狂暴无道之国，宜等闲视之，断行我之天职可也。今虽等闲视之，他日中国果能踏上开明革新之途，列国皆能分享其福利，则会豁然感悟，唯感谢我之恩泽而不遑也。
侵略者的逻辑总是自以为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可以被杀戮，侵略而毁灭的？何况是中国这样具有千年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呢？
日本的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也为日中友好做了大量工作和好事，中日友好相处成为时代主流，且在不断发展，这些事实必须看到。但在日本的国民中，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消除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当中国强盛了之后，一些日本人的心态更是失衡。
岛国民族“天狗吞月”的疯狂
徐锦庚：日本是个岛国，四周被汪洋大海包围。日本统治者屡屡侵犯中国，在其扩张野心的背后，是否也受一种岛国危机感的驱使？
陈明福：由于日本长期处于锁国状态，四周被大海包围，缺乏在大的国际环境中的磨炼，国民养成了一种独善主义性格，日本学者称之为“岛国根性”。他们习惯于用自己的眼光去打量和衡量外部世界。因此，面对外部世界，要么妄自尊大，要么自惭形秽。倭五王时代也好，圣德太子也好，丰臣秀吉也好，当他们在国内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羽翼略显丰满时，就表现得不可一世，急欲征服其他民族，而这种尝试一旦遭到失败又会马上掉转头来虚心学习，甚至俯首称臣。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特点，使得一些日本人对自己生活的列岛有一种危机意识。日本列岛多山，平原极少，地下资源十分有限。同时，由于日本列岛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地质构造带上，因此火山、地震频发。再加上台风、暴雪等自然灾害也经常袭击日本列岛。一些日本人就借这种危机意识，强调其国土狭小、物产贫乏、人口众多，必须向外发展。并且，把向外发动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战争看成是全民利益，是解决民族生存的根本途径。这种观点在日本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成为主张对外侵略者蛊惑人心的重要思想依据。
李兆忠在《暧昧的日本人》中写道：这个岛国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天狗吞月的疯狂。其思想精神具有无边的威力，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这种民族特性、思想精神有优长也有缺陷，是柄双刃剑，看你怎么引导，怎样扬长避短。据我之愚见，这如同中华民族一贯崇尚和奉行“和为贵”一样，既能以德感人，以诚待友，又易柔弱有余，强悍不足；既能谦光自抑，厥辉愈扬，又易过于忍让，遭人欺凌；既能和衷共济，安分守己，又易守拙过甚，忠厚成迂。中国的固有领土和领海不断被周边国家蚕食，从历史上来看，列强瓜分中国，而当今是“列弱”蚕食中国，南沙海域外国的石油井架林立，钓鱼岛仍被日本占领着，中国渔船和渔民常受日军巡逻队驱赶、拘捕、殴打，中国从“和为贵”的古训出发，不轻易动干戈，只是提提抗议而已，这固然有从战略全局考虑的因素，不能因此便认为政策软弱了。
日本民族血液里流淌的“天狗吞月的疯狂”，能使千千万万的青年为天皇慷慨赴死，更令人惊愕的消息是，“儿子因健康原因被拒绝参军而母亲自杀的事不乏其例”。发出一个征求志愿敢死队的号召，就会有数百人面临必死的境地而争相报名。许多军官和士兵在开赴前线之前都为自己举行了葬礼，表示要为国捐躯，作战中被俘虏就自杀。日本青年一心要在军队中服役，所有的名门望族都试图为国效力，或送子弟从军，或捐献钱财……能产生小小岛国以武力征服世界、实现“八紘一宇”的狂想，最后落得自己付出巨大的牺牲，饱尝失败的苦果；但当他们将这种思想精神用在另一方面后，也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确实创造了诸多人间奇迹，成为令世界惊愕的“经济动物”。
日本民族的历史观：不忏悔
徐锦庚：一个民族想要复兴，想要重新崛起，就要正视自己的错误。知耻而后勇，这是一种非常负责的态度。二战结束后，德国将反法西斯教育列为德国民众基本政治教育，德国政要每年都参加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活动并发表演讲，都是为了教育下一代不忘历史。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时，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同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德国正是凭借其反省历史的真诚，重新赢得了邻国的信任和尊重。后人称之为“德国总理跪下去，德国人民站起来”。反观日本，既没有从战败中汲取教训，更没有对军国主义思想彻底清算。这是什么原因？
陈明福：这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决定的。战后德国的认罪和忏悔，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纳粹时代的罪恶。而日本民族的历史观则是从不忏悔，宁愿永远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前行，日本政府不以为恶，反以为荣。甲午战争后，对违背国际法，纵容日军肆意烧杀抢掠的军事指挥官，日本政府没有任何惩罚，反而视为英雄，予以表彰。如大山岩战后叙侯爵，1898年晋升陆军元帅。野津道贯以功晋大将，授伯爵。奥保巩授男爵。桂太郎任台湾总督等等。甲午战后，日本政府狂热地奖励侵华、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罪犯，致使日本战犯，不但没有罪恶感，反而产生了自豪感。这就为日本后来继续侵占旅大40年，奴役东北14年，霸占台湾50年，犯下种种罪行埋下了祸根。
还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原因，因为二战结束后日本由美军单独进驻，并非如德国被盟军分割占领。美国为了狭隘私利，故意在东亚保留和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以对抗苏联、压制中国，并未清算过战犯罪行，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根子从未铲除过，钓鱼岛等问题就是美国一手制造的“玄机”。
基于这些原因，为了掩盖罪恶，逃避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政府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
一是采取“抵赖”、“不予理睬”、“置之不理”、“不承认主义”，这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定下的国策，被历届日本政府坚定地奉行。
旅顺口血腥屠城后，日本政府采取了掩饰和回避责任的态度。如参谋本部编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一书，完全掩盖日军的旅顺屠杀事件。正如日本历史学家藤村道生在《日清战争》一书中所指出的：“这样一来，旅顺屠杀事件的责任问题就被搁在一边。但结果从日军的军纪来说，却产生了一个不能掩盖的污点，对残暴行为毫无罪恶感，以致后来又连续发生了这种行为。”
日本《朝日新闻》1988年9月26日有篇《从南京大屠杀想到旅顺大屠杀》的文章写到：日本政府始终没有追究侵略者的责任，也没有采取善后对策，并对日本国民隐瞒了事实真相。因此，世界上特别是日本国内的人就逐渐将此事淡忘了。于是，43年后就爆发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案。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略者不记得旅顺大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没有忘记旅顺大屠杀，直到今日也铭刻在心。
二是正因为不承认种种暴行和罪行，所以便不需忏悔，不更弦改辙，继续我行我素，这是日军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大规模地杀戮平民的根本原因。二战期间，日侵略军不仅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制造许多无人区，而且侵占东南亚各国后，所到之处亦进行多次大屠杀。这些暴行都是甲午战争中旅顺大屠杀的继续和重演，完全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包庇、纵容所造成的。
三是实在抵赖不过去，则采取纂改历史，避重就轻，多找借口，轻描淡写的手段，继续欺骗公众和后代。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日本学校的“教科书”上斟酌字句，一再修改，大做文章，比如创造性地用“进入”一词代替“侵略”。须知，他们的前辈早就用过“占领”。
四是吹捧、纪念、崇拜、神化战争罪魁，将他们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让世世代代的日本人都将他们视为民族英雄。首相等政界要人，顶住世界舆论的压力，坚持年年参拜；假如迫不得已需要稍作收敛，那么便用改换日期参拜来掩人耳目。正因为如此，江山代有才人出，“英雄”自有后来人。
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感中说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这让我想起了唐代柳宗元的《蝜蝂传》：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堕地死。
记者 徐锦庚 来源字号：)
与军旅作家、《沧桑旅顺口》作者陈明福对话
日本对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的举动，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严重伤害了中日关系，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懑和抗议，也唤起人们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滔天罪行的痛苦回忆：
1894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攻占旅顺口过程中，杀害清军2000人左右。占领旅顺口后，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挨户搜杀，1.8万市民惨遭杀戮，全城仅逃出六七百人，旅顺口成了一座空城、死城、血城。
1905-1945年的40年，日本对旅大地区进行殖民统治，仅在旅顺“关东都督府监狱署”(今旅顺日俄监狱)，就关押过成千上万中国人，其中多为中国抗日志士与和平居民。1930年日军对27.6万人次实行酷刑。1940年被折磨者达44.3万人次，被迫害致死者也激增。1936年受重刑而亡者150人。1942~1945年8月，被累死、饿死、冻死、打死和绞死者有700多人。
1931-1945年，东北沦陷的14年间，日军残杀群众无数。仅在抚顺平顶山，一次便屠杀了3000多无辜平民。美国记者爱德华·汉特于1932年11月下旬，化装成神父模样，进入“禁止各国侨民前往”的屠杀现场，得出结论：“抚顺三千人之大屠杀，男女老少，无所幸免，乃系确凿事实。”
1935年5月中旬，日军在吉林省吉林市老黑沟(今榆树沟乡)杀人放火达5天，把抓到的人用铁丝穿进锁骨，三五个人一串，然后用刺刀将其挑死，再扔进火海，或用铁丝捆绑居民双手，用木杆将20多人串起来，推入河泡子溺死。全村300户1000多人全部被杀。
1936年5月，日军放火烧毁吉林省通化县的白家堡子，枪杀无辜百姓368人。
1937年4月至11月，日军在哈尔滨一带杀害民众198人。
1937年9月，日军杀害修建孙吴县飞机场劳工250余人。
此外，日军还在抚顺、营口、虎石沟、辽源方家柜等地各杀害万余人。
1895—1945年，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50年，制造许多杀人惨案。
日本在掠夺中国的数十年中，制造许多杀人惨案。1928年日军在济南肆意奸淫掳掠，造成6123人死亡，1700余人受伤。
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进行长达6周的大规模烧杀淫掠，制造杀害30万人的特大惨案。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了多起屠杀万人以上的惨案，留下了很多万人坑。
……
据不完全统计，自甲午战争以来，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惨案，有据可查的达150多起，杀戮中国人达3000多万！这些并不遥远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我曾去过日本，对日本印象最深的是：社会秩序井然，国民谦卑有礼，碰面或分别时频频相向鞠躬。据日本友人介绍，这是日本的传统习惯。笔者疑窦丛生：按这位友人的说法，既然是传统习惯，就是说过去的日本及其国民也是如此。然而，追溯日本军队征战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罪恶史，每一次征战，总是犯下屠杀、奸淫、抢夺等等极其残忍的罪行。这样一个注重秩序礼仪的国家，为什么一次次发起对中国和朝鲜等邻国的侵略战争？这样一群在国内谦卑有礼的人，为什么到了国外就如此残忍、如此人伦尽丧，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民族心理？
带着这些疑问，我向自己的昔日恩师、大连舰艇学院专业技术四级(正军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陈明福请教。
陈教授今年75岁，出版各种著作30余部、逾千万字，可谓著作等身。他曾走遍甲午战争遗址的每一个山头和海湾，遍览几千万字的历史资料，历经14年，写成80万字惊心动魄的历史纪实巨著《沧桑旅顺口》。书中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落后就要挨打”、“懦弱必定受欺”的历史规律，还从理性思考着眼，深入研究了日军多次残杀中国人的文化根源、旅顺口陷落的历史沉思等。该书的背面写着四句话：“明羞知耻，鉴往知来；忆昔知福，励志知责。”这十六个字既体现了此书的社会价值，也寄托了作者的殷切期望。
“关于这一点，多年来有各种研究人士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研究日本民族特征和文化心理的著作也层出不穷。一个饱经苦难的国家，一个理性的民族，一个沉稳的人，遇事就不应受感情支配和情绪化，而是应多一点冷静、清醒和深沉的思考，善于从历史教训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来指导自己的正确行动，这才是有力量和成熟的表现，才不会重蹈覆辙。我们应摒弃激愤和成见，以冷静的头脑、平和的心态、理性的思维、辩证的观点，作个客观、全面、公正、合理的分析。”陈明福说。
日本国民表现出“小人秉性”
徐锦庚：一些亲眼目睹日军的欧美记者、外交官员，如美国《世界报》记者詹姆斯 。克里曼等人，曾经这样评价：日军“绝对是文明外衣遮掩着的野性放纵地发泄出来”；随着“权力的失控”，便造成了“野性失控”；“日本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野蛮民族，同时还是一个让人无法相信的君主政权，尽管它控制着全国的生灵和已经文明化了的那部分人的财富”；“日本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尽管用词和句法稍有不同，但表达出的意思是一致的。“文明”与“野蛮”，如此强烈排斥的一对矛盾，为什么会在日本及国民身上如此高度统一？
陈明福：研究一下日本的历史，便能发现，日本维护和延续皇权至上年代久远。当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国王一个个押上断头台，一顶顶王冠落地之后多少年，日本仍然狂热地崇尚皇权，并将其推至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绝对神化的顶峰。从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推翻幕府制急遽进入资本主义之后，仍残存诸多的中世纪黑暗落后的封建意识。这是“脱亚入欧”的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显著区别。资本主义发育不成熟，封建性、野蛮性却保留颇多，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等在日本国内十分陌生，正因为“文明”仅仅是“皮肤”和披上的“外衣”，所以，野兽的筋骨和实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对外侵略中表现出来，且暴露得淋漓尽致，毫无遗漏。
一些中国人习惯上把日本称之为“小日本”。这里的“小”不仅指狭小的国土和矮小的人种，而且还包含了非“君子”意义上的“小人”。为此，日本人对这一叫法十分恼火，并视为是相当不友好的表现。
但是，日本有一位相当著名的学者却对此分析道：日本被邻国视为“小人”使他深感遗憾。不过他认为，“这遗憾的理由恰恰在于中国人的这一看法很难说是个误解。”这也就是说，日本也确实存在着具有“小人国”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日本缺乏理性精神，而自有一套视天皇为至高无上的国民伦理观。这种伦理观的强化和潜意识化，使得这么一种说法在国民意识中得以正当化：为天皇而战，究竟何罪之有？
于是，二次大战中的战犯岸信介，在战后竟然就任了首相；于是，日本天皇也在战争犯罪问题上一直逍遥法外……这位学者认为，这就是“小人秉性”的表现。他说：作为一个日本知识分子，我为大部分日本人对自己的小人秉性无所觉察的现状痛心疾首。而要克服这些弱点的最好途径是“废除天皇制”。
这位学者就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先生。他是在《“小日本”与21世纪》的文章里，提出了上述的观点。还有比这更坦诚、更直率的吗？还有比这更深刻的揭示和批判的吗？这是摆脱了政治附庸，沉浸于学术理念之中的独立人格的表现。学者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因为即便是在民主自由的国度，学者拜倒在权势阴影下，成为他人理念的“捉刀”者，并不少见。
武士道提倡、崇尚以“杀伐为荣”
徐锦庚：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了《征兵令》，仿照欧洲的近代军队组织体制建立了近代常备军队。军队的领导基本上由萨、长等藩阀武士出生的人担任；军队名曰“皇军”，强调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在军队内部进行武士道的精神教育。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说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和“服从”等等。“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军人产生了哪些影响？
陈明福：所谓“武士道”，是指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10世纪时，武士领主不断兴起以来，在武士集团内部就逐渐开始形成一套武士的道德规范。自12世纪末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创立以后，为了巩固内部的等级制度和秩序，武士领主又不断制定一些“家规”、“家法”来约束武士的行为。1232年(贞永元年)制定的《贞永式目》第一条就强调武士必须敬神、保护神社和重视祭祀活动，把武士精神与神道结合在一起，为武士制定了从精神修养到行为规范的准则。
作为武士道的具体内容，首先强调绝对“忠诚”。武士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自己的主君，要以为主君献出自己的生命为荣。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可以任意打骂和处罚下级，不准稍有反抗。他们没有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其次，要养成“武勇”精神。武士必须经常磨炼武功、武艺，以杀伐为荣。特别是在江户幕府时期，明确规定武士拥有“砍头权”，即有权杀戮认为对他们不忠的人。为了挽回战败等他们认为的耻辱，武士要勇于切腹自杀，这被看成是武士“忠节”、“义烈”的表现而加以提倡。再次，作为武士道精神的物质表现，强调崇拜“日本刀”，规定武士拥有“佩刀权”。宣扬日本刀如不见血就算不上一个武士。
日本军人在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那更是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残酷典型：两个日本军人，高高举起战刀，面无表情地向面前跪着的中国人砍去。他们在比赛，一个砍了106个中国人的头颅，另一个则是105个。
日军的残忍和暴行，是与他们少年时残酷的武士训练是分不开的。再联想到二战时的“神风”特攻飞机，“回天”潜艇以及“死亡铁路”，他们是当今恐怖分子“人肉炸弹”的鼻祖，都是由“亡命徒”“敢死队”驾驶，与目标同归于尽。加上武士道的日本军国主义比任何其他的军国主义都要残酷，毫无人性。从这点上来说，武士道的极致也就是杀人之道，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武士道狂人、战后自杀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在《我与叶隐的密码》一文中，替武士道叫魂：“出鞘的日本刀在不曾砍过什么东西和什么人之前，不应该入鞘。”真是充满了杀气，也赤裸裸地暴露了武士道的残忍。
新渡户稻造为向西方人介绍武士道，竟如此不顾事实美化说：“ 对一名真正的武士而言，最高的胜利无须用血来祭祀。”
实际上，对武士而言，检阅其胜利之果的就是看其杀人多少。那个时候，为了试一把新刀的利钝，就可以随便找个人来杀。
江户前期成书的《叶隐》，对武士道作了系统总结，“所谓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发展成为近代军人的信条，同时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另外，武士道由于其尚武的本性，也就决定了它是要向外超越和扩张的，一旦给予外部条件时，势必要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日本历史上多次对外侵略，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就是武士道精神对外扩张的典型。当时自称下级武士出生的福泽谕吉就公开唱起了新形势下的武士道宣言：“一百部国际法抵不上几门大炮；几项友好条约值不到一桶火药。大炮和火药并非用来实施已有的道德准则。它们是在没有道德的地方创造道德的工具。”
伊藤博文这位日本近代史上的政治强人，17岁时就师从吉田松荫，而此人乃是武士道思想源头的师祖之一。他自己亦在29岁被处死前写下了《留魂录》，声称：“吾躯纵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灭”。
日本佛教成为军国主义帮凶
徐锦庚：日本佛教师承中国，也是个佛教大国。佛教宣传、提倡“慈悲”，在佛教教义中，小到一只蚁蝼，大至芸芸众生，毁灭生命，便是极大的罪过。既然如此，为什么佛教对日本军人没有教化作用和约束力？
陈明福：日本虽然是个佛教大国，但佛教中的轮回涅槃的思想却不是国民信奉佛教的内容。更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它宣扬什么人死后都要成佛，当然就没什么善恶之分。事实上，日本的佛教已经失去劝善功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禅宗是佛教的宗派之一，以静坐默念为修行方法。相传南朝宋末(公元5世纪)由印度和尚菩提达摩传入中国，唐宋时极盛。后由鉴真等高僧传入日本。禅宗后分成北方神秀的渐悟说和南方慧能的顿悟说两宗。但后世唯南方顿悟说盛行，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这便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语的来历。
“顿悟说”故然有劝人改恶从然的作用，但教义不如“渐悟说”严谨，尚留有给坏人作恶的“慰藉”作用。即“挥舞”屠刀、作恶再多、罪孽深重也无妨，只要“放下”，便可“立地成佛”。换句话说，这样一来，为使信徒觉得不必要去作长期的、苦苦的修炼，甚至可以这么想和做：今日持刀放纵“挥”，明日“放下”便成佛！
日本十分流行坐禅，但却不是为了进入禅的悟证境界，而是武士道训练自己的控制能力，以适应肉搏的需要。禅宗对生死的超然，成了武士的精神支柱。
于是，武士道精神就与禅宗联系在一起了，禅宗成了武士锻炼武技的必修课。要求武士念念悟死，达到禅宗对死的觉悟的精神境界。禅宗对意义的扬弃，正好被用来奴化武士，成了武士效忠主人的思想武器，成了无条件尽忠的行为模式。
把杀害人、结束别人生命当作儿戏，死是光荣的归宿。
所以日本兵把中国人脖子和胸腹视作是最好的“磨刀石”和“试刀器”，不仅军官士兵都嗜杀成性，甚至连军夫之流也要借来战刀，抓个中国人试试身手。
江户前期成书的《叶隐》，对武士道作了系统总结，“所谓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发展成为近代军人的信条，同时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在甲午战争前与后，曾任日清贸易研究所代理所长、为攻占金州、大连湾和旅顺口多次献策、引路的根津一都到京都林丘参禅，在他意志消沉时得到过寺里一个叫滴水和尚的参禅激励。
随后，潦倒的川岛浪速也前去京都林丘寺时，也是这个滴水对川岛不懈鼓励，使川岛浪速再次打起精神，来中国寻求发迹。
滴水和尚虽身披袈裟，却满脑子军国主义思想，志灭中华。这在日本和尚中不在少数。
还有一个名叫一休的禅宗传人，认为“入佛界易，进魔界难”。他对“进魔界难”的心情是：既想进入而又害怕，只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这种心境有时表露出来，有时深藏在内心底里。按这个理论作推断，即没有“魔界”，便没有“佛界”，凡意志薄弱的人是进入不了魔界的。于是，就有了禅宗另一句众所周知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号：“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若将佛教按“他力本愿”和“自力本愿”不定期划分宗派，那么主张自力的禅宗，当然会有这种激烈而又严厉的语言了。
主张“他力本愿”的日本净土真宗的始祖亲鸾，也有一句话：“善人尚向往生，况恶人乎”，这同一休的“佛界”、“魔界”，在心灵上有相通之处，也有差异之点。那位亲鸾也说，他“没有一个弟子”。一心想进入“魔界”，“逢祖杀祖”、“没有一个弟子”，信奉这样禅语之人，什么样的骇人听闻的事做不出来？
既不信奉因果报应，又极端看重死后名誉
徐锦庚：“因果报应”是一句重要的佛教语，“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佛教和某些宗教，都主张“修来世”，谓今世多做好事、善事，定会得到报应，能使“来世”摆脱困境和苦难，更加美好地生活。日本人不相信“因果报因”吗？
陈明福：早在公元11世纪，日本王朝衰落，政权也由公卿转到武士手里，从而进入镰仓时代，武家政治由武士阶级掌握政权、实行统治，一直延续到明治元年，约达七百年之久。西行法师(1118~1190)是跨平安和镰仓这两个朝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且来看他的一首诗：梦里相逢人不见/若知是梦何须醒/纵然梦里堂幽会/怎比真如见一回。
这虽是梦之歌，但却直率且具有它的现实性。此后的诗人，就变得更微妙的写实了：竹子枝头群雀语/满园秋色映夕阳/萧瑟秋风荻叶凋/夕阳投影壁间消。
有代表性的诗歌是民族的心声，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日本民族重实见轻幻觉，重当今轻未来，重现世轻死后，重既得轻憧憬的思维方式与处世之道。
存在主义哲学在日本深入人心，他们信奉：人不免有一死，但你思死时表明你还活着，你就必须为你的当下的存在(生)负责，必须为你的选择负责。日本人对死的不同理解和感悟，凸显出了不同的人生目的和不同活法。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生死观，使得日本世风普遍鄙视“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观。
日本战后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江藤淳在家中割腕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中自嘲：自己不过是只形骸，而自杀是自己处决此一形骸。日本另一位作家吉田兼好在《徒然草》里就有这样的说法：在四十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
武士道要求武士为名誉不惜一死，在武士看来，利和名这两种东西，谁都喜欢。不过，利只是一时的过眼烟云，而名却是万世流芳的。日本“风土”学者第一人哲郎说：武士之所以肯舍去一切，不过是为了名誉罢了。在他们看来，名誉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得失，还关系到祖先和儿孙的荣誉，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武士会不惜牺牲生命而保全名誉。这就是日本军人有那么多人选择切腹自杀的原因。
道德相对主义与双重性格
徐锦庚：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花与刀》中写道：“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 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观感，但当别人对其行为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她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如何理解日本人这种矛盾性格？
陈明福：菊花是日本皇帝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的书名形象地道出了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也指出其劣质性。
在日本，善与恶、是与非都是相对的。对日本人来说，忠才是最重要的道德，为天皇尽忠是日本人最高道德，不论行为本身是对与错或善与恶。他们既可以是狼又可以是羊，对下级是狼，对上级是羊，对外是狼，对内是羊。道德取向摒弃了“仁”，崇尚“忠”，实际上是“愚忠”。
这里，关于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确实有一种一脉相承的逻辑连带。日本独特的武士道精神和独特的道德土壤，确实有利于军国主义的滋生；而军国主义也巧妙地利用了武士道，利用其巨大的精神力量煽动国民对天皇的绝对效忠，煽动国民对外侵略。
中国学者李冬君这么一种说法，颇为深刻：武士文化及其思维模式具有复杂多变、极端矛盾的特点，服膺强者藐视弱者，对主子、对强权，恭顺忠诚，可以切腹、集体自杀；对弱者则刀劈、枪刺，拿来做活体实验。若技不如人则会虚心求助，一旦自觉强大则侵略扩张。明治政府建立后，又将这种本来是封建领主为约束武士的行为而制订的道德规范沿用下来，在军队内部大力宣扬，训练出一支毫无人性的、嗜杀成性的军队。
就以作为大和民族重要精神支柱的武士道来说，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得中肯，它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节而又野蛮残暴。它是一个日本体系，这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
残酷无情是日本人的天性。灌输这种思想的首先是家庭，其次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人是最重名誉、重面子的民族，但是，虐待、嘲弄和侮辱又是日本社会最常见、最重要的教育手段。在学校里，不仅教师随时随意惩罚学生，高年级学生也都有戏弄和虐待低年级学生的习惯。在军队中，这一切自然就更为极端。
虐待狂与受虐待狂的性格结构，使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了最强大的号召力。而一旦成为一种集团心理和社会行为，它的毁灭欲和破坏力还要增强千百倍。
日军虐待俘虏在世界上的军队中是最严重的。据资料记载，在二战中，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关押的盟军俘虏的俘虏死亡率是1.4%，而被日军俘虏的盟军战俘死亡率高达10%—12%，即比德军高出七八倍。
在凶兽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凶兽
徐锦庚：同情弱者，怜贫惜弱，应该说是人类的天性。面对手无寸铁、苦苦哀求的平民百姓，为什么日本军人无动于衷、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泯灭人性？
陈明福：按照日军将帅、官兵的逻辑与心理，应该是任凭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长驱直入，为所欲为，中国军人和百姓都应当是忠于“皇军”和“太君”的汉奸，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抵触和反抗，更不能损害日本人的一根毫毛；都应当笑脸相迎，低眉顺眼，主动献物慰问，热情为皇军效劳。即使这样，中国人也不能免遭屠杀的命运。何则？因为这么多英勇的武士要磨刀、试刀怎么办？需要中国人的脖子、脑袋、胸腔、腹部作工具，需要中国人的鲜血润锋、染旗；日本兵要进行杀人比赛需要很多真道具，不将中国人当活靶还能去找谁？还有，这么多日本兵要发泄强烈的性欲，需要千千万万中国的“花姑娘”供他们轮奸，任他们蹂躏……如果中国人不遂日本人的心愿，有“负”日本人的反抗行为，有惩罚日本间谍的做法，那还了得，便要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列宁语)，无休止的残酷报复，来发泄他们心头之积忿。这已被一百多年来日本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实践所证明。
但再深入研究一下便可以发现：日本的“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中的“人”，特定是指弱者中国人，再扩大一点范围也包括朝鲜人、东南亚人，即亚洲的黄种人，绝非欧美人甚至俄国人。这是与日本“欺软怕硬”，“在凶兽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凶兽”的德性是一脉相承的。
在日俄战争中，日军死伤成千上万，尸体覆盖战场，而当俄军投降后，他们并未虐待俘虏，更未杀戮报复，相反，将他们遣送回国时可以携带财物，关照备至。至于在二战期间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遭美国报复，当秘密研制的“小男孩”和“胖子”在日本广岛、长崎初显身手，让日本人第一次尝到了“原子核”的味道，在盟军的致命打击下，最后不得不无条件投降。日本人并没有对美国人结下什么深仇大恨，而是拜倒在美国脚下，甘当仆从。
战后，日本人给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大量信中，大部分是问安，激励，感谢乃至臣服的表示。同时，赠送家宝、土地、物产的也相当多。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日本居然有数百女性在信中对这个“至高无上”的男性写道：请让我生您的孩子吧。
这就是日本人的只信服胜利者的逻辑。
民族歧视导致民族仇视
徐锦庚：纳粹德国之所以对犹太人赶尽杀绝，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自诩为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日本把中国人蔑称为“支那人”，对中国人痛下杀手，可否理解为：由民族歧视导致民族仇视，是否也是日本统治者屡屡侵华的原因之一？
陈明福：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及文明程度，都有着高度的同一性，在血缘、地域和世代的演变中，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和延续性。在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世代承袭直至今天，而不像中国的皇帝可以由其他姓氏通过战争等手段取而代之。日本文化也没有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毁灭现象，没有欧洲中世纪长达千年的文化断层，没有过大陆国家那种异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和相互交融的现象。这样就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很容易衍生出优越、自豪、自我欣赏、自命不凡的民族心理。
日本曾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虚心学习者和大量吸收者，由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不思进取和改革，特别是几乎同一时期起步的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前者以失败告终，后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使两国的差距迅速拉大。日本“脱亚入欧”后，对落于他后面的中国及朝鲜等国竭尽蔑视、鄙夷、丑化之能事，似乎认为他们只配匍伏于日本人的脚下，永远当驯顺的奴隶。这是日本之所以对他们“杀戮不异犬与鸡”的重要原因。
日本人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存极端歧视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成见。“对中国这种劣等民族就是要杀。不杀，他们的"汉心"就换不成"大和心。"”这是当时侵华日军的主旨。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些日本官兵当了战俘之后，仍以其“优秀民族”自居，他们鄙视朝鲜籍战俘。他们甚至认为，把他们与朝鲜人关在一起，“简直是把人和猪狗等同起来”。而朝鲜籍俘虏公开控诉日本人继续压迫、欺凌他们的种种劣迹。
在这个问题上，早年便提倡“脱亚论”、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福泽及其弟子尾崎行雄，他们曾竭力宣传过：“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他们说：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为反对人类之幸福，亦为反对世界之利益也。如此狂暴无道之国，宜等闲视之，断行我之天职可也。今虽等闲视之，他日中国果能踏上开明革新之途，列国皆能分享其福利，则会豁然感悟，唯感谢我之恩泽而不遑也。
侵略者的逻辑总是自以为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可以被杀戮，侵略而毁灭的？何况是中国这样具有千年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呢？
日本的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也为日中友好做了大量工作和好事，中日友好相处成为时代主流，且在不断发展，这些事实必须看到。但在日本的国民中，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消除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当中国强盛了之后，一些日本人的心态更是失衡。
岛国民族“天狗吞月”的疯狂
徐锦庚：日本是个岛国，四周被汪洋大海包围。日本统治者屡屡侵犯中国，在其扩张野心的背后，是否也受一种岛国危机感的驱使？
陈明福：由于日本长期处于锁国状态，四周被大海包围，缺乏在大的国际环境中的磨炼，国民养成了一种独善主义性格，日本学者称之为“岛国根性”。他们习惯于用自己的眼光去打量和衡量外部世界。因此，面对外部世界，要么妄自尊大，要么自惭形秽。倭五王时代也好，圣德太子也好，丰臣秀吉也好，当他们在国内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羽翼略显丰满时，就表现得不可一世，急欲征服其他民族，而这种尝试一旦遭到失败又会马上掉转头来虚心学习，甚至俯首称臣。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特点，使得一些日本人对自己生活的列岛有一种危机意识。日本列岛多山，平原极少，地下资源十分有限。同时，由于日本列岛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地质构造带上，因此火山、地震频发。再加上台风、暴雪等自然灾害也经常袭击日本列岛。一些日本人就借这种危机意识，强调其国土狭小、物产贫乏、人口众多，必须向外发展。并且，把向外发动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战争看成是全民利益，是解决民族生存的根本途径。这种观点在日本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成为主张对外侵略者蛊惑人心的重要思想依据。
李兆忠在《暧昧的日本人》中写道：这个岛国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天狗吞月的疯狂。其思想精神具有无边的威力，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这种民族特性、思想精神有优长也有缺陷，是柄双刃剑，看你怎么引导，怎样扬长避短。据我之愚见，这如同中华民族一贯崇尚和奉行“和为贵”一样，既能以德感人，以诚待友，又易柔弱有余，强悍不足；既能谦光自抑，厥辉愈扬，又易过于忍让，遭人欺凌；既能和衷共济，安分守己，又易守拙过甚，忠厚成迂。中国的固有领土和领海不断被周边国家蚕食，从历史上来看，列强瓜分中国，而当今是“列弱”蚕食中国，南沙海域外国的石油井架林立，钓鱼岛仍被日本占领着，中国渔船和渔民常受日军巡逻队驱赶、拘捕、殴打，中国从“和为贵”的古训出发，不轻易动干戈，只是提提抗议而已，这固然有从战略全局考虑的因素，不能因此便认为政策软弱了。
日本民族血液里流淌的“天狗吞月的疯狂”，能使千千万万的青年为天皇慷慨赴死，更令人惊愕的消息是，“儿子因健康原因被拒绝参军而母亲自杀的事不乏其例”。发出一个征求志愿敢死队的号召，就会有数百人面临必死的境地而争相报名。许多军官和士兵在开赴前线之前都为自己举行了葬礼，表示要为国捐躯，作战中被俘虏就自杀。日本青年一心要在军队中服役，所有的名门望族都试图为国效力，或送子弟从军，或捐献钱财……能产生小小岛国以武力征服世界、实现“八紘一宇”的狂想，最后落得自己付出巨大的牺牲，饱尝失败的苦果；但当他们将这种思想精神用在另一方面后，也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确实创造了诸多人间奇迹，成为令世界惊愕的“经济动物”。
日本民族的历史观：不忏悔
徐锦庚：一个民族想要复兴，想要重新崛起，就要正视自己的错误。知耻而后勇，这是一种非常负责的态度。二战结束后，德国将反法西斯教育列为德国民众基本政治教育，德国政要每年都参加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活动并发表演讲，都是为了教育下一代不忘历史。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时，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同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德国正是凭借其反省历史的真诚，重新赢得了邻国的信任和尊重。后人称之为“德国总理跪下去，德国人民站起来”。反观日本，既没有从战败中汲取教训，更没有对军国主义思想彻底清算。这是什么原因？
陈明福：这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决定的。战后德国的认罪和忏悔，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纳粹时代的罪恶。而日本民族的历史观则是从不忏悔，宁愿永远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前行，日本政府不以为恶，反以为荣。甲午战争后，对违背国际法，纵容日军肆意烧杀抢掠的军事指挥官，日本政府没有任何惩罚，反而视为英雄，予以表彰。如大山岩战后叙侯爵，1898年晋升陆军元帅。野津道贯以功晋大将，授伯爵。奥保巩授男爵。桂太郎任台湾总督等等。甲午战后，日本政府狂热地奖励侵华、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罪犯，致使日本战犯，不但没有罪恶感，反而产生了自豪感。这就为日本后来继续侵占旅大40年，奴役东北14年，霸占台湾50年，犯下种种罪行埋下了祸根。
还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原因，因为二战结束后日本由美军单独进驻，并非如德国被盟军分割占领。美国为了狭隘私利，故意在东亚保留和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以对抗苏联、压制中国，并未清算过战犯罪行，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根子从未铲除过，钓鱼岛等问题就是美国一手制造的“玄机”。
基于这些原因，为了掩盖罪恶，逃避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政府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
一是采取“抵赖”、“不予理睬”、“置之不理”、“不承认主义”，这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定下的国策，被历届日本政府坚定地奉行。
旅顺口血腥屠城后，日本政府采取了掩饰和回避责任的态度。如参谋本部编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一书，完全掩盖日军的旅顺屠杀事件。正如日本历史学家藤村道生在《日清战争》一书中所指出的：“这样一来，旅顺屠杀事件的责任问题就被搁在一边。但结果从日军的军纪来说，却产生了一个不能掩盖的污点，对残暴行为毫无罪恶感，以致后来又连续发生了这种行为。”
日本《朝日新闻》1988年9月26日有篇《从南京大屠杀想到旅顺大屠杀》的文章写到：日本政府始终没有追究侵略者的责任，也没有采取善后对策，并对日本国民隐瞒了事实真相。因此，世界上特别是日本国内的人就逐渐将此事淡忘了。于是，43年后就爆发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案。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略者不记得旅顺大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没有忘记旅顺大屠杀，直到今日也铭刻在心。
二是正因为不承认种种暴行和罪行，所以便不需忏悔，不更弦改辙，继续我行我素，这是日军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大规模地杀戮平民的根本原因。二战期间，日侵略军不仅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制造许多无人区，而且侵占东南亚各国后，所到之处亦进行多次大屠杀。这些暴行都是甲午战争中旅顺大屠杀的继续和重演，完全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包庇、纵容所造成的。
三是实在抵赖不过去，则采取纂改历史，避重就轻，多找借口，轻描淡写的手段，继续欺骗公众和后代。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日本学校的“教科书”上斟酌字句，一再修改，大做文章，比如创造性地用“进入”一词代替“侵略”。须知，他们的前辈早就用过“占领”。
四是吹捧、纪念、崇拜、神化战争罪魁，将他们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让世世代代的日本人都将他们视为民族英雄。首相等政界要人，顶住世界舆论的压力，坚持年年参拜；假如迫不得已需要稍作收敛，那么便用改换日期参拜来掩人耳目。正因为如此，江山代有才人出，“英雄”自有后来人。
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感中说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这让我想起了唐代柳宗元的《蝜蝂传》：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堕地死。
记者 徐锦庚 来源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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