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这部电影，是我每年春节闲下来时必定要重温的。片中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物，细细口味之下，都能够有新的收获。

　　《辽沈战役》作为《大决战》三部曲的开篇，音乐片头之后，第一个镜头是主席正在向上攀登。无尽的黄土高原，让主席的身影也显得如此渺小。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气吞天下，气势雄浑，为整个解放战争大决战历史进程，作一个总括性的回顾。主席步履蹒跚一步步向上攀登。俯瞰黄河流凌解冻。大片大片的冰块开始松动，在黄河上形成凌汛。声势如雷，声闻几里之外。喻示着解放战争的坎，爬过去了。接下来的战争局面将要发生重大变化，正如这黄河凌汛。

　　解放战争两年多以来，中国出现了两种命运决战的局势。这时候的党已经完全成熟，在解放战争中，充分运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又是政治谈判，又是军事反击；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在农村，由减租减息，改变为土地改革；又由土地改革，转变为减租减息。城市政策，不搞罢工斗争，不搞武装起义，还要保护私营工商业，提倡劳资两利；保护工厂，保证正常生产，增加生产，支援前方。对城市，夺取了又放弃，放弃了又争夺。对国民党的国家机器的支柱一一军队，用北京（和平解放）、天津（彻底消灭）、绥远（围而不打）三种方式来解决。最后甚至与资产阶级实行广泛的联合，组成“联合政府”等等。

　　所有这一切，原则是坚定的，策略是灵活的，为了一个目标一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九月会议是中共中央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辽沈战役》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五大书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绘画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仅仅用了三年多一点时间，就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开八月会议,共产党开九月会议,真可谓针锋相对。平心而论，国民党绝非没有人才，常凯申放到中国君主排名榜上名次也不会太靠后，很多国民党的将领都曾经是抗日名将，在抗日的战场中他们也曾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勇敢的与侵略者殊死搏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郑洞国在里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孤守长春多日，他们虽然最后被我党打败，但并不算丢人。但另外有一个党派，之前也是我党的精英，如今却成了历史的笑柄。

　　这就是中共的反对派，后来的托派。抗战胜利结束时。在上海蛰伏了八年的托派，亲身感受到了沦陷区人民突然激动起来的心情。虽然他们在抗战中一直叫嚷要从战争中引发革命，并要为革命的来临而准备，可是，8年下来上海的托派“少数派”只发展了十几个人，“多数派”也不过二、三十人。

　　但是，托派不愿去寻找为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弱小、如此狼狈的原因，这原因就在于托派的理论和路线的错误。跟托派预言的不一样，抗战并不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失败，恰恰因此而胜利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并不因与国民党合作而“投降”、“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恰恰因此而走出困境，更加强大，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际上，苏联非但没有被打败，反而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托派理论的破产，连第四国际的头目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托派却没有这种承认错误的勇气。他们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以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大城市，没有离开工人阶级，也未向资产阶级投降，而向共产党表示骄傲。所以，他们对解放战争，进行种种指责和破坏，以求战后中国的历史能按他们托派描画的蓝图进行。

　　中国托派见此种种变化，眼花撩乱，惊慌失措，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没有看到过革命是这样搞的，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不是这样的。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也没有这样说过。他们认为凡是历史上没有过的，马、恩、列、托没有说过的，中国都不应有。

　　对于毛泽东亲身犯险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托派认为抗战结束时，“构成了革命前夜的局势”，本来可以夺取全国政权，共产党却不去夺取，指责中共接受重庆谈判是反映了“农民斗争的反动性”，是“中共领导政纲上的错误，维护莫斯科的利益和中共上层的地位。”

　　对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反击战争，托派一概斥之为“美苏之争”，国共之间的“私斗”和“混战”。说什么人民经过抗战，“已苦不堪言，……但残酷的现实还是驱使他们重遭战祸！以前的牺牲是为了民族独立，现在当炮灰又为的是什么？”甚至提出由他们托派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来瓦解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战争。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托派更是竭尽破坏之能事。说这场运动是“小资产阶级政客”领导的，最终走向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妥协分肥”。为此，他们向青年提出警告：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走革命捷径，应该背向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你们的中心政治口号，不是虚幻的”联合政府“，而是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一只有它才能带来和平、大米、土地和自由。”

　　对于解放军在战争中主动放弃一些城市的策略，托派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共产党军事上“惨重失败”，是“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的结果。

　　更可笑的是，他们又在延安“失守”上大做起文章来，检讨中共的政治。他们认为这在军事意义上不大的话，在政治上和革命政策意义上，却颇为重大，是中共“一贯错误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于是又把中共历史上所谓错误数落一番，最后断言：没有城市工人斗争，限制了中共在内战中的规模和力量；只自限于农民游击战争，不能占领与保持城市据点，不能对国民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能不缩小其区域，如果延长下去，最多能保持与苏、蒙直接相连的地方。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前，共军战略进攻节节胜利，消灭了敌人一百五十二万余人，解放了石家庄、洛阳、四平街等一百六十四座城市；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一个普遍的认识，认为中共将取代国民党而夺取全国政权。可是，托派却起来批判这个看法。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多数派的中央党委开会讨论政治形势，彭述之和刘家良说，”我们还不要忘记，国民党是有美援支持的，中共要想在军事上完全摧毁国民党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政治上，他们认为共产党虽有武装力量，但在国民党之区域内，还没有很大的影响，在城市无产阶级中。也没有基础。因此，中共代替国民党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更没有可能夺取政权“，最多像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社会革命党“，最后自愿隶属于资产阶级，反过来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在此时还颠倒黑白，把中共的优点说成是”弱点“，妄断共产党”真正的弱点“在于占据了农村，它的武装力量建立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农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无论在经济、政治、交通及军事上，城市都是中心，都足以左右农村。所以谁占有重要的城市，谁就是全国的主人：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了。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底和四九年初，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夺取了济南、长春、沈阳、天津、北京、徐州、郑州、开封等北方所有的大城市之后，托派又怎样说呢？

　　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军事上的胜利，并将夺取全国政权，但又胡说中共胜利主要原因是“对方的过分腐败无能，与苏联强有力的军事援助。”同时，中共胜利“只能促进和加速美帝反苏战争的爆发，把中国拖到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中去！……中国人民将有几千万被牺牲。”因此，他们煽动中国工人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要求国共立刻停止战争”。当时，“停战”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要阻止解放军渡江作战。

　　他们还哀叹城市工人阶级，没有像托派想象的那样起来干涉解放战争，说是中共的“反动政策才造成城市工人今天对农民军事胜利的冷漠、迷惑、怀疑和瘫痪的态度！”解放军“占领城市（从济南到天津）从没有唤起过城市工人的热烈响应。这一刺目的事实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以三次暴动来迎接北伐军的热烈态度，形成可悲的对照！”

　　其实，他们那里知道，中共中央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解放军已经有力量解放城市和减少城市革命力量不必要的牺牲，指示不必搞大革命时的武装起义来配合城市解放，而只要搞策反、护厂、护店、护校等保护其他重要设施、继续生产、交通情报工作等。这本来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但对于教条顽症患者的托派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对托派教条主义者而言，世界局势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理论的纯洁性。他们要求革命越彻底越好。他们并不关心这种纯洁和彻底能不能实行，也不关心群众会因为这些付出多少代价。这就使他们得不到群众的爱戴。

　　他们高高在上，跟群众尿不到一壶。所以他们的思想只能是无源之水。

　　他们自己也对自己思想缺乏信心，所以用有系统的诋毁和伪造来保持他们的小教派。

　　他们要求为了他们的主义，牺牲群众的特定需求和要求。如果不这样做，就是改良主义者，或者甚至“阶级合作主义者”。

　　托派站在纯理论的角度，不知道因应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形势，政策应该是不断变化的。

　　他们指责真正的革命者的“摇摆性”，仿佛自己才是始终如一的。这跟右派骂毛泽东反复无常没什么两样。

　　没有主义的指引，想根本解决问题是办不到的。但是，不去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迫切的问题，再好的主义也只能束之高阁。

　　所以，还是我们简简单单地引用“圣经”的话语吧！让我们说：你要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衣不蔽体的人提供衣服，为生病的人提供医疗，为无家的人提供房屋，保护孩子免受暴力（我再加一句：为文盲的人提供教育），那就是群众能够、将会渐增地了解的语言。